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当代非洲最重要的思想家，集大成之文集。
．2008年被 Foreign Policy (US) 与 Prospect (UK) 杂志列入「世界最重要的20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全球首部文集，作者独家授权。人类视角广度约124度，视线所及之外，便超出经验理解范围。
台湾在历史与结构位置属于第三世界，其实与亚、非、拉各地分享着许多共通经验，例如被殖民、冷战、移民动盪、威权统治、族群矛盾、转型正义等等。但这些经验的迫切压力下，我们竟然总是将目光投向欧美，希望从西方思想与研究中，找寻自己的解药；反倒忽视与我们有共通经验的亚非拉，没能建立起更积极的认识与互动，让第三世界能有更丰富的思想积累。
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为当代非洲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曾在2008年选为「世界最重要的20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着作总能找到崭新不同于传统欧美知识圈的切入点，从看似黑白分明的论述里，开展出一整条光谱，打开过去难以进入的思想空间。
整体而言，本书以《世界的去殖民》(Decolonizing the World)为题，足以标示曼达尼思想的动力之所在：当前世界是遭受殖民帝国主义历史袭卷的产物，必须要彻底瓦解殖民过程在精神、物质、知识、法律制度、机构形式、政经体制各个层面所造成或是遗留的祸害，重新挖掘更为落地的多重思想资源才能从，才可能走向以异质、差异为前提，真正开放、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多元共存和平的世界。
作为初步对于非洲思想界的译介，本读本翻译了曼达尼的五篇文章与一篇访谈，这些文章的论据立足非洲而所触及的议题，对中文世界并不完全陌生，可以建立起理解非洲状况的衔接点，更或许可以激发我们自身语境的讨论。工作团队也特别制作的长篇访谈，希望有助于了解作者的生命轨迹与其所处大历史之间的勾连。
．2008年被 Foreign Policy (US) 与 Prospect (UK) 杂志列入「世界最重要的20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全球首部文集，作者独家授权。人类视角广度约124度，视线所及之外，便超出经验理解范围。
台湾在历史与结构位置属于第三世界，其实与亚、非、拉各地分享着许多共通经验，例如被殖民、冷战、移民动盪、威权统治、族群矛盾、转型正义等等。但这些经验的迫切压力下，我们竟然总是将目光投向欧美，希望从西方思想与研究中，找寻自己的解药；反倒忽视与我们有共通经验的亚非拉，没能建立起更积极的认识与互动，让第三世界能有更丰富的思想积累。
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为当代非洲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曾在2008年选为「世界最重要的20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着作总能找到崭新不同于传统欧美知识圈的切入点，从看似黑白分明的论述里，开展出一整条光谱，打开过去难以进入的思想空间。
整体而言，本书以《世界的去殖民》(Decolonizing the World)为题，足以标示曼达尼思想的动力之所在：当前世界是遭受殖民帝国主义历史袭卷的产物，必须要彻底瓦解殖民过程在精神、物质、知识、法律制度、机构形式、政经体制各个层面所造成或是遗留的祸害，重新挖掘更为落地的多重思想资源才能从，才可能走向以异质、差异为前提，真正开放、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多元共存和平的世界。
作为初步对于非洲思想界的译介，本读本翻译了曼达尼的五篇文章与一篇访谈，这些文章的论据立足非洲而所触及的议题，对中文世界并不完全陌生，可以建立起理解非洲状况的衔接点，更或许可以激发我们自身语境的讨论。工作团队也特别制作的长篇访谈，希望有助于了解作者的生命轨迹与其所处大历史之间的勾连。
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 【本书导读：深入理解二十世纪非洲政治思想的里程碑】 本书精选了当代非洲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的代表性著作与核心论述，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非洲后殖民时代政治、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关键视角。曼达尼的学术生涯横跨人类学、政治学与历史学，其研究深刻地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直面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复杂结构性问题。 核心主题一：解构殖民统治的“二元政治” 曼达尼在《公民与臣民：殖民统治下的二元政治与后殖民秩序》一书中提出的“二元政治”（Bifurcated Politics）概念，是理解当代非洲政治困境的基石。本书精选了对这一理论的深入剖析。殖民者并非仅仅施加单一的、同质化的统治，而是巧妙地构建了两个平行的法律与社会体系： 1. “公民”的领域： 通常与城市、现代性、白人定居者或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阶层相关联，享受有限的现代法律保障，但实际上仍受制于殖民权力。 2. “臣民”的领域： 建立在“部落”或“传统”的身份之上，由殖民当局任命的间接统治者（如酋长）进行管理。这个领域被“去政治化”，其法律和习俗被殖民者冻结和扭曲，成为一种专制而无权利的身份。 本书详尽分析了殖民者如何利用“传统”来压制非洲的政治能动性，以及这种二元划分如何内化于后殖民国家的治理结构中，导致了持续的身份政治冲突和治理危机。 核心主题二：从“部落”到“种族”：殖民身份的构造 本书深入探讨了曼达尼对“部落主义”根源的批判性分析。他认为，非洲社会在殖民入侵之前，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具有排他性的“部落”身份冲突。是殖民政策积极地“发明”和“固定”了这些身份，将流动的社会群体硬性划分为对立的“种族”或“部落”实体，以便于实施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 精选篇章揭示了殖民政府如何通过人口普查、土地登记和法律体系，将抽象的文化差异转化为具有政治效力和法律约束力的身份标签。这些标签不仅在殖民时期被用作压迫工具，更在独立后成为内战、种族清洗（如卢旺达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基础。曼达尼强调，理解这些身份的“发明性”，是实现真正和解与民族构建的前提。 核心主题三：政治暴力与国家重塑：从反殖民到后殖民 曼达尼的研究核心转向了非洲独立运动及其后的国家建设过程。他细致考察了在南非、乌干达等地的具体案例，探讨了权力移交的性质。 本书收录了曼达尼对“政治”与“非政治”领域划分的辩证分析。殖民统治将政治决策权（关于资源分配、法律制定）置于“公民”领域，而将社会生活（文化、习俗）推入受制于“传统”权威的“臣民”领域。独立后，新的非洲国家继承了这种结构，许多领导人发现，与其推翻殖民的治理模式，不如将其改造后用于巩固自身权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书中收录了曼达尼对“治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治理化”的论述。他分析了为什么在许多非洲国家，政治斗争往往以暴力和非制度化的形式爆发，其根源在于殖民时期政治权利的系统性剥夺，使得非制度化的反抗成为许多群体唯一的政治表达方式。 核心主题四：后殖民的司法挑战与记忆政治 本书不仅关注宏观的政治结构，也深入到社会正义和历史和解的层面。曼达尼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等后殖民司法机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性反思。 他质疑了那种将历史罪责完全归咎于个体行为，而忽略结构性暴力的“非政治化”审判模式。在他看来，如果不对殖民主义留下的制度性暴力进行彻底的解构和重组，那么任何形式的真相调查都可能沦为对历史创伤的肤浅处理，无法带来真正的政治转化。 选入的章节探讨了“记忆如何被治理”，以及在后殖民语境下，如何构建一种能够容纳多元历史叙事、且具有前瞻性的公共记忆。 【本书价值与定位】 《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并非简单地梳理曼达尼的学术脉络，而是通过精选的文本，构建一个批判性对话的平台。本书为以下读者提供不可或缺的深度洞察： 1. 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者： 提供了理解全球南方国家治理模式、身份政治与冲突根源的先进理论工具。 2. 人类学与后殖民研究的学者： 提供了对殖民人类学、传统权威与现代性之间复杂张力的深刻反思。 3. 关注非洲发展与地缘政治的读者： 帮助读者超越媒体报道的刻板印象，理解非洲政治现实的历史纵深与结构性限制。 通过阅读曼达尼对“殖民遗产”的细致解剖，读者将认识到，解构殖民世界并非一蹴而就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需要深刻政治想象力的过程。本书是通往理解当代非洲复杂性的重要钥匙。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
为当代非洲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1946年于孟买出生，1974年于哈佛大学获得非洲历史与政治研究的博士。曾任教于坦尚尼亚的三兰港（Dar-es-Salaam）大学、乌干达的马凯雷雷（Makerere）大学、开普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曾担任泛非思想团体「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之主席。于2008年被 Foreign Policy (US) 与 Prospect (UK) 杂志列入「世界最重要的20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他的着作包括：《从公民到难民》（From Citizen to Refugee）、 《乌干达的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Imperialism and Fascism in Uganda）、 《公民与子民》（Citizen and Subject）、 《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Good Muslim, Bad Muslim）、《救世主与生还者》（Saviors and Survivors）等。
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
为当代非洲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1946年于孟买出生，1974年于哈佛大学获得非洲历史与政治研究的博士。曾任教于坦尚尼亚的三兰港（Dar-es-Salaam）大学、乌干达的马凯雷雷（Makerere）大学、开普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曾担任泛非思想团体「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之主席。于2008年被 Foreign Policy (US) 与 Prospect (UK) 杂志列入「世界最重要的20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他的着作包括：《从公民到难民》（From Citizen to Refugee）、 《乌干达的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Imperialism and Fascism in Uganda）、 《公民与子民》（Citizen and Subject）、 《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Good Muslim, Bad Muslim）、《救世主与生还者》（Saviors and Survivors）等。
图书目录
导论(陈光兴) Introduction (Kuan-Hsing Chen)
当代非洲的国家与公民社会：重新理解国家民族主义的诞生与民众运动的挫败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Reconceptualizing the Birth of State Nationalism and the Defeat of Popular Movements）
移住民什么时候成为原住民?反思非洲赤道与南非公民身份的殖民根源
(When Does a Settler Become a Native? Reflections of the Colonial Roots of Citizenship in Equatorial and South Africa)
超越纽伦堡：南非后种族隔离转型的历史意义
（Beyond Nurember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ost-apartheid Transition in South Africa）
移住民殖民主义之今昔
（Settler Colonialism: Then and Now）
在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之间：去殖民与非洲高等教育在独立后的一些尝试（Between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and the Scholar:
Decolonization and Some Post-Independence Initiatives in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一个非洲思想家的形成：与马穆德•曼达尼访谈（陈光兴等）
The Formation of an African Intellectual: An Interview with Mahmood Mamdani
当代非洲的国家与公民社会：重新理解国家民族主义的诞生与民众运动的挫败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Reconceptualizing the Birth of State Nationalism and the Defeat of Popular Movements）
移住民什么时候成为原住民?反思非洲赤道与南非公民身份的殖民根源
(When Does a Settler Become a Native? Reflections of the Colonial Roots of Citizenship in Equatorial and South Africa)
超越纽伦堡：南非后种族隔离转型的历史意义
（Beyond Nurember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ost-apartheid Transition in South Africa）
移住民殖民主义之今昔
（Settler Colonialism: Then and Now）
在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之间：去殖民与非洲高等教育在独立后的一些尝试（Between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and the Scholar:
Decolonization and Some Post-Independence Initiatives in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一个非洲思想家的形成：与马穆德•曼达尼访谈（陈光兴等）
The Formation of an African Intellectual: An Interview with Mahmood Mamdani
图书序言
导论
非洲当代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
一、前言
对于中文读者而言，在历史与结构位置上一样同属于第三世界，两岸四地及包括新马的华文世界，其实与亚、非、拉各地其实分享着诸多共通的经验：殖民、内战、冷战、移民、难民、后发资本、压缩现代、威权统治、强人政治、族群矛盾、民主转型等等，但也正因为这些经验所带来的迫切压力，造成我们惯于将目光投向试图学习、超赶的欧美，而与这些地区缺乏更为积极、具体的认识与互动，无法建立更为多元的参照，丰富我们的自我理解、定位与认知；特别是处于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少了亚非拉的知识视角，对于世界的理解都失之偏颇。
