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看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美国前总统卡特、「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伊、《历史终结论》作者法兰西斯‧福山 亲自论述，强力推荐！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
到底是谁要崩溃？谁才是最大威胁？
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中国模式」是什么？
中国的「软实力」又是什么、表现在何处？
谁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超级强权？
不能小看的中国实力，你该了解的中国真相！
本书集结了《环球时报》记者于二○○九至二○一四年对西方政要、学者的部分专访，採访对象包括季辛吉、法兰西斯‧福山、约瑟夫‧奈伊、美国前总统卡特等四十一位西方政要和智囊。作为西方长期深研中国、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智库成员，他们不仅曾经锐利地对中国提出批评，也具有面对中国崛起而承认现实、自我纠错的勇气。本书所集结的文章反映了他们对西方种种「误解」的最新认识，也集中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现实与趋势的重新认知和判断。
本书特色
◎汇集近五年来多国政治人物、知名学者、商界领袖的访谈录！
◎四十一位西方政要和智囊畅谈中国与世界未来趋势！
◎中美世纪大对决？中国崛起、美国崩溃？是谁误判了中国？
◎谁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超级强权？不能小看的中国实力，你该了解的中国真相！
◎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带来自己的迅速崛起？西方又是做错了什么，才陷入了今天的困境？
「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热议话题，到底是谁误判了中国？中国又是如何崛起的？
名人推荐
「在我看来，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美国历史则很短。美国人认为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认为每一个解决办法都会引发新问题。这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季辛吉
美中关系应继续保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精神，共同承担义务，也要认识到双方存在着分歧，「中国在政治、经济上是一个新兴大国，美国是一个既有大国，我们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卡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此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约瑟夫‧奈伊
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是与时俱进的，而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却是明显落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已远远跟不上中国的变化。他们的脑子里都是旧的形象和观念。欧美国家政府正遇到很多棘手问题，而中国引领下的东方国家正在崛起。——奈斯比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
到底是谁要崩溃？谁才是最大威胁？
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中国模式」是什么？
中国的「软实力」又是什么、表现在何处？
谁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超级强权？
不能小看的中国实力，你该了解的中国真相！
本书集结了《环球时报》记者于二○○九至二○一四年对西方政要、学者的部分专访，採访对象包括季辛吉、法兰西斯‧福山、约瑟夫‧奈伊、美国前总统卡特等四十一位西方政要和智囊。作为西方长期深研中国、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智库成员，他们不仅曾经锐利地对中国提出批评，也具有面对中国崛起而承认现实、自我纠错的勇气。本书所集结的文章反映了他们对西方种种「误解」的最新认识，也集中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现实与趋势的重新认知和判断。
本书特色
◎汇集近五年来多国政治人物、知名学者、商界领袖的访谈录！
◎四十一位西方政要和智囊畅谈中国与世界未来趋势！
◎中美世纪大对决？中国崛起、美国崩溃？是谁误判了中国？
◎谁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超级强权？不能小看的中国实力，你该了解的中国真相！
◎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带来自己的迅速崛起？西方又是做错了什么，才陷入了今天的困境？
「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热议话题，到底是谁误判了中国？中国又是如何崛起的？
名人推荐
「在我看来，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美国历史则很短。美国人认为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认为每一个解决办法都会引发新问题。这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季辛吉
美中关系应继续保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精神，共同承担义务，也要认识到双方存在着分歧，「中国在政治、经济上是一个新兴大国，美国是一个既有大国，我们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卡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此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约瑟夫‧奈伊
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是与时俱进的，而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却是明显落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已远远跟不上中国的变化。他们的脑子里都是旧的形象和观念。欧美国家政府正遇到很多棘手问题，而中国引领下的东方国家正在崛起。——奈斯比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季辛吉（Kissinger）
美国前国务卿。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后担任尼克森政府的国务卿（1973-1977）。
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
「软实力」提出者。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
日本着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是现时世界上有关商业及企业策略的其中一位领导者，被誉为「策略先生」。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美国作家、日裔移民第三代、政治经济学人。《历史的终结》作者。最新着作为《强国论》（State Building）。
