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蒋介石被枪声惊起。
他顾不上穿衣提鞋，仓皇向外逃命，
由此开始了让他刻骨铭心的十四天……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幕后真相
捉蒋又放蒋的曲折过程
少帅纵虎归山的后果
一心抗日却被送出国的杨虎城
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经过
被囚禁长达十二年的杨虎城
将被释放却又难逃特务大网
杨氏父子同遭秘密杀害
历史上的悲剧人物
杨氏之孙为杨虎城平反昭雪的努力
「为了救国，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次摔掉了，我也毫不后悔，摔得值，摔得响！」
杨虎城为了团结国内力量抗日，不惜联合张学良，「兵谏」蒋介石！
即使，这个决定让他丧失了军队，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西安事变的发生，打破了蒋介石六十天剿灭红军的美梦；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促进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分化与新的组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牵动了国际大局。十四天的拘禁，使蒋介石颜面无光。
当少帅张学良为「顾全大局」而重新拥护蒋为领袖，甘愿「负荆请罪」时，一个报复他、报复杨虎城的计划也随之展开……
作者简介
杨瀚
本书为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耗费大量心血，在收集、整理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的基础上完成，详细记述了杨虎城将军悲壮人生的着作。本书涉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且深入分析探讨了围绕杨虎城将军的几个未澄清的问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
杨瀚原居北京，现任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一九九六年移居加拿大，曾在一九九九和二○○○年两次到夏威夷探望过张学良，完成其父亲杨拯民的遗愿。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前言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七十六年，这段历史虽已过去，但尘埃并未落定。
一篇历史感言引发两岸较力
从西安事变后到一九五五年的十八年间，除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发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基调来反映这个事件外，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社会舆论对这个历史事件虽不时有所提及。但是谁都没有再就这个事件做出详实的叙述。其原因从国民党蒋介石方面是害怕世人了解事变的原委、过程、真相；共产党方面忙着打天下、建国安邦；舆论界并不掌握事件的史实。
一九五五年，在西安事变中曾亲身参与营救蒋介石的郭增恺，出于对老友杨虎城的情感和对历史的责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分写下了标题为《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这篇长达十万字的文章。在香港《热风》杂志上连载发表。使西安事变的真相从一个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统公佈于世。
郭增恺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蒋介石长期隐瞒事变真相，编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许多谎言。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与震动。
看到这篇文章，蒋介石急了，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脸面和谎言，他一面派特务给郭增恺寄去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同时启用被他已软禁了二十年的张学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蒋介石单独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向张宣佈蒋的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张闻听之后，颇有震雷贯耳之感，「反覆思维，深自反省」。紧接着又下达了让张学良写出西安事变回忆的指令。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注：老刘即刘乙光）于是，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开始撰写西安事变回忆，一个月后完成了初稿。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刘乙光到达台北，将张学良的回忆长函面交蒋介石。同月二十日，蒋即传唤刘乙光，声称「（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已有进步，我甚安慰。他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同时命刘将郭增恺的文章转交张学良，要张在回忆录中加以驳斥：「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谈之间，给刘的感觉是，蒋「需要甚急」。
