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之富商西门庆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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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却和其他三书的评价相当不同，而今借由萧飒之笔，以西门庆为钥匙，重新开启解读此书之路。
 
　　经由当时的中国社会来反观现今的现实，怎不令人惊叹的相似，无怪乎萧飒说：「《金瓶梅》所陈述的主题，即使是四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日日在我们四周发生；他所塑造的人物，一样仍围绕在我们身边生活着。」

《长安旧事：宋代市井风情录》 一卷风烟，半曲繁华。 这是一部深入描摹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鼎盛时期市井百态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它以宏大、细腻且充满生活气息的笔触，将读者带回那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同时又暗流涌动的时代画卷之中。全书不拘泥于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宋代的匠人、商贾、伶人、士子以及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力求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立体鲜活的宋代社会侧面。 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宋代物质文化与社会风俗的翔实考据与生动描摹。作者摒弃了传统史书的刻板叙事，转而采用一种近乎“散文体”的叙事方式，将大量细微的生活细节编织进叙事肌理之中，使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可触摸、可感知的场景。 第一编：汴河两岸——商业脉动与市井烟火 开篇即聚焦于汴京的经济命脉——汴河漕运。作者详尽描绘了汴河上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从南方的粮食丝绸，到北方的矿产木材，漕运的兴衰直接牵动着全城的命脉。 一、茶肆酒楼与饮食风尚： 本书用了大量篇幅专门探讨宋代的餐饮文化。书中细致描述了汴京的各类酒楼，如樊楼、瓦肆的盛况，记录了当时流行的菜肴种类、烹饪技法，乃至酒水的品鉴之道。例如，对“荔枝膏”、“暖锅子”等特色食品的制作过程，考据得极为精细。茶文化方面，书中对比了唐代的煎茶法与宋代的点茶法，甚至引用了部分失传的宋代茶具图谱，展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精致化的生活情趣。 二、行当百业与匠人精神： 本书着重描绘了宋代手工业的繁荣景象。丝绸业、制瓷业、印刷业以及金银器作坊，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工匠们对技艺的执着追求。作者通过“访谈”的形式（以人物口吻叙述），展现了不同行当的师徒传承、行会组织以及他们对生活质量的严苛要求。比如，对汴京城内著名的“薛家绣坊”的描写，不仅涉及刺绣针法，更包含了对染料配方的执着守护。 三、物价考证与货币流通： 本书对宋代的经济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作者搜集了大量的宋代碑刻、契约文书残片，对当时米价、布价、房价进行交叉印证，力图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物价水平。同时，对“交子”、“会子”等纸币的出现、流通及民间信任度的变化，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早期金融工具的萌芽与挑战。 第二编：瓦肆勾栏——娱乐至死的艺术 宋代市民阶层的崛起，催生了空前的娱乐需求。本书的第二部分深入挖掘了瓦肆、勾栏这些民间娱乐场所的生态。 一、说唱艺术与民间叙事： 重点介绍了“说书”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从“说话人”的“醒木”声中，诞生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段子和民间传说。书中收录了部分根据史料推测和复原的宋代的说书底本片段，描绘了艺人如何在表演中穿插时事评论与道德劝诫。 二、戏曲雏形与乐器研究： 本书对早期杂剧、傀儡戏（木偶戏）的发展进行了探讨。书中特别记录了一种被称为“弦索”的民间乐器组合，并配有详细的形制图，展示了宋代音乐从宫廷雅乐向民间通俗音乐转变的过程。 三、士人雅集与风雅活动： 与市井的喧嚣相对，本书也描绘了士大夫阶层的“风雅生活”。如插花、斗茶、赏石（奇石的收藏与鉴赏）以及组织诗社、书画交流的情景。这些活动细节展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政治压力下，如何将生命热情转向对生活美学的极致追求。 第三编：街巷幽微——人情世故与社会张力 越是繁荣的时代，社会底层的挣扎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越发值得关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则着眼于人性的幽微之处。 一、邻里关系与宗族网络： 详细描述了宋代城市中里坊制度解体后，新型的邻里关系与宗族互助网络的形成。书中穿插了关于婚丧嫁娶、邻里互助、以及因土地、债务引发的摩擦案例，展现了古代人情社会的运转逻辑。 二、风俗习惯与信仰寄托： 书中记录了宋代流行的民间信仰，如城隍庙、土地祠的香火鼎盛，以及对鬼神、算命的普遍依赖。对节庆日（如上元节、冬至）的庆祝方式，其民间化、世俗化的倾向，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三、法律边缘与灰色地带： 作者并未回避社会阴暗面。书中涉及了对典当业、牙行（中介服务）中存在的欺诈行为的侧面描写，以及对一些游手好闲、依靠欺蒙为生的“滑头”人物的刻画，反映出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道德规范的松动与法律执行的困境。 结语： 《长安旧事》是一部对宋代生活进行“考古式”复原的作品。它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而是对一个伟大时代具体“生活质感”的深度挖掘。通过对衣、食、住、行、娱、购等方方面面的考证和重构，读者得以跳脱出宏大叙事的高墙，真正触摸到千年前那座繁华都城勃勃的生机与复杂的人心。全书旨在为后人留存一份关于“如何生活”的宋代经验档案。

