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九三九年,亨利.马谛斯(Henri Matisse)在过世前十五年, 开始偏离传统画风,研发起新的艺术技法。马谛斯将上了五颜六色的胶彩纸剪碎,然后再加以排列组合成图像。他先用大头针固定纸片,再用浆煳黏起,通常直接贴在墙上。他不再使用画架和画布。剪刀成了他的主要工具,而非画笔。
这手法有点像拼贴及马赛克的结合,这么做是有苦衷的。年届七十的画家视力大幅衰退,也是原因之一。况且,一九四一年大病一场后,他便以轮椅代步,时常下不了床。一日,他灵机一动,想在屋内打造一座「花园」,在工作室的墙贴上果叶茂密的森林。完工靠的是众人齐力合作:马谛斯请助理替纸张上色。他再也无法亲手创作。
成品调性独特,风格混杂,显然比他的画作还要抽象。他继续把玩笔下一贯的相同元素:大自然、人体。只是,突然间跃生了另一种活力,跃生了截然不同的语言。
相较于画布上的图像,纸上的图像更简单、更粗糙,但需费煞苦心、花上复杂的工夫才能完成。认得出是出自大师之手,但风格丕变。循新技法和昔日画作间的沿革,会发现这是个转捩点,是激进的举动。
对马谛斯而言,剪纸不只是新技法,还可借此思考形状、颜色、构图的可能性,加以扩张。是对艺术策略的再思。画家说:「这趟旅程的条件,百分百不同。」他称此技法为「以剪刀作画」,并比拟作飞翔的经验。
马谛斯的新技法起初饱受众人质疑。一名艺评家认为,它充其量只算是「愉快的消遣」。艺术家自己也不太确定。对马谛斯来说,剪纸一开始是种练习,是种实验。他循着一条未知的小路走,探索范围愈来愈广,意义何在自己也不清楚。尽管困难重重,这段期间他马不停蹄地创作,硕果累累。他渐渐全然接纳这个技法,贯彻始终,直到过世。
去年,《另一种语言》快告一段落时,我在伦敦看了一场展览,内容是关于马谛斯最后的创作阶段。我与一系列抒情、大胆、多元的图像相遇。我看见图像与留白之间惊人的对话,也了解到留白,如沉默,也可有其意义。
纸上图像相当精鍊,让我震撼不已。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接缝、裂纹表露无遗。图像就这样被剪碎,传达出一种解构的意味,简直有如暴力拆毁。但看起来却和谐、安定,诉说着新的开始。先被剪开,再被重建,每个图像都像是短暂、悬宕、脆弱之物,唤起其他组合、其他可能性。
逛展览时,我看出这是一名某刻觉得需要转换跑道,换个不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艺术家。他有股疯狂的冲动,想抛下一种视域,甚至是特定的创作身份,以求得另一种视域、另一种身份。我想到自身的义大利文书写:过程同样棘手,成果跟我的英文作品相比,也只是雏形。
以另一种语言写作,象征着动手拆毁一切,象征着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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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语言》是我第一本直接用义大利文写成的书。它在二○一二年秋成形,是我私下心血来潮、断断续续写下的。当时,在美国住了大半辈子的我,刚搬到罗马。我会说义大利文,但只略懂皮毛。我想精通这个语言。我有本笔记本,专门拿来用义语做关于义语的笔记。我写下生字,写下要学的文法规则,写下令我怦然心动的句子。我按一贯的方式写,从笔记本首页写起,填满一页又一页。
同时,我也从最后一页往前写起,着手做另一种笔记,记下探究义语深幽的经历,而非专记语言学的种种。这些笔记是匆匆写下的,一连串塞在笔记本末页的感想,简直像是刻意不让自己看到。
笔记逐渐化为句子,句子化为段落。有点像是日记,没多想就写下。我另外还写了一本义大利文日记,在上头记述我的日常生活及我对罗马的印象。可是在这本,我仅描写有感语言力量而发的情思。
到了春天,这本笔记本已被我写满。头尾相遇。我买了新的笔记本,将第一本收入抽屉。我持续研读义大利文,但不再从尾到头记录我的想法。翌年秋天,我拿出第一本笔记本,看到的是思绪大杂烩,是六十页杂乱无章的文字。当时我已用义语写了一点东西,也拿给几位朋友看过。但笔记本的内容我不想跟任何人分享。
以下是摘自最后一页、也是第一页的笔记。
「语言如潮水,时涨时退,深奥难懂」
「字典伴读」
「失败」
「永远在我身外之物」
重读笔记时,我几乎立刻就瞥见一条思路、一条逻辑,或许甚至还看见一条叙事弧。一日,为了釐清它们的意思,我在之前做的笔记上,写下笔记。我发现待琢磨、待分析的点子。篇章、标题浮现心头。我感觉到一种节奏、一种架构。没多久,我就知道第一本笔记本的内容,将化成这本书。
