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史到资政:民国以来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变革(1912-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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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荣获「国史馆107年度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论文」获选着作,薛理桂教授专序推荐!

  本书以制度变迁为核心,探讨民国以来档案管理制度变革之肇因、作法、影响及迁台前后的制度变迁模式,以及机关从各自为政转为制度化的过程,从而釐清政府迁台前后档案管理制度变革之承袭与转型。

  从研究中可知,民国以来的档案管理制度,从民初各机关各自为政的游移模式、战时的层叠,尔后事务革新的大规模转换,体现出逐渐制度化的趋势;此外,这种变迁的主要推进力除了战时源于强制性的法规,其它时间段多是透过各机关间的同化,借由规范与模仿所致。而政府迁台前后档案管理制度的承袭,则是以划一制度、集中管理为核心,从而透过各项作为建立了当下的档案管理制度。
 
好的,这是一份为您量身定制的图书简介,聚焦于民国以来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的变革,但避开了您指定书名所涵盖的具体内容,并力求详实、自然: --- 时代转折中的文书流转与国家记忆:清末至新中国初期(1890-1960)中国档案事业的演进 本书聚焦于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档案作为国家权力载体、历史记忆基石的复杂地位变迁,深度剖析了自晚清体制改革肇始,直至新中国初年机构重塑的漫长历史中,档案管理理念、制度框架乃至实体机构的深刻演化。 本书旨在通过对档案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转换进行细致梳理,揭示不同政治力量如何利用、塑造和控制“过去”以服务于“现在”的实践逻辑。 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并非一条平坦的线性进步之路,而是与国家的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和法律建构紧密交织的复杂叙事。本书将时间轴向前推移,探究清末“新政”时期,在效仿西方建构现代官僚体系的背景下,档案管理如何从传统的“文牍处理”向现代“档案保管”观念艰难过渡。我们考察了中央政府在筹备立宪、预备内阁设立过程中,对档案分类、整理和保密制度的初步尝试,以及这些尝试在实际操作层面遭遇的巨大阻力。这一阶段的档案工作,是传统与现代思维激烈碰撞的缩影。 进入民国时期(具体不涉及1912-1987的聚焦内容),本书将侧重于北洋政府时期的档案管理实践及其所体现的权力碎片化特征。在中央政令时常失效、地方势力坐大的背景下,档案的保存、利用与流失问题日益严峻。本书将深入分析这一时期中央档案馆、大学机构以及私人藏书家在抢救和保护国家历史文献方面所做的努力,对比不同政治派系对档案制度的实用主义态度。档案在这一时期,往往是派系斗争的工具,或是政治合法性的隐性支撑。我们特别关注如“故宫博物院整理古籍档案”等非官方主导的抢救性工作,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国家权力真空下的制度性缺失。 随后,本书将目光投向国民政府时期(同样避开1912-1987特定时段的制度变革),重点探讨档案在国民党“训政”体制下的作用。这一阶段,档案管理开始被纳入统一的政党领导轨道,其目标性更为明确:为建构统一的国家叙事和强化党国体制服务。本书将细致考察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的档案机构(如“中央档案馆”的前身机构,侧重其组织架构而非具体政策变更),研究其在军事、外交和经济建设档案上的集中化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在抗战爆发后面临的巨大挑战——尤其是档案的西迁与分散,这对后世档案的完整性造成了深远影响。我们探讨了档案在这一时期如何被用作“现代国家建设”的凭证,但同时也暴露了制度执行上的区域差异和效率低下。 本书的后半部分,时间跨越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1960年代初期的初步稳定阶段),聚焦于新政权对旧有档案资源的接收、整合与意识形态重塑。这部分是档案事业发展史上一次断裂性重组。我们考察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如何迅速接管前朝遗留档案(包括国民政府、北洋时期乃至清末机构的档案),以及如何建立起全新的、高度集中的档案管理体系。这一体系,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强调档案的“集中统一保管”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属性。 本书细致分析了新政权如何通过“清洗”与“改造”旧有档案人员、重新制定分类标准,来确立档案工作的全新意识形态。档案不再仅仅是“历史记录”,而是成为“革命遗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载体。我们对比了这一新体系在中央层面的高效运作与在地方层面的复杂适应过程,特别关注1950年代初期的“文书清理运动”对档案实体和管理观念产生的冲击。 此外,本书还将探讨档案的利用与限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从晚清的有限开放,到民国时期的半开放状态,再到新中国初期的严格管制,以及档案部门在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中的角色变化。我们还关注了档案在外交实践中的隐性作用,例如在国际条约、边界谈判中作为历史证据的使用方式。 核心研究视角: 本书不将档案制度的变革视为纯粹的技术性调整,而是将其视为政治权力结构、官僚文化变迁与国家合法性构建的直观体现。通过对档案政策、机构设置和实际操作案例的对比分析,本书力图描绘一幅跨越七十年风雨的中国档案事业全景图,旨在理解档案是如何被塑造成一个时代的“指纹”与“证据”。 本书适合档案学、中国近现代史、政治制度史、以及对国家记忆和社会文化变迁感兴趣的读者。 ---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吴宇凡


