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字字珠玑，隐藏杀机；多字少字，惊动天地；
只字片语，望文生义；写者无心，读者有意；
文字可以鼓励人心，却也是奸臣、皇帝的迫害手段！
只字片语，望文生义；写者无心，读者有意；
文字可以鼓励人心，却也是奸臣、皇帝的迫害手段！
历史上的文人写出许多千古留名的文章，然而这些文字背后，有时却潜藏着可怕的危机——钩索罗织的冤狱。
因乌台诗案而被贬到黄州的大文豪苏东坡，曾在诗中提到：「平生文字为吾累」
连苏东坡都有这样的感叹，可见文字狱是多么可怕！
文字不只是作为沟通的工具，也能变成害人的依据。
一字一句可能让自己成功，也有可能因此受到残酷的迫害、刑罚。
这些因文字所造成的牢狱之灾，有的是权臣、朋党间斗争的结果，但大多是来自皇帝的猜疑多忌，所以皇帝才是大兴文字狱的元凶。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前言
「种豆」的收获——杨恽被腰斩
他并非诗人，却惹下了中国第一桩诗祸！
「《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之死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鲁迅
史碑之悲
北朝一代名臣，在满头尿液的屈辱中被砍头，这是为什么？
「平生文字为吾累」——乌台诗案
文字构筑了他博大精深的世界，也成了他命运的灾星！
《车盖亭》诗——蔡确的厄运
诗文笺注，并非仅是学者的专利，也成了「文伥」制造他人罪状的法宝！
诗人皇后——生命在诗祸中凋谢
缢杀一代契丹女杰的素练，竟然是用文字狱的毒藤编织而成。
「罪己」与杀人
一面下「罪己诏」，一面杀人，绝妙的讽刺！
文字狱，权奸的武器
卖国和弄文字狱，是秦桧的两项「特长」！
朱元璋的「文字学」
明太祖朱元璋竟然成了「文字学家」，可他的「文字学」，却是杀人的把戏！
波澜迭起的万历文祸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文祸起于国本之争。
一代思想家的惨遇
「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叛逆者，用自己的生命，点燃了启蒙之火！
鲜血飞溅的《明史辑略》案
触忤了统治者的忌讳，换来的是血肉横飞！
血染《南山集》
为了修史的念头，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飘零的大树——年大将军得祸于文字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雍正的「出奇料理」
活着的「现行犯」宽免，死了的思想犯戮尸，出奇料理，奇而又奇！
「独抒己见」的后患
皇上让你「独抒己见」，你就敢「独抒己见」吗？
「坚磨生」的血光之灾
如此荒谬的「赏析」，何往而不「悖逆」！
疯子逃不脱文字狱的屠刀
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鲁迅《隔膜》
「种豆」的收获——杨恽被腰斩
他并非诗人，却惹下了中国第一桩诗祸！
「《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之死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鲁迅
史碑之悲
北朝一代名臣，在满头尿液的屈辱中被砍头，这是为什么？
「平生文字为吾累」——乌台诗案
文字构筑了他博大精深的世界，也成了他命运的灾星！
《车盖亭》诗——蔡确的厄运
诗文笺注，并非仅是学者的专利，也成了「文伥」制造他人罪状的法宝！
诗人皇后——生命在诗祸中凋谢
缢杀一代契丹女杰的素练，竟然是用文字狱的毒藤编织而成。
「罪己」与杀人
一面下「罪己诏」，一面杀人，绝妙的讽刺！
文字狱，权奸的武器
卖国和弄文字狱，是秦桧的两项「特长」！
朱元璋的「文字学」
明太祖朱元璋竟然成了「文字学家」，可他的「文字学」，却是杀人的把戏！
波澜迭起的万历文祸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文祸起于国本之争。
一代思想家的惨遇
「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叛逆者，用自己的生命，点燃了启蒙之火！
鲜血飞溅的《明史辑略》案
触忤了统治者的忌讳，换来的是血肉横飞！
血染《南山集》
为了修史的念头，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飘零的大树——年大将军得祸于文字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雍正的「出奇料理」
活着的「现行犯」宽免，死了的思想犯戮尸，出奇料理，奇而又奇！
「独抒己见」的后患
皇上让你「独抒己见」，你就敢「独抒己见」吗？
「坚磨生」的血光之灾
如此荒谬的「赏析」，何往而不「悖逆」！
疯子逃不脱文字狱的屠刀
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鲁迅《隔膜》
图书序言
前言
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文字之祸像一条绵延不绝的毒线，从秦朝一直到晚清。它虽然时隐时现、时缓时烈，却是无法根除的，因为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作为统治者来说，以文字罪人既是整肃统治阶级内部异己力量的法宝，也是消弭平民百姓中异端思想的工具；既是进一步加强皇权的需要，也是巩固王朝统治的强化剂。
这里所说的「文字之祸」，概念的内涵基本上同于「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封建统治者镇压知识分子反抗、加强思想文化专制，从其着作诗文中摘取所谓违碍字句，罗织罪状，称为「文字狱」。中国文化史中，不时可见「文字狱」受害者的斑斑紫血！
「文字狱」是因文字得祸的一个统称，细致分来，还有一些具体的种类。如因为撰写史书而忤逆统治者的，可称为「史祸」；因创作诗词曲文被挑出「讥谤」、罗织罪名的，可称为「诗祸」。举子或考官因考试的文字而罹祸的可称为「科场案」；而像明初一批因写贺表谢笺而遭杀身之祸的，可称为「表笺祸」；因为撰写私人着作被统治者找出所谓「悖逆文字」的，可称为「逆书案」……等等。当然，因文字而得祸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以上所说，是主要的几种。
文字狱是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是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生、强化及衰亡而发生、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字狱有不同的特点。这是由当日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特殊背景以及君主的个性、心态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因而，对于文字狱的考察研究，离不开对当时社会的整体观照，尤其是对意识形态特点的了解。
我们不妨就几例文字狱作一点简略的分析。
先看春秋时期的齐太史「直笔」事件。