我需要更多空间。我买了一本练习本。从十一月到五月,我差不多每週都在推敲新点子,直到搞定最后一个为止。我从未如此下笔神速、料事如神过,前方每一步早被我摸得一清二楚,这条路将带我去何方,我心里已有底。尽管费工,书写时可是行云流水,一挥而就。一切都异常清晰,除了最核心的元素,除了主题本身: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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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定义这本书?这是我写的第五本书,也是初试啼声之作。是目的地,也是起点。它以失缺为根基。从书名开始便隐含拒斥的意味。这次,我将本应用来书写的已知词语拒于门外,另觅他词。
我认为这本书既优柔,同时也很大胆。是既私密又公开的文本。一方面,它是萌生自我其他着作。主题终究没变过:身份认同、疏离、归属。但包装与内容、身体与灵魂,全变了样。
这是一本旅游之书,不算是地景游记,反倒像是心路游记。讲述离乡背井的历程、迷失的状态、探索的心路。讲述一段时而刺激、时而累人的旅程。这是段荒谬的旅程,毕竟,旅人从未抵达她的目的地。
这是一本回忆之书,充满了隐喻。讲述寻觅、成功、不断吃败仗的点滴。讲述童年与成年,讲述一段演化、或应説是革命的进程。这是一本关于爱与痛苦的书。讲述新的独立,还有同时出现的新依赖。讲述协力合作,也讲述孤独境界。
不像我其他作品,这本书是源自我真实的亲身体验,而非虚构之作,除了两篇故事外。我视它为一种语言自传、一幅自画像。娜塔莉亚.金斯堡在《Lessico famigliare》(《家训》)的前言中写道:「我什么都没编造。」此时引用这句话似乎正好。
话虽如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我编造的。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代表了从零开始。它来自虚无,所以每个句子都看似无中生有。我费尽苦心将这个语言佔为己有、掌控它,过程跟创作很像──捉摸不定、毫无逻辑可言。但这并不算是真正拥有:它也算是虚构的一种。语言是真的,但我学它、用它的方式是假的。硬求来、硬习得的语汇,永远会是异物,有如膺品,即使它并不是。
学义大利文时,我也再度学习写作。我必须採用不同的手法。每走一步,义语便堵在我面前,限制我,同时也任我叛逆,任我僭越。这里,又要举一段娜塔莉亚.金斯堡在《家训》写过的话: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最优秀的作品,但它的确是唯一一本我在绝对自由状态下写出的作品。」
我认为我那更侷限、更稚拙的新语言,给了我更广阔、更成熟的视角。这也是为何目前我仍持续以义语写作。在这本书中,我谈了不少自由与限制之间的矛盾关系。这里我不想老调重弹。我宁可更近一步探讨真实与虚构间的相互关联,釐清自传的问题。这问题,已困扰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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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是为了隐藏自己而写。我想远离我的文字,没入背景里。我宁可躲在字里行间,伪装起来,若隐若现。
我在美国成了作家,却将第一个故事的背景设在加尔各答,一座我从未住过的城市,离我土生土长、更为了解的国家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因为我和创作空间之间,需要距离。
刚开始写作时,我以为着墨他人事较为清高。我怕自传式的题材较没创作价值,甚至好像是我偷懒似的。我怕讲述自身经历,会显得自我中心。
在这本书中,我是头一回当主人公。连个别人的影子也没有。我以第一人称跃然纸上,坦率地谈论私事。我觉得在这本书中,自己赤身裸体,贴在新的语言上,歪七扭八,有点像是马谛斯的「蓝色裸女」系列画作,那群剪下再拼贴起的女体。
我已好几年没读过别人对我的评论。不过,我知道在某些读者眼中,我是自传作家。若我澄清自己不是,他们也不信,反倒坚持己见。他们说,既然我和我笔下大部分的角色一样,都是印度人,我的作品显然写的就是自己。或者,他们以为任何以第一人称写成的故事,就一定是真实故事。
对我而言,自传式文本是由作家亲身经历形塑而来,作家的生活和书中大小事相差不远。每个作家都倾向描述自己所知的世界、自己认识的人,但自传作品更绝。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来自罗马,所以笔下许多故事的背景才会设在罗马。他是罗马人,如同他书中的人物。难道这就代表他笔下每个故事、每本小说中的人物,都在写自己?我不这么认为。