尔雅出版社特别推荐
萧飒出入古今　创作、论述并进三

第一章　前言九
第一节　关于金瓶梅九
第二节　成书年代一七
第三节　作者之谜二二

第二章　西门庆人物形象三五
第一节　晚明的商人三七
第二节　西门庆出身与发迹五一
第三节　西门庆之人际关系五八
第四节　西门庆的价值观七一

第三章　西门庆权力与金钱之追求八五
第一节　不公不义之官场文化八六
第二节　交相互利之官商勾结一　八
第三节　西门庆的丰厚妻财一二八
第四节　西门庆追求权力与金钱形象的意义一三六

第四章　西门庆情爱与肉慾之追求一四七
第一节　与妻妾关系一四九
第二节　与情妇关系一八六
第三节　西门庆的慾海沉沦二　六
第四节　西门庆追求情爱与肉慾形象的意义二一八

第五章　西门庆豪奢生活之追求二三三
第一节　锦衣玉食二三四
第二节　戏曲、散曲二七三
第三节　豪门礼俗二八七
第四节　西门庆追求豪奢生活形象的意义三　五

第六章　结语三一九

主要参考书目三三九

前言

第一节　关于金瓶梅

　　宋元时期，民间流行说书、讲史的娱乐活动，至元代末叶，罗贯中致力于将原先只是以说书形式流传的三国故事和水浒人物，整理编写成《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成为我国最早的长篇白话小说。在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对其赞誉备至，认为如果没有罗贯中，就不可能有后来继之而起的诸多长篇白话小说。郑振铎说罗贯中是：「继于『书会先生』之后的一位伟大作家。他正是一位继往承来，继绝存亡的俊杰；站在雅与俗，文与质之间的。」

　　因为《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普遍受到世人欢迎和重视，因此带动了后来长篇白话小说的蓬勃发展。到了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情况更是空前，长篇白话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游记》、《封神传》、《三宝太监西洋记》、《平妖传》、《隋炀艳史》、《皇明英烈传》……，一一出现，小说的成就超越以往，已经不能以千里计。而其中最有价值，最受后世称道的，就属《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并称为明代四大奇书。

　　长篇白话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明代如此蓬勃发展，外在主要因素：一、由于明朝中叶以后，政治上的严峻开始松缓，自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到天启，诸皇帝皆不理会朝政，镇日糜烂嬉戏于皇室后宫，而士大夫也上行下效，浑沌不振。二、因为当时商业日趋兴盛，经济开始活络，城市繁荣后消费奢靡风气大开，市民意识亦随之抬头。
因为政治松缓，平民百姓经济能力跃昇，开始纵情追逐物慾、娱乐。再有李贽、三袁、冯梦龙等文士的提倡，他们毫不掩饰地反对理学，重视小说、戏曲的创作，这更是推动了长篇白话小说发展的主要动力。另外，当时印刷业兴盛，商业贩售发达，也为长篇白话小说的出版、流传，创造了极其良好的条件。

　　这个时期的长篇白话小说与从前的古代小说，有着明显的变化，若以小说史的演进而言，先有笔记小说，再是传奇小说、平话小说，之后才是长篇白话小说，但此一时期的长篇白话小说，更是脱离了从前文人与群众相结合的话本式小说，开始走向个人创作，并且由说书体的小说，向文人创作小说过渡；从讲史、称颂英雄人物，转向描写一般市井小民；从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转向日常生活的细腻书写；从类型化的人物典型，转向个性化的人物；从线形结构，转向网状结构；从英雄主义，转向写实主义。从此作者的主体意识、思想感情，更多样的显现在作品之中，作品的个人风格也就更加鲜明，而其中最具代表的着作，就属《金瓶梅》。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虽然被后世并称为明代四大奇书，彷彿四者可以等量齐观，无分轩轾；但是，事实上，《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百年来得到赞誉、称颂不断，从不寂寞，唯独《金瓶梅》，自明末以来，却一直遭受着强大的非议和污蔑，甚至被当成淫邪之书看待。明崇祯十年，江西学政侯峒曾在「江西学政申曰」中，列有「禁私刻」专条，《金瓶梅》赫然在列，不准民间刻印贩售。

　　明清以来谈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文章极多，而论及《金瓶梅》者却寥寥无几，而且多隐匿真实姓名，只有少数思想先进开明的文士，才愿意以真实姓名公开谈论此书，如袁宏道、袁中道、李日华、沈德符、屠本畯、张岱、李渔……等人，但却也不过寥寥数语带过而已，并无专门论述文字出现。

