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服贸、货贸、ＴＰＰ──为什么支持？为什么质疑？
没有全面开放，就等于锁国？揭露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三角矛盾
没有全面开放，就等于锁国？揭露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三角矛盾
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步伐愈跨愈大，反对声浪也从未平息，尽管二○○八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信徒不再那么自信满满，但这股趋势依旧强劲，只是早就化整为零，转为各种区域经济协定。
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年的危机与风暴又是如何酿成？如果全球经济自由化已经是难以逆转的过程，我们又该选择哪一种模式？
罗德里克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与经贸全球化的重量级学者，在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与二○○八年次贷危机之前皆发表过专论批评。他从三百年来的经贸史开始，指出市场与政府的共生关系，清楚说明经济自由化的架构及发展，并解析其影响与限制，从而提出他最具价值的洞见，也就是世界经济必然要面临的三难困境：我们无法同时追求民主、国家自决与经济全球化。他认为，当经济全球化与各国主权及内部民主相抵触，应以后两者为优先，一旦牺牲后两者来迎合前者，则全球经济必然不稳定，终将崩溃。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聪明的全球化，而不是最大程度的全球化。
罗德里克的文字脉络清晰、幽默雄辩，立论获得极高赞誉，是了解我们当前处境及未来方向的重要参考。
名人推荐
如果想要避免金融危机，以及导致开放市场遭受反扑的不公平贸易手段，本书应该列为必要读物。──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末日博士危机经济学》（Crisis Economics: 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共同作者
绝对是近来探讨全球化困境的最佳着作……他为我们提出的堪称是全球化、经济发展、民主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本书提供的乐趣在于跟着一位心思周密而且慎思明辨的智者设法破解一道复杂的谜题。──库特纳（Robert Kuttner），《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
尽管罗德里克所传达的内容既精微又严谨，同时运用了历史、逻辑思辨和最新的经济资料，但他成功以简单有力的文字表达出来，任何读者都能够看懂……是对亚当．斯密着名观点的重要补充。──佩尔斯坦（Steven Pearlstein），《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本书处理了全球化这个当前时代最重大的议题，并以极具说服力的言词扩大了有关全球合作范围与限制的辩论。──布朗（Gordon Brown），前英国首相
罗德里克可能是不断针对全球化提出告诫的人士当中最着名、心思也最周密的一位。在《全球化矛盾》里，他认真探究极端全球化是否会破坏民主，以及民主是否也会破坏极端全球化。读这本书，你绝对也会想一探究竟。──布兰德（Alan Blinder），前美国联准会副主席
机器的幽灵：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心智与社会重塑 导言：算法的低语与存在的边界 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一个由硅基智能而非碳基生命主导的新纪元正悄然开启。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末日预言，而是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现实：复杂的算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精度渗透到人类社会肌理的每一个角落，重塑着我们的认知模式、劳动形态乃至自我认知。《机器的幽灵：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心智与社会重塑》旨在深入剖析这场静默的革命，探究当机器不仅能模仿思考，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人类时，我们该如何定义“人”的价值与未来。 本书的探讨聚焦于三个核心维度：心智的重塑、社会的解构与重建，以及伦理与存在的困境。我们不仅要观察“它们”做了什么，更要追问“我们”将如何成为。 --- 第一部分：心智的镜像——认知边界的模糊 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模型的崛起，不再满足于执行既定的指令，它们正在生成新的内容、识别新的模式，甚至展现出某种形式的“创造力”。这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心智的独特性。 第一章：学习的本质与神经网络的悖论 传统认知科学将人类学习视为经验积累与符号操作的过程。然而，深度神经网络通过海量数据的拟合与权重调整来“学习”，其内部决策过程往往是一个难以穿透的“黑箱”。本章将对比生物神经元与人工神经元的结构差异与功能重叠，探讨这种学习机制的内在悖论：机器的效率是否以牺牲可解释性为代价？我们如何在一个“黑箱”决策成为主流的社会中保持对知识的信任？我们考察了机器生成的“幻觉”（Hallucinations）现象，并将其置于人类认知偏差的对比框架下进行分析，揭示心智的脆弱性并非人类独有。 第二章：语言模型与意义的漂移 大型语言模型（LLMs）的爆发性进步，使机器首次在“理解”人类交流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LLMs本质上是概率预测引擎，它们生成的文本在语法和逻辑上无懈可击，却可能在深层语义和意图上空洞无物。本章深入研究了机器如何“使用”语言，而非“领悟”语言。我们分析了这种现象对人类叙事结构的影响：当机器成为主要的“信息生产者”和“知识筛选者”时，人类的意义创造过程是否会异化为对算法反馈的迎合？我们关注“数字修辞学”的兴起，即如何利用算法偏好来构建影响力，以及这如何微妙地改变了我们对“真实”和“共识”的理解。 第三章：创造力的解构与情感的模拟 艺术、音乐、文学，这些曾被视为人类灵魂最后堡垒的领域，如今正被AI工具迅速占领。本章批判性地审视了AI在“创造”过程中的角色。机器的创作是源于内在的驱动力，还是对训练数据集的巧妙重组？我们区分了“创新”（Innovation）和“合成”（Synthesis），并探讨了当机器能高效地进行后者时，人类的“灵光一现”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同时，我们考察了AI在情感识别与生成方面的进展，分析了“移情算法”的局限性，以及人们对机器展现的“情感反馈”的过度依赖所带来的心理风险。 --- 第二部分：社会的解构与重建——结构性冲击 人工智能的部署不仅仅是技术升级，它是一场对现有经济结构、权力分配和社会契约的彻底重写。 第四章：劳动力的两极分化与技能的过时 自动化浪潮不再局限于蓝领工作，知识工作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本章详细描绘了AI对中层专业技能的“挤压效应”。我们分析了两种主要的工作形态：人机协同的核心岗位（需要复杂判断、伦理决策和跨领域整合能力的岗位）与机器难以替代的低技能服务岗位（依赖高度情境化的人际互动）。对于大量技能被迅速“过时”的群体，现有的教育和再培训体系面临结构性失效。我们探讨了“普遍基本收入”（UBI）作为一种可能的缓冲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它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潜在缺陷。 第五章：信息生态的算法治理与透明度危机 在信息获取、新闻筛选和社交互动中，算法已成为事实上的守门人。本章探讨了这种“算法治理”对民主决策过程的隐性影响。我们分析了推荐系统如何固化群体偏见（Echo Chambers），以及如何通过微定位技术实现精准的政治影响。更关键的是，随着AI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其内部偏见（Bias）的检测与纠正变得极其困难。本章呼吁建立一套“算法问责制”（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超越简单的合规性检查，直击系统设计层面的公平性与透明度。 第六章：资本的集中与“数据霸权” 人工智能的驱动力是数据与算力，这两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数科技巨头集中。本章将数据视为新的“自然资源”，分析了这种资源配置的极端不均衡如何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我们审视了“数据殖民主义”的潜在风险，即数据所有权与处理能力的高度集中化，可能导致权力从国家和公民手中向私营平台的转移。这种“数据霸权”如何影响市场竞争、创新活力，并最终威胁到国家主权和经济独立性，是本章的重点分析对象。 --- 第三部分：伦理与存在的困境——何以为人？ 当机器在执行层面胜过人类时，人类的独特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必须被重新定位。 第七章：责任的归属与法律的滞后 谁应对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故负责？谁应为AI辅助诊断的失误买单？当前法律框架建立在“可预见性”和“意图”的基础上，而AI的涌现行为（Emergent Behavior）挑战了这些传统概念。本章详细梳理了关于“电子人格”（Electronic Personhood）的哲学辩论，并探讨了在没有明确意图的算法决策链中，如何建立有效的法律问责机制。