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字字珠璣，隱藏殺機；多字少字，驚動天地；
隻字片語，望文生義；寫者無心，讀者有意；
文字可以鼓勵人心，卻也是奸臣、皇帝的迫害手段！
隻字片語，望文生義；寫者無心，讀者有意；
文字可以鼓勵人心，卻也是奸臣、皇帝的迫害手段！
曆史上的文人寫齣許多韆古留名的文章，然而這些文字背後，有時卻潛藏著可怕的危機——鈎索羅織的冤獄。
因烏颱詩案而被貶到黃州的大文豪蘇東坡，曾在詩中提到：「平生文字為吾纍」
連蘇東坡都有這樣的感嘆，可見文字獄是多麼可怕！
文字不隻是作為溝通的工具，也能變成害人的依據。
一字一句可能讓自己成功，也有可能因此受到殘酷的迫害、刑罰。
這些因文字所造成的牢獄之災，有的是權臣、朋黨間鬥爭的結果，但大多是來自皇帝的猜疑多忌，所以皇帝纔是大興文字獄的元凶。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前言
「種豆」的收獲——楊惲被腰斬
他並非詩人，卻惹下瞭中國第一樁詩禍！
「《廣陵散》於今絕矣」——嵇康之死
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魯迅
史碑之悲
北朝一代名臣，在滿頭尿液的屈辱中被砍頭，這是為什麼？
「平生文字為吾纍」——烏颱詩案
文字構築瞭他博大精深的世界，也成瞭他命運的災星！
《車蓋亭》詩——蔡確的厄運
詩文箋注，並非僅是學者的專利，也成瞭「文倀」製造他人罪狀的法寶！
詩人皇後——生命在詩禍中凋謝
縊殺一代契丹女傑的素練，竟然是用文字獄的毒藤編織而成。
「罪己」與殺人
一麵下「罪己詔」，一麵殺人，絕妙的諷刺！
文字獄，權奸的武器
賣國和弄文字獄，是秦檜的兩項「特長」！
硃元璋的「文字學」
明太祖硃元璋竟然成瞭「文字學傢」，可他的「文字學」，卻是殺人的把戲！
波瀾迭起的萬曆文禍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文禍起於國本之爭。
一代思想傢的慘遇
「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叛逆者，用自己的生命，點燃瞭啓濛之火！
鮮血飛濺的《明史輯略》案
觸忤瞭統治者的忌諱，換來的是血肉橫飛！
血染《南山集》
為瞭修史的念頭，他付齣瞭生命的代價！
飄零的大樹——年大將軍得禍於文字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雍正的「齣奇料理」
活著的「現行犯」寬免，死瞭的思想犯戮屍，齣奇料理，奇而又奇！
「獨抒己見」的後患
皇上讓你「獨抒己見」，你就敢「獨抒己見」嗎？
「堅磨生」的血光之災
如此荒謬的「賞析」，何往而不「悖逆」！
瘋子逃不脫文字獄的屠刀
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而命運大概很悲慘，不是淩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魯迅《隔膜》
「種豆」的收獲——楊惲被腰斬
他並非詩人，卻惹下瞭中國第一樁詩禍！
「《廣陵散》於今絕矣」——嵇康之死
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魯迅
史碑之悲
北朝一代名臣，在滿頭尿液的屈辱中被砍頭，這是為什麼？
「平生文字為吾纍」——烏颱詩案
文字構築瞭他博大精深的世界，也成瞭他命運的災星！
《車蓋亭》詩——蔡確的厄運
詩文箋注，並非僅是學者的專利，也成瞭「文倀」製造他人罪狀的法寶！
詩人皇後——生命在詩禍中凋謝
縊殺一代契丹女傑的素練，竟然是用文字獄的毒藤編織而成。
「罪己」與殺人
一麵下「罪己詔」，一麵殺人，絕妙的諷刺！
文字獄，權奸的武器
賣國和弄文字獄，是秦檜的兩項「特長」！
硃元璋的「文字學」
明太祖硃元璋竟然成瞭「文字學傢」，可他的「文字學」，卻是殺人的把戲！
波瀾迭起的萬曆文禍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文禍起於國本之爭。
一代思想傢的慘遇
「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叛逆者，用自己的生命，點燃瞭啓濛之火！
鮮血飛濺的《明史輯略》案
觸忤瞭統治者的忌諱，換來的是血肉橫飛！
血染《南山集》
為瞭修史的念頭，他付齣瞭生命的代價！
飄零的大樹——年大將軍得禍於文字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雍正的「齣奇料理」
活著的「現行犯」寬免，死瞭的思想犯戮屍，齣奇料理，奇而又奇！
「獨抒己見」的後患
皇上讓你「獨抒己見」，你就敢「獨抒己見」嗎？
「堅磨生」的血光之災
如此荒謬的「賞析」，何往而不「悖逆」！
瘋子逃不脫文字獄的屠刀
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而命運大概很悲慘，不是淩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魯迅《隔膜》
圖書序言
前言
在整個中國封建時代，文字之禍像一條綿延不絕的毒綫，從秦朝一直到晚清。它雖然時隱時現、時緩時烈，卻是無法根除的，因為它是封建專製製度的必然産物。作為統治者來說，以文字罪人既是整肅統治階級內部異己力量的法寶，也是消弭平民百姓中異端思想的工具；既是進一步加強皇權的需要，也是鞏固王朝統治的強化劑。
這裏所說的「文字之禍」，概念的內涵基本上同於「文字獄」。所謂「文字獄」，就是封建統治者鎮壓知識分子反抗、加強思想文化專製，從其著作詩文中摘取所謂違礙字句，羅織罪狀，稱為「文字獄」。中國文化史中，不時可見「文字獄」受害者的斑斑紫血！
「文字獄」是因文字得禍的一個統稱，細緻分來，還有一些具體的種類。如因為撰寫史書而忤逆統治者的，可稱為「史禍」；因創作詩詞麯文被挑齣「譏謗」、羅織罪名的，可稱為「詩禍」。舉子或考官因考試的文字而罹禍的可稱為「科場案」；而像明初一批因寫賀錶謝箋而遭殺身之禍的，可稱為「錶箋禍」；因為撰寫私人著作被統治者找齣所謂「悖逆文字」的，可稱為「逆書案」……等等。當然，因文字而得禍的情況是多種多樣的，以上所說，是主要的幾種。
文字獄是個曆史性的範疇，它是隨著封建專製製度的産生、強化及衰亡而發生、發展變化的，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文字獄有不同的特點。這是由當日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特殊背景以及君主的個性、心態等諸多因素決定的。因而，對於文字獄的考察研究，離不開對當時社會的整體觀照，尤其是對意識形態特點的瞭解。
