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往的研究中,唐代被认为是较不重视孝道的时代,
  但本书以士人行孝的生命经验,整合制度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视角,
  建立层次丰富的唐代孝文化图像。
 
    委别高堂爱,窥觎明主恩。今成转蓬去,叹息复何言。
 
 ──陈子昂〈宿空舲崃青树村浦〉
 
    唐代士人为养亲而求仕,为求仕而离亲;宦游迁转的生涯模式,以及儒家伦理法制化形成的诸多规范,深刻影响士人的孝道实践。本书以唐代士人的孝道实践及其体制化为主题,关注人与制度、文化如何互动折冲。从官僚制度、礼律规范、社会习俗、宗教文化等脉络,考察士人如何实践当时社会所认定的子道,包括:养亲、服丧、葬亲、祭祀,以及于唐代获得长足发展的追赠先世和追荐冥福。分析士人实践孝道可能遭遇什么困难,行孝重心落于何处,孝道的评价标准有何变化。借由重建唐代士人身处之伦理体制与情境,捕捉唐代士人的生命经验,以及唐代孝道文化的特质。
   
 作者简介
 
  郑雅如
 
    新竹市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女性史、社会文化史。着有专书《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另撰有〈中古时期的母子关系──性别与汉唐之间的家庭史研究〉、〈齐梁士人的交游──以任昉的社交网络为中心的考察〉、〈「中央化」之后──唐代范阳卢氏大房宝素系的居住形态与迁移〉、〈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等文。
   
 第一章 绪论
  前 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唐代孝道研究回顾
  第三节 研究取径与章节安排
 
 第二章  生养死哀
  前 言
  第一节  志在禄养
  第二节  解职归侍
  第三节  服丧与起复
  结 语
 
 第三章  归葬先茔
  前 言
  第一节 归祔先茔的伦理意义
  第二节  仕宦家庭的归葬
  第三节  迁延多年的葬事
  结 语
 
 第四章  追赠先世
  前 言
  第一节  汉唐间追赠先世的发展
  第二节  追赠先世于私门的意义
  第三节  国家提倡「以忠成孝」
  结 语
 
 第五章  追孝与追福
  前 言
  第一节  祭祀:示不忘先
  第二节  追荐:救拔先人
  结 语
 
 第六章 结论
  第一节 士人的孝道实践
  第二节 士人行孝的特质
  余 论
 
  征引书目
  索  引
  后  记
   
士人普遍性的宦游
 自隋代废除九品官人法,实行科举取士,乡里不再是士人累积入仕声誉、取得任官资格的场域。唐代延续隋朝选制,士人入仕的途径以荫任与科举为主。不论是借由门荫或科举入仕,士人为追求仕途,往往必须离家宦游。
 唐代的荫任与魏晋南北朝有着重要差异。荫任资格以官品为准,且限定于五品以上官员;受荫子孙不一定皆可授官,必须先进入京师学馆求学,或于京师担任千牛、斋郎等见习性质的职务,经考课或考试合格者,才能授官。故以荫任入仕者,在成为官员以前就必须长期留住京师。
 唐代的科举主要以诗赋、策论、经义取人,虽然具备考试形式,其实具有浓厚的自荐成分。士人不论为了取得州县的取解名额,或是为了增加科考录取的可能,皆必须与官员文士互动往来,进献文章,以博取名声。故大量有志于仕的士人离开乡里,前往帝国首都长安、洛阳或区域性的大城市活动,培养有助于入仕的名声与人际关系。
 中晚唐由于方镇大开使府,节帅拥有辟署僚佐的权力,士人亦可由辟召入仕。不过朝廷规定只许奏请已取得出身、或是六品以下正员官为僚佐,虽然实例中曾见未取得出身的平民得到辟署,但仍为少数。此外,府主遴选僚佐多考量行政才干、文学才能、名声等条件,不一定选取地方人士。因此欲得辟召的士人也是四处宦游,寻找入幕应辟的机会,宦游之风并未稍歇。
任官须回避本籍
 隋唐官制另一重要变革是,取消州县长官自辟属官,地方人事权统归中央;而中央授官以本籍回避为原则,故唐代士人多不能在家乡担任基层地方官。
 任官回避本籍的限制,虽然自汉代已经形成,但影响范围只及于少数由中央任命之上层地方官,人数更多的郡县掾属,基本上由地方长官辟召当地大族子弟任之,故多数士人可留在家乡任官。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弟马少游曾谓:「士生一世,……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这样的人生蓝图或许可为汉代士人所想望,而在唐代仕宦体制下,士人已不可能勾勒如此前途。
 
