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另一面：蒙敏生眼中的香港1950-1980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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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五十到八十年代英治香港的蒙敏生，以镜头捕捉香港各方面的社会面貌。他的摄影把那时代来自大陆的左派社会形态、香港底层社会市民的情感，以及沙龙摄影的艺术方式混合一起，具有另一种社会历史意义。

　　本书从蒙敏生拍摄超过十万张底片中，精选百多幅别具意义的香港写照及构图。他从纪实角度纪录香港历史，也透过自设场景及摆拍技巧，构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象。

本书特色

　　1.    精选2006年度国际摄影年展摄影师金奖──蒙敏生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百多幅别具意义的香港写照及构图。

　　2.    摄影师因为其左派特殊身分，拍摄的纪实照片有高度人民性，并反映了香港低下阶层的生活面貌及政治气候，取材方面有特色。

　　3.    摄影师自行设计及摆拍的造型照片，突显其革命情怀及前卫的拍摄风格，让读者看到香港的另一面。

名人推荐

　　「蒙敏生先生通过摄影而呈现出来的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面貌，在我看来是陌生的多于熟悉的。但通过那种陌生的感觉和因此而产生的距离和疏离感，又叫我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社会里，不同背景的市民生活在不同的生活世界里面。」──吕大乐，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社会研究讲座教授

　　「人在天堂，很难理解地狱。蒙敏生先生的作品就在两者间相望。凭一心热血和有点幼稚的憧憬，碰出些创意的火花。不忘受『迫害』的劳苦大众，也常抽空制造天堂的美女。」──刘博智，美国堪萨斯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摄影家

　　「蒙敏生的影像作品述说了『革命』和『生活』两种境地，这不是『革命 + 生活』，相反，革命有革命的逻辑，生活有生活的逻辑，照片里的人物被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困扰、争夺。蒙敏生必然肯定革命的正当、合理，但出于天性和阅历，他又不能忘情于那飘离在坚硬的革命之外的柔软的人性区域。」──姜纬，策展人、摄影批评家

　　「蒙敏生的摄影是上世纪香港摄影中的一个另类。他的摄影交织着那个时代来自中国大陆的左派社会意义形态，和香港底层社会的情感，以及沙龙摄影的艺术思维方式，是一个多义的影像文本。因此，他的摄影具有难能可贵的社会历史意义。」──鲍昆，策展人、摄影批评家

