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学富(一九○一~一九八二)先生小传】 帅学富,原名镛,谱名学富,又名「觉悟」。民前十年三月初六月生。(光绪廿六年,岁次庚子)。祖籍江西奉新店上村,后移民铅山石塘镇。父宋康公业商,母祝氏,兄妹四人,先生行三,长兄学谦,次兄学经,七岁从舅祖父祝星恆读私塾,星恆乃清末秀才,十一岁读完四书五经,再插班进入石塘镇缙绅胡仕松创办的私立小学,十四岁毕业考入上饶信江中学。十八岁时赴沪读书时,结识同乡何无文(江西都阳人),承其介绍往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中华革命党祕密机关所在地,填表宣誓入党。时在(民国九年),先生恨军阀祸国,矢志投笔从戎,历尽颠沛于民国十一年到逹广东,由何无文推荐担任大元帅府警卫营司书,后调任东路讨贼军第四旅第七团二营仍任司书,(按:东路讨贼军总司令是许崇智,旅长龚豪伯,团长张定璠,营长陈与吾,副营长黄在玑。)不久升任排长,(连长庄孟雄),与旅部任司书的桂永清(率真)相交莫逆,民十三年升任营部中尉副官,由朱培德(军长)保送入滇军干部学校受训,受知于党代表廖仲恺夫妇。同年夏,黄埔军校成立,先生与桂永清相约应考,惟因滇军干部学校不准假,无法应考黄埔一期,只得于次年再入黄埔军校干部训练班(后改叙为二期)。
毕业后,奉派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六连中尉排长,(按:军长蒋中正兼,师长谭曙卿,团长陆瑞荣,副团长徐庭瑶。)二次东征惠州之役,先生任攻城敢死队队长,带头攀竹梯抛掷手榴弹毙敌无数,攻克惠州,嗣以军功擢升连长,华阳之役,又以寡敌众,迭建奇功。
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北伐军兴,先生奉派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参谋,追随总司令蒋公督战汀泗桥,等攻武昌时,先生建议将煤车改装成铁甲车,作攻城掩护,蒙总司令採纳,一举攻佔武昌城,厥功至伟。
先生于民国十五年十一月晋任少校,任北伐军前敌指挥部联络参谋,后又兼任总司令部,俘虏管理处训育股少校股长(处长杨虎),负责北洋军贰万余俘虏的管理训练,先生不辞辛劳启导国家民族思想,散布革命意识,宣扬三民主义,所俘官兵大受影响,变革命的阻力为助力,实功不可没。
攻佔南昌之后,先生将查封江西县财政厅印公报的印刷机器,报请总司令批准办理《江西日报》,从事三民主义的宣导工作。此时宋康公由铅山赶来会晤,对先生的成就至为欣喜,惟希能做一任县长,光耀门第。先生顺从老父训示,乃面禀北伐军总司令参谋处长张定璠先生,承其函荐江西政委会主席陈公博,发表为乐安县县长,并兼任赣东党务特派员,此时先生虽年仅廿五岁。但对县政事务诸如处理诉讼、督催钱粮、巡缉盗贼、维持治安……都能得心应手、应付自如。九个月的县长于十六年八月交卸。
民国十七年正月,先生去南京应考陆军大学,虽被录取,惟因应考者皆为黄埔一期至五期的同学,外文程度不够,仍改为陆军军官学校附设军官团,蒋中正兼团长,副团长黄慕松,团附冯轶斐,营长周耻,教官有黄国书、程天放、端木恺等先生。
民国十八年初,军官团训练期满,先生奉派到芜湖陆军十一师六十二团任连长,(师长曹万顺,副师长陈诚,旅长李默庵,团长关麟征,营长钟宝善。)后调任五十六师三三四团团附(师长刘和鼎)。
民国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在上海法租界大马路都益处川菜厅,与浙江嘉善籍的翁梦兰小姐完婚,翁小姐幼随父母客居上海,就学南洋女中,婚后操持家务,接待亲友,出入应对,莫不井井有条,甚为识者称羡赞佩。
廿三年又奉调赣东担任乐平县长,专司剿匪军事,先生励精图治,建碉筑路,武装保甲,兴学除弊,协调军民,故能名远播。廿四年五月间,有一我空军双座训练机迫降乐平河边,驾驶员罗中扬(来台后曾任空军警卫旅少将旅长。)请求支援,此时乐平隣县德兴窜来共匪一股约二百之家,在县界山谷集结,先生商得罗中扬同意,带了迫击砲弹两枚,乘飞机前往搜寻,果见匪众在树下休息,乃将砲弹掷下,只见匪众乱窜,将原图犯境之灾祸弭于先期。
民国廿五年春,湖北省主席杨永泰(畅卿)指名借调先生,赴鄂担任匪祸猖獗罗田县县长,协助国军戡剿股匪高廷俊,及到任所,发现鄂东驻军卅二师梁冠英部内闹甚烈,已频分裂瓦解之危境,先生惊悉隐情,急赴汉口赶往南京晋谒杨永泰恳请趁此建议委员长,调梁冠英任军事委员会参议,师长委该部旅长王修身升任,惟恐有变中央再密令卫立煌在豫、鄂、皖边境布下重兵,暗中监视,始发布命令,终因防微杜渐,消弭一场变乱于无形,同时由于先生惟幄运筹,制敌先机,军政配合得宜,终将匪部高廷俊部击溃,先生忠勇机智,诚非常人所可企及也!