因为推动2015年「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活动的缘分，结识了非洲当代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一年多来阅读了他的重要专着，一起贴身工作，阅读、对话与相处中受到相当多的启发。透过初步的译介，期待耐心的读者能够在阅读中慢慢发现他在朴实无华的书写中所展现的思想方式，暗含了寻找另类知识出路的可能性，他极为落地的理论化工作是建立在历史的分析上，不仅有见地，有解释力，也对现实的困境有胆识地提出解套的政治想像，我想这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共同分享的情怀，不会只满足于所谓客观、抽离式的分析，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以知识介入重大的议题时，都是以深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对于问题有完整的把握，又具有冷静论辩的理论高度。
整体而言，我们认为曼达尼在过去四十多年的知识积累中，体现出一个立足非洲／第三世界、面向世界史的思维方式(mode of thought)。这是我们投入翻译计划的核心动力之所在。
非洲与亚洲地区的构成虽然差异很大，但是又有许多经验与我们互通，借由彼此的相互参照，相信能开展出新的问题意识，相互揭示遮蔽掉的核心议题。特别是有幸透过曼达尼与去年离世的友人Sam Moyo接触到泛非思想团体「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简称CODESRIA），这个跨国平台四十多年间深耕出属于非洲的现代知识传统，造就了有前瞻性视野的分析，也形成了跨越国家的非洲区域内与跨洲比较研究的视野与能耐，在世界范围内是独具一格的知识社群，在许多方面比我们超前。希望借由把曼达尼的思想工作带入中文与亚洲的语境，让我们能够开始与非洲的思想界形成目前无法预测的互动关系。也期待在过去有远见的前辈们已经开启「第三世界」的道路上，会有更多有心的朋友们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开展与亚非拉地区的知识连带。
作为初步对于非洲思想界的译介，本读本翻译了曼达尼的五篇文章与一篇访谈，这些文章的论据立足非洲而所触及的议题──国家民族主义与民众运动、人权／和解、移住民的殖民主义、大学的去殖民等──对中文世界并不完全陌生，可以建立起来理解非洲状况的衔接点，或许可以激发我们自身语境的讨论，工作团队也特别制作的访谈希望有助于了解作者的生命轨迹与其所处大历史之间的勾连，期待在未来能够陆续以读本与专着翻译，让读者能够对非洲当代思想有更为进一步的认识。
二、曼达尼的思想及其时代
曼达尼是非洲当代主要的思想家，1946生于印度裔穆斯林第三代移民家庭，成长于殖民时期的乌干达。少年时期亲身体验英国殖民体制的种族隔离状态，受到民族主义反帝运动的洗礼。1962年乌干达独立，在全球冷战的竞争中美国政府提供了二十个奖学金的名额作为贺礼，曼达尼因为成绩优异，次年被选派至匹兹堡大学学习工程，碰上全美六〇年代的学运热潮，开始卷入政治活动，因而转系攻读政治学，参与民权运动。1967年毕业后进入塔虎托大学的Fletcher学院攻读政经发展与法律外交，1969年取得硕士学位，进入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班就读，学习期间完成第一本着作《人口控制的迷思：一个印度村子里的家庭、阶级与种姓制度》（The Myth of Population Control: Family, Class and Caste in an Indian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2），该书以印度农村的经验为论证的基础，指出第三世界控制生育人口政策的失败，不能孤立的以老百姓非理性的态度来解释，而在于整体社会条件的恶劣，要能改变更为宽广的贫困、阶级、种性等结构性问题，才可能改变农民的态度。
1972年他回到坎帕拉（Kampala，乌干达首府）在马凯雷雷（Makerere）大学担任助理，同时进行博士论文田野研究。此时碰上军事强人阿敏（Idi Amin）政权的「排亚」政策，因印裔身分流亡伦敦，滞留难民营期间完成第二本的专书《从公民到难民：乌干达亚裔赴英记》（From Citizen to Refugee: Uganda Asians come to Britain, London: Francis Pinter Ltd., 1973），这本文情并茂的报告记录、分析印度移民成为代罪羔羊的政经、精神困境。1973年在友人安排下回到东非坦桑尼亚德雷沙兰（Dar es Salaam）大学任教，开始了尔后四十多年的教学研究生涯。1974年完成博士论文，《乌干达的政治与阶级形成》（Politics and Class Formation in Ugand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这本专论成为理解乌干达现代史，特别是五〇至七〇年代转化的重要着作，展现了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底，也奠定了他日后其他着作将分析对象历史化、理论化的基本思维方式。德雷沙兰大学时期，对这位年轻老师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养成阶段，那是个思想喷发的年代，坦尚尼亚1964年独立建国，领导人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毛泽东农业集体化的影响，主导着国家各个层面的发展，校园里也出现各式各样的小型读书会，讨论《资本论》、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农业问题、乌干达的政治社会等等，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的思想在此时成为看待非洲问题的主要的理论资源。也是在七〇年代中后期，曼达尼与刚刚成立不久的跨国民间团体CODESRIA发生了延续至今的关系，他的泛非主义信念在这个团体的运作中找到了知识的归属，日后发展出以非洲作为整体进行分析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成员来自各地的组织，经过长期的相互学习、论辩逐渐培养出来的。
1980年阿敏政权被推翻后，曼达尼重返乌干达，任教于殖民时期就已成立的马凯雷雷大学的政治系，在此期间碰上内战（1981至1986），思想空间萎缩，而因为政府与北朝鲜关系良好，与友人成立了「乌朝友好协会」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工厂、村庄设立五十多个分支机构，组织读书会外，支持劳苦大众，也因此有机会在八〇年代初期经北京访问平壤。《乌干达的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Imperialism and Fascism in Uganda,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84）一书的前身，就是为铁路工人所写的读书会教材，它解剖了阿敏体制内外关系中形成的基本性质，以「新殖民主义」概念串联内部的法西斯与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本着作所形成的分析架构，不仅对认识乌干达的政体留下了当时的思考，对战后第三世界各地出现的强人威权体制的理解，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启发（蒋介石、朴正熙、李光耀、苏哈托等）：在全球冷战美苏对峙的格局中，新兴独立国家体质虚弱、资源短缺但又百废待举，内部多种政治势力的竞逐，提供了国际强权介入的温床，新殖民主义以代理人的方式与在地军事强人结合，以经援、军援进行遥控，延续了旧殖民帝国主义对于相对弱势地区的宰制与分化，这样的格局在亚非拉各地维持至今。1984年，因为批评总统奥博特（Milton Obote）的政策，他的公民权遭撤销，禁止入境，直到1986年政权垮台才得以返国。次年，亲身感受到在政局动盪中更要维持独立研究的重要性，透过与CODESRIA的合作，他推动建立了乌干达第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基础研究中心」（Center for Basic Research, 简称CBR），在政权深入大学体制的外部搭起自主的知识网络，试图将当地的政经社会基本研究与更为宽广的非洲视野连接起来。
1991年曼达尼与印度着名女导演奈尔（Mira Nair）成婚。虽然本身为印裔，非洲的身分认同是他主要的归属，这个婚姻深化了他与南亚大陆长期的关系。
在主持CBR期间（1987至1996），曼达尼扩大了对南部非洲大陆的研究，完成了经典作《公民与子民：当代非洲与晚期殖民主义的遗续》（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 Cape Town: David Philip; London: James Currey, 1996）。Citizen and Subject（暂译《公民与子民》）一书的极大成就是将非洲当成一个整体作为分析对象，试图解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权力结构在当代非洲是如何在历史的变动过程中组织起来？而其组织的方式又如何制约（分化）了民众抵抗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曼达尼提出了一个以历史为基地的政治理论，解释当前非洲的政治困境，核心的关键在于殖民史的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政治构造：表面上在独立建国中由黑人原住民取代了白人统治者，但是殖民体制中所构成的「分散化的极权体制」（decentralized despotism）的「间接统治」形式下，依据所谓习俗法（customary law）所塑造、切割出来的多重「原住民权力当局」（native authority），以部落（tribe）为单位进行治理，各自为政，这样切割分化的格局并没有在后殖民的状态中经过民主机制改造，反而成为冲突矛盾、利益争夺的来源。简单的说，殖民时期二分权力结构──白人移住民（settler）是公民，黑人原住民（native）是没有公民权的子民──在独立后被复制：少数统治族群（以都会为主）成为公民，原来就已经被切割成众多的部落（以农民为主体），依旧是子民，中央政权逐步由黑人取代，地方状态却是殖民时期所建构出来的部落内部极权主义继续操作，间接统治延续的结果造成部落之间的族群分化。《公民与子民》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架构，为他后来的几本具有高度介入性的着作奠定了基础，以非洲为整体的比较视野开创出新的学术思想方式。这种立足各地真实处境而又能跨越民族国家的分析方式，对亚洲的学术思想界会是极为重要的参考坐标。
1996年，曼达尼以AC Jordan教授的名义受聘于南非开普敦大学，主持非洲研究中心，成为非洲第一个非洲研究的讲座。校方请他规画全校学生必修的「非洲研究」的共同课程，有关奴隶与南非历史的部分，特别是在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是相当敏感的问题，遭到人文社会学科所中既有势力的质疑，引发公开辩论，聚集数百人围观。接着，曼达尼在讲座的就职演说，以〈移住民何时成为原住民？〉（“When Does Settler Become a Native?”）这个尖锐的话题作为讲题，激起各方关切。这个演讲中，他清楚的指出，native的概念是settler殖民政权所创造的产物，由于两者的共生性，所以必须同时被摧毁，除非能够转化成新的关系共生共存，setter是不会变成native的。在九〇年代中期，正当南非黑白种族隔离政策处于高度张力下的转变期，曼达尼在理论上的介入提供了思想上的出路，聚焦在大学体制，展现在课程结构与内容的层面上，其实正是至今依然存在的知识上的去殖民问题（后详）。在这场后来被称为「曼达尼事件」（Mamdani Affair）的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到曼达尼能够在面对周遭环境中出现庞大压力时，将逆势转化为知识上的公共论辩，杀出一条血路，开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思考，这种抗压精神能耐的养成，成为后来他思想上的特征，尔后的十年中，他陆续介入处理了更具争议、更为棘手的问题，包括卢安达的种族灭绝、九一一后的反恐战争、拯救苏丹达尔富尔（Darfur）的群众运动，一直到近来挑战帝国（主义）人权观，以及美国的移住民 殖民主义至今未能去殖民化，等重大议题。
1999年，曼达尼暂时离开了非洲大陆，受聘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出任赫伯特•雷曼讲座教授（Hebert Lehman Professor）。初到哥大期间，他完成了重要专着《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卢安达的殖民主义、原住民主义与种族灭绝》（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New York: Princeton UP;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 Cape Town: David Philip; London: James Currey, 2001）。这个研究计画肇因于1994年卢安达发生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惨剧，作为邻居的乌干达人，曼达尼试图解释20世纪末期会发生种族灭绝（genocide）的历史过程，并且寻求弥平冲突的解决之道。承袭了《公民与子民》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架构对于后殖民时期公民权危机的解析，《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更为深入的展开卢安达及区域历史的探究，追溯胡图（Hutu）与图西（Tutsi）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身分」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被国家机构所形塑，并且经过政治的变动中不断产生变化。原先在非洲大湖地区使用同一语言（Kinyarwanda）所统合的人群，在18、19世纪期间逐渐被分殊，到了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将乎图族建构成本土原住民，将图其族打造成外来者，以「种族」界定两者差异，至此种下日后冲突不断的政治根源，在1962年代独立后延续，跟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类似，以选举方式抢夺掌控资源的国家机器，往往成为族群动员的引爆点，三十年间冲突不断，最终于九〇年代导致不幸的全面性爆发，相互仇杀。这本研究种族灭绝的经典作，将人们无法理解、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彻底的历史化、理论化，并在分析后开始提出大方向的理论命题，他认为冲突对立的群体要在未来如果要能够共同生活的话，就必须重新界定正义（justice），不能继续被理解为胜利者（victor）的专属，而是所有生还者（survivor）所共有，能够透过协商、吸纳的民主机制，打破殖民体制留下的排他性，赋予所有住民同等的权利，才可能解决纷争。这本着作成为后来曼达尼继续深化种族矛盾问题探究的重要基础。