　　五四以后，自由学风渐开，加以西洋文学理论的佐证，《金瓶梅》一书不论是思想上、结构安排、人物描写、文字叙述……等，都堪称是一部合于现代意义的长篇白话小说。它写实的呈现了当时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不同于其他长篇白话小说的内容，或讲史、或神怪、或传奇……。《金瓶梅》是一部绝对纯粹的写实小说，鲁迅在其着述之《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其夸赞不已，说：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着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金瓶梅》是否王世贞所作，争议仍多，不过其文学价值，从此得以肯定。除了鲁迅外，学者郑振铎、吴　、阿英等，都曾对此书多有专文论及，为其平反。从此，《金瓶梅》才勉强得以进入学术殿堂，其艺术价值这才真正得到了认同。

　　长久以来，海内外研究《金瓶梅》者，多以作者、版本考据为主，成绩确实斐然，其次才是思想艺术、人物形象、语言研究……等，着述甚多，但对于文本的研究就稍嫌欠缺，就如专门研究《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的大陆「金学」名家吴敢，便肯定认为「金瓶文化」与「金学」传播，才是现今新的研究方向，他说：

　　一九九五︱二○○○年间的『金学』专着，汇编、考证已不多见，思想与艺术研究也已转平，语言虽然仍有不少研究者留目，『金瓶文化』与『金学』传播形成新的热点，社会风俗、时代精神、文化层面、士子心态等越来越进入「金学」同人视野，而世纪之交令人产生难解的历史情结，一些研究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金学」进行阐释和总结。

　　吴敢的这番话，对想要从事「金学」研究的后学，有着极重要的启迪。魏子云教授也在其参加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研究金瓶梅应走的正确方向」中，提出了「读通原着」的主张。因此，笔者试图以「读通原着」，正视「金瓶文化」，传播「金学」为目标。

　　《金瓶梅》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非常不同于前人的纯粹写实小说，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确实可称前无古人。不论它的叙事、抒情、写景、描绘人物，笔笔写来维妙维肖，佈局完整，文字流畅，最了不起的是风格独特，不以书写琐碎饮食、性事、家常动静……等为不屑。这种文学艺术观念，与现代写实主义文学观几乎同出一辙。

　　《金瓶梅》不但是一部纯粹的写实主义小说，更是一部贴近现代意识的超时代着作，它深具现代意义，与现代的人生观、现代思潮，多有不谋而合之处。正如郑振铎所说：「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他更说过：「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早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郑振铎就如是说过，《金瓶梅》是合乎近代要求的。事实上，《金瓶梅》甚至更合乎现代开放而且多元化的人生观。《金瓶梅》所陈述的主题，便是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日日在我们四周发生；它所塑造的人物，一样仍然围绕在我们身边生活着。《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部以人性为出发，完全符合了近代写实小说诉求的鉅作，更是一部完全符合了我们现代社会需求的社会写实小说，它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也值得大家为它的传播而努力。

　　唯《金瓶梅》抄本至今未被发现。今日所能见到最早和最接近原本面貌的，只有印着欣欣子序，廿公跋，及记有万历丁巳（万历四十五年）弄珠客序文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全文百万字上下，共分十卷，回目一百。

　　《新刻金瓶梅词话》目前存世的一共仅余三部，一部是一九三二年在山西省介休县发现，分装成二十册，缺少封面和第五十二回中的七、八两页，当时由北京图书馆购藏。一九三三年马廉等人集资，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出版了一百零四套，缺页部分则以「崇祯说散本」抄补上。此《新刻金瓶梅词话》原本，抗战前夕连同北平故宫文物一起运往了美国保存，一九六五年美方交还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另外两部《新刻金瓶梅词话》现均存于日本，据校读《新刻金瓶梅词话》多年有成的梅节推想：「可能自宝永前传到日本，也沉埋两百多年，没有人看过。」所以是素洁的原刻本，没有添加任何点改批语。此两部书，一部藏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一部藏德山毛利氏栖息堂。（另有一部则仅余二十三回的残本，藏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

　　三部《新刻金瓶梅词话》都有少许缺页，所以均非完本。经过魏子云和梅节悉心比对后，均认定属于同一刻版，这也就是一般所称的「万历词话本」。

　　「万历词话本」中有着大量词曲，加上性事描写过多，又以山东土白写成，十分不易阅读。所以后来由一位不能确知姓名的文士加以删改，将露骨的性事描写及大量词曲删去，全文面目大为不同，词话说唱气氛削弱，人物和情节也简略不少，并以适合南人阅读的语言代替原先的山东土白，每回结尾不用「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改用一联或一诗作结。回目虽然仍是一百回，但是改写得比较工整对仗，并将《新刻金瓶梅词话》中的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改从「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开始。因为文字容易阅读，又删去不雅的性事，崇祯间甚为风行，各种刻版尽出，争相贩售，这便是被一般称为「崇祯说散本」的《金瓶梅》。只是这个经过文人大量删改修订的「崇祯说散本」《金瓶梅》，是否真正成书于崇祯年代？目前仍受着各方学者专家所质疑，不过仍然俗称其为「崇祯说散本」，以有别于早先的「万历词话本」。