约翰‧奈斯比（John Naisbitt）
世界着名的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五十位管理大师之一。着有《大趋势》、《亚洲大趋势》。
编者简介
谢戎彬
环球时报副主编。谷棣：环球时报首席编辑、主任记者。负责「深度报导」、「访谈实录」、「记者调查」等节目的策划。亲历伊拉克战争、黎以战争、利比亚内战，并赴索马里、苏 丹达尔富尔等地区採访。曾在伊拉克驻华使馆、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今日中国驻开罗中东分社任职。
季辛吉（Kissinger）
美国前国务卿。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后担任尼克森政府的国务卿（1973-1977）。
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
「软实力」提出者。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
日本着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是现时世界上有关商业及企业策略的其中一位领导者，被誉为「策略先生」。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美国作家、日裔移民第三代、政治经济学人。《历史的终结》作者。最新着作为《强国论》（State Building）。
约翰‧奈斯比（John Naisbitt）
世界着名的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五十位管理大师之一。着有《大趋势》、《亚洲大趋势》。
编者简介
谢戎彬
环球时报副主编。谷棣：环球时报首席编辑、主任记者。负责「深度报导」、「访谈实录」、「记者调查」等节目的策划。亲历伊拉克战争、黎以战争、利比亚内战，并赴索马里、苏 丹达尔富尔等地区採访。曾在伊拉克驻华使馆、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今日中国驻开罗中东分社任职。
图书目录
序言一 请不要误判中国 张维为
序言二 了解中国很难，但必须了解 金灿荣
◎第一章 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季辛吉：中美有责任建新型大国关系
约瑟夫‧奈伊：中国变富，中美都会受益
法兰西斯‧福山：中国崛起对我的理论形成挑战
卡特：美中合作既是机遇也是责任
布里辛斯基：美民间对华批评源于无知或焦虑
大前研一：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
桑德施奈德：中国就像一面远方的镜子
恩道尔：中美关系的不利因素在美国
斯蒂芬‧佩里：国际权力偏移中国让西方不爽
米尔斯海默：我希望我的理论被证明是错的
道格‧班道：现在是美国真正改变其对外政策的时候
休‧怀特：澳应採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促进中美平等对话
◎第二章 一种深厚的文化价值观
约翰‧奈斯比及夫人：中国是苹果，美国是橘子
约瑟夫‧奈伊：在曲阜感悟中国软实力
劳伦斯‧库恩：中国梦并非模煳空洞的口号
赵钖成、赵小兰父女：中国梦意义深远
沙学文：将中国梦注入中国制造
凯瑞‧布朗：中国历史应是西方的必修课
彼得‧圣吉：中国包容文化将重获新生
柯伟林：中国很强大，但还不够自信
◎第三章 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
约瑟夫‧奈伊：反腐就是增加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
皮特‧鲍泰利：民主的要义是为人民负责
贝淡宁：当代贤能政治是中国的大进步
大卫‧麦克莱伦：高效是中国体制的巨大优势
廖燃：腐败与政治制度无关
托尼‧赛奇：学美国没什么意思
◎第四章 一种成功的经济模式
斯蒂芬‧罗奇：战略思维是中国发展奇蹟的精髓
吉姆‧奥尼尔：中国成就是令人敬畏的尺规
米夏埃尔‧普法费尔：德国对中国企业没有偏见
马西莫‧罗依：中国房地产不是华尔街式泡沫
理查‧福尔德：中国经济不会有「雷曼时刻」
盖尔‧拉夫特：中国不必为减排「忙于招架」
◎第五章 一种中国式的和平崛起
包道格：中国崩溃论已成笑料
季塔连科等：中国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
塔德乌什‧霍米茨基：中国发展有利于全世界
艾瑞克‧霍布斯邦：中国降低了全球战争的危险
黛博拉‧布罗伊蒂加姆：中国为非洲打开了一扇门
杰克‧斯奈德：中国离过度扩张还很远
爱德华‧N‧鲁瓦克：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慌在加剧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美国没有能力阻止中国崛起
古斯塔夫‧格拉茨：欧洲的抱怨上不了台面
马丁‧雅克：西方年轻人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做的好
拉纳‧米特：作为二战盟友的中国，不该被遗忘
跋 想要告诉大家的「中国真相」 谢戎彬
编后记 谷棣
序言二 了解中国很难，但必须了解 金灿荣
◎第一章 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季辛吉：中美有责任建新型大国关系
约瑟夫‧奈伊：中国变富，中美都会受益
法兰西斯‧福山：中国崛起对我的理论形成挑战
卡特：美中合作既是机遇也是责任
布里辛斯基：美民间对华批评源于无知或焦虑
大前研一：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
桑德施奈德：中国就像一面远方的镜子
恩道尔：中美关系的不利因素在美国
斯蒂芬‧佩里：国际权力偏移中国让西方不爽
米尔斯海默：我希望我的理论被证明是错的
道格‧班道：现在是美国真正改变其对外政策的时候
休‧怀特：澳应採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促进中美平等对话
◎第二章 一种深厚的文化价值观
约翰‧奈斯比及夫人：中国是苹果，美国是橘子
约瑟夫‧奈伊：在曲阜感悟中国软实力
劳伦斯‧库恩：中国梦并非模煳空洞的口号
赵钖成、赵小兰父女：中国梦意义深远
沙学文：将中国梦注入中国制造
凯瑞‧布朗：中国历史应是西方的必修课
彼得‧圣吉：中国包容文化将重获新生
柯伟林：中国很强大，但还不够自信
◎第三章 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
约瑟夫‧奈伊：反腐就是增加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
皮特‧鲍泰利：民主的要义是为人民负责
贝淡宁：当代贤能政治是中国的大进步
大卫‧麦克莱伦：高效是中国体制的巨大优势
廖燃：腐败与政治制度无关
托尼‧赛奇：学美国没什么意思
◎第四章 一种成功的经济模式
斯蒂芬‧罗奇：战略思维是中国发展奇蹟的精髓
吉姆‧奥尼尔：中国成就是令人敬畏的尺规
米夏埃尔‧普法费尔：德国对中国企业没有偏见
马西莫‧罗依：中国房地产不是华尔街式泡沫
理查‧福尔德：中国经济不会有「雷曼时刻」
盖尔‧拉夫特：中国不必为减排「忙于招架」
◎第五章 一种中国式的和平崛起
包道格：中国崩溃论已成笑料
季塔连科等：中国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
塔德乌什‧霍米茨基：中国发展有利于全世界
艾瑞克‧霍布斯邦：中国降低了全球战争的危险
黛博拉‧布罗伊蒂加姆：中国为非洲打开了一扇门
杰克‧斯奈德：中国离过度扩张还很远
爱德华‧N‧鲁瓦克：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慌在加剧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美国没有能力阻止中国崛起
古斯塔夫‧格拉茨：欧洲的抱怨上不了台面
马丁‧雅克：西方年轻人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做的好
拉纳‧米特：作为二战盟友的中国，不该被遗忘
跋 想要告诉大家的「中国真相」 谢戎彬
编后记 谷棣
图书序言
序言一
请不要误判中国 张维为
