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收录舒新城先生于1938-1941年间游历香港的日记，内容包括他在船上和旅途中的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间中加上一些感想和评论，可说是抗日战争前期的沪港双城记，从中既可看到中华书局在战时的状况，又可看到香港社会民生的面貌，令人感受到战时的气氛，在国家苦难期间，知识分子仍为文化事业不懈奋斗的情操。「日记」前设有「导读」，扼要介绍舒新城的生平、沪港两地的中华书局业务，以及当时香港社会的状况。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舒新城
一八九三－一九六○。近代教育家、出版家、辞书编撰工作者。先后任教于福湘女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上海中国公学中学，国立东南大学附中、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华书局担任《辞海》主编，一九三○年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害馆馆长、函授学校校长，之后曾任代总经理、董事会董事等职；同时兼任国立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讲授中国近代教育史等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出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曾出版《近代中国留学史》和《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等着作。
舒新城
一八九三－一九六○。近代教育家、出版家、辞书编撰工作者。先后任教于福湘女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上海中国公学中学，国立东南大学附中、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华书局担任《辞海》主编，一九三○年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害馆馆长、函授学校校长，之后曾任代总经理、董事会董事等职；同时兼任国立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讲授中国近代教育史等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出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曾出版《近代中国留学史》和《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等着作。
图书目录
导读︰舒新城和他的《香港六度行》（周佳荣）
香港六度行
说明 039
壹 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二月十九日 041
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十一日 067
叄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十七日 081
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九四○年一月八日 109
伍 一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五日 129
陆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四日 153
香港六度行
说明 039
壹 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二月十九日 041
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十一日 067
叄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十七日 081
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九四○年一月八日 109
伍 一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五日 129
陆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四日 153
图书序言
导读
舒新城和他的《香港六度行》
周佳荣
一 舒新城的生平和着作
中华书局成立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是现代中国两个有逾百年历史的出版机构之一。其创办人陆费逵（伯鸿，一八八六—一九四一年）是出版界的着名人物，主编《辞海》的舒新城也为人所熟知。二人同时都是教育家，为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舒新城（一八九三—一九六○年），原名玉山，又名建勋、维周，字心怡，号畅吾庐。湖南溆浦人。一九一三年就读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本科英语部，一九一七年毕业，曾任教于福湘女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一九年参与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一九二一年起，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员、国立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一九二四年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中学教学法、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次年夏到南京，从事教育史研究和着述。