　　「崇祯说散本」《金瓶梅》，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共二十卷一百回，附有两百幅刻工精美的图像。图上题有刻工姓名，如刘应祖、刘启先、黄子立等，都是活跃于天启、崇祯年间的着名木刻名手，所以断定必刻印于崇祯年间。至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究竟是由何人写定？其中点评文字又是何人所为？虽然至今没有定论，但其评点文字已经注重作者的写实手法、人物性格和心理层次等小说必备之重要元素，对于《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有着开拓性的肯定，对之后的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等点评家，更有着前导性的启发作用。

　　本文的研究，将以「万历词话本」为主。「万历词话本」是目前可见最接近《金瓶梅》原貌，也最能代表《金瓶梅》原本创作主旨，也唯有「万历词话本」能够真正反映出《金瓶梅》创作的那个时代的真正氛围，对于西门庆这个人物的描写，也只有「万历词话本」中的西门庆，才更接近《金瓶梅》原作者塑造的西门庆。所有关于《金瓶梅》小说研究与引文部分，除特别说明，都将依照香港太平书局一九九三年七月第十次印刷之《全本金瓶梅词话》为本。《金瓶梅词话》是万历年间刊本，目录页刻有「新刻金瓶梅词话」，旧藏北京图书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九三三年曾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一百零四套，香港太平书局即用此影印本为底本重印发行，书名改为《全本金瓶梅词话》。

　　第二节　成书年代

　　明、清士人皆认为《金瓶梅》是明嘉靖年间作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吴　认为成书是在万历年间，魏子云则根据袁宏道致董其昌的书信中最早出现《金瓶梅》三字为万历二十四年，而《金瓶梅》大量见于文献，是在万历三十四年之后，由此断定《金瓶梅》的成书不可能完成于嘉靖，而可能完成于万历或天启年间。

　　徐朔方的考定，则认为《金瓶梅》作者多处引用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而《宝剑记》脱稿于嘉靖丁未夏，也就是嘉靖二十六年，所以这才是《金瓶梅》真正成书年代的上限。再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有：「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弟睹数卷，甚奇快。今唯麻城刘延伯家有全本……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拏归。」而《新刻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所写〈金瓶梅序〉中清楚记有万历丁巳，也就是万历四十五年，所以一般认定成书的下限，自然是不会晚于万历丙午，也就是万历三十四年；但是，徐朔方又以汤显祖万历二十八年完成《南柯记》以前，曾经读完《金瓶梅》抄本为证，认为《金瓶梅》成书下限还可再修订。另外又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奏酒色财气四箴；而《金瓶梅》卷首亦有酒色财气《四贪词》，认为成书下限该定为万历十七年。

　　刘辉则认为以上皆非，以《新刻金瓶梅词话》中大量的戏曲描写，证明此书绝不可能成于万历年间。以为书中所描写的海盐腔，摘录的时调小曲，都是盛行于明嘉靖年间，而流传万历年间的崑山腔和「挂枝儿」「打枣杆」，却是一处也不见，仅此便可认定《金瓶梅》的成书必在嘉靖年间。

　　许建平则以为作者对嘉靖中后期的社会政治生活极为熟悉，但是书中也写有许多万历初年独有之事，所以认定《金瓶梅》成书年代为万历初年。

　　《金瓶梅》确实成书年代虽然无法精准确定，但总是不出嘉靖、隆庆、万历，这已经是学界公认之事实。嘉靖、隆庆、万历可说是明朝政治逐渐进入承平，经济已是全盛的阶段，算得上富裕，而且开始慢慢走向奢靡的年代。黄仁宇在其所着《万历十五年》中，如此说及万历朝皇宫建筑的宏伟、富丽，以及用度的惊人。

　　和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本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哩，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皇城环绕紫禁城，占地三方哩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房、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二十四个机构，习称二十四监。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二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总的说来，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以一五七二年到一五八二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

　　皇室富裕，依赖的是民间经济条件优渥，工商业发达税收充裕。尤其张居正秉政后，天下大治，经济高度繁荣，社会日趋奢华，自王公贵族到朝廷权贵，甚至一般士商名流，其生活享乐已经到达了奢侈糜烂的地步。张瀚《松窗梦语》便有如此的描述：

　　吾杭终有宋余风，迨今侈靡日甚。……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若事佛之谨，则斋供僧徒，装塑神像，虽贫者不吝捐金，而富室祈祷忏悔，诵经说法，即千百金可以立致，不之计也。

　　虽然张瀚记叙的主要是明朝人礼敬事佛之铺张奢侈，但也正可由此见到当时之人消费风气如何惊人，凡事讲究富丽已经不只是富豪贵族竞相追逐，就连一般平民百姓也一样挥霍无度，一点都不肯相让于富豪之家。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是如此描写晚明富户奢侈之风：

　　一个缙绅家庭可能在门前树立几桩旗竿，以表示子弟进学中举以及捐输为监生的人数，地方上显赫人物也有在轿前摆佈着一大堆的随从；修筑花园和精致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为讲究，这在明末风靡一时；收藏艺术品也成为风尚，古物尤被珍视，有时一块古砚可以值银三十至四十两，足为农家全年用度。

