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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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Matthew W. Mo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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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史
  • 印度史
  • 地缘政治
  • 边疆研究
  • 帝国研究
  • 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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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新清史2.0重量级鉅献!

  国际汉学名家马世嘉一举打破过往对清代边疆政策的论述,
  将文化史、思想史、地理学、政治学的研究融为一炉,
  以清晰的思路娓娓论证──
  清王朝并不是一个无力控制其边缘地域的失败政体,
  而是拥有复杂的资讯获取体系,以处理与边疆共同体间的关系。


  18-19世纪的清王朝,是否真如历来所论,
  是一个忽视对外关系、闭关自守的帝国?
  答案若否,那么清朝对边疆的治理是採取什么样的模式?
  此一模式又如何影响其对外的政策,乃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表现?

  马世嘉学识渊博,以汉文、满文、蒙古文及欧美文献,
  呈现第一手史料的锐利,考证翔实,刺穿陈见,
  他以当时的英属印度为核心,爬梳清朝的边疆知识系统与治边理路,
  重探清帝国从边疆政策到对外政策的转向内幕,
  并重新思考清王朝的世界观和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

  ★亚洲国际关系学家和历史学家必读之作
  ★重新认识清朝对外关系的经典之书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蔡伟杰 专文导读

  清朝初期,政府对印度的理解充斥着各种歧异矛盾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来自汉朝至明朝的文献,有的来自佛教徒、穆斯林、基督徒等背景的文献,也有蒙古与西藏学者们的资料。尽管各异的地理世界观交叉传播、相互影响,仍存在着专有名词、宇宙论、宗教、政治意涵上极为根本的歧异。

  甚至到干隆朝,朝廷四处蒐集的印度报告还是充满陌生字汇。干隆因此组织多语言团队进行翻译、整理、解释,官员们还是靠着一些去过的人与传教士,才能画出大清帝国边外领域的地图。纵然花了这么大的努力,对印度的理解也还停留在瞎子摸象。

  时序进到19世纪,最初那几年,清廷不甚清楚的世界观,使得战略与军事已经落后其他亚洲与欧洲邻国,而大英帝国当时已成为南方边疆上的唯一强权。对多数与清廷有所接触的外国观察家而言,亚洲强权俨然产生革命性的翻转。英属印度的报告透过不同管道送到北京,仍然充斥不同地区习惯用语,就算北京当局开始对情况有些了解,也因为不同地理名词,而认定不列颠在印度的扩张规模并不大。

  干隆之后,汉人文士研究地理与边疆事务解禁,他们掌握更多资料,得以用更宏观的角度审视帝国边疆,也警醒到大英帝国的活动无所不在。身为清朝官员的魏源主张将地理名词标准化,认为有助于整合大清对外的政策,可惜提案未被採纳。而鸦片战争后清朝在对外关系所显露的破绽,也使其面临更大的挑战。

  马世嘉在书中运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大英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国立故宫博物院、日本东洋文库等处的众多档案与图书,并爬梳中、英、满、日、法、德、藏、蒙、波斯等多种语言的史料,以印度为核心,条理清晰地重现清廷对外政策的世界观。本书修正了历来对清代与英属印度强权之间的理解,并分析边疆政策与对外政策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的紧张关系,为关注亚洲的研究者与读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养分。

海外学界一致肯定

  这部博而不繁的新作,无疑将使我们重新思考清王朝的世界观和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美国乔治城大学艾德蒙•沃尔什外交服务学院历史学教授

  马世嘉利用汉文、满文、蒙古文及欧洲材料,透过这部令人惊喜的处女作,重新思考过去五百年的亚洲史学编纂史。在本书中,作者无处不显示出自己在驾驭多语言材料方面的渊博学识。──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讲座教授

  作者出色地修正了我们对清代中国与新出现的英属印度强权之间关系的理解。清王朝并不是一个无力控制其边缘地区的失败政体,而是拥有复杂的资讯获取体系,以处理与边疆共同体间的关系。1850年之后,一种视野更宽广的「对外政策」逐渐形成,以应对来势兇勐的西方列强。──克里斯托弗•贝利(C. A. Bayly)剑桥大学维尔•哈姆斯沃思帝国史与海军史讲席教授

  本书立论坚实,锐气逼人,读起来像一部侦探小说。「印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究竟在哪?它对清王朝而言意味着什么?本书贯穿了政治史、外交史、文化史与思想史等领域,对于重构19世纪早期的中国史是一部必读之作。──盖博坚(R. Kent Guy)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历史系教授

  这是一部卓越的、为学界所亟需的着作,对于所有研究晚期帝制中国史和早期现代全球史的学者而言都是一部必读之作。──吴劳丽(Laura Newby)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作者清晰地论证了清朝统治精英如何积极参与知识与世界观的建构,本书对于推动清史的研究可谓一大贡献,也有助于重构我们对西方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理解。──陆德芙(Jennifer Rudolph)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执行董事

  本书打破了天下与朝贡体系的传统解释模式,将文化史、思想史与地理学、政治学、对外关系的研究融为一体。──《中国研究书评》

  作为对中国忽视对外关系这种陈旧观点的回应,本书不仅做出了全面的修正,而且提供了思想史层面的叙事重构,由此产生的方法论同样可以应用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中国学报》

  本书对清朝地图学、地理学和词典编纂学的多样化模式,及其如何拓展对早期现代世界的认识的讨论,即使是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学者也能从中获益良多。──《东亚研究书讯》