我們不妨就幾例文字獄作一點簡略的分析。
先看春鞦時期的齊太史「直筆」事件。
魯襄公二十五年（西元前五四八年），齊莊公與大夫崔杼的夫人棠薑私通，崔杼設計捉姦，包圍瞭莊公，莊公跳牆逃跑，被崔杼手下的人射死。齊國的太史便記錄道：「崔杼弒其君。」崔杼對這個記載既惱怒又害怕，於是，便把這個史官殺瞭。太史的弟弟接著寫，還是寫「崔杼弒其君」，也被崔杼殺瞭；太史的另一個弟弟又接著寫：「崔杼弒其君」，崔杼無可奈何，隻得作罷。
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第一例史禍。它反映瞭春鞦時期史官文化的背景。春鞦時期，史官的地位非常重要，史官也都以「良史」自期。而「良史」最起碼的要求就是「直筆」，客觀、準確地記載曆史事件，「不虛美，不隱惡」。而要做一個「良史」，就難免與統治者發生衝突。統治者做瞭見不得人的事，害怕遺臭萬年，便不許史傢直書其事。史傢受良心和史德的支配，堅持秉筆直書，結果是與統治者發生衝突，統治者憑藉手中的權勢迫害史傢，於是産生瞭史禍。
北魏崔浩《國書》案，是南北朝時期一起著名的史禍，（本書有較詳的披載）。它的發生就不是「文字」的原因所能範圍的，而是有著深刻的政治、文化、民族的背景。崔浩受命撰寫三十捲捲的編年體《國書》，記載瞭北魏統治者立國前後的一些史實，後來又將《國書》全書內容都刻在石碑上，立於通衢大道之側，一些鮮卑貴族看到瞭史碑上刻著鮮卑族統治者的一些不光彩之事，大為惱火，到太武帝那裏告崔浩「暴揚國惡」，結果崔浩受盡屈辱後被太武帝處死，與其聯姻的幾傢北方士族也都被滅族。
這件史禍實際涉及到北魏初期鮮卑貴族集團和北方漢人士族集團在利益上、文化上的衝突。崔浩作為漢族士族的代錶人物，是處處維護土族利益的，而且在文化上自然是輕視鮮卑人的，鮮卑貴族作為北魏的統治階級，對於漢族士族的自貴自重不能容忍，於是早就把崔浩視為眼中釘，久欲除之。太武帝本來是很欣賞、器重崔浩的纔乾的，但他作為鮮卑貴族的最大代錶，當然首先要從本民族統治集團的利益齣發，恐怕也很難避免崔浩的死。
因詩詞而得禍的詩禍事件，在文字獄中恐怕是數量最多的，很難進行量化的統計分析，因為因詩罹禍者實在太多，而且詩禍最為典型地體現齣文字獄的特點：牽強附會，深文周納，妄猜「言外之意」，而定「言內」之罪。
「詩言誌」、「詩緣情」，這兩個詩學的基本命題都是非常古老的，概括瞭詩歌抒情達意的最主要的功能。對於中國古代的士人來說，詩（也包括後起的詞、麯）是最主要的抒情手段。宋人嚴羽對詩所下的定義是很精當的：「詩者，吟詠情性也。」（《滄浪詩話．詩辨》）有的時候，詩可以作為中國古代士大夫實現功利目的的工具，如科舉中的詩賦取士，而詩賦取士也是産生於社會上普遍為詩的風尚之中的。科舉中詩賦取士作為一種導嚮，和社會上普遍尚詩是互為因果的，詩在更多的情形下，是士人們吟詠情性渲洩內心的最重要的渠道。
人們的情感是復雜的、豐富的、瞬息萬變的，這種情感的豐富性，造成瞭詩的內涵的豐富性。而在諸種類型的情感中，哀怨、悲憤之情，尤易撥動人們心弦。因而，外國有「憤怒齣詩人」的說法，中國有「詩窮而易工」的命題，都是大量創作實踐的總結。南朝詩論傢鍾嶸就特彆重視怨情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他說：
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齣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詩品序》）
鍾嶸所評價的五言詩中，也多為哀怨之作，如其評《古詩》雲：「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評李陵詩「文多淒愴，怨者之流」，評班婕妤詩「詞旨清捷，怨深文綺」；評曹植詩「詞采華茂，情兼雅怨」，等等，此類甚多。這固然有鍾嶸的評詩標準，眼光在其中，但同時也是詩歌創作中的客觀存在。
詩中有這麼多怨艾之情，如果生逢文網嚴密的時代，再有人存心找你的岔子，還不是很容易的事嗎？
詩與政治的聯係又是密切的，中國士人又有很強的乾政意識，「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一入仕途，就勢必關心當朝時政，寫作詩賦，也免不瞭直接或間接地議論政治。這在唐、宋詩人中尤為普遍，而到明清時期，則被文字獄的血腥嚇怕瞭，對於時政避之如恐不及。而在直接或間接地錶達對某些時政的詩中找齣「罪證」來——隻要你的政敵盯上瞭你的作品，也是不難辦到的。
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特徵與闡釋方法，也給文字獄的製造者提供瞭方便。中國的古詩，講究「弦外之音」、「韻外之緻」，推崇「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感。因而古代詩人們作詩，力求意境的朦朧含蓄者多，在極為有限的文字形式中創造更為廣闊的審美時空。而對於詩歌的闡釋則主張「詩無達詁」，也就是說，對於同一首詩可以作全然不同的闡釋。這也為某些文字獄製造者提供瞭「斷章取義」、麯解其詩的方便。
我們可以從幾樁詩禍中來看這類文字獄的特點。
遼道宗時，懿德皇後蕭觀音生下皇子浚，浚被立為太子，太子長大後參與政事，成為權奸耶律乙辛的障礙。於是，耶律乙辛便設計陷害蕭觀音和太子。他指使彆人寫瞭誨淫的《十香詞》，說是宋朝皇後所為，騙取蕭觀音的墨跡，同時蕭觀音還針對《十香詞》寫瞭一首《懷古》詩，針砭趙飛燕一類以媚入寵、乾政敗國的行為。耶律乙辛卻舉以為蕭觀音與宮中伶人趙惟一的「罪證」，因為在詩中找齣瞭「趙」、「惟」、「一」三個字，這當然就激怒瞭道宗，蕭觀音被賜自盡，趙惟一被滿門抄斬，禍滅九族。
再如北宋《車蓋亭詩》案。元豐時期宰相蔡確被貶齣朝，調知安州，在車蓋亭寫下十首絕句，與他早有嫌隙的吳處厚得到此詩後，為瞭搆陷他進行瞭「箋注」，如對第三首絕句的箋注，詩是這樣寫的：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
睡覺莞爾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本是一首抒寫閑適心情的作品，吳處厚箋注為：「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笑何事？」再有第六首，原詩是這樣的：
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
葉底齣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