过去三十多年，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预测有悲观的，也有乐观的。有意思的是，乐观的几乎都对了，悲观的几乎都错了，而且越悲观的，往往错得也越离谱，预测中国要崩溃的最惨，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与此同时，曾高度自信的西方却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这一切引起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和对西方许多问题的重新思考。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汇集了《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对西方许多知名学者和智库的採访，其中不少内容都涉及了这种反思。记得西方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二○一四年三月曾发表过一篇封面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一九八○至二○○○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文章认为，是两个原因导致了西方模式的挫折：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二○○八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本书中的许多认知也源于这两大事件。
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带来了自己的迅速崛起？西方究竟做错了什么才陷入了今天的困境？从本书的访谈来看，中国至少做对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中国没有照搬别人的模式，而是坚持了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中国自己的一党执政、多党参与的政治制度。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的经济学家鲍泰利如是说：「中国今日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在保留现行政治体制运行和设计的情况下，保持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减少社会不公和保护好环境。」他还说：「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寻求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进入二○○○年以后，其他政治体制的缺陷也变得很明显，特别是在二○○八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要求中国政改的声音也因此变弱。……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实行多党制将给中国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哈佛大学的资深学者托尼‧赛奇也表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中都有很多好的治理办法，要学习过去的一些经验。学美国没什么意思，中国肯定不会有美国的体制。」
二是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擅长将战略性思维应用于经济政策的设计中。从二十世纪七○年代第五个五年计划引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最近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确定一套广泛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再平衡大政方针，战略一直是中国现代发展奇蹟中的精髓。」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也这样评论：「中国的长远战略思维令美国人钦佩，中国强调内部和谐，对此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欣赏。」
三是中国把重点放在高效率地解决人民最关切的问题上，特别是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伊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伦敦大学的麦克莱伦教授也认为：「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叹为观止。中国所表现出的能量，经受住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当然，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总是批评中国是专制主义，但中国的体制有一个巨大优势，那就是高效。」
与中国的迅速崛起相比较，西方显然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记得西班牙前首相费利普‧冈萨雷斯二○一二年访华后，曾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感叹：「每一次访问中国，无论时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势的历史现象都会令人感到惊讶：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而欧洲人在挣扎着不要沉没……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进程，更不用说逆转了。」本书中，《历史终结论》的作者法兰西斯‧福山也坦承，他没有料到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会那么广泛」。他认为「美国近十年来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伊拉克战争，二是二○○八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两者都是保守派思想引发的后果。政府的政策运行也并不是很理想，它没有按照世界的逻辑思维去发展」。
西方学者普遍对美国「极化政治」深表失望。《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国会里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几乎不再相互往来，而两党议员越不交往，就越难以进行政治合作，如此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学家鲍泰利在感叹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后，表示「希望美国主要两党能够再次学会合作。这需要双方有妥协的意愿，转变政治思考方式，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以各自党派利益为重。近年来（美国）出现的政治功能障碍不能继续下去了。」他还强调，「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且多方面的，如国际竞争力下降，财政和金融改革、养老保险改革、移民政策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及是否能够建设性地帮助世界其他地区促进发展与和平，适应其他大国的崛起等。」