  作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具有说服力的清代对外关系史专着,检视了1757年至1860年间朝廷了解和认识英属印度的过程。书中分析了边疆政策与对外政策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的紧张关系,为关注亚洲的国际关系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养分。──美国《选择》杂志
 
好的,以下是为您的图书《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所撰写的一份详尽、侧重于其他主题的图书简介,旨在避免提及原书内容,同时确保语言风格自然、信息丰富: --- 《天朝的远眺与陆权的重塑:十七至十九世纪中亚草原的权力结构与外交博弈》 一部深入探讨清代帝国中亚边疆治理、游牧民族关系与传统朝贡体系解构的重量级学术专著。 本书聚焦于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末,清帝国在广袤的中亚腹地所经历的权力扩张、制度构建及其最终面临的外部压力。通过对浩繁的内阁档案、理藩院文牍、外交往来记录以及满汉蒙文史料的细致梳理,本书旨在重新审视清朝“边疆”概念的动态演变,揭示其如何通过军事征服、政治联姻、宗教渗透和经济控制等多元手段,将原本松散的草原地缘政治格局,整合进以北京为中心的官僚帝国体系之中。 第一部分:草原王朝的遗产与清初的权力吸纳 本书的开篇追溯了后金崛起前,漠北及西域各部汗国与中原王朝间复杂纠缠的历史渊源。我们探讨了后金政权如何继承并改造了蒙古帝国崩溃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和民族记忆。 关键议题包括: “和硕特汗国”的兴衰及其对青海、西藏地区的影响: 详细分析了和硕特部如何充当了清朝向西拓展的先锋力量,以及其最终被中央政权收编或削弱的过程,揭示了清朝对“藩部”进行间接统治的早期模式。 喀尔喀蒙古的“王公化”进程: 阐述了清廷如何通过分封爵位、授予敕书和进行“满洲化”教育,将原本具有独立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喀尔喀贵族,逐步纳入以八旗制度为基础的等级体系中,有效防止了游牧力量在北方边境的整合与反抗。 科布多参赞大臣署的设立及其功能重塑: 本章细致考察了这一关键边疆机构的设立背景、组织架构及其在军事防御、贸易监管和司法仲裁方面的职权变化,揭示了中央对边疆地方行政权力的精细化控制。 第二部分:水网与沙丘之间的治理逻辑:对西域绿洲的重塑 清朝对准噶尔汗国的彻底击败(乾隆中期),标志着帝国地缘政治的巨大飞跃,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广袤西域绿洲城邦的管理难题。本书深入剖析了清廷在新疆地区推行的具体治理策略。 核心分析点集中于: “改土归流”在天山南北的特殊表现: 区别于南方省份,西域的“改土归流”采取了更为审慎的“因俗而治”策略,本书对比了对回部(维吾尔族聚居区)与对准噶尔遗民的管理差异。探讨了世袭伯克制度在清代被保留与改造,以平衡中央控制与地方自治的需求。 盐税、商业垄断与漕运体系的延伸: 分析了清政府如何通过控制重要的跨区域贸易路线——特别是对玉石、皮毛和茶叶的官方垄断,以及对喀什噶尔、和阗等地商业网络的干预,将这些遥远的绿洲经济单元,牢固地嵌入到帝国的财政循环之中。 “伊犁将军”的军事化行政模式: 聚焦于伊犁作为帝国边防核心的地位,研究了驻军与屯垦政策如何相互配合,以确保对中亚草原通道的有效控制,并探讨了这种高度军事化的行政模式对当地社会结构产生的长期影响。 第三部分:朝贡体系的极限与国际边界的初步划定 本书的后半部分转向清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在中亚地区与新崛起的区域性强权之间的互动,这对于理解清朝晚期“边疆”概念的终结至关重要。 重点研究领域包括: 浩罕汗国与布哈拉汗国的朝贡策略: 详细考察了中亚伊斯兰政权(如浩罕)如何利用朝贡体系,在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获取清廷的经济补偿和政治承认。分析了清朝在册封与贡期安排上的弹性,以维持其在“天下观”中的优越地位。 中俄关系在西段的摩擦与谈判(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 侧重于雅克萨之战后的边界划定过程,特别是《恰克图界约》的签订对清朝陆疆的实质性影响。本书强调了清廷外交官在处理与沙俄的接触中,如何逐步从维护“朝贡藩属”的传统话语,转向接受基于“地理边界”的国际法原则。 准噶尔遗民的流散与周边影响: 研究了准噶尔汗国覆灭后,其部分部落向俄罗斯帝国境内迁移的事件,以及清廷对这些“逃人”问题的处理方式,这直接预示了十九世纪中俄之间在边界安全问题上的持续敏感性。 结论:帝国边疆的内向性与治理的张力 《天朝的远眺与陆权的重塑》最终论证,清朝对中亚的治理并非一个线性的、从边缘到中心渗透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不断适应游牧政治逻辑的动态工程。它成功地将广阔的陆疆纳入了帝国的军事和财政框架,但其治理模式的特殊性,也为后来的民族认同重构和现代国家边界的形成,留下了深刻而复杂的遗产。本书的分析,为理解清代帝国的空间政治和权力运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马世嘉(Matthew W. Mosca)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师承孔飞力(Philip A. Kuhn)、欧立德(Mark C. Elliott)与濮德培(Peter C. Perdue)。曾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与香港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与内陆亚洲史,尤其关注大清帝国的对外关系以及清代地理与史学思想史。