1999年开始执教于纽约的两年后，2001年碰上了九一一，曼达尼带着在非洲的养成──以知识介入政治社会，事件发生的一周后，他在纽约市的公共论坛中开始讨论要如何理解这个震惊全球的事件，一年半后完成了影响力最大的一本着作《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的根源》（Good Muslim, Bad Muslim: America, 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 NY: Patheon, 2004），出版后很快速的被翻译成七种语言。这本书将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摆放在全球冷战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解析透过将文化政治化，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的连接被打造出来。被特别是美国在越战的失败，美苏的对立关系中，在世界各地发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相互制衡，雷根政府积极支持恐怖组织，造成后来的祸害，在冷战的尖锐对立退潮后，伊斯兰被建构成对立的它者，依附美国意识形态的是好穆斯林，反之则被树立为要别打倒的对象。曼达尼在纽约期间以论辩方式介入公共议题，发挥了他冷静思考、以研究调查为基础的辩才，2008年被美国Foreign Policy与英国Prospect杂志共同评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二十位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前十名。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完成《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后，曼达尼往来于苏丹达尔富尔与纽约之间，最后出版了《救世主与生还者：达尔富尔、政治与反恐战争》（@Saviors and Survivors: Darfur, Politics, and the War on Terror@, NY: Patheon; Dakar: CODESRIA, 2009）。这本书更是直接以知识介入政治的表现，挑战了美国以纽约为中心上百万人参与横跨左右的「拯救达尔富尔运动」（Save Darfur Movement）。他的分析完整的暴露拯救运动不接地气，完全以美国自身的主观需求去投射达尔富尔的状况，以救世主（saviors）的心态将冲突矛盾武断的定位为种族灭绝（genocide），迫使美国国家机器介入苏丹内部矛盾，反而深化了对立，不只是对2003年前后近期的变化没有充分的把握，对于长期历史的脉络与冲突形成的条件与轨迹更没有理解。在历史上，以骆驼游牧为生的北达尔富尔群体，与以土地耕种为生的南达尔富尔人原来一直可以共存，到了英国殖民时期，20世纪前半部落化的政治过程中，土地政策逐渐将游牧群体与农耕群体区分开来，前者变成了移住民，后者成为了原住民，土地的所有与使用权为后者所有，至此种下冲突与危机。一九五〇年代苏丹独立，民族国家化开始出现了问题，没有土地的游牧群体与农民，为了各自的生存发生争执，特别是天候干旱时，游牧人要找寻出路向农地移动，在八〇年代后期三波矛盾中步步升高，「土地所有拥有权」（耕地部落）与「公民生存权」（游牧部落）之间的矛盾，以族群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准内战的冲突，但从来不是外部所理解的「种族灭绝」。曼达尼以分析、论辩为武器，一人单挑以国家为后盾的百万人群众运动，这个极具知识勇气的介入是以《公民与子民》为立论基础，是《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成型的方法与思路的延展与深化，进入达尔富尔的历史语境，从在地、国家、区域与全球的多层次进行剖析，展现了历史分析的解释力，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在于外部美国与联合国的军事介入，而是在苏丹国家内部与区域性非洲联盟合作建立起和谈机制，促使各方政治力量坐上谈判桌寻求和平解决。从《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到《救世主与生还者》，我们可以看到非洲一直是他分析的基地，但是所触及的问题已经是全球性的，或许（修正沟口雄三的讲法）可以称之为「以非洲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这个思路会在尔后的写作中延续下去。
在哥伦比亚大学十年全职任教期间（1999至2010），曼达尼继续与非洲保持紧密的关系，1999至2002年期间，他担任CODESRIA的主席，协助该组织完成过渡转型；2003年休假期间，他回到长期任教的马凯雷雷大学，组成研究团队开始了四年的研究调查，最后完成了《在市集中的学者：马凯雷雷大学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困境，1989-2005》（Scholars in the Market Place: The Dilemma of Neo-Liberal Reform at Makerere University, 1989-2005, Dakar: CODESRIA; Kampala: Fountain Press, 2007）。该书以马凯雷雷大学为分析焦点，凸显出世界银行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在所谓「结构性再调整」（structural readjustment）的整体方向下，改变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建设方案，以市场为导向，透过私有化与商品化的两种过程，彻底改变了非洲的高等教育，破坏了大学各个层面上作为公共机构的特性。对于非洲大学体制的分析，让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要如何使得批判性的知识生产能够在非洲延续生根，促使他2010年全职回到马凯雷雷大学任教，以参与实践来改变大学所面临的危机。他接掌马凯雷雷社会研究所（Makerer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理念是要建立起一个跨领域的博士班，提供社会理论、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化为基本的训练，培育立足非洲的批判学术人才，也因此非洲过去发生过知识上的辩论成为学生的必修课，但同时也将他在世界各地的学术关系带回非洲，让学生能够透建立起更为宽广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设计承袭着CODESRIA长期以来的知识积累，但补足了过去没有有意识的去培养高等研究人才的缺憾，透过博士班的建立使得泛非主义的分析视野能够得到继承，同时能与世界各地形成对话关系。期待他的努力能够在下一代学子身上开花结果。
除了以上提及颇具影响力的十本专书着作外，曼达尼有六本编着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并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与接受媒体访问评论公共事务。他最近期的着作《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政治身分》（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 Harvard U, 2012）是在哈佛大学纪念W. E. B. Du Bois的系列讲座，可以说是将他过去对现代非洲（殖民）政体研究的理论性总结。此书将「间接统治」思想形成的源头追溯到19世纪到20世纪的过程中，英国在印度、马来亚，以及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出现统治危机的调适方案，在20世纪移植到非洲大陆；其基本的理论已经不再是过去老帝国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而是「界而治之」（define and rule）：将被统治的原住民分割成不同的人群后，进一步积极的去界定、定义、恢复、保留、规画他们的传统与文化，透过法律制度、政治机构，更为主动地去塑造不同的原住民主体性；换句话说，「原住民」、「部落」、「移住民」等都是殖民时期的历史产物，之前人们处于相对自然状态的文化与经济生活中，没有明确的分类系统，也没有清楚的边界，在殖民体制的现代国家到来后，经过统治机器主动的政治过程纳入了治理方案；也就是在特定的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中，身分认同被政治化、固化，透过行政、法律的实际运作，部落边界被建立起来，从而回头去挖掘、打造它的传统，规范原住民的行为举止与生活方式，所以原住民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结果。正是在殖民统治的历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识成为治理的依据，而殖民学术却也造成深远的影响，在独立建国后国族史的自我的认识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如何从已经构成的政治体制与历史认识中解放出来，成为至今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拆解殖民史观，如何打破间接统治的格局，重建政治、法律机构是非洲大陆漫长的努力方向。
三、去殖民问题意识的展开
在以上简捷的叙述中，我们以曼达尼生存环境的变化为主轴，以评介他丰富着作为辅助，试图为读者勾勒出他学术思想上表现出的关切，以下的讨论集中在本读本收录翻译的几篇重要论文，已出版的时序进行摘要性的阅读，提供读者参考。
整体而言，本书以《世界的去殖民》(Decolonizing the World)为题，足以标示曼达尼思想的动力之所在：当前世界是遭受殖民帝国主义历史袭卷的产物，必须要彻底瓦解殖民过程在精神、物质、知识、法律制度、机构形式、政经体制各个层面所造成或是遗留的祸害，重新挖掘更为落地的多重思想资源才能从，才可能走向以异质、差异为前提，真正开放、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多元共存和平的世界。
民众运动的挫败肇因于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
〈非洲当代的国家与公民社会：重新理解国家民族主义的诞生与民众运动的挫败〉是MM八0年代末、九0年代初期的重要论文，批判性的追溯非洲四0年代崛起的民众（反殖民）运动如何因为独立建国导向、由国家所主导的民族主义而遭到重挫，后果遗留至今。他以他所熟悉的乌干达历史为分析界面，开始拉出非洲的普遍性状态，对于其它对三世界地区重新思考民主主义独立运动与民众运动之间的巨大张力，具有对照与启发意义。
「移住民」何时成为「原住民」？
前一节中已经触及〈移住民何时成为原住民？〉一文是曼达尼在1998年南非引发论辩的写作脉络。「移住民」与「原住民」是曼达尼极为关键的分析语汇，在中文世界中既有的翻译系统中还没有形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共识，有义务跟读者交代棘手的翻译问题，特别是对非洲历史经验不够熟悉的情况下，加深了精准理解的困难度。这里试图透过翻译问题，进一步把握作者特定的含义。很明显对曼达尼的思想体系而言，这组语汇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又不是自然存在的给定，在非洲的语境中，历史的与理论的来看，settler的出现才创造了native的政治身分，native所指称的是settler来到以前原先就住在这里的人群，在此意义下不同群体的「原住民」（native）之间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并没有清楚的区分与生活的边界，而是settler的殖民政权在统治过程中开始对原住民进行分类、界定、研究发明不同部族、部落的文化传统，部落的区隔有些是原先已经存在的，有些是为了行政治理上的便利而有高度的任意性，在法律上透过「习惯法」（customary law）的程序，交由「原住民权力当局」（native authority）执行，在这样的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打造、模塑、固化特定原群体先前界限模煳且具有弹性的身分认同。
在进入原住民居住地的过程中，殖民者引入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移民群体，逐渐在殖民地定居，进行垦殖、开发、为殖民母国提供需要的物资，其中包括农民、投资农业的资本家，也包括来自其他殖民地经营小生意的商人（如亚裔来自印度的群体，或是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人），后者的身分位置不能等同于欧洲殖民者，但也得依附于殖民当局才能生存，所以被视为外来的settler。因为settler在人种、阶级，乃至于迁徙动力上的多元复杂性，与殖民者有身分重叠的部分，但又不能划等号，所以在分析的层次上，相对于原先居住在当地的「原住民」，我们决定把settler暂时译为「移住民」，传达这种人群后来是住下来的人，经由长期移入定居下来的过程。
无论如何，settler v.s. native的这组关系还是得具体脉络化理解，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语境中权力关系是变动的，也许作为分析性的政治概念，特别是底层的人群来，他们未必是强势者，殖民时期的特权是跟着体制而来，后殖民时期也有很多被独立政权踩在脚下。
非洲经验中这组关系里有很强的「人种化」（racialization）问题，特别是黑白问题，同时如亚裔的印度人、卢安达的图西人也被人种化，被当成是中间阶层，不被当成native，在独立后成为抢夺国家政权、资源时的被斗争对象。规范性的来看，曼达尼认为唯一能解套的方式，是把所有的「住民」（residents）都能一视同仁赋予公民的权利，否则冲突会继续。卢安达九〇年代屠杀是殖民时期问题的延续，是负面的结果，而南非的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状态是透过高度相互让步、政治协商的结果，是正面的可能。
其实另外一组相对清晰的概念就是colonizer vs. colonized（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而为什么用settler vs. native，正是因为独立后或是后殖民状态中，这组住民关系更能捕捉更为长远的历史关系与变动，不会因为殖民主义在殖民地形式上的结束而失去分析的效力。
同样，native authority是译文中经常出现的语汇，authority在中文系统中接近的语汇是「当局」（「官方」），指称的是地方上以「部落」为间接统治单位的原住民权力机构，译成「原住民权力当局」似乎更清楚些。
致于在台湾与华文世界里，移住民与原住民的分析语汇能够带来什么样相对应的问题意识，虽然不可预测，我们估计这是相当具有爆发性的问题，透过外在的参照体系（非洲经验）能够「客观化」情绪性的讨论，如明清时代来台的汉人移民是否是「移住民」？「原住民」是什么时代的建构，是明、清还是日据时代的殖民政府的政治建构？二战结束前来台的汉人在1949年的当下是否都该被视为「原住民」？国民党是「移住民」殖民政权吗？那么2000年上台的民进党政权（甚至于更早的李登辉政权），相对于「原住民族」也是移住民殖民政权吗？从「原住民族」的立场来分析，要开创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才算是脱离「殖民统治」？中国大陆以少数民族来定位汉人以外的群体，历史的来看，明清时期如何定位在台湾的原住民族？当代出现大陆以「少数民族」与台湾以「原住民族」的差异定位相对于汉人的群体，意味着什么？等等。在进入论辩前，需要更多对应于非洲经验在地的历史研究与理论性的思考，期待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激盪出新的想法。
挑战帝国（主义）人权论
〈超越纽伦堡：南非后种族隔离转型的历史意义〉是一篇介入性很强的论文，以南非九〇年代的政治协商经验为基础，挑战了当代人权运动与论述的基本依据──纽伦堡大审。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指出，以处理国际争端而形成的纽伦堡模式，对于思考内战性国内争端的问题有很大的侷限，要让内战结束能够继续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当中，必须是以未来的共存为目标，不能只是对于过去的暴力犯罪进行制裁，不仅南非，乌干达、卢安达、莫三比克，乃至于台湾的二二八、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印尼的1965至1966年对印共的大屠杀，马共的长期武装斗争等，都是内战型的冲突，不能以简单的胜／败逻辑解决过去的冲突。如何从存活者的角度，透过大规模的政治协商、妥协，查明真相、抚平伤口才是解决之道，所以是以政治过程为基础来进行法律的诉讼、赔偿等。然而，南非CODESA模式不仅可以用来思索国内问题，对于国际纷争中牵扯到的人权问题讨论一样有启发，一方面要将暴力、犯罪脉络化（而不是简单的进行道德判断），找出形成问题的历史条件，另一方面针对问题在牵扯到国家的内部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用外力介入）。理论与方法上，它以倖存者的范畴去包容过去的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受惠者。如果当初纽伦堡是以生还幸存者的正义来思考，就会是长远的未来导向，当时就会开始设法阻止长崎、广岛延续至今的核武竞赛，或是以和平共处的目标推动和解，也就不会造成犹太人流亡海外，导致以色列为了建国强势入侵巴勒斯坦，至今没法解决冲突矛盾。用曼达尼的话来说，就是与其对死者报复，不如生还者有再次的机会。
以惯用的思考方式将讨论对象历史脉络化，曼达尼指出纽伦堡（与其相关的东京）大审的诞生是二次大战战胜国之间论辩要如何制裁战败的纳粹德国的结果，最后决定以法庭的形式进行审判，建立起「战胜者的正义」（victor’s justice）的基本模型，从战胜者的观点理解受害者的正义（victim’s justice），它把惩罚的对象落实到战败要负起战争责任的个人身上（如希特勒、明仁天皇所带领的主要将领），在胜／败、受害／加害的框架下，不但不会追究战胜者具有毁灭性的攻击（杜鲁门对长崎、广岛所投下的原子弹），也为寻求族群与民族冲突的和解，导致尔后大量犹太人从欧洲流亡海外。简单的说，纽伦堡大审是国际政治的产物，不是孤立的法律判决，但是所形成的模型与思考逻辑造成日后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国际人权论述，强调个人层面犯罪责任的制裁（体现在至今的国际刑事法庭）。