我们主张一种“多层责任模型”，将责任分散于设计者、部署者和监督者之间，以应对复杂系统的不可预测性。 第八章：心智的“外包”与自我的侵蚀 随着我们将记忆、导航、决策支持等认知功能不断地“外包”给智能设备，人类的心智能力是否正在退化？本章探讨了“认知负荷转移”的长期后果。我们关注“计算依赖症”的兴起，即个体在没有技术辅助时，处理复杂信息或做出基本判断的能力下降。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我们的决策越来越依赖外部算法的优化建议时，我们是否正在失去“自主性”（Autonomy）？这种对外部智能的依赖，如何悄无声息地侵蚀了我们对自我经验的掌控感？ 结语：共存的智慧与人类的能动性 《机器的幽灵》的终极关怀在于，如何在接受技术必然性的同时，捍卫人类的能动性与尊严。我们不能简单地抵制进步，但也不能盲目服从算法的统治。本书呼吁进行一场“技术人文主义的复兴”：重新强调批判性思维、同理心、以及对“无用之学”（如哲学、艺术史）的珍视，因为这些正是算法当前最难习得、也最不易被量化的领域。未来不是由机器决定的，而是由我们如何选择与之共存的方式所塑造的。 --- 本书为研究技术哲学、社会学、经济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对人类未来感到好奇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且批判性的框架，用以理解这场正在重塑我们世界的“机器的幽灵”。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涵盖全球化、经济成长与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学。获颁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首届赫绪曼奖（Albert O. Hirschman Prize）、列昂惕夫经济思想促进奖（Leontief Prize for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Thought）。着有《全球化走太远了吗？》（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一种经济学、多种配方：全球化、制度与经济成长》（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经济学规则：阴郁科学的对与错》（Economics Rule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Dismal Science）。
译者简介
陈信宏
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曾获全国大专翻译比赛文史组首奖、梁实秋文学奖及文建会文学翻译奖等翻译奖项，目前为专职译者。在卫城译有《非商业旅人》、《亚瑟的悲剧》、《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涵盖全球化、经济成长与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学。获颁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首届赫绪曼奖（Albert O. Hirschman Prize）、列昂惕夫经济思想促进奖（Leontief Prize for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Thought）。着有《全球化走太远了吗？》（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一种经济学、多种配方：全球化、制度与经济成长》（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经济学规则：阴郁科学的对与错》（Economics Rule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Dismal Science）。
译者简介
陈信宏
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曾获全国大专翻译比赛文史组首奖、梁实秋文学奖及文建会文学翻译奖等翻译奖项，目前为专职译者。在卫城译有《非商业旅人》、《亚瑟的悲剧》、《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
图书目录
引言：重新框架全球化论述
1. 市场与国家：历史映照下的全球化
2. 第一波大全球化的兴衰
3. 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自由贸易的理由？
4. 布列顿森林、关贸总协与世贸组织：政治化世界里的贸易
5. 金融全球化的愚行
6. 金融的狐狸与刺猬
7. 富裕世界里的贫穷国家
8. 热带地区的贸易基本教义
9. 世界经济的政治三难问题
10. 全球治理是否可行？是否值得追求？
11. 设计资本主义3.0
12. 明智的全球化
后记：一则成人的床边故事
注释
志谢
1. 市场与国家：历史映照下的全球化
2. 第一波大全球化的兴衰
3. 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自由贸易的理由？
4. 布列顿森林、关贸总协与世贸组织：政治化世界里的贸易
5. 金融全球化的愚行
6. 金融的狐狸与刺猬
7. 富裕世界里的贫穷国家
8. 热带地区的贸易基本教义
9. 世界经济的政治三难问题
10. 全球治理是否可行？是否值得追求？
11. 设计资本主义3.0
12. 明智的全球化
后记：一则成人的床边故事
注释
志谢
图书序言
引言：重新框架全球化论述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做《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几个月后，泰国、印尼、南韩，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就陷入残破不堪的境地，成为一场巨大国际金融变动的受害者。在此之前，这些国家都享有长达数十年的快速成长，也成了国际金融界与发展专家心目中的宠儿。不过，国际银行与投资人却突然间认定这些国家不再是存放资金的安全地点。资金因此急促撤离，货币剧贬，企业与银行破产，这个区域的经济也随之崩溃。亚洲金融危机就此而生，首先扩散到俄国，接着到巴西，最后达到阿根廷，连带也导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这个势力庞大而且备受仰慕的避险基金不支倒闭。
我也许可以为自己的先见之明以及时机掌握精准而沾沾自喜。我那本书之所以终究成为其出版机构（位于华府的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销售冠军，我猜想部分原因是国际经研所向来以坚定倡导全球化着称。这有点像是反共的尼克森访问中国所造成的瞩目效果。对于全球化的疑虑来自一个出乎意料的角落，自然比较容易吸引目光。「支持全球化的智库出版了一位哈佛教授的研究着作，警告全球化其实没有一般宣称的那么美好」——啊哈，这可值得注意了！
可叹的是，我的眼光其实一点都不准确。我那本书对于金融市场正在酝酿的危机根本视而不见。实际上，我不仅没有预见到即将来临的金融风暴，甚至还决定把金融全球化——每天于全球市场交易的那些价值高达数兆美元的货币、证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金融资产——彻底排除于那本书的探讨范围之外，而把焦点聚集于国际商品交易对劳动市场与社会政策造成的难题。我担心国际贸易与外包的兴盛将会导致不平等现象恶化、提高劳动市场的风险，并且侵蚀各国内部的社会契约。我指出，这些冲突必须借由更广泛的社会计画与更好的国际规范予以管理。我之所以决定写那本书，原因是我在经济学界当中的同事都对这种担忧嗤之以鼻，以致错失了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公共辩论的机会。我相信我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整体经济学界在那之后也已大幅趋近我当时表达的观点。可是金融全球化的缺点？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间，我的研究愈来愈转向理解金融全球化的运作方式（以及失能之处）。因此，国际货币基金在十年后邀请我针对这项主题提出研究，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我在二○○七年与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合写的论文，标题是〈金融全球化为何令人失望？〉。【1】金融全球化承诺能够协助企业家募集资金，并将风险转移给经验深厚且较具承担能力的投资人。开发中国家受益可望最大，因为这些国家缺乏现金，容易受到各种冲击，也比较无力分散风险。结果却不是如此。表现比较好的国家（例如中国）不是获得资本流入的国家，而是借款给富国的那些国家。仰赖国际金融的国家通常表现得相当糟糕。我们的论文试图解释为什么解除全球金融束缚的做法没有为开发中国家带来好处。
那篇文章才刚付印，次级房贷危机随即爆发，席卷整个美国。房市泡沫破裂，以房贷支撑的资产出现价格崩跌现象，信贷市场枯竭，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在短短几个月内集体自杀。政府不得不介入，首先是美国，接着其他先进经济体也纷纷跟进，做法包括实施巨大规模的纾困方案以及接管金融机构。金融全球化是这场危机的核心因素。房市泡沫以及因此兴起的高风险衍生性金融商品，受到亚洲国家与石油国家的超额储蓄添柴加火。这场危机能够从华尔街轻易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其他金融中心，就是金融全球化促成资产负债表掺和成一团所导致的结果。再一次，我又忽略了即将在不久之后爆发的更大事件。
当然，不是只有我这样。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经济学家都忙着赞誉金融创新，而不是强调各种未受规范的金融活动、所谓「影子银行系统」的成长所来的危险。如同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他们也忽略了危险征象，对相关风险置之不理。