对于中国的持续误判，也是西方学者反思的内容之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说的很直白：「中国崩溃论已成笑料。」「金砖之父」奥尼尔认为：「中国成就是令人敬畏的尺规。」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谈到了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所导致的对中国的误判，认为「谈到中国的时候，所有我们学过的有关共产主义体制的知识都一文不值。中国现在当政的是一批工作效率极高的政治精英。我们必须对中国领导人表示敬佩的一点是，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保持了稳定，这是很了不起的。」
当然，细心的读者也能看出，虽然西方对中国和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已开始，但总体上看，并不那么深入，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学者主要还是依赖西方的经验来判断中国和世界，「西方中心论」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主导着西方学界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对自己已开始某种重新认知，但另一方面，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还难以超出西方的经验和传统来看待中国与世界。正因如此，我个人以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西方主流社会恐怕还会继续误读中国和误判世界，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今后还需要适时点出西方认知上可能出现的盲点，必要时还要替他们指点一下迷津。
以本书中的採访为例，《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米尔斯海默仍然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大国之间也无法实现「双赢」。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美国学者要超出有限的西方经验来理解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实属不易。中国长达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中，经历了多少从分裂战乱走向合作共生的传统和经验，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西方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经验范围。
即使像鲍泰利这样比较了解中国的学者，也只是说「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言下之意是，中国未来可能还是要採用西方的民主模式。其实，美国是一九六五年才开始今天这种模式的，中国是一九七八年才开始改革开放，并逐步形成自己模式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各自的模式都是新生事物，两者完全可以竞争一下，我个人更看好中国模式。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像约瑟夫‧奈伊这样思维相当缜密的学者，也认为中美国力比较，要看平均GDP，中美之间这个差距还有三十至五十年，甚至中国将永远赶不上美国。其实，只要换一个指标系统来进行比较，情况就会发生巨变。比方说，我们可以使用更能反映百姓真实家底和生活品质的两个综合指标：一个是家庭净资产，另一个是平均预期寿命。我们先来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中产家庭净资产，美国二○一○年的中产家庭净资产才七七三○○美元，约等于四十七万人民币，这与中国的差别已经不大，而在中国的发达板块地区，这个美国水准已经属于弱势群体了。所以我经常说，上海多数计程车司机的家庭净资产已经超越美国的中产水准。
人均预期寿命也一样，中国为七十五岁，美国为七十八岁，美国只比中国高三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发达板块（人口与美国相当）的人均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美国，上海和北京是八十二岁，纽约是七十九岁，而纽约还是美国最高的。我们不妨从这些新视角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均GDP看上去很高，却无法转化成家庭净资产和人均寿命的普遍提高。我想，要么是中美两国GDP的统计方式存有巨大差异，要么还有其他原因。我自己的一个解释就是邓小平生前多次说过的话：虽然我们的人均GDP不一定很高，但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可以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这种制度优势正是我们最大的软实力。
总之，这本书包含的资讯极为丰富，许多内容值得慢慢品读，它可以启迪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西方主流学者和智库对中国和世界的认知程度及其局限性。作为中国学人，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之上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西方话语对中国和世界的解读能力究竟如何，其长处和短处究竟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其短处，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的崛起。这些就是阅读本书给我带来的一些思考，对其他读者可能也有帮助。
仅为序。
序言二
了解中国很难，但必须了解 金灿荣
一般来说，任何时候准确地认识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而正确认识当下迅速变化的中国尤其不容易。夸张一点说，正确认识中国，真正了解中国，可能是全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的挑战。谁解释好中国，谁就有资格拿诺贝尔级别的奖项。
了解中国很难，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中国太大了。根据中国大陆的粮食消耗，她大概有十四亿人口，而将整个俄罗斯都归入欧洲，欧洲总人口也只有七亿，一个中国大陆等于两个欧洲。人口多，一般来说问题就多。
第二，中国是个转型国家，新老问题并存。我的同事，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桅教授认为，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大陆国家走向海洋国家，从地区国家成长为世界大国。而国际学界通常将包括中国的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都称为「转型国家」，总方向是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转型——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国家的矛盾比保守型国家的矛盾要复杂一些。
第三，中国的发展层次多，问题的性质复杂。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按照经济发展水准将国内不同地区分成「四个世界」，结果，按照网路语言，中国是个「穿越型社会」，古代、现代和未来的问题都在今天的中国汇合。按照学界说法，中国是「共时性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问题并存。西方驻京记者曾经编过段子，「中国是新闻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噩梦」，说的就是中国新闻多且有趣，记者好当，中国的资料太难核实，统计不易。
