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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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为继《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之后汇编之续集,由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柯马丁教授与李纪祥共同主编。主编深盼,本书留下的不只是世界汉学与史记关系中司马迁身后的一份风姿身影,也是与会学者齐集一堂的学术氛围,由二位主编合作与见证。
煌煌史著,开卷有益:世界史学名著导读与思想脉络探微 一部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录,一次洞察人类文明演进的壮阔旅程。 本书旨在为读者搭建一座通往世界历史学殿堂的坚实阶梯,精选了自古代至近现代,在全球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重量级著作。它并非对某部特定断代史或区域史的详尽梳理,而是一部聚焦于“史学思想的演变”与“历史解释方法的革新”的导读性文集。通过对这些经典文献的深入剖析,我们试图揭示人类如何理解自身过去、构建集体记忆以及塑造未来认知的复杂过程。 第一部分:古代文明的叙事基石——从神话到理性的过渡 本部分回溯了西方与东方古代史学传统的源头,重点探讨了早期史家如何处理神谕、传说与可靠史料之间的张力。 重点导读篇目举隅: 1. 《希腊史学之父的田野与心灵》: 聚焦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本书着重分析其“科学化”叙事方法的建立,即如何摒弃对神意的依赖,转向对权力结构、地理环境与人性动机的冷静观察。我们探讨其“永恒性洞察”的理论基础,并将其置于雅典城邦兴衰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此处的分析旨在说明,早期史学如何尝试将历史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治教训。 2. 《孔子与春秋之“微言大义”》: 选取《春秋》及其主要传注(如《左传》)作为分析样本。我们不探讨其具体史事,而是集中研究“礼崩乐坏”背景下,儒家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文字的褒贬、事件的取舍来建构一种超越纯粹记录的“道德史观”。此部分强调,早期的史学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伦理的实践。 3. 《罗马共和的镜鉴:李维的宏大叙事》: 侧重分析李维的鸿篇巨制《自建城以来》,探讨其如何将罗马的历史进程与民族精神的塑造紧密联系。重点分析其“爱国主义史学”的特征,即历史叙事如何成为维系国家认同、巩固现存政治秩序的强大工具。 第二部分:中世纪的信仰之网与现代史学的萌芽 本部分审视了从古典时代向现代转向过程中,史学解释权力的转移,特别是宗教解释框架的统治地位,以及世俗化思潮的早期渗透。 重点导读篇目举隅: 1.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历史终局论》: 深入解析《上帝之城》,探讨其如何构建了一个以“天国”与“人间”二元对立为核心的时间观念。本书的侧重点在于,尽管该书以神学为主导,但其对“线性时间”的坚持,以及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整体把握,为后世宏大历史理论提供了非世俗化的结构模型。 2. 《拜占庭的遗产与史学记录的保守性》: 考察后古典时代,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堡,史官们如何扮演宫廷书记官的角色。此部分的讨论,旨在说明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环境中,史学记录在多大程度上沦为权力的附庸,以及知识分子如何通过谨慎的笔法维护其在既有秩序中的位置。 3. 《伊斯兰黄金时代的编年体传统》: 选取早期阿拉伯历史学家如塔巴里的著作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精密的考证方法(Isnad体系)如何成为一种早期批判性审查机制,尽管其目的仍是为了确立宗教教义的真实性,但其对信息来源的追溯,对后世史料学影响深远。 第三部分:启蒙的曙光与历史的理性化重构 此部分聚焦于17、18世纪,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将历史研究从神学与王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向对人类理性、社会进步的探索。 