相对纽伦堡模式，曼达尼提出南非经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南非九〇年代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简称TRC）时，他把争议放置在更大的政治环境中来理解，视TRC为民主南非大会（Convention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n，简称CODESA）的一个环节，它存在的动力是在打破种族隔离体制，纳入各方（包括过去非法的）政治势力，透过协商、讨论、妥协的机制，将立场全然不同的敌人化为政治竞争者，重点不再是惩治与处罚，而是指向如何创造条件，让所有人在未来能够平等的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政治体制当中，所以不是排除而是包容性的；要能达到这个目的，焦点就必须在调查真相的同时走向宽容谅解（forgiveness），也正是TRC的基本宽容逻辑，取代了纽伦堡的惩罚逻辑，而前提就是以政治正义取代法律上的刑事正义，以倖存者的正义取代战胜者－受害者的正义，以未来的和解取代对过去的惩治。是在艰苦而又漫长的政治协商中（1991至1994），CODESA走出了长期种族隔离的状态，创造了新的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这正是南非经验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黑人原住民群体能够克服内部立场的差异，不以赶走白人移住民为目的，白人政权也愿意创造出公平竞争的条件，和平过渡，以民主方式进行政权移转。
整体而言，本文对于当代人权论述的挑战在于，道德判断必须能够建立在充分解释冲突矛盾形成的历史纵深的分析之上，才能在长远进行改革、调整或是和解，否则简单、平面的道德制裁不仅可能沦为高调，就是制造外在势力介入内部纷争的机会却又不必为长远的未来承担政治责任，虽然可能动机良好却成为帝国人权的权力操作。
美国的移住民殖民主义状态
在〈移住民殖民主义之今昔〉一文中，重新将美国摆放到世界最早的移住民殖民主义的历史位置，提出的核心挑战性论点是：美国没有历经去殖民的（自省）过程，不仅导致对于其自我认识的偏颇，也造成以其实践为参考的殖民模式闪过检讨的契机，后患遗留至今。简单的说：今天的美国依然处于移住民殖民主义状态。
曼达尼带着他过去面对非洲经验下开展出来的settler v.s. native的问题意识探究美国史，惊人的发现到：在非洲大陆，无论是殖民或是后独立时期，所谓原住民的理论与政治位置一直处于舞台的核心与settler对峙，而当代美国思想史主导性的叙述中不是「原住民」没有位置，就是将原住民问题悬置，效果更是以settler的观点在建构历史，也就导致没有对于身为世界第一个settler殖民主义进行反省，白人剥去了settler的身分，很理所当然的成为美洲大陆的主人。但是如果把欧洲settler对原住民殖民的问题摆在美国史的核心，就会对美化过的历史进行从根的质疑。从原住民的视角来看，许多光辉事件都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如「美国大革命」并不是革命而只是谋反，是建筑在对原住民的欺压的前提上；美国一项声称的平等与反殖民的自我定位，也不过是建立在对原住民与非洲裔黑人的不平等与对原住民族的殖民主义前提下所进行的种族灭绝。
历史的来看，白人settler与原住民的政治关系是不断变动的，最初对于原住民部落承诺的妥协方案是：只要原住民能「安分守己」，就可以在共同的国家结构中让原住民在国会中有席位来自我代言，到了1830年杰克森总统「排印」方案的出现，承诺成为谎言，同时开启密西西比河以东对印第安人族群的清洗的大规模攻势，「种族灭绝与限制（活动范围）」（genocide and confinement）成为此时的基本国策；到了1844年七万印地安人流离失所，最后仅数千人存活。下一波的暴力始于1850年加州加入联邦之后，开始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后来提出解决问题的两国方案，以密西西比河东西划界，东边白人统治，西边为印第安国。但是在一八六〇年代内战后，两国方案的承诺再次毁灭，最终以建立印地安「保留区」收场。亦即，从印第安原住民立场来看，他们的命运历经一连串承诺的幻灭，一波波种族灭绝。
这个世界最早的保留区与英国殖民主义间接统治的部落主义分享着共同的政治机制，保留区／部落内酋长集权力于一身（native authority），以所谓习惯法进行治理；同时实质通行证体制（pass system），后者源自于美国南方垦殖区（plantation）对黑人的管理，进出需要获准，成为日后许多重要案例参考学习的对象。1910年南非从英国独立出来，白人settler政权特别派团赴美考察，学习土地问题的处理，结果参考美国模式于1913年立法，将大部份87%土地划给白人，13%留给原住民，也就是印第安人的保留区模式，沿袭的统治方式正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原型；但是直到今天人们不用种族隔离来认识印地安保留区，也不会认识到种族隔离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政府。一九四〇年代纳粹集中营的想法，就是受到八十年前林肯总统任内安置印第安人保留区的启发，以监禁的方式将犹太人集中管理。总之，放在殖民史的脉络中来看，美国是settler殖民主义统治技术的先驱，原住民保留区的种族隔离是它的发明。
换句话说，如果非洲大陆在二战后独立的风潮中击败了欧洲人settler殖民主义，迫使政权移转，虽然至今还在面对遗留下来难以处理的去殖民问题，那么美国的settler殖民主义依然长存；如果说典型的移住民殖民主义在加拿大、纽西兰、澳洲、南非等地都被迫对原住民问题进行反思，那么美国经验到今天都还没有开启全面性去殖民的省思工程。而重新开启这样的讨论，就是对美国在世界史的位置重新评估，如果它的殖民主义还在进行，就意味着未来全球性的政治任务必然要向终结美国殖民主义推进。其中的的一步就是要对它自身的历史叙述重新认识，因为settler殖民主义的问题并没有成为历史的过去。曼达尼引用印第安法律专家的认知方式指出，印第安人之于美国，就像犹太人之于德国，以及巴勒斯坦人之于以色列一样，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念是否能持续，就看这些面临恶运群体最终的命运而决定。
重新开启对美国settler殖民主义的讨论，是在质疑一个被过度美化的美国，更重要的是对美国民主被压抑掉的前提的重新认识，当一个国家成立的前提是在对原住民族的灭绝时，它必须能正视立国的历史，不仅是要还印第安人历史的公道，如此一来也才更有条件想像巴勒斯坦解放的来到。
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经过冷战的对抗，代理人（proxy）的战略（日本、台湾、南韩）扶植起各地亲美反共的政治实力，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成为区域性的太上皇。半个世纪来，美国几乎与自由、民主划上等号，被彻底美化，就连大规模的在亚太军事行动都被视为是在捍卫世界和平。同样的代理人战役（自由主义）跟在上述资本主义区块类近，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美国梦成为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依託，政治势力中暗暗崇拜美式生活方式与民主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如何重新认识美国至今的移住民殖民主义的性质，成为当前批判性思想界的首要任务。
我们大学体制的去殖民还没发生？
〈在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之间：去殖民与非洲高等教育在独立后的一些尝试〉一文，是曼达尼2015年4月于「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中发表的新作，试图聚焦以大学为知识生产枢纽的去殖民问题，所触碰的相当真实、尖锐而又困难的议题，在中文地区、亚洲，乃至于世界范围内，都闻到蠢蠢欲动的苗头，但讨论又尚未充分展开。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以欧洲经验为基础建立的大学体制，及其相应的知识生产机制与庞大的内容，透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战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多重结构性力量，在世界个角落全面扩散开来，相当有效的改变了各地原有的思维模式与对自身与世界的认识，使得知识生产越发有同质与单一的倾向。无论是强加的殖民化或是自保式的自我殖民化历程，所搭建起来的大学体制今天都面临迫切的反思，虽然能够反省的条件与深度各地差异很大，非洲战后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镜，让我们能逐渐提出立足我们自身历史经验的问题。
曼达尼的分析指出，现代大学的基本模型是以学科分类为基础的机构，这个设有围墙与门禁的社区空间里的三群组成分子是行政人员、学术人员与学生，1810年设计出来的柏林大学是滥觞，它的诞生是德国被法国击败之后，在尔后的一个世纪中大学的形式与欧洲启蒙时代所养成的知识传统，扩散到欧洲与世界各地。而人文社会学科的出现在大学分科内当然受到自然科学的制约（以普遍主义为标准规范），但是以「人」（human）为中心范畴的学问是从欧洲内部文艺复兴以来对于基督教教会的回应与反动，同时在对外征服与扩张中，扮演着文明教化的角色，因此，所谓的「人」其实所指的是以欧洲人为代表，被殖民的是次人类（sub-human），尚未文明开化。这个内外的双重性于是带来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在普遍的层面上，认为社会学科声称人文（humanity）的单一性，它的基础就是欧洲特殊的经验，搭配科学主义与演化论的线性史观，以欧洲丈量其它地方，否认了多元经验与视角，构成了后来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推销到殖民地。以欧洲独特历史经验来置换同一的「人」，这样的前提，包括以此开展出来的学科分类，以及大学的机构形式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是否能够在其它地区适用，成为去殖民必须要面对的认识论议题。（举例来说，启蒙传统的欧洲人文学科有很强的从宗教脱离出来的背景，所发展出来的学问与宗教之间有强烈的制约关系，显性或隐性地牵引着知识的内容与形式，而这样的背景在东亚地区并不存在。）
非洲的前现代有其自身知识生产的机构，而现代意义下的大学始于殖民时期，早期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殖民大学的任务在于文明教化，北部非洲如历史悠久的埃及艾资哈尔（Al Azhar）大学被现代化成为西方意象下的大学，南部非洲如开普敦（Cape Town）大学与金山（Witwatersrand）大学则是殖民者直接建立的机构。到了19世纪中叶特别是1857年印度的大谋反之后，让英国殖民者体会到高等教育会带来统治上的困恼，于是对于殖民地大学的设置多有保留，以致于20世纪在中部、东部非洲所设立的大学都相对谨慎，以服务于殖民统治为依归。因此，大部分的大学都是独立后民族主义的产物，例如奈及利亚1961独立前只有一所大学，尔后三十年间建立了三十所大学。整体而言，民族主义的国家体制作为大学的催生者，除了将其视为现代化工程的一环，同时是人才培育的温床，为了在国家与社会的各个层次上能够快速培养出本土精英取代白人殖民时期所盘踞的工作岗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独立后去殖民的改革逐渐展开，体现在最早一波以「非洲化」（Africanization）的诉求出现，对大学机构争取工作与受教资源的机会，也就是相关人员（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以黑人取代白人，或是争取增加非洲人的比例，来消除殖民时期人种上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在实际的论辩中出现的是「权利」（right）与「正义」（justice）两种话语的对峙，原先种族歧视下的获利者以平等权利的诉求来自保，受害者则以人种正义来争取现状的改变。这个形式的论辩与斗争在白人主导的殖民大学中展开，从六〇年代就出现在东部非洲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到九〇年代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如开普敦大学，但是实际的问题还没有到激烈的地步。
有关大学机构形式最为剧烈的论辩集中在学科与其相关的整体课程规画问题，因为人种的对立，在白人大学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人文社会学科的内容、对象与知识传统是以白人为中心的欧洲，这整套教育与非洲自身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无关，正统学科于是成为研究欧洲人的学问，就连跨学科的非洲研究也是建筑在欧洲的视角上。「非洲化」的唿声当然不会只停留在人员的更替，必然会体现在教学内容上的非洲化。六〇年代以坦桑尼亚的德雷沙兰大学为核心展开，针对整体的课程规画与以学科为基础的所系行政组织进行论辩，激进派要求全面性的改革，取消学科为基础的所系建制、重整课程，居于主流的温和派赞成课程改革但是主张维持既有学科，保守派则拒绝任何大幅度的变动。结果，因应国家状况需要，推动成立了六〇年代以后风行的跨学科「发展研究」学程，造成很大的争议，不但不受学生的欢迎，在纷扰的争论中近半数教员愤而离职。机构的重整方面，成立了发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对全校各领域教授跨学科必修课程，而人文社会学院则以自己的师资开设核心必修、选修课程，内容以东非社会、历史与政治为主，二、三年级则以科技及发展规画为重点（这个部分近似于东亚地区的「国学」部门）。配合着课程的改革，年轻老师们也在校园推动小规模的读书会，在七〇年代形成另类知识的热潮。相对于德雷沙兰经验，九〇年代开普敦大学的论辩与改革是发生在南非后种族隔离知识转化的语境中，根本的对立反映在学科与区域研究上，前者探究的是白人被视为普遍性人类的经验，而后者被视为有色人种的特殊族群经验，那么面对新的政治情势与历史条件，大学要如何调整？设置全校共同必修的非洲研究课程，能够解决面临的困境吗？
无论是六〇年代东非或是九〇年代南非的论辩中不断出现的张力在于大学的定位，是要培养追求普遍性知识的「学者」，还是回馈自身所处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现在耳熟能详熟悉的「学术卓越」与「社会关联」这组抽象的对立概念。一旦坐落在具体的语境中就成为一组对抗的暗语，追逐学术卓越在南非大学意味着维护种族隔离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而诉诸社会关联性则是在挑战排他的种族歧视。但是，如果将去殖民问题放在认识论的层次思考时，殖民时期的存在的张力──学者生产理论，公共知识分子应用理论，在去殖民的状况中已经不再是从外部输入理论的时代，得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状况进行历史化与理论化的工作，今天知识工作者必须兼具过去两种不同的「分工」。特别是在今天新自由主义当道的语境中，在非洲大陆世界银行等国际资金透过学校、智库等机构，将知识生产收编（收拢）到官方的议程当中，彻底改变学者与知识分子的位置，此时的知识生产者不但要对官方政策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同时要将另类提案揭示在民众面前，让公共政策的决定能够进入民主讨论的过程，任务较以往越发艰鉅。
曼达尼对于大学知识生产的讨论让我们体会到去殖民工作在认识论层面的迫切性，它不仅关乎当前整体知识体系建立的前提，学科分类体系移植的适切性与正当性，更关乎实践层面上机构运作的调整，特别是已经通行一两个世纪搭建起来的机构建制要如何松动，找到新的可能性，它的前提在于打破单一形式的迷思，拒绝被绑架到全球大学评比的规格化丈量标准当中，走向更为多元、更为贴近各个地区长期积累的优势，创造另类知识方式得以存活的有善条件。但是大学体制不是孤立的存在，是政经、社会变动的一个环节，每个地方在前近代既有的与后来所建立起来交织形成现代知识传统的条件差异很大，反思的契机与建立另类可行方案的条件都不容易把握，这方面的思想工作艰难但又没有退路。
在上述思索的语境下，我们知道大学的去殖民问题，特别在第三世界，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展开论辩的问题，它不只是思想问题，更关乎长期已经形成的机构、体制，关乎人员的工作保障与家庭生计，关乎最难以撼动早已养成的学科信仰与忠诚，关乎资源分配，方方面面难以说尽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都认识到，任何地方有人存在的社会要继续走下去，知识都扮演着无法泯灭的关键位置，那么就必须要敢于面对、批判、论辩、调整整体的思想状况，否则路越走越窄，越发没有希望。期待非洲经验能够触发有志者共同的思考，搭配未来社会变动条件的出现找到出路。