鲁襄公二十五年（西元前五四八年），齐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夫人棠姜私通，崔杼设计捉姦，包围了庄公，庄公跳墙逃跑，被崔杼手下的人射死。齐国的太史便记录道：「崔杼弒其君。」崔杼对这个记载既恼怒又害怕，于是，便把这个史官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写，还是写「崔杼弒其君」，也被崔杼杀了；太史的另一个弟弟又接着写：「崔杼弒其君」，崔杼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例史祸。它反映了春秋时期史官文化的背景。春秋时期，史官的地位非常重要，史官也都以「良史」自期。而「良史」最起码的要求就是「直笔」，客观、准确地记载历史事件，「不虚美，不隐恶」。而要做一个「良史」，就难免与统治者发生冲突。统治者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害怕遗臭万年，便不许史家直书其事。史家受良心和史德的支配，坚持秉笔直书，结果是与统治者发生冲突，统治者凭借手中的权势迫害史家，于是产生了史祸。
北魏崔浩《国书》案，是南北朝时期一起着名的史祸，（本书有较详的披载）。它的发生就不是「文字」的原因所能范围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民族的背景。崔浩受命撰写三十卷卷的编年体《国书》，记载了北魏统治者立国前后的一些史实，后来又将《国书》全书内容都刻在石碑上，立于通衢大道之侧，一些鲜卑贵族看到了史碑上刻着鲜卑族统治者的一些不光彩之事，大为恼火，到太武帝那里告崔浩「暴扬国恶」，结果崔浩受尽屈辱后被太武帝处死，与其联姻的几家北方士族也都被灭族。
这件史祸实际涉及到北魏初期鲜卑贵族集团和北方汉人士族集团在利益上、文化上的冲突。崔浩作为汉族士族的代表人物，是处处维护土族利益的，而且在文化上自然是轻视鲜卑人的，鲜卑贵族作为北魏的统治阶级，对于汉族士族的自贵自重不能容忍，于是早就把崔浩视为眼中钉，久欲除之。太武帝本来是很欣赏、器重崔浩的才干的，但他作为鲜卑贵族的最大代表，当然首先要从本民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恐怕也很难避免崔浩的死。
因诗词而得祸的诗祸事件，在文字狱中恐怕是数量最多的，很难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因为因诗罹祸者实在太多，而且诗祸最为典型地体现出文字狱的特点：牵强附会，深文周纳，妄猜「言外之意」，而定「言内」之罪。
「诗言志」、「诗缘情」，这两个诗学的基本命题都是非常古老的，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的最主要的功能。对于中国古代的士人来说，诗（也包括后起的词、曲）是最主要的抒情手段。宋人严羽对诗所下的定义是很精当的：「诗者，吟咏情性也。」（《沧浪诗话．诗辨》）有的时候，诗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士大夫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如科举中的诗赋取士，而诗赋取士也是产生于社会上普遍为诗的风尚之中的。科举中诗赋取士作为一种导向，和社会上普遍尚诗是互为因果的，诗在更多的情形下，是士人们吟咏情性渲洩内心的最重要的渠道。
人们的情感是复杂的、丰富的、瞬息万变的，这种情感的丰富性，造成了诗的内涵的丰富性。而在诸种类型的情感中，哀怨、悲愤之情，尤易拨动人们心弦。因而，外国有「愤怒出诗人」的说法，中国有「诗穷而易工」的命题，都是大量创作实践的总结。南朝诗论家钟嵘就特别重视怨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他说：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品序》）
钟嵘所评价的五言诗中，也多为哀怨之作，如其评《古诗》云：「虽多哀怨，颇为总杂。」评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班婕妤诗「词旨清捷，怨深文绮」；评曹植诗「词采华茂，情兼雅怨」，等等，此类甚多。这固然有钟嵘的评诗标准，眼光在其中，但同时也是诗歌创作中的客观存在。
诗中有这么多怨艾之情，如果生逢文网严密的时代，再有人存心找你的岔子，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诗与政治的联系又是密切的，中国士人又有很强的干政意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入仕途，就势必关心当朝时政，写作诗赋，也免不了直接或间接地议论政治。这在唐、宋诗人中尤为普遍，而到明清时期，则被文字狱的血腥吓怕了，对于时政避之如恐不及。而在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某些时政的诗中找出「罪证」来——只要你的政敌盯上了你的作品，也是不难办到的。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与阐释方法，也给文字狱的制造者提供了方便。中国的古诗，讲究「弦外之音」、「韵外之致」，推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感。因而古代诗人们作诗，力求意境的朦胧含蓄者多，在极为有限的文字形式中创造更为广阔的审美时空。而对于诗歌的阐释则主张「诗无达诂」，也就是说，对于同一首诗可以作全然不同的阐释。这也为某些文字狱制造者提供了「断章取义」、曲解其诗的方便。
我们可以从几桩诗祸中来看这类文字狱的特点。
辽道宗时，懿德皇后萧观音生下皇子浚，浚被立为太子，太子长大后参与政事，成为权奸耶律乙辛的障碍。于是，耶律乙辛便设计陷害萧观音和太子。他指使别人写了诲淫的《十香词》，说是宋朝皇后所为，骗取萧观音的墨迹，同时萧观音还针对《十香词》写了一首《怀古》诗，针砭赵飞燕一类以媚入宠、干政败国的行为。耶律乙辛却举以为萧观音与宫中伶人赵惟一的「罪证」，因为在诗中找出了「赵」、「惟」、「一」三个字，这当然就激怒了道宗，萧观音被赐自尽，赵惟一被满门抄斩，祸灭九族。
再如北宋《车盖亭诗》案。元丰时期宰相蔡确被贬出朝，调知安州，在车盖亭写下十首绝句，与他早有嫌隙的吴处厚得到此诗后，为了搆陷他进行了「笺注」，如对第三首绝句的笺注，诗是这样写的：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觉莞尔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本是一首抒写闲适心情的作品，吴处厚笺注为：「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确笑何事？」再有第六首，原诗是这样的：
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
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这首诗本是写夏日景物的，别无深意，吴处厚则笺注为「讥新进用事之人」。蔡确的一组抒写夏日闲适情怀的绝句，就被曲解为有政治含义的「谤讪朝政」之作。吴处厚以此进行告讦，结果蔡确被再度远贬岭南。
诗祸中也有确有讥谤之意的，像苏轼的《吴中田妇叹》等作对王安石新法的讽刺，但更多的是这类靠曲解来陷人以罪。
表笺祸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一种特有的文字狱。明初制定：凡遇正旦、冬至、万寿圣节等节日以及其他节日庆典，官府必须上表祝贺，遇有恩典赏赐也须依例上谢恩表。太祖朱元璋文化不高疑心却大，对表笺中的字句乱加猜疑，妄作附会。他当过和尚，对于「僧」、「发髡」、「光」等一律忌讳，他参加过农民起义军，怕被人说成盗贼，对于「盗」、「贼」一律忌讳，而且有些音近的字也都触犯了他。如表笺中的「则」字，他附会为音近的「贼」，于是本来是一些陈言套语的「作则垂宪」、「建中作则」、「仪则天下」等，都犯了大忌，作者不是被杀头，就是被腰斩。其他如「法坤」、「天下有道」等等，也都犯忌，作者被杀。一大批表笺祸形成了明代文字狱的第一个高潮。