　　晚明政治趋于松缓，自由买卖热络，经济空前的兴盛，但是否一如大多数大陆学者们认定的，晚明正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黄仁宇就大不以为然，认为称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理论上的根据。他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写道：「单是有商人和商业资本，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纵使生产关系超时代的发展，在十四、十五世纪之间，就有了资本家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对立，也不一定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

　　然而就算晚明距离真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遥远，但这是个经济生产空前进步，富商与城市无产阶级并存的黄金时代，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这样的经济高度繁荣，自然将为城市生活带来多样而且绮丽的变幻，不止是反映在物质生活上，在思想上，宋、明以来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道学，此时也遭受到开明士人的强烈质疑。除了学术上先有王艮、罗近溪「泰洲学派」的对「人欲」的肯定，再有李贽的「童心说」，之后又有公安三袁的「性灵论」，都是对理学的禁欲，道学的虚伪反对，而更多的觉醒，则反映在文学作品上，譬如《金瓶梅》、《牡丹亭》，便是代表。

　　《金瓶梅》就是产生在这样一个富裕、奢靡，但又敢于挑战传统的大环境之下。于是《金瓶梅》作者塑造出西门庆这样一位只知追求权力与金钱、情爱与肉慾，又生活豪奢的反面人物作为主角，如此大不同于前人文学作品的创举，也就因此有了合理的解释。

　　正因为嘉靖、万历已经脱离了明朝建国初期的艰难，整个社会上至朝廷、官家，下至商户、百姓，呈现的都是承平富裕的奢靡景象，道德礼教观念逐渐薄弱，尤其是在如西门庆这样商户出身，依靠着裙带、贿赂关系升官发财之人，自然酒色财气均沾，再无一点羞耻道德之心。有了这样的成书背景，自然也就产生了西门庆这样的一位商人角色，这是《金瓶梅》作者在细腻观察后，真实的于作品中反映了人生。

　　第三节　作者之谜

　　《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各家看法大有不同外，对于《金瓶梅》作者的论定，更是众说纷纭。早在万历三十五年，屠本畯便在其《山林经济籍》中论及《金瓶梅》的作者，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万历四十二年袁中道《游居柿录》中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万历四十四年，谢肇淛在《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一书，不着作者年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万历四十七年，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只是众多说法中，却都只是相传、传闻，无一真正确切知晓作者姓名。就算撰写《新刻金瓶梅词话序》的欣欣子也只是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但是，兰陵笑笑生又到底是何许人呢？

　　清初宋起凤和张潮，均云《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但为吴　、郑振铎等否定，近人又有许建平着述《金学考论》重申王世贞为《金瓶梅》作者。一九五四年潘开沛则发表论述，认为《金瓶梅》并非个人创作，是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而成的作品。他在〈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中，说《金瓶梅》道：「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

　　一九八　年徐朔方发表了〈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但是在之后所写〈《金瓶梅》成书新探〉中，探讨《金瓶梅》是世代书会才人，说唱艺人累积成的集体创作，并以书中大量採用了李开先的词曲，认为《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或是李开先的崇信者，不再坚持一定是李开先写定。

　　魏子云则依据《别头巾文》为屠隆手笔，认定《金瓶梅》系南人屠隆所作，并与看法相同的黄霖、郑润海崃两岸相互唱和。刘辉则坚信《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写定者和评点者是李渔。另外被认为是《金瓶梅》作者的名单中，还有薛应旂、赵南星、汤显祖、冯梦龙、贾三近、沈德符、金圣叹、徐渭、李先芳……等，不下二、三十人。

　　总之，《金瓶梅》的成书年代由嘉靖、隆庆至万历，各家均有己见，无法确定。各家所认定的年代，中间间隔又超过半个世纪，要从这么漫长的时序中寻找出真实作者姓名，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作者之谜，在目前资料不足，没有充分证据的窘况下，只能说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笔者根据一九三二年山西省介休县发现的「万历词话本」研判，《金瓶梅》最早应当是供书会才人、说唱艺人表演之用的「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是以此「话本」为依据，刊刻问世而成的读本，并且他与原先表演用的「话本」改变不大，仍属「词话本」类型，所以书名仍然沿用了「词话」二字。一直到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问世后，《金瓶梅》才脱离了「词话本」型态，成为文人删改修订成的「说散本」。

　　宋人罗烨所编《醉翁谈录》中有「舌耕叙引」，说小说者曰：「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衍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咯嘓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说重门不掩底相思，谈闺阁难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州军县镇之程途。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可知小说者就是说话者，凭三寸不烂之舌，褒贬是非，当堂令看官清耳，使席上风生。宋孟元老着《东京梦华录》中有「京瓦伎艺」，记载：「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霍四就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说的正是小说、讲史等，都是在大庭广众前的一种表演。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说话人」时，说：「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认为「说话人」说话时所持底本，就是「话本」，也就是后来「话本小说」的开端。