我花了一年多宣传我的新小说《低地的风信子》(The Lowland)。小说中的人物的际遇,我未曾经历过。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从未发生在我身上。我知道书中主要的地方,情节也是依据真实事件改编,但事件本身我不记得,也没印象。现实播下种子,其余全由我想像。
记者或评论家不只一次当着我的面,坚称我写的是自传小说。我凭空杜撰的情节与角色,竟然被视为在写我自己,每次都令我咋舌,也令我恼火。
我写的书,轮不到我来评。我只想区分创自作家知识与好奇的写实小说,和自传小説的不同。
《另一种语言》不一样。书中一切几乎都发生在我身上。我已解释过,它的前身算是日记,算是一种私密的文本。它是我最贴身、也是最公开的作品。
就连我初次用义大利文写的小说「换衣记」,写的也是我自己。这我无法否认。故事以第三人称写成,虽稍作了修改,但主人公就是我。那个下着雨的午后,我来到那栋公寓。故事中描述的一切,都是我所见、所观察。和主人公一样,我弄丢了一件黑色毛衣,出尽洋相。我一头雾水、焦躁不安,就跟她一样。几个月后,我将此真实经历写成一个故事。过了快两年后所写的「微光」,则是一则虚构的故事,但也是基于自身经历:故事开头主人公的梦,是我做过的梦。
我一直以为,比起直接取材现实,虚构可有更多创作自主权。我偏好操弄真相,却也想原汁原味地如实呈现。身为作家,逼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写了这本书之后,我的想法却变了。
虚构也可是个陷阱。凭空杜撰的人物,必须像是真实人物──难就难在这儿。描写一个我从未住过的真实地方,营造出我不知晓的历史时代,是个挑战,尤其是在《低地的风信子》中。为了拟真那个世界、那个时代,我研读了不少资料。从第一本书开始,我就营造了父母生长的城市加尔各答。对他们而言,那里是个几乎已消失的遥远之地,因此我才想办法透过书写,来消弭距离,让故土现形。
如今,我不再觉得非得将失落的国家归还给父母。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接受我的书写不必如此任重道远。这么看来,《另一种语言》可说是我以成年人的身份所写的第一本书,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也是我以孩童的身份写的第一本书。
身为作家,我仍锲而不舍地追寻真相,但我没那么追究事实性的真理。在义大利文中,我逐渐往抽象靠拢。地处何方未明,到目前为止,角色都没有名字,没有特定文化身份。我想,如此一来,书写便算得上是不被真实世界侷限。现在,我设定的背景较不明确。马谛斯将他的新技法比拟作飞翔,这也是为何我明白他所言。书写义大利文时,我觉得双脚腾空,不再落地。
是什么驱使我换新方向,朝较偏自传、较抽象的书写靠拢?我发觉,这说法自相矛盾。较私人的观点及较迷离的笔调,是源自何方?肯定是源自语言。在这本书中,语言不只是工具,还是主题。义大利文一直是面具,是泸器,是宣洩管道,是手段。没有疏离,我什么都创造不了。正是靠着这个新疏离,我才得以真面目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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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令我又爱又恨,或许一直会如此。一方面我引以为荣。我跋涉好久,才走到这一步。字字都是我挣来的:一切都不是白白得来的。一切均来自我的决心。一路走来险阻重重。我能构思、起草、出版这本书,简直有如奇蹟。这本书出自肺腑、表里如一,我认为它是真品。
另一方面,我怕它是本膺品。我对它没安全感,有点难为情。虽然现在它有了书封,也经装订,有形有体。我仍怕它是来乱的,甚至不知好歹。我不晓得究竟该不该继续书写义大利文。我的义语仍待精进,我也仍是个外国人。我来到义大利,是为了更了解我笔下的人物和我父母。我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外国作家。