科场案中不全都是文字狱，有些是科场舞弊而受弹劾的案子。科场案中的文字狱，主要是试题或考生答卷中的文字犯忌，当事人可能是举子，也可能是考官。
明初洪武三十年（西元一三九七年）会试，考过之后发现试题有「讥讽」朝廷的文字，并且出现了应该回避的「兇残」字样（如「死」、「亡」、「伤」、「绝」等），太祖大怒，诛杀考官白信蹈、状元陈䢿等人，会试作废，诏命复试。
嘉靖年间，也时有科场案发生。嘉靖十六年（西元一五三七年）的乡试中发生文字狱，举发人是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查出考官写评语没有署名，诸生对策多有讥讪时政的文字，嘉靖皇帝下令逮捕考官右春坊、右谕德、江汝璧等，最后予以贬官处分。
此处所举的几种文字狱，不过是文祸史上的九牛一毛，用以见其一斑而已。尽管各类文字狱的形式表现不同，但最终归结为根本问题，就是强化封建专制，消灭异端思想。
二
漫漫三千年，文字狱如同一个摆不脱的梦魇，甩不掉的阴影，与封建社会相伴相生。
但是，文字狱并不是所有的时代都非常猖獗的，它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在思想文化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里，如先秦时的「百家争鸣」时期，人们思辨能力大大提高，思想空前活跃的魏晋清谈时期，还有文化高度开放的盛唐时期，都极少有文字狱出现。相反地，在中央集权大力加强，思想统治严密禁锢的时代，文字狱就常常应运而生。而且文字狱的多寡、缓急，与帝王的个性、心态，都有很密切的联系。这其中既有历史的规律在起作用，也有偶然的因素掺杂于其中。
据郭成康、林铁钧在《清代文字狱》一书中的概括：「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比较集中的有三次：南宋初秦桧擅政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时期和清代康、雍、干三朝。」这个认识是客观的。
南宋初年，秦桧窃居相位，专擅朝政。他推行投降妥协政策，对于朝野主战派势力加以疯狂迫害。文字狱在秦桧手中，成为打击不同政见者的主要武器，秦桧人格卑劣，阴险狡诈，专门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整人，除了杀害着名的民族英雄岳飞而外，对于文臣中的反对派，秦桧侧重干制造文字狱来进行迫害，如对胡铨、李光、赵鼎，都是以文字犯禁而定罪名，同时还株连他们的许多友人、同道，理由无非是与案主「书札往来」、「讥谤朝政」，同样是文字狱的性质。
明代朱元璋大搞中央集权，一方面杀戮许多功臣宿将，另一方面大搞文字狱，诛杀许多文人。朱元璋弄的那些文字狱，基本上都是毫无道理的，不着边际地胡乱比附、猜疑，所杀的人都是无辜的，这一方面是强化皇权的需要，一方面又是朱元璋本人的「雄猜」的个性所导致的，朱元璋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滥杀多少无辜，他是在所不惜的。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经历也造成了他某种独特的心态，谁一不小心撞在他的忌讳上——其实，更多的是他自己的臆测和无理联想——就会被砍头，被腰斩，乃至于凌迟。太祖时期，形成了文祸史上血流如潮的一个突出的高峰。
明成祖朱棣在朱家王朝的内部战争中取胜，建文帝被迫自焚，朱棣即帝位，残酷杀害许多不肯臣服于他的士人如方孝孺、练子宁。朱棣即位，让方孝孺为他起草登位诏书，解释说：「我不过是学周公辅成王而已。」方孝孺追问：「如今『成王』何在？」朱棣说：「他已自焚身死。」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朱棣说：「国家必须靠长君主持。」方孝孺再问：「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按住性子说：「这是我朱家的事，你不必多管！」方孝孺把笔掷于地上：「死就死吧，诏书我不能写！」朱棣威胁说：「你难道不顾宗党九族吗？」方说：「就是灭十族也无奈我何！」朱棣大怒，磔杀方孝孺，并且真的灭他十族，朱棣不仅杀害了方孝孺等人，还禁止他们的文字着作。朱棣下令：凡是方、练等人的文字着作一律交出烧燬，私自收藏者杀。这就具有了文字狱的性质。而成祖朱棣所制造的文字狱，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
清代是文字狱最为集中、最为残酷的朝代，清代的士人，被文字狱弄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也不敢发挥自己的思想，没有创造性可言。龚自珍的着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梁谋」（《咏史》）非常典型地概括了清朝士人的普遍心态。
清朝的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康熙、雍正、干隆三朝，这既与帝王的个性有关，同时，更有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引起广大汉族人民和士人的反抗，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内，反清思想一直存在于下层群众和许多汉族士士大夫之中，反清复明，成为地火般运行的信念。这使清朝统治者如坐针毡，对于各种文字形式的任何一点民族情绪必欲扑灭之。所以，清朝前期的文字狱，很大一部分有反清之嫌。如着名的《南山集》案、庄廷《明史》案、曾静、吕留良案等，都有明显的反清思想痕迹。在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中，统治者是绝无宽贷的。
利用文字狱来打击朋党，消除有碍于皇权专政的不利因素，是清朝皇帝制造文字狱的重要目的。雍正帝诛杀功臣年羹尧，也是以文字狱手段进行的，年羹尧所上贺表中把成语「朝干夕惕」写作「夕惕朝干」，成了雍正对他下手的口实，年羹尧被诛后，阿附年的汪景祺、钱名世也因赞颂年的诗文而得罪，而雍正处置汪、钱，目的在于除掉朋党。
清朝文字狱与几位帝王的个性有很密切的关系。康熙朝文字狱较少，且处理手段较轻；雍正、干隆两朝则越来越多，而且处理手段残酷。据郭成康、林铁钧统计，康熙六十一年间文字狱不超过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间文字狱近二十起，干隆统治中国六十三年，文字狱在一百三十起以上，这实际上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因为所能统计的，仅是见诸于中央政府档案中的材料，地方上较轻的文字狱没有档案保存下来。康、雍、干三朝的文字狱情况，是逐步升级，越加残酷。
相对而言，康熙帝的个性较为宽厚。康熙一朝，重大的文字狱案有两起，一是庄氏《明史》案，另一是《南山集》案。庄氏《明史》案，处理严酷，杀人极多，但当时的康熙帝不满十岁，主政的是四位辅臣，康熙尚未亲政，所以康熙是难以负这个责任的。到康熙晚年《南山集》案的处理，就相对宽缓，只杀了主犯戴名世一人。其他相关的人都被宽宥免死，「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前后相对比，见出康熙还是较为宽厚的。
雍正对文字狱的处理表现出他独特的个性和心态。雍正一朝最大的文字狱，是曾静、吕留良案，雍正採取了「出奇料理」的做法。一是赦免了活的案主曾静、张熙，却对已死去近百年的吕留良大加诛伐，开棺斫尸。他不但没杀曾静、张熙，还让他们到处讲演，现身说法。雍正还告诫子孙，永远不得杀害他们，这个做法是为一切人所始料不及的。二是将曾静等在文章中暴扬雍正的罪状这样一些「反面材料」，有意公开、编印成册（当然都经过《上谕》批驳），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发行全国，这又是一奇；再就是给吕留良定罪前广泛征求士人意见，实际是让天下士人认可，这又是一奇。雍正对曾、吕案的处理表现出他性格上的自负，好「以理胜人」，同时雍正又不惜屈万乘之尊，亲自出面与对手辩论，有时竟如小儿吵架，这又暴露出雍正的浮躁性格。
