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史记》的文学性以及对历史的独特观察，主要是透过人物传记表现出来。因此，深入《史记》的人物世界，是进窥《史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的重要法门。《史记》中的各类人物性格，往往能反映历史的、普遍性的人物典型，透过史公的妙笔，我们可以看到各类型人物背后所呈现的深刻的人性与历史观照，欣赏他们在历史场景中呈现的各种风姿。本书讨论了《史记》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人物，透过作者的诠释，在欣赏人物风姿之余，读者或许能穿越时空，与司马迁的历史智慧照面，领略「读史使人聪明」的益处。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林聪舜
台湾彰化人，1953年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任，傅尔布莱特基金会奖助之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人，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所教授。着有《向郭庄学之研究》、《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及杂文集《台湾新统治霸权的形成》等着作。目前从事两汉思想史研究，并特别重视思想背后的权力关系。
林聪舜
台湾彰化人，1953年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任，傅尔布莱特基金会奖助之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人，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所教授。着有《向郭庄学之研究》、《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及杂文集《台湾新统治霸权的形成》等着作。目前从事两汉思想史研究，并特别重视思想背后的权力关系。
图书目录
自 序
天道的破产与正义法则的追寻──伯夷叔齐怨邪非邪？ ／1
恩恩相报的温馨世界──信陵君和他的门下客 ／14
布衣卿相背后的辛酸──游士范雎的悲剧 ／25
把政治当成生意经营──商人政治家吕不韦 ／41
奇蹟的创造──田单复国 ／52
悲壮的一击──荆轲刺秦王 ／57
一个完全被物慾操纵的政治人物──李斯 ／62
狂飙英雄的崛起与殒落──项羽 ／68
「意豁如」所呈现的生命风姿与政治能力──刘邦的性格与政治才华的结合 ／95
三种不同谋士的典型──张良、陈平、范增 ／121
遂令后世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韩信、彭越、黥布的悲剧 ／137
褒贬纷纭的汉家儒宗──叔孙通 ／156
体制外的豪杰──天才将领李广 ／170
虚矫的豪杰与怙势凌人的权臣──魏其、武安两外戚 ／177
「缘饰以儒术」的真相──酷吏群相 ／196
抗议精神的体现者──游离于体制外，伸张「另一种正义」的游侠 ／210
天道的破产与正义法则的追寻──伯夷叔齐怨邪非邪？ ／1
恩恩相报的温馨世界──信陵君和他的门下客 ／14
布衣卿相背后的辛酸──游士范雎的悲剧 ／25
把政治当成生意经营──商人政治家吕不韦 ／41
奇蹟的创造──田单复国 ／52
悲壮的一击──荆轲刺秦王 ／57
一个完全被物慾操纵的政治人物──李斯 ／62
狂飙英雄的崛起与殒落──项羽 ／68
「意豁如」所呈现的生命风姿与政治能力──刘邦的性格与政治才华的结合 ／95
三种不同谋士的典型──张良、陈平、范增 ／121
遂令后世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韩信、彭越、黥布的悲剧 ／137
褒贬纷纭的汉家儒宗──叔孙通 ／156
体制外的豪杰──天才将领李广 ／170
虚矫的豪杰与怙势凌人的权臣──魏其、武安两外戚 ／177
「缘饰以儒术」的真相──酷吏群相 ／196
抗议精神的体现者──游离于体制外，伸张「另一种正义」的游侠 ／210
图书序言
自序
林聪舜
《史记》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与史学作品，而它的文学性以及对历史的独特观察，主要是透过人物传记表现出来。因此，深入《史记》的人物世界，是读者进窥《史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的重要法门。
司马迁写人物，可谓能穷「传神写照」之能事，他擅长用写故事的方式，塑造人物性格，充满了趣味性；更擅长借着传主某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生片断，诠释人物性格，并解释传主一生的发展。于是，史公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引人入胜的历史人物。
