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耗费十三年书写，大跨度地调动时空、融合个人经验与时代全景，描写国共内战时期，天下已乱之况。 战争年代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吶喊而已，控诉、吶喊、绝望、痛恨、不能发现人生的精采。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昇华了，人生的精采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王鼎钧 内战四年，千万颗人头落地，千万个家庭生离死别， 看见多少疯狂，多少憔悴，多少牺牲，多少残毁…… 战争年代的经验虽然痛苦，但不是吶喊、控诉、绝望或痛恨。 耗费十三年撰写与修改，《关山夺路》描写出国共内战时期，天下已乱之况。 国军有国军的说法，共军有共军的纪录。然而双方皆有如走马灯，去了又来，来了又去。 世事有远因近果，表象与内幕，偶然及必然，真诚伪装交杂，最重要的是，借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燄山似的战争年代，从悲痛中认识人性。 得奖纪录 第十八届国家文艺奖 历史嘉年华历史书写者致敬奖 在场主义㪚文奖（与许知远合得） 新浪网年度好书 广州南方都市报年度好书 光明日报光明好书榜 北京新京报年度好书 人民日报年度好书 华语传媒大奨提名第一名 入选深圳各媒体合办十大好书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王鼎钧
1925年生，山东省临沂县人。抗战末期弃学从军，1949年来台，曾任中广公司编审、制作组长、专门委员，中国文化学院讲师，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长，幼狮文化公司期刊部代理总编辑，《中国时报》主笔，「人间」副刊主编，美国西东大学双语教程中心华文主编。目前旅居美国。
曾获金鼎奖，台北中国文艺协会文艺评论奖章，中山文化基金会文艺奖，中国时报文学奖散文推荐奖，吴鲁芹散文奖。1999年《开放的人生》荣获文建会及联合副刊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三十」。2001年，获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杰出华人会员」奖牌。
着有散文「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碎琉璃》、《山里山外》、《左心房漩涡》、《小而美散文》。小说《单身温度》。论着「作文四书」《灵感》、《文学种籽》、《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等。
王鼎钧
1925年生，山东省临沂县人。抗战末期弃学从军，1949年来台，曾任中广公司编审、制作组长、专门委员，中国文化学院讲师，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长，幼狮文化公司期刊部代理总编辑，《中国时报》主笔，「人间」副刊主编，美国西东大学双语教程中心华文主编。目前旅居美国。
曾获金鼎奖，台北中国文艺协会文艺评论奖章，中山文化基金会文艺奖，中国时报文学奖散文推荐奖，吴鲁芹散文奖。1999年《开放的人生》荣获文建会及联合副刊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三十」。2001年，获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杰出华人会员」奖牌。
着有散文「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碎琉璃》、《山里山外》、《左心房漩涡》、《小而美散文》。小说《单身温度》。论着「作文四书」《灵感》、《文学种籽》、《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等。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序
写在《关山夺路》出版以后
最近，我和作家朋友有一次对话。他说：咱们这么大年纪了，还写个甚么劲儿呢！我说：我们是干甚么的，我们不是要为社会为读者写东西吗？他说：现代人写回忆录时兴别人替你执笔啊。我说：我是厨子，我请客当然亲手做菜。你已写过很多了！是的，我已经写过不少，可是我总是觉得不够好，总希望写出更好的来。你现在写的够好吗？我不知道，我听说「从地窖里拿出来的酒，最后拿出来的是最好的」。
回忆录第一册《昨天的云》，写我的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第二册《怒目少年》，写抗战时期到大后方做流亡学生，那是对我很重要的锻鍊。第三册《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时期奔驰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以后我还要写第四本，写我在台湾看到甚么，学到甚么，付出甚么。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佔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沖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
今天拿出来的第三本回忆录《关山夺路》，写我经历的国共内战。这一段时间大环境变化多，挑战强，我也进入青年时代，领受的能力也大，感应特别丰富。初稿写了三十多万字，太厚了，存二十四万字，仍然是三本之中篇幅最多的一本。
国共内战，依照国民政府的说法，打了三年，依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打了四年，内战从哪一天开始算起，他们的说法不同。内战有三个最重要的战役，其中两个：辽沈、平津，我在数难逃，最后南京不守，上海撤退，我也触及灵魂。战争给作家一种丰富，写作的材料像一座山坍下来，作家搬石头盖自己的房子，搬不完，用不完。内战、抗战永远有人写，一代一代写不完，也永远不嫌晚。
我们常说文学表现人生，我想：应该说文学表现精采的人生，人生充满了枯燥、沉闷、单调，令人厌倦，不能做文学作品的素材。甚么叫「精采的人生」？
第一是「对照」。比方说国共内战有一段时间叫拉锯战，国军忽然来了、又走了。共军忽然走了、又来了，像走马灯。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办公室有两张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这一张，共军来了挂那一张。有些乡镇拉锯拉得太快，拉得次数太频繁，乡长就做一个画框，正反两面两幅人像，一边毛先生，一边蒋先生，挂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翻过来。这都是对照，都很精采。