这两场危机都不该让人觉得完全出乎意外。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分析研究，归根究底的结果是：在金融资本能够自由流出流入一个国家的情况下，政府如果试图掌控币值，将会导致危险的后果。只要是稍有声誉的经济学家，都不可能不懂得这一点，不用等到泰铢于一九九七年八月遽贬。次贷危机也产生了大量文献，而鉴诸其庞大规模与造成的重大影响，未来无疑还会有更多文献出现。不过，有些关键结论并不难预见：市场很容易趋于泡沫化，不受规范的资金槓桿会导致整体风险，欠缺透明性会削弱信心，早期干预在金融市场衰败之际是至关紧要的事情。我们不是早自十七世纪着名的郁金香狂热以来就已经知道这一切了吗？
这些危机之所以会发生，不是因为不可预料，而是没有预料到。经济学家（以及那些听从他们意见的人）对于他们当时偏好的论述太过自信：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金融创新能够将风险转移给最有能力承担的对象，自律的效果最佳，政府干预是缺乏效率且有害的做法。他们忘了还有其他许多方向极为不同的论述。傲慢造成盲点。我虽是金融全球化的批判者，却也免不了落入这种陷阱。跟经济学界的其他人一样，我也太轻易认定谨慎的规范与中央银行政策已在先进经济体当中树立了足以抵挡金融恐慌与崩溃的屏障，剩下的问题仅在于将类似的安排带入开发中国家而已。我的论述细节也许有些不同，但仍遵循同样的大方向。
疑虑四起
处于全球体系边缘的国家（例如泰国与印尼）一旦被卷入金融危机，我们就把问题归咎于那些国家本身，指责他们未能适应体系的严格规定。但身在体系中心的国家也一样遭到危机吞没之后，我们就怪罪体系，声称已到了修正体系的时刻。二○○八年击倒华尔街并且令美国与其他工业大国屈膝的金融海啸，已经带来一股追求改革的新狂热。那场危机引发了对于全球资本主义（至少是我们在过去二十五年所经历的那种全球资本主义）是否能够长久存续的强烈质疑。
当初有什么作为可以防止金融危机发生？问题出在哪里？是肆无忌惮的房贷放贷者，挥霍无度的借款人，信用评等机构的缺失，金融机构槓桿操作过头，全球储蓄过剩，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太过宽松，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获得的政府保证，美国财政部对于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rns）与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解救，还是美国财政部拒绝为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纾困，抑或是贪婪、道德风险、管制太少、管制太多？这些问题的辩论目前仍然相当激烈，而且无疑也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宏观来看，这些问题针对的不过是细节而已。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基础论述已经丧失了可信度与吸引力。现在恐怕没有一个决策人士会相信金融创新是一股促成社会福祉的强大力量，也不会相信金融市场的最佳管理方式是透过自律，或是政府可以任由大型金融机构为自己犯的错误付出代价。我们需要一套新的论述，来形塑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这套新论述愈是思虑完善，我们的经济就会愈健康。
全球金融不是论述失去说服力的唯一领域。二○○八年七月，在次贷风暴酝酿期间，为了减少国际贸易壁垒而举行的全球谈判就在各方的愤怒与指责之下陷入破裂。由世界贸易组织（WTO）举行的这些谈判称为「杜哈回合谈判」，自从二○○一年就已展开。在许多反全球化团体眼中，这些谈判已成为跨国企业剥削劳工、贫农与环境的象征。这些谈判虽然经常成为攻击目标，最后却是失败于比较平庸的原因。以印度与中国为首的开发中国家认为，美国与欧盟提供的诱因不足以让他们取消自家的工业与农业关税。重启谈判的努力虽然持续不断，世贸组织却似乎已不晓得该怎么强化其正当性，也不晓得该怎么让自己再度获得国际社会的重视。
这个世界的贸易制度与金融制度在一个重要面向上有所不同。贸易关系体系的衰败不会在第二天就造成一场大风暴。国家一旦觉得贸易规则太过束缚，不再合乎他们的需求，就会找寻方法违抗那些规则。由此造成的效应通常比较细腻，在从多边主义与无差别待遇等基石原则逐渐退缩的过程中，这些效应才会慢慢随着时间显现出来。
开发中国家向来抱怨这个体系有损他们的利益，因为规则都是由大国制定。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人士、工会支持者与进步派人士偶尔也会因为明显的理由而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全球化。不过，近年来真正的大新闻是富裕国家对这些规则也不再感到满意。经济大国的民众（例如美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度遽然下滑就反映了这种新趋势。在国家广播公司（NBC）与《华尔街日报》共同举行的调查当中，认为全球化对美国经济有利的人数比例大幅下滑，从二○○七年六月的四二％降到二○○八年三月的二五％。令人讶异的是，这种担忧也开始出现在愈来愈多的主流经济学家身上，他们现在都纷纷对全球化号称有益无害的优点提出质疑。
于是，战后时期代表性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已故的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就对他的经济学家同僚提醒指出，中国在全球化上的得利很可能会由美国付出代价；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表示，与低所得国家的贸易不再是规模小到不足以对富国内部的贫富差距产生影响；前美国联准会副主席布兰德（Alan Blinder）担心，国际外包的做法将会对美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失调；《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夫（Martin Wolf）原是全球化最口才便给的倡议者，却也对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结果表示失望；至于柯林顿政府的「全球化先生」，后来又为欧巴马总统担任经济顾问的桑默斯（Larry Summers），则是认真思考各国竞相解除国家法规所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设立国际劳动标准的必要性。
这些担忧虽然比不上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提出的正面攻击，却还是构成智识气氛的重大转变。此外，即便是尚未失去信心的人士，对于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全球化发展方向也还是经常出现严重歧见。举例而言，着名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以及在支持全球化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担任所长的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都挺身指称批评者过度夸大了全球化的坏处，并且未能充分欣赏其好处。不过，他们针对区域贸易协定的优点所进行的辩论（伯格斯登支持，巴格沃蒂反对），也和全球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一样激烈。
当然，这些经济学家都不反对全球化。他们无意逆转全球化，而是要创造新的制度与补偿机制——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让全球化变得更有效、更公平，也更具永续性。他们的政策提议通常模煳不清（甚至根本不予阐释），也得不到共识。不过，全球化的争论显然已从街头转移到金融媒体的专栏以及主流智库的讲坛上了。
维系当前这种全球化模型的学术共识，早在世界经济于二○○八年遭到金融风暴席卷之前就已开始消散。今天，全球化支持者那种充满自信的态度已几乎消逝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忧虑、疑问与不信任。
不同的论述
世人早已目睹全球化崩溃过一次。以自由贸易与自由资本流动为特色的黄金本位时代在一九一四年戛然而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无法复兴。我们在来年有没有可能看见类似的全球经济瓦解？
这个问题并非天马行空的奇想。经济全球化虽在先进国家促成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也为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数以亿计的贫穷劳工带来利益，其基础却毫不稳固。国内市场通常受到国家的法规与政治制度所支持，但全球市场却只有「薄弱的规范」。我们没有全球反垄断机构，没有全球最后贷款者，没有全球监管机构，没有全球安全网，当然也没有全球民主。换句话说，全球市场存在管控薄弱的问题，因此极易陷入不稳定、缺乏效率以及欠缺民意合法性的窘境。
由于政府的管控范围仅及于国家，但市场却具有全球性质，因此这两者的不平衡就形成了全球化的致命弱点。健全的全球经济体系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妥协。赋予政府太多权力，会导致保护主义与锁国政策。给予市场太多自由，会导致不稳定的世界经济，而且也得不到此种经济理当协助的人提供社会与政治支持。