在对文字狱的处理上，还表现出雍正帝的刻薄来。如对钱名世案的处置，也是「前无古人」的。钱名世阿附年羹尧，雍正要拿他开刀，整肃士风，交大学士、九卿议罪。大学士、九卿认为钱名世甚属「悖逆」。按照这个罪名，钱名世至少要处斩，亲属九族也要遭殃。雍正帝却不同意将钱名世处死，而是想出了一个比处死更损的处置办法：「钱名世革去职衔，逐回原籍禁锢，御书『名教罪人』四字，由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挂于钱名世所居之宅。」这块匾额挂在钱名世的府上，使他比死还难受得多。雍正的这一招儿，岂不是太刻薄、太阴险了吗！
干隆朝的文字狱有很多是牵强附会、无理挑剔。如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干隆指斥说：「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干隆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胡中藻「从宽」处斩。从某种意义上说，干隆对文字狱的处理更为残酷、更为荒唐。这在干隆处理「疯汉文字狱」上更能明显表现出他的残酷，丁文彬、王肇基等都是精神病患者，因发狂想或渴望当官而写的一些东西，被定为「逆案」，加之以死罪，而且干隆还惟恐案主瘐死狱中，不能死在大庭广众之下，必欲提前给疯子一个千刀万剐，这就未免过于残忍了。
文字狱中真正有反清思想的，为数甚少，大多数是无辜受害。有些甚至是为了献媚讨好，没想到却触了刀口。鲁迅先生对清初的文字狱有这样的议论，读来觉得非常深刻：
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钖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再开口了，计画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才又沖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且介亭杂文．隔膜》）
对于清朝的文字狱，鲁迅先生的妙喻深刻揭露了本质。统治者制造文字狱，就是要使人们「不再开口」，也不许有任何异端思想。士大夫们的风骨、气节、生机，到清朝时已被无数的凌迟、杀头摧残殆尽，有谁还敢「处士横议」呢？「万马齐喑究可哀」，清朝统治者才真正满意了。
三
本书并非是系统的「文字狱史」，而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些较为典型的文祸现象。既谈不到全，也谈不到专，并不能回答有关文字狱史的所有问题。而笔者所致力的方向，却是使更多的民众透过阅读，来了解中国古代文字狱的轮廓。
不妨把这本书纳入专题史的范畴，这本书（整套丛书大略亦然）在某种程度上注重了文学性，用文学的笔法来表现历史事件，但是所能虚构和想像的部分，只能用在严谨的史料基础中的一些细微的部分。这些细部是史志上无从记载的，譬如对某人心理活动的描写，当然是不见于史乘的，但又是不离开事件基本框架的合理推断。这些地方用了诸如描写、渲染等文学笔法，但绝非历史演义，也非小说，这种写法确乎是一种尝试，究竟最后能成为一种什么样的风貌，似乎还没有可以比照、借鑑的东西。
笔者虽然也时常沉溺于史籍，但都是为了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的历史背景参照，有写过几本书，但从来没写过纯粹的史学着述，因而没有底气，也没有资格来谈史学方法论问题。但我明白这样一点：书写出来，是为人们看的。我也知道，有些着作在当世可能少有问津，而在后代却可以成为「不朽」。但我认为，书的对象，首先应该是当代人。写的是古事，却是为当代提供「史镜」。
就这本小书而言（全套丛书都有这种期许吧），就是既要具有史学品格，又要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许自期甚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尽力而为吧！
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文字之祸像一条绵延不绝的毒线，从秦朝一直到晚清。它虽然时隐时现、时缓时烈，却是无法根除的，因为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作为统治者来说，以文字罪人既是整肃统治阶级内部异己力量的法宝，也是消弭平民百姓中异端思想的工具；既是进一步加强皇权的需要，也是巩固王朝统治的强化剂。
这里所说的「文字之祸」，概念的内涵基本上同于「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封建统治者镇压知识分子反抗、加强思想文化专制，从其着作诗文中摘取所谓违碍字句，罗织罪状，称为「文字狱」。中国文化史中，不时可见「文字狱」受害者的斑斑紫血！
「文字狱」是因文字得祸的一个统称，细致分来，还有一些具体的种类。如因为撰写史书而忤逆统治者的，可称为「史祸」；因创作诗词曲文被挑出「讥谤」、罗织罪名的，可称为「诗祸」。举子或考官因考试的文字而罹祸的可称为「科场案」；而像明初一批因写贺表谢笺而遭杀身之祸的，可称为「表笺祸」；因为撰写私人着作被统治者找出所谓「悖逆文字」的，可称为「逆书案」……等等。当然，因文字而得祸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以上所说，是主要的几种。
文字狱是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是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生、强化及衰亡而发生、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字狱有不同的特点。这是由当日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特殊背景以及君主的个性、心态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因而，对于文字狱的考察研究，离不开对当时社会的整体观照，尤其是对意识形态特点的了解。
我们不妨就几例文字狱作一点简略的分析。
先看春秋时期的齐太史「直笔」事件。
鲁襄公二十五年（西元前五四八年），齐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夫人棠姜私通，崔杼设计捉姦，包围了庄公，庄公跳墙逃跑，被崔杼手下的人射死。齐国的太史便记录道：「崔杼弒其君。」崔杼对这个记载既恼怒又害怕，于是，便把这个史官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写，还是写「崔杼弒其君」，也被崔杼杀了；太史的另一个弟弟又接着写：「崔杼弒其君」，崔杼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例史祸。它反映了春秋时期史官文化的背景。春秋时期，史官的地位非常重要，史官也都以「良史」自期。而「良史」最起码的要求就是「直笔」，客观、准确地记载历史事件，「不虚美，不隐恶」。而要做一个「良史」，就难免与统治者发生冲突。统治者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害怕遗臭万年，便不许史家直书其事。史家受良心和史德的支配，坚持秉笔直书，结果是与统治者发生冲突，统治者凭借手中的权势迫害史家，于是产生了史祸。
