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我知道，本书之所以十年来能够得到读者长期的厚爱，不是仅仅因为知识上的原因，而是很多的读书人在一个“后革命”的世俗时代，心灵世界产生了某种迷失，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平衡专业与公共的关系，是否要担当社会的责任。他们渴望着自我理解，理解一个“小时代”中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角色。--许纪霖
十年打磨，再推修订版，内容上进行了大幅更新，呈现出作者十年间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一论题的最新研究和思考。
知识分子死亡了吗？有没有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史铁生、黄远生、金岳霖、顾城、王元化……一连串锥心追问与熟悉身影之下，对新世纪知识分子命运前途的冷峻讨论以及上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激情回眸双向展开……
十年打磨，再推修订版，内容上进行了大幅更新，呈现出作者十年间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一论题的最新研究和思考。
知识分子死亡了吗？有没有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史铁生、黄远生、金岳霖、顾城、王元化……一连串锥心追问与熟悉身影之下，对新世纪知识分子命运前途的冷峻讨论以及上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激情回眸双向展开……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高级访问学者。近着有《启蒙的自我瓦解》（合着）、《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着）、《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高级访问学者。近着有《启蒙的自我瓦解》（合着）、《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着）、《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图书目录
首版自序
一 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二 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
三 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四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
五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六 另一种理想主义
七 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格
八 走出阁楼以后
九 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十 “我是19世纪之子”
修订版后记
一 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二 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
三 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四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
五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六 另一种理想主义
七 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格
八 走出阁楼以后
九 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十 “我是19世纪之子”
修订版后记
图书序言
一、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使得他们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又使得他们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在这种情形下，一些西方思想家对甚么是知识分子所下的界定，变得愈加狭窄。仅仅从事抽象符号生产或传播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本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职业性的，而是精神性的。
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开始，知识分子问题一直都是中国知识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话题。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社会的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一部分学者宣称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了。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显然需要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规范和经验意义上的性质以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作一个全面的回顾。
1 . 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究竟何为“知识分子”？任何一个有生命力、在学界能够长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如理性、文化、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都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不可能用一两句话概括得清楚。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才能加以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所以笔者觉得有必要先回到历史中，对“知识分子”一词作一个词源的追溯和脉络的梳理。
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使得他们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又使得他们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在这种情形下，一些西方思想家对甚么是知识分子所下的界定，变得愈加狭窄。仅仅从事抽象符号生产或传播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本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职业性的，而是精神性的。
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开始，知识分子问题一直都是中国知识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话题。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社会的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一部分学者宣称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了。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显然需要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规范和经验意义上的性质以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作一个全面的回顾。
1 . 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究竟何为“知识分子”？任何一个有生命力、在学界能够长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如理性、文化、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都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不可能用一两句话概括得清楚。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才能加以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所以笔者觉得有必要先回到历史中，对“知识分子”一词作一个词源的追溯和脉络的梳理。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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