一九四五年之后的头三十年由布列顿森林妥协所支配，这个名称取自新罕布夏州的一座度假村，原因是美国、英国与其他同盟国的决策人士在一九四四年齐聚此地，共同设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体系。布列顿森林体系是一套粗浅的多边主义，在促使全球贸易复甦兴盛的同时，也允许决策人士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社会与就业需求。这套体系的高明之处在于达成一项平衡，充分满足了多重目的。这套体系取消了对于贸易流动最严苛的部分限制，同时也任由各国政府自行实施它们各自的经济政策，建立它们各自偏好的福利国家版本。开发中国家则是得以在有限的外部约束下追求各自的成长策略。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布列顿森林妥协大获成功：工业国家得以复兴并成就繁荣，大多数的开发中国家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世界经济的兴盛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
随着资本在国际上的流动性愈来愈高，先进经济体又在一九七○年代遭到石油危机重击之后，布列顿森林货币体制终于无法存续下去。这套体制在一九八○与九○年代受到一套更具雄心的经济自由化与深度整合计画所取代，目的在于建立所谓的超全球化。现在，贸易协定开始扩张范围，不再如传统上只聚焦于进口限制，而是进一步干预国内政策；国际资本市场的控制受到解除；开发中国家也开始遭受庞大压力，要求它们开放市场接受国外的贸易与投资。于是，经济全球化本身成了目的。
在推促战后全球化模型超越极限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与决策人士却忽略了当初全球化得以成功的秘诀。由此带来的是一连串令人失望的结果。金融全球化最后促成的是不稳定，而非更高的投资与更快速的成长。在各个国家内部，全球化造成了不平等与不安稳，而不是让所有人都受益。这段时期仍然有惊人的成功案例，尤其是中国与印度。不过，我们后续将会看到，这些国家其实不是在遵循新规则的情况下参与全球化的游戏，而是选择採取布列顿森林体系的规则。这些国家并没有无条件开放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而是採取带有重度国家干预的混合策略，使其经济多元化。另一方面，遵循标准做法的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则是备受煎熬。于是，全球化在先前获致的成功反倒在后来害了自己。
如果要把我们的经济世界安置在稳定的基础上，就必须更清楚理解市场与治理之间的脆弱平衡。我在本书中将会依据两项简单的观念而提出另一套不同的论述。第一，市场与政府是彼此互补，而不是互为替代。你如果想要更多更好的市场，就必须要有更多（而且更好）的治理。市场要良好运作，国家就不能孱弱无能，而必须强而有力。第二，资本主义没有单一的独特模型。以劳动市场、金融、企业治理、社会福利及其他领域的制度安排进行各式各样的不同组合，都有可能达成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国家通常会依据各自的需求与价值观而选择各种不同的安排，而且也确实有权这么做。
这么说也许听起来像是陈腔滥调，不过这两项观念对于全球化与民主确实带有重大影响，也将决定这两者能否相辅相成。你一旦理解市场需要治理与规范的公共制度才能运作良好，并且接受每个国家对于那些制度与规范应该採取什么形态可能有不同偏好，那么你由此展开的论述就会通往非常不同的结局。
尤其是，你会开始了解我所谓的世界经济的基本政治三难困境：我们无法同时追求民主、民族自决与经济全球化。我们如果要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放弃民族国家或者民主政治。我们如果要维持并且深化民主，就必须在民族国家与国际经济整合之间做出选择。而我们如果想要保有民族国家与自决权，就必须在深化民主与深化全球化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问题正是源自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些无可回避的抉择。
尽管我们有可能同时追求民主与全球化，但前述的三难困境显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全球政治社群，其雄心远远超越我们至今为止见过或是在近期有可能目睹到的组织。那样一个政治社群将会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全球规章，并且由远胜于目前的问责机制来支撑。这类民主全球治理绝对是痴心妄想。我将会指出，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太多差异，其需求与偏好绝不可能纳入一套共同的规则与制度当中。不论我们能够促成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一定都只能支撑有限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庞大多样性使得超全球化无法与民主相容。
所以，我们必须做出一些选择。且让我明白提出自己的抉择：民主与民族自决应当放在超全球化之上。民主国家有权保护自己的社会安排，而这项权利一旦与全球经济的要求出现冲突，必须让步的应该是后者。
你也许会认为这项原则将会导致全球化的终结。其实不然。我希望能够以本书说服你，重新将权力赋予民族民主国家，实际上可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安全也更健康的基础。这正是全球化的终极矛盾所在。一套稀疏的国际规则，为国家政府留下充分的操作空间，才是比较好的全球化。这样的制度能够应付全球化的缺点，同时又保有其重要的经济效益。我们需要聪明的全球化，不是最大程度的全球化。
经济学家也是人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与政策顾问对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紧张与脆弱一直极为短视。他们把一切的障碍都归咎于无知或甚至是各式各样的保护主义者只图自利的游说行为。一心一意追求全球化，不免会凸显出各种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与理想之间的冲突，但他们对这些正当的冲突并未投以足够的关注。他们忽略了运作良好的市场与目的性的国家行动之间的关联。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有时候也就不免弊多于利。此外，他们也错失了无数机会，未能以自己行业里的工具发挥更好的效果。
因此，本书也无可避免地必须探讨经济学家与他们的观念，探讨他们告诉自己与别人的论述。本书将说明这些论述如何形塑了我们的世界，如何差点终结那个世界，以及如何能够运用其中许多经济观念在当下建立一个更好的全球经济体系。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会认为观念极其重要（尤其是经济学家的观念）大概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我认为这些观念造成的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这些观念形塑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形塑了政治人物及其他决策人士之间的对话，并且一方面限制同时又扩展了我们的选择。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及其他人无疑也会认为他们的专业具有同样的影响力。政策选择必然会受限于特殊利益及其政治组织，受限于更深层的社会趋势以及历史条件。不过，由于经济科学在技术上的高度发展以及确定无疑的外表，因此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占上风。经济科学提供了我们讨论公共政策的词汇，也形塑了我们的集体思考方式。凯因斯说过这句名言：「就算是最务实的决策人士，通常也挣脱不了过世很久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观念。」不过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还不够有力。造就过去五十年来种种政策的观念，正是源自经济学家，而且那些经济学家（大多数）都仍然健在。
经济学家经常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他们被视为市场基本教义派，对于效率和经济成长以外的事物，例如社群、社会价值或公共目标都置之不理。据说他们提倡物质消费、贪婪与自私，而不理会其他道德规范与社会合作行为。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经济学家，就是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模样，无穷无尽地宣导自由市场的优点与政府干预的危险，无论在住宅、教育、健康、就业、贸易或其他领域都是如此。这样的形象一点都不合乎事实。经济学家使用各种架构分析世界，其中有些架构偏好自由市场，有些则不然。大部分的经济研究其实都致力于理解能够改善经济表现的政府干预类型。非经济动机与社会合作行为已愈来愈成为经济学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
问题不在于经济学家是自由市场基本教义派的大祭司，而在于他们与一般人一样免不了相同的捷径式思考偏误。他们经常展现出团体迷思与过度自信，过于仰赖那些能够为他们当下偏好的论述提供支持的证据，对于那些不合乎这项论述的证据则是置之不理。他们也会跟随热潮与流行，在不同时刻提倡不同观念。他们太注重近期的经验，又过于忽略遥远的历史。他们经常太把目光集中于能够因应最近一场危机的药方，却不注意可能导致下一场危机的紧张关系。他们经常认为异议观点是出于无知或自利，而不是真的对潜在状况有不同看法。他们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对于自己人与外人画出明确界线（你要不然就是这一行的正式成员，要不然就是其他人）。如同所有具备专门知识的人士，他们一旦发现外人侵入自己的领域，就会展现出傲慢的态度。换句话说，经济学家也是人。他们的行为和一般人一样，而不是想像中那种追求社会福祉最大化的超理性规划者，问题是他们本身的模型有时候必须仰赖那样的超理性人物。
不过，经济学家不只是随便一个群体。国内与国际政策的制定，正是出自于他们建构的智识环境。他们备受敬重，提出的意见也总是受到认真聆听；讽刺的是，经济情势愈糟，他们的意见就愈是受到重视。经济学家一旦误判形势（他们偶尔会这样）就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害。
