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二O一三年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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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亚洲思想家系列,韩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这是韩国思想家白乐晴为亚洲特有的政治形态「分断体制」,提出的思考、行动架构。虽然因韩国大选结果未能施行,但或许能为历史背景相似的亚洲国家指出更接地气「民主」的思考方向。

  这或许是一个失败的提案,却指出「民主」新的思考方向。

  「2013年体制」是韩国思想家白乐晴于2011年所推出的思考、行动架构,企图以2012年的年底大选为契机,开创朝鲜半岛的新局势。

  虽然2012年最后是由大国家党的朴槿惠当选,而非在野的文在寅,所以这个计画未能真正推行。但这本推动运动的小书,不只总结了白乐晴原创的「分断体制」等论点、直接用来分析韩国的政经体系,更成为诉求一个新政治架构的提案。

  所谓「分断体制」是白乐晴以韩国现实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概念。虽然韩国「分断」的现实是在1951年就诞生,但1953年「分断体制」才建立,也就是说,有许多社会机制、利益团体、意识型态,因为「分断」而得以存在,也因此保护着「分断」的现实。这在对「统一」多有共识的韩国,成为诸多不公平、利益分配不均的理由。白乐晴认为,未来的政治走势,无论是福利国家或者是民主制度,都必须面对「分断体制」这个不存在于西方思想、制度的事实,才得以让韩国成为更好的国家。

  在这本书中,白乐晴认为如要解决「分断体制」造成的困境,应跳脱政治角度,集结南北内部的改革力量,从民众的位置思考并创造出新的结构性条件,深化与民众息息相关的经济、社会民主机制,进一步发展福利国家及东亚共同体等概念,一方面解决南北韩的分断问题,同时推进朝鲜半岛民主的发展。

  现在世界各国民主体制的设计,大都根源于欧洲「民族国家」历史的前提,而其宪政制度、代议政治、政党政治等制度都已证明困难重重,不论是一党、两党或者是多党政治,都因政党的内在本位逻辑而与民众社会生活情况渐行渐远。各个地区必须创造出新的、更为开放、更接地气的民主形式。

  基于殖民地国家及民族自决等历史背景,「分断体制」成为亚洲特有的政治形态。白乐晴在这本小书中在「分断体制」这个大前提下,提出「2013年体制」为韩国因应方式;其他历史背景相近的亚洲国家,该如何面对自身在「分断体制」下的冲突与困境,或许才是我们最需要与这本小书,以及与白乐晴对话的意义。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白乐晴Paik Nak-chung


  1938年生于韩国大邱。高中毕业后赴美,1972年取得哈佛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曾任首尔大学英文系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现为首尔大学英文系名誉教授。定居首尔。

  白乐晴于1966年创办季刊《创作与批评》,并担任《创作与批评》编辑至今。曾担任「民族文学作家会议」会长、「六一五民族文学人协会」顾问、「2007年亚洲、非洲文学庆典:全州」组织委员长、「市民和平论坛」顾问、「朝鲜半岛和平论坛」的联合主席以及「六一五共同宣言实行委员会」南方首席代表等职。

  重要的中文译着有《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联经/台社,2010)、《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主要研究成果包括:《重新寻问文学》(2011)、《何处中道,为何变革》(2009)、《朝鲜半岛式统一,现在进行时》(2006)、《动荡中的分断体制》(1998)、《分断体制变革学习之路》(1994)、《看待现代文学的视角》(1991)、《民族文学的新阶段》(1990)、《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II》(1985)、《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I》(1978)等。

校订简介

白池云


  现为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所的HK研究教授,《创作与批评》的编委之一。着有:〈Murakami Haruki an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East Asia〉(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10)、〈East Asian perspective on Taiwanese identity〉(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10),和《暴力的连锁,连带的环节:沖绳文学的发现》(2013)等。

李政勋

  任职于首尔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与文化,同时也关心东亚区域内的知识交流活动。近期有编有《东亚:认识视野与实践场域》(2010)。

译者简介

李大可


  1966年生于山东省德州市。文学博士,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代表论文有:《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刊物中的朝鲜声音》、《鲁迅在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接受方式——以李泳禧为中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

图书目录

中文版序言
韩文版前言

第一部
 第一章 筹备「二○一三年体制」
 第二章 开启东亚和朝鲜半岛的新时代
 第三章 「后金正日时代」与「二○一三年体制」
 第四章 「二○一三年体制」再思考
第二部
 第五章 走向「包容政策2.0」
 第六章 走过二○一○年洗礼,恢复常识和教养
 第七章 韩国民主主义与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
 第八章 「二○一三年体制」与「包容政策2.0」

在运动中思想:《打造二○一三年体制》读后/陈光兴

图书序言

二、何为二○一三年「体制」
 
无论如何,李明博总统二○一三年二月就要下台了,即使继任者仍来自大国家党(译註:即现在的「新天地党」),即将到来的也是「后MB」时代;若在野党重新执政,那就再次出现了政权的交替。无论出现上述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仅满足于跨越「失去的五年」,重返此前的状态。
 
为克服八七年体制而发挥国民潜力的时期
 
之所以一定要为「二○一三年」加上「体制」一词,其原因正在于此。正如「八七年体制」这一概念是用来表现韩国社会因一九八七年六月抗争而发生的巨大转折,「二○一三年体制」也意味着要使二○一三年以后的社会发生足以被称为又一「体制」的巨大变化。这里的「体制」相当于英语中的「regime」,相较于「system」,「regime」一词的体系性较弱,而「二○一三年体制」这一用语本身也许还会被其他用语代替,例如,如果着眼于可能成为转换契机的二○一二年的两大选举的话,它也可称为「二○一二年体制」,而如果二○一三年之后的变化在短时间内促成了更为划时代的事件的话,它或许还可以围绕那个事件来命名。正因考虑到了这种可变性,所以才为题目中的「二○一三年体制」加了引号。
 
也有人主张将我们目前生活的时代称为「九七年体制」,因为以一九九七年IMF救济金融为契机,八七年体制已转换成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新体制。我无意正式介入这一争论,只想表明我本人出于几点理由不能对九七年体制论表示赞同。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新自由主义」一直是定义着包括韩国在内的现代世界特征的关键词之一,但在我看来,这个概念甚至在说明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后的韩国现实方面都显得捉襟见肘。
 
就拿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正式启动」来说吧,它似乎更适于说明一九九八年后实施的各种福利政策出现后退、市场万能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压倒了民主主义的二○○八年;但即使是在李明博时代,韩国也不能说是新自由主义独霸天下的社会,反而是各种形式的反自由主义随之死灰复燃的奇特社会。换言之,与其将此解释为推翻了「坚持南北对抗、反民主、反自由主义的军事独裁」的八七年体制,而以九七年体制取代,不如将之视为已耗尽初期建设性动力的末路局面的延续更为恰当。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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