非洲当代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
一、前言
对于中文读者而言，在历史与结构位置上一样同属于第三世界，两岸四地及包括新马的华文世界，其实与亚、非、拉各地其实分享着诸多共通的经验：殖民、内战、冷战、移民、难民、后发资本、压缩现代、威权统治、强人政治、族群矛盾、民主转型等等，但也正因为这些经验所带来的迫切压力，造成我们惯于将目光投向试图学习、超赶的欧美，而与这些地区缺乏更为积极、具体的认识与互动，无法建立更为多元的参照，丰富我们的自我理解、定位与认知；特别是处于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少了亚非拉的知识视角，对于世界的理解都失之偏颇。
因为推动2015年「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活动的缘分，结识了非洲当代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一年多来阅读了他的重要专着，一起贴身工作，阅读、对话与相处中受到相当多的启发。透过初步的译介，期待耐心的读者能够在阅读中慢慢发现他在朴实无华的书写中所展现的思想方式，暗含了寻找另类知识出路的可能性，他极为落地的理论化工作是建立在历史的分析上，不仅有见地，有解释力，也对现实的困境有胆识地提出解套的政治想像，我想这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共同分享的情怀，不会只满足于所谓客观、抽离式的分析，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以知识介入重大的议题时，都是以深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对于问题有完整的把握，又具有冷静论辩的理论高度。
整体而言，我们认为曼达尼在过去四十多年的知识积累中，体现出一个立足非洲／第三世界、面向世界史的思维方式(mode of thought)。这是我们投入翻译计划的核心动力之所在。
非洲与亚洲地区的构成虽然差异很大，但是又有许多经验与我们互通，借由彼此的相互参照，相信能开展出新的问题意识，相互揭示遮蔽掉的核心议题。特别是有幸透过曼达尼与去年离世的友人Sam Moyo接触到泛非思想团体「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简称CODESRIA），这个跨国平台四十多年间深耕出属于非洲的现代知识传统，造就了有前瞻性视野的分析，也形成了跨越国家的非洲区域内与跨洲比较研究的视野与能耐，在世界范围内是独具一格的知识社群，在许多方面比我们超前。希望借由把曼达尼的思想工作带入中文与亚洲的语境，让我们能够开始与非洲的思想界形成目前无法预测的互动关系。也期待在过去有远见的前辈们已经开启「第三世界」的道路上，会有更多有心的朋友们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开展与亚非拉地区的知识连带。
作为初步对于非洲思想界的译介，本读本翻译了曼达尼的五篇文章与一篇访谈，这些文章的论据立足非洲而所触及的议题──国家民族主义与民众运动、人权／和解、移住民的殖民主义、大学的去殖民等──对中文世界并不完全陌生，可以建立起来理解非洲状况的衔接点，或许可以激发我们自身语境的讨论，工作团队也特别制作的访谈希望有助于了解作者的生命轨迹与其所处大历史之间的勾连，期待在未来能够陆续以读本与专着翻译，让读者能够对非洲当代思想有更为进一步的认识。
二、曼达尼的思想及其时代
曼达尼是非洲当代主要的思想家，1946生于印度裔穆斯林第三代移民家庭，成长于殖民时期的乌干达。少年时期亲身体验英国殖民体制的种族隔离状态，受到民族主义反帝运动的洗礼。1962年乌干达独立，在全球冷战的竞争中美国政府提供了二十个奖学金的名额作为贺礼，曼达尼因为成绩优异，次年被选派至匹兹堡大学学习工程，碰上全美六〇年代的学运热潮，开始卷入政治活动，因而转系攻读政治学，参与民权运动。1967年毕业后进入塔虎托大学的Fletcher学院攻读政经发展与法律外交，1969年取得硕士学位，进入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班就读，学习期间完成第一本着作《人口控制的迷思：一个印度村子里的家庭、阶级与种姓制度》（The Myth of Population Control: Family, Class and Caste in an Indian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2），该书以印度农村的经验为论证的基础，指出第三世界控制生育人口政策的失败，不能孤立的以老百姓非理性的态度来解释，而在于整体社会条件的恶劣，要能改变更为宽广的贫困、阶级、种性等结构性问题，才可能改变农民的态度。
1972年他回到坎帕拉（Kampala，乌干达首府）在马凯雷雷（Makerere）大学担任助理，同时进行博士论文田野研究。此时碰上军事强人阿敏（Idi Amin）政权的「排亚」政策，因印裔身分流亡伦敦，滞留难民营期间完成第二本的专书《从公民到难民：乌干达亚裔赴英记》（From Citizen to Refugee: Uganda Asians come to Britain, London: Francis Pinter Ltd., 1973），这本文情并茂的报告记录、分析印度移民成为代罪羔羊的政经、精神困境。1973年在友人安排下回到东非坦桑尼亚德雷沙兰（Dar es Salaam）大学任教，开始了尔后四十多年的教学研究生涯。1974年完成博士论文，《乌干达的政治与阶级形成》（Politics and Class Formation in Ugand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这本专论成为理解乌干达现代史，特别是五〇至七〇年代转化的重要着作，展现了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底，也奠定了他日后其他着作将分析对象历史化、理论化的基本思维方式。德雷沙兰大学时期，对这位年轻老师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养成阶段，那是个思想喷发的年代，坦尚尼亚1964年独立建国，领导人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毛泽东农业集体化的影响，主导着国家各个层面的发展，校园里也出现各式各样的小型读书会，讨论《资本论》、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农业问题、乌干达的政治社会等等，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的思想在此时成为看待非洲问题的主要的理论资源。也是在七〇年代中后期，曼达尼与刚刚成立不久的跨国民间团体CODESRIA发生了延续至今的关系，他的泛非主义信念在这个团体的运作中找到了知识的归属，日后发展出以非洲作为整体进行分析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成员来自各地的组织，经过长期的相互学习、论辩逐渐培养出来的。
1980年阿敏政权被推翻后，曼达尼重返乌干达，任教于殖民时期就已成立的马凯雷雷大学的政治系，在此期间碰上内战（1981至1986），思想空间萎缩，而因为政府与北朝鲜关系良好，与友人成立了「乌朝友好协会」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工厂、村庄设立五十多个分支机构，组织读书会外，支持劳苦大众，也因此有机会在八〇年代初期经北京访问平壤。《乌干达的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Imperialism and Fascism in Uganda,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84）一书的前身，就是为铁路工人所写的读书会教材，它解剖了阿敏体制内外关系中形成的基本性质，以「新殖民主义」概念串联内部的法西斯与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本着作所形成的分析架构，不仅对认识乌干达的政体留下了当时的思考，对战后第三世界各地出现的强人威权体制的理解，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启发（蒋介石、朴正熙、李光耀、苏哈托等）：在全球冷战美苏对峙的格局中，新兴独立国家体质虚弱、资源短缺但又百废待举，内部多种政治势力的竞逐，提供了国际强权介入的温床，新殖民主义以代理人的方式与在地军事强人结合，以经援、军援进行遥控，延续了旧殖民帝国主义对于相对弱势地区的宰制与分化，这样的格局在亚非拉各地维持至今。1984年，因为批评总统奥博特（Milton Obote）的政策，他的公民权遭撤销，禁止入境，直到1986年政权垮台才得以返国。次年，亲身感受到在政局动盪中更要维持独立研究的重要性，透过与CODESRIA的合作，他推动建立了乌干达第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基础研究中心」（Center for Basic Research, 简称CBR），在政权深入大学体制的外部搭起自主的知识网络，试图将当地的政经社会基本研究与更为宽广的非洲视野连接起来。
1991年曼达尼与印度着名女导演奈尔（Mira Nair）成婚。虽然本身为印裔，非洲的身分认同是他主要的归属，这个婚姻深化了他与南亚大陆长期的关系。
在主持CBR期间（1987至1996），曼达尼扩大了对南部非洲大陆的研究，完成了经典作《公民与子民：当代非洲与晚期殖民主义的遗续》（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 Cape Town: David Philip; London: James Currey, 1996）。Citizen and Subject（暂译《公民与子民》）一书的极大成就是将非洲当成一个整体作为分析对象，试图解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权力结构在当代非洲是如何在历史的变动过程中组织起来？而其组织的方式又如何制约（分化）了民众抵抗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曼达尼提出了一个以历史为基地的政治理论，解释当前非洲的政治困境，核心的关键在于殖民史的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政治构造：表面上在独立建国中由黑人原住民取代了白人统治者，但是殖民体制中所构成的「分散化的极权体制」（decentralized despotism）的「间接统治」形式下，依据所谓习俗法（customary law）所塑造、切割出来的多重「原住民权力当局」（native authority），以部落（tribe）为单位进行治理，各自为政，这样切割分化的格局并没有在后殖民的状态中经过民主机制改造，反而成为冲突矛盾、利益争夺的来源。简单的说，殖民时期二分权力结构──白人移住民（settler）是公民，黑人原住民（native）是没有公民权的子民──在独立后被复制：少数统治族群（以都会为主）成为公民，原来就已经被切割成众多的部落（以农民为主体），依旧是子民，中央政权逐步由黑人取代，地方状态却是殖民时期所建构出来的部落内部极权主义继续操作，间接统治延续的结果造成部落之间的族群分化。《公民与子民》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架构，为他后来的几本具有高度介入性的着作奠定了基础，以非洲为整体的比较视野开创出新的学术思想方式。这种立足各地真实处境而又能跨越民族国家的分析方式，对亚洲的学术思想界会是极为重要的参考坐标。
1996年，曼达尼以AC Jordan教授的名义受聘于南非开普敦大学，主持非洲研究中心，成为非洲第一个非洲研究的讲座。校方请他规画全校学生必修的「非洲研究」的共同课程，有关奴隶与南非历史的部分，特别是在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是相当敏感的问题，遭到人文社会学科所中既有势力的质疑，引发公开辩论，聚集数百人围观。接着，曼达尼在讲座的就职演说，以〈移住民何时成为原住民？〉（“When Does Settler Become a Native?”）这个尖锐的话题作为讲题，激起各方关切。这个演讲中，他清楚的指出，native的概念是settler殖民政权所创造的产物，由于两者的共生性，所以必须同时被摧毁，除非能够转化成新的关系共生共存，setter是不会变成native的。在九〇年代中期，正当南非黑白种族隔离政策处于高度张力下的转变期，曼达尼在理论上的介入提供了思想上的出路，聚焦在大学体制，展现在课程结构与内容的层面上，其实正是至今依然存在的知识上的去殖民问题（后详）。在这场后来被称为「曼达尼事件」（Mamdani Affair）的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到曼达尼能够在面对周遭环境中出现庞大压力时，将逆势转化为知识上的公共论辩，杀出一条血路，开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思考，这种抗压精神能耐的养成，成为后来他思想上的特征，尔后的十年中，他陆续介入处理了更具争议、更为棘手的问题，包括卢安达的种族灭绝、九一一后的反恐战争、拯救苏丹达尔富尔（Darfur）的群众运动，一直到近来挑战帝国（主义）人权观，以及美国的移住民 殖民主义至今未能去殖民化，等重大议题。
1999年，曼达尼暂时离开了非洲大陆，受聘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出任赫伯特•雷曼讲座教授（Hebert Lehman Professor）。初到哥大期间，他完成了重要专着《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卢安达的殖民主义、原住民主义与种族灭绝》（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New York: Princeton UP;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 Cape Town: David Philip; London: James Currey, 2001）。这个研究计画肇因于1994年卢安达发生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惨剧，作为邻居的乌干达人，曼达尼试图解释20世纪末期会发生种族灭绝（genocide）的历史过程，并且寻求弥平冲突的解决之道。承袭了《公民与子民》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架构对于后殖民时期公民权危机的解析，《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更为深入的展开卢安达及区域历史的探究，追溯胡图（Hutu）与图西（Tutsi）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身分」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被国家机构所形塑，并且经过政治的变动中不断产生变化。原先在非洲大湖地区使用同一语言（Kinyarwanda）所统合的人群，在18、19世纪期间逐渐被分殊，到了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将乎图族建构成本土原住民，将图其族打造成外来者，以「种族」界定两者差异，至此种下日后冲突不断的政治根源，在1962年代独立后延续，跟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类似，以选举方式抢夺掌控资源的国家机器，往往成为族群动员的引爆点，三十年间冲突不断，最终于九〇年代导致不幸的全面性爆发，相互仇杀。这本研究种族灭绝的经典作，将人们无法理解、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彻底的历史化、理论化，并在分析后开始提出大方向的理论命题，他认为冲突对立的群体要在未来如果要能够共同生活的话，就必须重新界定正义（justice），不能继续被理解为胜利者（victor）的专属，而是所有生还者（survivor）所共有，能够透过协商、吸纳的民主机制，打破殖民体制留下的排他性，赋予所有住民同等的权利，才可能解决纷争。这本着作成为后来曼达尼继续深化种族矛盾问题探究的重要基础。