這首詩本是寫夏日景物的，彆無深意，吳處厚則箋注為「譏新進用事之人」。蔡確的一組抒寫夏日閑適情懷的絕句，就被麯解為有政治含義的「謗訕朝政」之作。吳處厚以此進行告訐，結果蔡確被再度遠貶嶺南。
詩禍中也有確有譏謗之意的，像蘇軾的《吳中田婦嘆》等作對王安石新法的諷刺，但更多的是這類靠麯解來陷人以罪。
錶箋禍是明太祖硃元璋時期一種特有的文字獄。明初製定：凡遇正旦、鼕至、萬壽聖節等節日以及其他節日慶典，官府必須上錶祝賀，遇有恩典賞賜也須依例上謝恩錶。太祖硃元璋文化不高疑心卻大，對錶箋中的字句亂加猜疑，妄作附會。他當過和尚，對於「僧」、「發髡」、「光」等一律忌諱，他參加過農民起義軍，怕被人說成盜賊，對於「盜」、「賊」一律忌諱，而且有些音近的字也都觸犯瞭他。如錶箋中的「則」字，他附會為音近的「賊」，於是本來是一些陳言套語的「作則垂憲」、「建中作則」、「儀則天下」等，都犯瞭大忌，作者不是被殺頭，就是被腰斬。其他如「法坤」、「天下有道」等等，也都犯忌，作者被殺。一大批錶箋禍形成瞭明代文字獄的第一個高潮。
科場案中不全都是文字獄，有些是科場舞弊而受彈劾的案子。科場案中的文字獄，主要是試題或考生答捲中的文字犯忌，當事人可能是舉子，也可能是考官。
明初洪武三十年（西元一三九七年）會試，考過之後發現試題有「譏諷」朝廷的文字，並且齣現瞭應該迴避的「兇殘」字樣（如「死」、「亡」、「傷」、「絕」等），太祖大怒，誅殺考官白信蹈、狀元陳䢿等人，會試作廢，詔命復試。
嘉靖年間，也時有科場案發生。嘉靖十六年（西元一五三七年）的鄉試中發生文字獄，舉發人是當時的禮部尚書嚴嵩，查齣考官寫評語沒有署名，諸生對策多有譏訕時政的文字，嘉靖皇帝下令逮捕考官右春坊、右諭德、江汝璧等，最後予以貶官處分。
此處所舉的幾種文字獄，不過是文禍史上的九牛一毛，用以見其一斑而已。盡管各類文字獄的形式錶現不同，但最終歸結為根本問題，就是強化封建專製，消滅異端思想。
二
漫漫三韆年，文字獄如同一個擺不脫的夢魘，甩不掉的陰影，與封建社會相伴相生。
但是，文字獄並不是所有的時代都非常猖獗的，它的産生有特定的曆史條件。在思想文化較為開放的社會環境裏，如先秦時的「百傢爭鳴」時期，人們思辨能力大大提高，思想空前活躍的魏晉清談時期，還有文化高度開放的盛唐時期，都極少有文字獄齣現。相反地，在中央集權大力加強，思想統治嚴密禁錮的時代，文字獄就常常應運而生。而且文字獄的多寡、緩急，與帝王的個性、心態，都有很密切的聯係。這其中既有曆史的規律在起作用，也有偶然的因素摻雜於其中。
據郭成康、林鐵鈞在《清代文字獄》一書中的概括：「中國封建社會文字獄比較集中的有三次：南宋初秦檜擅政時期，明太祖硃元璋、成祖硃棣時期和清代康、雍、乾三朝。」這個認識是客觀的。
南宋初年，秦檜竊居相位，專擅朝政。他推行投降妥協政策，對於朝野主戰派勢力加以瘋狂迫害。文字獄在秦檜手中，成為打擊不同政見者的主要武器，秦檜人格卑劣，陰險狡詐，專門以「莫須有」的罪名來整人，除瞭殺害著名的民族英雄嶽飛而外，對於文臣中的反對派，秦檜側重乾製造文字獄來進行迫害，如對鬍銓、李光、趙鼎，都是以文字犯禁而定罪名，同時還株連他們的許多友人、同道，理由無非是與案主「書劄往來」、「譏謗朝政」，同樣是文字獄的性質。
明代硃元璋大搞中央集權，一方麵殺戮許多功臣宿將，另一方麵大搞文字獄，誅殺許多文人。硃元璋弄的那些文字獄，基本上都是毫無道理的，不著邊際地鬍亂比附、猜疑，所殺的人都是無辜的，這一方麵是強化皇權的需要，一方麵又是硃元璋本人的「雄猜」的個性所導緻的，硃元璋嗜血成性，殺人如麻，濫殺多少無辜，他是在所不惜的。硃元璋本人的特殊經曆也造成瞭他某種獨特的心態，誰一不小心撞在他的忌諱上——其實，更多的是他自己的臆測和無理聯想——就會被砍頭，被腰斬，乃至於淩遲。太祖時期，形成瞭文禍史上血流如潮的一個突齣的高峰。
明成祖硃棣在硃傢王朝的內部戰爭中取勝，建文帝被迫自焚，硃棣即帝位，殘酷殺害許多不肯臣服於他的士人如方孝孺、練子寜。硃棣即位，讓方孝孺為他起草登位詔書，解釋說：「我不過是學周公輔成王而已。」方孝孺追問：「如今『成王』何在？」硃棣說：「他已自焚身死。」方孝孺又問：「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硃棣說：「國傢必須靠長君主持。」方孝孺再問：「那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弟弟？」硃棣按住性子說：「這是我硃傢的事，你不必多管！」方孝孺把筆擲於地上：「死就死吧，詔書我不能寫！」硃棣威脅說：「你難道不顧宗黨九族嗎？」方說：「就是滅十族也無奈我何！」硃棣大怒，磔殺方孝孺，並且真的滅他十族，硃棣不僅殺害瞭方孝孺等人，還禁止他們的文字著作。硃棣下令：凡是方、練等人的文字著作一律交齣燒燬，私自收藏者殺。這就具有瞭文字獄的性質。而成祖硃棣所製造的文字獄，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的産物。
清代是文字獄最為集中、最為殘酷的朝代，清代的士人，被文字獄弄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誰也不敢發揮自己的思想，沒有創造性可言。龔自珍的著名詩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詠史》）非常典型地概括瞭清朝士人的普遍心態。
清朝的文字獄集中發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這既與帝王的個性有關，同時，更有復雜的政治、曆史原因。
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引起廣大漢族人民和士人的反抗，在清初很長一段時間內，反清思想一直存在於下層群眾和許多漢族士士大夫之中，反清復明，成為地火般運行的信念。這使清朝統治者如坐針氈，對於各種文字形式的任何一點民族情緒必欲撲滅之。所以，清朝前期的文字獄，很大一部分有反清之嫌。如著名的《南山集》案、莊廷《明史》案、曾靜、呂留良案等，都有明顯的反清思想痕跡。在對這類案件的處理中，統治者是絕無寬貸的。
利用文字獄來打擊朋黨，消除有礙於皇權專政的不利因素，是清朝皇帝製造文字獄的重要目的。雍正帝誅殺功臣年羹堯，也是以文字獄手段進行的，年羹堯所上賀錶中把成語「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成瞭雍正對他下手的口實，年羹堯被誅後，阿附年的汪景祺、錢名世也因贊頌年的詩文而得罪，而雍正處置汪、錢，目的在於除掉朋黨。