第二是「危机」。比方说，解放军攻天津的时候，我在天津，我是国军后勤单位的一个下级军官，我们十几个人住在一家大楼的地下室里。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解放军攻进天津市，我们躺在地下室里，不敢乱说乱动，只听见梯口有人喊「出来！出来！交枪不杀！」接着咚咚咚一个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叨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的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我们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这就是危机，很精采。如果手榴弹爆炸了，就不精采了，如果没有这颗手榴弹，也不够精采，叨天之幸，有手榴弹，没爆炸，精采！
第三是「冲突」。比方说，平津战役结束，我在解放区穿国军军服，这身衣服跟环境冲突，当然处处不方便，发生了一些事情，今天想起来很精采。后来由于一次精采的遭遇，我又穿解放军的衣服进入国军的地盘，我的衣服又跟环境冲突，又发生了一些精采的事情。冲突会产生精采。
在《关山夺路》这本书里，对照、危机、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杨万里有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结果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我们家乡有句俗话：「水要走路，山挡不住。」我还听到过一首歌：「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山，一条河流过两座山中间。左边碰壁弯一弯，右边碰壁弯一弯，不到黄河心不甘。」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采的人生。
由第二册回忆录到第三册，中间隔了十三年，这是因为：
国共内战的题材怎么写，这边有这边的口径，那边有那边的样板，我没有能力符合他们的标准，只能写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立场，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而且我应该有我自己的语言，我不必第一千个用花比美女。如果办不到，我不写。
我以前从未拿这一段遭遇写文章。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对作家充满了期待的时候，我这本书没法写，直到他们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战争年代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吶喊而已，控诉、吶喊、绝望、痛恨，不能发现人生的精采。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昇华了，人生的精采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如果我办不到，我也不写。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请听我一句话：读者不是我们诉苦伸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是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啦啦队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弱势团体任意摆布的时代也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见染成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可以把程序反过来倒推回去，发现你的血泪，心胸小的人你就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写，为了雕这块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多少人都写自传，因为人最关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读者并不爱看别人的自传，因为读者最关心的也是他自己，所以这年代，人了解别人很困难。我写回忆录在这个矛盾中奋斗，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我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我这四本书不叫自传，叫回忆录。有些年轻朋友说，他的父亲或者祖父那一代到底发生了甚么事，他知道的太少，所以对父亲祖父的了解也很少，他读了这本书多知道一些事情，进一步了解老人家。他太可爱了！
国共内战造成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希望读者由我认识这个变局。可能吗？我本来学习写小说、没有学会，小说家有一项专长：「由有限中见无限」，他们的这一手我学到了几分。当初我在台湾学习写作的时候，英国历史家汤因比的学说介绍到台湾，他说历史事件太多，历史方法处理不完，用科学方法处理；科学的方法仍然处理不完，那就由艺术家处理。他说艺术家的方法是使用「符号」。照他的说法，文学作品并不是小道，艺术作品也不是雕虫小技，我一直思考他说的话。
我发现，凡是「精采」的事件都有「符号」的功能，「一粒砂见世界，一朵花见天国」，那粒砂是精采的砂，那朵花是精采的花。我本来不相信这句话，诗人帮助我，一位诗人颠覆庄子的话作了一首诗，他说「我把船藏在山洞里，把地球藏在船上。」还有一位诗人写〈下午茶〉，他说下午在茶里。牧师也帮助我，「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法师也帮助我，他说「纳须弥于芥子」。四年内战，发生多少事情，每一天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每一个小时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我用符号来处理，我写成一本书。
中国人看国共内战，这里那里都有意见领袖，这本书那本书都有不同的说法。我写第一册回忆录《昨天的云》尽量避免议论，维持一个混沌未凿的少年。写第二本《怒目少年》，我忍不住了，我用几十年后的眼睛分析四十多年以前的世界。现在这本《关山夺路》，我又希望和以前两本不同，我的兴趣是叙述事实，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如果读者们见仁见智，如果读者们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我也很高兴。