　　「香港是一个奇特之地，它不仅有一百年以上的殖民史，而且还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但出于各种原因，一般人对香港历史的这种特质缺乏了解。近三十年来，香港的意义越来越为国人所熟悉。特别是九七回归之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得以近距离地观察香港。不过，香港那深邃的一面仍然不为人知。现在，通过蒙敏生的影像，香港的这『另一面』开始呈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以蒙敏生漫长的摄影生涯和独特的左派经历，他所告诉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香港的繁华，还有香港的挣扎。从这个意义来说，蒙敏生的『香港』是不得不知道的。」──杨小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另辟蹊径：香港城市史的微观观察与社会肌理探寻 一、 殖民地末期的城市浮沉：权力的流动与日常的张力 本书聚焦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二战后至香港主权移交前夕的三十年间（约1950年至1980年代初）。这一阶段，香港经历了从战后萧条到经济腾飞的剧烈转型，其社会结构、空间布局和文化生态也随之发生深刻的重塑。我们跳脱出宏大的政治叙事和经济奇迹的光环，转而深入观察城市肌理的微观变化，探讨殖民政府的治理逻辑如何渗透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以及市民如何在这种结构性约束下，发展出独特的生存策略与社区韧性。 我们将着重分析战后移民潮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压力，尤其是底层社区（如徙置区、寮屋区）的形成与演变。这些非正规居住形态不仅是空间问题，更是社会阶层固化、资源分配不均的直接体现。通过对特定社区案例的深入田野调查（假设性地引入），本书试图还原那些在官方记录中往往被忽略的“边缘人”的生存图景。我们探讨“居有定所”的权利如何被重新定义，以及在物资匮乏和土地稀缺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建立的互助网络和非正式经济活动，如何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隐形支柱。 殖民期的法律体系与社会习俗之间的张力是本书的另一个核心议题。例如，战后初期香港的治安问题和黑帮文化的兴起，并非单纯的犯罪现象，而是对殖民权力真空和警队治理效能低下的集体反应。我们试图描绘一个“灰色地带”的社会图景，即法律的边界如何被模糊化，以及市民如何在法律的边缘地带进行协商、妥协与反抗。这种对日常生活权力运作的细致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香港独特的“实用主义”文化基因的形成过程。 二、 消费主义的萌芽与都市空间的重构 196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和外贸的蓬勃发展，香港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开始显著提高。本书将探讨消费主义如何在殖民地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作用下生根发芽，以及它如何重塑都市景观。我们将分析新兴的商业中心（如铜锣湾、旺角）如何从传统的街市转向现代百货公司和娱乐场所的聚集地，以及这种空间转型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 例如，对196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消费的考察，可以揭示社会阶层流动中的文化焦虑与身份认同的尝试。本土电影、音乐和杂志如何构建起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挑战着传统的儒家伦理和殖民者的审美标准。我们关注普通市民如何通过购买特定的商品（如进口电器、时尚服饰）来表达其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对现代性的向往，这种物质性的表达背后，隐藏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补偿心理。 此外，城市规划的介入也在此阶段成为塑造香港面貌的关键力量。从早期的公共房屋计划到后期的中产阶层住宅开发，城市的物理形态直接反映了政府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期望与限制。本书将分析城市规划如何无意识地加剧或缓解了社会隔离，例如，公屋与私人楼宇之间在资源配置上的差异，如何固化了代际的社会流动性。 三、 身份认同的流变：从“他者”到“地方人” 在1950至1980年代，香港人对于“自己是谁”的疑问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本书将深入探讨这一时期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与多重性。对于刚刚抵达香港的大陆移民而言，他们必须适应一个新的、高度功利化的社会环境，其“乡愁”与新生活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持续的拉扯。 与此同时，在本地出生的“香港二代”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自觉。他们既不完全认同传统中国文化，也无法融入殖民者的精英阶层。我们将考察这种“中间状态”如何催生出独特的本土文化表达，例如，粤语的社会地位变化，以及本土价值观念（如勤奋、务实、个人奋斗）的形成过程。这种身份的构建，本质上是对长期政治地位不确定性的一种内在心理调适。 我们还将审视教育体制在塑造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如何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一批具备中英双语能力、服务于殖民体系的行政人才，以及这种教育体系如何使得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受到限制。对学校生活片段的重构，有助于我们理解知识和语言是如何成为划分社会等级的工具。 四、 社团与非正式治理：日常秩序的维护者 香港的治理结构是正式的殖民政府与高度活跃的民间社会组织并存的局面。本书将重点分析华人社团、行业工会以及地区性的互助组织在维持社会稳定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非正式治理”机制，往往在政府资源无法有效覆盖的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将探讨例如同乡会、行会组织在处理劳资纠纷、提供社会保障网络（如红白喜事资助）方面的实际效能。这些组织不仅是身份的聚合点，更是资源再分配的微型平台。通过对特定行业（如码头工人、小贩）的组织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市民并非被动接受治理的对象，而是积极参与到自身生活秩序的构建中。这种民间力量的勃兴，也为日后香港社会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结语：未完成的现代性 本书试图构建一个多层次、多视角的香港社会图景，它并非一个经济奇迹的教科书式案例，而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张力和韧性的城市实验室。我们相信，理解1950至1980年代香港的社会肌理，需要我们放下对宏大叙事的迷恋，转而关注那些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限制中寻找可能性的普通人的经验与选择。这些经验，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香港的“另一面”。

作者简介

蒙敏生（1919-2007）

　　祖籍广东，上海出生，年轻时到香港谋生。五十年代在电影厂工作，由此开始他的摄影兴趣。蒙敏生一生在不同公司担任普通僱员，也开过快餐店。

　　这位业余摄影者视摄影为他的生活方式，除了不断记录香港低下阶层的生活面貌外，也在摄影棚里透过“观念摄影”手法，以表演、摆拍、置景、模仿等方式，拍摄他理想中的社会形象，充分表露他那份革命热情。

　　蒙敏生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拍下了超过十万张底片，当中涵盖了纪实与超现实的作品。他的艺术摄影是香港史的补遗，也隐隐透出他拍摄背后的前卫思想与理想主义。

　　2006年，蒙敏生在医院昏迷期间获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年度摄影师金奖。

颜文斗

　　中国摄影家、评论家及策展人。
 

代序  陌生的生活世界：香港的另一面  吕大乐
代序  走近蒙敏生  颜文斗

第一章  社会的断面
第二章  革命与浪漫
第三章  理想的造型
第四章  渔民与海洋
第五章  时尚下的传统
第六章  老幼的生活照
第七章  劳工生态
第八章  乡郊与市区

