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这是韩国思想家白乐晴为亚洲特有的政治形态「分断体制」，提出的思考、行动架构。虽然因韩国大选结果未能施行，但或许能为历史背景相似的亚洲国家指出更接地气「民主」的思考方向。
这或许是一个失败的提案，却指出「民主」新的思考方向。
「2013年体制」是韩国思想家白乐晴于2011年所推出的思考、行动架构，企图以2012年的年底大选为契机，开创朝鲜半岛的新局势。
虽然2012年最后是由大国家党的朴槿惠当选，而非在野的文在寅，所以这个计画未能真正推行。但这本推动运动的小书，不只总结了白乐晴原创的「分断体制」等论点、直接用来分析韩国的政经体系，更成为诉求一个新政治架构的提案。
所谓「分断体制」是白乐晴以韩国现实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概念。虽然韩国「分断」的现实是在1951年就诞生，但1953年「分断体制」才建立，也就是说，有许多社会机制、利益团体、意识型态，因为「分断」而得以存在，也因此保护着「分断」的现实。这在对「统一」多有共识的韩国，成为诸多不公平、利益分配不均的理由。白乐晴认为，未来的政治走势，无论是福利国家或者是民主制度，都必须面对「分断体制」这个不存在于西方思想、制度的事实，才得以让韩国成为更好的国家。
在这本书中，白乐晴认为如要解决「分断体制」造成的困境，应跳脱政治角度，集结南北内部的改革力量，从民众的位置思考并创造出新的结构性条件，深化与民众息息相关的经济、社会民主机制，进一步发展福利国家及东亚共同体等概念，一方面解决南北韩的分断问题，同时推进朝鲜半岛民主的发展。
现在世界各国民主体制的设计，大都根源于欧洲「民族国家」历史的前提，而其宪政制度、代议政治、政党政治等制度都已证明困难重重，不论是一党、两党或者是多党政治，都因政党的内在本位逻辑而与民众社会生活情况渐行渐远。各个地区必须创造出新的、更为开放、更接地气的民主形式。
基于殖民地国家及民族自决等历史背景，「分断体制」成为亚洲特有的政治形态。白乐晴在这本小书中在「分断体制」这个大前提下，提出「2013年体制」为韩国因应方式；其他历史背景相近的亚洲国家，该如何面对自身在「分断体制」下的冲突与困境，或许才是我们最需要与这本小书，以及与白乐晴对话的意义。
著者信息
白乐晴Paik Nak-chung
1938年生于韩国大邱。高中毕业后赴美，1972年取得哈佛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曾任首尔大学英文系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现为首尔大学英文系名誉教授。定居首尔。
白乐晴于1966年创办季刊《创作与批评》，并担任《创作与批评》编辑至今。曾担任「民族文学作家会议」会长、「六一五民族文学人协会」顾问、「2007年亚洲、非洲文学庆典：全州」组织委员长、「市民和平论坛」顾问、「朝鲜半岛和平论坛」的联合主席以及「六一五共同宣言实行委员会」南方首席代表等职。
重要的中文译着有《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联经／台社，2010）、《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主要研究成果包括：《重新寻问文学》（2011）、《何处中道，为何变革》（2009）、《朝鲜半岛式统一，现在进行时》（2006）、《动荡中的分断体制》（1998）、《分断体制变革学习之路》（1994）、《看待现代文学的视角》（1991）、《民族文学的新阶段》（1990）、《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II》（1985）、《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I》（1978）等。
校订简介
白池云
现为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所的HK研究教授，《创作与批评》的编委之一。着有：〈Murakami Haruki an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East Asia〉（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10）、〈East Asian perspective on Taiwanese identity〉（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10），和《暴力的连锁，连带的环节：沖绳文学的发现》（2013）等。
李政勋
任职于首尔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与文化，同时也关心东亚区域内的知识交流活动。近期有编有《东亚：认识视野与实践场域》（2010）。
译者简介
李大可
1966年生于山东省德州市。文学博士，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代表论文有：《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刊物中的朝鲜声音》、《鲁迅在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接受方式——以李泳禧为中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
图书目录
韩文版前言
第一部
第一章 筹备「二○一三年体制」
第二章 开启东亚和朝鲜半岛的新时代
第三章 「后金正日时代」与「二○一三年体制」
第四章 「二○一三年体制」再思考
第二部
第五章 走向「包容政策2.0」
第六章 走过二○一○年洗礼，恢复常识和教养
第七章 韩国民主主义与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
第八章 「二○一三年体制」与「包容政策2.0」
在运动中思想：《打造二○一三年体制》读后／陈光兴
图书序言
陈光兴
一