一九二八年四月，舒新城应上海中华书局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陆费逵之聘，继徐元诰担任大型工具书《辞海》主编；一九三○年一月，舒新城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函授学校校长。1一九三六年，《辞海》以两卷本形式出版，收有一万三千个单字，共达十万个词条，深获好评。舒新城从此几乎终生与《辞海》结缘，奠定了他在辞书编纂方面的重要地位。
其后于关键时刻，舒新城一度代中华书局总经理之职；又曾兼任国立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讲授中国近代教育史等课程。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舒新城任中华书局辞书编辑所主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辞海》编辑所分开办公。舒新城晚年，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政协副主席。着作甚丰，以《近代中国留学史》和《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为代表，另有《教育通论》、《现代教育方法》等，及主编、译着多种。2
舒新城自幼养成撰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八年至一九六○年间，有日记手稿近五百万字，部分曾经出版。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版的《漫游日记》（上海：中华书局，一九四五年），分为四编：一是《扶桑纪游》，记一九三○年秋奉公司命赴日本考察出版业及教育的情形；二为《北游日记》，述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三一年赴北京、天津、河南省和山东省考察教育的经过；三是《江浙漫游记》，写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于休假期间在江苏、浙江地区远足和旅行的情形；四为《香港六度行》，长达八十五页，逐日记载他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间，一连六次，「困居上海因事不得不去香港的旅途概况」。3
舒新城也是一位摄影家，曾编着《摄影初步》、《美术照相．美的西湖》等书。《漫游日记》中，并将他在各地所拍摄的照片择要加入，单是《香港六度行》内，就刊登了「香港」、「上山电车」、「兵头公园」、「汇丰银行」、「香港仔」、「浅水湾」、「九龙宋王台」、「山光饭店」八幅。有的已成历史陈迹，有的面目依稀相似，抚今追昔，令人倍觉珍贵。
《香港六度行》写于抗日战争开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舒新城六次往还港沪两地之间，把他在船上和旅途中的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按日作了记录，间中加入一些感想和评论，不妨说是抗日战争前期的沪港双城记。从中既可看到中华书局在战时的状况，又可看到香港社会民生的面貌，令人感受到战时的气氛，在国家苦难期间，知识人士仍为文化事业不懈奋斗的情操。细心阅读，肯定有更多体会和所得。以下介绍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战时中华书局的业务、关于香港的见闻、文教界人士的活动、中外各国民风的比较四方面。
二 沪港两地的中华书局业务
中华书局从创办时起，即以编印教科书作为业务重点。《中华书局宣言书》强调：「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并列出书局的四大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採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4
抗日战争前，中华书局先后设立分局四十余处，业务稳步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出版机构。但一九三七年秋，上海燃起抗日战火，中华书局的编辑出版和营业均受到严重影响；同年十一月，设香港办事处，陆费逵驻港主持总办事处的迁移与香港分厂及南方各分局的业务。因内地不少交通受阻，上海之书均陆续运港转达；香港分厂亦积极印制教科书，连同文仪等货品，辗转运往内地各省，供中小学各年级使用。
到了一九三八年，因战事持续及蔓延，中华书局被迫裁员减薪，引起工潮。上海总公司及印刷所、编辑所职工组织同人会，部分职工转赴大后方及香港复工。舒新城第一次到香港，就是为了与陆费逵讨论此事。二月九日，他在其昌码头上加拿大皇后号大船，赴港之人甚多，船开行后，舒新城「以连日处理工潮过劳，在室静卧」。船于十一日下午到香港，但见入口「两岸均红石小山，水口甚狭，不过百数十丈；左为香港，右为九龙，岸上房屋均为平顶式。三时三刻抵九龙之尖沙咀码头」，随即与到来接船的周开甲「乘七路公共汽车（此间少人力车），循弥敦道直趋伯鸿寓所」。当晚入住弥敦大酒店。翌日乘十一路（号）公共汽车至马头角中华书局分厂参观，二月十二日的日记有以下清楚的记载：
