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節錄）
一
給文學作品排座次、定甲乙，並不是當今才有的時尚，而是古已有之。至少從唐代起，宮廷和民間就常常舉行詩詞錦標大賽。競賽結果，自然要分等第高下，定輸贏勝負。
初唐宋之問就曾兩度拔得宮廷詩賽的頭籌。一次是武則天遊洛陽龍門，讓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虯作詩先成，武則天讀後龍顏大悅，以錦袍賜之。過了一會兒，宋之問又將詩歌獻上，武則天看後更加讚賞，誇宋之問所作「文理兼美」，也顧不得皇帝身份，竟從東方虯手中奪過錦袍，轉賜之問。這就是《冊府元龜》和《唐才子傳》等書記載的著名的「賦詩奪錦」故事。
景龍三年（709），中宗游宴昆明池，結彩樓命群臣賦詩，讓上官婉兒評定名次。這次賦詩競賽的意味更加明顯。群臣進詩後，初選評出沈佺期和宋之問二詩為佳，而最終的優勝獎還是授予了宋之問。沈佺期先是不服，等到上官婉兒公佈評語：「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雲：『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雲：『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佺期這才服氣，「不敢複爭」（《唐詩紀事》卷三）。
宋代宮廷也經常舉行詩詞競賽。如南宋淳熙十年（1183）八月十八日，孝宗皇帝請太上皇趙構到浙江亭觀潮。太上皇興致極高，宣命陪同從臣各賦一首《酹江月》詞詠潮，「至晚進呈」。最終太上皇欽定名次，「以吳琚為第一」（《武林舊事》卷七）。
宋元以降，文人士大夫喜歡結詩社，詩社更是經常舉行詩賽。
宋末元初浙江的月泉吟社，組織十分嚴密，詩社大賽的資料也保留得相當完整。月泉吟社的召集人叫吳渭，元至元六、七年（1346—1347）間，詩社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限五七言律體，以歲前十月分題，次年上元收卷，三月三日揭榜，延請當時詩壇大腕方鳳、謝翱、吳思齊評判名次。每個名次的獎品，事先都張榜公佈。現存《月泉吟社詩》收錄有前六十名的七十四首詩。獲前三名的分別是連文鳳、馮澄和梁相。每首詩先列名次，次列評語，如第一名的評語是：「眾傑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窘邊幅者，此為冠。」第二名評語是：「起善，包括兩聯說田園的。而雜興寓其中，末語亦不泛。」（《月泉吟社詩》下）
又據《明史·文苑傳》記載，元代末年，兩浙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聘請一二位文章巨公主持，四方名士畢至，日夜宴賞，詩勝者多有厚贈。臨川饒介為元淮南行省參政，自號醉樵，曾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結果張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詩第二，贈銀三斤；楊基詩第三，亦贈一鎰。
給詩歌評定名次等級，不僅用於詩歌競賽，也用於常態的詩歌批評。對前代詩人詩作，批評家們往往要分個高低、排個名次。
最早給詩人區分品第等級的，是南朝梁代的鐘嶸。他在《詩品》中將漢魏以來一百二十人分為上中下三品，以評量其優劣。跟鐘嶸差不多同時的南齊謝赫，撰《古畫品錄》，按畫家之優劣，把二十七位畫家分為六品。庾肩吾的《書品》，則把漢至齊梁的一百二十八位書法家分為九品。南北朝時期，文學藝術很時興這種品第批評。