重点导读篇目举隅: 1. 《休谟与历史经验的怀疑主义》: 探讨休谟在《英国史》中体现的经验主义立场。我们着重分析其如何运用哲学工具对传统史料进行“祛魅”,主张历史事件的解释应遵循可观察的因果律,而非先验的预设。本书特别关注休谟对“传统”与“迷信”的批判性态度,及其如何预示了历史哲学转向的可能。 2. 《孟德斯鸠的“法与精神”:社会环境决定论的先声》: 侧重分析《论法的精神》中对不同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本书着眼于孟德斯鸠如何超越对君主个体的评价,转而探究气候、地理、商业形态等“结构性因素”对一国法律与风俗的决定性影响,这是早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尝试。 3. 《伏尔泰的“世界史”:文明的平视视角》: 分析伏尔泰如何试图打破欧洲中心论,将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纳入其“人类理性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本书讨论伏尔泰的局限性(如对东方过于理想化的描绘),但更肯定其将历史视野拓宽至全球范围的开创性贡献。 第四部分:19世纪的史学专业化与宏大理论的角力 十九世纪是现代史学学科正式确立的时期。本部分将分析实证主义、唯物史观以及民族国家叙事之间的激烈竞争与相互塑造。 重点导读篇目举隅: 1. 《兰克学派的方法论革命:档案与客观性神话》: 深入剖析兰克对“原始文献”的推崇及其“如实直陈”的史学目标。本书批判性地考察了“客观性”在实践中如何被建构,以及兰克的方法论如何巩固了国家档案中心主义的史学范式。 2. 《黑格尔辩证法与历史的“终极目的”》: 探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历史如何被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逻辑过程。此处的分析着重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如何为后世所有宏大历史理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提供了思维框架。 3.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经济基础的重塑》: 考察《资本论》及相关文本中隐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底层逻辑。本书侧重分析马克思如何将社会经济结构置于历史变迁的首位,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的根本驱动力,从而彻底颠覆了以政治和精英为中心的传统史学。 第五部分:20世纪的范式转向与后现代的解构之潮 本部分关注两次世界大战后,史学界对宏大叙事的反思、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以及对历史“真实性”的根本质疑。 重点导读篇目举隅: 1. 《年鉴学派与“长时段”的微观渗透》: 集中讨论布洛赫和费弗尔如何将地理学、社会学引入历史研究,关注经济波动、气候变化等“长时段”结构,并强调“日常生活史”的重要性。此部分旨在说明,史学如何开始关注“无名者”的历史。 2. 《福柯与知识、权力的交织网》: 分析福柯对历史编纂的“谱系学”批判。本书侧重于福柯如何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指出历史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运作的产物,而非中立的真理再现。 3. 《后殖民史学:被压抑的声音与知识的重构》: 考察爱德华·萨义德等思想家对西方中心论史学的挑战。本部分探讨如何从被殖民者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史,并强调对现有历史教科书中“他者化”叙事的解构与修正。 结语:历史的多元路径与未来的想象 全书最后将汇集前述各家的观点,探讨在信息爆炸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史学下面临的挑战:如何整合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如何在碎片化的知识体系中重建有意义的连贯性?以及,如何警惕新的“宏大叙事”的陷阱?本书提供的并非一套标准答案,而是一套严谨的分析工具,引导读者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人类历史上每一个阶段的智慧结晶与思想局限。它是一部关于“我们如何知道过去”的史学之史。