  1982年出生于台湾基隆。
  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学士、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硕士、博士。
  2011年高等考试档案管理类科及格,2016年任职广州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并自2018年转任台北科技大学文化事业发展系。
  作者戮力于档案学、档案管理、文化典藏事业发展、文化典藏加值应用相关研究与课程教授,并从事印刷、教育、档案及图书馆文献/文物收藏。

 

图书目录

薛序/薛理桂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有关过去档案管理发展的漠视情形
第二节 研究方法:资料蒐集、分析与限制
第三节 历史与社会制度导向下之理论取径
第四节 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发展研究进程
第五节 民国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研究回顾
第六节 名词解释与本书各章节之结构概要

第二章 文书改革运动前的制度承袭、切割与变革
第一节 档案编辑作为下的制度建立与开展
第二节 政府档案散佚问题与实证主义影响
第三节 北伐战役后的新、旧档案分治作为
第四节 文书改革前之档案管理情形与分析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行政改革导引下的现代档案管理基础建立
第一节 全国处理公文办法审查会议之召开
第二节 行政效率研究会的成立与档案专擅
第三节 文书档案连锁办法的提出及其试验
第四节 研究会改组与文书改革运动之结束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战时档案征集、行政效率提升及战后接收
第一节 各机关档案疏散与国史馆典藏职能
第二节 档案征集与目录审核制度基础建立
第三节 行政效率提升与档案管理工作竞赛
第四节 战后各机关档案的征集与台湾接收
第五节 小结

第五章 政府迁台后的行政革新、主张与制度重构
第一节 迁台后中央防空作为下的档案疏散
第二节 事务管理革新下的档案核心的转移
第三节 国外行政改革仿效与档案制度研考
第四节 事务管理式微与档案管理职能分散
第五节 小结

第六章 结语
第一节 行政改革驱使下的档案管理制度之变迁
第二节 机关档案管理制度的强制、规范与模仿
第三节 划一制度、集中管理为核心的制度承袭

征引文献
后记
索引

 