此後，品第便成為一種常用的批評方法。唐代張為的《詩人主客圖》，把中晚唐的部分詩人分為主、升堂、入室及門等級別，就是一種品第批評。後來明代高棅的《唐詩品匯》，將唐代詩人分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等檔次，無疑也有區分品第高下之意。至於盛唐時期的王翰，曾把當時「海內文士百餘人，分作九等，高自標置，與張說、李邕並居第一」，更是一種排行榜了。據說王翰把這份排行榜淩晨時分張貼在京城吏部東街上，「觀者萬計」，轟動一時（《封氏聞見記》卷三）。
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我們還常常見到稱譽某人為第一、某詩為第一的。如《宋書·謝靈運傳》說謝靈運「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宋人許 《彥周詩話》說「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為第一。老杜詩雲『不見高人王右丞』，又雲『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明人楊慎《升庵詩話》卷十二說：「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為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清人趙翼《甌北詩話》卷八評價明初的高啟，是「才氣超邁，音節響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筆即有博大昌明氣象，亦關有明一代文運。論者推為開國詩人第一，信不虛也」。
至於哪首詩最好，古人也時有排名。如宋代嚴羽《滄浪詩話》說：「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清人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則稱孟郊《遊子吟》「為全唐第一」。
清人潘德輿最喜歡給詩人詩作排座次。他認為，除太白外，唐人五絕以王維為第一，七絕以王昌齡為第一：「唐人除李青蓮之外，五絕第一，其王右丞乎？七絕第一，其王龍標乎？右丞以淡淡而至濃，龍標以濃濃而至淡，皆聖手也。」唐人古詩，「當以曲江《感遇》、青蓮《古風》為第一」（《養一齋詩話》卷八）。
不過，古人的詩學批評，無論是分品第，還是排座次，都是基於個人的主觀好惡。由於每個人的審美趣尚不同，對同一個人、同一首作品，品評就往往不一樣。比如，唐人七律，嚴羽推許崔顥《黃鶴樓》為第一，明代何景明和薛蕙則推沈佺期「盧家少婦」詩為第一。有人請楊慎決斷，楊慎兩可之，來個並列第一。潘德輿又不贊同，而另推杜甫《登高》為第一（《養一齋詩話》卷八）。
主觀的文學批評，難免存派別門戶之見，不同人對同一作家作品的評價，常常是天差地別。所以近人蔡嵩雲《柯亭詞論》慨乎言之：「自來評詞，尤鮮定論。派別不同，則難免入主出奴之見。往往同一人之詞，有揚之則九天，抑之則九淵者。」詞如此，詩亦如此。
二
文學批評界，沒有最高法院。對作家作品的不同評價，沒有人能夠作出最後裁決，歷史也不相信某個人或幾個人的裁決。權威的判斷，只適用於一時，未必能取信於後世。宋之問二度奪得冠軍的詩篇，分別由武則天和上官婉兒裁定；吳琚獲得第一名的《酹江月》詠潮詞，乃由宋高宗欽點；元代連文鳳得過頭名的《春日田園雜興》、張簡獲得金獎的《醉樵歌》，也都由當時的詩壇名宿評判，可後來的讀者都不認帳。獲獎的這幾首詩詞，都沒有成為名篇，在文學史上幾乎沒有什麼知名度和影響力。
一部作品能否成為名篇，不是由某一個時期某一個人確定的，而是在歷史上由公眾確認的。能夠得到公眾持久認同的作品，才是名篇。作品的公認度，也就是民意的認同程度。
