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人间主义」与浮浪的文学-朴范信与他的最新力作《流离》 作家朴范信在韩国文坛有「永远的青年作家」之称。他出生于一九四六年,现已年过古稀,理所当然,此称号无关乎他的实际年龄,而是来自对他文学的一种评价。他的创作,无分时期,读者一般都认为作品里必定会具备该时期年轻世代的感性,故事里也肯定会有为达成目标不断追寻的青年属性。作家朴范信如此四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从文学中寻找人生,同时也是他生活的重心,但有人却说他是「受到天刑的作家」,犹如从天而降的刑罚一般,文学的书写,成为他一辈子摆脱不掉的业障。文学和书写对他来说,是提供他确认及完成自我存在的一种管道,也是他无可回避的全部人生。
一九七三年以短篇〈夏天的残骸〉入选《中央日报》新春文艺征文活动,正式登上文坛以来,截至目前为止,朴范信已出版了数十本的小说集,以及多达四十多本的长篇小说,可说是个创作力旺盛的多产作家。期间他曾荣获「大韩民国文学赏」(一九八七)、「圆光文学赏」(一九九八)、「金东里文学赏」(二○○一)、「万海文学赏」(二○○三)等大奖的肯定。他的小说经多国语言翻译,并在世界各地出版,让他享有相当程度的国际知名度。不仅如此,朴范信还长期在大学教授小说创作课程,培育出许多年轻作家,即便届龄退休,他仍然透过脸书和推特等社群网站,与读者大众保持着密切的交流。想要介绍朴范信长达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以及他庞大的小说,并非一件易事。尽管如此,本文拟在此将他的创作分成四个阶段,概略地叙述朴范信其人以及他的文学世界。
第一个阶段可从他出道到一九八○年代初期算起,此阶段他被称为「问题性作家」。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兔子与潜水艇》(一九八七)所刊载的中短篇,主要是以疏离、受到压抑的人们为题材,刻画一九七○年代朴正熙独裁以及在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当中的短篇小说〈兔子与潜水艇〉(一九七三),描绘兔子被关在密闭的潜水艇里,不断挣扎,外头的人则借此侦测潜水艇里的空气存量和消耗量。一九七○年代韩国社会就像是那一座潜水艇,而实验用的兔子宛如生活其中的韩国人民,被拿来测试抗压程度和忍耐限度。〈疫神的祝祭〉(一九七八)更是全面性地探讨国家和政治权力如何压抑人民的问题,针对权力的无所不在及充满暴力,提出辛辣的批判。〈他们是那样地忘掉〉(一九八一)探究的是曾经充满改革热情的「四一九革命」世代,成为社会中坚之后,却又如何忘掉当年所追求的自由和理想,变成一群只知追求世俗价值,图求安逸生活的那种苦涩又无奈的社会情景。就如作者自己所说,该阶段的小说,主要是针对「在急速追求产业化之下,韩国社会普遍出现结构性不平等和阶级矛盾严重的社会无秩序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抨击」。
第二个阶段为享有「人气作家」称号的时期。朴范信一九七九年的长篇小说《比死亡更深的睡眠》销售达二十余万本,成为畅销书,接着又在《中央日报》连载《如草叶般躺下来》(一九八○),相当受到读者的喜爱。之后他连续出版了刻画一九八○年代首尔上流阶层病态欲望的《火之国》(一九八七)和《水之国》(一九八八),而被划入大众性浓厚的通俗人气作家队伍。这些小说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跳脱文坛一向弥漫的严肃主义,在反映世态的同时,也相当迎合大众的口味,因此他固然在扩大文学读者层面上做出贡献,但却广受文坛内部的非难和攻击,批评他为迎合大众口味而失去了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朴范信回顾该时期的文学时,曾说:「或许可说是为投大众所好而写,但我依然是站在受到苦难和压抑的民众立场写作,帮他们说话、带给他们安慰。」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文学,如果说贯穿朴范信文学最为核心的价值为「人间主义」,那么该阶段的长篇小说也毫无疑问可说同样是聚焦于「人」的身上,只是它所呈现的却是「人」的情和欲。