第四，文化传播的规律是弱势文化学习强势文化，而文化的强弱一般是由国家发达程度决定的，今天的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家没有学习你、了解你的动力。
第五，社会科学对中国的解释比我们历史上老话语系统的解释要好，但是面对中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存在，其解释能力还不够。现代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是对欧美社会集体心理和行为的总结，而中国相对西方是异质文明，如果简单套用西方学理来分析中国就容易出现偏差。一般而言，採取问题导向的方法研究中国比较靠谱，严格按照专业教条透视中国，比较容易闹笑话。
第六，西方比较了解中国的精英人士有汉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外交官、传教士等，过去由于中国地位弱，他们在西方影响也不大。而且他们对中国或多或少有点优越感，一般也没有机会到中国的基层与普通民众「同吃同住」，对中国的了解有限。近年来，中国崛起，这个群体在西方的发言权增大，而且客观、均衡的分析增加了，但其中的一些人出现失落感，这个新的消极心理因素不利于他们真正把握中国的脉搏。
第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史中，激进主义比例太大，在思想史中，偏激思想比例太大，结果是误导自己，误导国人，误导国际社会。
第八，中国的知识精英是研究中国、解释中国的关键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经常受到「权、钱、洋、俗」等多种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了其研究的品质和解释的效力。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扰是个老问题，需要时刻警惕和防范；资本权力对学术的操纵则是近年来中国资本力量成长之后出现的新现象，也需要警惕和防范；崇洋也个是老问题，二十世纪五○年代表现为「唯苏联是从」，八○年代以来则表现为「唯美国是从」，不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是从外国的教条出发，看似「高大上」，外国理论说得头头是道，实则对中国的问题隔靴瘙痒，对解决问题百无一用；媚俗也是个大问题，与西方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自有宋以来，平民主义传统就很强大，二十世纪的革命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草根民主性，通过迎合大众的非理性情绪来获得政治支持很有市场，这个现象在网路时代更加严重起来，而且左右两派都有人操弄这种游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奇蹟之一。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国际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了解中国是把握当前国际格局动向的关键。在一代人之内，也就是三十年左右，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了解中国也就成了透视未来世界的最佳角度。有两个理由可以使人们对中国的未来看好。一是中国的纠错能力。国家与个人一样是经常犯错误的，不犯错误的国家是没有的，关键在于纠错能力。吃一堑长一智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多数国家要吃N次堑才能长一智，而如果进行国际比较，中国的纠错意志和能力是非常强的，位于世界各国前列。
二是中国的工业能力。工业化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关键。在前工业化时期，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洲，其经济和军事表现很一般，甚至很多方面不如东方，但一旦工业化，欧洲就在军事和经济上拥有了绝对优势。坚船利炮和机关枪对非西方的大刀、长矛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大机器生产对手工作业有绝对的效率优势。结果，西方借工业化的力量从欧洲一隅扩展到南北美洲、澳洲、北部亚洲（通过俄罗斯之手）等地区，在物理上拥有了广阔的地盘，在心理上树立了西方文明一元论的现代学术和意识形态体系。
随着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决定一个国家能力的关键是其工业能力。当今世界百分之九十的制造业集中在北美、西欧和东亚，前两个地区的文明背景是新教，而东亚地区的文明背景是源于中国的儒家文明。过去一百多年的东亚历史证明，儒家文明是适应工业化的，中国是可以实现工业化的，而一旦中国工业化了，由于其超大的规模，其力量将是工业时代的巅峰。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成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在增加，认识也在深化。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商人、青年学生和旅游者来到中国。这些既反映出他们的兴趣，又有助于他们的认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自信心和对自身的认识也在加强。
就「了解中国」而言，总的态势是向好的发展。根据笔者个人的国际交流经验，近年来，说中文的外国年轻人明显增多了。以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为例，五十岁左右的学中文普遍比上一代好，他们的学生就更好了。二○一二年八月，笔者参加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中美对话时发现，当时在国内推出不久的腾讯微信竟然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圈中相当流行。除了中餐，中国人的现代技术创新渗透美国人的生活，这可能是头一遭吧。
此次推出的《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一书，集结了《环球时报》二○○九至二○一四年对西方政要、学者的部分专访，以及若干篇西方政要与学者为环球评论版撰写的观点性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西方精英在反思他们过去误判中国的原因，并在努力认知和接近真正的中国。
这本书的价值大概主要有两点：第一，可以让我们知道部分主流西方精英对中国的态度和认识水准，这有助于我们未来与西方世界更好地互动。第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中国文化被认为是伦理文化，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国人比较习惯于在他者的视角中发现自己。《我们误判了中国》就提供了这么一个视角。
当然，本书只是一部分西方精英对中国的最新看法，大部分西方精英和民众对中国还是不了解的，并且有严重偏见。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採访的对象多为政治家，或者是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也就是说，西方人中国观的改变还没有触及理论层面。做好中国的事，说好中国的事，是中国人的分内之事。这些做到了，最终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就会趋向真实。
请不要误判中国 张维为