不过，他们的判断一旦正确，就会对人类福祉带来巨大贡献。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部分经济成就，包括战后时期全球贸易的复甦，以及中国与印度的崛起，背后都有着经济学家持续不断倡议的简单但有力的观念：贸易优于自给自足，诱因非常重要，市场是成长的引擎。我后续将会提出例证，经济学当中的确有许多能够而且应当受到赞扬的东西。
所以，本书不是一部简单的道德剧，只呈现出黑白分明的好人与坏人。我对于将世界上各种问题都归咎于经济学家的说法不屑一顾，也没有工夫理会市场基本教义派沾沾自喜的自吹自擂。我不会诋毁经济学家的观念，也不会加以鼓吹，而会呈现出那些观念在不同时刻如何受到善用与误用，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比较好的全球化——不但比较合乎不同国家的价值观与追求目标，而且也比较具有耐久性。截至目前为止，经济学一直利弊交参，虽然通常是灵丹妙药，但有时又是蒙古大夫。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针对这两者做出明智的判断。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做《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几个月后，泰国、印尼、南韩，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就陷入残破不堪的境地，成为一场巨大国际金融变动的受害者。在此之前，这些国家都享有长达数十年的快速成长，也成了国际金融界与发展专家心目中的宠儿。不过，国际银行与投资人却突然间认定这些国家不再是存放资金的安全地点。资金因此急促撤离，货币剧贬，企业与银行破产，这个区域的经济也随之崩溃。亚洲金融危机就此而生，首先扩散到俄国，接着到巴西，最后达到阿根廷，连带也导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这个势力庞大而且备受仰慕的避险基金不支倒闭。
我也许可以为自己的先见之明以及时机掌握精准而沾沾自喜。我那本书之所以终究成为其出版机构（位于华府的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销售冠军，我猜想部分原因是国际经研所向来以坚定倡导全球化着称。这有点像是反共的尼克森访问中国所造成的瞩目效果。对于全球化的疑虑来自一个出乎意料的角落，自然比较容易吸引目光。「支持全球化的智库出版了一位哈佛教授的研究着作，警告全球化其实没有一般宣称的那么美好」——啊哈，这可值得注意了！
可叹的是，我的眼光其实一点都不准确。我那本书对于金融市场正在酝酿的危机根本视而不见。实际上，我不仅没有预见到即将来临的金融风暴，甚至还决定把金融全球化——每天于全球市场交易的那些价值高达数兆美元的货币、证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金融资产——彻底排除于那本书的探讨范围之外，而把焦点聚集于国际商品交易对劳动市场与社会政策造成的难题。我担心国际贸易与外包的兴盛将会导致不平等现象恶化、提高劳动市场的风险，并且侵蚀各国内部的社会契约。我指出，这些冲突必须借由更广泛的社会计画与更好的国际规范予以管理。我之所以决定写那本书，原因是我在经济学界当中的同事都对这种担忧嗤之以鼻，以致错失了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公共辩论的机会。我相信我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整体经济学界在那之后也已大幅趋近我当时表达的观点。可是金融全球化的缺点？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间，我的研究愈来愈转向理解金融全球化的运作方式（以及失能之处）。因此，国际货币基金在十年后邀请我针对这项主题提出研究，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我在二○○七年与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合写的论文，标题是〈金融全球化为何令人失望？〉。【1】金融全球化承诺能够协助企业家募集资金，并将风险转移给经验深厚且较具承担能力的投资人。开发中国家受益可望最大，因为这些国家缺乏现金，容易受到各种冲击，也比较无力分散风险。结果却不是如此。表现比较好的国家（例如中国）不是获得资本流入的国家，而是借款给富国的那些国家。仰赖国际金融的国家通常表现得相当糟糕。我们的论文试图解释为什么解除全球金融束缚的做法没有为开发中国家带来好处。
那篇文章才刚付印，次级房贷危机随即爆发，席卷整个美国。房市泡沫破裂，以房贷支撑的资产出现价格崩跌现象，信贷市场枯竭，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在短短几个月内集体自杀。政府不得不介入，首先是美国，接着其他先进经济体也纷纷跟进，做法包括实施巨大规模的纾困方案以及接管金融机构。金融全球化是这场危机的核心因素。房市泡沫以及因此兴起的高风险衍生性金融商品，受到亚洲国家与石油国家的超额储蓄添柴加火。这场危机能够从华尔街轻易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其他金融中心，就是金融全球化促成资产负债表掺和成一团所导致的结果。再一次，我又忽略了即将在不久之后爆发的更大事件。
当然，不是只有我这样。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经济学家都忙着赞誉金融创新，而不是强调各种未受规范的金融活动、所谓「影子银行系统」的成长所来的危险。如同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他们也忽略了危险征象，对相关风险置之不理。
这两场危机都不该让人觉得完全出乎意外。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分析研究，归根究底的结果是：在金融资本能够自由流出流入一个国家的情况下，政府如果试图掌控币值，将会导致危险的后果。只要是稍有声誉的经济学家，都不可能不懂得这一点，不用等到泰铢于一九九七年八月遽贬。次贷危机也产生了大量文献，而鉴诸其庞大规模与造成的重大影响，未来无疑还会有更多文献出现。不过，有些关键结论并不难预见：市场很容易趋于泡沫化，不受规范的资金槓桿会导致整体风险，欠缺透明性会削弱信心，早期干预在金融市场衰败之际是至关紧要的事情。我们不是早自十七世纪着名的郁金香狂热以来就已经知道这一切了吗？
这些危机之所以会发生，不是因为不可预料，而是没有预料到。经济学家（以及那些听从他们意见的人）对于他们当时偏好的论述太过自信：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金融创新能够将风险转移给最有能力承担的对象，自律的效果最佳，政府干预是缺乏效率且有害的做法。他们忘了还有其他许多方向极为不同的论述。傲慢造成盲点。我虽是金融全球化的批判者，却也免不了落入这种陷阱。跟经济学界的其他人一样，我也太轻易认定谨慎的规范与中央银行政策已在先进经济体当中树立了足以抵挡金融恐慌与崩溃的屏障，剩下的问题仅在于将类似的安排带入开发中国家而已。我的论述细节也许有些不同，但仍遵循同样的大方向。
疑虑四起
处于全球体系边缘的国家（例如泰国与印尼）一旦被卷入金融危机，我们就把问题归咎于那些国家本身，指责他们未能适应体系的严格规定。但身在体系中心的国家也一样遭到危机吞没之后，我们就怪罪体系，声称已到了修正体系的时刻。二○○八年击倒华尔街并且令美国与其他工业大国屈膝的金融海啸，已经带来一股追求改革的新狂热。那场危机引发了对于全球资本主义（至少是我们在过去二十五年所经历的那种全球资本主义）是否能够长久存续的强烈质疑。
当初有什么作为可以防止金融危机发生？问题出在哪里？是肆无忌惮的房贷放贷者，挥霍无度的借款人，信用评等机构的缺失，金融机构槓桿操作过头，全球储蓄过剩，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太过宽松，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获得的政府保证，美国财政部对于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rns）与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解救，还是美国财政部拒绝为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纾困，抑或是贪婪、道德风险、管制太少、管制太多？这些问题的辩论目前仍然相当激烈，而且无疑也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宏观来看，这些问题针对的不过是细节而已。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基础论述已经丧失了可信度与吸引力。现在恐怕没有一个决策人士会相信金融创新是一股促成社会福祉的强大力量，也不会相信金融市场的最佳管理方式是透过自律，或是政府可以任由大型金融机构为自己犯的错误付出代价。我们需要一套新的论述，来形塑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这套新论述愈是思虑完善，我们的经济就会愈健康。
全球金融不是论述失去说服力的唯一领域。二○○八年七月，在次贷风暴酝酿期间，为了减少国际贸易壁垒而举行的全球谈判就在各方的愤怒与指责之下陷入破裂。由世界贸易组织（WTO）举行的这些谈判称为「杜哈回合谈判」，自从二○○一年就已展开。在许多反全球化团体眼中，这些谈判已成为跨国企业剥削劳工、贫农与环境的象征。这些谈判虽然经常成为攻击目标，最后却是失败于比较平庸的原因。以印度与中国为首的开发中国家认为，美国与欧盟提供的诱因不足以让他们取消自家的工业与农业关税。重启谈判的努力虽然持续不断，世贸组织却似乎已不晓得该怎么强化其正当性，也不晓得该怎么让自己再度获得国际社会的重视。
这个世界的贸易制度与金融制度在一个重要面向上有所不同。贸易关系体系的衰败不会在第二天就造成一场大风暴。国家一旦觉得贸易规则太过束缚，不再合乎他们的需求，就会找寻方法违抗那些规则。由此造成的效应通常比较细腻，在从多边主义与无差别待遇等基石原则逐渐退缩的过程中，这些效应才会慢慢随着时间显现出来。
