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小书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门低班课,是为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而设计的。本来只有一个学分,后来增至两个学分。分量不重,目的是希望除了中文系的学生之外,其他各系的学生都可以选修。这是一门新课,是当年(2010年)新上任的文学院长熊秉真教授向我提议的,我本来觉得不能胜任,因为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但是在院长和中文系主任何志华大力支持之下,我只好勉为其难。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挑战,我可以借此机会把我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些初步想法提出来,而且可以把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整理一番。
我的第一个考虑就是教学模式问题。一个学分的课程,只有八堂课,每堂一个半小时。这是中大的规定。于是我决定自己只讲四堂,每一堂课只选一个基本文本,然后再配以其他相关文本,衍伸出一个主题,以此展现中国文化传统的四种「面貌」或「面向」。但是又怕我讲得大而无当,见林不见树,于是请两位年轻的同事──中文系的徐玮和文化研究系的张历君──协助,在我上课的前一堂先把选定的文本仔细介绍一番,有了这个基础,学生也许更能够体会到文本和主题之间的文化联系。这门课虽然由我「领衔主演」,其实是我们三个人合作的产物。没有他/她们两位的协助,我根本无法施展。在此特别鸣谢。
第二个考虑是教材,用什么文本最适合?文字不能太过深奥,而且要有一定的代表性的「经典名文」。于是我想到自己在台湾念中学和大学时期读过,至今仍长存脑海的作品。我的首选就是〈赤壁赋〉和〈项羽本纪〉,这两篇我觉得非读不可,因为其古文登峰造极。下面就煞费周章了。如果「主题先行」的话,我必须选一篇儒家的文本,因为儒家的传统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的遗产太丰富了,从孔孟到当代「新儒家」,着名的文本太多,我如何选?《论语》或是《大学》、《中庸》?朱熹还是王阳明?黄宗羲或是曾国藩?康有为还是梁启超?我第一次教的时候(2011年秋季),干脆不选,反而用了一篇较通俗的文本:《三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是我个人在美国教古典小说课时最喜欢的一篇,但发现这一次在香港的课堂上学生的反应不佳。也许学生认为这种材料太通俗了,不登大雅之堂?于是更促使我选一篇可以代表儒家思想的文本,在几经考虑之后,我选了韩愈的〈原道〉,而不选孔孟的原典,因为目前「孔子之道」在中国大陆被媒体炒得太热了,几乎人人都在讲《论语》,我又何必凑热闹?何况韩愈的几篇古文,如〈原道〉、〈师说〉和〈祭十二郎文〉,我在中学时代都读过,而且记忆犹新。此课的最后一篇,我选了鲁迅的〈阿Q正传〉(及〈狂人日记〉),来作一个「现代性」的批判和总结。最后一年(2014年),这门课变成两个学分,我可以讲六堂,所以多选了两个文本,于是顺理成章地又把〈珍珠衫〉选进去了,另外又加上自己也非常欣赏的《聊斋志异》。
这门课我总共教了四次,第三次(2013年)教时,中大参加美国的网上教学联盟Coursera,也把我的这门课(当时只有四讲)选作网上课程之一,带给我不少麻烦。因为每堂课都要现场录影,由于我坚持用中文(普通话)讲课,而校方必须顾虑到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需要,于是我又不得不在课后补录了一个英语版,文本的英译和其他辅助教材,都要重新选定,又花了不少功夫,等于教了两门课。好在有中大教学中心视听部的协助,让我勉强演完这套戏。本书的讲稿大多是现场录影和录音稿再加以整理的,后来加上的两讲(「饮食男女」和「魑魅魍魉」)则是由本书的编辑林骁女士亲自在堂上作的速记整理出来的。为了出这本书,事后我又加上一些资料,包括中文系几位老师为我助阵的演讲和对谈,作为「续论」。这本小书也几乎成了「集体制作」,在此谨向帮助我的张健、周建渝和陈平原三位教授衷心致谢,他们几乎成了我的共同讲者(第二、四、五、六讲)。此外何志华教授和音乐系的余少华教授亦曾参加第一讲(〈项羽本纪〉)作评论和有关京剧和电影《霸王别姬》的示范,艺术系的莫家良教授则为第三讲(〈赤壁赋〉)提供精彩的书画资料,并亲自参加讲解。可惜没有留下录音稿,未能收入。还有教学中心李雅言教授领导的视听团队,以及为我义务找寻各种资料的研究生,齐心协力地帮忙,在此都要一併致谢。