过去三十多年，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预测有悲观的，也有乐观的。有意思的是，乐观的几乎都对了，悲观的几乎都错了，而且越悲观的，往往错得也越离谱，预测中国要崩溃的最惨，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与此同时，曾高度自信的西方却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这一切引起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和对西方许多问题的重新思考。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汇集了《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对西方许多知名学者和智库的採访，其中不少内容都涉及了这种反思。记得西方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二○一四年三月曾发表过一篇封面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一九八○至二○○○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文章认为，是两个原因导致了西方模式的挫折：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二○○八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本书中的许多认知也源于这两大事件。
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带来了自己的迅速崛起？西方究竟做错了什么才陷入了今天的困境？从本书的访谈来看，中国至少做对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中国没有照搬别人的模式，而是坚持了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中国自己的一党执政、多党参与的政治制度。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的经济学家鲍泰利如是说：「中国今日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在保留现行政治体制运行和设计的情况下，保持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减少社会不公和保护好环境。」他还说：「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寻求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进入二○○○年以后，其他政治体制的缺陷也变得很明显，特别是在二○○八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要求中国政改的声音也因此变弱。……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实行多党制将给中国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哈佛大学的资深学者托尼‧赛奇也表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中都有很多好的治理办法，要学习过去的一些经验。学美国没什么意思，中国肯定不会有美国的体制。」
二是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擅长将战略性思维应用于经济政策的设计中。从二十世纪七○年代第五个五年计划引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最近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确定一套广泛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再平衡大政方针，战略一直是中国现代发展奇蹟中的精髓。」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也这样评论：「中国的长远战略思维令美国人钦佩，中国强调内部和谐，对此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欣赏。」
三是中国把重点放在高效率地解决人民最关切的问题上，特别是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伊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伦敦大学的麦克莱伦教授也认为：「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叹为观止。中国所表现出的能量，经受住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当然，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总是批评中国是专制主义，但中国的体制有一个巨大优势，那就是高效。」
与中国的迅速崛起相比较，西方显然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记得西班牙前首相费利普‧冈萨雷斯二○一二年访华后，曾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感叹：「每一次访问中国，无论时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势的历史现象都会令人感到惊讶：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而欧洲人在挣扎着不要沉没……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进程，更不用说逆转了。」本书中，《历史终结论》的作者法兰西斯‧福山也坦承，他没有料到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会那么广泛」。他认为「美国近十年来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伊拉克战争，二是二○○八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两者都是保守派思想引发的后果。政府的政策运行也并不是很理想，它没有按照世界的逻辑思维去发展」。
西方学者普遍对美国「极化政治」深表失望。《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国会里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几乎不再相互往来，而两党议员越不交往，就越难以进行政治合作，如此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学家鲍泰利在感叹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后，表示「希望美国主要两党能够再次学会合作。这需要双方有妥协的意愿，转变政治思考方式，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以各自党派利益为重。近年来（美国）出现的政治功能障碍不能继续下去了。」他还强调，「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且多方面的，如国际竞争力下降，财政和金融改革、养老保险改革、移民政策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及是否能够建设性地帮助世界其他地区促进发展与和平，适应其他大国的崛起等。」