著者信息

主编简介

柯马丁
  
  普林斯顿大学亚洲研究讲座教授,东亚研究系主任,汉学刊物《通报》主编之一。着有《秦始皇石刻》,编有《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治术与经学:东亚史中的〈周礼〉》、《早期中国权力的思想和思想的权力》,学术文章八十余篇,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首章。研究领域涉及上古、中古早期的中国文学、哲学、历史、宗教和艺术,重点关注诗歌研究。当前研究课题为早期中国文本传统的形成,着力于探讨其中作者身分、文本编创及经典化等问题。

李纪祥
  
  民国46年生于台北,江苏盐城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博士。曾任台湾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曾获韩国国际释奠学会杰出研究贡献奖。于史学,师事宋晞、马先醒教授;于宋明理学,师事蔡仁厚先生。又为钱穆先生晚年素书楼再传弟子。2008年时曾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论文,获山东《文史哲》「学术名篇奖」。曾至美国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访学问演讲,并至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捷克布拉格查理士大学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发表史记、汉书、大学等研究论文。2013年曾获聘华东师范大学境外专家特聘教授,至该校历史所执教。现任佛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大学史学博士班教授、山东省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

图书目录

Preface to the “Second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Shiji Studies and World Sinology” • Martin Kern
李序 • 李纪祥
《史记》线性时间观念之研究 • 尤.利.科洛利
《史记》里的「作者」概念 • 柯马丁
刺客外传:「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 李纪祥
《史记》诸子列传的素材与编辑 • 藤田胜久
伯夷叔齐故事考 • 郭静云
「蚊」抑或「素封」:汉代史家对货殖的评论问题初探 • 罗逸东
《史记》的真实与牴牾 • 朴仙镜
「《史记》注」引姚察「《汉书》注」辑存 • 陈金城
是非颇谬于经:论扬雄「纠谬∕撰续」《太史公书》 • 朱浩毅
〈六国表〉与〈秦始皇本纪〉的「传本」:谈历代学者「阅读」《史记》秦始皇后的「正统」认知 • 庄宇清

图书序言

主篇序

Preface to the “Second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Shiji Studies and World Sinology”
Martin Kern
 
  I was delighted when my friend and colleague at Foguang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Dean Lee Chi-hsiang, invited me to join him for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Shiji Studies and World Sinology.” Under Professor Lee’s thoughtful guidance, the conference brought a wonderful group of scholars from around the world—Taiwan, China,  Russia, Franc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to Foguang University’s beautiful campus in Yilan where we enjoyed three days of excellent papers and lively discussion, not to mention a refreshing trip to the shore.

  In every sense, the Shiji is one of the great texts of world literature. First, it is a book about not just China but the world as Sima Qian knew it. Second, it ha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historians as well as to writers of literature much beyond China’s borders, especially across East Asia. And third, it is a true monument to history and to the human condition altogether. It does not merely teach us about history; instead, it asks us to think about the driving forces in history, and how to grapple with them. To understand the Shiji is to understand humanity’s quest fo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nd, just as important, the need to make sense of the past. Sima Qian asks what is knowable and how; he asks about justice and moral principles in light of historical events; he asks about the gain, succession, and loss of power; he asks about the ruler and the ruled; he asks, sometimes despairingly, about Heaven. These are still our questions today, in China and elsewhere, and they are what makes the Shiji a classic of human heritage.

  In all this, the Shiji is then a most fitting text to practice what we call “World Sinology.” Transcending our different academic environment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es, it is a text that inspires us and brings us together. To some of us, the Shiji is written in a foreign language, and yet we believe we can not only read but also understand the text. A true classic, it continues to speak to all of us beyond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and it is a text forever inexhaustible by interpretation. The present volume, which presents selected essays from our conference, shows the richness of “World Sinology” today, but even more does it show the enduring richness of the Shiji.

李序

  佛光大学是一所新创办的学校,矗立在太平洋畔的林美山麓,自在1999年时举办了第一届的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会议,会后在陈隆昊先生支持下,由唐山出版社出版了《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则是《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由柯马丁教授与我一同主编。我与柯马丁教授相识甚早,结识于孙康宜教授因主编剑桥版《中国文学史》而邀集各篇撰者于耶鲁大学讨论书写原则与编例,我不是撰者,但仍参与了孙教授的餐叙,因而结识柯教授。多年后,佛光大学在林美山上续办第二届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国际研讨会,他慨然远道而来,绕过太平洋,除了发表论文主持会议与参加讨论之外,还在会议最末的送别宴上,一一与辛苦工作的学生们致意,造成的结果便是,同学们的排队一一向他敬酒并与他合影。

 在会议召开中,俄罗斯的前辈Juri Kroll教授最后虽因年纪与身体之故,未能与会,但他对此会议的关心迄今都不曾间断,我们迄今仍保持通信的联系。在会议开始前夕,他传来了一份贺词,现在我将其翻译为中文而附于下,中文是由本系助理教授王舒津博士翻译的:
 
  亲爱的同仁、第二届「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与会人员、各位女士与先生,大家好:
 