代跋  再见理想  颜长江

代序

陌生的生活世界：香港的另一面

　　儿时家住北角，住的是廉租屋，广义中的“政府楼”。大部分住户在五十年代后期迁入，属于小白领、“打工仔”的年轻家庭。不知是否跟一些自我挑选的因素有关，邨内属于“左派”（支持北京）人士并不多见。在我的印象之中，整个楼层就只有一户是明显地左倾。那个家庭很低调，基本上跟街坊没有甚么往来，连孩子也甚少参与走廊的活动。他们的客厅挂上毛主席的肖像，单就是这一点便引起一些邻居的注意。在北角邨里，这种“左派”住户似乎是少数。

　　由屋邨走到英皇道上的“华丰国货公司”和“商务印书馆”只需要步行五至七分钟。就是两个街口之隔，整个人口组合和气氛便截然不同了。在那里，“左派”是多数，而我们那些自以为与左右无涉的，则属于少数。

　　当然，就算当年只是在高小、初中阶段的我们，也会明白社会上还有一批（亲台湾的）“右派”。没有直接的接触，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而且也知道他们跟“左派”一样，自我构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羣体（但意识形态则是强烈对比）。

　　而我是足球迷，挺喜欢读本地报章的“波经”。于是，早上读《时报》，而偶尔有机会到“大球场”观看球赛，则会买一份《新晚报》。阅读“波经”之余，也会翻阅一下其他版面，印象是台湾说大陆不好，大陆说台湾不好。

　　香港的“左右”阵营

　　至于七十年代中期及以前的香港，这处殖民地也不见得是乐土。当时社会上正涌现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居民运动、公务员工会运动等等，当中不乏对殖民政府，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有强烈意见的团体。他们的那一种“左”，可以说是当时世界思潮中的左翼，跟上面提到亲北京的“左”，有所不同。社会抗争与社会运动的出现，给七十年代的香港社会带来了新的政治维度──过去香港的政治很大部分是国共之间的斗争的伸延，但逐渐在“左”与“右”的两大阵营以外，形成了新的政治空间和议程。对很多原来自觉或不自觉地避开国共的“左右”之争的市民来说，这个新的、建立在本地的政治议程，打开了新的可能性。而当中十分重要的影响有两点︰一是殖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由互不相干逐渐演变为互动；二是当市民开始对政府施政有所期望之后，这个新近形成的本地政治议程成为了社会主流的组成部分，而国共政治则逐渐退至边缘的位置。

　　在上述社会、政治环境的底下，于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很清楚知道表面上少谈政治、对政治并不热衷的香港社会，其实存在很实在的、相当有组织的政治阵营。“左”的和“右”的阵营不单止意识形态鲜明，而且其活动范围相当广泛，涵盖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出版、报刊到百货公司，由工会、宗亲社团到体育运动的俱乐部，还有电影、音乐、学校、企业等等，差不多是无所不包，想得到的都可以找到一点“左与右”的联系。这两大政治阵营自成两个“半独立自主”的社会系统（例如“左派”学校曾经不参与中学会考，自辟另一条升学渠道），跟殖民政府所搭建的主流制度保持距离。

　　有趣的是，尽管大家都意识到“左右”阵营的存在，但对外围人士而言，却总是觉得他们颇为神秘，难以知道究竟里面是甚么样的文化、价值、组织、生活。在六七暴动过后至1978年内地进行改革开放年间，“左派”更是变得低调、收藏。对像我这类所谓社会主流的市民而言，基本上既没有兴趣知道，更不会主动发现究竟“左派”是甚么回事。简而言之，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甚至在大部分时间没有甚么重叠。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价值观、世界观、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如果不是全部）刚好跟主流倒转过来（毕竟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作为主流社会的反面，究竟这个“左派”系统是甚么东东（例如：进步的生活如何有别于殖民地和资本主义制度底下的普罗大众生活呢？），从来不作深究。

　　熟悉环境下的陌生感

　　所以，我必须承认，当看见蒙敏生先生的《社会的另一面：蒙敏生眼中的香港1950-1980》时，第一个感觉是十分陌生。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份陌生的感觉，令我对这本摄影集内的照片充满好奇。

