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绪论
清末的人喜欢谈洋务,除郭嵩焘及几个对于西洋有比较深刻认识的人外,他们所谓洋务包括几项很具体的东西:大炮、洋枪、轮船、火车等物。当时“文化”二字尚未发明(中国以前也用文化二字,是文治教化的缩短,往往与武功相对而言,和现在人所谓文化略有不同),所以当时的人也不知有甚么中西文化。民国初年我们对于西洋的知识日益增加,渐知西洋人自有其特别的文化,于是高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些人以为西洋文化是“动”的,中国文化是“静”的,还有些人以为“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不断的寻求真理”。(《胡适文存三集》卷一,《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种解释似乎把中西文化的不同看先天固定的分别,两方面心理的构造有根本的异点,西洋如此,中国人如彼,有如英国诗人吉卜灵(R. Kipling)的名句所咏:
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1 meet.
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历代的记载告诉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静”的时期,也都有“动”的时期;都有“不思不虑”的时期,也都有“寻求真理”的时期。英国着名经济史家唐内教授(Professor R. H. Tawney)说:
所谓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传统主义实在不是中国独有的特点,而文化史上的一阶段,就是欧洲也曾经过的。迅速地经济变转的事实,继续不断地经济进步的理想,并不是西方历史固有的音调,而是近四世纪的产物。如果一个欧洲人对于中国人所表现的守旧性不能了解的话,他倘能和他的祖宗见面,一定要发生同样的感想。在差不多一千年的中间,西方的农夫工匠的技术变革的微小,和在中国所见到的一样。在前者,犹如后者,一般人把以往的黄金时代而不把将来的可能性看作他们行为的标准与现在的规度;他们无条件地接收他们所承受的环境,视疾病疠疫为当然;对于那些矻矻不休地在那里以艺术改进自然的人们,并不感觉兴趣,如果他们不疑惑他们与恶魔合伙作祟就算好了。在欧洲又如在中国一样,政治混沌、强盗充斥、内乱、饥馑,都是很普通的现象。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 pp.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