  近年来,研读司马迁的名着已成为全世界汉学家的共同使命,这位伟大的中国史学家当时撰述此书时,能够「一亲芳泽」的只有与他惺惺相惜的一些文人雅士。如今,这本伟大的着作已经离开「名山」而愈来愈被全世界所知晓。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家齐聚在热情好客的佛光大学。我们会在这里聚首皆是源自于一股对于研读《史记》的热情,以及对于作者司马迁学识文采的景仰。你们或许早就知道,有无数的译者正孜孜矻矻地翻译,以便让不懂中文的读者也能够阅读司马迁的杰作。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他们所取得的一项成就。《史记》最后一卷的俄文版最近已经在莫斯科出版了,这是《史记》全书首次有欧语译本的问世。这项伟大的工程大约在1950年代中期由越特金((Rudolph V. Vyatkin)与塔斯金(Vsevolod S. Taskin)开始着手进行,全书大部分的翻译工作都由越特金担纲,他总是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出版完整的《史记》译本,遗憾的是,他未能亲眼见到这项工程的完成。

  越特金去世之后,《史记》的翻译工作由他的儿子(Anatole R. Vyatkin)接手(可说是孝道的典范),他召集了一群年轻的汉学家同心协力完成他父亲遗留的翻译工作。据我所知,美国有倪豪士(W. H. Nienhauser)带领着一批汉学家在从事《史记》的翻译,并且于十几年前开始出版他们的《史记》译本,他们翻译《史记》的卓越成果有目共睹。

  我多么梦想与你们大伙一起走进佛光大学,然而事与愿违,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出远门。我只能无奈地寄上我欲发表的论文纸本,而且,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在会议上宣读。在此,我诚挚地预祝你们丰收顺利,不虚此行!

  亲爱的同仁,祝你们好运!

Juri Kroll敬启
 
  我在2000年因受林萃青教授之邀而至密西根大学演讲访问,结束后承蒙孙康宜教授邀请,而又至耶鲁大学东亚系小歇,然后最后回台前的最后一站,便是到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处,商议这本论集的论文编选。我们的选文讨论是在普大美丽校园的一家酒馆内进行,柯教授点了十多杯的啤酒,其「杯」当然非牛饮型的大杯,而是非常小的酒杯,每杯中都注入了不同品味的各式啤酒,我们一杯品毕又续他杯。而论文也顺着这节奏一篇论毕而续他篇,在柯教授与我的细细讨论后,由十篇论文所集成的《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于焉完成了初步的编选阶段;这个场景常让我回忆也回味无穷。在柯教授的研究室隔壁,便是当年爱因斯坦使用过的研究室,而柯教授在每周中午所举行的师生学术讨论之餐会的房间,虽说是讨论东亚学术与汉学,但那房间中的壁饰与玻璃绘饰却充满了当年的几何与宇宙图形,一种弔诡的时空之旅来回穿越所在这间小型会议讨论室中,奇特的目光彷彿来自爱因斯坦的注目与观察,以量子论的关怀放射出人文关怀的注目。现在,这本论集付梓在即,我深盼这本论集留下的,不只是世界汉学与史记关系中司马迁身后的一份风姿身影,也是与会学者于林美山齐集一堂同营的学术氛围,更是我与柯马丁教授在普大酒馆中合作主编的见证。再度感谢陈隆昊先生的慨然协助出版。

  是为序。

李纪祥
于林美山太平洋畔

图书试读

节录自〈《史记》里的「作者」概念〉

柯马丁(Martin Ker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兼系主任
  
导言
  
据现有材料显示,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下面提到的这些现象都发生在至多不到三代人之间:荷马史诗开始广为人知,并在许多希腊城邦被吟唱表演;书面文本开始超出他们的直接语境而流传,而且新文本明确地作为书面作品被撰写和阅读;「诗人」(poet)和「吟诵者」(rhapsode)首次出现,分别指史诗的「创作者」(maker)和「表演者」(performer);「荷马」之名出现在色诺芬(约前570年—约前475年)和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年—约前475年)的笔下,并很快被用为诗歌「创作者」的同义词。换言之,文化里典范性的文本、典范性的作者、书写的普及、阅读实践以及作者和表演者之间的概念区分,这些现象相互关联并共同涌现。因此,当《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成为泛希腊的文本时,他们同时也获得了指名的作者,作为诗人(poet)的他「创作」了这些文本,正如「创作」陶器一样(制作陶器是poieo一词适用的最早的活动之一,正如六世纪以来制作了希腊花瓶的画家和雕塑家在他们作品上签名一样)。随着文学里受到普遍尊敬的文本的出现,「作者」便应运而生了:不仅赫西俄德与荷马被视为彼此竞争的对手,而且很快出现了诸如希罗多德(约前484年—约前425年)和修昔底德(约前460年—约前395年)这样,于其作品开端就点明自己身分的作者。不妨看看下面两段话。第一段是希罗多德《历史》的开篇──这部作品后世被题为《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i Historiae):
  
