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彭述之是中国托派的领袖。
他是中共最早的一批成员（1920年）之一。1921年他到苏联远东劳动大学学习，并担任留俄中共组织的书记。
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常务委员会，负责编辑党刊《向导》和《新青年》。国共分裂后，他与苏联在华首席代表鲍罗廷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是中共党内第一位与苏共斯大林对立的领袖。
1925至27年，彭述之与陈独秀一起参加第二次革命，经历整个过程，革命失败后经过反思，参与组织左派反对派（托派），是中国托派的创始人之一和领袖（1929－1983），而最终，他与陈独秀又在南京国民党的监狱里从政治思想上争论而决裂。
1950年起彭述之流亡国外，曾获选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从事着述和政治活动。1983年12月28日在美国洛杉矶逝世。
他是中共最早的一批成员（1920年）之一。1921年他到苏联远东劳动大学学习，并担任留俄中共组织的书记。
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常务委员会，负责编辑党刊《向导》和《新青年》。国共分裂后，他与苏联在华首席代表鲍罗廷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是中共党内第一位与苏共斯大林对立的领袖。
1925至27年，彭述之与陈独秀一起参加第二次革命，经历整个过程，革命失败后经过反思，参与组织左派反对派（托派），是中国托派的创始人之一和领袖（1929－1983），而最终，他与陈独秀又在南京国民党的监狱里从政治思想上争论而决裂。
1950年起彭述之流亡国外，曾获选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从事着述和政治活动。1983年12月28日在美国洛杉矶逝世。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上卷）
告读者（代序）彭述之 4
第一章 隆回区乡村的「乐园」 7
第二章 光芒终于照耀我的心灵 29
第三章 黄兴和宋教仁的胜利 57
第四章 从城市到农村，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83
第五章 走共产主义之路：向湖南第一位共产党人贺民范学习 117
第六章 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及其四位助手 141
第七章 上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走向劳动界，反对改良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 181
第八章 踏上苏维埃国家，为西伯利亚中国劳工服务 207
第九章 任驻莫斯科中共小组书记，入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243
第一○章 1923-1924年在莫斯科，大批年轻中共党员到达东方大学 297
第一一章 列宁逝世，鬼蜮登台，我回中国 323
第一二章 我党路线的调整：国民党捆住中共党员手脚，我向中央陈情 357
第一三章 一个风狂雨骤的秋季，我们从防御转入进攻 409
第一四章 敲响警钟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 445
校后小记 萧舟 469
（下卷）
前言 程映湘、高达乐 4
第一五章 中共中央的重组，中央宣传部的创建 7
第一六章 陈独秀的「失踪」与中央委员会北京特别会议 63
第一七章 蒋介石的「3月20日政变」，中共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意见的冲突 95
第一八章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开始（1926年6月至1927年初） 137
第一九章 上海暴动（1927年春） 183
第二○章 从南京到武汉：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09
第二一章 河南之行：冯玉祥和军队，武汉中共中央特别会议（1927年6月21日） 237
第二二章 我在中共北方区委的经验（1927年7月末至12月） 253
第二三章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中共领导层的堕落 269
第二四章 中国托派运动的起始（1929年至1930年） 291
第二五章 被捕‧审判‧监狱（1932到1937年） 331
第二六章 托派运动重整旗鼓 357
第二七章 在日本铁蹄下的上海 393
第二八章 和平后，托派运动的再生‧蒋介石政权的崩渍 中共的军事胜利‧我走上流亡的道路 405
后记 高达乐、程映湘 425
彭述之着作选列 448
鸣谢 449
告读者（代序）彭述之 4
第一章 隆回区乡村的「乐园」 7
第二章 光芒终于照耀我的心灵 29
第三章 黄兴和宋教仁的胜利 57