　　但是对上述「话本」说法，也有持反对意见者，日本增田涉写有论文〈论「话本」一词的定义〉，认为「话本」一词根本没有「说话人的底本」的意思，而是指「故事」而言。他说：「『话本』不是『说话人的底本』，而是『说话』，跟『话文』或『小说』具有相同的意思。」但是他也并未反对说话人说话时确有所本，所以文中仍反覆提到「说话人的底本」。

　　《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属于表演用性质的「词话本」，也就是「说话人的底本」刊刻印制而来，理由最为明显者有二：一是文内大量採用了现成的诗词戏曲，甚至他人之作。这在文士创作中属抄袭行为，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作为书会才人、说唱艺人的表演，却无伤大雅，甚至习惯使然。二是《新刻金瓶梅词话》明白的以「词话」作为书名，在在证明了它是一部累积型的民间说唱文学，此处的「累积」指的是可以一边演出，一边创作，日积月累而成书。就如潘开沛所说，《金瓶梅》不是那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它是一部为说唱表演而产生的「话本」而已。至于是否如潘开沛所言是集体创作？依全书结构完整，脉络分明，情节连贯，人物性格分明，语言统一……等看来，绝非集体创作，应当是属个人创作。

　　我们再以《水浒传》第五十一回中一段文字，印证「话本」正是宋、元、明、清以来书会才人，说唱艺人表演时所凭借的底本：

　　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出四句七言诗道：「新鸟啾啾旧鸟归，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
雷横听了，喝声采。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借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

　　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

　　白秀英表演的「话本」，正是说了又唱，唱了又说的说唱艺人表演。我们现今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也是用来说了又唱，唱了又说的书会才人，说唱艺人的表演底本。明末清初丁耀亢作《续金瓶梅》，凡例中说：「小说类有诗词，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第一回又说：「见的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的话本。」这里的「词话」和「这部书」，指的就是《金瓶梅词话》，所以丁耀亢也说《金瓶梅》是话本的一类。

　　《新刻金瓶梅词话》内文中，大量引用了可以吟唱的诗词和散曲，几乎每一回都有可唱之韵文，或用以劝世或用以说教，或交代情节，甚至与小说情节发展并无关联的说唱亦多在其中。譬如第二十四回，潘金莲使人把韩嫂儿叫来，问她为何当街撒酒疯骂人，韩嫂儿来了，不慌不忙，向前拜了两拜，说道：「三位娘在上，听小媳妇从头儿告诉，唱耍孩儿为证。」（第二十四回，页六二四）主人问话，仆妇竟然就这样当众唱了起来，这只有在戏剧表演才可能发生。第七十九回西门庆临终之时，夫妻生离死别悲痛万分之时，西门庆要吴月娘休哭，听他嘱咐，竟然以〈驻马听〉唱词唱出：「贤妻休悲，我有里情告你知，妻你腹中是男是女，养下来看大成人，守我的家私，三贤九烈要真心，一妻四妾，携带着住，彼此光辉光辉，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闭。」吴月娘听了，亦以唱词回答：「多谢儿夫遗后良言教道奴，夫我本女流之辈，四德三从，与你那样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煳，守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一鞍一马不须分付。」（第七十九回，页二四三六）《金瓶梅》作者能够将人物对白写得畅快淋漓，其实并不需要借助唱词表达感情，但是他却在生离死别或是病危的紧要时刻，让角色一一吟唱，唯一的解释也就是因为它是属于说唱表演的「话本」，所以才会出现如此的安排。

　　另外，第八十九回吴月娘、孟玉楼为西门庆上坟，两人都唱〈山坡羊〉带〈步步娇〉。同样第八十九回春梅、孟玉楼哭潘金莲坟，唱的也是〈山坡羊〉。第三十回李瓶儿即将临盆，产婆蔡老娘赶了来，不急着探看产妇，却与吴月娘磕头后报起山门，道：「我做老娘姓蔡，两只脚儿能快，身穿怪绿乔红，各样狄髻歪戴，嵌丝环子鲜明，闪黄手帕符，入门利市花红，坐下就要管待，不拘贵宅娇娘，那管皇亲国太，教他任意端详，被他褪衣划，横生就用刀割，难产须将拳揣，不管脐带包衣，着忙用手撕坏，活时来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因此主顾偏多，请的时常不在。」（第三十回，页七八三）产婆、庸医出场，都以自报山门的表演方式，先来上一段韵文演唱。第三十回，来保与吴主管押送生辰担，离了清河县，一路朝登紫陌，暮践红尘，有日到了东京，其中就插有「评话捷说」字句（第三十回，页七七二）。第七十回，西门庆前往东京，也用「评话捷说」（第七十回，页一九九四）。文内又有四十多次用「看官听说」如何如何之语，另外每回结语，更以「毕竟未知后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这些分明都清楚显示了其为「话本」的本色。

　　尤其众所週知的，《金瓶梅》故事是由《水浒传》衍生而来，现在就以《金瓶梅》的第一回前半「景阳冈武松打虎」，比较之《水浒传》的第二十三回后半「景阳冈武松打虎」，其中文字大同小异。