分厂三层，钢骨水泥，佔地四亩余。分印书、印钞两部。印书部有轮转机一全部，密力机八部，工友二百余人。印刷部大电机四部（现开三部），四色机一部（尚未装毕），小电机数十部，工友近千人。
早于一九三一年底，陆费逵已赴港筹办购地建厂等事；次年二月至三月间，曾两次到香港。一九三四年一月，位于九龙的香港印刷分厂建成投产。此举实受当时中国最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炸及其后一连串措施的影响，陆费逵亦需要为中华书局的前景作一番盘算。事缘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二八」事变发生，日军进犯淞沪，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被炸毁，损失巨大，被迫停业。总经理王云五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重整旗鼓，承诺半年后即八月一日复业。该馆的排版和印刷工作，决定交由北平（今北京）和香港分厂负担；同年三月，派李伯嘉赴港主持香港印刷局本版书事。一九三四年四月，位于当时香港筲箕湾道（后改称英皇道）的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厂新建房屋落成，该馆办事处及印制工场、书纸楼房等陆续迁入。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开始承印中央银行钞券；此前，曾承印粤桂两省地方银行辅币券。舒新城说分厂设印书和印钞两部，就是为了应付不同的需要。他第一次访港期间，曾于二月十五日到港岛，乘电车赴商务印书馆访王云五、李伯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二次到港，与陆费逵同到王云五寓所，「泛谈时局营业诸事。」5从《香港六度行》所见，中华、商务两店的主管人员往来是颇频密的。作为当时华人社会最大的两家出版机构，既有同业竞争的时刻，也有合作协调的关系，先说竞争。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开幕，店址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六十九号，成为商务印书馆在香港的竞争对手。在这年和以后的《华字日报》上，经常出现中华书局的广告，且与商务印书馆的广告并列，竞争激烈的情况可以想见。《工商日报》常有关于两家书店的报道，迟至一九四○年，《大公报》上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可见同行竞争是持续性的。
不过，也有两家书店合作的例子：一九三六年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为划一图书售价办法联合发表公告。6一九四○年五月三十日，舒新城第五次来港期间，就曾与王云南、李伯嘉、沈百英等「商议小学教科书小本减图及港之书业公会攻击商〔务〕中〔华〕书价诸事。所有决议办法及致分局通告均详议案，由伯鸿、云五签字带沪」。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于一九四一年二月迁往皇后大道中五十号刚落成的陆佑行，舒新城第六次到香港期间，于四月一日去看过，并有以下详细的记载：
门面阔十九呎，因底层高近二丈，故间七十呎为阁楼。阁楼分为临时栈房、会计室、经理室、会客室。进门之左邻为电梯间，其临街之前段约二十呎深、十六尺〔呎〕宽之阁楼亦属我有，设临时图书室兼客室可兼作会议室。设备颇精。房租每月一千八百元港币，加栈房及宿舍二幢二百八十元，连薪工伙食电灯等每月开销约三千余元，每年须有三十万营业方可过去。就近两月计算，门市不过每月万元，尚不敷开销也。不过地段好，店面堂皇，在广告上或有效用耳。
当时中华书局还有九龙支局，设于弥敦道六○○号，舒新城在第二天到过，略谓「计门面两间、同事七人，主任为余钖恩；房租百八十元，日收数十元，可勉敷支」。同日他还去分厂参观新购的橡皮机，日记写道：
该机每小时可印五千至七千张，较旧机速三分之二，大电机亦开工。此两部工人不到百人。所谓机器与人争生活也。四色大电机现虽开工，但只印两色。
此外还有一事，就是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在上海创办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抗战爆发后，该公司迁到香港。《香港六度行》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例如一九三九年舒新城第三次来港，于四月五日在陆费逵寓所出席保安公司董事会；一九四○年第五次到港，曾至该公司在胜利道的宿舍巡视。但日记内对于保安公司的事务，着墨并不多。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舒新城第六次来港期间，感怀自己须发尽白，恐仍不能不为生活忙，而不能安心于所要做的工作，「至于国难厂忧更时时萦扰于心。想念及此，真是忧心如焚，慄慄危惧。」他说：「公司现在在经济上虽可过去，但太平洋发生战事即将不了，即无战事而人才之缺乏，战后复兴亦大难事。」四月二十二日离港，第二天的日记写道：「六度赴港均未能学习粤语，此次购得《粤语举要》归，拟从无线电中习次。」然而，陆费逵于七月九日病逝。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对香港发动攻击，英军节节败退；二十五日，港督向日军统帅投降；日军即于翌日举行佔领香港的入城式，自此香港在日军侵佔下，度过「三年零八个月」黑暗日子，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战争结束为止。
