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不论出身、不讲治国，权谋相争、不择手段、
欺君压臣、谋害忠良、滥杀无辜、祸乱朝廷，
古今多少忠义之血，皆因觊觎相位之奸佞而流淌！
欺君压臣、谋害忠良、滥杀无辜、祸乱朝廷，
古今多少忠义之血，皆因觊觎相位之奸佞而流淌！
宰相是中国封建时代辅佐君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乃「位极人臣」之位，因此成为封建官僚政治中，权力斗争的焦点。
想要独揽相权，有二个条件：
第一，品德和才学。
第二，皇帝的信任。
但因为宰相是由皇帝任免，因此讽刺的是后者往往更重于前者；而「相位」作为人臣的最高权位，斗争不比一般，综观中国封建历史，相位的争夺不仅更激烈、更复杂，也更残酷，里头总交织着阴谋，伴随着血腥。相位有限，但往往不是个人之争，而是团体的党争，也不单是人臣之间的争夺，有时也是帝权与相权的互相角力，因此，什么样的人当上了宰相，有时比什么样的人当上了皇帝还要来得重要！
好的，这是一本不含《历代皇朝风云实录：相位争夺》内容的图书简介： 《星海遗珍：失落文明的钥匙》 作者：伊莱亚斯·凡恩 卷首语 在宇宙的浩瀚无垠中，时间如尘埃般散落，许多文明的辉煌与衰败，最终都归于寂静。然而，总有一些事物会抗拒遗忘，它们以碎片、符号或能量残留的形式，潜藏在星际的死角，等待着那些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去解读它们的人。本书便是对其中一个最神秘、最强大的文明——“赛瑞恩”——遗迹的探寻与重构。 内容提要 《星海遗珍：失落文明的钥匙》是一部结合了硬科幻探索、考古学分析与哲学思辨的巨著。它带领读者进入一片被主流星际联盟遗弃的“熵区”——一个时空结构异常、物理定律似乎被随意扭曲的星域。在这里，探险家、语言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组成的“奥德赛”小组，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型人造结构：一座漂浮在绝对虚空中的巨型水晶迷宫，被命名为“原初观测站”。 本书的核心叙事围绕着“奥德赛”小组试图解锁这座观测站的奥秘展开。赛瑞恩文明，据推测比银河系当前主导物种的历史要悠久数百万年，他们似乎掌握了操纵宇宙基本常数的能力。他们的消失，并非毁于战争或资源枯竭，而是留下了一个至今无人能解的悖论。 第一部分：熵区的呼唤 故事始于对一个古老信号的追踪。这个信号并非传统的无线电波，而是一种结构化的引力波涟漪，它似乎在以一种极其缓慢但恒定的节奏，邀请着任何能解析其复杂性的智慧生命。在深入熵区的过程中，团队遭遇了巨大的物理挑战：时间流速的不确定性、空间折叠导致的导航失灵，以及从未记录过的奇异辐射。 核心人物，首席考古学家艾拉·科尔文，通过对残存文物碎片的研究，构建了赛瑞恩文明的初步图景。他们不使用化学燃料，不依赖基因工程，而是通过对“零点能量场”的直接干预来驱动文明的运作。他们的艺术、他们的建筑，无不体现着对“结构美学”的极致追求，每一块墙砖、每一道光束，似乎都蕴含着数学真理。 第二部分：语言的囚笼与钥匙 赛瑞恩文明留下的主要信息载体，是一种被称为“光语”的编码系统。它不是线性的文字，而是多维度的信息包，需要通过特定的“共振频率”才能被完整读取。大部分的解读工作陷入僵局，因为赛瑞恩的思维模式似乎完全超越了人类基于“因果律”的逻辑框架。 物理学家兼密码专家李昂·陈，提出了一种激进的理论：赛瑞恩人可能生活在一个更高维度的“时间叠加态”中，他们的信息流必须从一个“全景视角”去审视，而非线性展开。通过构建一台基于量子纠缠的模拟器，小组成功地激活了观测站外围的防御系统——这些系统并非用于攻击，而是用来“隔离”特定频率的现实。 随着解读的深入，小组发现赛瑞恩人似乎在进行一项宏大的“宇宙实验”。他们似乎在寻找一种方法，来“修复”宇宙中某种根本性的“瑕疵”或“错误”。 第三部分：原初观测站的真相 进入观测站的核心区域后，景象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这里没有数据终端，没有服务器，只有一片由纯粹光构成的、不断变幻形态的“知识海洋”。艾拉意识到，赛瑞恩文明的终极目标，是“超越存在本身”。 他们发现，赛瑞恩人已经掌握了如何分离“信息”与“承载信息的基础物质”的方法。他们并非消亡，而是将整个文明的意识、历史、知识，全部上传到一个超维度的、非物质化的“知识矩阵”中。 然而，这个上传过程并非完美。观测站的能量核心显示，在信息上传的最后阶段，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无法被理解的“数据黑洞”——这导致了赛瑞恩文明的集体“升维”过程出现了未知的偏差，留下了他们最核心的“遗嘱”和“警告”。 结语：钥匙的重量 小组成功下载了观测站遗留下的最后信息包。这份信息揭示了赛瑞恩文明为何要进行这次宏大的尝试，以及他们对未来所有后来者的忠告：宇宙的真正边界，不在于空间，而在于“理解的深度”。 《星海遗珍：失落文明的钥匙》不仅仅是一部硬科幻小说，它更是一次对人类自身认知的挑战。它迫使读者思考：如果文明的终极形态不再依赖于血肉和星舰，那么我们追寻的“进步”究竟指向何方？赛瑞恩人的遗迹，是永恒的灯塔，还是一个关于过度求索的警示？ 深入解析赛瑞恩人的“零点结构学”、熵区的奇异物理现象，以及解码“光语”背后的多维几何学。这是一次关于遗忘与永恒的史诗之旅。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前言
囤积奇货，只为窃国
小盗窃珠，大盗窃国。战国末年吕不韦，以千金之资，预购秦之相国，引出千古奇谈。
赵高篡权，祸灭秦朝
弄权术者最终被权术所杀，这似乎早已成为历史的定律。无论你有多大智慧、多大贡献，只要受到权术的诱惑，最终都是在劫难逃。秦王朝时的赵高、李斯，均未逃脱。
亦奸亦雄，千古评说
乱世宰相曹操，有雄才大略，亦不乏小人之计，挟天子以令诸侯，逐鹿中原，三分天下，汉室不再复。
太监宰相，欺君压臣
太监本是大内奴才，皇家走狗，狗仗人势是太监专权的一个通例。然而事有例外，唐朝太监李辅国却是仗势要官，权倾朝野，欺君压臣。
虎父犬子，残害朝臣
老子英雄儿未必都是好汉，唐朝着名丞相卢怀慎清廉方正，其孙卢杞却是一个惯使奸计残害朝臣的小人。
生死之争，不择手段
位卑人轻，愿与辅国重臣一争。攀结宦官，几度搅起政治大波。唐穆宗宰相李训，误失「甘露之谋」，未达目的，终丧宦官之手。
宦海沉浮，千秋功罪
大起大落，宦海多艰。宋朝宰相赵普，三次入相罢相。国运初开，权争激烈。
除弊变法，权力交争
在封建社会中，一种经济和政权模式的形成，体现了造成这种模式阶层的权力，一旦改变这种模式，便会削弱该阶层的利益。因此，宋代围绕王安石变法所展开的斗争，也是一次权力之争。
结党营私，六贼之首
见风使舵，导君淫奢；攀附结党，陷臣误国。宋朝奸相蔡京，名列六贼之首，可见其奸之大。
无赖宰相，祸乱朝廷
不知是历史的幽默，还是对封建政治的嘲弄，极其相似地将两个无赖推上相位。唐有杨国忠，宋有贾似道。他们都是靠裙带入相，并用同样的技巧表演着历史丑剧。
乱世贤相，壮志难酬
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一腔热血未洒疆场，却在奸佞小人的暗箭中倒下。元末贤相脱脱，一代英杰，可惜壮志未酬，便在奸臣的阴谋下丧生。
据奸逞恶，父子横行
聪明如果用在正道，可以造福一方；如果用自己的才能去造孽，其祸也烈。奸相严嵩，也算是饱读诗书，但他把才智用在争权于朝，争利于市的权争中，结果权裂财损，如噩梦一场。
权争于朝，盛年致仕
争权反为权误，历史无数次给人教训。但权力的诱惑，往往使人心存侥幸。晚明宰相高拱，才高气傲，欲与众臣一较高下，结果两次遭贬，盛年致仕。空怀满腹经纶，只有望权兴叹。
各怀心事，虎狼相争
为了共同的目的，他们勾结在一起。为了各自的欲望，他们又互相厮杀。明朝奸相温体仁、周延儒为独揽大权而进行的虎狼之争，空留后人唾骂。
惑主陷臣，国破家亡
明末宰相马士英，文不能定国，武不能安邦，採用卑劣手段惑主陷臣得到宰辅。如同一块朽木错置栋樑之位，最终使明末弘光政权的大厦倾覆。
囤积奇货，只为窃国
小盗窃珠，大盗窃国。战国末年吕不韦，以千金之资，预购秦之相国，引出千古奇谈。
赵高篡权，祸灭秦朝
弄权术者最终被权术所杀，这似乎早已成为历史的定律。无论你有多大智慧、多大贡献，只要受到权术的诱惑，最终都是在劫难逃。秦王朝时的赵高、李斯，均未逃脱。
亦奸亦雄，千古评说
乱世宰相曹操，有雄才大略，亦不乏小人之计，挟天子以令诸侯，逐鹿中原，三分天下，汉室不再复。
太监宰相，欺君压臣
太监本是大内奴才，皇家走狗，狗仗人势是太监专权的一个通例。然而事有例外，唐朝太监李辅国却是仗势要官，权倾朝野，欺君压臣。
虎父犬子，残害朝臣
老子英雄儿未必都是好汉，唐朝着名丞相卢怀慎清廉方正，其孙卢杞却是一个惯使奸计残害朝臣的小人。
生死之争，不择手段
位卑人轻，愿与辅国重臣一争。攀结宦官，几度搅起政治大波。唐穆宗宰相李训，误失「甘露之谋」，未达目的，终丧宦官之手。
宦海沉浮，千秋功罪
大起大落，宦海多艰。宋朝宰相赵普，三次入相罢相。国运初开，权争激烈。
除弊变法，权力交争
在封建社会中，一种经济和政权模式的形成，体现了造成这种模式阶层的权力，一旦改变这种模式，便会削弱该阶层的利益。因此，宋代围绕王安石变法所展开的斗争，也是一次权力之争。
