战后欧洲六十年 卷四 新欧洲 旧欧洲1989~2005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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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立兹奖决选名单
　　亚瑟．罗斯图书奖（Arthur Ross Book Award）
　　撒缪尔．强森奖决选名单（Samuel Johnson Prizes）
　　纽约时报、英国卫报、伦敦书评、Foreign Affai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推荐
　　《纽约时报书评》《新政治家》《观察家》《独立报》《卫报》年度选书

　　2012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欧洲联盟
　　「欧盟是对历史的回应，但永远无法取代历史。...像狐狸一样，欧洲懂得很多。」

　　一九八九年，苏联解体，东欧从铁幕走出，在欧洲大门外张望，极力想重返欧洲，贫穷的东欧，让四十多年来，偏安一隅的富裕西欧开始动摇，不断询问：欧洲人是谁？什么能代表欧洲？

　　频繁的交通网、流行的英语促成各地更密集的交流。一九九二年马斯垂克条约之后，欧元和欧盟正式将欧洲凝聚一体。这个充满活力的组织，将战争的欧洲，带向和平的欧洲，因而获得二０一二年诺贝尔和平奖。欧洲不只是地理上的名词，还升级成一种生活方式，比美国更值得学习 。

　　但是，随着时日渐长，这个深入到乳酪上的标签都能管的超国家组织， 并没有激发欧洲人的热情。繁复的决议过程，还有大国操控，令议案常常停滞不前。由于不具备国家特有的征税和开战的合法性，使人民仍旧效忠自己的国家；在后民族国家的时代里，养老金的发放和保卫国民的安全仍由国家担此重任。

　　欧洲大地上的裂痕，除了国与国间的战争，还藏在对待犹太人的罪愆里，各地树立起纪念碑，象征对往事的整顿和释怀。只不过，这场与过去的和解反而提出了另一个难解的疑惑：谁是受伤最深的民族？尤其对东欧来说，受到共产主义迫害的人，难道会比犹太人来的少，来得轻吗？

　　族群的争端并未停歇，全球化下，许多外来移民来到欧洲，形塑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会，但是，当经济困境一来，欧洲白人便开始排外，极右派种族主义成为足以挑起选民激情的新主张。

　　借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说法，如果爱欧洲的心，能够像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刚萌芽时，法国式的爱国心那样，具有延伸性，能超越欧洲，超越白人，扩及世界，也许欧洲能成就另一番新局；那是欧洲的机会，也是挑战。

【封面图片说明】
柏林犹太屠杀纪念碑，二○○五年揭幕，一位参观者在2711个高矮不一的混泥石柱间跳跃。纪念碑由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设计。

作者简介

东尼．贾德  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于伦敦，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受教育，在剑桥、牛津、伯克莱、纽约大学执过教鞭。2008年被诊断为「运动神经元疾病」（俗称渐冻人），2010年病逝于纽约。在纽约大学期间，担任雷马克研究所所长。雷马克研究所是他于1995年所创设，专门研究欧洲。

　　他常为《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纽约时报》撰文。《战后欧洲六十年》名列《纽约时报书评》2005年十大好书，赢得外交关系理事会亚瑟．罗斯图书奖（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围普立兹奖决选名单，和撒缪尔．强森奖决选名单（Samuel Johnson Prizes）。2007年，获颁汉娜．鄂兰奖，2009年赢得欧威尔奖（Orwell Prize）的终身成就特别奖。

译者简介

黄中宪

　　1964年生，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专职翻译。译作包括《历史上的大暖化》、《成吉思汗》、《贸易打造的世界》、《破解古埃及》、《蒙娜丽莎五百年》、《大探险家》、《帖木儿之后》、《非典型法国》等

第二十章　易裂的大陆
第二十一章　清算
第二十二章　旧欧洲与新欧洲
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纷然杂陈
第二十四章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结语　来自死者之屋——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结语
来自死者之屋——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九年间，在遣送出境、入狱、摆样子审判、「正常化」的陆续摧残下，苏联集团内的几乎每个人，若不是自己遭到损失，就是成为带给他人损失的共犯。公寓大楼、商店和从已故犹太人或遭驱逐出境德裔那儿侵吞的其他资产，大多在几年后被以社会主义的名义重被没收——结果是一九八九年后，赔偿过去损失这问题陷入该从何时开始赔起的无解麻烦。共党掌权时人民的损失该予以赔偿？如果决定赔偿，该赔给谁？赔给一九四五年战后开始拥有资产，却在几年后失去该资产者？或该赔给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间被侵占或偷走的那些产业、公寓的原始所有人的继承人？时间要抓哪一年？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一九四一？每个年份都牵扯到道德先例和可能在政治上引发轩然大波的国家合法性或族群合法性的定义问题。