第四章 从城市到农村，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83
第五章 走共产主义之路：向湖南第一位共产党人贺民范学习 117
第六章 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及其四位助手 141
第七章 上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走向劳动界，反对改良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 181
第八章 踏上苏维埃国家，为西伯利亚中国劳工服务 207
第九章 任驻莫斯科中共小组书记，入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243
第一○章 1923-1924年在莫斯科，大批年轻中共党员到达东方大学 297
第一一章 列宁逝世，鬼蜮登台，我回中国 323
第一二章 我党路线的调整：国民党捆住中共党员手脚，我向中央陈情 357
第一三章 一个风狂雨骤的秋季，我们从防御转入进攻 409
第一四章 敲响警钟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 445
校后小记 萧舟 469
（下卷）
前言 程映湘、高达乐 4
第一五章 中共中央的重组，中央宣传部的创建 7
第一六章 陈独秀的「失踪」与中央委员会北京特别会议 63
第一七章 蒋介石的「3月20日政变」，中共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意见的冲突 95
第一八章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开始（1926年6月至1927年初） 137
第一九章 上海暴动（1927年春） 183
第二○章 从南京到武汉：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09
第二一章 河南之行：冯玉祥和军队，武汉中共中央特别会议（1927年6月21日） 237
第二二章 我在中共北方区委的经验（1927年7月末至12月） 253
第二三章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中共领导层的堕落 269
第二四章 中国托派运动的起始（1929年至1930年） 291
第二五章 被捕‧审判‧监狱（1932到1937年） 331
第二六章 托派运动重整旗鼓 357
第二七章 在日本铁蹄下的上海 393
第二八章 和平后，托派运动的再生‧蒋介石政权的崩渍 中共的军事胜利‧我走上流亡的道路 405
后记 高达乐、程映湘 425
彭述之着作选列 448
鸣谢 449
图书序言
告读者（代序）
本书是我两卷回忆录中的上卷，写下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始时期；下卷写的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时期（1925-1927）1及中国左派反对派在中国进行的三重斗争：反对以王明和毛泽东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反对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帝国主义。
我的回忆录，是由三个人在很长时间里共同作出巨大努力后的成果，这便是我本人，程映湘和克劳德‧高达乐（中文名字高达乐）。程映湘和克劳德‧高达乐都是研究当代远东史严肃的历史学专家。他们两人之所以对本书具有合作身份，最主要的因为前者是我的女儿，后者是我的女婿，所以我选择他们作为我的合作者2。
我的回忆录资料来源由三部份组成：第一部份是我本人写的材料：有关我青年时代后期的情况；有关我所知道的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关陈独秀意外「失踪」之后于1926年1月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有关1926年「三‧二零」事变后，我在广州所执行的使命；第二部份，是为数众多的，有系统的谈话记录，这是1969-1982年间程映湘、高达乐断断续续地，也可以説多少带点定期性地与我进行谈话的记录，其中大部份有录音磁带；第三部份是由程映湘和高达乐在收集与我有关的政治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期刊、小册子、档案等）中经过严格精选并细心研究之后得来的成果，他们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曾经前往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国高级图书中心査閲资料，然后由程映湘、高达乐用法文重新编写过，因此，我的回忆录是一部三个人合作的着作。
现在这一卷（即上卷）手稿，由我的女儿全面地从法文转译成中文读给我听过，因此我有可能对资料进行仔细检查，并严格地提出评论，要求她重新校正调整，直到我感到满意为止，我可以説，像经过这样的变动而终于完成的着作，像大家在下面看到的所发表的着作，其一切敍逑是完全忠实于我曾生活过的政治事件程序、我的事蹟、我的行为风格以及我的思想演化的；我还可以説，这部着作事实上是同我本人亲自所写的完全一致，如果我有这种可能的话。