结党营私，六贼之首
见风使舵，导君淫奢；攀附结党，陷臣误国。宋朝奸相蔡京，名列六贼之首，可见其奸之大。
无赖宰相，祸乱朝廷
不知是历史的幽默，还是对封建政治的嘲弄，极其相似地将两个无赖推上相位。唐有杨国忠，宋有贾似道。他们都是靠裙带入相，并用同样的技巧表演着历史丑剧。
乱世贤相，壮志难酬
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一腔热血未洒疆场，却在奸佞小人的暗箭中倒下。元末贤相脱脱，一代英杰，可惜壮志未酬，便在奸臣的阴谋下丧生。
据奸逞恶，父子横行
聪明如果用在正道，可以造福一方；如果用自己的才能去造孽，其祸也烈。奸相严嵩，也算是饱读诗书，但他把才智用在争权于朝，争利于市的权争中，结果权裂财损，如噩梦一场。
权争于朝，盛年致仕
争权反为权误，历史无数次给人教训。但权力的诱惑，往往使人心存侥幸。晚明宰相高拱，才高气傲，欲与众臣一较高下，结果两次遭贬，盛年致仕。空怀满腹经纶，只有望权兴叹。
各怀心事，虎狼相争
为了共同的目的，他们勾结在一起。为了各自的欲望，他们又互相厮杀。明朝奸相温体仁、周延儒为独揽大权而进行的虎狼之争，空留后人唾骂。
惑主陷臣，国破家亡
明末宰相马士英，文不能定国，武不能安邦，採用卑劣手段惑主陷臣得到宰辅。如同一块朽木错置栋樑之位，最终使明末弘光政权的大厦倾覆。
图书序言
前言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宰相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代表。相位之争斗，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斗争的总体现。因此通过对相位争斗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统治集团中，君臣之间、各级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利角逐的特点和规律。
一
宰相是中国封建时代辅佐君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地位之显赫，权力之巨大，人们曾用「位极人臣」来形容。可说是封建官僚政治矛盾斗争的焦点。
宰相由皇帝任免，但也并不是一朝上任便可终身为相。它既不能世袭，也不是终身之职，一般士大夫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争取。当宰相的条件，一是品德和才学，二是皇帝的信任。因此，封建时代的下级官僚，都把出将入相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王夫之总结说：「宰相之重，仕宦之止境也，茍资望之可为，皆垂涎而思得。」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做宰相的「资望」，千方百计想得到相位。由于官位有限，而欲得到它的人多，那么权力斗争便不可避免。更由于相位是人臣的最高权位，能够参加相位争斗的人，不仅具备了很高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有着相当的势力，因此相位争斗比一般的官僚斗争更激烈、更复杂、更残酷。综观中国封建历史，围绕着相位的争斗，不仅交织着阴谋，而且伴随着血腥。
（一）宦官争夺相位。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后，注重起用人才，因此很多原本地位低下的布衣，便有机会担当国家要职，也给野心家争权提供了条件。赵高本来是宦官，秦始皇听说他干练有才，精通狱法，便提拔他做了中车府令，专管皇帝的车舆。条件的改变，使他萌发了争夺大权的野心。他私下里勾结公子胡亥，以做为自己争权的靠山。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天下时，不幸病逝沙丘，他私自扣押了始皇临终要长子扶苏继承皇位的诏书，拥立胡亥篡位，是为秦二世。由于他的策划和拥立之功，被封为郎中令，位居九卿。赵高为了保住自己既有的地位，便唆使秦二世大兴冤狱，杀死朝中很多功名显赫的大臣，甚至连秦始皇的十二位公子、十位公主都遭到了残害，受株连的人不可胜数。这样便为他继续争夺相权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接着，赵高又施展阴谋，要二世深居宫中，自己和几个亲信侍候在二世身边，使他不理朝政，一切大权皆控制在赵高手中，甚至连丞相李斯也见不到秦二世。接着，赵高又採用卑鄙手段陷害李斯，将其腰斩，并诛灭三族。李斯死后，朝中便完全由他掌握，逼死右丞相冯去疾之后，秦二世便任命他当了宰相。
宦官身处宫中，围绕在皇帝身边，对朝中情况了如指掌，这给他们争权带。来了方便条件。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宦官专权的事情屡有发生。加上这些人生理上的缺陷，心理趋于变态，因此在权争中手段极其残忍。
唐朝宦官李辅国，十几岁便被阉割，送到宫中养马院。由于他机警圆滑，办事认真，四十岁时混上了养马院中管帐的差事。后又被推荐到太子李亨宫中听差，李辅国非常懂得如何讨好太子，取得太子的信任。恰好此时发生了安禄山兵变，唐玄宗带着太子及部分嫔妃出逃，李辅国不分昼夜紧随太子，表现得无限忠诚。尤其他知道太子痛恨杨国忠，在马嵬驿士兵譁变杀杨国忠时，便积极参与，深受太子的器重。在逃跑途中，李辅国分析了当时混乱的形势，便劝太子北上，并同大臣裴冕等人联名上书，奉劝太子登帝位。虽然太子左右推辞，但最后还是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由于他的劝驾之功，肃宗当然把他视为心腹，任其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并且掌管起御前符印、军队号令和各地来的文件奏章等等，从此掌握了朝中的军政实权。
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之后，李辅国同其他人一样，野心大发，开始勾结同党、排斥异己，为自己独揽大权铺路。他首先勾结肃宗所宠爱的张良娣，与她互相利用，阴谋害死了肃宗的长子李俶和三子李倓。因为他们不仅是张良娣儿子成为太子的障碍，也是李辅国独揽朝政的劲敌。建宁王李倓对李辅国的所作所为早有察觉，便多次劝肃宗不要相信他。李辅国担心肃宗被说服，便千方百计陷害他。
回到长安之后，李辅国升任殿中监。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利甩已有的权力和肃宗的信任，到处安插自己的耳目，打击排斥异己。最后竟逼迫宰相裴冕，要他与大臣们联络，上书推荐他当宰相，真有些急不可待了。后来在肃宗临死时，李辅国计杀越王李系，囚禁张皇后，拥立太子李豫登极，夺取了宰相的宝座。
宦官当宰相，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多见，他们取得宰相职位都是靠皇帝的权势。赵高也好，李辅国也好，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得相位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先靠扶持太子，或帮助所扶持的王子篡夺太子位，然后拥立太子登上皇位，利用皇帝的权利控制朝中，独揽大权，排斥打击异己，然后夺取宰相宝座。宦官当宰相，表现了当朝制度的混乱，和皇权的削弱。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史，凡是宦官当权的朝代，那个朝代的皇帝肯定无所作为，社会必然动乱不安。
（二）朋党与相位争斗。相位争斗不是孤立产生的，在封建官僚集团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围绕着相位展开角逐，宰相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因此在相位争斗中，往往表现为朋党之间的对抗。他们拉山头搞派性，对异己者进行打击排斥。唐代的牛、李党争表现得尤为突出。
