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九九年底,我收到唯色寄来的邮件,里面有数百张底片。那时我们还没见过面。她在信中告诉我,底片是她一九九一年逝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所拍。她知道这些底片很珍贵,却不知道该怎么用。她虽然和我从未谋面,但是看过我写的关于西藏的书,相信我会很好地使用这些底片,因此决定把底片送给我。
我戴上手套,对着灯光看这些底片。很快我就断定,我不能接受这份馈赠,因为它实在太过珍贵了。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事件,它除了是一段空前绝后的奇异历史,还关系到对人类走向的探索,因此一直受到众多研究者关注。幸运的是,因为文革波及广泛,距离时间又不太远,留下的资料可以用浩如烟海形容,世界各国的重要大学和图书馆都有收集。即使在文革研究遭到官方禁止的中国,文革资料在民间也多有流传。
然而,无论是在文革研究方面,还是在文革资料收集方面,一直存在一个空白——西藏。目前对文革资料收集最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二○○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收入了上万篇文件、讲话和其他文献,其中关于西藏的文献只有八篇;美国华盛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收入三一○○种红卫兵小报,其中西藏的小报只有四种。正如文革研究专家和文革资料编纂者宋永毅在给我的信中感慨:「西藏材料可以说是奇缺……我们对西藏文革实在了解得太少了!」
即使在官方的西藏自治区文件案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也是一个断层。六年时间留下的材料仅有三份。文革初期最热闹的两年竟然一份材料也没有。
当然,西藏文革的资料肯定存在,至少在文革中掌握西藏重权的西藏军区就保存得相当多。但那是一个深埋的黑箱,卫兵把守,绝不外露。跟所有被中国官方掌握的文革资料一样,被当作不可见天日的「绝密」。文革不仅是会使中共痛楚的旧疤,而且挖掘下去,会触及中共制度的根本,所以尽管已过四十年,文革在中国仍被列为不可触碰的禁区。
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个尴尬,西藏则是另一个尴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双重禁区,愈加不可触碰。中共统战部一九九九年编辑的《图说百年西藏》画册,数百幅照片中竟然没有一张文革期间的照片,似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时间在西藏历史上不曾存在!
面对这样的有意抹煞,「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愈发显得千真万确。如果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是文革研究的空白,文革研究就是无法完整的。由此而言,唯色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与其他资料相比,照片的客观性相对最强。文字、口述、採访等免不了与当事者的主观性——立场、目标、记忆和解释等——有关,灵活多意,容易遭受怀疑和否定。照片则是历史瞬间的凝固,当时光影所投射的每个象素都具有不可否定的性质,属于「铁证」。以往西藏文革的文字材料奇缺,西藏文革的照片更是少到不能再少。多年来,正式发表的西藏文革照片只见过一张(台湾《摄影家》杂志第三十九期);用google做中、英文搜索,全部网际网路找到的西藏文革照片也只有一张!唯色父亲的数百张西藏文革底片,价值由此可想而知。
我回信告诉唯色,我可以帮助她,但是让这些照片见证历史不是我这个外族人的职责,而是应该由她自己承担。
从那时到今天,六年过去了。唯色围绕这些照片所做的漫长调查和写作终于完成,她父亲的照片得以在四十年后重见天日,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也因此不再空白。
愿她父亲往生的灵魂安息。
顺便说一句,唯色今天已是我的妻子。
感谢这些照片。
王力雄
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又及:我父亲在三十七年前的这天死于文革迫害)
关于照片 二○○二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当我把这些照片从纸袋里取出,五十七岁的霍康‧强巴旦达的反应令我震惊。他是个高大、沈默的拉萨人,开始只是翻来覆去地看着他父母和外公被当作「牛鬼蛇神」斗争的照片,很平静的样子,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恸哭起来。他的那种恸哭没有声音,只是浑身颤抖,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身边的人,泪流满面。他就这么哭了许久,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半响他才哽咽道,「当年我父亲曾说过,在批斗时他看见有人在拍照,我当时不在拉萨,还以为我一辈子也不会见到这样的情景……」
霍康‧强巴旦达终于看到的照片,是我父亲泽仁多吉在四十年前拍摄的。
我父亲是西藏东部的康巴藏人。按照西藏传统的地理观念,整个藏地由高至低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的说法。一九五○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要「解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西藏同胞」,从中国的西南方向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沿途吸纳数百名年轻藏人,其中就有我年仅十三岁的父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燎原,我出生在西藏军区总医院。此时我的父亲已是中国驻西藏军队的一名军官,亦是一位热心的摄影爱好者。从懂事起,我经常见父亲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九一年,仍在军队任职的父亲病故于我出生的那所医院。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我保留了这些照片,但当时并不知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间照片。
直到一九九九年,我读了从海外传到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决定把父亲的照片寄给书的作者——中国作家王力雄。当时的想法只是,与其让父亲的照片继续沉没箱底,不如提供给一位能够公正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或许能发挥一些作用。
未曾谋面的王力雄把照片又还给了我,并在回信中说,这些照片再现了西藏一个被抹煞的时代,属于应该恢复的西藏记忆。一个民族的传承靠的是对历史的记忆,而用「记忆」对抗「遗忘」是每一个有良知者的责任,也许这就是我父亲留下这些照片的心意。他的话打动了我。从那以后,我被这些照片牵引着,进入了艰难、漫长的採访与写作之中。
六年来,我採访了七十多人,基本上与我的父母同辈,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西藏天翻地覆的几十年历史紧密相连的,大多数是藏人,也有汉人和回族,如今他们或者是退休干部、退休军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还在其位的官员、仍在工作的学者、虔心侍佛的僧侣等等,但当年,他们中有红卫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积极分子」……我带着王力雄帮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在拉萨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开,一幅幅传递。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发一段苦涩回忆。