译者简介

罗盛吉


  着迷于历史与语言,现为自由译者。
 

图书目录

导读 清朝的情报蒐集与边疆政策的转型/蔡伟杰
中文版序
致谢
翻译说明

导论
‧重新思考清朝对外关系
‧重构清朝地缘政治的世界观
‧本书的计画
‧关于「印度」的说明

第一部分 | 清帝国的世界视野

第一章    许许多多的印度:清朝地理学常规中的印度,一六四四─一七五五
‧清初中国的外国地理学常规
‧清初印度观,一六四四─一七五五

第二部分 | 锻造一个多民族帝国:边疆政策的顶点

第二章    征服新疆与「欣都斯坦」的出现,一七五六─一七九○
‧干隆宫廷学术成果的元素
‧「欣都斯坦」及其战略重要性,一七五八─一七六四
‧干隆朝对综合印度知识之企图
‧小结

第三章    图绘印度:制图学脉络下的地理不可知论
‧康雍时期之宫廷测绘
‧干隆朝宫廷测绘地图之创生
‧宫廷测绘地图上印度之复合图像
‧宫廷测绘与耶稣会士地图之证据地位
‧小结

第四章    发现「披楞」:从西藏看英属印度,一七九○─一八○○
‧一七九○年之前清朝对喜马拉雅山以外区域的认识
‧英清接触的第一步:廓尔喀战争
‧廓尔喀战争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影响
‧马戛尔尼使团的余波
‧战略、地理学与资讯流传
‧小结:干隆朝的结尾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第三部分 | 转变的时期,一八○○─一八三八

第五章    十九世纪初英属印度与清朝的战略思想
‧从中国沿海看英属印度
‧在西藏边疆的英国人
‧木尔克喇夫在新疆边疆之远行
‧比较视角中边疆政策的逻辑

第六章    在中国沿海发现英属印度,一八○○─一八三八
‧对海疆印度作私家研究之兴
‧阮元与《广东通志》企画
‧地理不可知论的敌人
‧英属印度步入清朝地理学书写中
‧小结

第四部分 | 对外政策及其局限

第七章    鸦片战争与英帝国,一八三九─一八四二
‧    林则徐对英属印度之理解的演变
‧    帝国、财务、种族以及清朝战略
‧    内亚鸦片战争
‧    小结

第八章    对外政策的浮现:魏源与清朝战略思想对印度的再诠释,一八四二─一八六○
‧鸦片战争后私家地理学对英属印度的追踪
‧鸦片战争后地图学在地理学研究中的角色
‧作为战略工具的地理学知识:魏源对外政策的发展
‧边疆政策、对外政策与清帝国,一八四二─一八六○
‧透视魏源

结语
边疆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间

译后记
      
附录
  别名一览
  人名拉丁字母对照
  地名、事项对照
  参考书目
  索引
 

图书序言

导读

清朝的情报蒐集与边疆政策的转型


  自一九九年代初起发轫的美国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学派」,近年来在两岸学界受到颇多关注。该学派对过去以汉人视角为本位的清史研究提出商榷,强调应从满洲统治者的视角出发,并利用过去较被忽略的非汉文材料(主要为满文),将清朝放在早期近代欧亚帝国形成的脉络中进行研究与比较。这样的取向也引起了批评的声浪。然而论者的焦点主要放在第一代的新清史学者如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与欧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身上,而忽略了新清史第二代学者的新发展。而在这些第二代学者中,马世嘉(atthew W. Mosca)改写自其博士论文,并于二○一三年出版的新书《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正是所谓「新清史二.○」的代表作之一。如今听到由罗盛吉迻译的本书正体中文版将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我也感到十分高兴。

  作者于二○○八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联合学程博士,在孔飞力(Philip A. Kuhn)、欧立德(Mark C. Elliott)与濮德培(Peter C. Perdue)等人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后曾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与香港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任美国维吉尼亚州威廉与玛莉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历史系助理教授,现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其研究兴趣包括了中国与内陆亚洲史,主要关注大清帝国的对外关系以及清代地理与史学思想史。

  本书所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两个:首先是自一七五至一八六年间,清朝皇帝、官员与学者们如何看待大英帝国势力在印度的崛起?其次是对此一局势的了解又如何影响清朝政策以便维护自身安全?本书鑑别了发生在这段期间的两个主要变迁:一是清朝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存在从多元化的边疆政策过渡到一元化的对外政策;二是清帝国内部的资讯阶序的变迁即边疆相关资讯从初期由中央内廷独占,到后来在地方官员与学者间得以自由流通的情况。清帝国并非用政策上的差异来区分不同的边疆,而是帝国自身对威胁的感受主导了对外政策的选择。基本上清朝在十八世纪中叶平定准噶尔后,就认为自身的安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而将目标转向于维持新领地的稳定与和平上。