民国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撤守,战局日危,先生自忖身为军人,应効命疆场,乃辞卸罗田县长由叶启贤继之,被长沙警备司令丁炳权将军坚邀为副官处长,副官处下有警备、侦防、总务、交际等科,辖有宪兵一营,步兵一营,以及特务大队直接负责长沙城内外警戒及巡查,省会治安任务。就职未几,就将久为头痛的伤兵扰乱治安的问题妥善处理,使军民和谐,不再龌龊生事。
一日,日机空袭长沙,警报尚未解除,侦防单位收得无线电报发射,经测试由长沙对河水陆州高级住宅区发出,先生全家此时亦住在水陆洲唐生智别墅中,乃派工作同志携带报务侦测器,就近侦测,测得电波由德国颜料商人韩德森家中发出。先生判断德日已结同盟,日人借德商关系蒐集情报亦有可能,且韩德森家中常有舞会,乃透过长沙颜料商人邓若霖之仲介,与韩接近,俟韩女弥月晚宴舞会时,密派工作人员混进侦察,在韩卧室搜得发报机及密码,一举破坏国际间谍在湖南的总机关。先生因功于民国廿七年升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任内又侦查出潜伏在长沙第九第七伤兵医院内的汉奸十二人绳之以法。当时二千余伤兵受鼓惑劫得步枪数百支,与警备部队对阵枪击,情况至为危殆,先生不畏艰险,在众目睽睽下谆谆告诫,终于化暴戾为祥和,消除了一场灾祸。然后暗中侦察,将真正滋事的汉奸揪出来。
民国廿七年十月,兼任长沙警备司令国军一九七师师长丁炳权奉命率部开往湘、赣、鄂边境的九宫山驻防,于是长沙警备司令由黄埔一期的酆悌接任。先生亦辞参谋长职务,暂任一九七师通讯处主任,旋被军政部常务次长张定璠先生推荐,任军政部骡马採购组少将主任。
民国廿八年二月,先生抵达重庆,在江北西路口川盐银行仓库楼上,成立军政部骡马採购组组部,布置就绪后即派人分赴各省设立分组採购骡马,以供军事需要之用。盖此时川、康、黔、贵第地遍布民间道义社团,先生师事故国大代表张树声(竣洁)先生,深得「瓶鼎壶鑪」之奥旨遗训,与承绪「无限皈依」之真傅,故工作推行至为顺利。俟张竣老(树声)首倡忠义献机运动时,先生不遗余力的宣导捐募,个人经手捐献了廿架之多,以报效师门,贡献于国家。
民国廿九年,为日机轰炸仍迁骡马採购组于万县瓦厂路,此时先生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万县分团书记,又集资创办《川东日报》,成立「青年团平剧服务社」与「青春话剧服务社」,凡万县公益及救济事业需要筹款,都由二社公演义演,又创办了一所职业学校,收容失业青年给予就业训练,还在万县杨家街开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青年食堂,兼营旅馆,对青年学生提供食宿的服务,生意非常兴隆,但并不赚钱,因价美物廉,完全是服务性质。此外,更集合万县廿一个中学的体育老师,成立体育会,经常办理各种体育比赛,先生这种热忱服务的精神,对抗战民心士气有很大的鼓舞,对启迪民智打开社会风气更是功效卓着。
民国卅年,先生又奉兼万县警备副司令,凡到川东之党政军及各界人士,莫不以与先生结识为幸为荣。其中尤以湖海侠林仁人义士,更是口碑载道赞誉有加。先生忠肝义胆,豪迈洒脱,英勇绝伦,颇为时人钦佩景仰。
抗战胜利,驿马採购组奉军政部命令撤销,先生奉调军政部粮秣司少将专员,兼军粮稽核委员。不久随军政部还都南京,搭民生公司之民权轮顺长江东下,途经云阳,在右岸张飞庙外石崖上,刻有先生亲书「义气千秋」四个大字,显明清晰,至为壮观。
民国卅五年初,先生在上海兼任军粮督察组主任,督促上海港口司令部对北平与沈阳两个补给区司令部的军粮供需作业,并负责密查军粮有无尅扣舞弊情形。
民国卅七年冬,先生奉调第十补给区副司令(司令黄壮怀),负责管辖上海、江苏、江西、杭州、福建等地的军需供应,此时中共已全面叛乱,总统府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为副总司令,积极布署抗拒匪军,先生更是殚精智虑、全力支应、惜徐蚌失利、兵败山倒,大势一发不可收拾,不得已转进来台,先生任第六补给区副司令;仍积极支应舟山,大陈国军的防卫作战及转进作业,后调国防部少将高参。
民国四十八年,限龄退役。次年奉王师凯令,参加台北市议员选举,当选之后,急人之难,恤民之艰,重宪直言,协和府会,建言良多。
先生文笔犀利流畅,曾着有《清洪述源》(商务印书馆出版),及《五车书室见闻录》(益世书局出版)二书。《清洪述源》在香港曾被盗印易名为《中国帮会史》广为发行。
先生晚年尤喜高尔夫球,数得长春组冠军。
民国七十年,先生八十大寿,门生弟子亲朋故旧集会庆祝,海内外及朝野人士踊跃前来祝贺,盛况空前。