迥异于白乐晴先生一贯长篇大论的着作，《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是南韩重要思想者白乐晴介入现实的畅销小书。构思与写作完成于二Ｏ一一年之际，这本小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个推动政治变革的思想运动者在现实动态过程中思考的实录。契机出现于二Ｏ一二年南韩的国会选举与之后的总统大选，他唿吁各个（进步）政治势力集结在一起，把选举转化成与民众一同思索韩半岛下一步可以怎么走的平台，凝聚共识才能预先规画二Ｏ一三年即将出现的新政治体制，并克服当前所面临的结构性僵局。因此，读者会发现书中与韩国现实有很强的对话性，作者是在演讲讨论中不断修正、推进他的思路。
白先生思想的基本动力，在于他长期关切超克韩半岛分断体制的问题，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具有更为宽广的整体性、延展性，因为分断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环节，绝对不能孤立起来看。 「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这个具有启发性的分析架构──（一九四五战后→一九五三体制→一九六一体制→一九八七体制→二Ｏ一三体制的想像）──可以收缩到以下的叙述中来理解：二次战后，韩半岛在脱离殖民地命运重新恢复独立时，是处于体质脆弱的託管状态，国际势力之间的竞争与国内政治力量的结盟，让南北在一九四八年成立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权，导致一九五Ｏ年韩战爆发，直到停火协定树立起了一九五三体制，其实质内涵除了确立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型态，也同时逐步形成延续至今的「分断体制」，成为全球冷战体系在东亚区域的核心构造。而南北的分裂与对峙更进一步造就了北边金日成四十多年的一人极权领导，与南边一九六一年起的朴正熙所代表的军事独裁体制。经过二十余年各种反对能量的积累，一九八七年的六月民主运动打破了独裁体制与军人政权的格局，新的政治体制虽然取得文人政权得以形成的方向，乃至于二ＯＯＯ年的两金南北高峰会议等， 但是并没有营造完整的经济与社会民主的条件，也仍然没能冲破一九五三年以来的分断体制。换言之，所谓「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就是要创造新的结构性条件，深化与民众息息相关的经济、社会民主机制，同时能超越一九八七体制的限制，特别是其中所延续的一九五三体制，在南北问题上进一步以「和平体制」取代「停战体制」，才能有效推进并解决韩半岛的分断问题，也才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推进韩半岛民主的继续发展。所以白先生的「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是对韩国当下提出分析性的架构，在指出目前的状况处于一九八七年体制的后期，当初虽然打破一九六一体制的格局，为可能的变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也设下了尔后发展的限制，希冀创造新的局势来翻越障碍。
二
南北韩问题是历史的产物，与亚洲的其他第三世界地区分享着相通的命运。第三世界的反殖民运动大都以民族解放为动力，最终以「民族国家」的打造为现代化工程的核心目标，然而过程中几乎没有例外地均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暴力伤痕。在亚洲区域内，印度／巴基斯坦分裂（一九四七）、台海两岸分治（一九四九）、两韩分断（一九五三）、新加坡／马来西亚分离（一九六五）、沖绳为美军占领后的复归（一九四五到一九七二），等等，所体现的国家暴力一方面是在战后的民族国家内部以族群差异的政治动员为夺权手段，延续战前殖民统治的种族主义分化逻辑，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全球冷战，在民族国家造成内战效应，两者之间交叉重叠、相互作用；从今天来看，冷战在世界史所处的关键效应在于延续殖民主义的运作，特别是在所谓前殖民地深化、复制民族国家作为殖民主义核心统摄装置的思维。后殖民时期亚洲各区域在抢夺、巩固政权时，大规模的肃杀行动于是发生：韩国济州岛四三事件（一九四八）、台湾二二八（一九四七）与白色恐怖（一九五Ｏ年代）、印尼大屠杀（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六）、大陆反右（一九五七）、马共的长期斗争（一九五Ｏ年代到一九八八）等。分断与肃杀事件造成受害的民众长期以来心灵上无法平息的巨大阴影，却因冷战形塑成政治禁忌而无法公开讨论，以致丧失对历史认识的能力。前人的心情无法为后辈理解，逐渐成为世代差异的鸿沟，而族群之间经验不同又无法对话，成为另一股冲突矛盾的暗流。一九九Ｏ年代后，冷战渐趋松动，国家暴力、民族分断、扫红、肃杀等被压抑的禁忌问题在各地以各种方式重返人间，原先被官方湮灭的「历史」，正在以「记忆」的形式（口述、自传、访谈；影、音、文字……等）慢慢大量涌现，在此关键点上要如何透过多元异质的历史记忆重访过去、恢复记忆、认识历史、接受历史，才能抱着释怀的心情缝补伤口、卸下包袱、继续前进，成为当前各地思想界共同的难题。白先生「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的提出，必须被放在上述的问题意识中来理解，因为「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不仅仅是对韩半岛内部的分析而已，它的普遍性理论意涵该更被彰显，困难之处在于上述的理解虽试图揭示共通的结构，而各地在地历史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属性，也反映了不同地方的能量。
白先生的分析架构的参照作用正在于它提供透视各地当代政治历史结构限制：
‧韩国 一九四五─一九五三─一九六一─一九八七─（二Ｏ一三）
‧台湾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八七─
‧大陆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一九八九─