三 太平洋战争前夕的香港社会
《香港六度行》中，有很多关于香港物价、租金之类的记载。舒新城初次抵港翌日（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即到德辅道中的先施、永安两间百货公司购物，谓「各物并不大廉于沪，德法货反昂，惟英货较廉耳」，药品则较上海贵二成。第二天「与伯鸿谈及香港为自由港，各物无税，何以外国货反高于上海？彼谓近数月上海富庶来者太多，各货定价抬高三成，故本地人可得八折至少八五折之益利。他国货较英货昂者，政府有种种限制也」。
较有趣的是饮食方面，「食物较贵，肉八角一斤，鸡七角。」他给五元请人代购水果，「但价昂于沪」。曾与二人赴金龙茶室（按：即金龙酒家，在德辅道中一七○号）吃点心，「据谓系香港最大之点心店。各种点心十余类均尝之，排骨饭亦如点心。据云粤人午餐均吃点心，下午吃饭，故点心如此讲究。共费二元四角余，连小费三元。」（二月十五日）次日赴理发店理发，「洗头之设备甚好，只要在椅上躺下即可：盖另有一管接水流入盆中也。」通常理发只一角五或三角，他是到外人出入之所，连洗头费七角，比他处昂贵。
宴会场面是另一番景象。二月十二日，舒新城到大同酒家（德辅道中二百三十四号）五楼，「入内，只闻麻雀声：据云自沪战发生而后，香港、九龙骤增七八十万人，多江浙籍，游戏场与旅馆酒店之生意特好。叫菜六样、一汤，费十余元；每层女招待三人，均着短旗袍，年少有姿色；彼等收入据谓月有五百余元。临行时，伯鸿夫人予以一元，我亦予以一元，其进益当可知也。」
日记中提到，「港律不许为人口买卖，但蓄婢之风仍炽。婢女称妹仔，妹仔依律须向政府登记，并须给十五岁以下者月薪一元，以上者元半，并不许作其他不正当之事；但实际上以婢为妾者甚多。」香港禁止蓄婢运动，事缘于一九二二年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所下的禁令，反对蓄婢会在中环必列者士街的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香港政府旋即下令严禁蓄婢，翌年港府经定例局（即后来的立法局）三读通过颁行禁婢新例。但一些养妹仔的人家，将妹仔改为「养女」（又称育女）；因一时之间取消各户养妹仔，会危及许多妹仔的生路，港府遂颁令于一九三○年起进行育女註册。反对蓄婢会为将这项工作拓展至中国内地，呈文中国内政部，请愿令全国禁婢；并去函内地各大书局，请于教科书中增编反蓄婢教材，俾广收宣传之效。7舒新城可能是想趁来港的机会，了解一下禁止蓄婢的实际情况，日记中述及此事，似非出于偶然的见闻。
二月十五日「至植物公园一游，摄电影若干呎。港总督府即在园下，但甚小」。其后在船上总结此次行程，详细写道：
至香港见其交通及其他设施，可见英人之眼光远大。香港四週均系荒岛，但军事之设施甚固，外表且无从看出。在香港，淡水是生活上之极大问题，平时全赖雨水为水源，而储水之地，其重要不亚于军火，故植物公园（俗称兵头公园，港俗称总督为兵头，该园有某总督铜像故云）之下为大水池，上面则为草场乃莳花处，使他人无从知之。
按：兵头花园是因邻近总督府而得名，园内有英皇铜像，日记误为某总督铜像。舒新城接着又说：
汇丰银行之建筑，高达二十余层，材料均为极坚之钢骨水泥，上为圆顶，以小轰炸之目标；顶下为水池以储淡水，底下有容数千人之室，据云凡英国来之英人，有事时均可集居该室，淡水无虞，食料易储，即有千数磅之炸弹或至大之砲弹，亦不能将该行毁尽，而使居其中者罹难。而总督府之外表，不过一较大之居室，但依山建筑，据云地下颇有设施，惟外人不之知耳。
对于政治社会状况，日记中也有扼要记述，谓「香港初时，对于国人政治事务，设抚华司，现改为华民政务司。其他如邮政局，俗仍称书信馆，警察局称绿衣馆或差馆，警察称绿衣等。对华人不言维新，如阴历节气港政府多放假，教科书多用民十〔一九二一年〕以前者；《工商日报》等之船期均以阴历计算，中文报纸均阴阳历并用。而鸦片、土娼，亦所在多有」。上述各项记事，或出于实际观察，或由友人处得知，以初次到港的外地人士来说，算是颇为精辟的，当然不免一些未尽真确的传闻，在今日是要加以考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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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二○一二年），〈百年中华大事纪要〉，页三五八。
2.周川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一二年），〈舒新城〉条，页六一○—六一一。
3.舒新城：《漫游日记》（上海：中华书局，一九四五年），〈序〉，页一—三。
4.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中华书局百年纪念》，〈文献摘编〉，页二七。
5.舒新城第二次启程来港，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但十二月三日之后，忽载十一月四日至六日事宜。「十一月」应为「十二月」之误，陆费逵、舒新城同访王云五应该是在十二月四日。
6.《工商日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7.《工商日报》，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舒新城和他的《香港六度行》
周佳荣
一 舒新城的生平和着作