开发中国家向来抱怨这个体系有损他们的利益，因为规则都是由大国制定。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人士、工会支持者与进步派人士偶尔也会因为明显的理由而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全球化。不过，近年来真正的大新闻是富裕国家对这些规则也不再感到满意。经济大国的民众（例如美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度遽然下滑就反映了这种新趋势。在国家广播公司（NBC）与《华尔街日报》共同举行的调查当中，认为全球化对美国经济有利的人数比例大幅下滑，从二○○七年六月的四二％降到二○○八年三月的二五％。令人讶异的是，这种担忧也开始出现在愈来愈多的主流经济学家身上，他们现在都纷纷对全球化号称有益无害的优点提出质疑。
于是，战后时期代表性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已故的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就对他的经济学家同僚提醒指出，中国在全球化上的得利很可能会由美国付出代价；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表示，与低所得国家的贸易不再是规模小到不足以对富国内部的贫富差距产生影响；前美国联准会副主席布兰德（Alan Blinder）担心，国际外包的做法将会对美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失调；《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夫（Martin Wolf）原是全球化最口才便给的倡议者，却也对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结果表示失望；至于柯林顿政府的「全球化先生」，后来又为欧巴马总统担任经济顾问的桑默斯（Larry Summers），则是认真思考各国竞相解除国家法规所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设立国际劳动标准的必要性。
这些担忧虽然比不上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提出的正面攻击，却还是构成智识气氛的重大转变。此外，即便是尚未失去信心的人士，对于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全球化发展方向也还是经常出现严重歧见。举例而言，着名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以及在支持全球化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担任所长的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都挺身指称批评者过度夸大了全球化的坏处，并且未能充分欣赏其好处。不过，他们针对区域贸易协定的优点所进行的辩论（伯格斯登支持，巴格沃蒂反对），也和全球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一样激烈。
当然，这些经济学家都不反对全球化。他们无意逆转全球化，而是要创造新的制度与补偿机制——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让全球化变得更有效、更公平，也更具永续性。他们的政策提议通常模煳不清（甚至根本不予阐释），也得不到共识。不过，全球化的争论显然已从街头转移到金融媒体的专栏以及主流智库的讲坛上了。
维系当前这种全球化模型的学术共识，早在世界经济于二○○八年遭到金融风暴席卷之前就已开始消散。今天，全球化支持者那种充满自信的态度已几乎消逝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忧虑、疑问与不信任。
不同的论述
世人早已目睹全球化崩溃过一次。以自由贸易与自由资本流动为特色的黄金本位时代在一九一四年戛然而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无法复兴。我们在来年有没有可能看见类似的全球经济瓦解？
这个问题并非天马行空的奇想。经济全球化虽在先进国家促成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也为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数以亿计的贫穷劳工带来利益，其基础却毫不稳固。国内市场通常受到国家的法规与政治制度所支持，但全球市场却只有「薄弱的规范」。我们没有全球反垄断机构，没有全球最后贷款者，没有全球监管机构，没有全球安全网，当然也没有全球民主。换句话说，全球市场存在管控薄弱的问题，因此极易陷入不稳定、缺乏效率以及欠缺民意合法性的窘境。
由于政府的管控范围仅及于国家，但市场却具有全球性质，因此这两者的不平衡就形成了全球化的致命弱点。健全的全球经济体系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妥协。赋予政府太多权力，会导致保护主义与锁国政策。给予市场太多自由，会导致不稳定的世界经济，而且也得不到此种经济理当协助的人提供社会与政治支持。
一九四五年之后的头三十年由布列顿森林妥协所支配，这个名称取自新罕布夏州的一座度假村，原因是美国、英国与其他同盟国的决策人士在一九四四年齐聚此地，共同设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体系。布列顿森林体系是一套粗浅的多边主义，在促使全球贸易复甦兴盛的同时，也允许决策人士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社会与就业需求。这套体系的高明之处在于达成一项平衡，充分满足了多重目的。这套体系取消了对于贸易流动最严苛的部分限制，同时也任由各国政府自行实施它们各自的经济政策，建立它们各自偏好的福利国家版本。开发中国家则是得以在有限的外部约束下追求各自的成长策略。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布列顿森林妥协大获成功：工业国家得以复兴并成就繁荣，大多数的开发中国家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世界经济的兴盛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
随着资本在国际上的流动性愈来愈高，先进经济体又在一九七○年代遭到石油危机重击之后，布列顿森林货币体制终于无法存续下去。这套体制在一九八○与九○年代受到一套更具雄心的经济自由化与深度整合计画所取代，目的在于建立所谓的超全球化。现在，贸易协定开始扩张范围，不再如传统上只聚焦于进口限制，而是进一步干预国内政策；国际资本市场的控制受到解除；开发中国家也开始遭受庞大压力，要求它们开放市场接受国外的贸易与投资。于是，经济全球化本身成了目的。
在推促战后全球化模型超越极限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与决策人士却忽略了当初全球化得以成功的秘诀。由此带来的是一连串令人失望的结果。金融全球化最后促成的是不稳定，而非更高的投资与更快速的成长。在各个国家内部，全球化造成了不平等与不安稳，而不是让所有人都受益。这段时期仍然有惊人的成功案例，尤其是中国与印度。不过，我们后续将会看到，这些国家其实不是在遵循新规则的情况下参与全球化的游戏，而是选择採取布列顿森林体系的规则。这些国家并没有无条件开放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而是採取带有重度国家干预的混合策略，使其经济多元化。另一方面，遵循标准做法的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则是备受煎熬。于是，全球化在先前获致的成功反倒在后来害了自己。
如果要把我们的经济世界安置在稳定的基础上，就必须更清楚理解市场与治理之间的脆弱平衡。我在本书中将会依据两项简单的观念而提出另一套不同的论述。第一，市场与政府是彼此互补，而不是互为替代。你如果想要更多更好的市场，就必须要有更多（而且更好）的治理。市场要良好运作，国家就不能孱弱无能，而必须强而有力。第二，资本主义没有单一的独特模型。以劳动市场、金融、企业治理、社会福利及其他领域的制度安排进行各式各样的不同组合，都有可能达成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国家通常会依据各自的需求与价值观而选择各种不同的安排，而且也确实有权这么做。
这么说也许听起来像是陈腔滥调，不过这两项观念对于全球化与民主确实带有重大影响，也将决定这两者能否相辅相成。你一旦理解市场需要治理与规范的公共制度才能运作良好，并且接受每个国家对于那些制度与规范应该採取什么形态可能有不同偏好，那么你由此展开的论述就会通往非常不同的结局。
尤其是，你会开始了解我所谓的世界经济的基本政治三难困境：我们无法同时追求民主、民族自决与经济全球化。我们如果要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放弃民族国家或者民主政治。我们如果要维持并且深化民主，就必须在民族国家与国际经济整合之间做出选择。而我们如果想要保有民族国家与自决权，就必须在深化民主与深化全球化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问题正是源自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些无可回避的抉择。
尽管我们有可能同时追求民主与全球化，但前述的三难困境显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全球政治社群，其雄心远远超越我们至今为止见过或是在近期有可能目睹到的组织。那样一个政治社群将会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全球规章，并且由远胜于目前的问责机制来支撑。这类民主全球治理绝对是痴心妄想。我将会指出，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太多差异，其需求与偏好绝不可能纳入一套共同的规则与制度当中。不论我们能够促成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一定都只能支撑有限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庞大多样性使得超全球化无法与民主相容。