‧沖绳 一九四五─一九七二─
‧日本 一九四五─一九五一─一九五五─一九六Ｏ─
以上简图的时间点可以向前向后延伸，为了便于讨论，以一九四五年战后为起点，列出几个东亚地区各地对应的关键时间点。参考上述韩半岛体制变动的轴线，对台湾与大陆而言，一九四九年两岸分断体制的形成，在台湾的表现以戒严体制出现，压制了岛内的异议政治力量，也阻绝了两岸之间的连动，直到一九八七年蓄积的政治、社会力量冲破了戒严体制迎来了解严体制，打开政党政治为主轴的空间，同时开启两岸重新互动的条件。而大陆方面，一九四九年建国时所形成较为宽松的一党专政体制，在一九五七反右运动后深化，钱理群称之为「五七体制」，简单的说是第一书记大权独揽的一元领导体制，开启了尔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发生的政治条件。这个体制所积累的危机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爆发，调整中逐渐形成「六四体制」，一方面以「改革开放」的经改为核心，以市场经济纾解压力，一方面持续「五七体制」的第一书记专政，全面控管政治、社会。一九九Ｏ年代后确立的「六四体制」推动了快速的经济起飞，却也带来至今阶级分化、工农失所的巨大压力。 两岸放在一起看，一九四九年所种下的分断体制在一九八Ｏ年代末期起开始松动，但跟南北韩一样，没有解决，造成当前两岸之间的新危机，而类似白先生所提出的二Ｏ一三和平体制是否能够有效解决冲突与僵局，值得讨论。台湾的一九八七体制跟南韩的一九八七体制一样，政党政治的民主形式没有设计、解决更为深远的社会与经济民主问题，而大陆所面临的困境是从「五七体制」到「六四体制」所遗留下来的未解的危机，也必须有新体制的想像出现，超越目前的难题。同样地，沖绳地区战后历经一九四五年美军军统体制，直到一九七二年复归日本，立即陷入日本一九五一脱离军统后在一九六Ｏ年以来形成的美日安保体制，美军基地在沖绳就地合理化，至今无解，要解决沖绳问题就要松动安保体制；而安保体制的实质意义，是在日本本岛一九五五年形成「五五体制」，即自民党长期执政的状况下，进一步设定了日本在东亚作为美国代理人的位置。长达三十八年的五五体制虽然在一九九三年被打破，但是除非有区域性的和平体制取代安保体制，日本在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位置很难产生变化，在此意义下，安保体制可以理解为日本与东亚其他地区存在分断关系的基础。
换句话说，白先生对于韩半岛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上升到区域的视角俯视各地特有的变动与结构性限制，这个相互参照的视野值得继续深化，这里只能提出相当初步的想法。
三
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的提案，其实暗示了一个特定的思想位置，是从超克既有体制困境的能动主体的发言位置来看全局。在二Ｏ一二年上海举办的亚洲思想界论坛中，白先生以〈韩际关系中的「第三方」及其对亚洲现代思想潜在的贡献〉为讲题， 试图思索运动的主体，而所谓的第三方就是除了南北韩官方、政府以外的「民众」，包括市场等非官方的组成。一个以民众生活世界为主体的思想运动必须能够启动，成为二Ｏ一三年体制的动力，也就是要能使现有的民主运作能够升级，克服僵局，而二ＯＯ八年韩国出现的大规模「烛光运动」，反映出既有的政党与代议政治无法回应、吸纳民众生活的需求。当然，东亚各地出现的大型民众运动不是南韩所特有，日本二Ｏ一一年福岛核灾后掀起的巨大能量可以说是沉寂了半个世纪以来民众运动的复甦，台湾从红衫军到太阳花的各种群众运动也都在强烈冲击政治体制，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群众抗争也都反映了政治体制的限制。力道强劲的民众运动在东亚各地的出现，提供了逆向思考问题的契机：要如何从民众的位置，把政党政治与代议士制度当成客观存在的条件；搭配着其他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民众运动该如何介入、争取、主导制度性的安排，让没有纳入政党政治的力量，能够转化成民主动力的核心？
我想白先生所看到的是既有民主体制设计的限制，其大都以欧洲历史产出的「民族国家」为前提，而宪政制度、代议制政治、政党政治的试验，在世界各地都已证明困难重重，不论是一党、两党或者是多党政治，都因政党的内在本位逻辑而与民众社会生活情况渐行渐远。特别是「欧体」的出现，意味着以自利为前提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崩解，各个地区必须创造出新的、更为开放、更接地气的民主形式。因此，东亚各地出现的民众运动，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尝试透过社会运动的方式，企图打开社会空间、建立社会的主体性，压缩政党政治的空间，让民众的主体性能够更成熟。用白先生的话来说，民主主义的根本就是「民众自治」（参见本书第八章），所以「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也不过是设计阶段性过渡的体制，要在过程中不断锻鍊民众参与的能力、修养及功夫，才能超越代议士政党政治体制，重新发掘以民众自治为基地的民主形式。
四
能够提出「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意味着韩半岛的客观处境使得南韩的进步圈内还存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团结合作不是在痴人说梦；与白先生处于同一阵营的白永瑞甚至进一步提出复合国家（compound state）的想法， 试图突破既有民族国家的框架，摆脱邦联（confederation）与联邦（federation）的想像，在接受两韩已经分离一甲子的情况下，让两个国家体制能够维持现状，同时寻求接近现实的统合，目的在于走向「和平体制」，创造新的条件在长远的未来能更为自然的磨合。相对来说，台海两岸或是在台湾内部，目前似乎不具备类似的提案空间，任何的提案都会被快速贴上标签，说明了缺乏共识、分化更深，但并不意味着《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分析本身不具对照意义。