牛、李两党的形成，是权利斗争的结果。唐朝的开科取士，打破了士族垄断朝政的政治局面，一些地位低下的寒士可以有机会通过进士及第进入朝中做官。唐宪宗时，牛僧孺、李宗闵同年考中进士，又同登制科。他们意气相投，指斥时政，对当时宰相李吉甫进行了抨击。后来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政击李宗闵科场舞弊，并同郑覃一起主张罢止科举考试，朝中要职应由公卿子弟担任，企图回复门阀制度。牛僧孺则坚决反对公卿子弟垄断朝政，他们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便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排挤，势不两立，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德裕为宰相时，欲置牛僧孺和李宗闵于死地，派人搜寻其谋反的证据，以陷害之。牛党执政后，又对李党进行残酷报复，罗织李德裕的罪名，最后终于将其整死。他们甚至不能同朝相处，一党上台，必定利用相权打击对方。两党根据不同政治形势的变化，交替执政，轮流外任。虽然他们两党都各自不同地为朝中作过贡献，但他们所搞的历时长久的党争，也给唐朝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朋党的另一种形式是攀附党首，互相勾结，彼此援引，为争权夺利互相利用。宋代奸相蔡京，史书上称其为「六贼」之首。他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耐结为朋党，祸乱朝廷。他们结党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结党营私。与牛李党争不同的是，牛李二党阵线分明，而蔡京为首的「六贼」奸党，是与朝中所有正直大臣为仇。最初蔡京因坑害同僚、投机取巧，已经爬到了龙图阁直学士的位置，后被贬到杭州闲居，偶然遇到了在杭州为宋徽宗购买字画的宦官童贯，于是互相交结，靠童贯的力量得以登上相位。接着利用权势将地痞朱耐安插到苏杭应奉局任职，又收买专善投机钻营的王黼，将其提拔为御史中丞。宦官梁师成见他们在朝中得势，于是也投靠了他们，蔡京将其荐为太尉。李彦出身于市井无赖，也逐臭而来，围绕在蔡京周围。他们朋比为奸，凡是不为其所用的正直朝臣，一概加以打击排斥。为了达到独揽相权的目的，把司马光等一百二十多位大臣定为「奸党」，并在皇宫门前立所谓「奸党碑」。凡是碑上有名的大臣，不仅本人不得复用，就连其子孙也不得起用。前任宰相章悖与蔡京是同乡，蔡京怕其复相，便将其打入「奸党」。「六贼」专擅朝政，使北宋政权吏治腐败，朝纲紊乱，最终断送了北宋政权。
相位争斗与朋党政治是相辅产生的，宰相一旦执政，必然要选任一批能够支持自己施政的朝臣，而宰相往往在一朝中有几个，他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拥护者。那么宰相之间的矛盾，便是他们拥护者互相斗争的根源。如果宰相之间互相争权夺利，那么他们的拥护者也变成了对方打击的对象。因此说相位争斗与朋党之争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相位争斗必然会牵扯朝中各派政治势力。有相位之争，也就有朋党之争，也就会有朝中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在封建统治集团中从未间断过，只是有时激烈一些有时平缓一些罢了。由于相位争斗引出的朋党政治，使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甚至会危及封建帝国的存在，因此在一些朝代中，封建君主也採取了一定的措施加以制止，但收效甚微。
二
相位争斗的另一种集中表现，是围绕着改革展开的。
改革是统治集团运用国家机器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一种手段，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倡导改革的政治家，往往是具有一定政治远见的当朝宰相。然而反对改革的旧势力，在朝中依然十分强大。有时候改革家与反改革者同朝为相，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因而斗争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涉及的范围也更大。围绕宋代王安石变法和明代张居正变法所展开的斗争，可以充分反映出其斗争之激烈。
变法改革必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既得利益者当然会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对。尤其既得利益者多是当朝权贵，他们有着庞大的社会势力。而改革者往往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新与旧的较量也一定是殊死的。当宋神宗将改革派代表王安石召到京师，准备任他参知政事（副相）领导改革时，那些墨守旧章的官僚士大夫们，便对他产生了嫉恨和敌视。唐介首先表示反对，说：「若使王安石为参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韩琦也说：「安石做翰林学士有余，当执政官则不行。」吕诲更是捏造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对其大加诽谤诋毁。总归一句话，就是要阻止他任副相，以便把他变法的计划扼杀掉。
由于宋神宗的支持，终于力排众议，使改革变法得以进行。反变法派便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他们甚至利用天象的变化大做文章。当时华山发生了山崩，文彦博竟对神宗说：「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华山山崩。」真是无稽之谈。王安石当即上书反驳：「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不足信也。」但是在那科学不发达的时代里，神宗便对变法产生了怀疑。由于新法的施行，直接由市易司向宫廷和官衙供应所需物品，致使那些以往在购买宫中用品大占便宜的官员一下子无利可图了，他们便大造谣言，反对新法。神宗的岳父向经，也因为免行钱的实施，而无法从中渔利，便把市面上的各种谣言带到宫中，在宫中掀起了一次反变法的高潮。他们甚至动员太后向神宗施加压力：「安石乱天下，怎么办呢？」面对反对派强大的攻势，王安石毅然进行反击，他提出了着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但是反对派採用了各种手段对王安石变法集团成员进行围攻、迫害，乃至分化瓦解，王安石最终二次罢相，使变法最终失败。
明代张居正的改革也是如此。虽然他的改革没有触犯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确实触动了一批官僚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便群起而狼之，公开起来与之对抗，一时间也是风波迭起。刘台本是张居正的学生，此时也弹劾老师「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甚至指责张居正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并要求神宗「抑损相权，毋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张居正从宰相的位置赶下台。可以说变法改革与反对派的斗争，是新旧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其主要表现是相位之争。因为作为改革家的宰相，他是靠宰相权力的实施来调动国家机器进行改革的，反对派阻止改革，首先就是要把他从相位上拉下来。正当张居正准备把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其父在江陵病逝。按照当时的制度，张居正应提出辞职守丧的请求。如果其子在军队任职，并恰好处于战争，皇帝，可下诏特批继续任职，这叫「夺情」。而张居正不在军队任职，所以不能「夺情」。但改革正处在重要关头，张居正一旦离职，则一切都将付诸东流。在户部侍郎李幼孜的请求下，神宗要张居正「夺情」，在京城守丧四十七天，期满即入署办公。
「夺情」的诏书一下，引出了轩然大波，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一些以维护名教为借口的士大夫指责他「热中权势而不守礼义」。不少人上书反对夺情。他们质问张居正：「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请求神宗让张居正「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其目的都是要赶张居正离任，以中断改革。张居正死后，神宗废去了张居正的大部分措施，使改革最终失败。
围绕改革而起的相位争斗，是新旧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是推动和阻拦社会进步的斗争，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三
相权是由君主授予的，靠它来治理国家。但是为了防止宰相手中的权力过大，致使大权旁落，给宰相篡位以机会，封建君主总要採取必要的措施对相权加以限制。结果导致了历代宰相制度、名称、权限的不稳定。当授予某部门权力时，必定用以制约前一权力部门的权限，同时加上一个新的名称，规定其权限范围。
