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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美好的时代 从事金融业多年,一直对Stephen Roach印象深刻,他是少数从九○年代起就关注中国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家。二○○七年,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指出美国持续的过度消费、中国严重的依赖出口经济,终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隐患。果不其然,二○○八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再平衡成长(re-balancing growth)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印证了他的观点,奠定「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地位。作者深入研究美中两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互相依赖关系,是笔者看过类似题材中最有趣的着作之一,故非常乐意推荐本书给各界。
本书在序言中即点出美国和中国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双边关系的核心,也是现今瞬息万变之全球经济的关键。美中两国要如何从病态的共依存转型再平衡?Stephen Roach提出新美国必须再次成为生产者导向的经济,新中国则必须调整成更消费者导向的经济,但这样结构性的变革,对两国都是吃力的工作,却又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三十多年来,美国与中国的经济陷入「共依存的成长陷阱」。美国依赖中国提供低廉的商品满足其消费者,而中国的庞大经常帐顺差则提供美国长期过度消费、储蓄不足所需的外部融资。两国都需要再平衡成长,中国必须降低经济成长对净出口及投资的依赖度,才能使经济成长变得更可持续,纾解环境污染、所得分配恶化等问题;而美国则必须重建储蓄,断绝过度消费和庞大赤字预算。
美中两国的经济,现在都来到转型的临界点,如果双方无法用互信的态度,以合作共存代替关税壁垒及非关税障碍,将引发经济、金融战争,为此,他在第十章编了一套经济战争的剧本(事实上,部分剧情已上演),双方似处于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包括:美中之间可能陷入报复性关税循环、中国剧烈减持美债,使美国利率快速上升致经济崩解等。作者忧心忡忡提醒大家要严肃面对,因为全球都无法置身事外。
「……事实证明,中国GDP成长的严重放缓,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是毁灭性的发展。东亚的主要经济体──日本、南韩和台湾──立刻陷入衰退,因为他们属出口导向的成长。类似的情况也表露在中国的资源供应链──从澳洲、纽西兰到加拿大和巴西。……仰赖中国资本设备需求的德国,也开始反转,还拉着颇为僵化的全欧洲经济体一起陪葬。」(见本书第十章)。或许有人会因为Stephen Roach这个剧本而对未来感到灰心,不过,变动虽带着危机,在两国的再平衡策略下,却也充满商业机会,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商机。最后就用双城记「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美好的时代。」一起互勉,共迎未来的新局面。
群益金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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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崛起能挑战美国的霸权吗? 《失衡的经济》这本书在谈全球化之下的失衡与再平衡,一方面提供总体经济的视野,另方面也提供地缘政治的观点,于是我们看到经济中有政治,理论中有历史,是典型的跨界之作。
当世界跨过新世纪时,我们看到了由美国与中国主导的G2体系的成形,这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关系的主要架构。对这个架构的探索已经是当代社会科学的显学之一,台湾在这方面的好奇与饥渴是值得鼓励的,因为在G2体系中台湾居于相当特殊的地位,一种其他强权无法取代的关键地位。
《失衡的经济》的出发点,是将美中两国定位成不对称下的互相依赖。一方面,美国提供出口市场给中国,让中国可以推动出口导向的经济成长模式,进行落后追赶 ;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发挥了自身的劳力、土地与政策优惠上的优势,不断吸引外来投资,累积贸易顺差,成为外汇储备大国。
另方面,中国提供过剩储蓄给美国使用,大量购买美国公债,使美国能保持较低的长期利率,从而支撑起超前消费的经济模式。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也稳定了美国的物价,于是当通膨受到控制时,美国可以维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国际政治来看,美中两国是互相提防与互相对抗,但是在国际经济方面,美中两国是互相需要与互相依赖。这样的关系,我把它称为「互相绑架说」。因此,美中两国形成了「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的关系,谁也吃不掉谁。
《失衡的经济》先从历史的不同阶段,来探讨这个互相绑架的过程。然后,从再平衡的角度,去理解未来双方需要做的改革。书中其实不断地在问两个问题 : (一)美国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二),中国真正要面对的挑战又是什么。