北魏崔浩《国书》案，是南北朝时期一起着名的史祸，（本书有较详的披载）。它的发生就不是「文字」的原因所能范围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民族的背景。崔浩受命撰写三十卷卷的编年体《国书》，记载了北魏统治者立国前后的一些史实，后来又将《国书》全书内容都刻在石碑上，立于通衢大道之侧，一些鲜卑贵族看到了史碑上刻着鲜卑族统治者的一些不光彩之事，大为恼火，到太武帝那里告崔浩「暴扬国恶」，结果崔浩受尽屈辱后被太武帝处死，与其联姻的几家北方士族也都被灭族。
这件史祸实际涉及到北魏初期鲜卑贵族集团和北方汉人士族集团在利益上、文化上的冲突。崔浩作为汉族士族的代表人物，是处处维护土族利益的，而且在文化上自然是轻视鲜卑人的，鲜卑贵族作为北魏的统治阶级，对于汉族士族的自贵自重不能容忍，于是早就把崔浩视为眼中钉，久欲除之。太武帝本来是很欣赏、器重崔浩的才干的，但他作为鲜卑贵族的最大代表，当然首先要从本民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恐怕也很难避免崔浩的死。
因诗词而得祸的诗祸事件，在文字狱中恐怕是数量最多的，很难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因为因诗罹祸者实在太多，而且诗祸最为典型地体现出文字狱的特点：牵强附会，深文周纳，妄猜「言外之意」，而定「言内」之罪。
「诗言志」、「诗缘情」，这两个诗学的基本命题都是非常古老的，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的最主要的功能。对于中国古代的士人来说，诗（也包括后起的词、曲）是最主要的抒情手段。宋人严羽对诗所下的定义是很精当的：「诗者，吟咏情性也。」（《沧浪诗话．诗辨》）有的时候，诗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士大夫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如科举中的诗赋取士，而诗赋取士也是产生于社会上普遍为诗的风尚之中的。科举中诗赋取士作为一种导向，和社会上普遍尚诗是互为因果的，诗在更多的情形下，是士人们吟咏情性渲洩内心的最重要的渠道。
人们的情感是复杂的、丰富的、瞬息万变的，这种情感的丰富性，造成了诗的内涵的丰富性。而在诸种类型的情感中，哀怨、悲愤之情，尤易拨动人们心弦。因而，外国有「愤怒出诗人」的说法，中国有「诗穷而易工」的命题，都是大量创作实践的总结。南朝诗论家钟嵘就特别重视怨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他说：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品序》）
钟嵘所评价的五言诗中，也多为哀怨之作，如其评《古诗》云：「虽多哀怨，颇为总杂。」评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班婕妤诗「词旨清捷，怨深文绮」；评曹植诗「词采华茂，情兼雅怨」，等等，此类甚多。这固然有钟嵘的评诗标准，眼光在其中，但同时也是诗歌创作中的客观存在。
诗中有这么多怨艾之情，如果生逢文网严密的时代，再有人存心找你的岔子，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诗与政治的联系又是密切的，中国士人又有很强的干政意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入仕途，就势必关心当朝时政，写作诗赋，也免不了直接或间接地议论政治。这在唐、宋诗人中尤为普遍，而到明清时期，则被文字狱的血腥吓怕了，对于时政避之如恐不及。而在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某些时政的诗中找出「罪证」来——只要你的政敌盯上了你的作品，也是不难办到的。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与阐释方法，也给文字狱的制造者提供了方便。中国的古诗，讲究「弦外之音」、「韵外之致」，推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感。因而古代诗人们作诗，力求意境的朦胧含蓄者多，在极为有限的文字形式中创造更为广阔的审美时空。而对于诗歌的阐释则主张「诗无达诂」，也就是说，对于同一首诗可以作全然不同的阐释。这也为某些文字狱制造者提供了「断章取义」、曲解其诗的方便。
我们可以从几桩诗祸中来看这类文字狱的特点。
辽道宗时，懿德皇后萧观音生下皇子浚，浚被立为太子，太子长大后参与政事，成为权奸耶律乙辛的障碍。于是，耶律乙辛便设计陷害萧观音和太子。他指使别人写了诲淫的《十香词》，说是宋朝皇后所为，骗取萧观音的墨迹，同时萧观音还针对《十香词》写了一首《怀古》诗，针砭赵飞燕一类以媚入宠、干政败国的行为。耶律乙辛却举以为萧观音与宫中伶人赵惟一的「罪证」，因为在诗中找出了「赵」、「惟」、「一」三个字，这当然就激怒了道宗，萧观音被赐自尽，赵惟一被满门抄斩，祸灭九族。
再如北宋《车盖亭诗》案。元丰时期宰相蔡确被贬出朝，调知安州，在车盖亭写下十首绝句，与他早有嫌隙的吴处厚得到此诗后，为了搆陷他进行了「笺注」，如对第三首绝句的笺注，诗是这样写的：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觉莞尔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本是一首抒写闲适心情的作品，吴处厚笺注为：「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确笑何事？」再有第六首，原诗是这样的：
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
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这首诗本是写夏日景物的，别无深意，吴处厚则笺注为「讥新进用事之人」。蔡确的一组抒写夏日闲适情怀的绝句，就被曲解为有政治含义的「谤讪朝政」之作。吴处厚以此进行告讦，结果蔡确被再度远贬岭南。
诗祸中也有确有讥谤之意的，像苏轼的《吴中田妇叹》等作对王安石新法的讽刺，但更多的是这类靠曲解来陷人以罪。
表笺祸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一种特有的文字狱。明初制定：凡遇正旦、冬至、万寿圣节等节日以及其他节日庆典，官府必须上表祝贺，遇有恩典赏赐也须依例上谢恩表。太祖朱元璋文化不高疑心却大，对表笺中的字句乱加猜疑，妄作附会。他当过和尚，对于「僧」、「发髡」、「光」等一律忌讳，他参加过农民起义军，怕被人说成盗贼，对于「盗」、「贼」一律忌讳，而且有些音近的字也都触犯了他。如表笺中的「则」字，他附会为音近的「贼」，于是本来是一些陈言套语的「作则垂宪」、「建中作则」、「仪则天下」等，都犯了大忌，作者不是被杀头，就是被腰斩。其他如「法坤」、「天下有道」等等，也都犯忌，作者被杀。一大批表笺祸形成了明代文字狱的第一个高潮。
科场案中不全都是文字狱，有些是科场舞弊而受弹劾的案子。科场案中的文字狱，主要是试题或考生答卷中的文字犯忌，当事人可能是举子，也可能是考官。
明初洪武三十年（西元一三九七年）会试，考过之后发现试题有「讥讽」朝廷的文字，并且出现了应该回避的「兇残」字样（如「死」、「亡」、「伤」、「绝」等），太祖大怒，诛杀考官白信蹈、状元陈䢿等人，会试作废，诏命复试。
嘉靖年间，也时有科场案发生。嘉靖十六年（西元一五三七年）的乡试中发生文字狱，举发人是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查出考官写评语没有署名，诸生对策多有讥讪时政的文字，嘉靖皇帝下令逮捕考官右春坊、右谕德、江汝璧等，最后予以贬官处分。
此处所举的几种文字狱，不过是文祸史上的九牛一毛，用以见其一斑而已。尽管各类文字狱的形式表现不同，但最终归结为根本问题，就是强化封建专制，消灭异端思想。