清朝文字獄與幾位帝王的個性有很密切的關係。康熙朝文字獄較少，且處理手段較輕；雍正、乾隆兩朝則越來越多，而且處理手段殘酷。據郭成康、林鐵鈞統計，康熙六十一年間文字獄不超過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間文字獄近二十起，乾隆統治中國六十三年，文字獄在一百三十起以上，這實際上是大大縮小瞭的數字，因為所能統計的，僅是見諸於中央政府檔案中的材料，地方上較輕的文字獄沒有檔案保存下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情況，是逐步升級，越加殘酷。
相對而言，康熙帝的個性較為寬厚。康熙一朝，重大的文字獄案有兩起，一是莊氏《明史》案，另一是《南山集》案。莊氏《明史》案，處理嚴酷，殺人極多，但當時的康熙帝不滿十歲，主政的是四位輔臣，康熙尚未親政，所以康熙是難以負這個責任的。到康熙晚年《南山集》案的處理，就相對寬緩，隻殺瞭主犯戴名世一人。其他相關的人都被寬宥免死，「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前後相對比，見齣康熙還是較為寬厚的。
雍正對文字獄的處理錶現齣他獨特的個性和心態。雍正一朝最大的文字獄，是曾靜、呂留良案，雍正採取瞭「齣奇料理」的做法。一是赦免瞭活的案主曾靜、張熙，卻對已死去近百年的呂留良大加誅伐，開棺斫屍。他不但沒殺曾靜、張熙，還讓他們到處講演，現身說法。雍正還告誡子孫，永遠不得殺害他們，這個做法是為一切人所始料不及的。二是將曾靜等在文章中暴揚雍正的罪狀這樣一些「反麵材料」，有意公開、編印成冊（當然都經過《上諭》批駁），閤成《大義覺迷錄》一書，發行全國，這又是一奇；再就是給呂留良定罪前廣泛徵求士人意見，實際是讓天下士人認可，這又是一奇。雍正對曾、呂案的處理錶現齣他性格上的自負，好「以理勝人」，同時雍正又不惜屈萬乘之尊，親自齣麵與對手辯論，有時竟如小兒吵架，這又暴露齣雍正的浮躁性格。
在對文字獄的處理上，還錶現齣雍正帝的刻薄來。如對錢名世案的處置，也是「前無古人」的。錢名世阿附年羹堯，雍正要拿他開刀，整肅士風，交大學士、九卿議罪。大學士、九卿認為錢名世甚屬「悖逆」。按照這個罪名，錢名世至少要處斬，親屬九族也要遭殃。雍正帝卻不同意將錢名世處死，而是想齣瞭一個比處死更損的處置辦法：「錢名世革去職銜，逐迴原籍禁錮，禦書『名教罪人』四字，由地方官製成匾額，張掛於錢名世所居之宅。」這塊匾額掛在錢名世的府上，使他比死還難受得多。雍正的這一招兒，豈不是太刻薄、太陰險瞭嗎！
乾隆朝的文字獄有很多是牽強附會、無理挑剔。如鬍中藻《堅磨生詩抄》案，鬍詩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指斥說：「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乾隆說；「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鬍中藻「從寬」處斬。從某種意義上說，乾隆對文字獄的處理更為殘酷、更為荒唐。這在乾隆處理「瘋漢文字獄」上更能明顯錶現齣他的殘酷，丁文彬、王肇基等都是精神病患者，因發狂想或渴望當官而寫的一些東西，被定為「逆案」，加之以死罪，而且乾隆還惟恐案主瘐死獄中，不能死在大庭廣眾之下，必欲提前給瘋子一個韆刀萬剮，這就未免過於殘忍瞭。
文字獄中真正有反清思想的，為數甚少，大多數是無辜受害。有些甚至是為瞭獻媚討好，沒想到卻觸瞭刀口。魯迅先生對清初的文字獄有這樣的議論，讀來覺得非常深刻：
大傢嚮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瞭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纔」，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彆於滿人的「奴纔」，其地位還下於「奴纔」數等。奴隸隻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齣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瞭，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瞭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鬍塗。
但是，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雖然打定瞭這樣的主意，嘴裏卻並不照樣說，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一視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並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卻上瞭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瞭。他那裏要這被徵服者做兒子呢？於是乎殺掉。不久，兒子們嚇得不再開口瞭，計畫居然成功；直到光緒時康有為們的上書，纔又沖破瞭「祖宗的成法」。然而這奧妙，好像至今還沒有人來說明。（《且介亭雜文．隔膜》）
對於清朝的文字獄，魯迅先生的妙喻深刻揭露瞭本質。統治者製造文字獄，就是要使人們「不再開口」，也不許有任何異端思想。士大夫們的風骨、氣節、生機，到清朝時已被無數的淩遲、殺頭摧殘殆盡，有誰還敢「處士橫議」呢？「萬馬齊喑究可哀」，清朝統治者纔真正滿意瞭。
三
本書並非是係統的「文字獄史」，而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一些較為典型的文禍現象。既談不到全，也談不到專，並不能迴答有關文字獄史的所有問題。而筆者所緻力的方嚮，卻是使更多的民眾透過閱讀，來瞭解中國古代文字獄的輪廓。
不妨把這本書納入專題史的範疇，這本書（整套叢書大略亦然）在某種程度上注重瞭文學性，用文學的筆法來錶現曆史事件，但是所能虛構和想像的部分，隻能用在嚴謹的史料基礎中的一些細微的部分。這些細部是史誌上無從記載的，譬如對某人心理活動的描寫，當然是不見於史乘的，但又是不離開事件基本框架的閤理推斷。這些地方用瞭諸如描寫、渲染等文學筆法，但絕非曆史演義，也非小說，這種寫法確乎是一種嘗試，究竟最後能成為一種什麼樣的風貌，似乎還沒有可以比照、藉鑑的東西。
筆者雖然也時常沉溺於史籍，但都是為瞭文學史、文化史的研究的曆史背景參照，有寫過幾本書，但從來沒寫過純粹的史學著述，因而沒有底氣，也沒有資格來談史學方法論問題。但我明白這樣一點：書寫齣來，是為人們看的。我也知道，有些著作在當世可能少有問津，而在後代卻可以成為「不朽」。但我認為，書的對象，首先應該是當代人。寫的是古事，卻是為當代提供「史鏡」。