正如我本人以及我的女儿和女婿所一致希望和确信的一样，我的回忆录必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始阶段，中国第二次革命及其带来失败后果的历史，做出特别有益的贡献，也为我们时代同类的中国史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其理由有二：第一，在所有我曾作为积极行动者或历史见证人的一系列事件中，我的敍述方式既是严密确切的，又是全面翔实的，人们不难从我的深入透彻、前后一贯的逻辑中揭示多层面的历史事实。第二，几十年以来，那些苏共史家、中共史家，秉承斯大林、毛泽东及其代理人和继承者们的旨意，大肆宣扬的各种各类谎言，都可从本回忆录中，以极其中肯、明确、合情合理的批驳揭露中被撕得粉碎。我作为一名终身战斗的革命战士，在我的回忆录中专心致志地重现最富有最大意义的历史情节，我到底是为了甚么呢？最终説来，我是为了恢复历史真面目而努力，除此以外，别无他求。为的是使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新生一代永远摆脱几十年来所有国家的斯大林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强加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谎言和伪善的沉重的枷锁；愿我们这些中国人敢于面对剥去一切伪装的，既是雄伟壮烈，又是阴森可怕的我们革命的过去；愿全世界的中国人都要深入思考，我们的不幸、我们的悲剧发生的原因；愿我们从我们的庄严崇高而又悲惨苦难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使我们能继续沿着解放全人类的光明的前景而奋勇前进！
注意：书中所有註解，由程映湘和克劳德‧高达乐二人负责整理。
1自20世纪初以来，在中国曾经举行过三次革命：第一次为1911年辛亥革命；第二次为1925-1927年革命：第三次为1949年革命。
2程映湘和克劳德‧高达乐都是法国政治学基金会和科学研究院国家中心的研究员。
前言
《彭逑之回忆录》下卷前半部是根据他亲身经历，描述中国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的酝酿和爆发的事迹，以及它失败的悲剧。
彭述之是这次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由于他与陈独秀同心合力，从理论到实践，高速地把一个弱小的共产党转变成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可是，他不但是遣次革命的重要人物，而且成为革命失败的首要政治牺牲者，在这一段可歌可悲、鲜为人知的史事里显示出来。
这一卷〈同上卷一样）是根据程映湘和高达乐与彭述之长谈记录，首先在法国（巴黎）（1969年到1971年），后来在美国（洛杉矶）（1975年到1982年之间）编写完成的，其中包括许多彭述之手写的草稿，尤其是关于蒋介石发动1926年3月20日政变，他在广州完成特别使命的手稿。
下卷后半部的着作是在彭述之1983年11月18日逝世之后完成的，未经他本人亲自逐句审査，中文稿由程映湘写成，法文稿由高达乐与程映湘合作编写。
下卷后半部的内容是敍述彭述之与中共中央和第三国际的决裂，使他成为左派反对派，成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陈独秀也是）。
托派运动在中国大陆历时二十年之久（1929-1949年）。其中包括南京监狱五年（1932-1937年）。在此期间，陈独秀与彭述之在狱中发生思想上的严重分歧，以致私人关系破裂。
在这一段时期，彭述之不但要抵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他们攫取中央的领导权，直至1935-1936年，由毛泽东把中共领导权霸佔为止），莫斯科指使的斯大林派的迫害和阴谋诡计，同时，他还要应付另外两条阵线上的战斗：对日本侵略者的追捕，以及国民党法西斯般的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中国走上和平之路。可是好景不常，蒋介石发动国共内战，正在托派重整旗鼓之际，国民党政权腐败崩溃，中共军队长驱直入大小城巿，胜利在即，彭述之和托派同志们深知紧随斯大林政策的中共把托派视为死敌，决不容忍他们的存在，因此，他选择流亡之路，走向世界，走向奋斗之路，回忆录到此为止。
本书是我两卷回忆录中的上卷，写下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始时期；下卷写的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时期（1925-1927）1及中国左派反对派在中国进行的三重斗争：反对以王明和毛泽东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反对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帝国主义。
我的回忆录，是由三个人在很长时间里共同作出巨大努力后的成果，这便是我本人，程映湘和克劳德‧高达乐（中文名字高达乐）。程映湘和克劳德‧高达乐都是研究当代远东史严肃的历史学专家。他们两人之所以对本书具有合作身份，最主要的因为前者是我的女儿，后者是我的女婿，所以我选择他们作为我的合作者2。