白先生提出的「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最终没有在现实中落实，二Ｏ一二年的国会与总统大选，进步势力都失败了，但是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二Ｏ一三年上台后所面临内、外部的多重困境，反倒可以看到白先生分析的有效性，指向的是整体的、结构的限制，远远超出了党派与意识形态立场的对峙。《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显然不只是适用于「二Ｏ一三年」，打造运动没能成功不意味着就此取消思考，反倒是让我们看到「在运动中思想」的可贵，或许选举输了，而更多人看到要继续前进的关键之所在，能在下一波契机出现时更为精准的把握运动方向。所以翻译此书引进中文圈的用意，在于提供亚际共通的思考资源，从区域的视角共同思索落实的方向。白乐晴的「二Ｏ一三体制」，不仅是思想层次上的启发，也是实际运动层次上可参照操作的手册，对我们最直接的启发是：两岸问题是一九四九年体制所设下的局，要想像和平体制的建立，不能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设定的统独僵局里继续困兽之斗，要能破框思考才能海阔天空。或许，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两岸民众之间的实质互动中，暗藏了和睦相处的智慧，值得认真挖掘。更重要的是，和平体制的建立也只是克服历史中所设置人为路障的一个阶段，不是终点站，民众民主自治的道路还很遥远，得慢慢修练。
最后，感谢白乐晴先生的信任，并为了配合「二Ｏ一三年亚洲现代思想年度讲座：白乐晴」的翻译出版计画，他也特别为这本书的中文版作序。感谢李大可教授承担了繁重的翻译工作，白池云与李政勋两位同仁在百忙中分担了校订的任务，以及好友白永瑞负担了出版上协调的琐务。再次感谢行人文化实验室、亚际书院、梦周文教基金会与世新大学台社国际中心的支持。
──二Ｏ一四年八月于新竹宝山
图书试读
无论如何，李明博总统二○一三年二月就要下台了，即使继任者仍来自大国家党（译註：即现在的「新天地党」），即将到来的也是「后MB」时代；若在野党重新执政，那就再次出现了政权的交替。无论出现上述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仅满足于跨越「失去的五年」，重返此前的状态。
为克服八七年体制而发挥国民潜力的时期
之所以一定要为「二○一三年」加上「体制」一词，其原因正在于此。正如「八七年体制」这一概念是用来表现韩国社会因一九八七年六月抗争而发生的巨大转折，「二○一三年体制」也意味着要使二○一三年以后的社会发生足以被称为又一「体制」的巨大变化。这里的「体制」相当于英语中的「regime」，相较于「system」，「regime」一词的体系性较弱，而「二○一三年体制」这一用语本身也许还会被其他用语代替，例如，如果着眼于可能成为转换契机的二○一二年的两大选举的话，它也可称为「二○一二年体制」，而如果二○一三年之后的变化在短时间内促成了更为划时代的事件的话，它或许还可以围绕那个事件来命名。正因考虑到了这种可变性，所以才为题目中的「二○一三年体制」加了引号。
也有人主张将我们目前生活的时代称为「九七年体制」，因为以一九九七年IMF救济金融为契机，八七年体制已转换成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新体制。我无意正式介入这一争论，只想表明我本人出于几点理由不能对九七年体制论表示赞同。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新自由主义」一直是定义着包括韩国在内的现代世界特征的关键词之一，但在我看来，这个概念甚至在说明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后的韩国现实方面都显得捉襟见肘。
就拿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正式启动」来说吧，它似乎更适于说明一九九八年后实施的各种福利政策出现后退、市场万能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压倒了民主主义的二○○八年；但即使是在李明博时代，韩国也不能说是新自由主义独霸天下的社会，反而是各种形式的反自由主义随之死灰复燃的奇特社会。换言之，与其将此解释为推翻了「坚持南北对抗、反民主、反自由主义的军事独裁」的八七年体制，而以九七年体制取代，不如将之视为已耗尽初期建设性动力的末路局面的延续更为恰当。
用户评价
我从《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这本书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和现实关怀。作者的笔触，时而如解剖刀般精准，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层层剖开，时而又如画笔般细腻，描绘出时代的精神风貌。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深入其制度的肌理，而“体制”正是这种肌理最核心的部分。这本书的名字，点明了“二Ｏ一三年”这个时间节点，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时代感。我渴望知道，在那一年，中国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方面，究竟进行了哪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打造”？这种“打造”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应对外部挑战，还是为了解决内部矛盾？抑或是为了开启新的发展阶段？我对书中关于改革的讨论尤其期待。改革往往伴随着阵痛和争议，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些复杂议题的？他是否展现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角力，以及最终形成的妥协和平衡？我希望从中看到作者对中国改革路径的深刻反思，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审慎预判。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对一个特定年份的记录，更是一次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核心议题的深度对话。我期待能够从中获得启发，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战略谋划和制度建设的。