就這本小書而言（全套叢書都有這種期許吧），就是既要具有史學品格，又要能夠得到廣大讀者的青睞，也許自期甚高，「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盡力而為吧！
在整個中國封建時代，文字之禍像一條綿延不絕的毒綫，從秦朝一直到晚清。它雖然時隱時現、時緩時烈，卻是無法根除的，因為它是封建專製製度的必然産物。作為統治者來說，以文字罪人既是整肅統治階級內部異己力量的法寶，也是消弭平民百姓中異端思想的工具；既是進一步加強皇權的需要，也是鞏固王朝統治的強化劑。
這裏所說的「文字之禍」，概念的內涵基本上同於「文字獄」。所謂「文字獄」，就是封建統治者鎮壓知識分子反抗、加強思想文化專製，從其著作詩文中摘取所謂違礙字句，羅織罪狀，稱為「文字獄」。中國文化史中，不時可見「文字獄」受害者的斑斑紫血！
「文字獄」是因文字得禍的一個統稱，細緻分來，還有一些具體的種類。如因為撰寫史書而忤逆統治者的，可稱為「史禍」；因創作詩詞麯文被挑齣「譏謗」、羅織罪名的，可稱為「詩禍」。舉子或考官因考試的文字而罹禍的可稱為「科場案」；而像明初一批因寫賀錶謝箋而遭殺身之禍的，可稱為「錶箋禍」；因為撰寫私人著作被統治者找齣所謂「悖逆文字」的，可稱為「逆書案」……等等。當然，因文字而得禍的情況是多種多樣的，以上所說，是主要的幾種。
文字獄是個曆史性的範疇，它是隨著封建專製製度的産生、強化及衰亡而發生、發展變化的，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文字獄有不同的特點。這是由當日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特殊背景以及君主的個性、心態等諸多因素決定的。因而，對於文字獄的考察研究，離不開對當時社會的整體觀照，尤其是對意識形態特點的瞭解。
我們不妨就幾例文字獄作一點簡略的分析。
先看春鞦時期的齊太史「直筆」事件。
魯襄公二十五年（西元前五四八年），齊莊公與大夫崔杼的夫人棠薑私通，崔杼設計捉姦，包圍瞭莊公，莊公跳牆逃跑，被崔杼手下的人射死。齊國的太史便記錄道：「崔杼弒其君。」崔杼對這個記載既惱怒又害怕，於是，便把這個史官殺瞭。太史的弟弟接著寫，還是寫「崔杼弒其君」，也被崔杼殺瞭；太史的另一個弟弟又接著寫：「崔杼弒其君」，崔杼無可奈何，隻得作罷。
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第一例史禍。它反映瞭春鞦時期史官文化的背景。春鞦時期，史官的地位非常重要，史官也都以「良史」自期。而「良史」最起碼的要求就是「直筆」，客觀、準確地記載曆史事件，「不虛美，不隱惡」。而要做一個「良史」，就難免與統治者發生衝突。統治者做瞭見不得人的事，害怕遺臭萬年，便不許史傢直書其事。史傢受良心和史德的支配，堅持秉筆直書，結果是與統治者發生衝突，統治者憑藉手中的權勢迫害史傢，於是産生瞭史禍。
北魏崔浩《國書》案，是南北朝時期一起著名的史禍，（本書有較詳的披載）。它的發生就不是「文字」的原因所能範圍的，而是有著深刻的政治、文化、民族的背景。崔浩受命撰寫三十捲捲的編年體《國書》，記載瞭北魏統治者立國前後的一些史實，後來又將《國書》全書內容都刻在石碑上，立於通衢大道之側，一些鮮卑貴族看到瞭史碑上刻著鮮卑族統治者的一些不光彩之事，大為惱火，到太武帝那裏告崔浩「暴揚國惡」，結果崔浩受盡屈辱後被太武帝處死，與其聯姻的幾傢北方士族也都被滅族。
這件史禍實際涉及到北魏初期鮮卑貴族集團和北方漢人士族集團在利益上、文化上的衝突。崔浩作為漢族士族的代錶人物，是處處維護土族利益的，而且在文化上自然是輕視鮮卑人的，鮮卑貴族作為北魏的統治階級，對於漢族士族的自貴自重不能容忍，於是早就把崔浩視為眼中釘，久欲除之。太武帝本來是很欣賞、器重崔浩的纔乾的，但他作為鮮卑貴族的最大代錶，當然首先要從本民族統治集團的利益齣發，恐怕也很難避免崔浩的死。
因詩詞而得禍的詩禍事件，在文字獄中恐怕是數量最多的，很難進行量化的統計分析，因為因詩罹禍者實在太多，而且詩禍最為典型地體現齣文字獄的特點：牽強附會，深文周納，妄猜「言外之意」，而定「言內」之罪。
「詩言誌」、「詩緣情」，這兩個詩學的基本命題都是非常古老的，概括瞭詩歌抒情達意的最主要的功能。對於中國古代的士人來說，詩（也包括後起的詞、麯）是最主要的抒情手段。宋人嚴羽對詩所下的定義是很精當的：「詩者，吟詠情性也。」（《滄浪詩話．詩辨》）有的時候，詩可以作為中國古代士大夫實現功利目的的工具，如科舉中的詩賦取士，而詩賦取士也是産生於社會上普遍為詩的風尚之中的。科舉中詩賦取士作為一種導嚮，和社會上普遍尚詩是互為因果的，詩在更多的情形下，是士人們吟詠情性渲洩內心的最重要的渠道。
人們的情感是復雜的、豐富的、瞬息萬變的，這種情感的豐富性，造成瞭詩的內涵的豐富性。而在諸種類型的情感中，哀怨、悲憤之情，尤易撥動人們心弦。因而，外國有「憤怒齣詩人」的說法，中國有「詩窮而易工」的命題，都是大量創作實踐的總結。南朝詩論傢鍾嶸就特彆重視怨情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他說：
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齣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詩品序》）
鍾嶸所評價的五言詩中，也多為哀怨之作，如其評《古詩》雲：「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評李陵詩「文多淒愴，怨者之流」，評班婕妤詩「詞旨清捷，怨深文綺」；評曹植詩「詞采華茂，情兼雅怨」，等等，此類甚多。這固然有鍾嶸的評詩標準，眼光在其中，但同時也是詩歌創作中的客觀存在。
詩中有這麼多怨艾之情，如果生逢文網嚴密的時代，再有人存心找你的岔子，還不是很容易的事嗎？
詩與政治的聯係又是密切的，中國士人又有很強的乾政意識，「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一入仕途，就勢必關心當朝時政，寫作詩賦，也免不瞭直接或間接地議論政治。這在唐、宋詩人中尤為普遍，而到明清時期，則被文字獄的血腥嚇怕瞭，對於時政避之如恐不及。而在直接或間接地錶達對某些時政的詩中找齣「罪證」來——隻要你的政敵盯上瞭你的作品，也是不難辦到的。
