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序章  導論：研究背景、理論與方法

中外報業媒體篇
第一章 台灣報紙的全球暖化新聞內容分析（2003年至2008年）
第二章 台灣報紙的全球暖化新聞：再現與產製
第三章 台灣報業媒體網路平台的氣候變遷風險傳播（2009年至2016年）
第四章 國外新聞媒體：全球暖化懷疑論／否定說

新興網路與社群媒體篇
第五章 網路科普平台：氣候變遷議題的產製與傳播
第六章 臉書粉專：氣候變遷風險論述
第七章 YouTube：氣候變遷風險的文本敘事
第八章 後記與結論

參考書目

 

導論

研究背景、理論與方法（摘錄）

　　「人為氣候變遷」（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又稱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是本世紀全球人類面臨最嚴峻的風險議題，其牽涉層面包括生物、環境、地理、醫學、政治（策）、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科學、哲學及倫理領域，也是本世紀全球公眾討論及國際政治的核心議題。（註1）傳播媒體在使用「全球暖化」跟「氣候變遷」這兩個名詞時並不會特別加以區分，但比較傾向使用「全球暖化」，而科學家及政策社群則多使用「氣候變遷」，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政策社群對於氣候變遷的定義並不相同。（註2）

　　多數民眾獲得有關氣候變遷風險的科學知識來自傳播媒體，並以新聞報導作為最主要的科學資訊來源。在媒體產製氣候變遷風險議題的報導過程中，受社會結構、政治及社會行動者的影響深遠。根據媒體社會學（Media Sociology）、新聞社會學（Sociology of Journalism）理論，傳播媒體對於氣候變遷風險議題的再現（representation）及產製（production）與新聞守門人（gatekeeper）、媒體社會次系統、媒介框架（frame）、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以及消息來源等影響因素密切相關。

　　在新聞產製過程中，守門人把關資訊品質，使其最終成為「新聞」。而守門人的新聞價值與社經背景必定影響新聞選擇與產製。學者將新聞守門人研究分為：個人、傳播常規、組織、機構、社會等五個層面。（註3）新聞媒體作為社會當中的一個次系統，影響其運作的其他次系統包括生產次系統、運銷次系統、閱聽人、廣告商、廠商、政府管制機構、自願性團體及立法機構。在發生人為、天然災害、社會變革與衝突時，傳播媒體會成為民眾最主要的消息來源，此時新聞媒體傳播的巨大影響力將更加突顯，且個人、團體、組織及社會系統對於傳播媒體的依賴程度亦會加深加劇。（註4）除了消息來源，媒體再現與建構氣候變遷風險議題的過程，亦受到媒介（組織）框架與個人（成員）框架的影響。（註5）此外，機構化（institutionalized） 消息來源、消息來源的商業基礎（financial base）、消息來源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等三元素對於氣候變遷風險議題的再現與產製亦有長足影響。（註6）

　　事實上，我們所認知與理解的社會真實多是媒體所再現與建構的媒介真實。媒體藉由守門過程，以選擇、重組、排除及改寫等方式再現社會真實。以氣候變遷風險議題為例，傳統大眾傳播媒體與網路社群媒體扮演風險溝通、議題管理及危機傳播過程中的關鍵角色，重要功能包括溝通、政治、資訊、協助、情感療癒及維護社群意識。（註7）由於民眾理解氣候變遷的科普知識主要來自媒體，大眾媒體須將科學資訊轉化為公眾理解的語言、文本及影像，傳遞給地理及文化相異的公眾接近使用。網路社群與普羅大眾亦可透過接近使用網站、社群媒體、串流媒體、行動媒體等各類新興媒體科技（emerging media technologies），增進對於氣候變遷科普知識的理解，或進行人際串聯，以進一步訴諸實踐；亦可透過互動媒體科技，針對政府因應氣候風險與危機管理的政策與作法提出評論。綜觀全球各地環境組織的社群媒體，對於氣候變遷風險議題管理與危機傳播多能發揮極大作用，此現象相當值得探究。

　　從傳播效果的理論視角觀察，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中外研究文獻多使用媒介框架（media framing）與議題設定作為理論架構。除了探討傳統媒體對於氣候變遷的議題設定功能，亦探討新舊媒體之間的跨媒體議題設定效果。相關研究文獻亦試圖瞭解不同媒介框架策略對於來源屬性不同的閱聽人之影響效應，或探討增進公眾理解氣候變遷風險議題的有效媒介框架，以及提高閱聽人採取氣候行動的框架效能。值得注意的是，長久以來位於世界系統中心的西方主流傳播媒體，持續扮演主導與設定全球各地氣候變遷風險議題框架與論述建構的角色。