秦朝统一中国后，在新的官僚机构中，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丞相为百官之首，辅佐皇帝，总揽朝政，权力极大。《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到了隋唐时期，实行新的宰相制度，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首脑为宰相。三省并立，互相制约。由内史拟旨，门下审核，尚书执行。尤其唐代，皇帝为了限制三省权限，还常常挑一些品级低的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称，使其担当宰相职务。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唐代还设有枢密使。欧阳修《归田录》中记载：「枢密使，唐制以内臣为主，故常与内诸司使、副为伍。自后唐庄宗用郭崇韬，与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自此之后，其权渐盛。」宋代初期官职承唐制，宋太祖赵匡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设三个参知政事为副职。神宗五年又加以改革，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并以尚书左右丞代替参知政事为副相。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废除了相承已久的宰相制。朱元璋为了加重自己的权力，洪武十三年除掉了胡惟庸等几位曾任宰相的人后，下令取消了这一职位。他把大权收归皇室，自己亲自掌握。把朝中的实际政务交由六部分掌。朱元璋声明；「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大权一归朝廷。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清代的官制秉承明制，没有太大变化。我们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这一举措中，基本上可以了解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明初朱元璋设宰相两个，李善长为左相，右相由徐达担任。李善长多谋善断，在朱元璋夺取政权的战争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军事上、经济上等等方面大小法规制度几乎都是由李善长组织制定的。明朝建立之后，李善长没有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尤其身居相位，很多事情就显得有点自作主张，甚至有些独断专行了。渐渐朱元璋的帝权与相权的冲突便出现了。朱元璋对这位开国功臣也不好使用强压的手段，只好一忍再忍，最后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让他致仕回家。此时，朱元璋已感到相权太大，弄不好对帝权是个威胁。但是他此时还仅仅认为是李善长个人的情况所致。他是否觉得自己功高盖世、骄傲自肆？如果换个谦恭稳重的人，就不会出现那些情况。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出在丞相这个职位上。因此，当徐达、李善长都致仕后，朱元璋仍保留丞相一职，并任原帅府旧臣汪广洋担任。这汪广洋善揣帝旨，工作极为小心，但能力太差，无所建树，使朱元璋大感失望。致仕在家的李善长为了能对朝中施加影响，便趁机推荐自己的亲信胡惟庸进入中书省，结果也被任为右相。
胡惟庸为人精明干练，上任不久便把中书省大事小情弄得井井有条。朱元璋感到汪广洋实在不称职，便将他外放到广东。其实胡惟庸在入相前就与李善长密谋，要把汪广洋挤出中书省。因此，在李善长的策划下，胡惟庸才得以把事情办得干凈利索，让朱元璋非常满意。汪广洋离开后，朱元璋才发现胡惟庸与李善长相勾结。此人机诈善变，唯利是图，而且独断专行。使朱元璋十分后悔的是，不该把汪广洋贬走。朱元璋也是工于心计之人，他为了利用而又能控制胡惟庸，便採取了一个措施，将胡惟庸升为左相，又从广东调回汪广洋为右相。朱元璋调他回来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让他牵制胡惟庸，一方面作为自己的耳目，另一方面分散他的权力。但汪广洋是个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头的人，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朱元璋非常生气，便准备把宰相制度废掉。于是便千方百计找寻左相胡惟庸的罪证，否则也不好轻易把相传了多少代的制度废掉。终于有御史中丞弹劾胡惟庸结党谋反，朱元璋便迅速处理，马上命有关方面审理，即刻处决。随着胡惟庸的死，中书省同时被撤消，宰相制度在明洪武十三年被废除。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中书省的政事悉归六部，使中央各权力部门互不统属，大权统归皇帝。为了解决拟旨、定制、批示等工作问题，便用一些在内廷工作的学士、讲官，以及翰林院中修史人员帮助。开始时没有定编，也不定职，直到明永乐皇帝登极后，才将处理这些文书的人予以定员，也给了定称，这就是「阁臣」。明代的「阁臣」虽然类似于「宰相」，但权力却比宰相小多了。这也正是朱元璋限制相权最成功的地方。
四
相位争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课题，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去研究它。无论争夺相位，宰相之间及与官僚们的争权夺利，还是帝权与相权的互相角逐，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去分善恶美丑。还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思想、行为可能都会发生变化，有的人可能从邪恶归于正途，也有的由君子变成小人。如宋代奸相秦桧，最初也是位饱学之士，进士及第后又中词学兼茂科，也想有所作为。当靖康元年金兵攻打汴京，朝廷主和派向金兵乞和，金兵要求宋朝割让三镇时，秦桧立即上《兵机四事》疏，反对割让三镇，当他的四条意见被主和派大臣张邦昌压下，他愤然以辞职相抗，尤其又与主战派大臣积极主张抗战，应该说是有民族气节的。但后来他竟背叛了祖国，成了杀害岳飞的兇手。可以说他是一个由君子变成小人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呢？是被逼、被利诱，还是另有原因？可以进行专门研究。但有人说他一开始就是混蛋，假装主战，这就未免太主观。
也有的历史人物大节可以说不亏，有的甚至对历史的进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同时，他们也搞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乃至贪污纳贿那些东西。如王安石是宋熙宁年间变法派领袖，他身任宰相，却毫无顾忌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的儿子、亲家安排到朝中机要部门。甚至那些逢迎谄媚之徒，拍马熘须之辈也受到重用。正如司马光所说的：王安石「汲引亲党，盘踞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变法期间，王安石的重要助手吕惠卿，也利用自己副相的地位巧取豪夺，他同地方官相勾结，向富户「借」了四千多贯钱，在苏州购买了大片田产。同是变法首领的章惇，也利用职权在风光秀丽之处建立别墅，购置田产。即使是改革派的总指挥王安石，也曾在江宁「求田问舍」，利用改革变法之机，大发个人之财。再如明代万历年间着名改革家，有「救时宰相」美誉的张居正，在改革开始时，为官清正廉明，整饬吏治，唯才是举。但是到了改革取得成效之后，便对反对过自己的人大打出手，严加排斥，结成张氏小集团。同时也开始居功自傲，喜听阿谀奉承话。礼部侍郎邱岳写了一副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张居正喜不自胜，准备对其越级提拔，后因有病才未实现。身为宰相，甚至带头科场作弊，大坏科场风纪。在其为相其间，大肆接收请託贿赂，甚至贪污纳私。张居正后来被抄家时，抄出黄金一万两，白金十几万两，还有大量的珠宝玉器。虽然他自己不承认贪污受贿，但事实是否定不掉的。如果单从这一点去看，这与严嵩和清代的和珅又有什么区别呢？
也有的人奋斗的目标无可指责，但是所用的手段却是十分卑劣的。如发动「甘露之变」的唐代宰相李训，鑑于宦官势力对唐朝的祸乱，以剷除宦官势力为己任。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主动投谒攀结大宦官王守澄的亲信郑注，以作为自己进身的阶梯。果然他得到了当朝皇帝文宗的宠信。为了达到可以与宦官势力较量的宰相位置，他同样又利用宦官的势力首先打败了以李德裕为首的政治集团「李党」。接着，又採用了卑劣的手段，击垮了李宗闵、牛僧孺的牛党。接着又对朝中一些大臣，进行了残酷打击，为自己争夺相位铺平了道路。虽然他终于当上了宰相，但是却遭到了人们的鄙视等等。