中华书局成立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是现代中国两个有逾百年历史的出版机构之一。其创办人陆费逵（伯鸿，一八八六—一九四一年）是出版界的着名人物，主编《辞海》的舒新城也为人所熟知。二人同时都是教育家，为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舒新城（一八九三—一九六○年），原名玉山，又名建勋、维周，字心怡，号畅吾庐。湖南溆浦人。一九一三年就读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本科英语部，一九一七年毕业，曾任教于福湘女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一九年参与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一九二一年起，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员、国立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一九二四年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中学教学法、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次年夏到南京，从事教育史研究和着述。
一九二八年四月，舒新城应上海中华书局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陆费逵之聘，继徐元诰担任大型工具书《辞海》主编；一九三○年一月，舒新城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函授学校校长。1一九三六年，《辞海》以两卷本形式出版，收有一万三千个单字，共达十万个词条，深获好评。舒新城从此几乎终生与《辞海》结缘，奠定了他在辞书编纂方面的重要地位。
其后于关键时刻，舒新城一度代中华书局总经理之职；又曾兼任国立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讲授中国近代教育史等课程。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舒新城任中华书局辞书编辑所主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辞海》编辑所分开办公。舒新城晚年，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政协副主席。着作甚丰，以《近代中国留学史》和《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为代表，另有《教育通论》、《现代教育方法》等，及主编、译着多种。2
舒新城自幼养成撰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八年至一九六○年间，有日记手稿近五百万字，部分曾经出版。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版的《漫游日记》（上海：中华书局，一九四五年），分为四编：一是《扶桑纪游》，记一九三○年秋奉公司命赴日本考察出版业及教育的情形；二为《北游日记》，述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三一年赴北京、天津、河南省和山东省考察教育的经过；三是《江浙漫游记》，写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于休假期间在江苏、浙江地区远足和旅行的情形；四为《香港六度行》，长达八十五页，逐日记载他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间，一连六次，「困居上海因事不得不去香港的旅途概况」。3
舒新城也是一位摄影家，曾编着《摄影初步》、《美术照相．美的西湖》等书。《漫游日记》中，并将他在各地所拍摄的照片择要加入，单是《香港六度行》内，就刊登了「香港」、「上山电车」、「兵头公园」、「汇丰银行」、「香港仔」、「浅水湾」、「九龙宋王台」、「山光饭店」八幅。有的已成历史陈迹，有的面目依稀相似，抚今追昔，令人倍觉珍贵。
《香港六度行》写于抗日战争开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舒新城六次往还港沪两地之间，把他在船上和旅途中的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按日作了记录，间中加入一些感想和评论，不妨说是抗日战争前期的沪港双城记。从中既可看到中华书局在战时的状况，又可看到香港社会民生的面貌，令人感受到战时的气氛，在国家苦难期间，知识人士仍为文化事业不懈奋斗的情操。细心阅读，肯定有更多体会和所得。以下介绍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战时中华书局的业务、关于香港的见闻、文教界人士的活动、中外各国民风的比较四方面。
二 沪港两地的中华书局业务
中华书局从创办时起，即以编印教科书作为业务重点。《中华书局宣言书》强调：「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并列出书局的四大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採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4
抗日战争前，中华书局先后设立分局四十余处，业务稳步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出版机构。但一九三七年秋，上海燃起抗日战火，中华书局的编辑出版和营业均受到严重影响；同年十一月，设香港办事处，陆费逵驻港主持总办事处的迁移与香港分厂及南方各分局的业务。因内地不少交通受阻，上海之书均陆续运港转达；香港分厂亦积极印制教科书，连同文仪等货品，辗转运往内地各省，供中小学各年级使用。