　　这本摄影集的照片取材甚广，在城市面貌和郊野风景方面，我的感觉是熟悉的。我不懂摄影，不敢多谈。直觉上觉得这类照片也有一点沙龙的味道，跟其他本地摄影师的作品有相似的地方。可是，再翻一下，则可以看到蒙先生观察香港时很不同的角度。首先，是他对劳动和劳动者的重视（他自己选择了矿工的造型）。第二，而且是更为突出的，是他的“红色”选题。这里包括两大类︰一种是人物、景物、活动的背景，这包括国庆活动、爱国团体郊游、游艺会、学校的运动会等。由不经意的革命挥春到背景所见的革命标语和简体字，似乎都在提醒我︰当年“左派”社区及其活动范围，可能远超我想像的大；如果他们是少数（明显地，需要认真的重新估算），也应该是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少数。第二种是影室的模拟革命场面和人物。

　　这种革命造型摄影充分反映出蒙先生对革命的想像。模拟的场面和人物，不单止有无产阶级劳动者、戏剧中的样板造型、国内的革命人民面貌，还有装扮为非洲革命军、越南抗美游击队的造型。是在文革时期对革命的向往和浪漫想像？是身处于殖民地、资本主义香港而想补一下革命课，解决心灵上的空虚？对不属“左派”圈子的读者来说，这样的创作实在难以理解和想像。那份意识形态的热情，叫人感到陌生，同时也很难解读当中的意思。

　　但对我而言，则那些造型照片，正好展示出另一个生活世界中的文化政治面貌与生活意义。那是我无法理解的，但我必须知道，那些想法曾经存在于香港社会里面。

　　蒙敏生先生通过摄影而呈现出来的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面貌，在我看来是陌生的多于熟悉的。但通过那种陌生的感觉和因此而产生的距离和疏离感，又叫我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社会里，不同背景的市民生活在不同的生活世界里面。尽管不认识，但那些东西、人物、想法都很实在的存在于香港。


代序

走近蒙敏生

　　说实在话，在知道蒙敏生先生之前，香港于我没有多少吸引力。传媒表达给我的香港印象就是摩天大楼、灯红酒绿、跳舞赌马、消费天堂、金元世界、流行文化、时尚先锋，等等。我也知道，这只是香港的一面，犹如我身边的媒体表达我所在的城市──充满娱乐主义和实用主义趋向并营造出一个社会的主体景象或流行色，这个景象扭曲了大众的生活情感和生存状态，幸好我生活在这个城市，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体会这个社会。当我触摸不到香港真实生存情感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确对我没有吸引力。后来，是蒙先生的图片让我的工作和香港二字联系起来。

　　蒙先生的公子蒙嘉林在广州做摄影工作。2004年春，嘉林兄说他父亲在香港拍了一辈子照片，有大量底片存在香港，并讲了蒙先生的一些故事。这些年我和一些摄影老人交往，总是有寻宝似的快乐，他们的道德文章也有如冬日的和煦阳光温暖着我，所以一听到就催他“快快拿来”。当嘉林兄费了不少周折将第一批两万多张底片运到广州，我立即兴沖沖去看，看的时候不断地拍案称奇。

　　香港人民摄影家

　　这批底片绝大多数是纪实摄影，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记录香港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香港的农夫、渔民、码头工人、作坊、工厂劳工、社会活动、有轨电车、市井茶肆、民俗风情、中产阶级、港九工人运动、香港风光、香港城市建设，等等，形成了一部连续的香港图片史证，仅仅从历史学、社会学意义而言，这就十分珍贵了；就图像内容而言，蒙先生记录的是香港的另一面，这就是：概貌之外的细节，成就底下的磨难，浮华背后的苦楚，功利之上的理想……同类相恤，他的摄影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给蒙先生加一顶“香港人民摄影家”之冕。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底片时就感叹，直到1990年代，我们还相当闭塞，不知道内地之外的摄影师们在为甚么拍？怎么拍？拍得如何？我们将内地几位1980年代开始自觉、平实记录社会生活的摄影家称为纪实摄影的先知先觉者，看来是我们在孤陋寡闻下对他们的一种过誉。就摄影而言，香港的蒙敏生等人觉醒更早、实践更多、功利性更少，中国摄影史将无法忽略这样的人物。

　　嘉林兄说香港家居十分逼仄，保存条件不好，不少底片已经黏连废掉了。即便如此，他估计留存较好的图片当在十万底片上下。五十年，十万底片。也就是说这五十年里每週至少要拍摄两卷胶卷！从他的底片来推测，1950年代的图片量较少，留存的底片集中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这三十年他每週平均使用胶卷在三个以上。他是专业摄影师吗？他如何生存？他为甚么能连续不间断地拍摄？他是艺术家吗？他自认为是艺术家吗？在见到蒙先生本人之前，我只能听嘉林兄描述他父亲和通过浏览底片来揣摩。