当然，《史记》人物不但是活生生的、特殊的具体人物，更是结合了人物的个别性与典型性，具有能代表某些重要的社会面的典型。因此，透过人物传记的整合，《史记》就可以呈现出由独特的历史观察而来的完整且独特的历史图像，传达史公有别于正统学者的「一家之言」；也可以呈现出历史中的大问题与大趋势，到达「通古今之变」的高度。
人物个别性与典型性的结合，其实也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史记》达到这个程度，也就颠覆了亚里斯多德在《诗学》(OnPoetics)中对诗与历史的评价。亚氏认为诗比历史更哲学、更庄重，因为历史家只描述已发生的特殊事件，如此则不具有普遍性；诗人所描述的，则是某种理想的型，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是未来可能发生之事。亦即「诗所显示的为一种更高的真实。所谓更高的真实，不是已有的真实，而是可能的真实。」然而，若能理解《史记》借着人物个别性与典型性的结合，已经达到个别性与普遍性结合的高度，亚氏重诗轻历史的评价就不能成立了。
进入《史记》的人物世界，读者可以看到背后呈现的深刻的人性与历史观照，看到各类型的生命在历史场景中呈现的各种风姿。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也是能反映历史的普遍性的人物典型。透过史公的妙笔，这些人物传记确实显示了「更高的真实」──一种未来仍可能发生的真实。读历史能到达这个程度，所谓「以史为鑑」或「读史使人聪明」才算有了具体的落实。
笔者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所讲授《史记》课程已历十余载，这本集子代表十几年来教学相长的心得记录。其中约有一半篇幅曾在《国文天地》发表过，这要感谢当时担任总编辑的龚鹏程教授，他在《国文天地》特别开辟「《史记》人物论」专栏让我发挥，让平日须尽义务写严肃、枯燥的论文的人，能有机会用比较活泼、有趣的方式诠释《史记》。这个经验，随着年事渐增，更觉弥足珍贵。
承蒙三民书局的雅意，让这本集子能顺利与读者见面。博雅君子，请不吝赐教。
林聪舜
《史记》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与史学作品，而它的文学性以及对历史的独特观察，主要是透过人物传记表现出来。因此，深入《史记》的人物世界，是读者进窥《史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的重要法门。
司马迁写人物，可谓能穷「传神写照」之能事，他擅长用写故事的方式，塑造人物性格，充满了趣味性；更擅长借着传主某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生片断，诠释人物性格，并解释传主一生的发展。于是，史公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引人入胜的历史人物。
当然，《史记》人物不但是活生生的、特殊的具体人物，更是结合了人物的个别性与典型性，具有能代表某些重要的社会面的典型。因此，透过人物传记的整合，《史记》就可以呈现出由独特的历史观察而来的完整且独特的历史图像，传达史公有别于正统学者的「一家之言」；也可以呈现出历史中的大问题与大趋势，到达「通古今之变」的高度。
人物个别性与典型性的结合，其实也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史记》达到这个程度，也就颠覆了亚里斯多德在《诗学》(OnPoetics)中对诗与历史的评价。亚氏认为诗比历史更哲学、更庄重，因为历史家只描述已发生的特殊事件，如此则不具有普遍性；诗人所描述的，则是某种理想的型，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是未来可能发生之事。亦即「诗所显示的为一种更高的真实。所谓更高的真实，不是已有的真实，而是可能的真实。」然而，若能理解《史记》借着人物个别性与典型性的结合，已经达到个别性与普遍性结合的高度，亚氏重诗轻历史的评价就不能成立了。
进入《史记》的人物世界，读者可以看到背后呈现的深刻的人性与历史观照，看到各类型的生命在历史场景中呈现的各种风姿。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也是能反映历史的普遍性的人物典型。透过史公的妙笔，这些人物传记确实显示了「更高的真实」──一种未来仍可能发生的真实。读历史能到达这个程度，所谓「以史为鑑」或「读史使人聪明」才算有了具体的落实。
笔者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所讲授《史记》课程已历十余载，这本集子代表十几年来教学相长的心得记录。其中约有一半篇幅曾在《国文天地》发表过，这要感谢当时担任总编辑的龚鹏程教授，他在《国文天地》特别开辟「《史记》人物论」专栏让我发挥，让平日须尽义务写严肃、枯燥的论文的人，能有机会用比较活泼、有趣的方式诠释《史记》。这个经验，随着年事渐增，更觉弥足珍贵。
承蒙三民书局的雅意，让这本集子能顺利与读者见面。博雅君子，请不吝赐教。
于新竹清华园二○○三年五月
图书试读