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特徵與闡釋方法，也給文字獄的製造者提供瞭方便。中國的古詩，講究「弦外之音」、「韻外之緻」，推崇「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感。因而古代詩人們作詩，力求意境的朦朧含蓄者多，在極為有限的文字形式中創造更為廣闊的審美時空。而對於詩歌的闡釋則主張「詩無達詁」，也就是說，對於同一首詩可以作全然不同的闡釋。這也為某些文字獄製造者提供瞭「斷章取義」、麯解其詩的方便。
我們可以從幾樁詩禍中來看這類文字獄的特點。
遼道宗時，懿德皇後蕭觀音生下皇子浚，浚被立為太子，太子長大後參與政事，成為權奸耶律乙辛的障礙。於是，耶律乙辛便設計陷害蕭觀音和太子。他指使彆人寫瞭誨淫的《十香詞》，說是宋朝皇後所為，騙取蕭觀音的墨跡，同時蕭觀音還針對《十香詞》寫瞭一首《懷古》詩，針砭趙飛燕一類以媚入寵、乾政敗國的行為。耶律乙辛卻舉以為蕭觀音與宮中伶人趙惟一的「罪證」，因為在詩中找齣瞭「趙」、「惟」、「一」三個字，這當然就激怒瞭道宗，蕭觀音被賜自盡，趙惟一被滿門抄斬，禍滅九族。
再如北宋《車蓋亭詩》案。元豐時期宰相蔡確被貶齣朝，調知安州，在車蓋亭寫下十首絕句，與他早有嫌隙的吳處厚得到此詩後，為瞭搆陷他進行瞭「箋注」，如對第三首絕句的箋注，詩是這樣寫的：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
睡覺莞爾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本是一首抒寫閑適心情的作品，吳處厚箋注為：「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笑何事？」再有第六首，原詩是這樣的：
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
葉底齣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
這首詩本是寫夏日景物的，彆無深意，吳處厚則箋注為「譏新進用事之人」。蔡確的一組抒寫夏日閑適情懷的絕句，就被麯解為有政治含義的「謗訕朝政」之作。吳處厚以此進行告訐，結果蔡確被再度遠貶嶺南。
詩禍中也有確有譏謗之意的，像蘇軾的《吳中田婦嘆》等作對王安石新法的諷刺，但更多的是這類靠麯解來陷人以罪。
錶箋禍是明太祖硃元璋時期一種特有的文字獄。明初製定：凡遇正旦、鼕至、萬壽聖節等節日以及其他節日慶典，官府必須上錶祝賀，遇有恩典賞賜也須依例上謝恩錶。太祖硃元璋文化不高疑心卻大，對錶箋中的字句亂加猜疑，妄作附會。他當過和尚，對於「僧」、「發髡」、「光」等一律忌諱，他參加過農民起義軍，怕被人說成盜賊，對於「盜」、「賊」一律忌諱，而且有些音近的字也都觸犯瞭他。如錶箋中的「則」字，他附會為音近的「賊」，於是本來是一些陳言套語的「作則垂憲」、「建中作則」、「儀則天下」等，都犯瞭大忌，作者不是被殺頭，就是被腰斬。其他如「法坤」、「天下有道」等等，也都犯忌，作者被殺。一大批錶箋禍形成瞭明代文字獄的第一個高潮。
科場案中不全都是文字獄，有些是科場舞弊而受彈劾的案子。科場案中的文字獄，主要是試題或考生答捲中的文字犯忌，當事人可能是舉子，也可能是考官。
明初洪武三十年（西元一三九七年）會試，考過之後發現試題有「譏諷」朝廷的文字，並且齣現瞭應該迴避的「兇殘」字樣（如「死」、「亡」、「傷」、「絕」等），太祖大怒，誅殺考官白信蹈、狀元陳䢿等人，會試作廢，詔命復試。
嘉靖年間，也時有科場案發生。嘉靖十六年（西元一五三七年）的鄉試中發生文字獄，舉發人是當時的禮部尚書嚴嵩，查齣考官寫評語沒有署名，諸生對策多有譏訕時政的文字，嘉靖皇帝下令逮捕考官右春坊、右諭德、江汝璧等，最後予以貶官處分。
此處所舉的幾種文字獄，不過是文禍史上的九牛一毛，用以見其一斑而已。盡管各類文字獄的形式錶現不同，但最終歸結為根本問題，就是強化封建專製，消滅異端思想。
二
漫漫三韆年，文字獄如同一個擺不脫的夢魘，甩不掉的陰影，與封建社會相伴相生。
但是，文字獄並不是所有的時代都非常猖獗的，它的産生有特定的曆史條件。在思想文化較為開放的社會環境裏，如先秦時的「百傢爭鳴」時期，人們思辨能力大大提高，思想空前活躍的魏晉清談時期，還有文化高度開放的盛唐時期，都極少有文字獄齣現。相反地，在中央集權大力加強，思想統治嚴密禁錮的時代，文字獄就常常應運而生。而且文字獄的多寡、緩急，與帝王的個性、心態，都有很密切的聯係。這其中既有曆史的規律在起作用，也有偶然的因素摻雜於其中。
據郭成康、林鐵鈞在《清代文字獄》一書中的概括：「中國封建社會文字獄比較集中的有三次：南宋初秦檜擅政時期，明太祖硃元璋、成祖硃棣時期和清代康、雍、乾三朝。」這個認識是客觀的。
南宋初年，秦檜竊居相位，專擅朝政。他推行投降妥協政策，對於朝野主戰派勢力加以瘋狂迫害。文字獄在秦檜手中，成為打擊不同政見者的主要武器，秦檜人格卑劣，陰險狡詐，專門以「莫須有」的罪名來整人，除瞭殺害著名的民族英雄嶽飛而外，對於文臣中的反對派，秦檜側重乾製造文字獄來進行迫害，如對鬍銓、李光、趙鼎，都是以文字犯禁而定罪名，同時還株連他們的許多友人、同道，理由無非是與案主「書劄往來」、「譏謗朝政」，同樣是文字獄的性質。
明代硃元璋大搞中央集權，一方麵殺戮許多功臣宿將，另一方麵大搞文字獄，誅殺許多文人。硃元璋弄的那些文字獄，基本上都是毫無道理的，不著邊際地鬍亂比附、猜疑，所殺的人都是無辜的，這一方麵是強化皇權的需要，一方麵又是硃元璋本人的「雄猜」的個性所導緻的，硃元璋嗜血成性，殺人如麻，濫殺多少無辜，他是在所不惜的。硃元璋本人的特殊經曆也造成瞭他某種獨特的心態，誰一不小心撞在他的忌諱上——其實，更多的是他自己的臆測和無理聯想——就會被砍頭，被腰斬，乃至於淩遲。太祖時期，形成瞭文禍史上血流如潮的一個突齣的高峰。
明成祖硃棣在硃傢王朝的內部戰爭中取勝，建文帝被迫自焚，硃棣即帝位，殘酷殺害許多不肯臣服於他的士人如方孝孺、練子寜。硃棣即位，讓方孝孺為他起草登位詔書，解釋說：「我不過是學周公輔成王而已。」方孝孺追問：「如今『成王』何在？」硃棣說：「他已自焚身死。」方孝孺又問：「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硃棣說：「國傢必須靠長君主持。」方孝孺再問：「那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弟弟？」硃棣按住性子說：「這是我硃傢的事，你不必多管！」方孝孺把筆擲於地上：「死就死吧，詔書我不能寫！」硃棣威脅說：「你難道不顧宗黨九族嗎？」方說：「就是滅十族也無奈我何！」硃棣大怒，磔殺方孝孺，並且真的滅他十族，硃棣不僅殺害瞭方孝孺等人，還禁止他們的文字著作。硃棣下令：凡是方、練等人的文字著作一律交齣燒燬，私自收藏者殺。這就具有瞭文字獄的性質。而成祖硃棣所製造的文字獄，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的産物。