　　业余的左派摄影师

　　蒙敏生祖籍广州，1919年出生于上海，青年时代即移民香港谋生。1950年代，他曾在电影厂短暂工作，从此他开始了他的摄影活动。后来，与人合作经营类似必胜客的饮食店，也曾做过公司普通的僱员。绝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一个业余摄影者，他是香港的无产者，一个劳碌的谋生者，而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意识形态的趋向。他是香港的左派，粤语称为“左仔”。甚么是香港的左派？这是很难用几句话表达准确的。我想香港的左派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情感上有强烈的民族自尊，热爱祖国，亲近内地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至少不反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或者说他们感召于一个崇高的理想；在行动上关注、唿应内地的政治风云，甚至表现出激进的政治狂热，等等。以蒙先生为例，1949年中国内地刚解放，他从香港回内地省亲，在罗湖桥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就热泪盈眶，进而失声痛哭，穿过罗湖桥。那一刻，他希望香港能够早日得“解放”，摆脱殖民统治。蒙嘉林自少年时代即在广东上学读书、上山下乡，后一直在广州工作。让自己的儿子在社会主义的红旗下成长，这是身处资本主义香港的父亲的一种刻意安排。

　　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一天凌晨，蒙敏生站在香港新界荃锦公路上，与新界民众一起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香港。他一边老泪纵横，一边用特意装上的乐凯400度的胶卷记录这日夜盼望的景象；从他的底片可以看到，他大量使用的是柯达胶卷，但对国货有特别的情感，凡是使用“公元”、“代代红”、“长江”、“乐凯”胶卷，底片袋就特意加上标注，使用海鸥相机拍摄的胶卷，就注明“海鸥”二字。

　　他是左派，因为业余从事摄影，所以是左派摄影师。1980年代之前，在香港，左派摄影师并非一人，可以称为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拍摄的主要内容就是香港的人民生态，特别是劳工阶层、社团生态、艺人生活等，在他们的镜头里都有充分的反映。当时他们的口号是“爱祖国，用国货”，用摄影艺术去“反映下阶层”，“无情揭露港英政府”，“顶住黄赌毒”等。随着196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发展，香港社会形态和思潮发生了大的变化，这一左派摄影羣体也随之分化，虽然还有几位在街头巷尾捕捉影像，但这时候的香港摄影界已经无左派羣体可言了。

　　我强烈地想直接面对这位老人，于是我谋划去香港，我需要在香港能自由地和蒙先生和我的亲友交流几天。

　　理想主义的感召

　　殖民统治下的谋生，对蒙先生的作为、立场，我彷彿一下子解开了对他的许多疑问，甚至对其左派行为的置疑。我想，一个谋生者更容易受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的感召，并坚定地唿吸在这个羣体里。香港的历史包含了太多的国耻家恨，去国之后更爱国，香港左派的思想基础更多的是殖民统治下被激发的爱国主义，他们也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热过，但我相信这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爱国主义表达和组织起来的机会。此左派非彼左派。1980年代之前香港左派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民族、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的背景，是一本大书，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能从蒙先生的底片上看到理想的光芒、推己及类的悲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难道资本主义不要批判吗？他是业余的，记录是平实、自觉、连续的，极少功利性的，靠拍这些照片无法谋生，在香港也很少有发表的机会，我只能认为摄影是他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进而认为他的不间断拍摄是受纯粹的理想所支撑。

　　拜会蒙老先生

　　2005年12月，我与嘉林兄同行到香港。抵港的第二天上午，嘉林兄安排我在茶楼拜见蒙先生，说边饮边谈，并以此体验香港的市井文化。嘉林兄是岭南市井文化的专家，他大谈广州莲香楼和香港莲香楼的异同时，手一指，蒙先生蹒跚而来。一位香港老头，戴鸭舌帽，穿很普通的羽绒背心，背一个质地很差的摄影包，老人家是一路拍着照片来的，观察，然后专注地拍摄，像一个孩子玩够了才慢慢移到桌边。落座之后，我自我介绍，我不会粤语，由嘉林兄翻译。老人听了点头，或者露出笑来。我提出问题，我谈他的照片，他都似乎不懂、不答，或者顾左右而言他。我掏出我的FM2相机，他有些怪怪地笑，拿过去把玩。他将他的相机给我看，是一个比FM2更低级别的尼康相机，装一个变焦镜头。嘉林兄说：“香港作为自由港，照相器材丰富又便宜，1960年代相机就普及到家庭了。他以前有很多好的相机，这些年老煳涂了，天天要出去，照相机不离身，但是不断丢失，丢完了就在旧货摊上买了这个相机。他一辈子恨日本人，坚决不用日产相机。现在也分不清日本与德国了。相机现在对他就是一个离不开的玩具，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我要给他拍照，他摆手，我再次示意给他拍一张照片，他坚定地摆手，然后专注地吃，并几次孩子似的向嘉林兄要豆沙包之类的茶点。廉颇老矣尚能饭，但思维能力明显衰退。