  但为何清朝会相信在平定准部之后,自身的安全会得到基本保障?特别是十八世纪中叶以降,清朝周边的国家与民族都被卷入当时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中,其中又以大英帝国为甚,但是清朝却没有因此而产生危机感。作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清帝国的地理与地缘政治思想。在当时的清朝,无论是官员或是学者,对当时的地缘政治知识都必须跨越不同语言与文化的障碍,缺乏一个标准化的框架,这点相当不利于整合不同的区域知识。直到后来政策辩论的非官方渠道、战略性挑战的新意识,以及地理学的进步打破了边疆政策的独占后,清朝才首次出现了将不同边疆视为整体的对外政策。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扩张及其威胁事实上比准噶尔更甚,因为此一威胁很有可能迫使清帝国放弃多元化的边疆政策,而採行协作程度更高的一元化的对外政策。但是要认识到这样的威胁需要对不同边疆的资讯进行同步分析,而这正是边疆政策所禁止的取向,因此清朝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简言之,清朝缺乏所谓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考量。

  本书除前言与结论外,正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清帝国的世界视野」由第一章〈许许多多的印度:清朝地理学常规中的印度,一六四四─一七五五〉构成。

  在此,作者从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学史典范理论出发,说明清初的地理学就类似于其理论中的前典范科学(pre-paradigmatic science),充满了各种互相牴触与竞争的理论。不管是儒家《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四海论、佛教中以须弥山为轴心的四大洲论、伊斯兰教中以麦加为世界中心的论点,或是欧洲传教士传来的七大洲五大洋的理论,都无法找到一以贯之的世界观来整合解释。然而当清朝学者试图弄清楚何者为真时,他们能仰赖的对象一般是本国商人、水手与旅人,但是这些人很可能吹嘘自身经历,而外邦人又被怀疑可能故意提供不实资讯,因此双方说法都无法轻信。到最后清朝地理学者只好将各种异闻「姑录存之,备参考焉」,导致了地理不可知论产生。相较清朝地理学以文本叙述为主,西方地理学则以数学地图制作为主,因此为了得出准确的位置与地名,西方发展出一套评估资讯阶序的系统,而引入经纬度系统则是西方地理学的巅峰,这是双方最大的差异。就传统中国对印度的了解,源自于梵文Sindhu的身毒,后来被天竺所取代,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则引入了印度一词。后来还有满蒙同源词的厄讷特克(满语Enetkek、蒙语Enedkeg)、源自藏语的甲噶儿(Rgya-gar)、源自察合台文的痕都斯坦(Hendustan)、明末耶稣会士引入的印第亚与莫卧儿(源自波斯语的Mughul),以及回民习用的欣都斯塘(Hindustan)等等。纵然这些称唿的来源极度多元化且存在库恩所言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但由于清初对于追踪印度的情报并无迫切需求,也因此能够容忍这种不可共量性。这种情况直到一七五五年清朝进军准噶尔后才有所改变。

  第二部分「锻造一个多民族帝国:边疆政策的顶点」包括了第二章〈征服新疆与「欣都斯坦」的出现,一七五六─一七九○〉、第三章〈图印度:制图学脉络下的地理不可知论〉,与第四章〈发现「披楞」:从西藏看英属印度,一七九○─一八○○〉。

  第二章从「欣都斯坦」一词的出现讨论干隆朝中叶对于印度认识的提升。在征服东突厥斯坦的过程中,当地和外国报导人提供的情报引起了清廷对于叶尔羌以南地区的注意。这些情报提供了北印度与莫卧儿帝国末年混乱的政情,对于熟悉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的干隆皇帝而言,这些可信度高的情报对他的世界观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而他吸收这些资讯的结果后来也反映在他的诗文当中。然而由于忽略了来自南方海疆的情报,「欣都斯坦」与印度的关联仍旧是一大问题。

  在第三章中,有别于之前对文本资料的分析,作者从清廷所制作的地图来分析清朝对印度的认识。清廷的地图制作始于康熙年间,这些地图的范围不仅含括了清朝以外的国家,如阿拉伯、波斯与印度,同时也已经开始使用西方地图常见的经纬度。然而前述的地理学上的不可知论仍旧影响了清廷的地图制作与接受效果。在绘制有关清朝治下的领土时,这些宫廷地图所提供的资讯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然而在描绘外国时,宫廷地图的权威性则大为降低。清朝官员和学者仅有在查无其他相关材料时,才会参考这些地图的相关资讯,因此这些地图仅仅被视为是解释外部世界的诸多版本之一,并不具权威性。

  第四章从廓尔喀之役与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出使中国探讨清廷对于英属印度的了解。正当清朝将注意力放在欣都斯坦时,大英帝国的势力已经悄悄在印度半岛上立稳脚跟。一七九一年廓尔喀二度入侵西藏,干隆皇帝派兵平乱。基于情报与外交联络的需求,清朝将军与位在加尔各答的英国总督取得联系。不久后,一七九三年英皇乔治三世派遣的马戛尔尼使团在造访北京时,马戛尔尼本人已经预料到清朝对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扩张有所担忧,后来也有迹象显示,最晚在一七九四年,清廷已经知道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扩张及其在广州贸易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叶尔羌、西藏与广州三边的报导人在人名、地名等用语上的不同,加上满文、耶稣会士与中文在用词上的差异,在情报整合上出现极大困难。这导致清廷并未意识到大英帝国威胁的严重性,也因此这两起事件并未成为清廷由边疆政策过渡到对外政策的契机。