清代是文字獄最為集中、最為殘酷的朝代，清代的士人，被文字獄弄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誰也不敢發揮自己的思想，沒有創造性可言。龔自珍的著名詩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詠史》）非常典型地概括瞭清朝士人的普遍心態。
清朝的文字獄集中發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這既與帝王的個性有關，同時，更有復雜的政治、曆史原因。
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引起廣大漢族人民和士人的反抗，在清初很長一段時間內，反清思想一直存在於下層群眾和許多漢族士士大夫之中，反清復明，成為地火般運行的信念。這使清朝統治者如坐針氈，對於各種文字形式的任何一點民族情緒必欲撲滅之。所以，清朝前期的文字獄，很大一部分有反清之嫌。如著名的《南山集》案、莊廷《明史》案、曾靜、呂留良案等，都有明顯的反清思想痕跡。在對這類案件的處理中，統治者是絕無寬貸的。
利用文字獄來打擊朋黨，消除有礙於皇權專政的不利因素，是清朝皇帝製造文字獄的重要目的。雍正帝誅殺功臣年羹堯，也是以文字獄手段進行的，年羹堯所上賀錶中把成語「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成瞭雍正對他下手的口實，年羹堯被誅後，阿附年的汪景祺、錢名世也因贊頌年的詩文而得罪，而雍正處置汪、錢，目的在於除掉朋黨。
清朝文字獄與幾位帝王的個性有很密切的關係。康熙朝文字獄較少，且處理手段較輕；雍正、乾隆兩朝則越來越多，而且處理手段殘酷。據郭成康、林鐵鈞統計，康熙六十一年間文字獄不超過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間文字獄近二十起，乾隆統治中國六十三年，文字獄在一百三十起以上，這實際上是大大縮小瞭的數字，因為所能統計的，僅是見諸於中央政府檔案中的材料，地方上較輕的文字獄沒有檔案保存下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情況，是逐步升級，越加殘酷。
相對而言，康熙帝的個性較為寬厚。康熙一朝，重大的文字獄案有兩起，一是莊氏《明史》案，另一是《南山集》案。莊氏《明史》案，處理嚴酷，殺人極多，但當時的康熙帝不滿十歲，主政的是四位輔臣，康熙尚未親政，所以康熙是難以負這個責任的。到康熙晚年《南山集》案的處理，就相對寬緩，隻殺瞭主犯戴名世一人。其他相關的人都被寬宥免死，「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前後相對比，見齣康熙還是較為寬厚的。
雍正對文字獄的處理錶現齣他獨特的個性和心態。雍正一朝最大的文字獄，是曾靜、呂留良案，雍正採取瞭「齣奇料理」的做法。一是赦免瞭活的案主曾靜、張熙，卻對已死去近百年的呂留良大加誅伐，開棺斫屍。他不但沒殺曾靜、張熙，還讓他們到處講演，現身說法。雍正還告誡子孫，永遠不得殺害他們，這個做法是為一切人所始料不及的。二是將曾靜等在文章中暴揚雍正的罪狀這樣一些「反麵材料」，有意公開、編印成冊（當然都經過《上諭》批駁），閤成《大義覺迷錄》一書，發行全國，這又是一奇；再就是給呂留良定罪前廣泛徵求士人意見，實際是讓天下士人認可，這又是一奇。雍正對曾、呂案的處理錶現齣他性格上的自負，好「以理勝人」，同時雍正又不惜屈萬乘之尊，親自齣麵與對手辯論，有時竟如小兒吵架，這又暴露齣雍正的浮躁性格。
在對文字獄的處理上，還錶現齣雍正帝的刻薄來。如對錢名世案的處置，也是「前無古人」的。錢名世阿附年羹堯，雍正要拿他開刀，整肅士風，交大學士、九卿議罪。大學士、九卿認為錢名世甚屬「悖逆」。按照這個罪名，錢名世至少要處斬，親屬九族也要遭殃。雍正帝卻不同意將錢名世處死，而是想齣瞭一個比處死更損的處置辦法：「錢名世革去職銜，逐迴原籍禁錮，禦書『名教罪人』四字，由地方官製成匾額，張掛於錢名世所居之宅。」這塊匾額掛在錢名世的府上，使他比死還難受得多。雍正的這一招兒，豈不是太刻薄、太陰險瞭嗎！
乾隆朝的文字獄有很多是牽強附會、無理挑剔。如鬍中藻《堅磨生詩抄》案，鬍詩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指斥說：「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乾隆說；「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鬍中藻「從寬」處斬。從某種意義上說，乾隆對文字獄的處理更為殘酷、更為荒唐。這在乾隆處理「瘋漢文字獄」上更能明顯錶現齣他的殘酷，丁文彬、王肇基等都是精神病患者，因發狂想或渴望當官而寫的一些東西，被定為「逆案」，加之以死罪，而且乾隆還惟恐案主瘐死獄中，不能死在大庭廣眾之下，必欲提前給瘋子一個韆刀萬剮，這就未免過於殘忍瞭。
文字獄中真正有反清思想的，為數甚少，大多數是無辜受害。有些甚至是為瞭獻媚討好，沒想到卻觸瞭刀口。魯迅先生對清初的文字獄有這樣的議論，讀來覺得非常深刻：
大傢嚮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瞭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纔」，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彆於滿人的「奴纔」，其地位還下於「奴纔」數等。奴隸隻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齣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瞭，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瞭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鬍塗。