　　早茶毕，我陪他步行回家去，他也是边走边拍，遇到感兴趣的事情就举相机。我趁他专注摄影的时候给他拍了张“工作照”。走上一个过街天桥，街边有大树，树叶在冬日阳光和微风中摇曳着银光，老人指给我看，嘴里唸叨“菩提树，菩提树”，我方知这是菩提树。他要我站在转角平台栏杆处，用手指比画这条直角拐弯的栏杆的走向，大概是说这条下行并转角的栏杆可加大景深，我很惊诧他相机在手时的清醒。菩提树前，他给我拍了张“留念照”。回到广州，我给几个关心他的朋友发邮件说：“蒙先生已是耄耋高龄，谈往事已经理事不清，然唯有相机在手，则神清气爽，至今拍摄不辍，可见摄影已深入他的骨子。”

　　他家还在香港政府建造的公屋里，很狭小，桌椅板櫈使用的都是可以收放的那种。我打开电脑给他看已经扫描的片子，他似乎不认识自己的片子，笑一笑进到他的房间。嘉林兄说，他耳朵重听，也不愿意和我谈往事。而我，语言不通更增加一层交流的隔膜，当时我还有个直感，就是老人家认为我们不能理解他们那一辈的人，不愿意和我们交流，装煳涂的成分也是有的。煳是煳涂了，但不至于一塌煳涂。这一点后来他接受香港《明报》採访的表现证实了我的直觉，关于“文革”中的香港，《明报》记者写道：“是的，每当要追问下去，不论敏感不敏感的话题，蒙敏生不是把空气凝定，便是搬出老话：‘有的事，要保留。’倒像恐怕问出心底甚么令人不安的隐衷。沉默良久，‘有的不堪回首，有的，还是要重温的。’”

　　要“重温”甚么？社会的理想？普世的信仰？我想是的。

　　革命狂热的痕迹

　　我和蒙先生彼此一照，知道蒙先生不想说或说不了，便去了香港的新界看我的伯父。他1950年代从毛里裘斯国坐上一艘货轮偷渡回国，在北京读书，在河北和广东工作，“文革”期间被诬陷而受牢狱之苦，1970年代末迫于生计举家迁往香港，半百之年开始做苦力，后来做小职员。现在他也垂垂老矣，因中风而行动不便。我去后，他很高兴，很通达地给我言说过去，他说很久没有机会谈这么多话。他年轻的时候，在毛里裘斯就是个左派，发表诗歌文章，一心向着北京。他的经历也可以部分诠释香港的左派摄影师的“左迹”。如果我们谈“左”色变，是我们没有析清真左派和假左派，将左派和理想主义者混淆，是我们被实用主义俘虏而逃避崇高，甚至清算理想。蒙敏生们的人生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是身处崇尚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环境而选择、倾向于一种被后来否定的“革命”。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也可认为他们很大程度是由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感召。从他们的言行可以感受到，兼济天下的理想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是有感召力的。他们希望社会事务向左，经济活动向右──他们的丰富阅历给了他们这样的体验，也决定此“左”非彼“左”。

　　蒙先生记录摄影中有大量关于新界乡村的景象，正好我叔公一族居住元朗乡村，我是非去不可的。我的叔公将我领到后院，指点着久已闲置的菜地、鸡笼、猪圈给我看。蒙先生摄影中务农的景象已经消失，但香港的乡村，舒朗、洁净，传统还在。元朗是客家人聚区，叔公的家中，门前门后，屋里屋外，大大小小有上十个神位。堂叔笑说，两位老人每天要烧几十炷香才能将所有的神灵孝敬一遍。看蒙先生的照片，我曾惊诧香港客家传统的完整，这次算是一个印证。

　　其时，正好堪萨斯大学艺术与设计系的刘博智教授在香港，他在香港长大，“不甘过牛马生活”而奔到美洲打拼。他的老屋就在老街区，他带我到老街转悠，到最香港的市井，算是给我补蒙先生作品的背景课。