到了一九三八年，因战事持续及蔓延，中华书局被迫裁员减薪，引起工潮。上海总公司及印刷所、编辑所职工组织同人会，部分职工转赴大后方及香港复工。舒新城第一次到香港，就是为了与陆费逵讨论此事。二月九日，他在其昌码头上加拿大皇后号大船，赴港之人甚多，船开行后，舒新城「以连日处理工潮过劳，在室静卧」。船于十一日下午到香港，但见入口「两岸均红石小山，水口甚狭，不过百数十丈；左为香港，右为九龙，岸上房屋均为平顶式。三时三刻抵九龙之尖沙咀码头」，随即与到来接船的周开甲「乘七路公共汽车（此间少人力车），循弥敦道直趋伯鸿寓所」。当晚入住弥敦大酒店。翌日乘十一路（号）公共汽车至马头角中华书局分厂参观，二月十二日的日记有以下清楚的记载：
分厂三层，钢骨水泥，佔地四亩余。分印书、印钞两部。印书部有轮转机一全部，密力机八部，工友二百余人。印刷部大电机四部（现开三部），四色机一部（尚未装毕），小电机数十部，工友近千人。
早于一九三一年底，陆费逵已赴港筹办购地建厂等事；次年二月至三月间，曾两次到香港。一九三四年一月，位于九龙的香港印刷分厂建成投产。此举实受当时中国最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炸及其后一连串措施的影响，陆费逵亦需要为中华书局的前景作一番盘算。事缘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二八」事变发生，日军进犯淞沪，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被炸毁，损失巨大，被迫停业。总经理王云五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重整旗鼓，承诺半年后即八月一日复业。该馆的排版和印刷工作，决定交由北平（今北京）和香港分厂负担；同年三月，派李伯嘉赴港主持香港印刷局本版书事。一九三四年四月，位于当时香港筲箕湾道（后改称英皇道）的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厂新建房屋落成，该馆办事处及印制工场、书纸楼房等陆续迁入。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开始承印中央银行钞券；此前，曾承印粤桂两省地方银行辅币券。舒新城说分厂设印书和印钞两部，就是为了应付不同的需要。他第一次访港期间，曾于二月十五日到港岛，乘电车赴商务印书馆访王云五、李伯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二次到港，与陆费逵同到王云五寓所，「泛谈时局营业诸事。」5从《香港六度行》所见，中华、商务两店的主管人员往来是颇频密的。作为当时华人社会最大的两家出版机构，既有同业竞争的时刻，也有合作协调的关系，先说竞争。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开幕，店址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六十九号，成为商务印书馆在香港的竞争对手。在这年和以后的《华字日报》上，经常出现中华书局的广告，且与商务印书馆的广告并列，竞争激烈的情况可以想见。《工商日报》常有关于两家书店的报道，迟至一九四○年，《大公报》上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可见同行竞争是持续性的。
不过，也有两家书店合作的例子：一九三六年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为划一图书售价办法联合发表公告。6一九四○年五月三十日，舒新城第五次来港期间，就曾与王云南、李伯嘉、沈百英等「商议小学教科书小本减图及港之书业公会攻击商〔务〕中〔华〕书价诸事。所有决议办法及致分局通告均详议案，由伯鸿、云五签字带沪」。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于一九四一年二月迁往皇后大道中五十号刚落成的陆佑行，舒新城第六次到香港期间，于四月一日去看过，并有以下详细的记载：
门面阔十九呎，因底层高近二丈，故间七十呎为阁楼。阁楼分为临时栈房、会计室、经理室、会客室。进门之左邻为电梯间，其临街之前段约二十呎深、十六尺〔呎〕宽之阁楼亦属我有，设临时图书室兼客室可兼作会议室。设备颇精。房租每月一千八百元港币，加栈房及宿舍二幢二百八十元，连薪工伙食电灯等每月开销约三千余元，每年须有三十万营业方可过去。就近两月计算，门市不过每月万元，尚不敷开销也。不过地段好，店面堂皇，在广告上或有效用耳。
当时中华书局还有九龙支局，设于弥敦道六○○号，舒新城在第二天到过，略谓「计门面两间、同事七人，主任为余钖恩；房租百八十元，日收数十元，可勉敷支」。同日他还去分厂参观新购的橡皮机，日记写道：
该机每小时可印五千至七千张，较旧机速三分之二，大电机亦开工。此两部工人不到百人。所谓机器与人争生活也。四色大电机现虽开工，但只印两色。
此外还有一事，就是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在上海创办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抗战爆发后，该公司迁到香港。《香港六度行》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例如一九三九年舒新城第三次来港，于四月五日在陆费逵寓所出席保安公司董事会；一九四○年第五次到港，曾至该公司在胜利道的宿舍巡视。但日记内对于保安公司的事务，着墨并不多。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舒新城第六次来港期间，感怀自己须发尽白，恐仍不能不为生活忙，而不能安心于所要做的工作，「至于国难厂忧更时时萦扰于心。想念及此，真是忧心如焚，慄慄危惧。」他说：「公司现在在经济上虽可过去，但太平洋发生战事即将不了，即无战事而人才之缺乏，战后复兴亦大难事。」四月二十二日离港，第二天的日记写道：「六度赴港均未能学习粤语，此次购得《粤语举要》归，拟从无线电中习次。」然而，陆费逵于七月九日病逝。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对香港发动攻击，英军节节败退；二十五日，港督向日军统帅投降；日军即于翌日举行佔领香港的入城式，自此香港在日军侵佔下，度过「三年零八个月」黑暗日子，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战争结束为止。
