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时隔十年,《历史的点与线》以《都是孔子惹的祸》为书名得以在台湾再版,幸甚。作为单一体制下的作者,面对多元社会的台湾,面对独特而前瞻的读者,很是诚惶诚恐,不知说什么好。思之再三,惟有遵循内心,随意就好。
记得初写本书时,我常常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有一天,我去邮政局取稿酬,走到半路,想到令我热血沸腾的观点,身上又没带笔,怕忘了那些一闪而过的思想火花,一度想折头,回家去写。本书,基本就是在这么一个亢奋状态下完成的。
《历史的点与线》是我的第一本书,其好坏,不取决于我的亢奋,而取决于读者的认可。这第一道关,当然要首先打动编辑。书稿杀青,随即寄给我所信任的向继东先生。之前,我大量的历史随笔,就是经向先生主持的《湘声报‧观察週刊》面世的。这份週刊,当年几乎聚集了中国知识界的所有精英,影响甚广。我的文章在《观察週刊》上一经发表,往往被广泛转载,是以得到同好认可。
向先生接到我的新着后,推荐给上海的文汇出版社,编辑陈飞雪女士,当即把出版合同寄来。遗憾的是,在后期的审稿过程中,本书未能过关。向先生不厌其烦,又推荐给长江文艺出版社,并很快签订出版合同。责任编辑阳继波先生反复就书稿的内容,与我电话联系,其中提到:有些内容要删;有些话,读者一看就明白,不必说那么透。遵循这一原则,删减了许多内容,本书得以在面世。
说老实话,本书的畅销是我没想到的,本书被列为禁书,也是我不曾想到的。我的寓所附近,有家大型实体书店,本书上架的日子,我常常去光顾,连续两次看到本书售罄,真是喜不自禁。可是有一天却发现,店员正将本书下架。问为什么,说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很是心灰意冷。
过了没多久,阳继波先生给我打电话。最是记得,那是一个黄昏,阳先生奉命採集我的个人简历,我大有被政治审查的感觉,很是不快。阳先生说自己也是无奈,需要我理解。最后,阳先生提出,要求我写份检查。我问:「为什么?」阳先生说:「上面要求的。」我说:「检查什么?」阳先生说:「检查错误。」我说:「我错在哪儿了?」阳先生想了想说:「这不好说。错就错在……」他想了半天,方把实情来说:「唉,上面说,你每一棍子都打在他们身上,却又找不到你打他们的证据。」我说:「这叫什么错?」遂明确回应:「这检查我不写!」不久,本书被禁的消息,长江文艺出版社闭门整顿的消息,见诸网上。
禁书一事,直接影响到我的另一本书的出版,那就是我在大型学术期刊《书屋》上的专栏结集。那本书,被当局审核了三年,删减了五六道。实无耐心奉陪,便跟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书屋》的主编胡长明先生说:「长明兄,不难为你了,那书就不出了。」长明兄依旧坚持,说出比不出好。那本书,就是湖南教育出版社二○○八年出版的《另类人生》。此书被砍掉的篇章实在太多,其中就有被中外几十家媒体转载、多年被列入中学考题的《苏格拉底与傅雷》一文。
鉴于既往的经验,在修订本书的时候,我仍有所保留。这在多元社会的台湾读者来说,是不能理解的。也许你会说,怕什么,在台湾出书,没人会删减书的内容,也没人会因言获罪。说到这里,想起一句话,大约是从惠子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衍化而来,说:「你不是鱼,怎知道鱼的感受。」可见,他者角度的重要性。以我之视角,每闻文祸,便仰天长叹:「上帝为什么如此不眷顾中国人!」想想台湾,又深感欣慰:「还好呀,老天给华人保留了一块精神乐园!」
二○一六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