　　纪实混合超现实风格

　　写到这里，我想关于蒙先生的纪实摄影的动机，多多少少我们能揣摩一些了吧。他的摄影作品大量的是纪实一类，我在看第一批底片时曾给他贴上纪实摄影家的标签，随着更多的阅读，我知道这是错的。他就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摄影家，在静物、风光、人像、纪实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尤其是他在摄影棚里拍摄的“拟革命”，更是先行的前卫之举。如果给他的作品分个类的话，一类是纪实，一类是超现实。

　　真正的左派总是前卫的，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一个强烈地受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感召的人，不会仅仅满足于记录革命和底层痛苦，于是他的摄影中出现一大批先锋的置景主观作品，其内容、水准令人震惊。他的很多作品是非实际地对革命的演绎或想像，这种“拟革命”令作品更具艺术性，于后世更有思考和针砭的意义，同时为我们观察内地的“文革”和当时的摄影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镜头中构筑理想社会

　　香港的思想环境、物质支撑，为蒙敏生提供了创造这些作品的基础。他基本上可以不受禁锢地、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趣味来拍照。在摄影棚里搞“文革”的造型摄影，要弄出佈景，找到模特，在谋生中挤出时间，其实都是不容易的事，可见“革命”的热情很高。但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革命充满了游戏感。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置身于正在内地发生的那场灾难，没有切肤之痛，和文化大革命是疏离的，而正是这段疏离造就了这部分作品。虽然他们也卷入了这场羣体性的癫狂，但实质上，“文革”只不过是他们追求社会理想的一个契机，一个借以表达理想的事件，一个对香港社会进行批判的道具。

　　据嘉林兄介绍，蒙先生回广州探亲时，看到国庆游行队伍里有支持非洲革命的造型，回到香港就找了两个到过非洲的船员装扮黑人，拍了《非洲人民的觉醒》。看了红线女主演的《山乡风云》，就在广州买木头手枪、买衣帽回去拍《女游击队员》。他的造型摄影，有不少摆拍的是内地人民的生活。虽然他时常回来探亲，对内地的饥饿并非一无所知（他曾记录香港市民于1960年代大包大挑挤在罗湖桥回乡接济亲友的情景），但他摆拍的内地生活是一派健康祥和。只能说他是认同社会主义的思想，并在作品中构筑他的理想社会，而理想永远是令人尊敬的，也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基础。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的这部分作品有的是独立创造，有的是影友合力摆拍的。比如，《张思德烧炭》这幅照片。佈景是由舞台美工师出身的钟文略先生画的，炭窰里的烟火效果，则是蒙先生採用电影拍摄常用的烟火手段，在烟筒里加进“干冰”解决的。

　　蒙敏生的摄影有极大的宽容度，此宽容，一是指作品涉猎广泛，二是指创造手法多样。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摆拍的美人，花样年华，夺人心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酵，青春更醇香。我有时候想，这些美人和革命大多拍于先生半百之际，此等年纪，还那么开明、单纯，充满理想，激赏于美丽，我们后辈能做到否？我们在连州国际摄影节上以“革命与浪漫”为题为蒙先生策展，也有要表达他的宽容度、表现他在香港的生活创作状态的意思。

　　由于视点、对象、手法的独特，加上时间的窖藏，蒙先生的作品拂去尘封，即令人耳目一新。但我们也发现，他的作品很容易被认为是左派狂热或者仅仅被认为是新奇好玩。我以为，作为一个业余摄影者，能五十年不间断地记录香港，从纪实到超现实，构筑自己的理想社会，此等纯粹，不是仅仅用左派狂热能解释的，其深层次还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

　　我曾想再次到香港去拜访蒙敏生，但2006年11月，蒙先生突然中风，已不能言语。他在连州国际摄影节上拿了金奖的消息，也不能传递给他。他的作品，我们也仅整理了一小部分，这次发表的作品，从内容和时间广度上都留有遗憾。今后，更只能通过作品的整理来逐步走近他了。

　　追记：

　　蒙敏生先生于2007年6月11日凌晨2时在香港灵实医院去世，享年八十八岁。他从2006年11月4日中风躺进这家医院，一直神志不清，完全靠鼻饲维持生命。而这七个多月里，蒙先生在内地平地而起赫赫声名，这些声名于他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生命的意义已经完全凝结在留存的近十万底片之中，他的摄影必将载入史册！