天道的破产与正义法则的追寻──伯夷叔齐怨邪非邪？
〈伯夷列传〉何以居列传之首？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之首，司马迁为此一事蹟可疑的人物立传，其理由除了〈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嘉许他重义能让；或者如陈直所述：「《史记》年表首共和，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太伯，列传首伯夷，皆表扬让位、反抗君主者。」1认为〈伯夷列传〉列为传首，是司马迁「表扬让位、反抗君主」的一贯立场的表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史传几乎就是司马迁企图重建正义法则之抱负的宣告，是值得和〈太史公自序〉并读的文字。
林云铭曾评〈伯夷列传〉云：「此篇人无不读，读者无不赞其妙，至问其立言之意，则茫然也。」2的确，几千年来，伯夷、叔齐虽在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留下了高洁的形象，并且被许多士人引为知己，但司马迁寄託在〈伯夷列传〉中的微旨深义却鲜有人能真正掌握。兹先顺着〈伯夷列传〉的文章脉络略作分析，探讨司马迁面对天道破产的困境，如何重建正义的法则，最后再以〈伯夷列传〉与《旧约‧约伯记》作一比较，探讨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西方人与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中国人，在正义法则失效时，如何面对它？如何找到自处之道？
伯夷、叔齐有「怨」吗？
伯夷、叔齐的事蹟本来相当隐晦，司马迁写〈伯夷列传〉的主要目的又是借他人酒盃，浇自己胸中块垒，所以在本传一开始，司马迁就必须对传说中的许由、务光、伯夷等鄙弃权位的隐士事蹟之有无作一番论定，订出立传的标准。他首先肯定「考信于六艺」是学者的本分，而《尚书》所记载的传天下之事极其慎重，所以许由、务光、卞随等逃国的隐士事蹟值得怀疑。不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因此又未必可以断然排除这些逃国的隐士事蹟的可能性。最后，司马迁只好请出孔子，以这些人物是否曾得到孔子的论列为标准，如果这些人物曾得到孔子论列，其事蹟虽不见于六艺，也可据以立传。于是吴太伯、伯夷、叔齐虽属传说中人物，也都取得立传的资格。
〈伯夷列传〉何以居列传之首？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之首，司马迁为此一事蹟可疑的人物立传，其理由除了〈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嘉许他重义能让；或者如陈直所述：「《史记》年表首共和，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太伯，列传首伯夷，皆表扬让位、反抗君主者。」1认为〈伯夷列传〉列为传首，是司马迁「表扬让位、反抗君主」的一贯立场的表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史传几乎就是司马迁企图重建正义法则之抱负的宣告，是值得和〈太史公自序〉并读的文字。
林云铭曾评〈伯夷列传〉云：「此篇人无不读，读者无不赞其妙，至问其立言之意，则茫然也。」2的确，几千年来，伯夷、叔齐虽在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留下了高洁的形象，并且被许多士人引为知己，但司马迁寄託在〈伯夷列传〉中的微旨深义却鲜有人能真正掌握。兹先顺着〈伯夷列传〉的文章脉络略作分析，探讨司马迁面对天道破产的困境，如何重建正义的法则，最后再以〈伯夷列传〉与《旧约‧约伯记》作一比较，探讨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西方人与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中国人，在正义法则失效时，如何面对它？如何找到自处之道？
伯夷、叔齐有「怨」吗？
伯夷、叔齐的事蹟本来相当隐晦，司马迁写〈伯夷列传〉的主要目的又是借他人酒盃，浇自己胸中块垒，所以在本传一开始，司马迁就必须对传说中的许由、务光、伯夷等鄙弃权位的隐士事蹟之有无作一番论定，订出立传的标准。他首先肯定「考信于六艺」是学者的本分，而《尚书》所记载的传天下之事极其慎重，所以许由、务光、卞随等逃国的隐士事蹟值得怀疑。不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因此又未必可以断然排除这些逃国的隐士事蹟的可能性。最后，司马迁只好请出孔子，以这些人物是否曾得到孔子的论列为标准，如果这些人物曾得到孔子论列，其事蹟虽不见于六艺，也可据以立传。于是吴太伯、伯夷、叔齐虽属传说中人物，也都取得立传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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