郭增恺因不是张学良的部下，事过多年，张对郭已不记清了。但为了完成蒋交代的任务，张学良苦思凝想后将「回忆」修改了两小段，另写了《慨中国文人之无行》一文来交差。张在该文中说：「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
「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说不到什么条件成交，更谈不到见证，就是有见证的话，恐亦轮不到该郭增恺名下。」
同时，张学良并于十二月廿一日致蒋一函，声称读郭文之后「可气亦殊可笑」。函云：「此人为谁，良诚已忘却，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对，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党，他是属于共党尾巴的第三党，在第三党中也不是什么重要者。当年曾为杨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亚也。在回忆文中难将其人搀入，兹仅就其故说之处，针对如上，以证其无的之言，另写一纸以驳之，未审可用否？」
蒋介石拿到了这篇讨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总算平静了一些。当下，他没有再逼张学良写其他材料，因为他已经取得了张学良为他在历史所上的政治保险单——《回忆西安事变》。
根据他对张的了解与把握，只要张自己写下来了，致死不会再翻案了。他想，当年参与谈判的杨虎城已被他杀了，张学良已成这样，郭增恺有张学良去驳斥已十分有力了，今后西安事变的历史就可由他任意书写了。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宋子文在事变后用英文写下了亲历西安事变的经过，四十年后在美国史丹佛大学向世界公佈。这份历史资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戳穿了他煞费苦心编撰的《对张、杨训词》、《西安半月记》等谎言。
自一九五七年年初起，张学良又遵蒋介石之命，开始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四月廿二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稿一部分回忆张作霖，题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忆自己，题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变的有《我之与国民党》和《出洋归国与管束》两节。张在该稿中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等等。
一九五八年，蒋介石将张学良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在台湾高级干部中公开。这些内容很快就传到了大陆，在相关人士中引起震动。许多人出于对张学良的热爱与盲目崇拜，当时否认这份回忆录的真实性，称之是台湾方面完全伪造的。而周恩来却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纪念西安事变廿五周年招待会上，欣然接受杨虎城之子杨拯民的建议，在大陆成立一个高规格的西安事变资料征集组织，开始了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研究，西安事变的史料遂从那时开始逐步走向公开。
针对张学良在台湾的处境与状况。一九六二年，周恩来经过一番考虑后，写了一封只有十六字，没有具名的短信，向这位老朋友表达了政治上的关怀。这十六个字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周恩来的密信，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调查部精心安排，通过与张学良家有亲戚关系的朱湄筠女士，经香港送到台湾，并巧妙地送到了张学良的手里。张学良自看到周恩来的信后，便没有再写政治性的文章了。
应该肯定，是郭增恺的《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引发了台湾海崃两边，国共双方对西安事变的再度关注。
还原历史的艰辛
根据周恩来的指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西安事变资料的收集工作。之后成立了由刘鼎、南汉宸、高崇民、赵寿山、杨明轩、阎宝航、刘澜波、王炳南、吕正操、申伯纯等组成的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随之，全国政协着手向曾经参与事变的各方当事人，知情人征集材料，请其写回忆文章，进行史料的征集编写。
正当征集工作进行时，「文化大革命」骤然而起，此工作被迫停止。「文革」中，为保存这批已征集到的资料，许多人不畏艰险，想方设法总算保存下了一批珍贵的史料。其中反映杨虎城历史的珍贵史料，在「文革」前，多由曾担任过杨虎城秘书主任的王菊人先生负责整理保管。「文革」中为怕遭毁坏、遗失，王先生和陕西省民盟的一些同志冒着风险，将这些珍贵的资料砌在了一堵墙中，遂使这批资料保存至今。但也有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文革」中流失了，其中就有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赴美国、欧洲考察期间的日记。这本日记，原本是杨虎城的家属捐献给国家的，在「文革」中被人以「借阅」的名义从全国政协的库房中拿走，变为了其个人的收藏物。
一九七九年，随着全国政协工作的恢复，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复。但是，当年的许多成员却在文革期间先后作古。为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中央决定再行充实小组成员。由刘鼎、刘澜波、吕正操、王炳南、粟又文、谢方、平杰三、童小鹏、宋黎、万毅、杨拯民、汪锋、阎揆要、孔从洲、高扬、史永等组成了新的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工作恢复后，首先把原先征集的材料依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了筛选研究；并查阅了中央已经公开的有关档案；访问了还在世的当事人；参考了海外学者关于西安事变的论述；还参阅了台湾方面公开的相关材料，着手编写出版了「西安事变简史」。