　　《金瓶梅》如是写道：「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皆落黄叶，刷刷的响。扑地一声，跳出一只弔睛白额斑斓勐虎来，犹如牛来大。武松见了，叫声阿呀时从青石上，翻身下来，便提稍棒在手，闪在青石背后。那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跑了一跑，打了个欢翅，将那条尾，剪了又剪，半空中，勐如一个焦霹雳，满山蒲岭，尽皆振响。这武松被那一惊，把肚中酒，都变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原来勐虎项短，回头看人教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上，把腰跨一伸，掀将起来。武松只一躲，躲在一侧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了一声，把山岗也振动，武松却又闪过一边。原来虎伤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时，气力已自没了一半。武松见虎没力，翻身回来，双手轮起稍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枝带叶，打将下来，原来不曾打着大虫，正打在树枝上，磕磕把那条棒，折做两截，只拏一半在手里。这武松心中，也有几分慌了。那虎咆哮性发，剪尾弄风起来，向武松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一跳，却跳回十步远。那大虫扑不着武松把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乘势向前，两只手，挝在大虫顶花皮，使力只一按，那虎急要挣扎，早没了气力。武松尽力挝定那虎，那里肯放松。」（第一回，五五、五六页）

　　《水浒传》写的是：「那一阵风过了，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阿呀！』从青石翻将下来，便拿遇条哨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那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了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攥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跨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闪，闪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了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岗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翦。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翦，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翦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轮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噼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噼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噼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枝上，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拏得一半在手里。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一只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搭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被武松尽气力纳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

　　两段文字详加比对后，可以发现几乎大抵雷同，只有少许改动而已。由此可以证明，那些改动只是表演艺人说唱时，因为没有一字一句的照本宣科，偶尔用了自己的语气加以增删润色，但是所有转折和细节，则仍属原来《水浒传》，并未多改。事实上《金瓶梅》第一回至第十回，几乎完全抄录于《水浒传》的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七回，由此除了可以证明《金瓶梅》确是借着《水浒传》武松、潘金莲、西门庆故事展开情节外，更可以明显看出，《金瓶梅》当初是以说唱表演《水浒传》开的端倪。

　　《金瓶梅》最早是以「话本」形式面市，而「词话本」也就是「说唱话本」之意。《金瓶梅》正是表演艺人先以念唱《水浒传》开始，然后敷衍出更多情节和故事，最后集结成为鉅作。此类用以表演的「话本」，内容可以世代累积，但文字却不一定每一部都属集体创作，像这样为了演出所作的「话本」，亦可能由一人独立写成，写定后或用来自己表演，或由其他艺人演出，《金瓶梅》便属于这样一种个人创作意味浓厚的「话本」。

　　既然是应用于表演的「话本」，自然就少了文人创作时的精心讲究，所以任意摘取当时现成词曲，借用其他话本与非话本小说情节穿插文内。又因为是应付演出的底本，所以书写匆忙，多有疏漏，或情节前后重复或脱节失序，又多处人物年龄和事件年代错置，除了刊刻时的手民之误外，若属作者的疏漏亦是可以理解之事。

　　只是多数学者专家仍坚信《金瓶梅》作者必为大名士的说法，如徐朔方以为作者是李开先，魏子云、黄霖认为是屠隆，王汝梅认为是王世贞，张远芬认为是贾三近，……，他们均不相信一般书会才人、说唱艺人能有此等创作能耐，能够独自完成《金瓶梅》如此鉅作。认为《金瓶梅》作者必是王世贞无疑的许建平，言道：「如果假定为下层文人或艺人写作，该小说构思的完整性，叙事针线之细密，语言之生动鲜活，不失稗官之上乘，又如何解释？」其实下层文人难道就不能有身怀小说创作之大才者吗？中国何其大，落第秀才、举子何其多？既然能「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作为门客的老儒能有这样大才撰写《金瓶梅》，那么自然也会有沦落市井成为下层社会书会才人、说唱艺人的潦倒文人，一样也能身怀大才创作《金瓶梅》。

　　以校读《金瓶梅》着称的梅节，在其〈《金瓶梅词话》的版本与文本〉中曾道：「编撰者为书会才人一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可能与源流久远的『罗公（贯中）书会』有关。」正因为这位写作《金瓶梅》的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只是个一般市井小民、潦倒文人，属于中下层知识份子，而非什么大文士大名流，因为他社会地位低落，身份不高，所以不容易名列经传，这便是《金瓶梅》作者姓名不容易被流传于世的原因。

　　既然《金瓶梅》的作者是这样一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的创作尺度自然较之文人士大夫宽阔，无须受到任何束缚，也因此才能够创造出西门庆这样离经叛道的人物，而且以这样的负面角色作为全书最为重要的灵魂人物。也只有这样沦落市井的艺人，才能有此悖离了一般所谓传统正道的勇气和原创力道，塑造出西门庆这样的一个负面人物，却成为数百年来不被遗忘，而且仍然不时的被人们提出讨论解析的典型化人物。