除了跟自己不同，我也希望跟别人不完全相同，有许多现象，别人没写下来，有许多看法，以前没人提示过，有些内容跟人家差不多，我有我的表达方式。我再表白一次，我不能说跟别人完全一样的话，我是基督徒，我曾经报告我的牧师，请他包容我，一个作家，他说话如果跟别人完全相同，这个作家就死了！做好作家和做好基督徒有矛盾，好基督徒要说跟牧师一样的话，说跟教友一样的话，作家不然，我的同行因此付出多少代价，大家衣带渐宽终不悔。今日何日，为甚么还要勉强做学舌的鹦鹉？为名？为利？为情？为义？还是因为不争气？
我的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自古文人少同心」，我说的话应该跟你不一样，你说的话也应该跟我不一样。东风吹，战鼓擂，今天世界上谁怕谁！一个人说话怎么总是跟别人不一样？这样的人很难做好教徒，能不能做好僱员？好朋友？好党员？可怜的作家！他只有一条路，就是做好作家，他是一个浮士德，把灵魂押给了文学。
文学艺术标榜真善美，各位大概还记得、有一首歌叫〈真善美〉，周璇唱过，咱们别因为它是流行歌曲就看轻了它，写歌词的人还真是个行家：
真善美，真善美，他们的代价是脑髓，是心血，是眼泪。……是疯狂，是沉醉，是憔悴。……多少因循，多少苦闷，多少徘徊，换几个真善美。多少牺牲，多少埋没，多少残毁，賸几个真善美。……真善美，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又有谁……
这首歌唱的简直就是一部艺术史！内战四年，千万颗人头落地，千万个家庭生离死别，海内海外也没产生几本真正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千思万想，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难万难，顾不了学业，顾不了爱情，顾不了成仁取义、礼义廉耻。看见多少疯狂，多少憔悴，多少牺牲，多少残毁。我有千言万语，欲休还说。我是后死者，我是耶和华从炉灶里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根柴不能变成朽木，雕虫也好，雕龙也好。我总得雕出一个玩艺儿来。……我也不知道「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一本书出版以后有它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因缘。
最后我说个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头结成的，但是明珠并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
（在《关山夺路》新书发表会上讲话，二○○六年七月，纽约）
写在《关山夺路》出版以后
最近，我和作家朋友有一次对话。他说：咱们这么大年纪了，还写个甚么劲儿呢！我说：我们是干甚么的，我们不是要为社会为读者写东西吗？他说：现代人写回忆录时兴别人替你执笔啊。我说：我是厨子，我请客当然亲手做菜。你已写过很多了！是的，我已经写过不少，可是我总是觉得不够好，总希望写出更好的来。你现在写的够好吗？我不知道，我听说「从地窖里拿出来的酒，最后拿出来的是最好的」。
回忆录第一册《昨天的云》，写我的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第二册《怒目少年》，写抗战时期到大后方做流亡学生，那是对我很重要的锻鍊。第三册《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时期奔驰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以后我还要写第四本，写我在台湾看到甚么，学到甚么，付出甚么。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佔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沖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
今天拿出来的第三本回忆录《关山夺路》，写我经历的国共内战。这一段时间大环境变化多，挑战强，我也进入青年时代，领受的能力也大，感应特别丰富。初稿写了三十多万字，太厚了，存二十四万字，仍然是三本之中篇幅最多的一本。
国共内战，依照国民政府的说法，打了三年，依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打了四年，内战从哪一天开始算起，他们的说法不同。内战有三个最重要的战役，其中两个：辽沈、平津，我在数难逃，最后南京不守，上海撤退，我也触及灵魂。战争给作家一种丰富，写作的材料像一座山坍下来，作家搬石头盖自己的房子，搬不完，用不完。内战、抗战永远有人写，一代一代写不完，也永远不嫌晚。
我们常说文学表现人生，我想：应该说文学表现精采的人生，人生充满了枯燥、沉闷、单调，令人厌倦，不能做文学作品的素材。甚么叫「精采的人生」？
第一是「对照」。比方说国共内战有一段时间叫拉锯战，国军忽然来了、又走了。共军忽然走了、又来了，像走马灯。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办公室有两张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这一张，共军来了挂那一张。有些乡镇拉锯拉得太快，拉得次数太频繁，乡长就做一个画框，正反两面两幅人像，一边毛先生，一边蒋先生，挂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翻过来。这都是对照，都很精采。
第二是「危机」。比方说，解放军攻天津的时候，我在天津，我是国军后勤单位的一个下级军官，我们十几个人住在一家大楼的地下室里。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解放军攻进天津市，我们躺在地下室里，不敢乱说乱动，只听见梯口有人喊「出来！出来！交枪不杀！」接着咚咚咚一个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叨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的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我们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这就是危机，很精采。如果手榴弹爆炸了，就不精采了，如果没有这颗手榴弹，也不够精采，叨天之幸，有手榴弹，没爆炸，精采！
第三是「冲突」。比方说，平津战役结束，我在解放区穿国军军服，这身衣服跟环境冲突，当然处处不方便，发生了一些事情，今天想起来很精采。后来由于一次精采的遭遇，我又穿解放军的衣服进入国军的地盘，我的衣服又跟环境冲突，又发生了一些精采的事情。冲突会产生精采。