三 太平洋战争前夕的香港社会
《香港六度行》中，有很多关于香港物价、租金之类的记载。舒新城初次抵港翌日（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即到德辅道中的先施、永安两间百货公司购物，谓「各物并不大廉于沪，德法货反昂，惟英货较廉耳」，药品则较上海贵二成。第二天「与伯鸿谈及香港为自由港，各物无税，何以外国货反高于上海？彼谓近数月上海富庶来者太多，各货定价抬高三成，故本地人可得八折至少八五折之益利。他国货较英货昂者，政府有种种限制也」。
较有趣的是饮食方面，「食物较贵，肉八角一斤，鸡七角。」他给五元请人代购水果，「但价昂于沪」。曾与二人赴金龙茶室（按：即金龙酒家，在德辅道中一七○号）吃点心，「据谓系香港最大之点心店。各种点心十余类均尝之，排骨饭亦如点心。据云粤人午餐均吃点心，下午吃饭，故点心如此讲究。共费二元四角余，连小费三元。」（二月十五日）次日赴理发店理发，「洗头之设备甚好，只要在椅上躺下即可：盖另有一管接水流入盆中也。」通常理发只一角五或三角，他是到外人出入之所，连洗头费七角，比他处昂贵。
宴会场面是另一番景象。二月十二日，舒新城到大同酒家（德辅道中二百三十四号）五楼，「入内，只闻麻雀声：据云自沪战发生而后，香港、九龙骤增七八十万人，多江浙籍，游戏场与旅馆酒店之生意特好。叫菜六样、一汤，费十余元；每层女招待三人，均着短旗袍，年少有姿色；彼等收入据谓月有五百余元。临行时，伯鸿夫人予以一元，我亦予以一元，其进益当可知也。」
日记中提到，「港律不许为人口买卖，但蓄婢之风仍炽。婢女称妹仔，妹仔依律须向政府登记，并须给十五岁以下者月薪一元，以上者元半，并不许作其他不正当之事；但实际上以婢为妾者甚多。」香港禁止蓄婢运动，事缘于一九二二年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所下的禁令，反对蓄婢会在中环必列者士街的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香港政府旋即下令严禁蓄婢，翌年港府经定例局（即后来的立法局）三读通过颁行禁婢新例。但一些养妹仔的人家，将妹仔改为「养女」（又称育女）；因一时之间取消各户养妹仔，会危及许多妹仔的生路，港府遂颁令于一九三○年起进行育女註册。反对蓄婢会为将这项工作拓展至中国内地，呈文中国内政部，请愿令全国禁婢；并去函内地各大书局，请于教科书中增编反蓄婢教材，俾广收宣传之效。7舒新城可能是想趁来港的机会，了解一下禁止蓄婢的实际情况，日记中述及此事，似非出于偶然的见闻。
二月十五日「至植物公园一游，摄电影若干呎。港总督府即在园下，但甚小」。其后在船上总结此次行程，详细写道：
至香港见其交通及其他设施，可见英人之眼光远大。香港四週均系荒岛，但军事之设施甚固，外表且无从看出。在香港，淡水是生活上之极大问题，平时全赖雨水为水源，而储水之地，其重要不亚于军火，故植物公园（俗称兵头公园，港俗称总督为兵头，该园有某总督铜像故云）之下为大水池，上面则为草场乃莳花处，使他人无从知之。
按：兵头花园是因邻近总督府而得名，园内有英皇铜像，日记误为某总督铜像。舒新城接着又说：
汇丰银行之建筑，高达二十余层，材料均为极坚之钢骨水泥，上为圆顶，以小轰炸之目标；顶下为水池以储淡水，底下有容数千人之室，据云凡英国来之英人，有事时均可集居该室，淡水无虞，食料易储，即有千数磅之炸弹或至大之砲弹，亦不能将该行毁尽，而使居其中者罹难。而总督府之外表，不过一较大之居室，但依山建筑，据云地下颇有设施，惟外人不之知耳。
对于政治社会状况，日记中也有扼要记述，谓「香港初时，对于国人政治事务，设抚华司，现改为华民政务司。其他如邮政局，俗仍称书信馆，警察局称绿衣馆或差馆，警察称绿衣等。对华人不言维新，如阴历节气港政府多放假，教科书多用民十〔一九二一年〕以前者；《工商日报》等之船期均以阴历计算，中文报纸均阴阳历并用。而鸦片、土娼，亦所在多有」。上述各项记事，或出于实际观察，或由友人处得知，以初次到港的外地人士来说，算是颇为精辟的，当然不免一些未尽真确的传闻，在今日是要加以考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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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二○一二年），〈百年中华大事纪要〉，页三五八。
2.周川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一二年），〈舒新城〉条，页六一○—六一一。
3.舒新城：《漫游日记》（上海：中华书局，一九四五年），〈序〉，页一—三。
4.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中华书局百年纪念》，〈文献摘编〉，页二七。
5.舒新城第二次启程来港，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但十二月三日之后，忽载十一月四日至六日事宜。「十一月」应为「十二月」之误，陆费逵、舒新城同访王云五应该是在十二月四日。
6.《工商日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7.《工商日报》，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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