这个简史在一九八六年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时发表。同时一些当年参加「事变」的人士也纷纷撰写回忆文章，使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惊险色彩的这段历史，逐渐见诸世人。使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当时由于诸多的限制与顾虑，许多历史资料与历史真相还不能公佈。
当时大陆方面主要所顾及的：先是张学良在台湾还没有获得自由，怕危及他的生命安全；后是希望张学良获得自由后，能够回到大陆来。而台湾方面则一直要维护蒋介石的「领袖权威」。这样便使得人们对事变的了解不能全面，对杨虎城对事变的作用了解更不能深入。
特别是在海外，当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杀害了杨虎城，为了掩盖自己违反政治伦理，灭绝人性的暴行，对外严密封锁了消息。在台湾，很长一段时期在书籍和文章中提及西安事变时，都尽量不出现杨虎城的名字。企图让这位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二级上将的杨虎城从历史中消失。后来随着蒋家父子两代统治的结束，杨虎城才逐渐在台湾为人所知。而作为这一暴行的责任者中国国民党，却始终没有对非法囚禁、杀害杨虎城及家人、部属的行为做出任何的说明。
今天，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历史的不断发展。西安事变的真相随着历史资料的逐渐公开，也越来越为人知晓。随之，杨虎城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就凸显了出来。
以史为鉴，振兴民族
多年来，海崃两岸人士对西安事变的研究角度，大都集中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兴衰、利益方面。事变虽然是在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事变的酝酿、策划，共产党完全不知情。促成事变爆发的根本因素，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华民族不愿屈从外人统治、奴役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自一九一一年来，中国人追求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民主精神的一次大爆发。只有从这两个角度去认识、研究西安事变，方能理出错综复杂的历史头绪，解读出当事人种种奇异的表现。
我撰写这部《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与杨虎城》，是希望从一个角度还原历史，让后人知道，杨虎城这位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者，为了国家的存亡、民族的振兴，是如何抛头颅洒热血的。他的一生体现了：人民为大，民族为上。
导读
西安事变－－祖父人生中最辉煌的一页
我的童年是在张蕙兰祖母的身边度过的。一九五四年，当时我的父母都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工作。我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西安，由蕙兰祖母抚养。我对祖父杨虎城的最初认识，是在祖母家开始的。
还记得在我记事后不久，初冬时分的一天，家里大客厅里正前方摆起一个身穿西装戴眼镜男人的大幅照片。在他的面前摆起了香案，燃着一些蜡烛和贡香；还有一个供桌，桌上摆着一些点心和水果。最特别的是在诸多食品中有一碗由蕙兰祖母亲自用菠菜制作的「面」。从下午开始，许多大人陆续聚集到家里。傍晚时，人们肃立在大客厅里向这个大相片讲话，我也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们一起向照片行三鞠躬礼。以后每年这个时节，都有这个活动。我长大点后从家人口中得知，照片中的人是我祖父，叫杨虎城，是个将军；来家的近百人都是他的部下。
再后来，一个亲戚给我念了一本描写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我才知道祖父杨虎城是因为要求抗日被蒋介石派特务用匕首杀害的，是烈士。
我懂事后，祖母平日里也讲一些祖父的生活与性格特点，但从没详细说过杨家的身世，我想是她不愿勾起心中的痛苦吧。
到上小学时，我才回到父母身边生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十二岁的我，在学校也想参加「红卫兵」，可当时入「红卫兵」要查三代，而我对家世并不知道。回家问了母亲，才知我的曾祖父是个木匠。
一九六九年春节，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如火如荼。我们家已两年没有团聚在一起过春节了。可喜的是，父亲在被关了一年的「牛棚」后，回到家中，我们全家共同过了一个团圆节。
过节期间的一天晚上，父亲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父亲从祖父家遭横祸，百里扶梓讲起，从西安事变一直讲到祖父遇害；又讲了他自己进延安参加革命的经过，回忆了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他，询问祖父情况的过程。这晚，在近三个小时里，他讲了许多，十分激动。我们五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十四岁，第一次比较系统接触到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一九九六年我移居加拿大后，接触到许多台湾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交谈往来中了解到，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在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清楚。知道的也仅知道是张学良作乱犯上抓了蒋介石，根本不了解前因后果。