评分《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这本书，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二Ｏ一三年”这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我一直对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充满好奇，因为我知道，正是这些“体制”的细微之处，决定了一个国家前进的方向和发展的速度。这本书的名字，便直接点出了其核心议题——“打造”一个特定时期的“体制”。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够深入剖析，在二Ｏ一三年的中国，究竟是哪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需求，促使了“体制”的“打造”？这种“打造”是渐进式的调整，还是颠覆性的创新？书中是否描绘了具体的政策实践、改革方案，以及它们如何被推行和实施？我特别关注书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因为我知道，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经济体制的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作者是如何评价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又对哪些关键性的经济制度进行了“打造”？我希望能够从中看到对中国经济如何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的早期探索，以及其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一次对中国发展逻辑的深度探寻，我渴望从中获得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启示。
评分坦白说，当我拿起《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时，我内心是带着几分探究的冲动，也带着一些未知的忐忑。中国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自我调整和革新中前行，而“体制”无疑是这场变革的轴心。这本书的名字，精准地捕捉到了“二Ｏ一三年”这个重要的历史瞬间，仿佛在召唤我们回首那个充满变革张力的年代。我希望作者能够带我深入理解，在那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究竟是如何“打造”其“体制”的。是哪些深层的问题促使了这种“打造”？其核心的驱动力又是什么？我特别关注书中对政策制定过程的描写，以及政策背后的逻辑。在那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期，中国是如何在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国家安全等诸多目标之间取得平衡的？书中是否展现了决策者们在权衡利弊、做出艰难选择时的深思熟虑？我期待能够看到作者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深刻剖析，对那些塑造了今天中国格局的关键性制度安排的详细解读。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载，更像是一堂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开课，我渴望从中汲取智慧，理解中国发展的独特逻辑。
评分《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这本书，如同一扇窗户，让我得以窥见“二Ｏ一三年”那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中国。我一直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那些驱动变革的深层力量和制度性安排充满了好奇。这本书的名字，直接点出了其核心议题——“打造”一个特定年份的“体制”。这本身就传递了一种主动性，一种对未来的规划和塑造。我迫切想知道，在作者的笔下，“二Ｏ一三年”的“体制”究竟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它是在哪些领域进行了“打造”？是为了解决哪些具体的社会或经济问题？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论述非常感兴趣。在那个时期，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界定和优化政府的职责，是至关重要的课题。我希望能够从中看到作者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深刻洞察，以及对那些塑造了我们当下经济格局的制度性决策的详细分析。