在《关山夺路》这本书里，对照、危机、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杨万里有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结果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我们家乡有句俗话：「水要走路，山挡不住。」我还听到过一首歌：「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山，一条河流过两座山中间。左边碰壁弯一弯，右边碰壁弯一弯，不到黄河心不甘。」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采的人生。
由第二册回忆录到第三册，中间隔了十三年，这是因为：
国共内战的题材怎么写，这边有这边的口径，那边有那边的样板，我没有能力符合他们的标准，只能写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立场，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而且我应该有我自己的语言，我不必第一千个用花比美女。如果办不到，我不写。
我以前从未拿这一段遭遇写文章。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对作家充满了期待的时候，我这本书没法写，直到他们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战争年代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吶喊而已，控诉、吶喊、绝望、痛恨，不能发现人生的精采。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昇华了，人生的精采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如果我办不到，我也不写。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请听我一句话：读者不是我们诉苦伸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是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啦啦队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弱势团体任意摆布的时代也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见染成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可以把程序反过来倒推回去，发现你的血泪，心胸小的人你就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写，为了雕这块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多少人都写自传，因为人最关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读者并不爱看别人的自传，因为读者最关心的也是他自己，所以这年代，人了解别人很困难。我写回忆录在这个矛盾中奋斗，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我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我这四本书不叫自传，叫回忆录。有些年轻朋友说，他的父亲或者祖父那一代到底发生了甚么事，他知道的太少，所以对父亲祖父的了解也很少，他读了这本书多知道一些事情，进一步了解老人家。他太可爱了！
国共内战造成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希望读者由我认识这个变局。可能吗？我本来学习写小说、没有学会，小说家有一项专长：「由有限中见无限」，他们的这一手我学到了几分。当初我在台湾学习写作的时候，英国历史家汤因比的学说介绍到台湾，他说历史事件太多，历史方法处理不完，用科学方法处理；科学的方法仍然处理不完，那就由艺术家处理。他说艺术家的方法是使用「符号」。照他的说法，文学作品并不是小道，艺术作品也不是雕虫小技，我一直思考他说的话。
我发现，凡是「精采」的事件都有「符号」的功能，「一粒砂见世界，一朵花见天国」，那粒砂是精采的砂，那朵花是精采的花。我本来不相信这句话，诗人帮助我，一位诗人颠覆庄子的话作了一首诗，他说「我把船藏在山洞里，把地球藏在船上。」还有一位诗人写〈下午茶〉，他说下午在茶里。牧师也帮助我，「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法师也帮助我，他说「纳须弥于芥子」。四年内战，发生多少事情，每一天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每一个小时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我用符号来处理，我写成一本书。
中国人看国共内战，这里那里都有意见领袖，这本书那本书都有不同的说法。我写第一册回忆录《昨天的云》尽量避免议论，维持一个混沌未凿的少年。写第二本《怒目少年》，我忍不住了，我用几十年后的眼睛分析四十多年以前的世界。现在这本《关山夺路》，我又希望和以前两本不同，我的兴趣是叙述事实，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如果读者们见仁见智，如果读者们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我也很高兴。
除了跟自己不同，我也希望跟别人不完全相同，有许多现象，别人没写下来，有许多看法，以前没人提示过，有些内容跟人家差不多，我有我的表达方式。我再表白一次，我不能说跟别人完全一样的话，我是基督徒，我曾经报告我的牧师，请他包容我，一个作家，他说话如果跟别人完全相同，这个作家就死了！做好作家和做好基督徒有矛盾，好基督徒要说跟牧师一样的话，说跟教友一样的话，作家不然，我的同行因此付出多少代价，大家衣带渐宽终不悔。今日何日，为甚么还要勉强做学舌的鹦鹉？为名？为利？为情？为义？还是因为不争气？
我的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自古文人少同心」，我说的话应该跟你不一样，你说的话也应该跟我不一样。东风吹，战鼓擂，今天世界上谁怕谁！一个人说话怎么总是跟别人不一样？这样的人很难做好教徒，能不能做好僱员？好朋友？好党员？可怜的作家！他只有一条路，就是做好作家，他是一个浮士德，把灵魂押给了文学。
文学艺术标榜真善美，各位大概还记得、有一首歌叫〈真善美〉，周璇唱过，咱们别因为它是流行歌曲就看轻了它，写歌词的人还真是个行家：
真善美，真善美，他们的代价是脑髓，是心血，是眼泪。……是疯狂，是沉醉，是憔悴。……多少因循，多少苦闷，多少徘徊，换几个真善美。多少牺牲，多少埋没，多少残毁，賸几个真善美。……真善美，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又有谁……