祖父对张学良将军的真诚，在我父亲杨拯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继承。他与张将军的四弟张学思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同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们成了好朋友。解放后，来往不断。文革前，张学思在天津搞「四清」，经常来我家与父亲畅谈。张将军的胞弟张学铭也是父亲的好朋友。特别在「文革」之后，他有大事愿找父亲商议。我结婚时，他还送了礼物。张将军的五弟张学森，也是父亲的好朋友。几年前，张学森在北京突然去世。为了办理好丧事，父亲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年事，一天曾数次去见其家属，忙前忙后。对其女儿张闾衡更是关怀备至，从政治、生意到生活上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与关怀。父亲对张家的事，始终当成自家的事，有时甚至超过自家的事来办。
一九九一年，张学良将军在遭受长达五十多年的幽禁后，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邓小平发出：「你们要关心这个人。」的指示。随即，开始了组团赴美看张的准备。当时，中央有一种意见是让父亲去。首先因为他的身分，并且他与张有过直接接触（这样的人当时已很少了），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从事统战工作，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与政策底蕴。能够做张的工作。为完成此行，父亲做了充分的准备。但遗憾的是，中央派了他人赴美，错过了一次促张回国的时机。从此，父亲就留下了一个心愿：有生之年见张一面。
在以后的数年中，父亲时时关注着张的一切，经常托人带去问候与思念。一九九六年春，全国政协领导批准了父亲赴美探张的要求。他非常高兴，要我与他同行。就在我们完成了各项准备（办好了签证），打算订机票时，北京医院检查出父亲患了癌症。医院提出要马上手术。父亲问，手术后一个月内能否恢复？如能，他就做手术，因为他要去见张。医生当时告诉他可以恢复，父亲当即表示尽快手术。
就在要去见张的信念促使下，父亲在七十六岁高龄做了这次大手术，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不料，手术后身体恢复极差，探张之旅只得搁下。病榻中他对我讲：你先出国，等我好一些了咱们再去美国看张。到了一九九八年，他的身体稍有恢复，探张的念头又起。这年九月，我与他通长途电话时，我们讨论了新的赴美探张计画。谁料想，一个月后，就在他参加政协常务会议其间，悄然辞世而去。而未能见到张学良将军，就成了他最后未了的心愿。
三年后的一九九九年六月，我抱着了却父亲遗愿（希望能见张学良一面），和对这位曾与祖父一起同过生死，敢「把天戳个窟窿」英雄的崇敬，偕女儿好好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六月六日在闾衡、闾芝两位大姐热情的安排下，我和女儿见到了世纪老人张学良。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参加了他的百岁寿诞庆祝活动。活动中，我还与台湾来的郝柏村将军进行了友好交谈。两次夏威夷之行，了却了父亲代表杨虎城后代看望前辈的心愿，但却无法完成父亲促其荣归故土的想法。在与张的接触中，感到他不愿再提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倒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隐情的想法。
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人们给予祖父杨虎城很高的评价，但遗憾的是，缺少对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此前，几十年间仅出版了米暂沉先生撰写的《杨虎城将军》、吴长翼先生撰写的《千古功臣杨虎城》等少数描写杨虎城生平和思想的传记着作。
近两年，在整理父亲的遗稿《往事》时，为核对史实，查阅了大量有关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资料。在查阅这些资料中，我对杨虎城有了前所未有的新认识。产生了撰写一本能够尽量反映祖父杨虎城壮烈一生书籍的强烈冲动。
二○○六年八月，我在加拿大写完了祖父的一生，原本以为可以为先辈划上句号，但我的心情依旧沉重。
西安事变应该说是祖父最辉煌的一页，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祖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祖父追求真理、热爱国家民族的精神永存于我的心中。
谨以此书献给祖父在天之灵。
杨瀚
图书试读
临潼枪响
西安事变的第一枪是东北军打响的，十二日凌晨四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领该营中担任蒋介石週边警卫的部队来到了临潼华清池。因为华清池的大门由他们守卫，所以进大门时没有引起任何麻烦与惊动。当他们接近二道门时，看见蒋的一个卫士在来回走动，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战士开始进攻。
当东北军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王玉瓒等几枪便把他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的侍卫们惊醒后，凭借门窗拚命抵抗，东北军战士奋勇进攻。一时间，枪声和手榴弹炸声响彻骊山。