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关于历史的叙述，更是一次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我渴望从中汲取经验，理解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评分当我在书页间穿梭时，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作者则扮演着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和严谨的实验者，他正在对“二Ｏ一三年”这个特定的社会生态系统进行细致入微的解剖。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并非那种浮光掠影式的时事评论，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扎实的实证分析。我一直在寻找能够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那些难以言说的深层原因的著作，而《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似乎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我尤其好奇的是，“打造”这个动词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它意味着一种主动的塑造，一种有意识的设计，而不仅仅是被动的适应。那么，在作者看来，二Ｏ一三年的中国，究竟在“打造”一个怎样的“体制”？这个“体制”的蓝图是怎样的？又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个“打造”的过程？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还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我期待作者能够提供清晰的脉络，展示出决策者、利益集团、社会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互动与博弈。我对那些关于制度创新、政策调整、经济改革、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论述尤为感兴趣。我希望能够理解，在那个关键的年份，那些关于资源配置、权力运行、利益分配的规则是如何被重新审视、调整甚至重塑的。这本书，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把解锁“二Ｏ一三”社会密码的钥匙，我渴望通过它，更清晰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内部涌动的变革力量，以及这些力量是如何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
评分我怀着一种对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的浓厚兴趣，翻开了《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强烈的时代烙印和行动宣言，仿佛预示着一场关于国家运行模式的深度塑造。我始终认为，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深入其“体制”的内部。而“二Ｏ一三年”，无疑是中国发展史上一个充满重要意义的年份，承载着转型、变革与前行的使命。我渴望知道，在这本书中，作者是如何解读并描绘“二Ｏ一三年”的“体制”的。它是一种延续，还是一种创新？是针对国内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是对国际格局的回应？我特别关注书中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述。在那个时期，中国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调整和优化其治理模式的？它是否涉及权力结构的重塑，还是信息流通的改革，抑或是决策机制的完善？我期待作者能够提供一种宏观而又微观的视角，既能展现出“体制”在顶层设计的宏伟蓝图，也能触及到它在基层实践中的具体落地。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节点的记录，更是一次对中国如何在一个日益复杂的全球化时代，构建和完善自身发展模式的深入研究。
评分我满怀期待地翻开了《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试图从中寻找到解读中国发展轨迹的线索。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行动的指向性——“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在我看来，一个国家能否持续繁荣，其“体制”的健全与优化至关重要。“打造”这个词，更是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主动的塑造和对未来的积极规划。我特别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具体描绘“二Ｏ一三年”的“体制”的。它是在哪些领域进行了“打造”？是为了应对怎样的挑战？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的论述。在那个时期，中国正面临着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转型的关键阶段，科技和人才无疑是驱动这一转型的核心要素。我希望能够从书中看到作者对当时中国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鼓励科技创新、培养和吸引人才的详细分析，以及这些举措如何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次对中国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和完善其发展机制的深度研究。
