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生命中的壮阔平原 作家的生活是枯燥的,几乎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也有一点好,在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可以用一部又一部作品的书名来命名已逝的时光。举一个例子,二○○三年一月至二○○五年七月,我生命中的这两年零七个月,它们平静如水,可它们有一个壮阔的名字,叫《平原》。
我的生日在一月。每年的一月我都是神经质的,有不可遏制的体能、想像力,当然,还有不可遏制的表达欲望——《青衣》动工于二○○○年的一月;《玉米》动工于二○○一年的一月;《玉秧》则动工于二○○二年的一月;到了二○○三年的一月,《平原》又上手了。我曾经用夸张的、玩笑的语调寻问我远方的朋友:「为什么一到冬季我就这样才华横溢的呢?」
其实不是「才华横溢」,是恐惧。生日临近,我的心智,我的肉体,它们对「时光」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敏锐,我能感受到「时光」对我的洞穿。「时光」是尖锐的,也是汹涌澎湃的,这个世上没有比「时光」更加倔强的东西了,它义无反顾,一去不回头。
我很小的时候对「时光」就有了敬畏。因为敬畏,所以恐惧。因为恐惧,所以爱惜。因为爱惜,就有所企图。我的有所企图无非就是做点什么。是啊,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我只能寻找一些虚空的东西来陪伴我——我的认知,我的感受,我的激情,我的语言,我的想像,我的表达。
在我的书房里,我不再恐惧。在书房,我可以笑傲我的时光。你去吧,你来吧。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我爱你。
《平原》描绘了一九七六年这一个特定的「时光」。当我在二○○三年一月回望一九七六年的时候,不恰当的野心出现了。我渴望包饺子。我渴望一巴掌把一九七六年拍扁了,然后,把我对「文革」所有的认识都包裹进去。在《平原》当中,我描绘了一个叫「王家庄」的地方——那也是《玉米》的人文地址——谢天谢地,宽容的朋友们已经把「王家庄」放置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理版图上了。那不是一块「邮票大的地方」,充其量,那只是一个「芝麻大的地方」。这地方为什么叫「王家庄」呢?原因很简单,这地方姓「王」,它是民主的死角,自由的死角,也是尊严、同情、悲悯和爱的死角。它奉行的依然是「王道」。
作为一部「批判历史主义」的小说,在小说的结尾我写到了一条狗。这条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牠是狂犬。在一九七六年的冬季,牠被打死了。牠在临死之前咬了男主人公端方一口。当我写完《平原》的时候,我在二○○五年的盛夏推开了我的窗户,我望着窗外,特别想知道,端方,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你的健康有异样吗?你的伤疤是否放射出刀锋或冰块一样的光芒?
在这里我必须要说一说三丫,那个不幸的女孩子。我在这里把她专门提出来,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人描写得成功。这个人物是《平原》的支撑点。从小说结构的意义上说,她不是。但是,在我的情感上,她瘦弱的身体一直支撑在我的内心。为了描写她,我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从技法上说,她并不难写。是我害怕她。我害怕在我的小说里和她面对面,我只能停下来,一次又一次停下来。当她被我「写死了」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个人作为小说家的不洁。可我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柏拉图说,艺术家是不道德的。是的,作为《平原》的作者,我感受到了艺术家的铁石心肠。这是代价。
除了端方,三丫,除了「王家庄」的那些农民,我在「王家庄」还安置了一些特别的人物,那个叫吴蔓玲的知青,还有那个叫顾先生的右派。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朋友们也许可以发现,他们和以往的「知青」和「右派」是有所区别的。我珍惜这种区别。这种区别并不是来自于我的认识才能和文学才能,我把它归功于理性的进步。
现在是二○○七年的夏季,我已经在写另外的一本书了(这本书开启于二○○七年的一月)。就在这样的时候,这本书在台湾刊行了。我是欣喜的,也是感激的。它使我获得了一次回望的机遇。我衷心地感谢九歌出版社,衷心地感谢这本书的责编薛至宜女士。
世道变了,我当然知道这样的书早就不合时宜了,可我还是期盼着台湾的读者能够喜欢。我在南京感谢你们。
毕飞宇 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