二
漫漫三千年，文字狱如同一个摆不脱的梦魇，甩不掉的阴影，与封建社会相伴相生。
但是，文字狱并不是所有的时代都非常猖獗的，它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在思想文化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里，如先秦时的「百家争鸣」时期，人们思辨能力大大提高，思想空前活跃的魏晋清谈时期，还有文化高度开放的盛唐时期，都极少有文字狱出现。相反地，在中央集权大力加强，思想统治严密禁锢的时代，文字狱就常常应运而生。而且文字狱的多寡、缓急，与帝王的个性、心态，都有很密切的联系。这其中既有历史的规律在起作用，也有偶然的因素掺杂于其中。
据郭成康、林铁钧在《清代文字狱》一书中的概括：「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比较集中的有三次：南宋初秦桧擅政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时期和清代康、雍、干三朝。」这个认识是客观的。
南宋初年，秦桧窃居相位，专擅朝政。他推行投降妥协政策，对于朝野主战派势力加以疯狂迫害。文字狱在秦桧手中，成为打击不同政见者的主要武器，秦桧人格卑劣，阴险狡诈，专门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整人，除了杀害着名的民族英雄岳飞而外，对于文臣中的反对派，秦桧侧重干制造文字狱来进行迫害，如对胡铨、李光、赵鼎，都是以文字犯禁而定罪名，同时还株连他们的许多友人、同道，理由无非是与案主「书札往来」、「讥谤朝政」，同样是文字狱的性质。
明代朱元璋大搞中央集权，一方面杀戮许多功臣宿将，另一方面大搞文字狱，诛杀许多文人。朱元璋弄的那些文字狱，基本上都是毫无道理的，不着边际地胡乱比附、猜疑，所杀的人都是无辜的，这一方面是强化皇权的需要，一方面又是朱元璋本人的「雄猜」的个性所导致的，朱元璋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滥杀多少无辜，他是在所不惜的。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经历也造成了他某种独特的心态，谁一不小心撞在他的忌讳上——其实，更多的是他自己的臆测和无理联想——就会被砍头，被腰斩，乃至于凌迟。太祖时期，形成了文祸史上血流如潮的一个突出的高峰。
明成祖朱棣在朱家王朝的内部战争中取胜，建文帝被迫自焚，朱棣即帝位，残酷杀害许多不肯臣服于他的士人如方孝孺、练子宁。朱棣即位，让方孝孺为他起草登位诏书，解释说：「我不过是学周公辅成王而已。」方孝孺追问：「如今『成王』何在？」朱棣说：「他已自焚身死。」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朱棣说：「国家必须靠长君主持。」方孝孺再问：「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按住性子说：「这是我朱家的事，你不必多管！」方孝孺把笔掷于地上：「死就死吧，诏书我不能写！」朱棣威胁说：「你难道不顾宗党九族吗？」方说：「就是灭十族也无奈我何！」朱棣大怒，磔杀方孝孺，并且真的灭他十族，朱棣不仅杀害了方孝孺等人，还禁止他们的文字着作。朱棣下令：凡是方、练等人的文字着作一律交出烧燬，私自收藏者杀。这就具有了文字狱的性质。而成祖朱棣所制造的文字狱，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
清代是文字狱最为集中、最为残酷的朝代，清代的士人，被文字狱弄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也不敢发挥自己的思想，没有创造性可言。龚自珍的着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梁谋」（《咏史》）非常典型地概括了清朝士人的普遍心态。
清朝的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康熙、雍正、干隆三朝，这既与帝王的个性有关，同时，更有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引起广大汉族人民和士人的反抗，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内，反清思想一直存在于下层群众和许多汉族士士大夫之中，反清复明，成为地火般运行的信念。这使清朝统治者如坐针毡，对于各种文字形式的任何一点民族情绪必欲扑灭之。所以，清朝前期的文字狱，很大一部分有反清之嫌。如着名的《南山集》案、庄廷《明史》案、曾静、吕留良案等，都有明显的反清思想痕迹。在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中，统治者是绝无宽贷的。
利用文字狱来打击朋党，消除有碍于皇权专政的不利因素，是清朝皇帝制造文字狱的重要目的。雍正帝诛杀功臣年羹尧，也是以文字狱手段进行的，年羹尧所上贺表中把成语「朝干夕惕」写作「夕惕朝干」，成了雍正对他下手的口实，年羹尧被诛后，阿附年的汪景祺、钱名世也因赞颂年的诗文而得罪，而雍正处置汪、钱，目的在于除掉朋党。
清朝文字狱与几位帝王的个性有很密切的关系。康熙朝文字狱较少，且处理手段较轻；雍正、干隆两朝则越来越多，而且处理手段残酷。据郭成康、林铁钧统计，康熙六十一年间文字狱不超过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间文字狱近二十起，干隆统治中国六十三年，文字狱在一百三十起以上，这实际上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因为所能统计的，仅是见诸于中央政府档案中的材料，地方上较轻的文字狱没有档案保存下来。康、雍、干三朝的文字狱情况，是逐步升级，越加残酷。
相对而言，康熙帝的个性较为宽厚。康熙一朝，重大的文字狱案有两起，一是庄氏《明史》案，另一是《南山集》案。庄氏《明史》案，处理严酷，杀人极多，但当时的康熙帝不满十岁，主政的是四位辅臣，康熙尚未亲政，所以康熙是难以负这个责任的。到康熙晚年《南山集》案的处理，就相对宽缓，只杀了主犯戴名世一人。其他相关的人都被宽宥免死，「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前后相对比，见出康熙还是较为宽厚的。
雍正对文字狱的处理表现出他独特的个性和心态。雍正一朝最大的文字狱，是曾静、吕留良案，雍正採取了「出奇料理」的做法。一是赦免了活的案主曾静、张熙，却对已死去近百年的吕留良大加诛伐，开棺斫尸。他不但没杀曾静、张熙，还让他们到处讲演，现身说法。雍正还告诫子孙，永远不得杀害他们，这个做法是为一切人所始料不及的。二是将曾静等在文章中暴扬雍正的罪状这样一些「反面材料」，有意公开、编印成册（当然都经过《上谕》批驳），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发行全国，这又是一奇；再就是给吕留良定罪前广泛征求士人意见，实际是让天下士人认可，这又是一奇。雍正对曾、吕案的处理表现出他性格上的自负，好「以理胜人」，同时雍正又不惜屈万乘之尊，亲自出面与对手辩论，有时竟如小儿吵架，这又暴露出雍正的浮躁性格。
在对文字狱的处理上，还表现出雍正帝的刻薄来。如对钱名世案的处置，也是「前无古人」的。钱名世阿附年羹尧，雍正要拿他开刀，整肃士风，交大学士、九卿议罪。大学士、九卿认为钱名世甚属「悖逆」。按照这个罪名，钱名世至少要处斩，亲属九族也要遭殃。雍正帝却不同意将钱名世处死，而是想出了一个比处死更损的处置办法：「钱名世革去职衔，逐回原籍禁锢，御书『名教罪人』四字，由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挂于钱名世所居之宅。」这块匾额挂在钱名世的府上，使他比死还难受得多。雍正的这一招儿，岂不是太刻薄、太阴险了吗！