  第三部分「转变的时期,一八○○─一八三八」则由第五章〈十九世纪初英属印度与清朝的战略思想〉与第六章〈在中国沿海发现英属印度,一八○○─一八三八〉组成。

  第五章讨论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与清朝的反应。一七九八至一八○五年间,英属东印度公司打败了印度半岛上最强大的对手马拉他人(the Marathas)后,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已经无人能挑战了。在拿破崙失败后,英国海军在印度洋与中国海上也无人能敌。许多亚洲与欧洲国家当时都已警觉到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威胁,其中有部分也曾经向清朝求援。然而清朝却置之不理,仅持续蒐集相关情报而已。在印度与欧洲国家努力寻找盟友时,清帝国却有意地避免与其他国家结盟,并且准备仅靠一己之力保护边疆。如果要了解清廷的动机,有必要重建清朝从海疆、西藏与新疆角度所见的情势。  

  第六章探讨一八○○至一八三○年间,清朝的边疆政策与其无视拿破崙战争期间英国在亚洲的扩张有何关系。在这段期间,虽然清廷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显着的改变,但是在正式的官方通讯以外,对于外界已经出现更为完善且灵活的看法,而这也逐渐动摇了清朝边疆政策的基础。在十八世纪的清朝,国家垄断了对外政策的讨论,然而一七九九年干隆皇帝驾崩之后,清帝国的军事史、方略与外国地理作品开始引起了汉人文士的讨论。这也受到当时经世学风的影响,其成果主要反映在阮元所编纂的《广东通志》上。另外,西方地图虽然在这个时期得到更加广泛的利用,但是清朝的官员与学者仍然对其存有疑虑。虽然当时少数清朝学者认知到大英帝国的扩张,但是他们相信这对清朝威胁不大。一八三○年代,由于鸦片贸易被视为是白银外流与银价高涨的主因,鸦片问题遂成为朝野与经世学者关注的议题,英属印度作为鸦片产地也因此受到注目。而由于后来鸦片战争的影响,使得整合不同边疆的情报日渐重要,因而促进了外国地名的标准化,这也为后来破除清朝地理学上的不可知论与对外政策的出现奠立了基础。

  第四部分「对外政策及其局限」包括了第七章〈鸦片战争与英帝国,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与第八章〈对外政策的浮现:魏源与清朝战略思想对印度的再诠释,一八四二─一八六○〉。

  第七章讨论鸦片战争的爆发与英属印度的地位在清朝战略中的提升。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之际,英国战舰进入渤海湾,这也是自一六九○年准噶尔蒙古大汗噶尔丹以来,再次有外国军队进逼北京。然而清朝发现自己对于来自海上的攻击,缺乏有效的反制能力,因此朝野大臣开始苦思应对之道。在各种反制方案中,英属印度的重要性浮上台面。林则徐等人接受了外籍顾问的建言,认为英国地狭人稀,其财富与力量主要来自印度。因此若能切断印度与英国的联系,英国的实力将大受打击。虽然鸦片战争的范围主要限制在南方海疆,但是清朝官员与学者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英国在印度与阿富汗的势力,并且思考应对之策。随着新需求的出现,过去的战略、官僚制度与地理思想也开始转向。

  第八章讨论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对于英国战略的转向以及当中印度角色的转变。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结束后,最早开始反思清朝地理与战略困境的学者首推魏源。在努力蒐集各种材料(特别是西人着作)的情况下,他才可能提出跨越清朝海疆与陆疆的对外政策,而这也打破了过去边疆政策的地理与地缘政治设想,即地理学上的不可知论以及进取的对外政策,利用所有潜在的战略优势以达成单一目标。到了一八四○年代中叶,思考清帝国在内亚的战略位置时,已经不能忽略英国与俄国帝国主义在当地的势力。虽然魏源的进取主张遭到驳斥,但是防卫性地缘政治思想已经变得更加一致与集中,把各个边疆视为彼此孤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结语以「边疆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间」为副标,说明此一政策转向在清史与欧亚历史上的意义。一八四二年以后,清廷的边疆政策已经破产,而一八四六年英国在征服旁遮普后取得与清朝划定西藏边界的权利。一八四六年廓尔喀再度警告清朝,如果尼泊尔被英国征服,那么英国将对西藏造成威胁。清朝对此事的处理则标志了从边疆政策朝对外政策的转向。驻藏大臣琦善在奏报秦噶毕(Joseph Gabet)与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入藏经过时,首次确认披楞即英吉利。此后,即便清朝在对外政策上採取守势,但已经不能再忽略不同边疆之间的政策协调需求。一八六一年总理衙门的设立就是例证,后来李鸿章与左宗棠对海防与陆防的辩论,更说明了清朝的大臣深刻理解到海疆与陆疆息息相关。可以说,发现英属印度一事对于理解曾在清帝国治下的地区及其现代史而言,具有深远的意涵。

  在本书所运用的史料上,作者主要使用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大英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及日本东洋文库等处的档案与图书资料。涉及的研究语文包括了中、英、满、日、法、德、藏、蒙、波斯与察合台文等。这不仅延续了美国新清史第二代学者使用多语种档案以反映清朝作为多民族帝国的研究旨趣,并且在深度与广度上也有所提升。

  在过去讨论清朝对外关系的研究中,清朝被认为是闭关自守且拒绝现代化的天朝,对于英国的富强一无所知。然而作者在本书中透过整合廓尔喀方面的情报与马戛尔尼(George Marcartney)在信件中表达的顾虑,说明了在马戛尔尼使团访问北京前后,至少清朝在当时已经认识到英国在印度与广州的势力。即便这种认识还是相当模煳,且并未感受到英国的强大威胁,但清朝对于外界并非一无所知。可以说,本书对之后研究清朝对外关系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学界势必得整合更多元的角度和材料去看待清朝的对外关系,才可能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蔡伟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