坦白说,刚开始拿到这本书时,我有些担心会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学术专著。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这本书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动方式,将唐代士人复杂的孝道观念和实践呈现在我眼前。作者对史料的精细考证,使得书中每一个论点都有坚实的依据,同时,他并非仅仅罗列事实,而是善于将这些事实串联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不同阶层士人如何践行孝道,以及他们在面对不同社会情境时所展现出的差异性。这种微观的视角,让我对宏观的社会制度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尤其是在探讨孝道如何融入官僚体制时,作者的分析让我看到了制度的强大塑造力,也看到了士人在制度约束下的无奈与挣扎。读完这本书,我仿佛穿越回了那个时代,亲身感受到了唐代社会浓厚的孝道氛围,以及士人们在其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
评分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关于“孝”的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而这本书无疑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之一。作者在书中呈现的唐代士人的孝道实践,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和多元。他并没有将士人描绘成教条式的孝子,而是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在面对家族责任、个人抱负与社会期待时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与现实取舍。让我尤其赞赏的是,作者在阐述孝道如何被“体制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其正面影响,而是也探讨了这种体制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比如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以及在特定时期被政治化利用的可能性。这种辩证的视角,使得全书的论述更加客观和深刻。对于我这样一个并非专业学者的读者而言,这本书的语言流畅易懂,叙述节奏把握得当,使得我在阅读过程中不会感到枯燥,反而能够随着作者的思路,一步步深入唐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感受他们对“孝”的理解和实践。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唐代孝道的学术研究,更像是一次对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世界的深度探访。作者在梳理孝道实践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对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以及政治制度的深刻剖析。我尤其被作者在论述孝道“体制化”时所展现出的细腻笔触所打动。他没有将体制化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机器的强加,而是展现了士人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将自身的孝道理念与官方的制度要求相融合,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演变。书中对具体案例的深入挖掘,使得那些尘封的史料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让我能够清晰地看到,孝道在唐代士人的生活中,是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点滴之中,又如何在社会层面被放大和塑造。这本书的逻辑严谨,论证有力,但又不失文学性的感染力,这对于任何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来说,都是一本不容错过的佳作。
评分这本书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深入探讨了唐代士人在孝道实践上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实践是如何逐渐融入并被当时的社会体制所接纳的。我尤其被作者对史料的细致挖掘所折服,那些散落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的点滴信息,在他的笔下汇聚成了一幅清晰的图景。他不仅仅罗列了孝道的条文,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具体人物故事的解读,展现了孝道在个体生命中的具体显现。从父慈子孝的理想化描述,到现实生活中种种不易,这本书都给予了充分的呈现。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分析朝廷如何通过制定相关法令、设立孝廉制度来强化和规范孝道时,那种抽丝剥茧般的论证过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现象描述,更像是一场关于古代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如何相互塑造的精彩对话。读完之后,我对于唐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的核心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
评分这本著作在解读唐代士人孝道问题时,采用了非常独特且富有启发性的视角。它没有局限于传统的道德评判,而是将孝道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中进行审视。作者对于“体制化”这一概念的运用,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我之前可能仅仅是将孝道理解为一种个人化的家庭伦理,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国家机器如何积极地介入,通过教育、制度和奖惩机制,将孝道塑造成一种社会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撑。书中对一些具体案例的分析,比如朝廷如何利用孝子事迹进行宣传,以及地方官员如何考核士人的孝行,都让我觉得耳目一新。作者对于文献的驾驭能力非常强,即便是一些晦涩难懂的古籍,也能被他梳理得条理清晰,引证有力。这本书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套富有洞见的分析框架,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和制度史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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