干隆朝的文字狱有很多是牵强附会、无理挑剔。如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干隆指斥说：「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干隆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胡中藻「从宽」处斩。从某种意义上说，干隆对文字狱的处理更为残酷、更为荒唐。这在干隆处理「疯汉文字狱」上更能明显表现出他的残酷，丁文彬、王肇基等都是精神病患者，因发狂想或渴望当官而写的一些东西，被定为「逆案」，加之以死罪，而且干隆还惟恐案主瘐死狱中，不能死在大庭广众之下，必欲提前给疯子一个千刀万剐，这就未免过于残忍了。
文字狱中真正有反清思想的，为数甚少，大多数是无辜受害。有些甚至是为了献媚讨好，没想到却触了刀口。鲁迅先生对清初的文字狱有这样的议论，读来觉得非常深刻：
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钖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再开口了，计画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才又沖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且介亭杂文．隔膜》）
对于清朝的文字狱，鲁迅先生的妙喻深刻揭露了本质。统治者制造文字狱，就是要使人们「不再开口」，也不许有任何异端思想。士大夫们的风骨、气节、生机，到清朝时已被无数的凌迟、杀头摧残殆尽，有谁还敢「处士横议」呢？「万马齐喑究可哀」，清朝统治者才真正满意了。
三
本书并非是系统的「文字狱史」，而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些较为典型的文祸现象。既谈不到全，也谈不到专，并不能回答有关文字狱史的所有问题。而笔者所致力的方向，却是使更多的民众透过阅读，来了解中国古代文字狱的轮廓。
不妨把这本书纳入专题史的范畴，这本书（整套丛书大略亦然）在某种程度上注重了文学性，用文学的笔法来表现历史事件，但是所能虚构和想像的部分，只能用在严谨的史料基础中的一些细微的部分。这些细部是史志上无从记载的，譬如对某人心理活动的描写，当然是不见于史乘的，但又是不离开事件基本框架的合理推断。这些地方用了诸如描写、渲染等文学笔法，但绝非历史演义，也非小说，这种写法确乎是一种尝试，究竟最后能成为一种什么样的风貌，似乎还没有可以比照、借鑑的东西。
笔者虽然也时常沉溺于史籍，但都是为了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的历史背景参照，有写过几本书，但从来没写过纯粹的史学着述，因而没有底气，也没有资格来谈史学方法论问题。但我明白这样一点：书写出来，是为人们看的。我也知道，有些着作在当世可能少有问津，而在后代却可以成为「不朽」。但我认为，书的对象，首先应该是当代人。写的是古事，却是为当代提供「史镜」。
就这本小书而言（全套丛书都有这种期许吧），就是既要具有史学品格，又要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许自期甚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尽力而为吧！
图书试读
「平生文字为吾累」——乌台诗案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琼州。」这是大诗人苏轼对自己贬谪生涯的写照。黄州、惠州、琼州，是苏轼后半生的主要贬所。黄州，是他贬谪生涯的「第一站」！
贬谪黄州，与其说是不幸，毋宁说是万幸。因为，他是从杀头之罪中又捡回了一条命。摸摸脑袋，恍如再生。
黄州贬谪，是「乌台诗案」的处理结果。而这「乌台诗案」，却是北宋第一号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的背景牵涉到「王安石变法」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很明显，苏轼是变法的反对派。苏轼被捕入狱的罪名即是作诗讥讽新法，谤讪朝廷。但是，「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是非常复杂的，远非可以一概而论，而且也并非本书力所能及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变法与反变法、新党与旧党之争，已逐渐蜕变为权力倾轧的朋党之争。「乌台诗案」发生的元丰二年（西元一○七九年），王安石已经第二次罢相，退居于钟山。而朝中的「新党」，多是一些已经蜕化的「变法派」。因为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中一些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对，只能起用一班新进之人，这些人资浅位卑，现在有了升进的机会，于是拚命表现，他们不管新法推行的实效如何，总是望风承旨，说新法如何如何受百姓欢迎，王安石是个个性十分倔强、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政治家，他当然只愿意听这些「赞歌」。因此，当时的新党之中，颇有一些品行不端、为士林所鄙薄的人。譬如吕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拔擢起来的，后来为了攫取权势，竟不惜出卖王安石，把王安石排挤出朝，自己占据了相位。一手制造「乌台诗案」的李定、舒亶等人，也都是声名狼借、为士大夫所不齿的小人。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琼州。」这是大诗人苏轼对自己贬谪生涯的写照。黄州、惠州、琼州，是苏轼后半生的主要贬所。黄州，是他贬谪生涯的「第一站」！
贬谪黄州，与其说是不幸，毋宁说是万幸。因为，他是从杀头之罪中又捡回了一条命。摸摸脑袋，恍如再生。
黄州贬谪，是「乌台诗案」的处理结果。而这「乌台诗案」，却是北宋第一号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的背景牵涉到「王安石变法」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很明显，苏轼是变法的反对派。苏轼被捕入狱的罪名即是作诗讥讽新法，谤讪朝廷。但是，「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是非常复杂的，远非可以一概而论，而且也并非本书力所能及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变法与反变法、新党与旧党之争，已逐渐蜕变为权力倾轧的朋党之争。「乌台诗案」发生的元丰二年（西元一○七九年），王安石已经第二次罢相，退居于钟山。而朝中的「新党」，多是一些已经蜕化的「变法派」。因为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中一些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对，只能起用一班新进之人，这些人资浅位卑，现在有了升进的机会，于是拚命表现，他们不管新法推行的实效如何，总是望风承旨，说新法如何如何受百姓欢迎，王安石是个个性十分倔强、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政治家，他当然只愿意听这些「赞歌」。因此，当时的新党之中，颇有一些品行不端、为士林所鄙薄的人。譬如吕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拔擢起来的，后来为了攫取权势，竟不惜出卖王安石，把王安石排挤出朝，自己占据了相位。