不过,在经历以一九八○年光州为代表的巨大现实悲剧,朴范信陷入前所未有的「想像力枯竭」困境,因而在一九九三年发出所谓的「封笔宣言」,进入三年的写作空白期。整个八○年代朴范信一直与现实保持距离,躲进自己的书房像修行者般地创作。当他认知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现实距离是如此的遥远之时,他才醒悟到书写和人生之间的巨大差异,因而对写作的意义产生怀疑。在精神几近分裂之际,他只能放下笔桿。如此过了三年之后,带着「中断写作时期痛切自我反省的报告书」《白牛拉的牛车》(一九九七)连作五篇,他又再度回到文坛,进入他第三个阶段的文学生涯。连作中的一篇〈燕子蝴蝶的梦〉(一九九七)正如同他自己的故事一般,描绘一个作家成为受到注目的畅销作家之后,又不得不封笔的心路历程,小说刻画的是群体(全体文坛)的集团性暴力和少数人(作家个人)感受的压抑和恐惧心理的相互关系。即便如此,这篇小说不断强调「不写作就无法活下去」的作家宿命和文学的绝对力量,也正是他重回文坛的理由。从此,他标榜「新的叙事」,更加用心于钻研「人生」。例如《香井的故事》小说集所刊载的诸多短篇,对一九九○年代韩国文学的后现代倾向提出深刻的批判,这些小说着重在「对话」、「关系」,探究「人的存在」环境,同时也观照现在和过去、农村和都市,它自由运用传统写实手法和魔幻写实主义技巧,剖析历史转换期韩国人民的生活样貌,自由奔放地施展他特有的说书飨宴。
第四个阶段为最近十年间的创作活动,这期间他活力旺盛,仍然不断推出长篇大作。其中,《那马斯特》(二○○五)讨论外籍移住劳工问题;《男人们,寂寞》(二○○五)探究身为现代韩国男人要背负的各种义务;《一个灯》(二○一一)以二战后韩国现代史作为背景,探讨三个人物相互纠结的爱情和宿命;《肮脏的书桌》(二○○三)为一本探讨有关艺术起源的小说,同时深掘当今社会中文学的存在意义。在如此多元主题和多样作品当中,最受注目的还是被称为「渴望三部作」的《乔拉杰峰》(二○○八)、《古山子》(二○○九)和《银娇》(二○一○)。作者自称为「求道三部作」的这些小说,虽然各篇事件、人物、时代和空间背景都不相同,但都同样是探讨「人」所具有的情慾、伤痕、缺损和热望等灼热的苦恼问题,并勾画出经历苦恼后到达某种境界的整个过程,而此过程通常又会以「流浪和回归」来完成,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物的身体或精神,他们一直都在「路上」努力找寻人生道理。《乔拉杰峰》叙述的是攀登珠穆朗玛峰西南边高峰时遭遇山难的兄弟如何化险为夷的故事,同母异父的他们在充满危险的大自然面前,开始思索彼此之间的关系;《古山子》算是一部历史小说,讲述为了制作朝鲜半岛的完整地图,一辈子在路上奋斗的历史人物金正浩的艰难行旅历程;而《银娇》则描述七十岁的老诗人、年轻作家子弟与十七岁高中女生银娇之间的情感流动关系,揭示老人对青春的渴望心底和对死亡的思考心境。
最新力作《流离》(二○一六),可以说是「求道」小说的延续和完成,也是朴范信「浮浪的文学」完结篇。从它的副标题「路上之歌」可知,这本小说主要是描述一个叫「流离」的男人一生在路上流浪行走的故事。时空背景为整个二十世纪的东亚地区,包括水路国(韩国)、火人国(日本)、大地国(中国)和风流国(台湾)历经殖民、战争和分裂的近现代历史。「流离」是在日本殖民下的韩国人,他杀害了背叛民族、侵犯母亲的伯父(父亲)后逃亡到中国,在那里他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流浪整个中国寻找可能成为慰安妇的儿时朋友「红色发带」。期间他经受过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韩战等无数事件,遇见了不乏遭遇流离失所和带着悲惨故事的人,他经由如此长久的浪迹生活,不仅阅历丰富,也逐渐体会出人生的真谛。在遭逢东亚各国不断上演的对立、纷争和杀戮的野蛮历史后,「流离」试图在中国东北龙井和延吉一带,组织如「流离乞食团」等有别于国家的共同体社会,提出能够代替东亚地区既有国家制度和政治组织的乌托邦构想。小说里出现了许多属性不同的共同体组织,包括位于故乡云至山洞窟里的「桃源洞」、辗转流浪全国靠表演过活的「天地马戏团」、慰安所出身分属不同国籍却生活在一起的「武夷山女人村」,以及位于中国西部沙漠,受水云大夫人照顾的「流沙村」,在这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能力付出,再各取生活所需,他们过着互相尊重、互相爱惜、和平共存的生活。这种追求平等互惠、权力均分、财产共有、自由保障的群体生活,与早期的互助社会相当类似,在小说中被刻画为相当理想的社会形态。但是「流离」终究无法待久,总是准备着上路,展开另一趟新的旅程,这似乎透露出作者对历史的负面认知。即使杀害了象征既有权力的父亲,并且为了终结禽兽时代,重新营造人的世纪而踏上旅途,但总因那些个人和国家势力为了利益纠葛,而争斗不息,他的流浪和探索,终究还是未能得到具体的成果。