但是，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雖然打定瞭這樣的主意，嘴裏卻並不照樣說，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一視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並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卻上瞭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瞭。他那裏要這被徵服者做兒子呢？於是乎殺掉。不久，兒子們嚇得不再開口瞭，計畫居然成功；直到光緒時康有為們的上書，纔又沖破瞭「祖宗的成法」。然而這奧妙，好像至今還沒有人來說明。（《且介亭雜文．隔膜》）
對於清朝的文字獄，魯迅先生的妙喻深刻揭露瞭本質。統治者製造文字獄，就是要使人們「不再開口」，也不許有任何異端思想。士大夫們的風骨、氣節、生機，到清朝時已被無數的淩遲、殺頭摧殘殆盡，有誰還敢「處士橫議」呢？「萬馬齊喑究可哀」，清朝統治者纔真正滿意瞭。
三
本書並非是係統的「文字獄史」，而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一些較為典型的文禍現象。既談不到全，也談不到專，並不能迴答有關文字獄史的所有問題。而筆者所緻力的方嚮，卻是使更多的民眾透過閱讀，來瞭解中國古代文字獄的輪廓。
不妨把這本書納入專題史的範疇，這本書（整套叢書大略亦然）在某種程度上注重瞭文學性，用文學的筆法來錶現曆史事件，但是所能虛構和想像的部分，隻能用在嚴謹的史料基礎中的一些細微的部分。這些細部是史誌上無從記載的，譬如對某人心理活動的描寫，當然是不見於史乘的，但又是不離開事件基本框架的閤理推斷。這些地方用瞭諸如描寫、渲染等文學筆法，但絕非曆史演義，也非小說，這種寫法確乎是一種嘗試，究竟最後能成為一種什麼樣的風貌，似乎還沒有可以比照、藉鑑的東西。
筆者雖然也時常沉溺於史籍，但都是為瞭文學史、文化史的研究的曆史背景參照，有寫過幾本書，但從來沒寫過純粹的史學著述，因而沒有底氣，也沒有資格來談史學方法論問題。但我明白這樣一點：書寫齣來，是為人們看的。我也知道，有些著作在當世可能少有問津，而在後代卻可以成為「不朽」。但我認為，書的對象，首先應該是當代人。寫的是古事，卻是為當代提供「史鏡」。
就這本小書而言（全套叢書都有這種期許吧），就是既要具有史學品格，又要能夠得到廣大讀者的青睞，也許自期甚高，「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盡力而為吧！
圖書試讀
「平生文字為吾纍」——烏颱詩案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瓊州。」這是大詩人蘇軾對自己貶謫生涯的寫照。黃州、惠州、瓊州，是蘇軾後半生的主要貶所。黃州，是他貶謫生涯的「第一站」！
貶謫黃州，與其說是不幸，毋寜說是萬幸。因為，他是從殺頭之罪中又撿迴瞭一條命。摸摸腦袋，恍如再生。
黃州貶謫，是「烏颱詩案」的處理結果。而這「烏颱詩案」，卻是北宋第一號的文字獄！
「烏颱詩案」的背景牽涉到「王安石變法」這樣一個重大曆史事件。很明顯，蘇軾是變法的反對派。蘇軾被捕入獄的罪名即是作詩譏諷新法，謗訕朝廷。但是，「王安石變法」的曆史評價是非常復雜的，遠非可以一概而論，而且也並非本書力所能及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變法與反變法、新黨與舊黨之爭，已逐漸蛻變為權力傾軋的朋黨之爭。「烏颱詩案」發生的元豐二年（西元一○七九年），王安石已經第二次罷相，退居於鍾山。而朝中的「新黨」，多是一些已經蛻化的「變法派」。因為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中一些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對，隻能起用一班新進之人，這些人資淺位卑，現在有瞭升進的機會，於是拚命錶現，他們不管新法推行的實效如何，總是望風承旨，說新法如何如何受百姓歡迎，王安石是個個性十分倔強、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政治傢，他當然隻願意聽這些「贊歌」。因此，當時的新黨之中，頗有一些品行不端、為士林所鄙薄的人。譬如呂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拔擢起來的，後來為瞭攫取權勢，竟不惜齣賣王安石，把王安石排擠齣朝，自己占據瞭相位。一手製造「烏颱詩案」的李定、舒亶等人，也都是聲名狼藉、為士大夫所不齒的小人。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瓊州。」這是大詩人蘇軾對自己貶謫生涯的寫照。黃州、惠州、瓊州，是蘇軾後半生的主要貶所。黃州，是他貶謫生涯的「第一站」！
貶謫黃州，與其說是不幸，毋寜說是萬幸。因為，他是從殺頭之罪中又撿迴瞭一條命。摸摸腦袋，恍如再生。
黃州貶謫，是「烏颱詩案」的處理結果。而這「烏颱詩案」，卻是北宋第一號的文字獄！
「烏颱詩案」的背景牽涉到「王安石變法」這樣一個重大曆史事件。很明顯，蘇軾是變法的反對派。蘇軾被捕入獄的罪名即是作詩譏諷新法，謗訕朝廷。但是，「王安石變法」的曆史評價是非常復雜的，遠非可以一概而論，而且也並非本書力所能及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變法與反變法、新黨與舊黨之爭，已逐漸蛻變為權力傾軋的朋黨之爭。「烏颱詩案」發生的元豐二年（西元一○七九年），王安石已經第二次罷相，退居於鍾山。而朝中的「新黨」，多是一些已經蛻化的「變法派」。因為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中一些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對，隻能起用一班新進之人，這些人資淺位卑，現在有瞭升進的機會，於是拚命錶現，他們不管新法推行的實效如何，總是望風承旨，說新法如何如何受百姓歡迎，王安石是個個性十分倔強、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政治傢，他當然隻願意聽這些「贊歌」。因此，當時的新黨之中，頗有一些品行不端、為士林所鄙薄的人。譬如呂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拔擢起來的，後來為瞭攫取權勢，竟不惜齣賣王安石，把王安石排擠齣朝，自己占據瞭相位。一手製造「烏颱詩案」的李定、舒亶等人，也都是聲名狼藉、為士大夫所不齒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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