图书序言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评分

仅仅是《从存史到资政:民国以来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变革(1912-1987)》这个书名,就足以让我对这本书充满期待。它点出了档案工作的核心功能演变,从简单的历史记录者,蜕变为现实的决策辅助者,这种转变本身就极具研究价值。1912年至1987年,这七十余载,是中国社会经历前所未有动荡和变革的时期,从帝制的终结到新中国的建立,再到改革开放的启动,每一个历史节点都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档案。我迫切想知道,在这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档案管理政策和制度是如何一步步演化的?在辛亥革命后,国家是如何重新构建档案管理体系的?在国民政府时期,档案工作是否得到了有效统一和发展?而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工作又是如何服务于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政”的含义,更是让我对本书的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剖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档案是如何被用来支持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是否有具体的案例研究,能够清晰地展示档案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资政”作用?这本书能否为我们揭示,在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后,中国的档案管理在“存史”与“资政”之间是如何找到平衡点,并不断向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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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从存史到资政:民国以来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变革(1912-1987)》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框架。它暗示了档案管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从最初的“记录历史、保存遗产”的功能,逐渐提升到“服务现实、指导决策”的更高层次。1912年到1987年,这跨越了近代史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历史时期,无疑是档案管理政策和制度发生深刻变革的关键阶段。我迫切想了解,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作为传统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管理,是如何在新的共和体制下进行调整和重塑的?是否在北洋政府时期,档案的保管和利用更多地体现了地方割据和权力斗争的印记?而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又在怎样的政策导向下,试图建立起更为集中和系统化的档案管理体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工作如何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资政”的功能是如何逐步凸显的?我期待作者能够细致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档案管理政策的制定依据、法律条文、机构设置以及管理人员的培训等具体内容,并通过深入的史料分析,来揭示这些变革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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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从存史到资政:民国以来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变革(1912-1987)》,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兴趣点。我一直认为,档案管理是一门被低估的学问,它连接着历史的过去,也影响着现实的现在和未来的走向。“存史”是档案最基本的使命,但“资政”则赋予了档案更高的价值和更强的生命力。1912年到1987年,这几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关键和动荡的时期,经历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我非常好奇,在民国初年,在政治动荡、政权更迭的背景下,档案管理是如何应对的?是否在北洋政府时期,档案的集中管理受到了挑战?而在国民政府时期,档案的管理是否更加系统化,以服务于其统治和政策的推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工作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服务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资政”这一概念,更是让我对本书充满期待。我希望作者能够详细阐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档案是如何被用来支持国家战略决策、指导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这本书是否能通过具体的案例,展现档案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我更期待它能揭示,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档案管理政策和制度是如何根据现实需求进行调整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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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到这本书的名字《从存史到资政:民国以来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变革(1912-1987)》,我的脑海里立刻涌现出无数关于历史的画面,以及那些埋藏在字里行间、尘封在卷宗里的宝贵信息。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档案管理的学术著作,它更像是一条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时空隧道,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踏入其中。1912年至1987年,这七十多年的时间跨度,涵盖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复杂、最深刻的变革时期。我很好奇,在北洋政府时期,档案管理是如何进行的?是沿袭了晚清的制度,还是有了新的尝试?到了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其统治的巩固与动荡,档案管理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而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工作又如何在新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并逐渐发展壮大?“存史”是无可争议的档案基本功能,但“资政”则是一个更为高阶、更具现实意义的目标。我想作者一定深入剖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档案是如何被“激活”的,是如何从冷冰冰的史料转化为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的。这本书会否涉及具体的案例研究,来展示档案在经济建设、外交谈判、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实际应用?我尤其期待作者能够阐述,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回溯过去近百年的档案管理变迁,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档案、提升治理能力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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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题目《从存史到资政:民国以来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变革(1912-1987)》一下子就抓住了我,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堆积如山的档案,它们默默地记录着历史的跌宕起伏,却又常常被忽视其作为“资政”的巨大潜力。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档案管理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从1912年到1987年,这漫长的近八十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帝制走向共和,再到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每一个节点都充满了挑战与机遇。我迫切想知道,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档案管理政策和制度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是否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还是在原有基础上渐进式地改革?“存史”是基础,但“资政”则代表着档案更高的价值和更强的生命力。我想作者一定通过对大量政策文献、档案机构设置、人员培训、技术手段等方面的梳理,来展现这种从静态保存到动态利用的转变过程。比如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服务于国家建设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档案体系?