中国经济肯定要调整成内需导向,同时,要从代工走向品牌,从模仿转向创新,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世界市场」。有进步是好事,但是光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还需要创造一个吸引人才的大环境,需要有自己的哈佛、史丹福、麻省理工这样的世界顶级大学,让人才来汇聚。中国还需要让人民币国际化,接受资金自由移动所带来的风险。
美国则需要启动创业与创新的动能,推出新产业与新市场,同时,要增加储蓄,降低对外国储蓄的依赖。更根本的,美国需要改变政治僵局,让民主的运作更有效率。
《失衡的经济》于是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G2能稳定吗?台湾在这里是唯一能把中华文化介绍给美国,把资本主义与民主介绍到中国的沟通平台。可以想像在未来,台湾还可以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台湾要开始习惯于从一个更大的架构来理解自己 : 那就是说,美中两国都不想看到台湾倒向另一边去。所以,台湾将会左右逢源地成为G2体系的一个平衡者。
那么,到底中国会不会完成她的经济崛起,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呢?我想你可以在《失衡的经济》这本书里找到线索的。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只有在美国无力阻止的情况下才会真正站稳。到那时,你会记得由于这本书的启发,这个问题其实是永远无解,但却永远吸引人。
AIA Capital财富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财讯双周刊专栏作家 吴嘉隆
序 中国和美国──或者该说是中国「对」美国?差别在于这个二十一世纪最重要双边关系的核心。由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远远超越仅约二百四十年的美国经验,拿这么一个古老文明和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相提并论,看似鲁莽之举。但无庸置疑的是,这两个当今世上最大、最强经济实体的交互作用,确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或许正是如今瞬息万变之全球经济的关键。
但那个关系却受到一种独特的病变折磨。两个国家都深陷共依存的罗网。中国愈来越需要美国维系其经济发展策略,在此同时,美国则重度依赖中国做为其经济成长的主要来源。心理学家提醒我们共依存固有的不稳定性──这是一种只会随时间恶化的共同病变,此征候亦适用于经济。若不加以治疗,共依存对美中两国的经济,都会是莫大的风险,世界其他国家也将深受其害。
但在评估美国和中国共有的病变时,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中两国的受害程度不见得一样重。因此,有可能会出现不对称的处理机制,也就是其中一国深陷的行为会比另一国更具毁灭性,甚至一国比另一国先开始治癒。共依存并不代表两国须为病变历久不衰扛起相同的罪责。它仅强调这种暗中加剧的反馈回路,具有双向的特性。美国对中国做何反应,强烈影响了中国对美国的回应。
二○○八美中反转关键年
近年来有两起事件对于共依存的美中关系格外重要。首先是横跨二○○八至二○○九年,由一场肇因不同以往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大衰退。由于事发于美国,因此许多与美国市场密切连动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怀疑本身的策略。他们之所以怀疑,不只是因为美国向来是支持多数出口导向经济的主要需求国,更因为那场危机使美国丧失了模范的地位。
如此的事态发展,勐然摇醒中国。迅速扩张的出口,一直是中国成长方程式中最有活力的面向。这场金融危机和其后续效应──现今不断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闪耀地凸显──很可能会对中国强大出口机器的外部支撑,构成长久的冲击。另外,近年来中国的惊人转变,即从苏维埃式的中央计画转变成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相当程度也受到令人向往的美国梦所塑造。现在,那场梦也破碎了。
中国面临的持续性挑战,并非单从其对外联系和后危机时代的外需沉抑而起。中国本身的错算,也引发严重的内部问题。而历经三十多年令人咋舌的成长后,现今中国正蒙受国内经济失衡之害──从所得不均、过度耗用资源到环境退化及污染。大衰退既暴露了美国的失衡,也显现了中国的失衡。
近年来美中关系的第二个转折点,反映了华盛顿长久以来将自己造成的问题,怪罪他人的恶习,这种推卸责任的行径也符合心理学家的典型诊断。近几年,美国国会两度差点针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以反制其可疑的货币操控政策。现今民主党和共和党员的意见甚少一致,但在失业率创历史新高的年代,他们倒是伙同一气怪罪中国害美国受苦──遭逢前所未有的储蓄不足。
如果这样的法案实施了,将会对所有从中国运入美国的商品,课征极高的关税。这种做法,不只是对中国和愈渐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产生压倒性的重击,也会在美国招致反效果。它会提高美国进口货物的成本,因而对已财力拮据的美国家庭,造成严重伤害。它也可能会使美元大跌或利率狂升,或两者皆是。
美国消费泡沫破裂
在剑拔弩张的政治氛围里,美国国会宣洩怒气是意料中事。但我们难以预料政治恫吓会不会或在什么时候成为事实。万一真的立了法,美中贸易摩擦实有可能损害许多国际贸易与全球化最重要的利益。不当的贸易制裁将是自一九三○年代初期的斯慕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法以来,华盛顿最大的错误经济政策。最起码,这场先前难以想像的恶梦,现在完全可以想像了。
我们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美国究竟是如何挥霍掉它曾经无人能撼动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中国也有落入同样陷阱的危险吗?为什么美国可以如此轻易拿中国当代罪羔羊?那是华盛顿不顾一切力保霸权的最后一口气吗?那是否象征一个新阶段的来临,代表一个强权的式微和另一个强权的崛起──美国的世纪演化成中国的世纪?那是否彰显了一个根深柢固、彼此对彼此的误解呢?