总之，在相位争斗中，人们以各种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们对之应加以认真地分析。今天，我们从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众多的权争中，选取十几次有代表性的权力角逐，编成《相位争夺》这本书，以使广大读者对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有一个初步了解，认识其斗争的实质，从而加深对中国封建时代专制主义政治的了解和认识，掌握其内部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宰相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代表。相位之争斗，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斗争的总体现。因此通过对相位争斗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统治集团中，君臣之间、各级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利角逐的特点和规律。
一
宰相是中国封建时代辅佐君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地位之显赫，权力之巨大，人们曾用「位极人臣」来形容。可说是封建官僚政治矛盾斗争的焦点。
宰相由皇帝任免，但也并不是一朝上任便可终身为相。它既不能世袭，也不是终身之职，一般士大夫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争取。当宰相的条件，一是品德和才学，二是皇帝的信任。因此，封建时代的下级官僚，都把出将入相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王夫之总结说：「宰相之重，仕宦之止境也，茍资望之可为，皆垂涎而思得。」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做宰相的「资望」，千方百计想得到相位。由于官位有限，而欲得到它的人多，那么权力斗争便不可避免。更由于相位是人臣的最高权位，能够参加相位争斗的人，不仅具备了很高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有着相当的势力，因此相位争斗比一般的官僚斗争更激烈、更复杂、更残酷。综观中国封建历史，围绕着相位的争斗，不仅交织着阴谋，而且伴随着血腥。
（一）宦官争夺相位。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后，注重起用人才，因此很多原本地位低下的布衣，便有机会担当国家要职，也给野心家争权提供了条件。赵高本来是宦官，秦始皇听说他干练有才，精通狱法，便提拔他做了中车府令，专管皇帝的车舆。条件的改变，使他萌发了争夺大权的野心。他私下里勾结公子胡亥，以做为自己争权的靠山。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天下时，不幸病逝沙丘，他私自扣押了始皇临终要长子扶苏继承皇位的诏书，拥立胡亥篡位，是为秦二世。由于他的策划和拥立之功，被封为郎中令，位居九卿。赵高为了保住自己既有的地位，便唆使秦二世大兴冤狱，杀死朝中很多功名显赫的大臣，甚至连秦始皇的十二位公子、十位公主都遭到了残害，受株连的人不可胜数。这样便为他继续争夺相权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接着，赵高又施展阴谋，要二世深居宫中，自己和几个亲信侍候在二世身边，使他不理朝政，一切大权皆控制在赵高手中，甚至连丞相李斯也见不到秦二世。接着，赵高又採用卑鄙手段陷害李斯，将其腰斩，并诛灭三族。李斯死后，朝中便完全由他掌握，逼死右丞相冯去疾之后，秦二世便任命他当了宰相。
宦官身处宫中，围绕在皇帝身边，对朝中情况了如指掌，这给他们争权带。来了方便条件。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宦官专权的事情屡有发生。加上这些人生理上的缺陷，心理趋于变态，因此在权争中手段极其残忍。
唐朝宦官李辅国，十几岁便被阉割，送到宫中养马院。由于他机警圆滑，办事认真，四十岁时混上了养马院中管帐的差事。后又被推荐到太子李亨宫中听差，李辅国非常懂得如何讨好太子，取得太子的信任。恰好此时发生了安禄山兵变，唐玄宗带着太子及部分嫔妃出逃，李辅国不分昼夜紧随太子，表现得无限忠诚。尤其他知道太子痛恨杨国忠，在马嵬驿士兵譁变杀杨国忠时，便积极参与，深受太子的器重。在逃跑途中，李辅国分析了当时混乱的形势，便劝太子北上，并同大臣裴冕等人联名上书，奉劝太子登帝位。虽然太子左右推辞，但最后还是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由于他的劝驾之功，肃宗当然把他视为心腹，任其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并且掌管起御前符印、军队号令和各地来的文件奏章等等，从此掌握了朝中的军政实权。
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之后，李辅国同其他人一样，野心大发，开始勾结同党、排斥异己，为自己独揽大权铺路。他首先勾结肃宗所宠爱的张良娣，与她互相利用，阴谋害死了肃宗的长子李俶和三子李倓。因为他们不仅是张良娣儿子成为太子的障碍，也是李辅国独揽朝政的劲敌。建宁王李倓对李辅国的所作所为早有察觉，便多次劝肃宗不要相信他。李辅国担心肃宗被说服，便千方百计陷害他。
回到长安之后，李辅国升任殿中监。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利甩已有的权力和肃宗的信任，到处安插自己的耳目，打击排斥异己。最后竟逼迫宰相裴冕，要他与大臣们联络，上书推荐他当宰相，真有些急不可待了。后来在肃宗临死时，李辅国计杀越王李系，囚禁张皇后，拥立太子李豫登极，夺取了宰相的宝座。
宦官当宰相，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多见，他们取得宰相职位都是靠皇帝的权势。赵高也好，李辅国也好，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得相位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先靠扶持太子，或帮助所扶持的王子篡夺太子位，然后拥立太子登上皇位，利用皇帝的权利控制朝中，独揽大权，排斥打击异己，然后夺取宰相宝座。宦官当宰相，表现了当朝制度的混乱，和皇权的削弱。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史，凡是宦官当权的朝代，那个朝代的皇帝肯定无所作为，社会必然动乱不安。
（二）朋党与相位争斗。相位争斗不是孤立产生的，在封建官僚集团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围绕着相位展开角逐，宰相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因此在相位争斗中，往往表现为朋党之间的对抗。他们拉山头搞派性，对异己者进行打击排斥。唐代的牛、李党争表现得尤为突出。
牛、李两党的形成，是权利斗争的结果。唐朝的开科取士，打破了士族垄断朝政的政治局面，一些地位低下的寒士可以有机会通过进士及第进入朝中做官。唐宪宗时，牛僧孺、李宗闵同年考中进士，又同登制科。他们意气相投，指斥时政，对当时宰相李吉甫进行了抨击。后来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政击李宗闵科场舞弊，并同郑覃一起主张罢止科举考试，朝中要职应由公卿子弟担任，企图回复门阀制度。牛僧孺则坚决反对公卿子弟垄断朝政，他们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便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排挤，势不两立，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德裕为宰相时，欲置牛僧孺和李宗闵于死地，派人搜寻其谋反的证据，以陷害之。牛党执政后，又对李党进行残酷报复，罗织李德裕的罪名，最后终于将其整死。他们甚至不能同朝相处，一党上台，必定利用相权打击对方。两党根据不同政治形势的变化，交替执政，轮流外任。虽然他们两党都各自不同地为朝中作过贡献，但他们所搞的历时长久的党争，也给唐朝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朋党的另一种形式是攀附党首，互相勾结，彼此援引，为争权夺利互相利用。宋代奸相蔡京，史书上称其为「六贼」之首。他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耐结为朋党，祸乱朝廷。他们结党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结党营私。与牛李党争不同的是，牛李二党阵线分明，而蔡京为首的「六贼」奸党，是与朝中所有正直大臣为仇。最初蔡京因坑害同僚、投机取巧，已经爬到了龙图阁直学士的位置，后被贬到杭州闲居，偶然遇到了在杭州为宋徽宗购买字画的宦官童贯，于是互相交结，靠童贯的力量得以登上相位。接着利用权势将地痞朱耐安插到苏杭应奉局任职，又收买专善投机钻营的王黼，将其提拔为御史中丞。宦官梁师成见他们在朝中得势，于是也投靠了他们，蔡京将其荐为太尉。李彦出身于市井无赖，也逐臭而来，围绕在蔡京周围。他们朋比为奸，凡是不为其所用的正直朝臣，一概加以打击排斥。为了达到独揽相权的目的，把司马光等一百二十多位大臣定为「奸党」，并在皇宫门前立所谓「奸党碑」。凡是碑上有名的大臣，不仅本人不得复用，就连其子孙也不得起用。前任宰相章悖与蔡京是同乡，蔡京怕其复相，便将其打入「奸党」。「六贼」专擅朝政，使北宋政权吏治腐败，朝纲紊乱，最终断送了北宋政权。