1999年开始执教于纽约的两年后，2001年碰上了九一一，曼达尼带着在非洲的养成──以知识介入政治社会，事件发生的一周后，他在纽约市的公共论坛中开始讨论要如何理解这个震惊全球的事件，一年半后完成了影响力最大的一本着作《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的根源》（Good Muslim, Bad Muslim: America, 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 NY: Patheon, 2004），出版后很快速的被翻译成七种语言。这本书将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摆放在全球冷战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解析透过将文化政治化，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的连接被打造出来。被特别是美国在越战的失败，美苏的对立关系中，在世界各地发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相互制衡，雷根政府积极支持恐怖组织，造成后来的祸害，在冷战的尖锐对立退潮后，伊斯兰被建构成对立的它者，依附美国意识形态的是好穆斯林，反之则被树立为要别打倒的对象。曼达尼在纽约期间以论辩方式介入公共议题，发挥了他冷静思考、以研究调查为基础的辩才，2008年被美国Foreign Policy与英国Prospect杂志共同评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二十位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前十名。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完成《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后，曼达尼往来于苏丹达尔富尔与纽约之间，最后出版了《救世主与生还者：达尔富尔、政治与反恐战争》（@Saviors and Survivors: Darfur, Politics, and the War on Terror@, NY: Patheon; Dakar: CODESRIA, 2009）。这本书更是直接以知识介入政治的表现，挑战了美国以纽约为中心上百万人参与横跨左右的「拯救达尔富尔运动」（Save Darfur Movement）。他的分析完整的暴露拯救运动不接地气，完全以美国自身的主观需求去投射达尔富尔的状况，以救世主（saviors）的心态将冲突矛盾武断的定位为种族灭绝（genocide），迫使美国国家机器介入苏丹内部矛盾，反而深化了对立，不只是对2003年前后近期的变化没有充分的把握，对于长期历史的脉络与冲突形成的条件与轨迹更没有理解。在历史上，以骆驼游牧为生的北达尔富尔群体，与以土地耕种为生的南达尔富尔人原来一直可以共存，到了英国殖民时期，20世纪前半部落化的政治过程中，土地政策逐渐将游牧群体与农耕群体区分开来，前者变成了移住民，后者成为了原住民，土地的所有与使用权为后者所有，至此种下冲突与危机。一九五〇年代苏丹独立，民族国家化开始出现了问题，没有土地的游牧群体与农民，为了各自的生存发生争执，特别是天候干旱时，游牧人要找寻出路向农地移动，在八〇年代后期三波矛盾中步步升高，「土地所有拥有权」（耕地部落）与「公民生存权」（游牧部落）之间的矛盾，以族群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准内战的冲突，但从来不是外部所理解的「种族灭绝」。曼达尼以分析、论辩为武器，一人单挑以国家为后盾的百万人群众运动，这个极具知识勇气的介入是以《公民与子民》为立论基础，是《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成型的方法与思路的延展与深化，进入达尔富尔的历史语境，从在地、国家、区域与全球的多层次进行剖析，展现了历史分析的解释力，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在于外部美国与联合国的军事介入，而是在苏丹国家内部与区域性非洲联盟合作建立起和谈机制，促使各方政治力量坐上谈判桌寻求和平解决。从《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到《救世主与生还者》，我们可以看到非洲一直是他分析的基地，但是所触及的问题已经是全球性的，或许（修正沟口雄三的讲法）可以称之为「以非洲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这个思路会在尔后的写作中延续下去。
在哥伦比亚大学十年全职任教期间（1999至2010），曼达尼继续与非洲保持紧密的关系，1999至2002年期间，他担任CODESRIA的主席，协助该组织完成过渡转型；2003年休假期间，他回到长期任教的马凯雷雷大学，组成研究团队开始了四年的研究调查，最后完成了《在市集中的学者：马凯雷雷大学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困境，1989-2005》（Scholars in the Market Place: The Dilemma of Neo-Liberal Reform at Makerere University, 1989-2005, Dakar: CODESRIA; Kampala: Fountain Press, 2007）。该书以马凯雷雷大学为分析焦点，凸显出世界银行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在所谓「结构性再调整」（structural readjustment）的整体方向下，改变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建设方案，以市场为导向，透过私有化与商品化的两种过程，彻底改变了非洲的高等教育，破坏了大学各个层面上作为公共机构的特性。对于非洲大学体制的分析，让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要如何使得批判性的知识生产能够在非洲延续生根，促使他2010年全职回到马凯雷雷大学任教，以参与实践来改变大学所面临的危机。他接掌马凯雷雷社会研究所（Makerer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理念是要建立起一个跨领域的博士班，提供社会理论、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化为基本的训练，培育立足非洲的批判学术人才，也因此非洲过去发生过知识上的辩论成为学生的必修课，但同时也将他在世界各地的学术关系带回非洲，让学生能够透建立起更为宽广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设计承袭着CODESRIA长期以来的知识积累，但补足了过去没有有意识的去培养高等研究人才的缺憾，透过博士班的建立使得泛非主义的分析视野能够得到继承，同时能与世界各地形成对话关系。期待他的努力能够在下一代学子身上开花结果。
除了以上提及颇具影响力的十本专书着作外，曼达尼有六本编着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并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与接受媒体访问评论公共事务。他最近期的着作《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政治身分》（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 Harvard U, 2012）是在哈佛大学纪念W. E. B. Du Bois的系列讲座，可以说是将他过去对现代非洲（殖民）政体研究的理论性总结。此书将「间接统治」思想形成的源头追溯到19世纪到20世纪的过程中，英国在印度、马来亚，以及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出现统治危机的调适方案，在20世纪移植到非洲大陆；其基本的理论已经不再是过去老帝国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而是「界而治之」（define and rule）：将被统治的原住民分割成不同的人群后，进一步积极的去界定、定义、恢复、保留、规画他们的传统与文化，透过法律制度、政治机构，更为主动地去塑造不同的原住民主体性；换句话说，「原住民」、「部落」、「移住民」等都是殖民时期的历史产物，之前人们处于相对自然状态的文化与经济生活中，没有明确的分类系统，也没有清楚的边界，在殖民体制的现代国家到来后，经过统治机器主动的政治过程纳入了治理方案；也就是在特定的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中，身分认同被政治化、固化，透过行政、法律的实际运作，部落边界被建立起来，从而回头去挖掘、打造它的传统，规范原住民的行为举止与生活方式，所以原住民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结果。正是在殖民统治的历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识成为治理的依据，而殖民学术却也造成深远的影响，在独立建国后国族史的自我的认识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如何从已经构成的政治体制与历史认识中解放出来，成为至今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拆解殖民史观，如何打破间接统治的格局，重建政治、法律机构是非洲大陆漫长的努力方向。
三、去殖民问题意识的展开
在以上简捷的叙述中，我们以曼达尼生存环境的变化为主轴，以评介他丰富着作为辅助，试图为读者勾勒出他学术思想上表现出的关切，以下的讨论集中在本读本收录翻译的几篇重要论文，已出版的时序进行摘要性的阅读，提供读者参考。
整体而言，本书以《世界的去殖民》(Decolonizing the World)为题，足以标示曼达尼思想的动力之所在：当前世界是遭受殖民帝国主义历史袭卷的产物，必须要彻底瓦解殖民过程在精神、物质、知识、法律制度、机构形式、政经体制各个层面所造成或是遗留的祸害，重新挖掘更为落地的多重思想资源才能从，才可能走向以异质、差异为前提，真正开放、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多元共存和平的世界。
民众运动的挫败肇因于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
〈非洲当代的国家与公民社会：重新理解国家民族主义的诞生与民众运动的挫败〉是MM八0年代末、九0年代初期的重要论文，批判性的追溯非洲四0年代崛起的民众（反殖民）运动如何因为独立建国导向、由国家所主导的民族主义而遭到重挫，后果遗留至今。他以他所熟悉的乌干达历史为分析界面，开始拉出非洲的普遍性状态，对于其它对三世界地区重新思考民主主义独立运动与民众运动之间的巨大张力，具有对照与启发意义。
「移住民」何时成为「原住民」？
前一节中已经触及〈移住民何时成为原住民？〉一文是曼达尼在1998年南非引发论辩的写作脉络。「移住民」与「原住民」是曼达尼极为关键的分析语汇，在中文世界中既有的翻译系统中还没有形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共识，有义务跟读者交代棘手的翻译问题，特别是对非洲历史经验不够熟悉的情况下，加深了精准理解的困难度。这里试图透过翻译问题，进一步把握作者特定的含义。很明显对曼达尼的思想体系而言，这组语汇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又不是自然存在的给定，在非洲的语境中，历史的与理论的来看，settler的出现才创造了native的政治身分，native所指称的是settler来到以前原先就住在这里的人群，在此意义下不同群体的「原住民」（native）之间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并没有清楚的区分与生活的边界，而是settler的殖民政权在统治过程中开始对原住民进行分类、界定、研究发明不同部族、部落的文化传统，部落的区隔有些是原先已经存在的，有些是为了行政治理上的便利而有高度的任意性，在法律上透过「习惯法」（customary law）的程序，交由「原住民权力当局」（native authority）执行，在这样的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打造、模塑、固化特定原群体先前界限模煳且具有弹性的身分认同。
在进入原住民居住地的过程中，殖民者引入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移民群体，逐渐在殖民地定居，进行垦殖、开发、为殖民母国提供需要的物资，其中包括农民、投资农业的资本家，也包括来自其他殖民地经营小生意的商人（如亚裔来自印度的群体，或是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人），后者的身分位置不能等同于欧洲殖民者，但也得依附于殖民当局才能生存，所以被视为外来的settler。因为settler在人种、阶级，乃至于迁徙动力上的多元复杂性，与殖民者有身分重叠的部分，但又不能划等号，所以在分析的层次上，相对于原先居住在当地的「原住民」，我们决定把settler暂时译为「移住民」，传达这种人群后来是住下来的人，经由长期移入定居下来的过程。
无论如何，settler v.s. native的这组关系还是得具体脉络化理解，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语境中权力关系是变动的，也许作为分析性的政治概念，特别是底层的人群来，他们未必是强势者，殖民时期的特权是跟着体制而来，后殖民时期也有很多被独立政权踩在脚下。
非洲经验中这组关系里有很强的「人种化」（racialization）问题，特别是黑白问题，同时如亚裔的印度人、卢安达的图西人也被人种化，被当成是中间阶层，不被当成native，在独立后成为抢夺国家政权、资源时的被斗争对象。规范性的来看，曼达尼认为唯一能解套的方式，是把所有的「住民」（residents）都能一视同仁赋予公民的权利，否则冲突会继续。卢安达九〇年代屠杀是殖民时期问题的延续，是负面的结果，而南非的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状态是透过高度相互让步、政治协商的结果，是正面的可能。
其实另外一组相对清晰的概念就是colonizer vs. colonized（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而为什么用settler vs. native，正是因为独立后或是后殖民状态中，这组住民关系更能捕捉更为长远的历史关系与变动，不会因为殖民主义在殖民地形式上的结束而失去分析的效力。
同样，native authority是译文中经常出现的语汇，authority在中文系统中接近的语汇是「当局」（「官方」），指称的是地方上以「部落」为间接统治单位的原住民权力机构，译成「原住民权力当局」似乎更清楚些。
致于在台湾与华文世界里，移住民与原住民的分析语汇能够带来什么样相对应的问题意识，虽然不可预测，我们估计这是相当具有爆发性的问题，透过外在的参照体系（非洲经验）能够「客观化」情绪性的讨论，如明清时代来台的汉人移民是否是「移住民」？「原住民」是什么时代的建构，是明、清还是日据时代的殖民政府的政治建构？二战结束前来台的汉人在1949年的当下是否都该被视为「原住民」？国民党是「移住民」殖民政权吗？那么2000年上台的民进党政权（甚至于更早的李登辉政权），相对于「原住民族」也是移住民殖民政权吗？从「原住民族」的立场来分析，要开创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才算是脱离「殖民统治」？中国大陆以少数民族来定位汉人以外的群体，历史的来看，明清时期如何定位在台湾的原住民族？当代出现大陆以「少数民族」与台湾以「原住民族」的差异定位相对于汉人的群体，意味着什么？等等。在进入论辩前，需要更多对应于非洲经验在地的历史研究与理论性的思考，期待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激盪出新的想法。
挑战帝国（主义）人权论
〈超越纽伦堡：南非后种族隔离转型的历史意义〉是一篇介入性很强的论文，以南非九〇年代的政治协商经验为基础，挑战了当代人权运动与论述的基本依据──纽伦堡大审。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指出，以处理国际争端而形成的纽伦堡模式，对于思考内战性国内争端的问题有很大的侷限，要让内战结束能够继续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当中，必须是以未来的共存为目标，不能只是对于过去的暴力犯罪进行制裁，不仅南非，乌干达、卢安达、莫三比克，乃至于台湾的二二八、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印尼的1965至1966年对印共的大屠杀，马共的长期武装斗争等，都是内战型的冲突，不能以简单的胜／败逻辑解决过去的冲突。如何从存活者的角度，透过大规模的政治协商、妥协，查明真相、抚平伤口才是解决之道，所以是以政治过程为基础来进行法律的诉讼、赔偿等。然而，南非CODESA模式不仅可以用来思索国内问题，对于国际纷争中牵扯到的人权问题讨论一样有启发，一方面要将暴力、犯罪脉络化（而不是简单的进行道德判断），找出形成问题的历史条件，另一方面针对问题在牵扯到国家的内部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用外力介入）。理论与方法上，它以倖存者的范畴去包容过去的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受惠者。如果当初纽伦堡是以生还幸存者的正义来思考，就会是长远的未来导向，当时就会开始设法阻止长崎、广岛延续至今的核武竞赛，或是以和平共处的目标推动和解，也就不会造成犹太人流亡海外，导致以色列为了建国强势入侵巴勒斯坦，至今没法解决冲突矛盾。用曼达尼的话来说，就是与其对死者报复，不如生还者有再次的机会。