中文版序(节录)

  本书的核心论点,就是在十八世纪至一八六○年间,清帝国开始了一场由边疆政策到对外政策的转变。本论点既已构划于此书之中,此处我则想借此机会,在这篇序中再次把两项值得更强调的重点复诵出来。其一,是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长期战争所具备的重大意义。清朝在对准噶尔战争中,其所用以逐步削弱并最终克服了准噶尔这个劲敌的,那巧妙的情报蒐集与战略布局,历史学家们犹未完整将之重构出来。对清朝的皇帝以及官员们而言,在这些复杂的战役中,他们必须在一大片广袤辽远的土地上蒐集情报,同步考虑一大群涉入者各自的利益算盘,包括西藏、土尔扈特蒙古,北向经里海至俄罗斯、哈萨克乃至瑞典。在雍正宫廷中,借由在清政府服务的耶稣会士之助,备制了首创的一批地图,这证明了清帝国在此时期对中亚所投入的关注。笔者个人的研究主张,对于清帝国而言,无论在海疆或陆路皆至关紧要的英属印度这个强权,是个较诸准噶尔政体而言,更为散逸难解的现象。在这个基础上,本研究把清朝的对准噶尔战争之表现归类到属于「边疆政策」而非「对外政策」。即便如此,在对准噶尔战争的种种举措中,清廷实际协调出的样貌,比起一八六○年以前其他各方面,可以说是最接近一种融贯的「大战略」的情况。就算只因为清政府对准噶尔更加了解,就可以建构出这么有效的战略;就算清政府之所以对准噶尔比起对英属印度更加了解,也不过就在于准噶尔对清政府而言是更熟悉的,我们也并不该说这就使得清政府在内亚与中亚的那大胆且精密的作战有所失色了。再者,许多首次警醒清帝国有关当代印度政局发展的情报渠道,都在准噶尔战役中就已开启了。清朝对准噶尔政策及其在后来面对欧洲各帝国之威胁的回应,有必要再做更多的研究。

  在时间序列的另一端,决定将本书的最终分析定于一八六○年左右,则是基于篇幅上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此后的事件就不那么重要。我主张,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提出的世界观,隐隐具备革命性的潜力。在这个世界观当中,可以把地理学资料置入一个整合式的看待世界的概念里,而此前任何时代中,都不可能这么样地看待世界。而这个世界观还把地理学上的洞见搭配上一整套战略议程,这套战略议程,至少在魏源看来,将可使清朝重归太平强盛。虽然我认为比起此前的清朝观察家们而言,魏源的战略思想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战略有着较佳的理解,但我并不主张这点就必然使魏源具有「现代性」,更不主张他的计画是建立在正确的假设之上。魏源的作品使得「对外政策」成为可能,而随着时局之变迁,对外政策更成了宰制清朝战略思考的政策,但我并不认为到了一八六○年之际对外政策就已成为主流。相反地,地理学上的谜团和诸多那种我称之为边疆政策的手法,在一八六○年以后仍保留了下来。从某方面来看,中印关系在一八六○年以降双方互动更为密切之后,变得更有趣了。在此,我仅仅主张,在一八四○年到一八六○年间是个分水岭,此前具压倒性优势的边疆政策,在这段时期开始了那长久而缓慢的、向着对外政策的倾斜。

  本书之撰就,出自于笔者相信着:若能较好地分析清朝与印度的互动以及清朝对印度的理解,将可釐清清朝的战略推理及其地理学成果。尽管笔者对此主题提出了一种解释,却也知道这种解释仍有讨论空间,也希望往后的研究者能估量它、强化它,甚或在挖掘出其缺失并发现新证据后能够扬弃它。在本书有幸得以译成中文后,这种修改并进步的过程将可大幅加速。对此,我对于那些在中国史领域的专业同道们的洞见与斧正寄予厚望。
 