相位争斗与朋党政治是相辅产生的，宰相一旦执政，必然要选任一批能够支持自己施政的朝臣，而宰相往往在一朝中有几个，他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拥护者。那么宰相之间的矛盾，便是他们拥护者互相斗争的根源。如果宰相之间互相争权夺利，那么他们的拥护者也变成了对方打击的对象。因此说相位争斗与朋党之争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相位争斗必然会牵扯朝中各派政治势力。有相位之争，也就有朋党之争，也就会有朝中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在封建统治集团中从未间断过，只是有时激烈一些有时平缓一些罢了。由于相位争斗引出的朋党政治，使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甚至会危及封建帝国的存在，因此在一些朝代中，封建君主也採取了一定的措施加以制止，但收效甚微。
二
相位争斗的另一种集中表现，是围绕着改革展开的。
改革是统治集团运用国家机器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一种手段，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倡导改革的政治家，往往是具有一定政治远见的当朝宰相。然而反对改革的旧势力，在朝中依然十分强大。有时候改革家与反改革者同朝为相，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因而斗争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涉及的范围也更大。围绕宋代王安石变法和明代张居正变法所展开的斗争，可以充分反映出其斗争之激烈。
变法改革必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既得利益者当然会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对。尤其既得利益者多是当朝权贵，他们有着庞大的社会势力。而改革者往往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新与旧的较量也一定是殊死的。当宋神宗将改革派代表王安石召到京师，准备任他参知政事（副相）领导改革时，那些墨守旧章的官僚士大夫们，便对他产生了嫉恨和敌视。唐介首先表示反对，说：「若使王安石为参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韩琦也说：「安石做翰林学士有余，当执政官则不行。」吕诲更是捏造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对其大加诽谤诋毁。总归一句话，就是要阻止他任副相，以便把他变法的计划扼杀掉。
由于宋神宗的支持，终于力排众议，使改革变法得以进行。反变法派便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他们甚至利用天象的变化大做文章。当时华山发生了山崩，文彦博竟对神宗说：「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华山山崩。」真是无稽之谈。王安石当即上书反驳：「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不足信也。」但是在那科学不发达的时代里，神宗便对变法产生了怀疑。由于新法的施行，直接由市易司向宫廷和官衙供应所需物品，致使那些以往在购买宫中用品大占便宜的官员一下子无利可图了，他们便大造谣言，反对新法。神宗的岳父向经，也因为免行钱的实施，而无法从中渔利，便把市面上的各种谣言带到宫中，在宫中掀起了一次反变法的高潮。他们甚至动员太后向神宗施加压力：「安石乱天下，怎么办呢？」面对反对派强大的攻势，王安石毅然进行反击，他提出了着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但是反对派採用了各种手段对王安石变法集团成员进行围攻、迫害，乃至分化瓦解，王安石最终二次罢相，使变法最终失败。
明代张居正的改革也是如此。虽然他的改革没有触犯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确实触动了一批官僚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便群起而狼之，公开起来与之对抗，一时间也是风波迭起。刘台本是张居正的学生，此时也弹劾老师「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甚至指责张居正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并要求神宗「抑损相权，毋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张居正从宰相的位置赶下台。可以说变法改革与反对派的斗争，是新旧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其主要表现是相位之争。因为作为改革家的宰相，他是靠宰相权力的实施来调动国家机器进行改革的，反对派阻止改革，首先就是要把他从相位上拉下来。正当张居正准备把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其父在江陵病逝。按照当时的制度，张居正应提出辞职守丧的请求。如果其子在军队任职，并恰好处于战争，皇帝，可下诏特批继续任职，这叫「夺情」。而张居正不在军队任职，所以不能「夺情」。但改革正处在重要关头，张居正一旦离职，则一切都将付诸东流。在户部侍郎李幼孜的请求下，神宗要张居正「夺情」，在京城守丧四十七天，期满即入署办公。
「夺情」的诏书一下，引出了轩然大波，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一些以维护名教为借口的士大夫指责他「热中权势而不守礼义」。不少人上书反对夺情。他们质问张居正：「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请求神宗让张居正「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其目的都是要赶张居正离任，以中断改革。张居正死后，神宗废去了张居正的大部分措施，使改革最终失败。
围绕改革而起的相位争斗，是新旧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是推动和阻拦社会进步的斗争，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三
相权是由君主授予的，靠它来治理国家。但是为了防止宰相手中的权力过大，致使大权旁落，给宰相篡位以机会，封建君主总要採取必要的措施对相权加以限制。结果导致了历代宰相制度、名称、权限的不稳定。当授予某部门权力时，必定用以制约前一权力部门的权限，同时加上一个新的名称，规定其权限范围。