对于中国的持续误判，也是西方学者反思的内容之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说的很直白：「中国崩溃论已成笑料。」「金砖之父」奥尼尔认为：「中国成就是令人敬畏的尺规。」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谈到了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所导致的对中国的误判，认为「谈到中国的时候，所有我们学过的有关共产主义体制的知识都一文不值。中国现在当政的是一批工作效率极高的政治精英。我们必须对中国领导人表示敬佩的一点是，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保持了稳定，这是很了不起的。」
当然，细心的读者也能看出，虽然西方对中国和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已开始，但总体上看，并不那么深入，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学者主要还是依赖西方的经验来判断中国和世界，「西方中心论」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主导着西方学界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对自己已开始某种重新认知，但另一方面，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还难以超出西方的经验和传统来看待中国与世界。正因如此，我个人以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西方主流社会恐怕还会继续误读中国和误判世界，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今后还需要适时点出西方认知上可能出现的盲点，必要时还要替他们指点一下迷津。
以本书中的採访为例，《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米尔斯海默仍然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大国之间也无法实现「双赢」。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美国学者要超出有限的西方经验来理解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实属不易。中国长达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中，经历了多少从分裂战乱走向合作共生的传统和经验，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西方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经验范围。
即使像鲍泰利这样比较了解中国的学者，也只是说「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言下之意是，中国未来可能还是要採用西方的民主模式。其实，美国是一九六五年才开始今天这种模式的，中国是一九七八年才开始改革开放，并逐步形成自己模式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各自的模式都是新生事物，两者完全可以竞争一下，我个人更看好中国模式。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像约瑟夫‧奈伊这样思维相当缜密的学者，也认为中美国力比较，要看平均GDP，中美之间这个差距还有三十至五十年，甚至中国将永远赶不上美国。其实，只要换一个指标系统来进行比较，情况就会发生巨变。比方说，我们可以使用更能反映百姓真实家底和生活品质的两个综合指标：一个是家庭净资产，另一个是平均预期寿命。我们先来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中产家庭净资产，美国二○一○年的中产家庭净资产才七七三○○美元，约等于四十七万人民币，这与中国的差别已经不大，而在中国的发达板块地区，这个美国水准已经属于弱势群体了。所以我经常说，上海多数计程车司机的家庭净资产已经超越美国的中产水准。
人均预期寿命也一样，中国为七十五岁，美国为七十八岁，美国只比中国高三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发达板块（人口与美国相当）的人均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美国，上海和北京是八十二岁，纽约是七十九岁，而纽约还是美国最高的。我们不妨从这些新视角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均GDP看上去很高，却无法转化成家庭净资产和人均寿命的普遍提高。我想，要么是中美两国GDP的统计方式存有巨大差异，要么还有其他原因。我自己的一个解释就是邓小平生前多次说过的话：虽然我们的人均GDP不一定很高，但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可以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这种制度优势正是我们最大的软实力。
总之，这本书包含的资讯极为丰富，许多内容值得慢慢品读，它可以启迪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西方主流学者和智库对中国和世界的认知程度及其局限性。作为中国学人，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之上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西方话语对中国和世界的解读能力究竟如何，其长处和短处究竟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其短处，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的崛起。这些就是阅读本书给我带来的一些思考，对其他读者可能也有帮助。
仅为序。
二○一四年十二月五日于复旦园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序言二
了解中国很难，但必须了解 金灿荣
一般来说，任何时候准确地认识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而正确认识当下迅速变化的中国尤其不容易。夸张一点说，正确认识中国，真正了解中国，可能是全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的挑战。谁解释好中国，谁就有资格拿诺贝尔级别的奖项。
了解中国很难，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中国太大了。根据中国大陆的粮食消耗，她大概有十四亿人口，而将整个俄罗斯都归入欧洲，欧洲总人口也只有七亿，一个中国大陆等于两个欧洲。人口多，一般来说问题就多。
第二，中国是个转型国家，新老问题并存。我的同事，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桅教授认为，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大陆国家走向海洋国家，从地区国家成长为世界大国。而国际学界通常将包括中国的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都称为「转型国家」，总方向是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转型——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国家的矛盾比保守型国家的矛盾要复杂一些。
第三，中国的发展层次多，问题的性质复杂。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按照经济发展水准将国内不同地区分成「四个世界」，结果，按照网路语言，中国是个「穿越型社会」，古代、现代和未来的问题都在今天的中国汇合。按照学界说法，中国是「共时性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问题并存。西方驻京记者曾经编过段子，「中国是新闻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噩梦」，说的就是中国新闻多且有趣，记者好当，中国的资料太难核实，统计不易。