图书试读

重新思考清朝对外关系

在地缘策略的展望中,有两项因子推动了从边疆政策到对外政策的调整:盛行的外在世界概念──即其基本实际形状与清帝国和其他国家在世界中的配置,以及在此地缘政治情境下,设想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帝国安全。关于外国发展的新资讯,显然能引领帝国策略的再策划。或许没那么明显的是,策略设想本身,就可能强烈地影响到官方与学者规划政策时,所得到的资讯完整程度与形态。在清朝这个案例中,情报蒐集、处理与解释的方式,由智识遗产、官僚程序以及对帝国安全的评估所形塑。由此基础出发,就有可能调解前述清帝国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两种相互矛盾之视野,以及资讯在形塑这些视野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直到最近,人们一直认为一八四○年以前帝制中国的对外关系取向,主要受到一理想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成见所型铸。由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努力启其先河,在其所建构的普遍架构之解释中,明清在对外关系上存在一种基于华夏自我中心意识形态(Sinocentric ideology)的「中华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并借由统称为『朝贡体系』的诸制度程序所彰显。这个世界秩序本质上为一种中国本部(帝国政府之)行政体系的外延」,并设计来强化──或看似用以强化──以皇帝为中心对外族的分级阶序。尽管理论上皇帝宣称其为普世主宰,但与其说该体系之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控中国实际对外状况之经济与军事利益,毋宁说是向国内大众证明外国人承认且臣服于皇帝的权威。包括贸易奖励、宗教与文化压力,以及偶尔一用的断然兴兵动武等种种方式,都是用来制造表面的顺从。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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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这个书名,瞬间击中了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点。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历史事件的集合,更像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解谜过程。“破译”和“破解”这两个词,让我预感到这本书将要揭示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者对一些既有的认知进行颠覆。“边疆”与“帝国”,这两个词汇组合在一起,勾勒出了清朝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内涵丰富的王朝的形象,而“印度问题”的出现,更是为这个宏大的历史画卷增添了一抹意想不到的色彩。在我以往的认知里,“印度问题”更多地与西方的殖民扩张紧密相连,而与清朝的直接关联似乎并不那么明显。然而,作者却将两者紧密联系,并提出了“地缘政治的转型”这一核心论点,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富有深意的研究方向。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印度问题”置于清朝地缘政治转型的核心位置的?是某种长期的、隐秘的互动,还是某个关键的历史事件的催化?是经济上的相互影响,还是军事上的战略考量?我期待着作者能够为我呈现一个细致入微、逻辑清晰的历史分析,让我能够理解清朝统治者是如何在那个复杂的时代,通过应对“印度问题”而重新定位其帝国战略,并最终开启一场深刻的地缘政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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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这个书名,瞬间激发了我对历史深度探索的渴望。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研究课题,更像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谜题,等待我去解开。提到“边疆”和“帝国”,我立刻联想到清朝那个幅员辽阔、内涵丰富的王朝。然而,“印度问题”的出现,却是一个非常出乎我意料的组合。在我以往的认知里,“印度问题”更多的是与西方殖民者的扩张,以及印度自身争取独立的斗争紧密相连,它与清朝的直接联系似乎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作者将“印度问题”置于清朝地缘政治转型的核心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吸引力的切入点。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这两个看似独立的领域巧妙地联系起来的?是某种长期的、隐性的互动,还是某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的催化?“地缘政治的转型”更是为本书注入了动态的视角,预示着清朝的帝国格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深刻的调整。我非常希望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作者如何细致地分析清朝统治者在面对“印度问题”时,如何审视和调整其边疆政策,如何理解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位置,并最终推动了清朝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革,展现出一段被忽视但却至关重要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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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这个标题,本身就散发着一种学术的严谨和历史的厚重感。它并非一个宽泛的泛泛之谈,而是精准地指向了“边疆”、“帝国”以及一个具体而重要的“问题”——“印度问题”,并且进一步揭示了核心议题是“地缘政治的转型”。“边疆”在中国帝制时代,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主动的经营者,是国家力量的延伸,更是文化、经济、战略的交汇点。而“印度问题”,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主要集中在英国殖民者的视角,或者印度自身的民族主义叙事中。作者将清朝与“印度问题”联系起来,这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极具原创性和挑战性的研究方向。我非常想知道,作者是如何论证这种联系的?是通过茶叶贸易路线上的争夺,还是通过对西南边疆的潜在影响?抑或是某种更深层次的战略思维的相互渗透?“地缘政治的转型”更是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动态性,一个庞大的帝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进行调整。我希望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清朝统治者们是如何在面对“印度问题”时,审视和调整其边疆政策,如何理解自身在地缘政治中的位置,并最终实现一种战略上的升级或转变。这不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梳理,更是对权力运作、国家战略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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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这个书名,宛如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一段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秘密的探索之旅。提到“破译”与“破解”,就暗示着作者拥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视角,能够穿透表面的历史现象,直抵事件的核心。“边疆”与“帝国”这两个词,立刻将我的思绪拉回到那个宏大的清朝,那个拥有广阔疆域、多元民族的帝国,它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印度问题”,在我印象中,似乎与中原王朝的直接联系并不那么紧密,更多的是围绕着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影响。然而,作者却将“印度问题”置于清朝地缘政治转型的关键位置,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吸引力的切入点。我充满了好奇,作者将如何论证这种联系?是通过贸易路线上的竞争,还是军事上的相互牵制?抑或是文化和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地缘政治的转型”这个词,更是为本书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它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一种力量格局的重新洗牌。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看到,清朝的统治者是如何在印度问题的影响下,重新审视和调整其边疆政策的?这种转型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它又如何深刻地改变了清朝帝国的命运?我期待着作者能够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或者以一种全新的框架来解读这段历史,让我能够摆脱以往的刻板印象,看到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复杂、更加充满张力的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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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这本书,我立刻被它那极具思辨性的书名所吸引。它暗示着一种深入的探究,一种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尤其是“破译”和“破解”这两个词,让我感觉作者将要揭示一些被忽视或者被误读的环节。“边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地理分割线,而是帝国力量的延伸,文化交融与冲突的前沿,更是战略博弈的焦点。而“印度问题”,在我以往的学习和认知中,似乎更多地与西方殖民者的活动,以及印度自身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将“印度问题”与清朝的地缘政治转型联系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胆且引人入胜的设想。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找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联的?是否存在某种长期的、隐性的互动,而非仅仅是偶然的交织?