　　总之，《金瓶梅》作者之谜，在目前资料不足，又没有充分证据的窘况下，仍处于悬而未决状态。笔者亦认为《金瓶梅》最早为表演用的「话本」，之后才刊行贩售，其作者可能正是当时的书会才人、说唱艺人之流，至于真实姓名，就只有等待更新的，更有力的资料出现，再做出详实、可信之判定。

评分☆☆☆☆☆

坦白说，《金瓶梅》原著我是读过的，虽然情节宏大，人物繁多，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但西门庆这个角色，始终是我关注的焦点。这本书的标题《金瓶梅中之富商西门庆》，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因为它精准地找到了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角度。我一直觉得，西门庆的“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堆积，更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本书能否深入探讨，西门庆是如何利用他“富商”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阶层中游走的？他是如何通过金钱，打通关节，获得官职，甚至影响朝堂的？我很好奇，书中会如何描绘他与官员、士绅阶层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他如何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游刃有余地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我期待的，不仅仅是看到他如何赚钱，更是他如何“花钱”，如何利用钱财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塑造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这本书如果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那将是对《金瓶梅》的一次极具价值的解读，也能够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运作模式。

评分☆☆☆☆☆

收到这本书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西门庆在《金瓶梅》中那复杂多面的形象。标题《金瓶梅中之富商西门庆》，立刻让我联想到，这本书会不会是对他“富商”这一身份的深度剖析？我个人对商业史和人物传记类的书籍一直情有独钟，而西门庆作为明代一个极其特殊的商人形象，他的成功之道，他的经商策略，都充满了神秘感。我期待这本书能像一部详实的商业档案，为我们揭示西门庆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人，一步步爬上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他是如何把握商机？他的货物主要有哪些？他的销售渠道又是什么样的？甚至，他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商业秘密”？我是不是可以想象，本书会通过细致的考证和分析，呈现出他作为一个商人的精明、狡黠，以及他在那个时代特有的商业环境下，所必须具备的那些“生存法则”。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对一个角色的描绘，更是对明代商业生态的一次生动展现。

评分☆☆☆☆☆

这本书名《金瓶梅中之富商西门庆》一出，就勾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心！我一直觉得《金瓶梅》这部大书，虽然名气响亮，但真正要深入去理解，却也得花不少心思。西门庆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全书的灵魂人物，他的兴衰荣辱，他的享乐与堕落，都深深地烙印在这部巨著的字里行间。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从这个庞杂的叙事中，提炼出一个独立的“富商西门庆”的视角来呈现的。我是不是可以期待，这本书会更侧重于描绘他作为一个商业巨贾是如何叱咤风云，如何积累财富，如何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展现出其独特的商业头脑与手段？或许，它还会进一步解剖他作为一个“富商”的社会关系网，他与官场、与市井、与文人的那些盘根错节的联系。毕竟，在那个年代，商人的地位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抬高，西门庆能达到那样的巅峰，绝非仅靠运气。我尤其期待，作者能否在不脱离《金瓶梅》原著精髓的前提下，为我们呈现一个更立体、更饱满的西门庆形象。是不是会揭示他内心深处的某些挣扎，或者他对金钱、权力和情欲的理解，与他表面的风光形成怎样的反差？作为一个读者，我渴望看到这种深度的挖掘，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人物勾勒。

评分☆☆☆☆☆

我一直对《金瓶梅》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权力运作非常着迷，而西门庆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他的“富商”身份更是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这本书的标题《金瓶梅中之富商西门庆》让我眼前一亮，它似乎要把我们从原著错综复杂的情节中抽离出来，专门聚焦于西门庆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轨迹。我好奇的是，这本书会如何呈现他“富”的方方面面？他经营的产业有哪些？他如何与当时的官僚体系进行互动，以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我期待书中能够详细描写他如何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如何处理与其他商人的竞争，以及他如何利用财富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同时，我也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挖掘西门庆在商业活动中的一些道德边界，以及他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心挣扎。毕竟，在那个时代，一个成功的商人往往需要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这本书如果能为我们揭示这些，那将是对西门庆这个人物的一次非常深入和独特的解读。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简直是为我这种对历史与文学交叉点充满兴趣的读者量身定做的！“金瓶梅”三个字，自带一种神秘的魔力，而“富商西门庆”的聚焦，则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我一直觉得，《金瓶梅》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它对明代市井生活的细致描摹，更在于它对人性幽深之处的洞察。而西门庆，无疑是承载这一切的关键人物。这本书能否从一个“富商”的身份切入，去重新审视他的人生轨迹？我是不是可以期待，它会详细介绍西门庆是如何在那个相对保守的社会中，利用各种资源，甚至是灰色地带，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关于他的“富”，书中是否有更具体的描绘，例如他经营哪些行业？他的商业模式是怎样的？他的财富来源是否涉及当时的官商勾结，或者他本人就是精明的商人？这些细节，如果能被作者一一呈现，那将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商业史”与“人生史”的交响。我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作者如何细致地梳理西门庆在商业世界里的起伏跌宕，他的每一次决策，每一次合作，每一次危机，都可能是本书的精彩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