我的回忆录资料来源由三部份组成：第一部份是我本人写的材料：有关我青年时代后期的情况；有关我所知道的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关陈独秀意外「失踪」之后于1926年1月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有关1926年「三‧二零」事变后，我在广州所执行的使命；第二部份，是为数众多的，有系统的谈话记录，这是1969-1982年间程映湘、高达乐断断续续地，也可以説多少带点定期性地与我进行谈话的记录，其中大部份有录音磁带；第三部份是由程映湘和高达乐在收集与我有关的政治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期刊、小册子、档案等）中经过严格精选并细心研究之后得来的成果，他们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曾经前往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国高级图书中心査閲资料，然后由程映湘、高达乐用法文重新编写过，因此，我的回忆录是一部三个人合作的着作。
现在这一卷（即上卷）手稿，由我的女儿全面地从法文转译成中文读给我听过，因此我有可能对资料进行仔细检查，并严格地提出评论，要求她重新校正调整，直到我感到满意为止，我可以説，像经过这样的变动而终于完成的着作，像大家在下面看到的所发表的着作，其一切敍逑是完全忠实于我曾生活过的政治事件程序、我的事蹟、我的行为风格以及我的思想演化的；我还可以説，这部着作事实上是同我本人亲自所写的完全一致，如果我有这种可能的话。
正如我本人以及我的女儿和女婿所一致希望和确信的一样，我的回忆录必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始阶段，中国第二次革命及其带来失败后果的历史，做出特别有益的贡献，也为我们时代同类的中国史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其理由有二：第一，在所有我曾作为积极行动者或历史见证人的一系列事件中，我的敍述方式既是严密确切的，又是全面翔实的，人们不难从我的深入透彻、前后一贯的逻辑中揭示多层面的历史事实。第二，几十年以来，那些苏共史家、中共史家，秉承斯大林、毛泽东及其代理人和继承者们的旨意，大肆宣扬的各种各类谎言，都可从本回忆录中，以极其中肯、明确、合情合理的批驳揭露中被撕得粉碎。我作为一名终身战斗的革命战士，在我的回忆录中专心致志地重现最富有最大意义的历史情节，我到底是为了甚么呢？最终説来，我是为了恢复历史真面目而努力，除此以外，别无他求。为的是使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新生一代永远摆脱几十年来所有国家的斯大林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强加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谎言和伪善的沉重的枷锁；愿我们这些中国人敢于面对剥去一切伪装的，既是雄伟壮烈，又是阴森可怕的我们革命的过去；愿全世界的中国人都要深入思考，我们的不幸、我们的悲剧发生的原因；愿我们从我们的庄严崇高而又悲惨苦难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使我们能继续沿着解放全人类的光明的前景而奋勇前进！
彭述之
1982年2月
1982年2月
注意：书中所有註解，由程映湘和克劳德‧高达乐二人负责整理。
1自20世纪初以来，在中国曾经举行过三次革命：第一次为1911年辛亥革命；第二次为1925-1927年革命：第三次为1949年革命。
2程映湘和克劳德‧高达乐都是法国政治学基金会和科学研究院国家中心的研究员。
前言
《彭逑之回忆录》下卷前半部是根据他亲身经历，描述中国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的酝酿和爆发的事迹，以及它失败的悲剧。
彭述之是这次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由于他与陈独秀同心合力，从理论到实践，高速地把一个弱小的共产党转变成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可是，他不但是遣次革命的重要人物，而且成为革命失败的首要政治牺牲者，在这一段可歌可悲、鲜为人知的史事里显示出来。
这一卷〈同上卷一样）是根据程映湘和高达乐与彭述之长谈记录，首先在法国（巴黎）（1969年到1971年），后来在美国（洛杉矶）（1975年到1982年之间）编写完成的，其中包括许多彭述之手写的草稿，尤其是关于蒋介石发动1926年3月20日政变，他在广州完成特别使命的手稿。
下卷后半部的着作是在彭述之1983年11月18日逝世之后完成的，未经他本人亲自逐句审査，中文稿由程映湘写成，法文稿由高达乐与程映湘合作编写。
下卷后半部的内容是敍述彭述之与中共中央和第三国际的决裂，使他成为左派反对派，成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陈独秀也是）。
托派运动在中国大陆历时二十年之久（1929-1949年）。其中包括南京监狱五年（1932-1937年）。在此期间，陈独秀与彭述之在狱中发生思想上的严重分歧，以致私人关系破裂。