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罗多德在此发布他的研究,借此,人类的成就将不被时间湮没,而希腊和蛮族的丰功伟绩都不会丧失其光彩;我特别要阐明的是这两个民族的纷争之源。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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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一直在琢磨,要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吸收《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中的精华。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涵盖了从微观的文本分析到宏观的文化比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我特别欣赏其中一些研究者对于史记人物命运的深度挖掘,他们不仅仅是简单地陈述事件,而是试图去理解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背后的动机和影响。这种“入情入境”的解读方式,让我对那些历史人物有了更立体、更生动的认识,仿佛他们就在我眼前鲜活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同时,书中关于史记在不同历史时期被接受和阐释的过程,也为我提供了一个理解文本生命力的视角。一部经典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能够不断被重读、被解读,并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而这本书,正是这样一种生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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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拿到《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的时候,我内心是有些忐忑的。毕竟,“史记学”和“世界汉学”这两个词语,听起来就充满了高度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对于我这样一位业余爱好者来说,多少会有些望而却步。然而,翻开书页,那些精炼的语言,严谨的论证,以及不同学者在各自领域内深耕多年的成果,逐渐打消了我的顾虑。我从中看到了学者们对历史细节的孜孜不求,对文献的细致考证,以及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深刻洞察。书中关于汉代社会风貌、政治制度,乃至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描摹,都让我感觉跃然纸上。更让我惊喜的是,书中对于“世界汉学”的探讨,让我看到了西方学者是如何看待和研究中国的,他们提出的独特观点和分析方法,有时会让我产生“原来还可以这样看”的豁然开朗之感。这种跨文化的学术对话,不仅拓展了我的视野,也让我更加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普适性。

评分

坦白讲,我对《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这本书的期待,更多是源于它所代表的学术前沿。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有一本汇集了众多学者智慧的著作,深入探讨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主题,本身就极具价值。我尤其关注的是书中对于史记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和启示。在快速变化的当下,史记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人生哲学,以及对人性深刻的洞察,是否仍能为我们提供借鉴?书中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此外,我对书中涉及的世界汉学部分也充满好奇。通过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如何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我们不仅能看到自己文化的独特之处,也能从中反思自身文化的优势与不足,这对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评分

最近有幸拜读了《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虽然手头的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深入细致地研读,但仅从目录和前言中就已窥见其磅礴的气势和深厚的学术积淀。史记,这部煌煌巨著,自问世以来便以其史学价值和文学成就影响了无数后人,而“史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更是承载着对这部经典持续不断的探索与解读。这本书的出现,无疑为我们这些热爱中国古代史和汉学研究的读者提供了又一个宝贵的窗口,能够借此窥探到学者们对于史记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多元视角。我尤其关注其中那些关于史记文本细读、史料辨析、以及与同时期其他史书进行比较研究的篇章,这些都是深入理解史记精髓不可或缺的环节。当然,书中涉及的世界汉学视角,更是为我打开了新的思路,了解到在世界范围内,史记是如何被解读、被研究,以及它对不同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让我对史记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中国本土的视角,而是能够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国际学术语境下进行审视,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兴奋。

评分

每当我翻开《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续编》的某一页,总有一种沉浸在知识海洋中的感觉。这本书就像一位博学多才的长者,用他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见解,向我娓娓道来关于史记的点点滴滴,以及汉学研究的广阔天地。我尤其着迷于书中那些对细节的精准捕捉,例如对某个词语的溯源,对某个事件的考证,或是对某个思想流派的梳理。这些细致的研究,不仅展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让我得以窥见历史真相的冰山一角。而当阅读到关于世界汉学的章节时,我的思绪便如同插上了翅膀,飞越山海,去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们如何与中国经典进行对话。这种跨文化的学术碰撞,总能激发出我内心深处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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