所以，我们必须做出一些选择。且让我明白提出自己的抉择：民主与民族自决应当放在超全球化之上。民主国家有权保护自己的社会安排，而这项权利一旦与全球经济的要求出现冲突，必须让步的应该是后者。
你也许会认为这项原则将会导致全球化的终结。其实不然。我希望能够以本书说服你，重新将权力赋予民族民主国家，实际上可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安全也更健康的基础。这正是全球化的终极矛盾所在。一套稀疏的国际规则，为国家政府留下充分的操作空间，才是比较好的全球化。这样的制度能够应付全球化的缺点，同时又保有其重要的经济效益。我们需要聪明的全球化，不是最大程度的全球化。
经济学家也是人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与政策顾问对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紧张与脆弱一直极为短视。他们把一切的障碍都归咎于无知或甚至是各式各样的保护主义者只图自利的游说行为。一心一意追求全球化，不免会凸显出各种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与理想之间的冲突，但他们对这些正当的冲突并未投以足够的关注。他们忽略了运作良好的市场与目的性的国家行动之间的关联。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有时候也就不免弊多于利。此外，他们也错失了无数机会，未能以自己行业里的工具发挥更好的效果。
因此，本书也无可避免地必须探讨经济学家与他们的观念，探讨他们告诉自己与别人的论述。本书将说明这些论述如何形塑了我们的世界，如何差点终结那个世界，以及如何能够运用其中许多经济观念在当下建立一个更好的全球经济体系。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会认为观念极其重要（尤其是经济学家的观念）大概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我认为这些观念造成的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这些观念形塑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形塑了政治人物及其他决策人士之间的对话，并且一方面限制同时又扩展了我们的选择。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及其他人无疑也会认为他们的专业具有同样的影响力。政策选择必然会受限于特殊利益及其政治组织，受限于更深层的社会趋势以及历史条件。不过，由于经济科学在技术上的高度发展以及确定无疑的外表，因此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占上风。经济科学提供了我们讨论公共政策的词汇，也形塑了我们的集体思考方式。凯因斯说过这句名言：「就算是最务实的决策人士，通常也挣脱不了过世很久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观念。」不过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还不够有力。造就过去五十年来种种政策的观念，正是源自经济学家，而且那些经济学家（大多数）都仍然健在。
经济学家经常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他们被视为市场基本教义派，对于效率和经济成长以外的事物，例如社群、社会价值或公共目标都置之不理。据说他们提倡物质消费、贪婪与自私，而不理会其他道德规范与社会合作行为。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经济学家，就是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模样，无穷无尽地宣导自由市场的优点与政府干预的危险，无论在住宅、教育、健康、就业、贸易或其他领域都是如此。这样的形象一点都不合乎事实。经济学家使用各种架构分析世界，其中有些架构偏好自由市场，有些则不然。大部分的经济研究其实都致力于理解能够改善经济表现的政府干预类型。非经济动机与社会合作行为已愈来愈成为经济学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
问题不在于经济学家是自由市场基本教义派的大祭司，而在于他们与一般人一样免不了相同的捷径式思考偏误。他们经常展现出团体迷思与过度自信，过于仰赖那些能够为他们当下偏好的论述提供支持的证据，对于那些不合乎这项论述的证据则是置之不理。他们也会跟随热潮与流行，在不同时刻提倡不同观念。他们太注重近期的经验，又过于忽略遥远的历史。他们经常太把目光集中于能够因应最近一场危机的药方，却不注意可能导致下一场危机的紧张关系。他们经常认为异议观点是出于无知或自利，而不是真的对潜在状况有不同看法。他们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对于自己人与外人画出明确界线（你要不然就是这一行的正式成员，要不然就是其他人）。如同所有具备专门知识的人士，他们一旦发现外人侵入自己的领域，就会展现出傲慢的态度。换句话说，经济学家也是人。他们的行为和一般人一样，而不是想像中那种追求社会福祉最大化的超理性规划者，问题是他们本身的模型有时候必须仰赖那样的超理性人物。
不过，经济学家不只是随便一个群体。国内与国际政策的制定，正是出自于他们建构的智识环境。他们备受敬重，提出的意见也总是受到认真聆听；讽刺的是，经济情势愈糟，他们的意见就愈是受到重视。经济学家一旦误判形势（他们偶尔会这样）就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害。
不过，他们的判断一旦正确，就会对人类福祉带来巨大贡献。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部分经济成就，包括战后时期全球贸易的复甦，以及中国与印度的崛起，背后都有着经济学家持续不断倡议的简单但有力的观念：贸易优于自给自足，诱因非常重要，市场是成长的引擎。我后续将会提出例证，经济学当中的确有许多能够而且应当受到赞扬的东西。
所以，本书不是一部简单的道德剧，只呈现出黑白分明的好人与坏人。我对于将世界上各种问题都归咎于经济学家的说法不屑一顾，也没有工夫理会市场基本教义派沾沾自喜的自吹自擂。我不会诋毁经济学家的观念，也不会加以鼓吹，而会呈现出那些观念在不同时刻如何受到善用与误用，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比较好的全球化——不但比较合乎不同国家的价值观与追求目标，而且也比较具有耐久性。截至目前为止，经济学一直利弊交参，虽然通常是灵丹妙药，但有时又是蒙古大夫。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针对这两者做出明智的判断。
图书试读
引言：重新框架全球化论述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做《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几个月后，泰国、印尼、南韩，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就陷入残破不堪的境地，成为一场巨大国际金融变动的受害者。在此之前，这些国家都享有长达数十年的快速成长，也成了国际金融界与发展专家心目中的宠儿。不过，国际银行与投资人却突然间认定这些国家不再是存放资金的安全地点。资金因此急促撤离，货币剧贬，企业与银行破产，这个区域的经济也随之崩溃。亚洲金融危机就此而生，首先扩散到俄国，接着到巴西，最后达到阿根廷，连带也导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这个势力庞大而且备受仰慕的避险基金不支倒闭。
我也许可以为自己的先见之明以及时机掌握精准而沾沾自喜。我那本书之所以终究成为其出版机构（位于华府的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销售冠军，我猜想部分原因是国际经济研究所向来以坚定倡导全球化着称。这有点像是反共的尼克森访问中国所造成的瞩目效果。对于全球化的疑虑来自一个出乎意料的角落，自然比较容易吸引目光。「支持全球化的智库出版了一位哈佛教授的研究着作，警告全球化其实没有一般宣称的那么美好」——啊哈，这可值得注意了！
可叹的是，我的眼光其实一点都不准确。我那本书对于金融市场正在酝酿的危机根本视而不见。实际上，我不仅没有预见到即将来临的金融风暴，甚至还决定把金融全球化——每天于全球市场交易的那些价值高达数兆美元的货币、证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金融资产——彻底排除于那本书的探讨范围之外，而把焦点聚集于国际商品交易对劳动市场与社会政策造成的难题。我担心国际贸易与外包的兴盛将会导致不平等现象恶化、提高劳动市场的风险，并且侵蚀各国内部的社会契约。我指出，这些冲突必须借由更广泛的社会计画与更好的国际规范予以管理。我之所以决定写那本书，原因是我在经济学界当中的同事都对这种担忧嗤之以鼻，以致错失了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公共辩论的机会。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做《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几个月后，泰国、印尼、南韩，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就陷入残破不堪的境地，成为一场巨大国际金融变动的受害者。在此之前，这些国家都享有长达数十年的快速成长，也成了国际金融界与发展专家心目中的宠儿。不过，国际银行与投资人却突然间认定这些国家不再是存放资金的安全地点。资金因此急促撤离，货币剧贬，企业与银行破产，这个区域的经济也随之崩溃。亚洲金融危机就此而生，首先扩散到俄国，接着到巴西，最后达到阿根廷，连带也导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这个势力庞大而且备受仰慕的避险基金不支倒闭。