既然书即将问世,不妨听一下别人的反应,也挺有趣的。当我说我的新书是以义语写成时,其他作家常以狐疑、几近反对的眼光注视我。或许我错了;我不知道人家会不会觉得这是条死路,或充其量是个「愉快的消遣」。有些人告诉我,作家永远不该抛弃其主要语言,对仅略知皮毛的语言投怀送抱。他们说,如此劣势,对作家、对读者都不好。听了这些意见,我好羞愧,不禁想赶快删除每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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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写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雅歌塔.克里斯多夫(Ágota Kristóf)这个书写法文的匈牙利裔作家。或许,先前不识她的文风和作品是最好的──不知道有她这个前例,就放手一搏。我先是读《文盲》(The Illiterate)这本简短的自传式文本,她在书中畅谈所受的文学教育及二十一岁时避难至瑞士的经历。她学起法文,过程艰辛磨人。她写道:
我从这里起步,下苦功征服这个语言,过程漫长、艰苦,当然,也持续了一辈子。我已说法文说了逾三十年,写了二十年,但我仍对它一无所知。说法文时总会犯错,书写时,还得不时查阅字典。
读到这一段,我是既震惊又欣慰。这段也可是我的感慨、我的文字。
接着,我读了她名闻遐迩的三部曲,从《恶童日记》(The Notebook)读起,读到爱不释手。作者认为这本书是她的自传,我则认为这实在是本杰作。她的文字精辟,文笔洗练、锐利,更是令我醉心不已。读来震撼人心,力道之大,有如肚子挨了一拳。虽然我读的是义大利文译本,但隐含字里行间的心血,就连在译本中我也感受得到。我凭直觉感受到她跟我一样,戴上语言面具后,觉得受束缚,同时也觉得自由。了解她的作品后,我感到安心,较不那么孤独了。我认为在这条路上,我遇上了一位向导,或许甚至是旅伴。
然而,我和她之间仍有着根本上的差异。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是逼不得已才抛弃匈牙利语。她想被人阅读,所以才用法文书写。「我是身不由己,」作家解释。她很后悔不能以母语写作,因此老是将法文视为「敌语」。而我,却是自愿用义大利文书写。我不想念英文,就算书写英文游刃有余,我也不眷恋。
由克里斯多夫的作品可知,自传小说不见得写实,想像与现实间的界线,是模煳不清的。三部曲的第三集《第三谎言》(The Third Lie)的主人翁说:「我试图写下真实故事,但正因故事真切,我才难以忍受,所以我不得不修改。」
即使是取材现实、贴切现实的小说,也并非真相,正如镜中的影像并非血肉之躯。无论多写实、多贴近事实,它仍是抽象的。套另一名跟克里斯多夫一样,总爱在笔下把弄真实事件的作家拉尔拉.罗曼诺(Lalla Romano)的话来说,「在书中,什么都是真的,什么都不是真的。」
一切都必须重思、重塑。就算自传小说是受真实事件、受记忆启发,也必须精挑细选,毫不留情地剪裁。作家用笔书写,但到头来,要创出到位的风格,就必须像马谛斯一样,用把好剪刀来裁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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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旅程即将告一段落。今年我必须离开罗马,回到美国。我不想走。我希望能待在这国家,待在这语言中。
我已害怕和义大利文分离。同时,我也察觉到我和英文间,有着形式上的距离,我已未接触英风三年之久。我决定只阅读义语,也因而走上了这条新的创作之路。书写来自阅读。如今,尽管侷促,我还是偏好用义大利文写作。即使我仍是半盲,有些东西倒是看得更清楚了。即使漂泊不定,我也觉得更有依归。即使别扭,我也觉得更自在。
这本书引我来到岔路,逼我抉择,让我明白一切都是颠倒、翻转的。它问我:要怎么前进?
我该继续走下去吗?我会为了义大利文而彻底放弃英文吗?抑或,一回到美国,我就会重回英文的怀抱?
我要如何重回英文的怀抱?借镜父母,我才明白一旦离开,就是永远离开了。若我停笔,不再书写义大利文,若我走回头路,继续书写英文,恐怕会有另一种失落感。
我无法预知未来。我宁可享受这一刻,享受才刚告成的作品。尽管心有疑虑,我还是很高兴能用义大利文写书,并付梓出版。文本告一段落,审义语校样时,我觉得好感动。也可説这是本道地的书,在义大利土生土长,即使作者不是义大利人
《另一种语言》现将独立于我,有了自己的身份。第一批读者将是义大利人;首先将在义大利书店上架。它迟早会转译、变形。翌年,它会在美国出版,以双语版本问世。但它扎根当地,有特定的根,虽然它一直是混杂的、有点出格,跟我一样。
多亏这个书写计画,我希望有一小部分的我,能留在义大利,这抚慰了我,尽管我希望世上每本书都是属于每个人的,或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地方。
罗马,二○一四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