很多人的回忆都夹杂着难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说。我总是默默倾听着,不愿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闪失打断了他们并不轻松的回忆。我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终于流露或洩露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往往是对这些照片详细的说明或补充。多少回,当我整理录音时,反覆倾听他们的惊慄、叹息和忏悔——「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这时我总是感到,直面历史和创伤的确很困难。
感谢我的父亲,不论他出于什么动机,他留下的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见证;感谢我的母亲,她容忍父亲把相当一部分工资消耗于被当时人们认为无用的摄影;感谢王力雄,他不仅是我写作此书的推动者,如今是我的先生;感谢西藏学者才旦旺秋,他为此书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划,并提供了他的採访和翻译;感谢远在波士顿的Carma Hiton,为我做了底片的保管和扫描;感谢台湾大块文化的郝明义先生,使这些照片和调查文字公诸于世。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採访的长辈们,许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为了他们的安全,书中对其中七人使用化名(三位男子以藏语的星期日期替代,四位女子以藏语的二位数字替代)。令人难过的是,其中已有两人病故。
出于诸多考虑,我原本打算署名亦用化名,但是二○○三年九月,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认为有「政治错误」而遭查禁,我也被解除了公职。这恰是西藏今天的现实,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依然与文革时代如出一辙。这也使我不再有顾虑,决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以真实身分出版此书。
最后,我要转录一九五九年逃离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师——索甲仁波切在他的着作《西藏生死书》中的一句话:「我愿把本书献给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难的人,他们见证了他们的信仰和佛法的殊胜景象被摧毁」。
唯色
二○○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亡故二十九年整
补记
《杀劫》之后 瓦尔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说过一句名言:
「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都是关于野蛮的记录。」
但我要修改为:关于所谓文明的记录,其实更多是关于野蛮的记录。
——题记
因藏语「革命」谐音而得名《杀劫》的图文书,十年前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之际。同时出版的,是我採访二十三位经历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记忆》,以及我在中国出版随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笔记》(台湾版《名为西藏的诗》)。
如若没有台湾,我的这三本书可能很难面世。譬如邻近的香港,彼时与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价值观允许言论自由,或找得到出版处。但在偌大中国,则绝无可能。王力雄在《杀劫》序言中写:「尽管已过四十年,文革在中国仍被列为不可触碰的禁区」,因为「文革不仅是会使中共痛楚的旧疤,而且挖掘下去,会触及中共制度的根本」,发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区中的禁区。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气——雾霾日益浓重却宣称已经崛起的中国,《杀劫》依然是禁书,文革依然是禁区。
禁书很难入关。承蒙大块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额外赠送五十本《杀劫》,那是我希望书中的几十位受访者能够得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但在从香港进入深圳的关卡,全部被中国警察野蛮没收。我对受访者的歉疚难以抚平,有人已经去世,实际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访者接踵去世,他们永远无法目睹自己的证言印在书上。
二○○九年,《杀劫》藏文版问世。藏文译者是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资深主持人卓嘎。她在藏文版译者序中这样写——「很多西藏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间在西藏所发生的情况,所以我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了解这个真相。」感谢大块文化无偿提供版权及版式,也感谢挪威西藏委员会(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论自由联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协对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杀劫》,由译者远赴印度达兰萨拉替我敬献给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杀劫》的扉页亲笔题词:「信仰和忠诚洁白无瑕,利他的勇气始终如一的唯色啦:祈愿三宝,不论现在或未来,让你的所有愿望都能无障碍地任运成就——释迦比丘说法僧达赖喇嘛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后来被辗转带给因得不到护照而无法出境的我。
二○一三年,在Twitter上认识的郑玉萍女士(旅居美国的马来西亚华裔)主动援助制作《杀劫》的藏文电子书,并与译者卓嘎、藏文版设计者图登协力,将电子书成功上传网路,如今已有境内多地藏人读到。
在完成《杀劫》的六年里,沉浸在近三百张老照片中,以类似按图索骥的方式,去了解我一无所知的西藏文革历史,并不轻松。正如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Butalia Urvashi)在有关印巴分治的着作 中所说,不仅要通过「历史」来了解事件,「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而七十多位受访者的陈述,却因揭示并不愿意直视的黑暗,必然会重返黑暗并将记录者也不可避免地带入黑暗。
我至今记得採访时,经常会为对方突然吐露的一两句叹息而心痛:「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并会暗暗指责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毁灭的人。但当我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整理录音,一个个感叹号开始为问号所代替。这么多人的心结,之纠缠,之壅塞,之沉重,察觉得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某种可怕的烙印,而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彷彿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却强悍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是外来的,入侵性质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语言时,母语会自然消除那些丑陋的烙印,但他们用汉语学舌时,似乎只会重复那些烙印似的语言,如「解放」、「叛乱」、「破四旧」、「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类。
作为用中文写作的我来说,有段时间,并不太愿意再次翻看记录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愿意重温当时的录音或文字,似乎是进入了对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厌倦期。
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