以惯用的思考方式将讨论对象历史脉络化，曼达尼指出纽伦堡（与其相关的东京）大审的诞生是二次大战战胜国之间论辩要如何制裁战败的纳粹德国的结果，最后决定以法庭的形式进行审判，建立起「战胜者的正义」（victor’s justice）的基本模型，从战胜者的观点理解受害者的正义（victim’s justice），它把惩罚的对象落实到战败要负起战争责任的个人身上（如希特勒、明仁天皇所带领的主要将领），在胜／败、受害／加害的框架下，不但不会追究战胜者具有毁灭性的攻击（杜鲁门对长崎、广岛所投下的原子弹），也为寻求族群与民族冲突的和解，导致尔后大量犹太人从欧洲流亡海外。简单的说，纽伦堡大审是国际政治的产物，不是孤立的法律判决，但是所形成的模型与思考逻辑造成日后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国际人权论述，强调个人层面犯罪责任的制裁（体现在至今的国际刑事法庭）。
相对纽伦堡模式，曼达尼提出南非经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南非九〇年代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简称TRC）时，他把争议放置在更大的政治环境中来理解，视TRC为民主南非大会（Convention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n，简称CODESA）的一个环节，它存在的动力是在打破种族隔离体制，纳入各方（包括过去非法的）政治势力，透过协商、讨论、妥协的机制，将立场全然不同的敌人化为政治竞争者，重点不再是惩治与处罚，而是指向如何创造条件，让所有人在未来能够平等的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政治体制当中，所以不是排除而是包容性的；要能达到这个目的，焦点就必须在调查真相的同时走向宽容谅解（forgiveness），也正是TRC的基本宽容逻辑，取代了纽伦堡的惩罚逻辑，而前提就是以政治正义取代法律上的刑事正义，以倖存者的正义取代战胜者－受害者的正义，以未来的和解取代对过去的惩治。是在艰苦而又漫长的政治协商中（1991至1994），CODESA走出了长期种族隔离的状态，创造了新的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这正是南非经验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黑人原住民群体能够克服内部立场的差异，不以赶走白人移住民为目的，白人政权也愿意创造出公平竞争的条件，和平过渡，以民主方式进行政权移转。
整体而言，本文对于当代人权论述的挑战在于，道德判断必须能够建立在充分解释冲突矛盾形成的历史纵深的分析之上，才能在长远进行改革、调整或是和解，否则简单、平面的道德制裁不仅可能沦为高调，就是制造外在势力介入内部纷争的机会却又不必为长远的未来承担政治责任，虽然可能动机良好却成为帝国人权的权力操作。
美国的移住民殖民主义状态
在〈移住民殖民主义之今昔〉一文中，重新将美国摆放到世界最早的移住民殖民主义的历史位置，提出的核心挑战性论点是：美国没有历经去殖民的（自省）过程，不仅导致对于其自我认识的偏颇，也造成以其实践为参考的殖民模式闪过检讨的契机，后患遗留至今。简单的说：今天的美国依然处于移住民殖民主义状态。
曼达尼带着他过去面对非洲经验下开展出来的settler v.s. native的问题意识探究美国史，惊人的发现到：在非洲大陆，无论是殖民或是后独立时期，所谓原住民的理论与政治位置一直处于舞台的核心与settler对峙，而当代美国思想史主导性的叙述中不是「原住民」没有位置，就是将原住民问题悬置，效果更是以settler的观点在建构历史，也就导致没有对于身为世界第一个settler殖民主义进行反省，白人剥去了settler的身分，很理所当然的成为美洲大陆的主人。但是如果把欧洲settler对原住民殖民的问题摆在美国史的核心，就会对美化过的历史进行从根的质疑。从原住民的视角来看，许多光辉事件都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如「美国大革命」并不是革命而只是谋反，是建筑在对原住民的欺压的前提上；美国一项声称的平等与反殖民的自我定位，也不过是建立在对原住民与非洲裔黑人的不平等与对原住民族的殖民主义前提下所进行的种族灭绝。
历史的来看，白人settler与原住民的政治关系是不断变动的，最初对于原住民部落承诺的妥协方案是：只要原住民能「安分守己」，就可以在共同的国家结构中让原住民在国会中有席位来自我代言，到了1830年杰克森总统「排印」方案的出现，承诺成为谎言，同时开启密西西比河以东对印第安人族群的清洗的大规模攻势，「种族灭绝与限制（活动范围）」（genocide and confinement）成为此时的基本国策；到了1844年七万印地安人流离失所，最后仅数千人存活。下一波的暴力始于1850年加州加入联邦之后，开始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后来提出解决问题的两国方案，以密西西比河东西划界，东边白人统治，西边为印第安国。但是在一八六〇年代内战后，两国方案的承诺再次毁灭，最终以建立印地安「保留区」收场。亦即，从印第安原住民立场来看，他们的命运历经一连串承诺的幻灭，一波波种族灭绝。
这个世界最早的保留区与英国殖民主义间接统治的部落主义分享着共同的政治机制，保留区／部落内酋长集权力于一身（native authority），以所谓习惯法进行治理；同时实质通行证体制（pass system），后者源自于美国南方垦殖区（plantation）对黑人的管理，进出需要获准，成为日后许多重要案例参考学习的对象。1910年南非从英国独立出来，白人settler政权特别派团赴美考察，学习土地问题的处理，结果参考美国模式于1913年立法，将大部份87%土地划给白人，13%留给原住民，也就是印第安人的保留区模式，沿袭的统治方式正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原型；但是直到今天人们不用种族隔离来认识印地安保留区，也不会认识到种族隔离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政府。一九四〇年代纳粹集中营的想法，就是受到八十年前林肯总统任内安置印第安人保留区的启发，以监禁的方式将犹太人集中管理。总之，放在殖民史的脉络中来看，美国是settler殖民主义统治技术的先驱，原住民保留区的种族隔离是它的发明。
换句话说，如果非洲大陆在二战后独立的风潮中击败了欧洲人settler殖民主义，迫使政权移转，虽然至今还在面对遗留下来难以处理的去殖民问题，那么美国的settler殖民主义依然长存；如果说典型的移住民殖民主义在加拿大、纽西兰、澳洲、南非等地都被迫对原住民问题进行反思，那么美国经验到今天都还没有开启全面性去殖民的省思工程。而重新开启这样的讨论，就是对美国在世界史的位置重新评估，如果它的殖民主义还在进行，就意味着未来全球性的政治任务必然要向终结美国殖民主义推进。其中的的一步就是要对它自身的历史叙述重新认识，因为settler殖民主义的问题并没有成为历史的过去。曼达尼引用印第安法律专家的认知方式指出，印第安人之于美国，就像犹太人之于德国，以及巴勒斯坦人之于以色列一样，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念是否能持续，就看这些面临恶运群体最终的命运而决定。
重新开启对美国settler殖民主义的讨论，是在质疑一个被过度美化的美国，更重要的是对美国民主被压抑掉的前提的重新认识，当一个国家成立的前提是在对原住民族的灭绝时，它必须能正视立国的历史，不仅是要还印第安人历史的公道，如此一来也才更有条件想像巴勒斯坦解放的来到。
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经过冷战的对抗，代理人（proxy）的战略（日本、台湾、南韩）扶植起各地亲美反共的政治实力，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成为区域性的太上皇。半个世纪来，美国几乎与自由、民主划上等号，被彻底美化，就连大规模的在亚太军事行动都被视为是在捍卫世界和平。同样的代理人战役（自由主义）跟在上述资本主义区块类近，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美国梦成为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依託，政治势力中暗暗崇拜美式生活方式与民主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如何重新认识美国至今的移住民殖民主义的性质，成为当前批判性思想界的首要任务。
我们大学体制的去殖民还没发生？
〈在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之间：去殖民与非洲高等教育在独立后的一些尝试〉一文，是曼达尼2015年4月于「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中发表的新作，试图聚焦以大学为知识生产枢纽的去殖民问题，所触碰的相当真实、尖锐而又困难的议题，在中文地区、亚洲，乃至于世界范围内，都闻到蠢蠢欲动的苗头，但讨论又尚未充分展开。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以欧洲经验为基础建立的大学体制，及其相应的知识生产机制与庞大的内容，透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战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多重结构性力量，在世界个角落全面扩散开来，相当有效的改变了各地原有的思维模式与对自身与世界的认识，使得知识生产越发有同质与单一的倾向。无论是强加的殖民化或是自保式的自我殖民化历程，所搭建起来的大学体制今天都面临迫切的反思，虽然能够反省的条件与深度各地差异很大，非洲战后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镜，让我们能逐渐提出立足我们自身历史经验的问题。
曼达尼的分析指出，现代大学的基本模型是以学科分类为基础的机构，这个设有围墙与门禁的社区空间里的三群组成分子是行政人员、学术人员与学生，1810年设计出来的柏林大学是滥觞，它的诞生是德国被法国击败之后，在尔后的一个世纪中大学的形式与欧洲启蒙时代所养成的知识传统，扩散到欧洲与世界各地。而人文社会学科的出现在大学分科内当然受到自然科学的制约（以普遍主义为标准规范），但是以「人」（human）为中心范畴的学问是从欧洲内部文艺复兴以来对于基督教教会的回应与反动，同时在对外征服与扩张中，扮演着文明教化的角色，因此，所谓的「人」其实所指的是以欧洲人为代表，被殖民的是次人类（sub-human），尚未文明开化。这个内外的双重性于是带来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在普遍的层面上，认为社会学科声称人文（humanity）的单一性，它的基础就是欧洲特殊的经验，搭配科学主义与演化论的线性史观，以欧洲丈量其它地方，否认了多元经验与视角，构成了后来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推销到殖民地。以欧洲独特历史经验来置换同一的「人」，这样的前提，包括以此开展出来的学科分类，以及大学的机构形式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是否能够在其它地区适用，成为去殖民必须要面对的认识论议题。（举例来说，启蒙传统的欧洲人文学科有很强的从宗教脱离出来的背景，所发展出来的学问与宗教之间有强烈的制约关系，显性或隐性地牵引着知识的内容与形式，而这样的背景在东亚地区并不存在。）
非洲的前现代有其自身知识生产的机构，而现代意义下的大学始于殖民时期，早期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殖民大学的任务在于文明教化，北部非洲如历史悠久的埃及艾资哈尔（Al Azhar）大学被现代化成为西方意象下的大学，南部非洲如开普敦（Cape Town）大学与金山（Witwatersrand）大学则是殖民者直接建立的机构。到了19世纪中叶特别是1857年印度的大谋反之后，让英国殖民者体会到高等教育会带来统治上的困恼，于是对于殖民地大学的设置多有保留，以致于20世纪在中部、东部非洲所设立的大学都相对谨慎，以服务于殖民统治为依归。因此，大部分的大学都是独立后民族主义的产物，例如奈及利亚1961独立前只有一所大学，尔后三十年间建立了三十所大学。整体而言，民族主义的国家体制作为大学的催生者，除了将其视为现代化工程的一环，同时是人才培育的温床，为了在国家与社会的各个层次上能够快速培养出本土精英取代白人殖民时期所盘踞的工作岗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独立后去殖民的改革逐渐展开，体现在最早一波以「非洲化」（Africanization）的诉求出现，对大学机构争取工作与受教资源的机会，也就是相关人员（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以黑人取代白人，或是争取增加非洲人的比例，来消除殖民时期人种上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在实际的论辩中出现的是「权利」（right）与「正义」（justice）两种话语的对峙，原先种族歧视下的获利者以平等权利的诉求来自保，受害者则以人种正义来争取现状的改变。这个形式的论辩与斗争在白人主导的殖民大学中展开，从六〇年代就出现在东部非洲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到九〇年代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如开普敦大学，但是实际的问题还没有到激烈的地步。
有关大学机构形式最为剧烈的论辩集中在学科与其相关的整体课程规画问题，因为人种的对立，在白人大学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人文社会学科的内容、对象与知识传统是以白人为中心的欧洲，这整套教育与非洲自身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无关，正统学科于是成为研究欧洲人的学问，就连跨学科的非洲研究也是建筑在欧洲的视角上。「非洲化」的唿声当然不会只停留在人员的更替，必然会体现在教学内容上的非洲化。六〇年代以坦桑尼亚的德雷沙兰大学为核心展开，针对整体的课程规画与以学科为基础的所系行政组织进行论辩，激进派要求全面性的改革，取消学科为基础的所系建制、重整课程，居于主流的温和派赞成课程改革但是主张维持既有学科，保守派则拒绝任何大幅度的变动。结果，因应国家状况需要，推动成立了六〇年代以后风行的跨学科「发展研究」学程，造成很大的争议，不但不受学生的欢迎，在纷扰的争论中近半数教员愤而离职。机构的重整方面，成立了发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对全校各领域教授跨学科必修课程，而人文社会学院则以自己的师资开设核心必修、选修课程，内容以东非社会、历史与政治为主，二、三年级则以科技及发展规画为重点（这个部分近似于东亚地区的「国学」部门）。配合着课程的改革，年轻老师们也在校园推动小规模的读书会，在七〇年代形成另类知识的热潮。相对于德雷沙兰经验，九〇年代开普敦大学的论辩与改革是发生在南非后种族隔离知识转化的语境中，根本的对立反映在学科与区域研究上，前者探究的是白人被视为普遍性人类的经验，而后者被视为有色人种的特殊族群经验，那么面对新的政治情势与历史条件，大学要如何调整？设置全校共同必修的非洲研究课程，能够解决面临的困境吗？
无论是六〇年代东非或是九〇年代南非的论辩中不断出现的张力在于大学的定位，是要培养追求普遍性知识的「学者」，还是回馈自身所处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现在耳熟能详熟悉的「学术卓越」与「社会关联」这组抽象的对立概念。一旦坐落在具体的语境中就成为一组对抗的暗语，追逐学术卓越在南非大学意味着维护种族隔离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而诉诸社会关联性则是在挑战排他的种族歧视。但是，如果将去殖民问题放在认识论的层次思考时，殖民时期的存在的张力──学者生产理论，公共知识分子应用理论，在去殖民的状况中已经不再是从外部输入理论的时代，得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状况进行历史化与理论化的工作，今天知识工作者必须兼具过去两种不同的「分工」。特别是在今天新自由主义当道的语境中，在非洲大陆世界银行等国际资金透过学校、智库等机构，将知识生产收编（收拢）到官方的议程当中，彻底改变学者与知识分子的位置，此时的知识生产者不但要对官方政策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同时要将另类提案揭示在民众面前，让公共政策的决定能够进入民主讨论的过程，任务较以往越发艰鉅。
曼达尼对于大学知识生产的讨论让我们体会到去殖民工作在认识论层面的迫切性，它不仅关乎当前整体知识体系建立的前提，学科分类体系移植的适切性与正当性，更关乎实践层面上机构运作的调整，特别是已经通行一两个世纪搭建起来的机构建制要如何松动，找到新的可能性，它的前提在于打破单一形式的迷思，拒绝被绑架到全球大学评比的规格化丈量标准当中，走向更为多元、更为贴近各个地区长期积累的优势，创造另类知识方式得以存活的有善条件。但是大学体制不是孤立的存在，是政经、社会变动的一个环节，每个地方在前近代既有的与后来所建立起来交织形成现代知识传统的条件差异很大，反思的契机与建立另类可行方案的条件都不容易把握，这方面的思想工作艰难但又没有退路。