这首歌唱的简直就是一部艺术史！内战四年，千万颗人头落地，千万个家庭生离死别，海内海外也没产生几本真正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千思万想，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难万难，顾不了学业，顾不了爱情，顾不了成仁取义、礼义廉耻。看见多少疯狂，多少憔悴，多少牺牲，多少残毁。我有千言万语，欲休还说。我是后死者，我是耶和华从炉灶里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根柴不能变成朽木，雕虫也好，雕龙也好。我总得雕出一个玩艺儿来。……我也不知道「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一本书出版以后有它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因缘。
最后我说个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头结成的，但是明珠并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
（在《关山夺路》新书发表会上讲话，二○○六年七月，纽约）
图书试读
天津中共战俘营半月记
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缴械就擒的国军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离开住所。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断了的电话线，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没人看我们，我偷偷的看他。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挤满了房子，挤满了院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律不佩符号，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比方说，士兵穿又脏又旧的军服，连长穿干干净净的军服，团长穿崭新的军服。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我们人数这么多，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身旁几个通信兵，门口几个卫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他们并未怎样注意我们，反倒是我，我没忘记我是（或者准备是）一个作家，赶紧趁机会观察新事物。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个个脸色憔悴，嘴唇皲裂，双手赤红，我担心他们生冻疮。有人光着头，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很难得！他们没穿大衣，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想是为了御寒。装备陈旧，多是民间用手工缝制，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布鞋崭新，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还记得国军宿营的时候，照例派人四出侦察，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于是放心睡觉，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神通就在这双布鞋。个别看，解放军哪里是雄师？何以集体表现席卷江山？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没有答案。
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缴械就擒的国军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离开住所。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断了的电话线，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没人看我们，我偷偷的看他。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挤满了房子，挤满了院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律不佩符号，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比方说，士兵穿又脏又旧的军服，连长穿干干净净的军服，团长穿崭新的军服。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我们人数这么多，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身旁几个通信兵，门口几个卫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他们并未怎样注意我们，反倒是我，我没忘记我是（或者准备是）一个作家，赶紧趁机会观察新事物。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个个脸色憔悴，嘴唇皲裂，双手赤红，我担心他们生冻疮。有人光着头，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很难得！他们没穿大衣，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想是为了御寒。装备陈旧，多是民间用手工缝制，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布鞋崭新，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还记得国军宿营的时候，照例派人四出侦察，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于是放心睡觉，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神通就在这双布鞋。个别看，解放军哪里是雄师？何以集体表现席卷江山？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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