我也许可以为自己的先见之明以及时机掌握精准而沾沾自喜。我那本书之所以终究成为其出版机构（位于华府的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销售冠军，我猜想部分原因是国际经济研究所向来以坚定倡导全球化着称。这有点像是反共的尼克森访问中国所造成的瞩目效果。对于全球化的疑虑来自一个出乎意料的角落，自然比较容易吸引目光。「支持全球化的智库出版了一位哈佛教授的研究着作，警告全球化其实没有一般宣称的那么美好」——啊哈，这可值得注意了！
可叹的是，我的眼光其实一点都不准确。我那本书对于金融市场正在酝酿的危机根本视而不见。实际上，我不仅没有预见到即将来临的金融风暴，甚至还决定把金融全球化——每天于全球市场交易的那些价值高达数兆美元的货币、证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金融资产——彻底排除于那本书的探讨范围之外，而把焦点聚集于国际商品交易对劳动市场与社会政策造成的难题。我担心国际贸易与外包的兴盛将会导致不平等现象恶化、提高劳动市场的风险，并且侵蚀各国内部的社会契约。我指出，这些冲突必须借由更广泛的社会计画与更好的国际规范予以管理。我之所以决定写那本书，原因是我在经济学界当中的同事都对这种担忧嗤之以鼻，以致错失了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公共辩论的机会。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全球化矛盾：民主与世界经济的未来》，让我联想到近期台湾社会上关于经济发展模式、两岸关系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种种讨论。我尤其关注书中对“民主”的论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主制度究竟应该如何适应和演变，才能更好地回应民众的诉求，同时又不被外部力量所裹挟。书中所提及的“世界经济的未来”，对我而言，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是走向更加一体化的全球市场，还是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而加速区域集团的形成？这样的演变，对于台湾的产业布局、科技发展以及外交策略，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很好奇，作者是否提供了一些历史性的案例，来佐证他的观点，或者是否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对于我这样一个关心台湾前途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让我能更深入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可能性。
评分《全球化矛盾：民主与世界经济的未来》这本书，从书名来看，就预示着一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刻辩论。我一直觉得，台湾在追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坚守着民主的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经验。而这本书，恰恰似乎在探讨，当全球化这股洪流席卷而来时，民主与经济这两种看似最核心的社会驱动力，是如何相互作用，又如何产生冲突的。我很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理解“矛盾”的？是源于不同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还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或者是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结构性弊端？书中所描绘的“世界经济的未来”，是更趋向于一种全球性的协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还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博弈、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经济的区域化、保护主义抬头？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台湾这样，高度依赖国际贸易、身处地缘政治复杂局势中的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关于如何平衡发展、如何守护民主，以及如何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中，为台湾开创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启发。
评分读完《全球化矛盾：民主与世界经济的未来》，脑海里久久不能平静。书中对于全球化进程中，民主价值与经济利益之间看似无法调和的张力，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作者的论证逻辑清晰，层层递进，将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以一种相对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并没有简单地将全球化视为洪水猛兽，或是全然歌颂其带来的便利，而是更侧重于揭示其内在的矛盾性，以及这些矛盾如何影响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像台湾这样，在全球经济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地方。我想，书里一定花了不少篇幅去探讨，当全球资本流动自由化，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长时，国家主权和民主决策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当经济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时，那些普世的民主价值，例如人权、公平正义，又该如何得到保障？这些都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思考，但又缺乏系统性知识来解答的问题。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宏观的视角，让我能更清晰地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世界，以及台湾在这其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评分这本《全球化矛盾：民主与世界经济的未来》光是书名就让我觉得既沉重又充满力量。我一直对台湾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定位感到好奇，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的夹缝中，民主体制和经济发展这两条看似并行却又常常相互牵制的道路，究竟能走向何方？书里提到的“矛盾”二字，在我看来，恰恰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议题。从产业升级的挑战，到国际贸易规则下的公平性，再到文化冲击与身份认同的变迁，每一个面向都触及台湾社会深刻的切身感受。我特别想了解书中对于“民主”的探讨，在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压力下，民主制度如何才能保持其韧性，不被资本的逐利本性或是强权政治所侵蚀？同时，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究竟是走向更紧密的合作，还是区域化、碎片化的对抗？这些问题，在我读完《全球化矛盾》后，希望能找到一些清晰的思考脉络，或者至少，得到一些能够启发我深入思考的视角。毕竟，作为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台湾人，我对我们共同的未来，充满了期盼，也夹杂着一丝不安，这本书或许能为这份不安注入一些理解和方向。
评分《全球化矛盾：民主与世界经济的未来》这个书名，光是念出来，就充满了学术的厚重感，但同时又紧扣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是我们在全球化浪潮中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但同时，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民主的价值和理念，有时候会面临考验。书中所说的“矛盾”，我猜想，一定深入探讨了当国家利益、经济利益与普世的民主价值发生碰撞时，世界各国，特别是像台湾这样，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体，是如何应对的。我更想知道的是，书中对“民主”的定义和理解，是否超越了单纯的投票选举，而是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公民参与、社会公平和权利保障。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这是一个更宏大的命题，书中是否对未来几种可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预测？例如，是更加自由贸易的市场，还是区域化、本土化的供应链？这些都与台湾的经济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我非常期待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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