评分《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这本书，如同一份厚重的答卷，回应了我长久以来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疑问。我总觉得，理解一个国家的崛起，不能只看经济的增长数字，更要深入其制度的根基，也就是“体制”。而“二Ｏ一三年”，恰恰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节点，它承载了无数的期望与变革。这本书的名字，直接切入了“打造”这个核心动词，这让我看到了作者对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变革的积极肯定和深度挖掘。我迫切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具体描绘“二Ｏ一三年”的“体制”的。它是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打造”？是为了应对怎样的挑战？我特别期待书中关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论述。在那个时期，中国如何在全球格局变化和国内社会转型中，定位自身，构建其独特的政治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导向？我希望能够从中看到作者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复杂的局面下，保持战略定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度解析。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溯，更是一次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度解读。
评分我带着一种探究中国发展模式的好奇心，翻开了《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行动的指向性，仿佛在召唤我们回望那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二Ｏ一三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国家之所以能保持持续发展，其背后必然有着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作为支撑。而“打造”这个词，则意味着一种主动的构建和优化。我期待作者能够带领我深入理解，在“二Ｏ一三年”这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中国究竟是如何“打造”其“体制”的？其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我尤其关注书中对社会结构性改革的阐述。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如何处理好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如何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议题。我希望能够从书中看到作者对当时中国社会内部涌动的各种力量的深入分析，以及这些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二Ｏ一三年”的“体制”的。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历史的记述，更是一次对中国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深度挖掘，我渴望从中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初翻开《打造二Ｏ一三年体制》这本厚重的书，我怀揣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近些年，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我总在思索，那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是如何汇聚成一股股改变时代的洪流？而那些宏大的叙事，又是如何一步步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强烈的行动导向和时代印记，仿佛是那个特定年份里，对未来的一次深思熟虑的规划和展望。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捕捉并解读那个充满复杂性和变革性的“二Ｏ一三年”的。它是否仅仅是记录了那一年的事件，还是更深入地剖析了其背后的逻辑和驱动力？我尤其关注的是，“体制”这个词的含义。在我的理解中，体制不仅仅是僵化的规章制度，更是一种运行模式，一种利益分配的逻辑，一种权力结构的展开方式，甚至是一种思维定势。那么，在作者的笔下，二Ｏ一三年的“体制”呈现出怎样的特质？是革新与保守的博弈，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还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是地方与中央的张力，还是市场与政府的角色演变？我期望能从中看到对中国社会复杂肌理的深刻洞察，对那些塑造我们当下和未来的关键性力量的清晰勾勒。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过去”的读物，更是一面映照“现在”的镜子，或许还能为理解“未来”提供一些线索。我期待的，是那种能够引发我深度思考，甚至挑战我既有认知的解读，而不是简单的事件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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