一手制造「乌台诗案」的李定、舒亶等人，也都是声名狼借、为士大夫所不齿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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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皇朝风云实录：文字血泪》这个书名，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对中国历史的迷恋，从来不只在于那些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更在于那些藏在幕后的、不为人知的挣扎与痛苦。“文字血泪”四个字，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曾经被压抑的呐喊，被禁锢的思想，以及因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作者将如何把那些冰冷的史料，化作有血有肉的故事。我期待着，在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中，能够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无奈与抗争。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感受到，历史并非是一条直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妥协、牺牲和希望。我想要在字里行间，寻找到那些曾经被掩埋的真相，那些被遗忘的悲歌，以及那些在绝望中依然闪烁着人性光辉的瞬间。
评分从书名《历代皇朝风云实录：文字血泪》就可以感受到这本书的重量，它绝非泛泛而谈的通俗读物。我一直觉得，真正伟大的历史著作，不仅仅在于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在于挖掘事件背后的人心向背，以及那些被时间洪流冲刷却又顽强存在的情感痕迹。“文字血泪”这四个字，仿佛一把尖刀，直接刺入了历史的肌理，让我看到了那些被淹没的、不为人知的真相。我猜测，这本书会用一种极其细腻、甚至有些残酷的笔触，去揭示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的黑暗与光明，那些权力斗争中的阴谋诡计，那些改革变法中的艰难曲折，那些社会动荡中的民不聊生，都可能在这本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我更期待的是，作者能够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深入到每一个具体的事件中，去剖析那些推动历史进程的个体，他们的动机、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后果。我想要看到，那些曾经被誉为“丰功伟绩”背后，可能隐藏着多少无奈与牺牲；那些被斥为“罪恶滔天”的背后，又是否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
评分收到《历代皇朝风云实录：文字血泪》这本书，我的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我一直在寻找一本能够真正触动我内心深处，让我对历史产生更深层次思考的书籍，而这个书名，似乎就是我苦苦追寻的答案。我尤其对“文字血泪”这部分充满了好奇。我猜想，这不仅仅是指代那些在历史变革中，文字狱等政治迫害所带来的痛苦，也可能涵盖了文学作品中所承载的时代悲情，以及那些记录历史真相、却因此付出沉重代价的文人墨客。我期待作者能够以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视角，去审视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想看到，在波澜壮阔的皇朝更迭背后，那些鲜活的生命是如何被时代洪流所塑造，所摧残，又或者在绝望中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不仅仅是了解“发生了什么”，更能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在发生的时候，人们经历了什么”。我期望能从中读到人性的光辉与暗淡，历史的残酷与温情。
评分终于有机会读到这本《历代皇朝风云实录：文字血泪》，着实让我激动了好久。我一直对中国历史的演变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关注那些隐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个体命运。这本书的书名就深深地吸引了我，“风云实录”暗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文字血泪”则直接点出了内容的深刻与沉重。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跟随作者的笔触，穿越时空，去感受那些曾经鲜活而又充满挣扎的生命。我尤其好奇，作者将如何描绘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渺小与伟大，他们的抗争与妥协。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堆砌史料，更能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光辉，让我看到历史不仅仅是帝王的更迭，更是无数个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我期待着书中能够有鲜活的细节，能够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这本书的书名仿佛一首苍凉的诗，勾勒出历史的厚重与不屈。
评分拿到《历代皇朝风云实录：文字血泪》，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绝对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书名中的“风云实录”透露出一种大气磅礴的历史叙事感，而“文字血泪”则直接触及了我一直以来对历史深层解读的渴望。我一直觉得，很多历史著作过于侧重于宏大的政治事件和军事斗争，却忽略了那些隐藏在背后的、更加触动人心的个体命运。我尤其好奇，“文字血泪”将如何体现在书中，这是否意味着作者会深入挖掘那些因言获罪的悲剧，或是那些记录真实历史却遭受打压的文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看到那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辉煌时代”，背后可能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牺牲与痛苦；那些看似“伟大的改革”，又是否伴随着多少个体命运的颠沛流离。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让我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以及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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