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读这本书,重新检视你手上的中国经济数据 中国统计资料失真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二○○○年前后,便有研究机构和外资券商提出类似的疑问。当时,中国刚刚加入WTO,正要「打开大门迎向世界」,开始与世界的标准接轨,统计资料开始受到重视,也受到国际间的检验。例如《亚洲华尔街日报》和伦敦《金融时报》,就双双针对中共官方预估的经济成长率,公开表示怀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指出,中国各省市公布的经济成长资料,和官方公布的整体成长率并不相符。
以二○○○年为例,除了云南一省外,其余各地成长率均高过全中国。这种「各地都比平均高」的奇怪现象,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之后,人们也渐渐发现更多中国经济数据的可疑之处。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研究发现,一九九八至二○○一年间,中共官方公布累计经济成长率,高达三四.五%,但同时期能源的使用量却减少了五.五%,物价下跌二%,就业几乎无增长。 这种种现象,与一般成长中国家的经验法则不符。另外,德意志银行曾以电力使用量、飞机载客率、零售销售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推估一九九一至九八年间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成长率,结果发现平均虚增了四.七%。
除了经济成长率之外,中国另一个重要数据――失业率,也被关注和置疑:《新闻週刊》曾指出,二○○一年官方公布失业率为三.六%,但这不包括一千万名从国营企业下岗的工人,以及当时一亿五千万名分散在各大城市、工作状态不稳定的农民工。失业率数字之所以失真,外界普遍认为是基于不能「动摇国本」的政治考量。
对投资者而言,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与现实状况可能存在严重误差,直接影响的是资产评价和成长性预估。许多看衰中国经济前景的观察家和分析师,多半认为中国过度的投资和闲置产能――包括房地产和都市化建设,都将引领债务泡沫破灭和经济崩溃,像是长期经济趋势预测家哈利.邓特二世(Harry S. Dent Jr.)便抱持这样的看法。
当然,我们不用一味追逐这些空头大师的脚步,大肆批评中国政府「政治凌驾一切」。但中国官方统计数字可信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就连前面提过二○○○年前后「各地都比平均高」、「影子省分」的现象,经过十年仍未见改善。二○○九年大陆各省GDP总和超出全国三.一兆人民币、二○一○年超出三.一兆、二○一一年超出五兆,到了二○一二年超出金额高达五.八兆,三十一省区市总和超过全国一○%(本书第一章有相关讨论)。
高盛在二○一三年四月曾指出,中国的进出口数据也可能是造假的。因为高盛发现,当年一季度中国对欧洲出口同比仅增加一.一%,对美国出口同比仅增加六.八%,但出口香港却暴增七四.二%!香港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这实在太不合理了。
这种畸形现象,很可能与地方省市首长下令力保全年一○%外贸增速的目标有关。在力保政绩的压力下,各种奇怪现象应运而生,例如将一千万美元的商品运到香港,第二天再运回深圳,一来一往之间,便「创造」了二千万美元的贸易额;更不用说可能存在的虚假交易(目的是套取汇差或洗钱,本书第八章有相关讨论)。
在二○一五年三月的「两会」召开期间,中共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表示,中共「地方政府形式主义和浮夸主义严重,很多数字有水分。像是GDP增速、财政收入、信贷数据、进出口等都造假」。这是官方人士少见对资料真伪做出如此露骨的说明。同年十月,中央巡视组发现东北三省GDP灌水严重,以致「一些县的经济规模都超过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也指出,地方政府「命令企业向中国统计局谎报投资、销售和利润资料,而且是成倍数的方式谎报……」。
面对各方越来越多的质疑,二○一六年一月国家统计局在公布二○一五年全年GDP增速六.九%的同时,统计局长王保安回应:「中国GDP核算有扎实的、准确的基础数据,有制度、体制和机制保障。」不过几天后,王保安就因「严重违纪」无预警地遭到调查,动作之快令外界震惊。原因可能是针对个人过去任职的违纪有关,也可能是官方开始认真面对资料不实的问题,因为统计资料不实对政府施政影响之大,不言可喻。
笔者过去曾参与中国股市的投资,读过不少中国官方和民间各式统计资料和企业财报数据。惭愧的是,即使心中有过对统计数据的怀疑,但并未认真思考和比对。所幸有本书的翻译工作,让我得以回头拾起过去的资料再做分析,得出不少心得和启发。
本书英文版于二○一四年四月推出,作者郭马修(Matthew Crabbe)既非金融从业人员,也不是从事经济分析预测,更不是一路唱衰中国搏版面的「专家」。在他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大都生活在中国,与各项数据(以零售消费为主)为伍,这让他对中国数据的敏感度高于一般人。本书对中国统计数据涵盖的范围甚广,从宏观经济数据(人口、经济规模、政府财政、债务以及货币政策)、企业财报(包括产出、销售及贸易)到民间消费(零售、就业、所得和房地产),超越了过去金融市场以投资为出发点所讨论的范畴,更是研究中国的专业人士必须具备的新知。
作者比对各项数据,指出中国官方资料的误差和谬误之外,也分析了这些资料如此离谱的背后原因,包括历史、疆域、统治权,以及「社会和谐」等。悲观论者会认为,中国的数据无一可信,但作者的态度显然不是如此。毕竟,中国正在不可知的未来中,尝试面对过去的乡愿和错误,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这绝不容易,但它开始做了。
笔者有幸能翻译本书,虽曾有译作经验,主题又接近工作专业,但难免仍有疏漏误失之处,若文中出现不合理的逻辑、谬误或语意不清,应为翻译失误,无关原文的完整性。此外,笔者也在各章针对原文中未加以说明的名词、人物、事件等另行註释,说明来由,期能尽力让读者了解全貌。
唐祖荫 二○一六年二月 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