秦朝统一中国后，在新的官僚机构中，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丞相为百官之首，辅佐皇帝，总揽朝政，权力极大。《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到了隋唐时期，实行新的宰相制度，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首脑为宰相。三省并立，互相制约。由内史拟旨，门下审核，尚书执行。尤其唐代，皇帝为了限制三省权限，还常常挑一些品级低的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称，使其担当宰相职务。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唐代还设有枢密使。欧阳修《归田录》中记载：「枢密使，唐制以内臣为主，故常与内诸司使、副为伍。自后唐庄宗用郭崇韬，与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自此之后，其权渐盛。」宋代初期官职承唐制，宋太祖赵匡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设三个参知政事为副职。神宗五年又加以改革，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并以尚书左右丞代替参知政事为副相。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废除了相承已久的宰相制。朱元璋为了加重自己的权力，洪武十三年除掉了胡惟庸等几位曾任宰相的人后，下令取消了这一职位。他把大权收归皇室，自己亲自掌握。把朝中的实际政务交由六部分掌。朱元璋声明；「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大权一归朝廷。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清代的官制秉承明制，没有太大变化。我们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这一举措中，基本上可以了解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明初朱元璋设宰相两个，李善长为左相，右相由徐达担任。李善长多谋善断，在朱元璋夺取政权的战争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军事上、经济上等等方面大小法规制度几乎都是由李善长组织制定的。明朝建立之后，李善长没有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尤其身居相位，很多事情就显得有点自作主张，甚至有些独断专行了。渐渐朱元璋的帝权与相权的冲突便出现了。朱元璋对这位开国功臣也不好使用强压的手段，只好一忍再忍，最后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让他致仕回家。此时，朱元璋已感到相权太大，弄不好对帝权是个威胁。但是他此时还仅仅认为是李善长个人的情况所致。他是否觉得自己功高盖世、骄傲自肆？如果换个谦恭稳重的人，就不会出现那些情况。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出在丞相这个职位上。因此，当徐达、李善长都致仕后，朱元璋仍保留丞相一职，并任原帅府旧臣汪广洋担任。这汪广洋善揣帝旨，工作极为小心，但能力太差，无所建树，使朱元璋大感失望。致仕在家的李善长为了能对朝中施加影响，便趁机推荐自己的亲信胡惟庸进入中书省，结果也被任为右相。
胡惟庸为人精明干练，上任不久便把中书省大事小情弄得井井有条。朱元璋感到汪广洋实在不称职，便将他外放到广东。其实胡惟庸在入相前就与李善长密谋，要把汪广洋挤出中书省。因此，在李善长的策划下，胡惟庸才得以把事情办得干凈利索，让朱元璋非常满意。汪广洋离开后，朱元璋才发现胡惟庸与李善长相勾结。此人机诈善变，唯利是图，而且独断专行。使朱元璋十分后悔的是，不该把汪广洋贬走。朱元璋也是工于心计之人，他为了利用而又能控制胡惟庸，便採取了一个措施，将胡惟庸升为左相，又从广东调回汪广洋为右相。朱元璋调他回来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让他牵制胡惟庸，一方面作为自己的耳目，另一方面分散他的权力。但汪广洋是个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头的人，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朱元璋非常生气，便准备把宰相制度废掉。于是便千方百计找寻左相胡惟庸的罪证，否则也不好轻易把相传了多少代的制度废掉。终于有御史中丞弹劾胡惟庸结党谋反，朱元璋便迅速处理，马上命有关方面审理，即刻处决。随着胡惟庸的死，中书省同时被撤消，宰相制度在明洪武十三年被废除。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中书省的政事悉归六部，使中央各权力部门互不统属，大权统归皇帝。为了解决拟旨、定制、批示等工作问题，便用一些在内廷工作的学士、讲官，以及翰林院中修史人员帮助。开始时没有定编，也不定职，直到明永乐皇帝登极后，才将处理这些文书的人予以定员，也给了定称，这就是「阁臣」。明代的「阁臣」虽然类似于「宰相」，但权力却比宰相小多了。这也正是朱元璋限制相权最成功的地方。
四
相位争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课题，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去研究它。无论争夺相位，宰相之间及与官僚们的争权夺利，还是帝权与相权的互相角逐，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去分善恶美丑。还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思想、行为可能都会发生变化，有的人可能从邪恶归于正途，也有的由君子变成小人。如宋代奸相秦桧，最初也是位饱学之士，进士及第后又中词学兼茂科，也想有所作为。当靖康元年金兵攻打汴京，朝廷主和派向金兵乞和，金兵要求宋朝割让三镇时，秦桧立即上《兵机四事》疏，反对割让三镇，当他的四条意见被主和派大臣张邦昌压下，他愤然以辞职相抗，尤其又与主战派大臣积极主张抗战，应该说是有民族气节的。但后来他竟背叛了祖国，成了杀害岳飞的兇手。可以说他是一个由君子变成小人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呢？是被逼、被利诱，还是另有原因？可以进行专门研究。但有人说他一开始就是混蛋，假装主战，这就未免太主观。
也有的历史人物大节可以说不亏，有的甚至对历史的进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同时，他们也搞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乃至贪污纳贿那些东西。如王安石是宋熙宁年间变法派领袖，他身任宰相，却毫无顾忌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的儿子、亲家安排到朝中机要部门。甚至那些逢迎谄媚之徒，拍马熘须之辈也受到重用。正如司马光所说的：王安石「汲引亲党，盘踞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变法期间，王安石的重要助手吕惠卿，也利用自己副相的地位巧取豪夺，他同地方官相勾结，向富户「借」了四千多贯钱，在苏州购买了大片田产。同是变法首领的章惇，也利用职权在风光秀丽之处建立别墅，购置田产。即使是改革派的总指挥王安石，也曾在江宁「求田问舍」，利用改革变法之机，大发个人之财。再如明代万历年间着名改革家，有「救时宰相」美誉的张居正，在改革开始时，为官清正廉明，整饬吏治，唯才是举。但是到了改革取得成效之后，便对反对过自己的人大打出手，严加排斥，结成张氏小集团。同时也开始居功自傲，喜听阿谀奉承话。礼部侍郎邱岳写了一副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张居正喜不自胜，准备对其越级提拔，后因有病才未实现。身为宰相，甚至带头科场作弊，大坏科场风纪。在其为相其间，大肆接收请託贿赂，甚至贪污纳私。张居正后来被抄家时，抄出黄金一万两，白金十几万两，还有大量的珠宝玉器。虽然他自己不承认贪污受贿，但事实是否定不掉的。如果单从这一点去看，这与严嵩和清代的和珅又有什么区别呢？
也有的人奋斗的目标无可指责，但是所用的手段却是十分卑劣的。如发动「甘露之变」的唐代宰相李训，鑑于宦官势力对唐朝的祸乱，以剷除宦官势力为己任。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主动投谒攀结大宦官王守澄的亲信郑注，以作为自己进身的阶梯。果然他得到了当朝皇帝文宗的宠信。为了达到可以与宦官势力较量的宰相位置，他同样又利用宦官的势力首先打败了以李德裕为首的政治集团「李党」。接着，又採用了卑劣的手段，击垮了李宗闵、牛僧孺的牛党。接着又对朝中一些大臣，进行了残酷打击，为自己争夺相位铺平了道路。虽然他终于当上了宰相，但是却遭到了人们的鄙视等等。
总之，在相位争斗中，人们以各种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们对之应加以认真地分析。今天，我们从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众多的权争中，选取十几次有代表性的权力角逐，编成《相位争夺》这本书，以使广大读者对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有一个初步了解，认识其斗争的实质，从而加深对中国封建时代专制主义政治的了解和认识，掌握其内部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图书试读