王玉瓒和步兵连连长王世民等利用廊柱及黑暗角落，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他们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就飞步闯进卧室。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但人去室空。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五十余人也赶到了，他们便立即向西安报告蒋介石跑了。
在杨虎城身边亲身经历了个惊心动魄夜晚的王菊人说：
天大亮了。刘多荃由临潼来电话报告说：华清池已完全佔领了，只是蒋介石还寻不见，他的被子尚温，估计跑不远，正在搜查中。张接了电话后，放下听筒不语。大家也相对愕然。
原来这次事件，决定时间紧迫，佈置不够周密，行动又很仓卒，所以发生了漏洞。东北军捉蒋的部队，对华清池周围的地形不清楚。张在事先带白凤翔、刘桂五去见了一次蒋介石，只是认清了蒋介石住的房子，旁的地形是不清楚的。
蒋的住房，南窗甚大，可以开阖。跳出窗子，向西是华清池的房屋，跑不出去，向南是陡山，上不去，只有向东沿房后山边是空地，可以上山，下坡向东跑。因为事先无法观察地形，包围圈不周密，漏掉了这个地方。所以当时估计：蒋可能向东跑上山，或者再向东跑向公路寻他的专车上的武装，也可能由东南逃向山区。那时还担心蒋介石急急忙忙绊倒在石崖下被摔死。
当时我们判断，蒋没有事先跑了，而是临时逃走，按体力说他跑不动，按时间计算（距开枪时间不到一小时）他跑不远，按地形说他只能在骊山附近。张即要杨下命令。杨从电话机上命令临潼部队，立即加派部队扩大包围范围，并以一部迅速截断临潼后山一切大小路，特别注意山沟、窑洞、岩间隙洞、山石四周、民房寺院，严密搜查。命令蓝田保安大队副立即通知沿山口各保甲，民团，封锁各山口，遇有进山的人立即解送西安，不许放走一人。命令临潼县保安大队副立即协同部队，回应搜查。命令卫士队队长白志钧带兵乘汽车沿西潼公路搜索。
当白志钧带队搜寻至临近临潼华清池时，突然碰到一架飞机降落在公路上，白当即扣留了驾驶员和飞机。据驾驶员讲，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命他驾机接蒋委员长的。他把白一行误认为是委员长，因而降落下来。
这一情况报到指挥部后，张、杨分析定是有人洩露消息给洛阳了。后经检查各自的通讯部门，果然找出了内奸。原来事变发生后，他们把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延迟发出，却抢先给洛阳特务机关报告了蒋被扣的消息，所以祝绍周就从洛阳派飞机来救蒋了。
西安城里虽然蒋军人多，情况复杂，但由于事前准备充分，战斗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到十二日早七点半，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员警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后来杨虎城派许权中上去指挥，半小时就解决了战斗。
到早八时，十七路军拘禁了在陕的南京方面的大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张沖、万耀煌等，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曾扩情、参谋长晏道刚等人。解除了蒋系部队、宪兵、员警、特务的全部武装，扣留了机场里的全部飞机，控制了全城。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邵元沖逃跑时被流弹击毙。
蒋介石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清晨天未亮时候，蒋介石听到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他慌忙下床，穿着睡衣就跑出屋门。因为当时前面枪声紧，他直奔后门，想从后门跑掉。可是后门锁住了，出不去，便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面的院墙，跳墙逃走。不料这一跳墙，使蒋介石受了大苦。
用户评价
这本《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与杨虎城》仿佛是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窗户，让我得以窥见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从封面上那庄重而沧桑的字体，我便能感受到一股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它不仅仅是一本记录历史事件的书，更像是一次与伟大的历史人物进行跨时空对话的邀请。想象一下，在那动荡的年代，国家危难之际，杨虎城将军这位民族英雄，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以他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胆识，做出那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抉择。这本书，我想一定能让我深入了解他的人生轨迹，感受他内心的挣扎与抉择，以及他为国家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八年抗战，那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抵御外侮的艰难岁月，这本书能否生动地描绘出这场战争的残酷与壮烈？能否展现出无数普通中国人在国家危难之际，所爆发出的惊人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我期待着能在这本书中，看到那个时代鲜活的面孔，听到那些慷慨激昂的声音，感受那份永不磨灭的民族精神。