“地缘政治的转型”更是点明了本书的核心议题,它意味着清朝在某个时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战略调整,而这场转型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印度问题”息息相关。我非常想了解,这种转型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是边疆的防御策略发生了变化,还是对外关系的重心有所转移?是经济上的影响,还是思想上的启迪?我希望作者能够为我呈现一个宏大而细腻的历史画卷,让我能够清晰地看到,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清朝是如何在复杂的国际格局中,特别是受到“印度问题”的影响,从而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地缘政治的自我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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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的标题本身就足以勾起我的好奇心。提到“破译”和“破解”,便暗示着一种深度挖掘和揭示真相的过程,仿佛作者将要带领我一同穿越历史的迷雾,去理解那些被忽视或误读的角落。“边疆”和“帝国”这两个词,更是将故事的舞台设定在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让我不禁联想到清朝这个幅员辽阔、内涵丰富的帝国,以及它与“印度问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我的脑海中,清朝的边疆一直是模糊而神秘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和刻板印象。而“印度问题”,更是如此,这个词语本身就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包袱和地缘政治的纠葛。作者选择将这两个看似遥远的概念并置,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让我期待着一场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重塑。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将这看似不相关的两个领域巧妙地联系起来的?是通过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还是某种深层次的地缘战略分析?“地缘政治的转型”更是为整本书注入了动态感,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而这种变革是如何被“印度问题”所驱动,又如何影响了清朝的帝国版图和统治策略,这无疑是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我会忍不住去思考,作者将以怎样的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是侧重于宏观的国家战略,还是微观的人物互动?是聚焦于军事冲突,还是经济贸易?我期待着作者能够提供一些全新的见解,打破我固有的认知,让我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清朝与印度之间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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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这个书名,像是一扇神秘的大门,引领我进入一个充满探索与发现的历史领域。它明确地指出了“边疆”、“帝国”这两个宏大的概念,而“印度问题”的加入,则为整个研究增添了一层意想不到的维度。“边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帝国统治的延伸,是民族、文化、经济、军事等多重力量交汇的敏感地带,而“帝国”,更是代表了清朝作为一个强大而复杂的政治实体。我一直很好奇,清朝是如何管理如此广袤的边疆的?而“印度问题”,在我以往的认知中,似乎更多地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联系在一起,与中原王朝的直接互动似乎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作者选择将“印度问题”置于清朝地缘政治转型的核心位置,这本身就极具颠覆性和吸引力。我非常期待看到,作者将如何论证这种联系?是通过某种具体的历史事件,还是通过深层次的地缘战略分析?“地缘政治的转型”更是为整本书赋予了动态的视角,暗示着清朝的帝国格局并非静止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和调整的过程。我希望在这本书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印度问题”的影响下,清朝的统治者们是如何重新审视其边疆政策,如何调整其对外战略,从而最终实现了一种深刻的地缘政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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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这个书名,立刻吸引了我,它传递出一种深度挖掘和揭示真相的意味。“边疆”和“帝国”作为历史研究的经典概念,与清朝的关联不言而喻,但“印度问题”的引入,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吸引力的切入点。在我过去的认知中,“印度问题”更多地与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印度自身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而与清朝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联系,似乎并不那么直接和显著。作者选择将两者并置,并且提出了“地缘政治的转型”这一核心议题,这无疑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我非常好奇,作者将如何论证“印度问题”对于清朝地缘政治转型的关键作用?是通过对西南边疆的影响,还是对中亚地区地缘格局的重塑?抑或是通过经济贸易上的某种竞争与合作?“转型”二字,更是为本书注入了动态感,预示着清朝并非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而是不断地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并进行着战略上的调整。我期望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作者如何细致地梳理这些复杂的互动关系,如何揭示出隐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真正驱动力,以及清朝统治者是如何在这种影响下,审视和调整其帝国战略,从而塑造了其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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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这个书名,像是一幅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图,指引着我踏上一场未知的历史探险。它直接点出了“边疆”和“帝国”这两个极具分量的概念,而“印度问题”的加入,更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好奇。在我看来,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其边疆的稳定与扩张,是维系其帝国统治的重要基石。然而,“印度问题”这个词,在我过去的认知中,更多的是与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在南亚次大陆的角力相关。作者为何要将两者联系起来?这其中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和地缘政治的玄机?“地缘政治的转型”更是为整本书定下了基调,预示着这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描述,而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变革的过程。我非常渴望了解,在“印度问题”的催化下,清朝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是边界的划分,是战略的重心,还是与周边国家的互动模式?我期待着作者能够提供一些视角,让我看到那些隐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真正驱动力,如何通过解决或应对“印度问题”,清朝的统治者们才得以调整其帝国战略,从而理解其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并最终塑造了它在那个时代的地缘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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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翻开《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时,首先吸引我的是它那充满力量感的书名。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术研究报告的标题,更像是一个侦探小说里的线索,指引着我进入一个充满谜团和挑战的历史领域。清朝,这个在很多人心中已经“定格”的强大帝国,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般稳固吗?而“印度问题”,这个词汇本身就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但作者在这里将其与清朝联系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视角。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地理和政治实体联系起来的?“边疆”二字,在清朝的语境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地理界限,而是民族、文化、经济、军事等多重角力的前沿地带。而“印度问题”,在我的认知里,更多的是与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的独立运动相关联。那么,清朝的边疆是如何卷入“印度问题”的?是否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或者说是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地缘政治的转型”更是让我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动态性,意味着清朝并非是在一个静止的舞台上表演,而是不断地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并在内部进行着深刻的调整。我特别好奇,作者在书中会如何描绘这种转型?是外部压力的作用,还是内部矛盾的激化?是策略上的被动应对,还是主动的战略调整?我希望能在这本书里看到一些颠覆我固有认知的论述,能够让我重新审视清朝晚期那个复杂的历史时期,看到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刻力量,以及那些影响了世界格局的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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