囤积奇货，只为窃国
吕不韦原是战国末期的韩国商人，家住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县）。他的父亲靠小本生意起家，虽不算巨富，但日子过得也算殷实，因此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可是这吕不韦从小熟读诗书，心高志大，哪里会把父亲这点殷切期望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群雄争霸之世，英雄人物一日数起。有的人凭三寸不烂之舌，一夜之间称王为相。鸡鸣狗盗之辈，附龙攀凤，也将彪炳千古。可是他不明白，父亲千辛万苦，经商营业，虽然吃穿不愁，但是却不为人们所看重。人生竟是这样不公平。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像父亲那样，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劳苦一生。有一次他问父亲：「爹，耕种一年的盈利是几倍？」
「有十倍的盈利。」父亲回答。
吕不韦又问：「贩卖珠宝玉器的盈利是几倍？」
「有百倍的盈利。」父亲漫不经心地回答。
想了一会儿，吕不韦又问：「如果拥立国君呢？」
「其利千万倍，不可计算。」父亲疑惑地看着他说：「别胡思乱想了，好好做你的生意吧。」
拥立国君不仅可以盈利千万倍，还可以显耀一时，并保子子孙孙荣华富贵。吕不韦于是暗下决心，要做这盈利千万倍的生意。
当然，眼下他还是要做那盈利百倍的生意。他来往于各国之间，经商营业，悟通行情。从贩卖布帛，到倒卖珠宝，低价买高价卖，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几年下来，却积攒了万贯家产。他一边做生意，一边注意留心观察各国的政治形势。这不仅是做买卖的需要，因为兵荒马乱，你征我伐，商路不通，会给做生意带来不便。更主要的是，他在观察各国的政治行情，是否有千万倍的生意可做。
这一年吕不韦又来到赵国都城邯郸，这里是赵国最繁华的地区，市场十分繁荣。以前他也经常来这里贩卖珠宝玉器，可是这一次他准备长期住在这里。
此时的吕不韦，已不再是几年前跑单帮的小商人，而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巨商富贾。凭着自己的万贯财产，他准备做盈利千万倍的生意，开始结交各种人物。
有一天，吕不韦来到一家饭店，偶然看见一位公子，二十多岁，仪表不凡，但却衣着寒酸。他一下子便被这位年轻人给吸引住了，忙问店主：「这个年轻人是干什么的？看他的样子不该是人下之人。」
吕不韦原是战国末期的韩国商人，家住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县）。他的父亲靠小本生意起家，虽不算巨富，但日子过得也算殷实，因此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可是这吕不韦从小熟读诗书，心高志大，哪里会把父亲这点殷切期望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群雄争霸之世，英雄人物一日数起。有的人凭三寸不烂之舌，一夜之间称王为相。鸡鸣狗盗之辈，附龙攀凤，也将彪炳千古。可是他不明白，父亲千辛万苦，经商营业，虽然吃穿不愁，但是却不为人们所看重。人生竟是这样不公平。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像父亲那样，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劳苦一生。有一次他问父亲：「爹，耕种一年的盈利是几倍？」
「有十倍的盈利。」父亲回答。
吕不韦又问：「贩卖珠宝玉器的盈利是几倍？」
「有百倍的盈利。」父亲漫不经心地回答。
想了一会儿，吕不韦又问：「如果拥立国君呢？」
「其利千万倍，不可计算。」父亲疑惑地看着他说：「别胡思乱想了，好好做你的生意吧。」
拥立国君不仅可以盈利千万倍，还可以显耀一时，并保子子孙孙荣华富贵。吕不韦于是暗下决心，要做这盈利千万倍的生意。
当然，眼下他还是要做那盈利百倍的生意。他来往于各国之间，经商营业，悟通行情。从贩卖布帛，到倒卖珠宝，低价买高价卖，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几年下来，却积攒了万贯家产。他一边做生意，一边注意留心观察各国的政治形势。这不仅是做买卖的需要，因为兵荒马乱，你征我伐，商路不通，会给做生意带来不便。更主要的是，他在观察各国的政治行情，是否有千万倍的生意可做。
这一年吕不韦又来到赵国都城邯郸，这里是赵国最繁华的地区，市场十分繁荣。以前他也经常来这里贩卖珠宝玉器，可是这一次他准备长期住在这里。
此时的吕不韦，已不再是几年前跑单帮的小商人，而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巨商富贾。凭着自己的万贯财产，他准备做盈利千万倍的生意，开始结交各种人物。
有一天，吕不韦来到一家饭店，偶然看见一位公子，二十多岁，仪表不凡，但却衣着寒酸。他一下子便被这位年轻人给吸引住了，忙问店主：「这个年轻人是干什么的？看他的样子不该是人下之人。」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开篇就深深地抓住了我。作者的笔触非常老练，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时代的轮廓，将读者一下子带入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我特别欣赏他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既有宏观的铺陈，又有微观的细节描摹，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画面感。读的时候，我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朝代的兴衰更迭，看到了无数英雄豪杰的崛起与陨落。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棒。语言流畅自然，一点也不枯燥，反而充满了张力。即使是一些比较复杂的政治斗争，作者也能用清晰易懂的方式讲解清楚，让我这个非专业读者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而且，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穿插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人物轶事，让原本严肃的历史读起来充满了趣味性。
评分我必须要说，这本书的史料考证功底非常深厚。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现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并且能够将这些零散的信息融会贯通，形成一条清晰的叙事线。这让我对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深信不疑。对于想要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宝藏。
评分这本书我早就听说过，一直想找机会读读。最近终于入手了，迫不及待地翻开。拿到手后，首先就被它的装帧设计吸引了，厚重而典雅，封面上的烫金字体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仿佛诉说着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有一种扎实的感觉，就知道这绝对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书。我特别喜欢这种有质感、有分量的书，让人觉得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评分我一直对中国古代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对那些权力斗争、政治博弈的细节十分着迷。这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出色，它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深入挖掘了事件背后的动机和逻辑，让我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决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作者的分析鞭辟入里，常常能点醒我之前从未想过的角度，让我对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