评分这本《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与杨虎城》从书名就透着一股不寻常的历史分量。西安事变，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事件，总是让我充满探究的欲望。而将它与“八年抗战”以及“杨虎城”这三个关键元素放在一起，更是勾起了我对那个时代历史细节的好奇。我猜测，这本书可能不仅仅是对事件本身的梳理，或许会深入挖掘事件的背景，比如当时的政治格局、民族矛盾以及国际影响。而杨虎城将军，作为事变的重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他的个人经历、思想转变以及在事变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必然是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很想知道，这本书会如何描绘这位将军的传奇一生，以及他如何从一位地方实力派成长为一位坚定的抗日民族英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会将西安事变的发生，如何巧妙地融入到“八年抗战”的宏大背景中，展现出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深远意义和推动作用？这本书，也许能让我更全面地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国人民是如何在内忧外患中奋起反抗，直至最终取得胜利的。
评分翻开这本《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与杨虎城》，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决定中国走向的历史关头。西安事变的发生，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杨虎城将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是功不可没。我好奇的是，这本书会如何细致地梳理出事变发生的起因、经过和影响？是仅仅陈述史实，还是会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人物关系、政治博弈以及深层的社会动因？我很想了解，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杨虎城将军是如何权衡利弊，做出最终决策的？他的个人情感、家国情怀又是如何在他内心交织的？而“八年抗战”这个宏大的主题，这本书又将如何与西安事变联系起来？是侧重于抗战的整体进程，还是着重于西安事变如何成为抗战爆发的重要导火索？我想，这本书或许能帮助我更清晰地理解，那段艰难岁月中，无数中国人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所经历的血与火的洗礼，以及他们的精神力量是如何凝聚的。
评分初见《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与杨虎城》这本书名，便被其所蕴含的历史深度所吸引。西安事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其背后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总是引人深思。而杨虎城将军，作为这场历史巨变的亲历者和推动者，其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的交织，更是值得深入探讨。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走进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去感受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去理解当时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角力。书中是否会细致地分析事变发生的导火索，以及事变对后续抗战进程产生的关键影响？杨虎城将军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会从更加立体、更富有人情味的视角进行展现？例如，他作为一位将领，如何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安危之间做出抉择？八年抗战的宏大叙事，又将如何与杨虎城将军的人生故事巧妙地结合，形成一条清晰而感人的历史线索？这本书，或许能让我对那个时代的英雄群像，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有更深切的体会。
评分我拿起这本《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与杨虎城》，不仅仅是为了追溯历史的脉络，更是希望能够从杨虎城将军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身上，汲取力量和智慧。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将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一个长达八年的宏大战争紧密联系，并点出了关键人物。我猜想，书中一定会对杨虎城将军的生平进行详尽的描绘，从他的成长经历、早年戎马生涯，到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最终成为西安事变的参与者。而“八年抗战”的部分，我想书中可能会穿插描写，将事变的发生置于抗战的宏大叙事中，展现出它对于凝聚民族力量、推动全民族抗战的深远影响。我特别期待的是，书中能否呈现出杨虎城将军在事变前后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在面对国家民族危亡时的坚定立场和无畏精神。这本书，也许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选择是如何艰难，而又何等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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