小说的结尾,回到故乡的「流离」对叙述者「我」说出自己一生历程后死去。这个叙述者为「红色发带」的曾孙女,也是「流离」从流沙村救起带到台湾去的「沙恩」的孙女,她为了寻找「未来的出路」而来找「流离」。「沙恩」是「红色发带」当慰安妇时所孕,因此,可以说「我」有韩国人、日本人血缘,台湾人祖父(沙恩之夫),并在台湾出生、长大,目前来韩国寻找(实际上无血缘的)曾外公流离等等的混杂性元素。小说安排「流离」死亡、曾孙女开启人生这样的结尾,同时设定「我」如此的身世,彷彿是要告诉读者,东亚地区过去的历史固然相互连动,它的未来也将紧密地扭结在一起,无可分割。
另外,小说还相当程度地安排幻想情节和场面,如能说话的动物—蟒蛇、银狐、猴子素狐狸、地鼠武夷,以及能预见自己死亡的泉水等,一方面试图找出有效交代非人时代的说书方式,另一方面又要为小说建立的文学国度布局。主角人物「流离」有明显的身体特征,他拥有比一般人长的舌头,用此舌头不仅让他避开危机也得以借此谋生,尤其在流沙村时,他用长舌治疗大夫人的耳病。而具有大地母形象的大夫人也有比一般人大的耳朵,因此这样的情节安排,代表的是说话者(作者)和聆听者(读者)共存的一种文学国度。如同大夫人和「流离」都会生病一样,如果说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中缺少一方,此国度就不能成立,作者在结尾还安排外公「流离」将自己的故事说给孙女听,并指引她的未来,这透露出作者的此种「叙事乌托邦」将持续承继到后代子孙的一股内心愿望。
崔末顺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作家的话 去年我从西班牙越过地中海,进入摩洛哥的时候,看到一艘满载着人群的小艇在地中海上万分危险地浮沉着,他们是因为想活得更好的人类普遍价值而离乡背井的难民,那一瞬间,我想起为了搭乘前往首尔的慢车,站立在江景站月台上的我二十岁时的模样。「你要特别小心,就算你睁着眼睛,鼻子还是会被割掉的地方就是首尔啊!」为了送我来到月台上的母亲把蒸好的鸡蛋塞进我的口袋里说道,当时我还记得自己太过畏惧而频频发抖。「啊,我也是难民啊!」我喃喃自语。小说《流离》的构想就是源于此自觉,我的脑里立即如同「杰克的碗豆」一般,开始茂盛成长。
我经常憧憬无政府主义者,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写得过于沉重。我的书桌前贴着一张亚洲全图,即便是数万里路,对我的「流离」而言也并非远路;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话「我们被路骗了好几个世纪」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我为了不要被「之前走过的人在那里修建了道路」或者「从太初就已经有路」的箴言所欺骗,一直极为小心。我也曾经陷入记录着我的前生或接受某人的启示,事先记录在后生中我必须经历的流浪的错觉中。如果说因为渴望,我苦痛地写下《银娇》和《古山子》;为了抒发我内心深处堆积的批判性发言,我痛苦地写下《盐》的话,则《流离》是借用故事的张力,无止境地铺陈开来。对我而言,从未有如此幸福的写作经验,我也从未有过被囚禁于论理的网中而挣扎的瞬间;正如同杰出的说故事之人一样,我成为「流离」,在路上始终一贯地自由放歌,我感受到即将靠近毕生追求的自由之门。
一直到即将完稿的此刻,我仍不觉得「禽兽的时代」已然结束;对于幸福、不停地书写《流离》的事实感到「犯罪意识」是在脱稿后进行原稿校对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化身「流离」向我说话的声音:「也许我毕生独自活在虚无缥缈的自我当中也未可知,虽然没有后悔,但我不认为那是最好的路。」那是痛苦的自觉。当时我的故乡论山市民竖立慰安妇少女像,要我在那里写几句话,我怀念起怀抱着满满的希望,最终无法回到故乡,在沙漠的彼端结束一生的小说中的「红色发带」,我这才对她感到万分的羞愧,当晚我望着月光荡漾、无限柔和的湖水,写下附陈于「少女像」旁的一些文字。
当年五月,听说妳为了卧病在床的父亲到纺织工厂赚钱,走过青色山路的妳的红色发带从未被遗忘。十五岁,像似春花的顺啊!纺织工厂只不过是骗局,知道妳要去的地方的人只有造成「禽兽的历史」的邻国人们而已。只听闻遥远的南十字星下,在血迹斑斑的战场上看到妳的传言,岁岁年年,春花开谢,妳终究没能回来。现在距离解放已经过了七十一年,妳仍然以清朗春花的姿态留存,而我们仍在等待妳的归乡。即便历史被抹去,我们永不会忘记妳的红色发带。顺啊,妳看,在祖国纯洁的阳光下,妳正如不灭的五色蝴蝶一样翩翩飞舞!
虽然觉得羞愧,我想把这本小说献给在如花似玉的年岁必须成为慰安妇的论山「宋信道奶奶」和为数众多的「红色发带」们,因为「流离」的悲欢还炽烈的存在于她们活着的时间中。
二○一六年十月,朴范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