一门课的教材整理成一本书,在我也是第一次。这种做法,严格来说不算学术研究,因为我在这方面花的时间和功力不够,而全书也不见得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只希望引起一般学生和普通读者的兴趣,也可以作为其他教师的参考。因为是为「大一国文」设计的低班课,所以我故意用比较基本的读物,而避免高深学术研究之类的专书。当然,本书的读者说不定也包括比较资深的研究者。我在每一堂课的书单都列有「推荐书目」(包括我认为重要的英文文章),就是为了中国文学专业的同学而设计的。然而即便如此,我必须再次声明:这本书中的观点,只能算是一般性的论述,而不是专业研究。
我每年开这门课,都吸引了不少旁听生,甚至比选课的学生更多,还有校园外的人士,我一概欢迎。不过教了四年以后,我感到疲倦了,终于说服了中文系,请徐玮老师接班,从今年(2015年)开始,变成了她的课,内容当然也更丰富了。希望可以继续下去。我的任务也达到了。
我教任何课程──不论是低班的入门课或高班的讨论课──都有一个基本目的,就是帮助我学习,所谓「教学相长」,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因此我不能完全服膺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因为我没有什么「道」或「业」要传授。我开课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探索」(exploration)──作各种知识性和学术性的求索,大多与个人兴趣有关(如文学、音乐、电影、建筑),有时候又从求索的过程中发现新的兴趣。所谓「学无止境」,一点也不假。我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探索,就是因为开课而被逼出来的。越探索越有兴趣,范围也越探越广,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和西洋文学或文化作比较。有人认为:我讲课的特色就是天马行空、不落窠臼的联想和对比,正体现了我的「世界性」的眼光。比如将项羽和荷马史诗《伊利亚德》(TheIliad)中的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作对比;说聊斋时又讲到爱伦坡的鬼故事。我承认这既是我的特色,也是我的弱点。我坚信文化和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比较研究,不能闭门造车。从一个比较的视野,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洞见。然而比较不是「求同」,而往往是「求异」或对比,用一个音乐上的名词,就是「对位」(counterpoint)。我在堂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了各种比较的尝试,但仅及皮毛,未能深入。
本书中的六个题目,都代表了我目前的看法和兴趣。当然有不足之处,不仅是由于个人学养有限,而且更觉得中国文化传统是多元的;它的「面向」当然不止一个,本书呈现的六个面貌或面向也不能概括其「全貌」。我本想用「面貌」为书名的一部分,但最后决定用「面向」,这个字眼,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这也是我时常作的「双语游戏」,从对比中釐清涵义),或可译成「facet」,也可译成「orientation」,意指某种趋势或发展方向。不论是面貌也好,面向也好,我觉得它们都没有过时,仍然有其现代的意义。我的另外一个「孤僻」就是古今对照,所以我在每一讲的后半,都设法把文本拉到一个现代的语境,甚至和现代文学中的相关文本做个比较。有的例子(如《三言》和张爱玲的小说,见第四讲)可能有点牵强,但有的却是无意中或经由其他学者研究的发现(如〈赤壁赋〉的抒情境界和《老残游记》的比较,以及对沈从文的〈抽象的抒情〉的启发,见第三讲)。我相信中国的传统不是死的,至少存留到当今的都是「活」的传统。只不过经过好多代人的继承和诠释以后,早已脱胎换骨,变成新的东西。且容我用沈从文的说法,作一个譬喻:这些古典文本,就像从远古发射出来的几道光,穿过长长的时间隧道,让我们在隧道的这一边,至少还感受到它的余晖。
既然我已经用了一个光的隐喻,干脆再衍伸多用一个:从整个中国传统来看,这些「面向」也构成一个文化的多元「光谱」(spectrum),文本「放射」出来的几道「光」,也互相映照,使得织造的光谱更辉煌灿烂。当然每一个后世读者或研究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光谱,色调不尽相同。我的「光谱」是很杂乱的,五光十色,雅俗并存(所以既有韩愈的古文,见第二讲,也有冯梦龙的通俗小说,见第四讲),还有不少「阴影」(例如《聊斋志异》中的魑魅魍魉,见第五讲,和鲁迅的《野草》,见第六讲)。可是它们有一个共通的立足点,就是文学。前面提过,我选出来的文本,都是属于文学经典。从文学的立足点投射出来的这个光谱,和思想史不同。思想史的光谱是由思想家照明的,而中国的主流思想传统的光谱无疑是儒家。为什么我第一篇不选儒家经典而选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诚然,太史公司马迁本人很敬仰孔子,但是〈项羽本纪〉这个文本所显示的是一个尚武的「英雄」,而不是儒家的君子。