那麼，怎樣才能有效而科學地通過調查統計獲得歷史上公眾對文學作品的認同度呢？認同，是關注，是欣賞。所以，我們把認同度理解為關注度。對作品的閱讀是關注，對作品的評論是關注，對作品的效仿再創作也是關注。即便是負面的評論，也是一種關注。不同的作品，獲得關注的空間廣度和時間長度是不同的。公眾對作品的關注度越高，作品的知名度就越高、影響力就越大、名篇指數也越高。我們的做法，是嘗試用統計學的方法來衡量測度公眾的關注度和名篇指數。統計的結果，就是文學名篇的排行榜。名篇排行榜，可以反映名篇認同度和影響力的大小及其變化。
為便於統計，可以把關注文學作品的公眾，亦即公眾讀者，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消費型的普通讀者，他們喜歡的作品就閱讀，不喜歡的就不讀。他們以「無聲的選擇」來表明對文學作品的態度。另一類是批評型的專家，他們不僅閱讀作品，還發表對作品的看法。再一類就是創作型的作家。作家也是讀者、接受者，只不過他們閱讀別人的作品後，會借鑒、吸取別人的創作經驗和方法進行新的創作，其中很重要的一種方式，就是追步他人的作品，進行唱和。三種類型的讀者對作品的閱讀、評論和借鑒，就組合成對作品的關注度。
那我們怎麼知道歷史上和今天的讀者，喜歡閱讀哪些唐詩作品呢？我們當然無法對歷史上的讀者進行閱讀意向的調查，即使對今天的讀者也難以進行廣泛的問卷調查；但我們知道，歷史上和當今的普通讀者閱讀、瞭解唐詩，主要是通過各種詩歌選本的形式，選本選了哪些作品，讀者就閱讀哪些作品。雖然選本是編選者個人的主觀選擇，但他必須考慮和顧及特定讀者群的審美需求。讀者總是挑選那些符合自己閱讀趣味和審美需求的選本來閱讀。不同的選本體現不同讀者群的審美趣尚，合而觀之，就可以看出一首作品在不同讀者群中所受到的關注程度。因而，根據詩歌選本對一首作品的入選率，就可以看出這首作品所受關注程度的高低。一首詩被入選的次數越多，所受的關注度就越高。
當今的互聯網，也是唐詩傳播的重要媒介，是普通讀者瞭解、閱讀和評論唐詩的重要途徑。被網頁載錄的越多，表明這首詩的人氣就越旺、被關注度就越高。
因此，我們可以借助選本的入選率和網路的連結率來統計衡量不同作品在普通讀者群中的關注度。
批評型的專家讀者對唐詩的批評闡釋，一般有文獻資料可以查考。古今批評的方式有所不同。古代的批評，大多是隨機性的評點，批評家既可以在選本裡點評，在詩話著作中評論，在文集序跋中評述，也可以在野史筆記中閒談賞鑒。我們把古代這些批評資料統稱為評點資料。20世紀以來，批評的言說方式和載體發生了很大變化，批評家、學者們主要是用專題研究的論文方式來對古代作品進行批評和研究。因此，有關20世紀批評家的批評資料，可以根據相關專題研究論文來統計。
古今批評家、學者對唐詩作品的批評，有褒貶，有抑揚。但無論是褒揚是貶抑，都表明批評者對作品的關注。因此，我們統計時，不分褒貶，只要是對一首詩有過書面評論或發表過研究論文的，都分別作一次統計。一首詩，被評點、研究的次數越多，表明它受關注的程度越大，影響力也就越大。
創作型的詩人，對唐詩的接受情況比較複雜。一首詩被哪些詩人效法借鑒過，大多沒有顯性的資料可以查證，即使有個別證據，也難以作為一種共性的客觀的資料資料來統計，故而未被納入唐詩排行統計範圍。
三
為了統計唐詩在後代傳播接受過程中的關注度，我們採集了四個方面的資料：歷代選本入選唐詩的資料、歷代評點唐詩的資料、20世紀研究唐詩的論文資料和文學史著作選介唐詩的數據。
選本方面，採集了歷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較大的70種唐詩選本為資料來源。其中，唐人選唐詩9種，宋金元人選唐詩8種，明人選唐詩5種，清人選唐詩11種，現當代人選唐詩37種。每個選本入選的篇目，先錄入電腦，經資料庫處理後再統計每首詩入選的次數。一首詩被幾個選本錄入，就計為幾次。考慮到古、今選本對名篇生成過程的影響力不同，故將選本分為古今兩類統計入選次數。
評點方面，以陳伯海先生主編的《唐詩匯評》為資料來源。該書彙集了唐代以來數百種選本、詩話、筆記、序跋等文獻中關於唐詩評論的資料，基本可以反映歷代評點唐詩的概貌。每首詩下輯錄多少條評論，就作多少條計入。