越年四月,先生偶撄感冒併发宿疾,急诊无效,延至五月十日夜九时四十分逝世。享寿八十有二。独子化民,毕业陆军官校卅六期,适任旅长驻守金门,将门虎子,克绍其后,女安娜、丽娜、海娜、慧娜各有所归,一门贤孝,奕叶昌繁。同月卅一日,先生葬于台北新店安坑二城山。
综观先生一世,忠愤耿耿,义勇绝伦,妙运机权,不畏疆御。诚匡时之勐将,不世的奇才,惜严训改弦中途从政,未克晋寄专阃,尽展韬略,屏垣上国,痛剪奸雠,倾忱报国之志。然持读完先生《清洪述源》及《五车书室见闻录》警世之伟作,尤见先生毕生忠肝义胆,豪爽仁侠之风范。
先生早岁师事河北沧县故国大代表张树声先生,深谙「瓶鼎壶罏」之奥旨遗训,得承「无限皈依」之真传衣钵,普门递嬗,善缘广结,生徒遍布海内外及社会各阶层,其中尤多奇才异能之士,知名者有张葆正、李棠华、黄伯然、武志义、胡耀坤、赵玉岗、王仲三、崔星平、倪敏然、余天、田平春、傅世骅、周世棠、范继德、伏萍、邹心宇、许雪朋、何宇澄、张振源、王志强、邓献鲸、单享周、熊国清、唐兴程……等人。
自序 当民国肇造之始,国内则军阀肆虐,共党倡乱,国外则有强邻环伺,辄思瓜分,而日本军阀更复恣其兇焰,时相困扰,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乃至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全国民众深深烙印在心头的惨痛,在蒋总统英明领导下,全国民众充满了爱国心,锐意埋头苦干、奋发图强,想使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发生,是日本军阀、有惧我们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已逐渐走向成功之路,乃不惜在芦沟桥点燃侵略之狼烟,而我厚蓄数年的精神力量,亦终于奠定了长期抗战的国策,我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英明决定,先以孤军奋斗,遏阻敌军于山泽湖沼地带,继又与同盟国合作惩敌,终经八年的苦战,始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共党利用我们对日抗战的机会,与敌勾结,订立祕约,採取所谓「平行运动」夹击国军,扩充实力,日本投降后,更劫收东北,制造叛乱,终于趁我失地新复,民困待苏之时,勾结俄帝,窃据整个大陆。我政府自民国三十八年,播迁来台,为着雪耻复国,不敢一息稍懈的目标,就是想救出大陆七亿同胞于水火之中,整军经武,虽有突飞勐进事实,因要保密关系,不便在此暴露,而励精图治,则将台湾宝岛,建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院子前后栽花木,都市楼高十余层,长途柏油快速路,家家有电视,人人车代步,九年义务教育,国民均可就读,工业发展,人人就业,台湾的人民,生活不但安定,几乎偏于安逸享乐,而无复国怀乡之念,遂使敌情观念消失,战争的警觉松弛,如是一但临战,必当仓皇失措,恐怕招来无可抗拒的惨祸。总统蒋公昭示我们:「国民生活与战斗生活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去者亡。」我们懔于大敌当前,雪耻复国之痛,自不敢忘,我们必须及时唤起国人同仇敌忾之心。我深夜常思,我们八年抗战过程中,全国军民无不抛头颅、洒热血,为神圣抗战而奋斗,但中共则包藏祸心,假借抗日为名,乘机坐大,到处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使国军前后应敌,备历艰辛,始克有此胜利成果,又被共党阴谋劫夺,假如不能反攻大陆,消灭共党,那么国民革命的成就,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打倒军阀,击败日本,只不过替朱毛共匪的叛国舖路而已,那我门无数的先烈是决不瞑目的。这种深仇大恨,国人身历其事者,自当了如指掌。惟在大陆沦胥,政府迁台之后出生青年,尚不能尽知其究竟,而各级学校近代史之课程,复因时间关系,讲授时亦不能穷其原委,我才决心写了这本见闻录,其中所述,都是东征、北伐、剿匪、抗战的真实故事,根据我闻、我见,绝不凭空虚构,以伪作真,为了确切求真,不得不引出许多与故事相关的人物,这是迫不得已之事。这本见闻录的故事,作为中华民国现代青年的警惕与参考。使其有所警觉,发挥雪耻复国的精神,造成文化复兴再创造,政治革新再扩大,军事建设再进步,讨毛反共行动再开展,达成我们国力雄厚的实力,才是战胜共匪,重振国祚的有力凭借,来完成我们旋干转坤,复国建国的神圣使命。
(中华民国六十年四月一日/帅学富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