评分☆☆☆☆☆

《风起云涌：印度独立运动中的声音》是一本让我受益匪浅的书。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次深刻的人文关怀之旅。作者巧妙地将宏大的政治叙事与微观的个体命运交织在一起，使得那些冰冷的史实变得有血有肉。我被书中描绘的甘地、尼赫鲁等历史人物的形象所打动，他们并非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祇，而是有着凡人的喜怒哀乐，在艰难的斗争中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书中收录的大量一手资料，包括珍贵的书信、演讲稿、日记片段，让读者得以窥见历史人物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特别是一段关于女性在独立运动中扮演角色的章节，让我看到了那些被历史常常忽视的女性力量，她们同样在为国家的自由而奋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者的叙事风格非常平实，却极富感染力，他没有过多的煽情，而是让历史本身说话。读完这本书，我仿佛亲历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感受到了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以及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

评分☆☆☆☆☆

《边疆的回响：蒙古草原的游牧生活变迁》是一本让我深受启发的书籍。它以一种极其细腻和深入的方式，展现了蒙古草原游牧民族近百年来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游牧生活浪漫化，而是真实地呈现了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挣扎与适应。书中关于传统牧业的描写，从春季的转场，到冬季的严寒，再到人们与自然之间微妙的关系，都描绘得细致入微，让我对游牧民族的智慧和坚韧有了更深的理解。然而，书中并没有止步于对传统的赞美，而是深入探讨了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外来文化不断涌入时，游牧生活所面临的挑战。例如，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教育体制、以及对外商品的需求，都在悄然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作者的叙事非常客观，他呈现了不同个体在面对这些变化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有坚守传统的，也有积极拥抱新事物的。这本书让我深刻认识到，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变迁，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多重性。

评分☆☆☆☆☆

我最近阅读的《海上传奇：旧上海的摩登时代》是一本让人耳目一新、充满魅力的书。它以一种非常轻松、跳跃的笔触，勾勒出了那个时代上海的独特风貌。与其说这是一本历史书，不如说它是一本关于生活方式、时尚潮流和城市精神的描摹。作者对于老上海的“摩登”元素有着深刻的理解，从旗袍的剪裁到爵士乐的流行，从新式咖啡馆的兴起，到百货公司的盛行，一切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夜上海”的部分，那些纸醉金迷的夜总会，那些风情万种的名伶，那些在华灯初上时涌入街头的男男女女，共同谱写了一曲时代的乐章。作者在叙述中穿插了大量的故事和轶闻，让那些曾经鲜活的人物和场景跃然纸上。读这本书，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年代，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本书不仅仅是记录历史，更是在唤醒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浪漫想象。

评分☆☆☆☆☆

我最近读完了一本名为《尘封的记忆：老照片中的上海1930-1940》的书，着实被深深吸引。这本书以一种近乎电影般的质感，将我拉回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翻开书页，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扑面而来，它们仿佛拥有魔力，瞬间将我带入十里洋场的繁华与喧嚣。照片的细节处理得极其考究，从人物的服饰、表情，到街景的建筑风格、广告招牌，甚至是晾晒的衣物、孩童嬉戏的身影，都无一不透露出那个时代的独特气息。作者没有简单地罗列图片，而是配以详实的历史考证和生动的故事讲述。我尤其喜欢关于“洋行”的部分，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外国商行，在照片中以巍峨的姿态矗立，书中则细致地描绘了它们在上海的商业帝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书中对当时社会阶层的刻画也十分到位，既有衣冠楚楚的西方绅士和达官贵人，也有在弄堂里谋生的普通市民，他们的生活状态通过黑白影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形成鲜明的对比，引发我对于历史进程中社会结构演变的深思。

评分☆☆☆☆☆

最近，我刚读完一本关于古代文明的书，叫做《失落的王朝：玛雅文明的辉煌与谜团》。这本书绝对是喜爱考古和历史爱好者们的福音。作者以一种探险家的口吻，带领读者一同走进神秘的玛雅世界。他不仅详细介绍了玛雅文明在天文学、数学、建筑学上的惊人成就，更着重于对他们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的研究。那些宏伟的金字塔、精美的壁画，在作者的笔下仿佛重新焕发了生机，我仿佛能听到古代玛雅祭司的诵经声，感受到农夫在玉米地里劳作的汗水。书中对玛雅文明突然衰落的各种假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气候变化到内部冲突，再到外来入侵，每一种理论都有详实的考古证据支撑，也引出了更多关于人类文明兴衰的哲学思考。我尤其欣赏书中对玛雅文字解读过程的描述，那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智力挑战，而最终的突破，更是让人拍案叫绝。这本书不仅满足了我的求知欲，更激发了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