20世紀研究唐詩的論文，依據《唐代文學研究年鑒》和相關專題目錄索引來統計。我們研製有《20世紀唐五代文學研究論著目錄檢索系統》。論文以篇計數，一部著作也計數為一。
文學史方面，選取20世紀以來影響較大的9種文學史著作作為資料獲取的來源。每種文學史對不同詩歌的介紹力度有輕重之分，我們又分為全詩引錄的A類和摘句介紹的B類，對於詳細介紹的長篇，雖未全詩引錄，也以A類計量。每入選一部文學史，即以一條統計。
另外，我們還搜集了網路連結的唐詩資料作為對比性參考資料，但沒有參與綜合名篇指數的計算與排名。網路資料的採集方法是，在百度和穀歌主頁的搜索欄分別依次輸入詩人姓名和詩題名稱，檢索其連結的相關網頁數目。由於此項資料波動大、更新快，我們在不同的時間點作了三次檢索，然後對三次結果求出平均值，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該項資料的不穩定性，更真實地反映網路傳播唐詩的流行情況。
以上四類資料（不包括網路資料），性質不同，對名篇生成的影響力也不一樣。為此，我們對資料作了加權處理。每類資料的權重如何確定，在文學計量研究中還沒有先例可循。但在文獻計量學中，有主觀賦權和客觀賦權兩種，其中主觀賦權法主要是從定性分析的角度，根據各個指標對其反映物件影響作用的大小來確定相應指標的權重，又有專家評判法和層次分析法兩種。客觀賦權主要是從定量分析的角度計算各指標的權重，這有變異係數法和相關係數法兩種。考慮到文學研究的具體情況，我們姑且用主觀賦權中的專家評判法進行確定。
綜合考量各項指標在綜合測評中的影響程度後，我們將選本的權重擬定為50%，又考慮到古今選本影響力的不同，對古今選本再分別給以60%和40%的權重區分；古代評點的權重定為30%；20世紀的研究論文的權重設定為10%；文學史著作也給予10%的權重，其中全詩引錄或詳細介紹的A類作品和摘句或僅僅提及的Ｂ類作品，再分別給以70%和30%的「二級」權重，以區分二者影響因數的差異。
除了對各項指標進行加權計算之外，我們還對資料作了標準化處理。每項指標性質不同，量綱也不同，如選本指標一組資料的量綱是「次」，入選多少次就以多少次計數，而評點指標一組資料的量綱是「條」，論文研究指標的量綱是「篇」。因為各組指標之間沒有綜合性，而且各項資料不在同一數量級上，所以，如果直接參與計算，將會過分突出數量級較大的指標，而掩蓋數量級較小的指標在綜合評定過程中的作用。這就需要對各組資料進行標準化處理。標準化處理，在計量學中稱為無量綱化，即通過一定的數學變換來消除各指標量綱的差異。常用的無量綱化方法有三種，即直線型、折線型和曲線型。我們把抽樣得到的資料稱為實際值，進行無量綱處理後的值稱為標準值。由於抽樣資料的實際值與標準值之間存在線性關係，因此我們採用直線型方法中的極值法來作無量綱處理，即用實際資料除以該組資料的最大值以得到該資料的標準值。
例如，選本指標中，古代選本部分入選次數最多的是17次（崔顥的《黃鶴樓》），現代選本中入選次數最多的是30次（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在古代選本和現代選本中入選的實際值分別是13次和27次。於是，這兩項實際值進行標準化處理以後分別是13/17=0.7647和27/30=0.9。經過極值法處理後的標準值都在0～1之間，越接近1，表示該值在其所在的一類指標中越佔優勢，從而使得各項指標具有可比性，能夠參與加權計算。
每組資料進行標準化處理後，再加權求和。茲以X代表歷代選本指標，P代表歷代點評指標，L代表20世紀研究論文指標，W代表文學史指標，Z代表每首詩的綜合得分。綜合得分是以每項指標的標準值乘以各自的權重，然後求和。算式為：Zi=Xi×50%+Pi×30%+Li×10%+Wi× 10%。
四