这些问题只是一系列已流传多年的叙述的一部分。我们很难明确指出那是从何开始,又是从哪里开始。但无庸置疑的是,美国对于为成长而成长的执着,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种心态最终俨然成为一种规范,继而仰赖资产和信用泡沫来维系虚假的繁荣。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依赖美国的繁荣假象。中国把美国的成长视为理所当然,只会在事后问问题,并运用美国成长的果实,做为本身发展策略的基础。这每一个趋势都扶养了另一个趋势,让中美两国都能推动经济成长的外壳,但最终双双陷入险境。
虚假繁荣的时日必不长久,必有由泡沫支撑的特大号失衡出现。失衡无法久系,而大家都知道布幕终将拉下,就算他们认为时间不在眼前。但二○○八至○九年的危机令人不得不相信,落幕的一刻无法拖到更长远的未来;它已经来临。支持美国消费狂热的泡沫已经破裂,连带终止中国的伪出口荣景。
中国惊醒
然而,在大衰退之前,一切看来是那么永续不坠。中国给了美国人一个废止经济学基本法则的途径。美国人可以过入不敷出的生活,也让中国人得以如法炮制。或者该说,他们都以为自己可以。二○○八至○九年的严重经济衰退戳破了这种幻象。皆陷入伪繁荣的中美两国,现在需要新的处方来维系经济成长。
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学习艰辛甚至令人煎熬的课题。由于后危机时代的余震,仍让美国摇摇晃晃,中国不能再指望鼻青脸肿遍体鳞伤的美国消费者,支持它的出口和维系它看似无可摇撼的经济力量。美国也不能回到以前的泡沫经济,重蹈覆辙,这次危机和其荡漾余波,清楚凸显了美中共依存的关系。两国都必须认真地揽镜自照。
那并不容易。拒绝承认、沉溺于共依存的病态,在这两个国家皆根深柢固。相较于接受再平衡和结构性变革的艰难任务,两国觉得期待「回到过去」容易得多。但在这个世界相互依赖的脚本里,这个希望完全就是痴心妄想。
物理学教我们,动能是强大的遏止力。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破除旧习并不容易。而经济史上的经验证明,结构性变革往往是令人痛苦而冷冰冰的。但历史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意外事件所扭转──地缘政治的发展、天然灾害或技术突破。虽然我们不可能预测意料外的事,但绝对值得深思,什么可以促成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实体,再次并肩同行。
中国似乎明白了。自邓小平时代开始,现代中国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就是策略──尤其是经济政策和宏观管理。而中国最近採用的新策略,就需要从根本重新平衡中国经济:从愈来愈难以为继的生产导向出口模式,转向国内民间消费和较服务业导向的成长。这将使中国不再一心执着于急速经济成长,而能将注意力转向为「质」的成长面向,那是中国之前一直忽略的部分。再平衡赋予中国一个契机,可转型为更轻巧、更干净、更绿、更永续的经济。
谁是美国最后的机会
美国似乎不明白。对于一个经济立基于「看不见的手」的国家来说,策略并非易事。虽然严重失衡与泡沫成形的警讯昭然若揭,美国仍强烈倾向恢复已随岁月凋零的处方:消费者导向的经济成长。如果美国有扎实的工薪阶层基础且关注其竞争优势,会投资民众和公共建设、以国内储蓄资助投资,那另当别论,但上述事项近年来美国一项也没做,因此几无可能重现这种魔法了。
共依存即将戳破美国的牛皮。中国正借由重新平衡大步前进,这个转变将大大冲击疲累的美国成长模式。随着中国消费者纷纷甦醒,中国的储蓄将下降,其国际经常帐剩余(current account surplus)会随之减少,进而降低对美国国库券和其他美元资产的需求。身为世界最大的国际借款人,存款短缺的美国将非常难以偿还它最大的贷款国。那最起码会压缩美国在国际资本市场借钱的条件──又给我们一个理由,强调利率和美元的潜在动盪风险。如果事态如此发展,其反馈效应只会让已在抑止美国经济成长的逆风,更强更狂。这些在中国制造的压力,已经临头──不管美国喜不喜欢。
美国必须努力思考它将如何因应改头换面的中国。共依存如聚光灯,打亮也侷限了美国的选择。一如中国,美国必须抛开对于过时成长处方的错误假想,非拥抱再平衡不可。重新平衡的美国经济,存款较多、从资本支出和出口汲取更多支援的经济,应能为美国扎下维系未来成长的良好基础。但如果美国继续抗拒再平衡,未能凝聚政治意志力加以落实,就会在新中国崭露头角后遭遇迎头痛击。