　　全球在21 世紀初進入Web 2.0 時代，互動媒體科技與新興媒體平台迅速發展，這些新興媒體科技具備互動性、常駐性、易蒐尋、更新速度快、超連結、延伸閱讀的科技能供性（affordance），能夠提升氣候變遷風險議題的溝通對話及行動參與。時至今日，傳統大眾傳播媒體（報紙、雜誌、廣播、電視、電影、紀錄片）與新興媒體科技（網站平台、社群媒體、串流影音媒體、行動媒體）共同產製媒介框架與敘事，並且設定、再現、建構及詮釋氣候變遷風險議題。這些具備不同科技能供性的傳統大眾傳播媒體與新興媒體科技，均扮演為人類守望環境、聯繫與警示，以及說服人類改變既有認知、態度與行為的風險傳播關鍵角色。在人類世（Anthropocene）時代的今日，全體人類已逐漸覺知地球母親（Mother Earth）對於人類行為的反撲，因應與解決氣候風險與暖化危機，人類沒有躊躇悲觀的權利，時間上也已刻不容緩。

　　另一方面，探討媒體再現、建構與產製氣候變遷議題時，不能忽略影響議題走向最深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及其歷年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聯合國是當今世界主權國家之間最重要的聯繫橋梁與對話平台組織。1992 年，世界各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開會，擬定《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後於1995 年3 月28 日到4 月7 日在德國柏林召開UNFCCC 第一次締約方會議（COP1），其後於1997 年頒布《京都議定書》（The Kyoto Protocol），揭開聯合國主導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議題之全球各國協商與風險溝通的序幕。2009 年於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第15 次締約方會議（COP15/CMP5）中，各國積極討論《京都議定書》於2012年到期後的新協定，後於2015 年的第21 次締約方會議（COP21/CMP11）達成《巴黎氣候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並於2016 年11 月4 日正式生效。《巴黎氣候協定》決議各國致力在2030 年以前達成限制全球升溫攝氏1.5 度為目標，並在2050 年以前達成全球全面淘汰燃煤發電的訴求。

　　檢視聯合國主導世界各國共同減碳抗暖化的重要協定有二，即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及2016 年的《巴黎氣候協定》。在全球各界普遍認為氣候變遷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同時，全球暖化懷疑論與氣候變遷否定說亦甚囂塵上。以全球整體排碳量數一數二的美國為例，民主黨的前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在1998 年簽署《京都議定書》，但共和黨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於2001 年上任不久後即宣布退出。民主黨的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16 年簽署《巴黎氣候協定》，共和黨的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2017 年上任後不久也宣布退出。顯見美國長久以來兩黨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的歷史共業，是造成全球暖化支持論者與懷疑／否定論者之間意識形態相持不下的主因。反觀台灣，氣候變遷風險議題的媒體報導多取材或應和西方主流媒體主張的「人為氣候變遷」論述立場，氣候變遷懷疑論則是在非主流的新興媒體上較常出現。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本書集結筆者2010 年至2020 年期間發表的研究成果，各章研究主題聚焦在人為氣候變遷議題的媒體再現與風險傳播，理論架構分別為：

　　第一章：消息來源、新聞守門人
　　第二章：媒介框架、新聞產製
　　第三章：風險溝通、社會建構論
　　第四章：媒介框架、論述分析
　　第五章：消息來源、媒介框架
　　第六章：議題設定、論述分析
　　第七章：風險溝通、敘事理論

　　全書各章採用歷時性縱貫研究與共時性橫斷研究方法蒐集資料，並透過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論述分析、敘事分析及深度訪談等量化、質性研究方法，探討國內外媒體針對氣候變遷議題的媒體再現與風險溝通，以下綜合學者見解，分述本書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完整內容請見《氣候變遷：媒體再現與風險傳播》序章《導論：研究背景、理論與方法》

　　註1. Jensen, K. B. (2010). Media Convergence. The Three Degrees of Network, Mass,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8.

　　註2. Whitmarsh, L. (2009). What’s in a nam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warm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8, 401-420.

　　註3.Shoemaker, P. J. (1991). Gatekeeping. Newbury Park, CA: Sage.

　　註4. DeFleur, M. L. & Ball-Rokeach, S. J. (1989).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註5.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註6. Schlesinger, P. (1990).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Source strategies and the limits of media-centrism. In Ferguson, M.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pp. 61-83). London, Sage.

　　註7. Macias, W., Hilyard, K., & Freimuth, V. (2009). Blog functions as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during Hurricane Katrin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5,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