我們從2005年開始嘗試計量分析唐詩名篇的影響力，之後不斷擴充資料，完善統計方法，先後做了四個版本的唐詩名篇排行榜。表1是最新版的排行榜，我們在《文學遺產》2008年第2期發表的《尋找經典——唐詩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是第二版排行榜。由於不斷增補和調整資料，每個版次的排名略有不同，但變化不大，一般在幾個名次內上下浮動。有意思的是，四次排行榜的第一名，都是崔顥的《黃鶴樓》。無論資料怎樣增加，統計方法怎樣調整變化，《黃鶴樓》始終獨佔鰲頭，而且綜合指標的分值高出第二、第三名很多，而第三名之後的分值前後相差甚小。可以說，《黃鶴樓》是當之無愧的唐詩第一名篇。
要說明的是，這個排行榜只能反映榜單內相關詩篇的關注度和影響力的大小，而不能據此評估每首詩的藝術價值和思想意義的高低。排名靠前的詩篇，我們只能說它們在長期的傳播接受歷程中影響力更大，但不能據此說它們的藝術價值更高、思想意義更大。文學藝術作品的人文價值和藝術價值，目前還很難用具體的資料來衡量和測度。排行榜中的詩篇，可以說都是很有名的詩，但未必都是最好的詩。境外流行有一句選舉語言：選出來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卻是可以接受的。套用此語，我們可以說：排行榜中的唐詩，雖然不一定是最好的詩，卻是得到公認的好詩。公認，並不是人人都認同，大多數人認同之謂也。
本排行榜的名次，是古今各項指標綜合計算的結果。如果分時代統計，結果會大不一樣。也就是說，這個排行榜，只反映榜內詩篇在古代和現今的綜合影響力，而沒有動態地反映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的影響力。其實，每首詩的影響力和關注度，不同的歷史時期是不同的。資料也完全能夠反映出這種變化，只是上面的這個榜單無法清晰完整地呈現出來而已。比如，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現如今差不多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名篇，即使不曉得這首詩題目的人，也會知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詩句。可它在古代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卻很小，選家基本不選，在33種古代選本中，只有2種選本光顧到它，詩評家對它也不大理會。所以，它的綜合排名比較低，落在200名之後。而有些古代影響力較大的作品，到了20世紀卻備受冷落。比如，盛唐時期的崔曙，時下的讀者對這名字都感到陌生，至於他的《九日登望仙台呈劉明府》就更少有人知道，現當代的選本幾乎都不選，37種今人選本只有1種選入，當今的學者和文學史家也全都漠然視之。可在古代，選家和詩評家都對崔曙的這首詩青眼有加，入選率在古代選本中甚至位居前十名。祖詠的《蘇氏別業》也是古今落差很大，在現當代的影響幾乎為零，而在古代的關注度卻相當高。統計資料一再證明：名篇是有時代性的，此時為名篇，彼時未必是名篇；如今不是名篇，並不代表過去或未來不是名篇。
排行榜，不僅告訴我們哪些唐詩是名篇，各自的名氣有多高、歷史上有何變化，還可以發現和回答許多有意思的問題。
比如，唐代詩人中，哪些詩人擁有的名篇最多？向來李杜並稱、王孟齊名、高岑並駕，他們的名篇是否都一樣多？歷史上又時常爭議李杜優劣，揚李抑杜或揚杜抑李者，代不乏人。從名篇的角度看，李杜二人誰最受歡迎？且看排行榜（表1）提供的一組資料：
杜甫：17首；王維：10首；李白：9首；李商隱：6首；杜牧：6首；孟浩然：5首；王昌齡：5首；劉禹錫：4首；岑參：3首；白居易：3首。
這組簡單的數位透露出了哪些資訊呢？