然后还有共产主义自己内部历史所特有的两难问题。请俄罗斯派兵摧毁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或镇压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那些人，该因为这些罪行而被传讯吗？一九八九年革命刚完成时，许多人认为该这么做。但他们的受害者里，有一些是前共党领袖。谁有资格得到后人的关注：被剥夺资产的斯洛伐克或匈牙利无名小农，或将他们逐出家园、但几年后自己也受害的共党党工？哪些受害者——哪些记忆——该先得到照顾？该让谁讲话？

因此，随着共产主义垮台，涌来滚滚的痛苦回忆。针对该如何处置秘密警察档案的热烈争辩，只是这事的其中一部分而已（见第二十一章）。真正的问题在于想借由颠倒对共产主义的记忆来压下那记忆的冲动。原是官方捧为真理的东西，这时遭到彻底的唾弃——可以说是被官方定调为虚假不实的东西。但这种打破禁忌的行为，本身有其风险。一九八九年前，每个反共者都被抹黑为「法西斯主义者」。但如果「反法西斯主义」原只是共产党的另一个谎言，那么这时候人们就不由得想以事后的同情，乃至赞同，看待此前所有遭抹黑的反共者，包括法西斯主义者。一九三○年代的民族主义作家咸鱼翻身。有些国家的后共产主义国会通过动议，赞许罗马尼亚的安东涅斯古陆军元帅（Marshal Antonescu）或巴尔干、中欧境内的同类人物。他们在不久之前还被痛斥为民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与纳粹合作者，此后地位提升，他们战时的英勇行径受到推崇（罗马尼亚国会甚至为安东涅斯古默哀一分钟）。

还有一些禁忌跟着遭唾弃的反法西斯言论一起倒下。红军与苏联的角色，这时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予以探讨。甫获解放的波罗的海三小国，要求莫斯科承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不合法，承认史达林片面破坏他们的独立地位。一九九五年四月，波兰人终于得到俄罗斯承认，在卡廷森林遇害的两万三千名波兰军官，其实是死于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之手，而非死于纳粹国防军之手，然后波兰人要求俄罗斯让波兰调查人员自由取阅俄罗斯的档案资料。至二○○五年五月为止，这两项要求似乎都不可能得到俄罗斯的默许，余恨仍然未消。

但俄罗斯人也有自己的回忆。从卫星国的角度看，苏联版的晚近历史明显不合史实；但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它可信之处甚多。二次大战是「伟大爱国战争」；苏联军人和平民的死伤人数都居世界之冠；红军的确使东欧大片地区脱离了德国统治的魔掌；希特勒的战败带给大部分苏联公民——和其他人——真正的满意和宽慰。一九八九年后，俄罗斯境内许多人对于过去的兄弟之邦——一九四五年靠着苏联军队的牺牲而脱离德国魔掌的那些国家——不思感激的表现，着实大吃一惊。

但尽管如此，俄罗斯人的记忆分裂为两半。这一分裂分出了两个机构，两个民间组织应运而生，以推销具批判性但彼此观点南辕北辙的俄国共产主义史叙述。「纪念碑」（Memorial）于一九八七年由自由派异议分子创立，以取得、公布苏联历史真相为目标。该组织成员特别关注伤害人权之事，特别强调应承认过去的作为，以防止同样的事重演。早两年成立的「回忆」（Pamiat’），也致力于找回、推崇过去，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回忆」的创办人，属于反共异议分子，但远远谈不上是自由派，他们想提供经过改善的俄罗斯史：不只拿掉苏联「谎言」的污染，还摆脱掉不属俄罗斯传统的其他影响，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才几年工夫，「回忆」就扩张势力，进入民族主义政治领域，把俄罗斯遭忽视、「滥用」的历史当武器来挥舞，借以抵挡「世界主义」的挑战和闯入者。

悲情政治——不管这些政治在细节上有多大差异，甚至彼此抵触——构成前苏联核心地带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间最后仅存的连结。对于国际社会贬低他们过去的苦难和损失，他们同感愤恨。前苏联劳改营的受害者怎么办？他们为何未受到像纳粹压迫的受害者、倖存者那样的赔偿和纪念？还有战时受到纳粹压迫，战后没多久又受到共党压迫的数百万人怎么办？为何西方如此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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