透过共依存的镜片看这个挑战,可为美国的成长困境带来重要的一线生机。中国的再平衡应视为美国的机会,美国长期复甦的基础。亟需成长的美国,不能再仰赖消费狂热来解决它最棘手的后危机问题:过多的失业与低度就业劳工。由于异常萧条的美国消费,可能维持后危机时代的基准,出口及投资──投资它的人民、投资公共建设和新的生产能力──是补偿慢性成长不足的唯一希望。
对于这个共依存的故事而言,中国潜在的出口富源是格外重要的层面。中国是美国第三大也是成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光是基于这个理由,要振兴美国出口,就必须大幅提高美国制商品运往中国的量。美国拥有一条能在新中国开创销售佳绩的产品线──尤其是汽车、飞机、电器、药品和精密机械。
一如中国,美国的窍门在于实行──在这个例子,是指被挖空的出口产业,能重振竞争力,以及持续针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进行谈判。极化的国内政治只会使等式更趋复杂,尤其是近来华盛顿以贸易制裁威胁中国的强烈倾向。如果美国选择此途,势将引发北京的报复行动,而这将使美国出口业者,无缘参与即将袭来的这波中国消费浪潮。
美中走在十字路口
最后,或许心理学家说得对:无论对于人类或经济,共依存都不是稳定的状态。这是在吃自己的肉。尽管过去中国和美国看似共生的关系让双方互蒙其利,但他们现已越过永续性相互依存的那条界线。美国的过度,已成为中国非持续性发展的食粮,反之亦然。这对双方构成严峻的挑战。
再平衡是不稳定共依存的唯一长效性解方。这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自律和时间。也需要前后一贯的行动纲领──或可称为策略。中国精通此道──美国则厌恶任何带有计画意味的东西。虽然吉凶未卜,但这不应被视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竞赛。问题不在于美国要怎么打败中国,而是怎么让自己取得最大的进步;中国的问题也是如此。
如果事情这样发生,美国和中国的再平衡不仅对双方至关重大。它可能成为重塑全世界的事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经济权力的重组常与军事力量及地缘政治稳定的重大移转息息相关。史学家保罗‧甘迺迪(Paul Kennedy)在《霸权兴衰史:1500至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主张,强权的兴盛和毁灭就反映了这样的板块移动。类似命运也等待着美中的再平衡吗?
这样的可能性不容轻忽。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都非常符合甘迺迪笔下典型衰败强权的条件。美国据估拥有无与伦比的强盛军力,国内经济基础却逐渐腐蚀,这两者的失衡其实就与甘迺迪所言之「地缘政治过度扩张」模式相当一致,这种模式可一路追溯至十六世纪初欧洲王朝的崩解。若将美国的情况并置于中国崛起的背景之前,辅以新领导人习近平所拥护、令人向往而洋溢国族主义的「中国梦」意象来看,这两个国家的共依存,很可能已经步入越来越不稳而危险的阶段。
结局会是如何,谁也说不准。权力重组的可能性──先是经济,最后是军事──丝毫不能排除。比较保险的说法是,美中双方的策略性思考和经济管理技巧,可能决定这一次转型能否既稳定又和平。
尽管很少人会质疑无缝再平衡的迫切性,但若将视为理所当然,就未免天真了。两国领导人必须严肃地承担经济与地缘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共依存的诊断,开出它自己的疗法──围绕着一种来自经济重组与再平衡的新认同。虽然美中两大经济体,应该会愈来愈坚强而终究愈来愈不相互依赖,但增进双方无比重要的关系,仍是任何疗法的关键。
这个论题会引发严重关切不是没有原因。大衰退和贸易关系一再恶化,使两国都来到非常滑熘的斜坡边缘。中国梦会遇上美国储蓄短缺经济的危机也是如此。两国需要领导力、政治决心、共同价值和相互信任来建立更永续的关系,长期为愈趋不稳的失衡所苦,美国和中国已来到经济旅程的关键十字路口。他们能否从虚假的荣景,跃入较持久安稳的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