唐代詩人中，擁有名篇最多的依次就是上述十位詩人，其中杜甫、王維和李白為前三甲。這應該不會出乎人們的意料。他們三人共有名篇36首，占排行榜名篇總數的三分之一強。「詩仙」、「詩聖」、「詩佛」，還真不是浪得虛名。如果讓今天的讀者投票推選最傑出的三位唐代詩人，李白、杜甫和王維當選的機會應該最高，李、杜、王三人擁有的名篇數量就證實了人們心目中的印象。這也反過來說明，排行榜顯示的結果，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和說服力，也印證了宋人趙汝騰《石屏詩序》的說法：「詩之傳，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詩數百家，精者才十數人，就十數人中選其精者，才數十而已。惟少陵、謫仙能多而能精，故為唐詩人巨擘也。」
杜甫的名篇數幾乎是李白的兩倍，這反映出杜甫詩歌在公眾中的關注度要高出李白許多。
歷史上並稱的「王孟」、「高岑」和「元白」，各自擁有的名篇也多少不一，表明他們所受的關注程度並不相同。王維的名篇數高出孟浩然的一倍，岑參的名篇也比高適（1首入圍）多，而元稹的名篇（0篇）更沒法跟白居易相比。看來，並稱的詩人們，彼此之間還是有冷熱高下之分的。只有晚唐「小李杜」擁有的名篇完全相同，表明二人在公眾中的影響勢均力敵。
值得注意的是王昌齡，他在當今文學史上的地位遠不如孟浩然。但他的名篇擁有量卻與孟浩然相等。看來今後書寫文學史，有必要提升一下深受公眾歡迎的王昌齡的地位了。
人們常說中國是詩的國度，唐代是中國詩歌的高峰期，盛唐詩歌則是高峰中的高峰。排行榜的資料能印證這個說法麼？且看百首名篇的時間分佈：
初唐：5首；盛唐：61首；中唐：18首；晚唐：16首。
資料證明瞭「好詩在盛唐」的說法。唐代的好詩名詩，六成在盛唐。盛唐是詩史上頂峰中的頂峰，確非虛言！
有名詩的，自然是名詩人。百首唐詩名篇排行榜中，擁有名篇的詩人共37人，其中初唐5人、盛唐15人、中唐11人、晚唐6人。由此可見，著名詩人，也大多在盛唐。盛唐不僅多名作，也多名詩人。詩人的名氣，是靠名作來奠定和維繫的。
宋明以來，人們曾爭論唐代七律詩應以哪首為第一。推而廣之，我們也有興趣瞭解：唐人五律中哪首詩最受歡迎？七絕、五絕中又各是哪一首最受青睞？排行榜給出的答案是：
七律，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五律，以杜甫《登嶽陽樓》為第一；七絕，以王維《送元二使安西》為第一；五絕，以王之渙《登鸛雀樓》為第一。
在各體詩歌中，五律是人們的最愛。在百首名篇中，五律占了26首。其次是七律和七絕，各占25首。五古、五絕和七古依次占4首、8首和12首。
就個體詩人而言，人們最欣賞杜甫的是他的七律（6篇）和五律（5篇），王維和孟浩然最受歡迎的是五律，李商隱和杜牧最受青睞的則分別是七律和七絕。王昌齡素有七絕「聖手」（《養一齋詩話》卷二）之稱，百首排行榜中，他的5篇名作，也全是七絕，證明瞭他的「聖手」之名確是名副其實。
這個排行榜，是我們團隊精誠合作的成果。有分工，更有協作。排行榜的資料，經歷了多年的積累，最終由邵大為校定完成，排行指標和指標解析，也由大為執筆。上面提到的統計方法和統計結果，也凝聚了多人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探索的成果。作品注釋和評點，則分別由張靜、唐元和郭紅欣執筆。各部分分頭寫出初稿後，再彼此交換著打磨潤色。
在寫作過程中，我們參考借鑒了許多前輩和時賢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唐詩鑒賞辭典》、施蟄存先生的《唐詩百話》、葛曉音先生的《杜甫詩選評》、趙昌平先生的《李白詩選評》等，對我們啟發尤多，謹此申謝！
本書是一種嘗試。我們雖然很用心很用功，數易其稿，但結果是否令人滿意，不敢自是，期待讀者的批評和指教，以便我們今後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