他最后战败了,而且败在汉高祖刘邦手下,司马迁乃汉朝的太史公,他的怨气源自汉武帝对他所施的宫刑。司马迁对于整个历史的看法,也和汉朝皇帝以及他的同辈人不同。〈项羽本纪〉写得如此精彩,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它展现了另一个「武」的英雄视野。这个英雄传统,除了〈项羽本纪〉之外,也可见之于列传,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然而,在中国儒化的精英文化中它逐渐不受重视,被「下放」到武侠小说的通俗文学领域,流传至今。后世人几乎忘记中国古时也有一个「英雄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更早)。我认为项羽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这个「英雄本色」,正因为他是武将,不是文人。「文」和「武」代表中国文化的两面,缺一不可。这就是我的「辩证法」。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既然选的是文学经典,为什么没有选诗词?为什么我独钟苏东坡,而不顾李白和杜甫?学生在堂上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没有人像苏轼那么多才多艺,他一身(也一生)体现了儒、释、道三种人生观,更不必提他的前后〈赤壁赋〉所代表的真正艺术精神。这个精神的来源是庄子。徐复观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说过:真正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在于道家,特别是庄子,而不是儒家。1儒家的艺术理想,即「仁美合一的境界」,「自战国末期,已日归烟没」。2苏东坡的〈赤壁赋〉的艺术灵感,上承庄子,是毫无疑问的。我本来想选庄子的〈齐物论〉作第一个文本,但又觉得对一年级的学生可能太难,所以作罢。但在讨论〈赤壁赋〉和鲁迅的《野草》的时候,我还是把庄子放了进去。至于儒家的艺术精神系谱,可以从《诗经》的「雅」传统开始,钱穆先生早已经演绎过了。他提出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是「性情与道德合一,文学与人格合一」;3他又指出:「中国文学乃融入于社会之一切现实应用中……而并无分隔独立之纯文学发展。此正为中国文学之特性,同时亦即是中国文化之特性。」4这一个真知灼见,也有意无意之间点出儒家「说教」(didactic)的倾向。换言之,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轴织造出来的光谱,其道德意味也必重。甚至也容不下美学或艺术的鑑赏空间。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还要讲鲁迅?他毕竟是一个现代作家,基本上是「反传统」的,把他的文本放在书里,是否自相矛盾?我必须承认: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受鲁迅的影响很大,多年来我一直浸沉于鲁迅的作品世界之中,即使鲁迅早已成了「显学」,研究鲁迅的着作车载斗量,我并不受其影响,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在本书第六讲中,我把我的辩解都说出来了。我并不认为鲁迅全盘反传统,鲁迅的作品反而代表把传统作「创造性的转化」的最佳例子。他的大量着作(包括他的学术研究,如《中国小说史略》),为我们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系谱,我称之为「抗传统」──是「对抗」主流思想,而不是全盘否定和扬弃传统;鲁迅作品中的「阴暗面」更代表了他和「幽灵」传统的紧密关系。也许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据闻中国大陆的中学教材已经减少了鲁迅的分量。然而西方研究鲁迅的风气,目前正方兴未艾,甚至有人把他的〈狂人日记〉作「后现代」的解读。不论如何,鲁迅终于变成了一个「世界文学」的作家。将来如果我再讲鲁迅,一定把他和欧洲的现代主义的大师们(如卡夫卡和本雅明)相提并论。多年来阅读鲁迅的经验,也使我深信,中西文化传统不但可以「对话」,而且内中不少东西都是可以互相辩证、互相「照明」的。那将是另外一本书的话题。我的序言也该到此为止。
李欧梵
2015年8月20日,于香港九龙塘
1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初版,1967再版),第二章。
2 同上,页39。
3 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二版,2006), 页38。
4 同上,页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