第四，文化传播的规律是弱势文化学习强势文化，而文化的强弱一般是由国家发达程度决定的，今天的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家没有学习你、了解你的动力。
第五，社会科学对中国的解释比我们历史上老话语系统的解释要好，但是面对中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存在，其解释能力还不够。现代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是对欧美社会集体心理和行为的总结，而中国相对西方是异质文明，如果简单套用西方学理来分析中国就容易出现偏差。一般而言，採取问题导向的方法研究中国比较靠谱，严格按照专业教条透视中国，比较容易闹笑话。
第六，西方比较了解中国的精英人士有汉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外交官、传教士等，过去由于中国地位弱，他们在西方影响也不大。而且他们对中国或多或少有点优越感，一般也没有机会到中国的基层与普通民众「同吃同住」，对中国的了解有限。近年来，中国崛起，这个群体在西方的发言权增大，而且客观、均衡的分析增加了，但其中的一些人出现失落感，这个新的消极心理因素不利于他们真正把握中国的脉搏。
第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史中，激进主义比例太大，在思想史中，偏激思想比例太大，结果是误导自己，误导国人，误导国际社会。
第八，中国的知识精英是研究中国、解释中国的关键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经常受到「权、钱、洋、俗」等多种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了其研究的品质和解释的效力。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扰是个老问题，需要时刻警惕和防范；资本权力对学术的操纵则是近年来中国资本力量成长之后出现的新现象，也需要警惕和防范；崇洋也个是老问题，二十世纪五○年代表现为「唯苏联是从」，八○年代以来则表现为「唯美国是从」，不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是从外国的教条出发，看似「高大上」，外国理论说得头头是道，实则对中国的问题隔靴瘙痒，对解决问题百无一用；媚俗也是个大问题，与西方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自有宋以来，平民主义传统就很强大，二十世纪的革命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草根民主性，通过迎合大众的非理性情绪来获得政治支持很有市场，这个现象在网路时代更加严重起来，而且左右两派都有人操弄这种游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奇蹟之一。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国际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了解中国是把握当前国际格局动向的关键。在一代人之内，也就是三十年左右，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了解中国也就成了透视未来世界的最佳角度。有两个理由可以使人们对中国的未来看好。一是中国的纠错能力。国家与个人一样是经常犯错误的，不犯错误的国家是没有的，关键在于纠错能力。吃一堑长一智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多数国家要吃N次堑才能长一智，而如果进行国际比较，中国的纠错意志和能力是非常强的，位于世界各国前列。
二是中国的工业能力。工业化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关键。在前工业化时期，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洲，其经济和军事表现很一般，甚至很多方面不如东方，但一旦工业化，欧洲就在军事和经济上拥有了绝对优势。坚船利炮和机关枪对非西方的大刀、长矛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大机器生产对手工作业有绝对的效率优势。结果，西方借工业化的力量从欧洲一隅扩展到南北美洲、澳洲、北部亚洲（通过俄罗斯之手）等地区，在物理上拥有了广阔的地盘，在心理上树立了西方文明一元论的现代学术和意识形态体系。
随着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决定一个国家能力的关键是其工业能力。当今世界百分之九十的制造业集中在北美、西欧和东亚，前两个地区的文明背景是新教，而东亚地区的文明背景是源于中国的儒家文明。过去一百多年的东亚历史证明，儒家文明是适应工业化的，中国是可以实现工业化的，而一旦中国工业化了，由于其超大的规模，其力量将是工业时代的巅峰。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成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在增加，认识也在深化。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商人、青年学生和旅游者来到中国。这些既反映出他们的兴趣，又有助于他们的认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自信心和对自身的认识也在加强。
就「了解中国」而言，总的态势是向好的发展。根据笔者个人的国际交流经验，近年来，说中文的外国年轻人明显增多了。以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为例，五十岁左右的学中文普遍比上一代好，他们的学生就更好了。二○一二年八月，笔者参加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中美对话时发现，当时在国内推出不久的腾讯微信竟然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圈中相当流行。除了中餐，中国人的现代技术创新渗透美国人的生活，这可能是头一遭吧。
此次推出的《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一书，集结了《环球时报》二○○九至二○一四年对西方政要、学者的部分专访，以及若干篇西方政要与学者为环球评论版撰写的观点性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西方精英在反思他们过去误判中国的原因，并在努力认知和接近真正的中国。
这本书的价值大概主要有两点：第一，可以让我们知道部分主流西方精英对中国的态度和认识水准，这有助于我们未来与西方世界更好地互动。第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中国文化被认为是伦理文化，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国人比较习惯于在他者的视角中发现自己。《我们误判了中国》就提供了这么一个视角。
当然，本书只是一部分西方精英对中国的最新看法，大部分西方精英和民众对中国还是不了解的，并且有严重偏见。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採访的对象多为政治家，或者是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也就是说，西方人中国观的改变还没有触及理论层面。做好中国的事，说好中国的事，是中国人的分内之事。这些做到了，最终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就会趋向真实。
二○一四年十二月廿七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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