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史记》的文学性以及对历史的独特观察，主要是透过人物传记表现出来。因此，深入《史记》的人物世界，是进窥《史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的重要法门。《史记》中的各类人物性格，往往能反映历史的、普遍性的人物典型，透过史公的妙笔，我们可以看到各类型人物背后所呈现的深刻的人性与历史观照，欣赏他们在历史场景中呈现的各种风姿。本书讨论了《史记》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人物，透过作者的诠释，在欣赏人物风姿之余，读者或许能穿越时空，与司马迁的历史智慧照面，领略「读史使人聪明」的益处。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林聪舜
台湾彰化人，1953年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任，傅尔布莱特基金会奖助之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人，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所教授。着有《向郭庄学之研究》、《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及杂文集《台湾新统治霸权的形成》等着作。目前从事两汉思想史研究，并特别重视思想背后的权力关系。
林聪舜
台湾彰化人，1953年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任，傅尔布莱特基金会奖助之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人，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所教授。着有《向郭庄学之研究》、《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及杂文集《台湾新统治霸权的形成》等着作。目前从事两汉思想史研究，并特别重视思想背后的权力关系。
图书目录
自 序
天道的破产与正义法则的追寻──伯夷叔齐怨邪非邪？ ／1
恩恩相报的温馨世界──信陵君和他的门下客 ／14
布衣卿相背后的辛酸──游士范雎的悲剧 ／25
把政治当成生意经营──商人政治家吕不韦 ／41
奇蹟的创造──田单复国 ／52
悲壮的一击──荆轲刺秦王 ／57
一个完全被物慾操纵的政治人物──李斯 ／62
狂飙英雄的崛起与殒落──项羽 ／68
「意豁如」所呈现的生命风姿与政治能力──刘邦的性格与政治才华的结合 ／95
三种不同谋士的典型──张良、陈平、范增 ／121
遂令后世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韩信、彭越、黥布的悲剧 ／137
褒贬纷纭的汉家儒宗──叔孙通 ／156
体制外的豪杰──天才将领李广 ／170
虚矫的豪杰与怙势凌人的权臣──魏其、武安两外戚 ／177
「缘饰以儒术」的真相──酷吏群相 ／196
抗议精神的体现者──游离于体制外，伸张「另一种正义」的游侠 ／210
天道的破产与正义法则的追寻──伯夷叔齐怨邪非邪？ ／1
恩恩相报的温馨世界──信陵君和他的门下客 ／14
布衣卿相背后的辛酸──游士范雎的悲剧 ／25
把政治当成生意经营──商人政治家吕不韦 ／41
奇蹟的创造──田单复国 ／52
悲壮的一击──荆轲刺秦王 ／57
一个完全被物慾操纵的政治人物──李斯 ／62
狂飙英雄的崛起与殒落──项羽 ／68
「意豁如」所呈现的生命风姿与政治能力──刘邦的性格与政治才华的结合 ／95
三种不同谋士的典型──张良、陈平、范增 ／121
遂令后世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韩信、彭越、黥布的悲剧 ／137
褒贬纷纭的汉家儒宗──叔孙通 ／156
体制外的豪杰──天才将领李广 ／170
虚矫的豪杰与怙势凌人的权臣──魏其、武安两外戚 ／177
「缘饰以儒术」的真相──酷吏群相 ／196
抗议精神的体现者──游离于体制外，伸张「另一种正义」的游侠 ／210
图书序言
天道的破产与正义法则的追寻──伯夷叔齐怨邪非邪？
〈伯夷列传〉何以居列传之首？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之首，司马迁为此一事蹟可疑的人物立传，其理由除了〈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嘉许他重义能让；或者如陈直所述：「《史记》年表首共和，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太伯，列传首伯夷，皆表扬让位、反抗君主者。」1认为〈伯夷列传〉列为传首，是司马迁「表扬让位、反抗君主」的一贯立场的表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史传几乎就是司马迁企图重建正义法则之抱负的宣告，是值得和〈太史公自序〉并读的文字。
林云铭曾评〈伯夷列传〉云：「此篇人无不读，读者无不赞其妙，至问其立言之意，则茫然也。」2的确，几千年来，伯夷、叔齐虽在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留下了高洁的形象，并且被许多士人引为知己，但司马迁寄託在〈伯夷列传〉中的微旨深义却鲜有人能真正掌握。兹先顺着〈伯夷列传〉的文章脉络略作分析，探讨司马迁面对天道破产的困境，如何重建正义的法则，最后再以〈伯夷列传〉与《旧约‧约伯记》作一比较，探讨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西方人与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中国人，在正义法则失效时，如何面对它？如何找到自处之道？
伯夷、叔齐有「怨」吗？
伯夷、叔齐的事蹟本来相当隐晦，司马迁写〈伯夷列传〉的主要目的又是借他人酒盃，浇自己胸中块垒，所以在本传一开始，司马迁就必须对传说中的许由、务光、伯夷等鄙弃权位的隐士事蹟之有无作一番论定，订出立传的标准。他首先肯定「考信于六艺」是学者的本分，而《尚书》所记载的传天下之事极其慎重，所以许由、务光、卞随等逃国的隐士事蹟值得怀疑。不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因此又未必可以断然排除这些逃国的隐士事蹟的可能性。最后，司马迁只好请出孔子，以这些人物是否曾得到孔子的论列为标准，如果这些人物曾得到孔子论列，其事蹟虽不见于六艺，也可据以立传。于是吴太伯、伯夷、叔齐虽属传说中人物，也都取得立传的资格。
〈伯夷列传〉何以居列传之首？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之首，司马迁为此一事蹟可疑的人物立传，其理由除了〈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嘉许他重义能让；或者如陈直所述：「《史记》年表首共和，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太伯，列传首伯夷，皆表扬让位、反抗君主者。」1认为〈伯夷列传〉列为传首，是司马迁「表扬让位、反抗君主」的一贯立场的表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史传几乎就是司马迁企图重建正义法则之抱负的宣告，是值得和〈太史公自序〉并读的文字。
林云铭曾评〈伯夷列传〉云：「此篇人无不读，读者无不赞其妙，至问其立言之意，则茫然也。」2的确，几千年来，伯夷、叔齐虽在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留下了高洁的形象，并且被许多士人引为知己，但司马迁寄託在〈伯夷列传〉中的微旨深义却鲜有人能真正掌握。兹先顺着〈伯夷列传〉的文章脉络略作分析，探讨司马迁面对天道破产的困境，如何重建正义的法则，最后再以〈伯夷列传〉与《旧约‧约伯记》作一比较，探讨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西方人与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中国人，在正义法则失效时，如何面对它？如何找到自处之道？
伯夷、叔齐有「怨」吗？
伯夷、叔齐的事蹟本来相当隐晦，司马迁写〈伯夷列传〉的主要目的又是借他人酒盃，浇自己胸中块垒，所以在本传一开始，司马迁就必须对传说中的许由、务光、伯夷等鄙弃权位的隐士事蹟之有无作一番论定，订出立传的标准。他首先肯定「考信于六艺」是学者的本分，而《尚书》所记载的传天下之事极其慎重，所以许由、务光、卞随等逃国的隐士事蹟值得怀疑。不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因此又未必可以断然排除这些逃国的隐士事蹟的可能性。最后，司马迁只好请出孔子，以这些人物是否曾得到孔子的论列为标准，如果这些人物曾得到孔子论列，其事蹟虽不见于六艺，也可据以立传。于是吴太伯、伯夷、叔齐虽属传说中人物，也都取得立传的资格。
图书试读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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