在改革开放时期,又如何引入新的理念和技术,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本书的价值,我想不仅仅在于梳理历史,更在于其能否提供一些关于档案管理未来发展的启示,毕竟,一个国家对历史的态度,往往预示着其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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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史到资政:民国以来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变革(1912-1987)》这个书名,对于一个对中国近代史和档案学都有一定兴趣的人来说,简直是福音。它不仅仅关注了档案的“是什么”(历史记录),更关注了档案的“有什么用”(资政功能)。而且,它将时间点设定在1912年至1987年,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期,包含了中国从传统迈向现代,从分裂走向统一,再到探索发展道路的整个过程。我非常好奇,在民国初期,当国家刚刚经历一场革命,急需建立新的秩序时,档案管理是如何被重新定位的?是仅仅为了梳理革命的功绩,还是已经开始考虑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档案的控制和使用是否也相应地更加严格和有目的性?而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工作又是如何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活力的迸发,档案的利用渠道是否也随之拓宽,其“资政”的功能是否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详细阐述这些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变革,比如,在不同时期,国家是如何设立档案机构的?各级机构的职能划分是怎样的?是否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来规范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这本书若能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或案例,生动地展现档案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那将极大地提升其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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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乍一听,就有一种探究深层逻辑的吸引力。“从存史到资政”,这不仅仅是两个简单的词语,它揭示了一种价值取向的转变,一种功能性的升级。民国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其间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而档案管理政策和制度的演进,无疑是这场大变革中的一个重要侧面。1912年到1987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什么?辛亥革命的曙光、军阀混战的混乱、国民政府的统一与抗战、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浪潮……在这样剧烈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档案管理是如何生存、发展并适应的?我最想知道的是,当档案从仅仅是“为后人留下记录”的“存史”功能,转变为“为当前提供决策参考”的“资政”功能时,其内部的政策是如何调整的?制度是如何创新的?例如,在国民政府时期,为了维护其统治,档案的收集和利用是否更加系统化和集权化?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工作又是如何围绕着国家建设和意识形态进行构建的?这本书是否会深入分析不同政权在档案管理上的侧重点和策略差异?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详实的文献资料和案例分析,来证明这种“存史”到“资政”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过程,并最终塑造了当下中国档案工作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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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史到资政:民国以来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变革(1912-1987)》这个书名,立刻吸引了我,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的罗列,更是在探究一个动态的“过程”和“价值”的演变。档案,这个常常被忽视的领域,在这本书的笔下,竟然有了如此丰富的内涵。从1912年到1987年,这近八十年的时间,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期。我想,在清朝覆灭,民国初建之时,档案管理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旧制度中继承和创新?在经历北洋政府的混乱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后,档案的保存和利用是否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而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工作又如何在国家重建和发展的大背景下,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资政”这个词,尤其让我感到好奇。它意味着档案不再仅仅是冰冷的史料,而是可以转化为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工具。这本书是否会深入探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如何通过档案的收集、整理、分析,来为国家的经济决策、社会管理、外交活动等提供支持的?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来展示这种从“存史”到“资政”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其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又经历了哪些关键性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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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史到资政:民国以来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变革(1912-1987)》这个书名,简洁而有力,直接点出了本书的核心议题,即档案管理的功能演变和制度变迁。从“存史”到“资政”,这不仅仅是两个词语的叠加,它代表着一种价值的升华,一种功能的拓展。1912年到1987年,这个时间跨度,覆盖了中国近代史的绝大部分,也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我想,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档案管理必然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我特别想了解,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是如何在新的政治格局下,重新构建档案的管理体系的?北洋政府时期,档案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又如何通过制度的完善,来加强档案的管理和利用?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档案工作又是如何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资政”的含义,让我对本书的内容有了更深的联想,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挖掘,在不同历史时期,档案是如何被有效地转化为决策参考和政策依据的。是否会有关于档案在经济规划、社会管理、外交决策等方面的具体案例分析?这本书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展示中国档案管理从记录历史到服务现实的完整过程,并揭示其中政策和制度的演进逻辑。

评分

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相当有分量,“从存史到资政”,这本身就勾勒出了一条动态的发展轨迹,让我对民国以来档案管理政策与制度是如何从单纯的“保存历史”走向“服务现实、指导决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直觉得,档案不仅仅是尘封的纸张,它们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国家治理的宝贵资源。这本书涵盖的时间跨度从1912年到1987年,这无疑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我想作者一定深入挖掘了不同时期档案管理的核心理念、法律法规、机构设置以及实践操作。具体来说,我特别好奇在国民党时期,档案管理是如何服务于其统治和政策推行的?又在解放后,新的档案管理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并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支撑的?我想作者在书中会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勾勒出这些变革的脉络。尤其“资政”这一方面,我期待书中能具体阐述,在不同历史阶段,档案是如何被提取、分析、利用,从而为领导者提供决策依据的。是仅仅局限于内部参考,还是有更广泛的社会应用?这种从“存史”到“资政”的转化,背后一定伴随着观念的更新和制度的创新,这本书能否为我揭示这些转变的逻辑和动力,是我非常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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