在上述思索的语境下，我们知道大学的去殖民问题，特别在第三世界，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展开论辩的问题，它不只是思想问题，更关乎长期已经形成的机构、体制，关乎人员的工作保障与家庭生计，关乎最难以撼动早已养成的学科信仰与忠诚，关乎资源分配，方方面面难以说尽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都认识到，任何地方有人存在的社会要继续走下去，知识都扮演着无法泯灭的关键位置，那么就必须要敢于面对、批判、论辩、调整整体的思想状况，否则路越走越窄，越发没有希望。期待非洲经验能够触发有志者共同的思考，搭配未来社会变动条件的出现找到出路。
陈光兴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瞬间就抓住了我的眼球。我一直对后殖民主义及其对全球文化、政治和身份认同的影响深感兴趣，而曼达尼的名字，更是代表了这一领域的重要声音。我尤其关注“瓦解”这个词，它似乎暗示了一种主动的、甚至是激进的颠覆过程，而非被动的衰败。殖民主义的遗产，绝不仅仅是领土的划分和资源的掠夺，它更是一种深植于文化和思想层面的压迫，它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在不自觉中遵循着被殖民者的逻辑。曼达尼的视角，作为一位非洲思想家，无疑会带来一种独特的、往往被西方中心论所忽视的洞见。我期待这本书能深入探讨殖民主义如何在非洲建立起一种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例如“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以及这种结构如何延续至今，并成为阻碍非洲大陆自主发展的因素。同时，我也希望能够了解到曼达尼是如何理解非洲内部的多元性，以及如何在抵抗外部殖民的同时，处理好内部的差异和矛盾。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解读，更像是一次思想上的探险，去理解那些被压抑的声音，去揭示那些被遮蔽的真相，去寻找瓦解殖民遗毒的可能性。
评分《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力量，它让我联想到的是一场深刻的、具有颠覆性的思想革命。我一直对殖民主义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特别是对那些曾经被殖民的土地和人民所带来的持久影响，抱有强烈的探究欲望。曼达尼这位非洲思想家的名字，无疑为这本书增添了重要的分量和独特的视角。我尤其关注“瓦解”这个词，它暗示着一种主动的、具有批判性的解构过程，而非被动的历史演变。我希望能够在这本书中，深入理解曼达尼是如何分析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留下的复杂遗产，他会如何揭示殖民者如何通过文化、教育、经济等手段，在非洲构建起一套西方中心论的体系，并对非洲的自主发展造成阻碍。更重要的是，我期待看到曼达尼如何阐释非洲思想家们在后殖民时代，如何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如何重新确立非洲自身的历史叙事和文化主体性，以及如何为非洲大陆的真正解放和繁荣探索新的道路。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回顾，更是一次对全球权力结构和思想范式的深刻审视。
评分当我看到《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这个书名时，我的脑海里立刻涌现出无数关于殖民历史及其深远影响的画面。我一直对殖民主义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特别是对那些曾被殖民的地区，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求知欲。曼达尼的名字，更是将我的注意力引向了非洲思想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我尤其对“瓦解”这个词感到好奇。它是否意味着一种积极的、具有颠覆性的行动，旨在拆除殖民主义留下的种种壁垒和束缚？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剖析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留下的复杂遗产，它不仅仅是领土的划分和资源的掠夺，更是对非洲本土文化、社会结构，甚至是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刻改造。曼达尼的视角，作为一位身处其中的非洲思想家，必定能够带来一种不同于西方视角的光芒。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看到他对殖民主义如何通过教育、法律、语言等手段，在非洲构建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以及这种秩序如何延续至今，并对非洲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阻碍。更重要的是，我期待曼达尼能够阐释非洲思想家们是如何在这种背景下，努力找回失落的身份认同，重塑非洲的文化自信，并探索一条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本身就传达了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历史反思的意图。我一直以来都对后殖民理论及其对全球文化和政治格局的影响感到着迷，而曼达尼的名字，无疑是这一领域中一位不可忽视的思想巨擘。当我阅读到“瓦解殖民世界”这个表述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种主动的、甚至是充满力量的颠覆过程，而非仅仅是历史进程中的自然衰落。殖民主义的遗产，远非政治和经济上的剥削那么简单，它更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压迫，一种对被殖民者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的侵蚀。我非常期待曼达尼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剖析殖民主义是如何在非洲大陆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统治体系，这种体系不仅仅是外部的强力压制，更在于它如何深入到社会结构、教育体系，甚至是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同时，我也渴望了解，在“瓦解”殖民世界这一过程中，非洲思想家们，特别是曼达尼本人，是如何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他们又是如何努力重塑非洲的自我叙事，以及如何探索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发展和文化复兴的道路。这本书无疑将是一次思想的盛宴，一次对全球历史和权力运作的深刻洞察。
评分“瓦解殖民世界”——这个书名充满了力量感和历史的厚重感。当我看到它时，我立即联想到的是那些曾经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的土地，以及那些在殖民主义的阴影下，努力寻找自身出路的民族。曼达尼，这位非洲思想家的名字，更增添了这本书的深度和重要性。我之所以对这本书充满期待，是因为我认为殖民主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政治和经济剥削，它在文化、思想、身份认同等方方面面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本书的标题似乎预示着一种批判性的审视，一种对既有权力结构和思想模式的解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深入理解曼达尼是如何分析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留下的复杂遗产，他会如何揭示殖民者是如何通过语言、教育、宗教等方式，试图塑造被殖民者的思维方式，甚至内化他们的价值体系。更重要的是，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展现非洲思想家们如何在这种强大的外部影响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重新构建非洲的叙事，以及如何探索一条摆脱殖民思维束缚、走向真正自主和解放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更是一次对现代世界根源的深刻追问。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一经映入眼帘，便激起了我内心深处对殖民历史及其复杂遗留问题的强烈好奇。我长期以来对后殖民理论及其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所扮演的角色深感着迷。曼达尼作为一位重要的非洲思想家，他的视角无疑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光芒。书名中的“瓦解”一词，让我联想到的是一种主动的、甚至是富有挑战性的解构过程，而非仅仅是历史的自然消退。殖民主义的影响，绝非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它更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和文化渗透，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被殖民者的自我认知和社会结构。我非常期待曼达尼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源自非洲内部的洞见，去剖析殖民主义是如何在非洲大陆植根，又是如何通过教育、法律、语言等方式，构建起一套西方中心论的体系，从而对非洲的自主发展造成深远影响。同时，我也渴望了解，在“瓦解”殖民世界这一宏大命题下，非洲思想家们如何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又是如何努力重塑非洲的自我叙事，并探索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发展和文化复兴的道路。这本书无疑将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探索，一次对全球历史进程的重新审视。
评分当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殖民时期那些被强行改变的土地和人民。曼达尼这位非洲思想家，我想他必定是以一种极其深刻且充满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一切。这本书的题目“瓦解殖民世界”，让我联想到的是一种解构的过程，一种对过去强加的秩序和权力的釜底抽薪。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政治和经济的范畴，它深刻地塑造了被殖民者的文化、语言、教育体系，甚至思维方式。我特别好奇曼达尼是如何界定“瓦解”这个词的。它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反抗和挣脱，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伴随着痛苦和混乱的衰落过程？这本书是否会深入探讨殖民统治是如何在思想上构建一种等级秩序，并通过教育和文化输出，将殖民者的价值观灌输给被殖民者，从而制造出一种内在的“殖民性”？我期待曼达尼的论述能够清晰地揭示殖民主义留下的那些微妙而强大的束缚，以及非洲思想家们如何在这种语境下，努力找回自身的主体性，重塑民族认同，并探索一条真正属于非洲自身的发展道路。我深信，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非洲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权力、抵抗和自我解放的普世之作。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让我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其深刻的思想性和批判性。我一直以来都对后殖民主义思潮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深信理解当今世界，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必须深入审视殖民主义的遗留影响。曼达尼的名字，在我看来，代表着非洲思想界对这一议题的重要声音。书名中的“瓦解”，给我一种主动的、甚至是激进的解构感，这与我所理解的被动接受历史的走向截然不同。我非常期待曼达尼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剖析殖民主义如何在非洲大陆建立起一套看似“现代”实则充满不平等和剥削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更深入到文化、教育、语言甚至价值观念的方方面面。我希望能够在这本书中，看到他对殖民主义如何在非洲制造身份认同的割裂与混乱，以及如何在后殖民时代，非洲思想家们如何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努力重塑非洲的自我叙事，并为非洲大陆的真正解放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这无疑是一次挑战我固有认知、拓展思想边界的阅读之旅。
评分“瓦解殖民世界”——这个标题自带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它直击了我内心深处对殖民主义及其遗毒的长期关注。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则将这份关注引向了一个具体的、极具深度的思想源头。我一直深信，理解非洲的当下，离不开对殖民历史的深刻反思，而曼达尼无疑是这场反思的领军人物之一。我特别好奇，曼达尼是如何界定“瓦解”这个概念的。它是否意味着对殖民时期建立的政治边界、经济体系、甚至文化范式的彻底颠覆？抑或是，它是一种更为微妙而复杂的斗争，旨在揭示并 dismantling 那些在后殖民时代依然存在的、看似无形却无比强大的殖民性结构？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解析殖民主义如何通过教育、法律、语言等工具，在非洲大陆植入西方中心的价值观，从而导致了被殖民者在自我认知上的迷失和分裂。更重要的是，我希望看到曼达尼如何阐释非洲思想家们在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时，如何进行自我赋权，如何重新确立非洲自身的历史叙事和文化价值，以及如何探索一条真正摆脱后殖民依赖，实现自主发展的道路。这本书对我来说，将是一次对全球权力格局和思想史的深度探索，也是一次对被压迫者声音的重新倾听。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充满了力量，"瓦解殖民世界"——仅仅这六个字，就足以勾起我无数的想象。我一直在思考，殖民主义留下的印记究竟有多深远，它如何渗透到我们思想的肌理、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以及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尤其是在非洲大陆，这段历史的创伤和遗产，无疑是理解当下非洲大陆复杂现实的关键。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这个副标题，则让我看到了一个具体的、深入的视角。曼达尼的名字我之前有所耳闻，知道他是一位对后殖民理论、非洲政治和身份认同有着深刻洞察的思想家。我渴望通过这本书，去理解他如何剖析殖民主义的“瓦解”过程，这种瓦解是外部施加的强制性破碎，还是伴随着内部的反抗与重塑？他的理论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框架，去理解那些曾经被殖民的国家和民族，如何在后殖民时代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又如何对抗那些隐匿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殖民残余？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顾，更像是对当下全球权力格局、文化交流，乃至个人身份认同的一次深刻的审视。我期待这本书能带来一种挑战性的阅读体验，迫使我重新审视那些我习以为常的观念，去发现那些被殖民历史所遮蔽的真相，并最终理解“瓦解”的真正含义——它是摧毁，也是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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