在这一段时期，彭述之不但要抵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他们攫取中央的领导权，直至1935-1936年，由毛泽东把中共领导权霸佔为止），莫斯科指使的斯大林派的迫害和阴谋诡计，同时，他还要应付另外两条阵线上的战斗：对日本侵略者的追捕，以及国民党法西斯般的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中国走上和平之路。可是好景不常，蒋介石发动国共内战，正在托派重整旗鼓之际，国民党政权腐败崩溃，中共军队长驱直入大小城巿，胜利在即，彭述之和托派同志们深知紧随斯大林政策的中共把托派视为死敌，决不容忍他们的存在，因此，他选择流亡之路，走向世界，走向奋斗之路，回忆录到此为止。
程映湘、高达乐
2014年
2014年
图书试读
第一三章 一个风狂雨骤的秋季，我们从防御转入进攻（节录）
为装卸枪支、弹药而发出的铿锵声，为准备战斗而陷于一片混乱，接着是停火、关系破裂，又重归和好，又突然来一个180度转变，相互扑空，这就是由于各派军阀集圑以及国民党内阴谋派系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攻击，而使当时整个中国变成了政治、军事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的悲剧舞台，其状惨不忍睹，这个时期一共延续了三至四个月，大体上就是1924年的秋季。乡村被烧毁了，城市遭到蹂躏，商店住宅洗劫一空，年富力强的壮丁，一夜之间便从他们的家里被拉出来，去填补由内战造成的打着各种牌号部队的空额，妇女和儿童，则遭到所有部队野蛮军人的騒扰和侵犯，到处可以看见的只是一片凄凉景象：对于中国人民来説，那季节实际上就是无谓牺牲的季节，他们蒙受了一个又一个苦难，却得不到任何好处，至于工人运动，也像学生运动一样，都保持着沉默，即使有一些软弱的抗议表示，也会立即遭到机关枪的扫射而被摧垮了，所有的借口，无非是为了恢复国家的统一，进行战争是必要的。但是，唯有我们共产党人，照常地动员组织起来，为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发展进程，而且我们也早已掌握着可以对付局势的手段和办法。难道这不可能是、也不应当是一个最理想的特殊机会，让我们共产党人来重申我们的立场，来表现我们的本色吗？难道我们不能也不应让我们来表明我们有能力、以最坚决最积极的态度来干预有关我们国家命运的日常事务吗？这也正是我在一开始时便谈到的，在1924年8月底和9月初，我在三个主要地区，华北、华中、华南亦即北京区、长江口区和广州区所察觉到的，事态的发展已开始呈现出非凡的、异乎寻常的动盪不安。恰好在此同时，蔡和森和陈独秀也抱同样的想法，他们的想法跟我此刻准备要给《向导》报注入强大的动力，是不谋而合的。从那以后，接连好几个星期，在我们三人之间，就分析中国局势演变，如何确定我们应採取的立场，力求转变局势，朝着有利于我们所维护的事业方向发展等问题，定期地、如实地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为装卸枪支、弹药而发出的铿锵声，为准备战斗而陷于一片混乱，接着是停火、关系破裂，又重归和好，又突然来一个180度转变，相互扑空，这就是由于各派军阀集圑以及国民党内阴谋派系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攻击，而使当时整个中国变成了政治、军事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的悲剧舞台，其状惨不忍睹，这个时期一共延续了三至四个月，大体上就是1924年的秋季。乡村被烧毁了，城市遭到蹂躏，商店住宅洗劫一空，年富力强的壮丁，一夜之间便从他们的家里被拉出来，去填补由内战造成的打着各种牌号部队的空额，妇女和儿童，则遭到所有部队野蛮军人的騒扰和侵犯，到处可以看见的只是一片凄凉景象：对于中国人民来説，那季节实际上就是无谓牺牲的季节，他们蒙受了一个又一个苦难，却得不到任何好处，至于工人运动，也像学生运动一样，都保持着沉默，即使有一些软弱的抗议表示，也会立即遭到机关枪的扫射而被摧垮了，所有的借口，无非是为了恢复国家的统一，进行战争是必要的。但是，唯有我们共产党人，照常地动员组织起来，为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发展进程，而且我们也早已掌握着可以对付局势的手段和办法。难道这不可能是、也不应当是一个最理想的特殊机会，让我们共产党人来重申我们的立场，来表现我们的本色吗？难道我们不能也不应让我们来表明我们有能力、以最坚决最积极的态度来干预有关我们国家命运的日常事务吗？这也正是我在一开始时便谈到的，在1924年8月底和9月初，我在三个主要地区，华北、华中、华南亦即北京区、长江口区和广州区所察觉到的，事态的发展已开始呈现出非凡的、异乎寻常的动盪不安。恰好在此同时，蔡和森和陈独秀也抱同样的想法，他们的想法跟我此刻准备要给《向导》报注入强大的动力，是不谋而合的。从那以后，接连好几个星期，在我们三人之间，就分析中国局势演变，如何确定我们应採取的立场，力求转变局势，朝着有利于我们所维护的事业方向发展等问题，定期地、如实地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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