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以「物語與日本哲學」為題,靈感來自野家啟一的《物語的哲學》。 何謂「物語」?日文的「物語」(monogatari)一詞非常多義,中文通常把「物語」譯作「故事」或「敘事」,但在日文裡,「語る」(kataru)與「騙る」(kataru)同音,因此所謂物語,本來並不是對「事實」的陳述,而是帶有虛構成分的敘事。 「物語」不等同於「故事」(story),因為它並不是單純的事物或實體。
野家在《物語的哲學》中指出,物語有兩義性:物語可以是「被敘述的東西,或故事(that which is narrated, a story)」,但也可以是「敘述行為或實踐(the act or practice of narrating)」。他借用了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Ergon」和「Energeia」之區分,強調靜態的名詞概念為「物語」,動態的功能概念為「物語り」。他指出:「我自己的『物語り論』依賴於作為功能概念(或行動概念)的『物語り』,或『物語行為』。」野家如此定義:
人是「物語動物」,更正確地說,是受「物語欲望」而入了迷的動物。我們以物語來表述自己體驗或從他人聽到的事情(原文:出來事),這即是一種最原初的語言行為,透過這行為,我們可以整理各種複雜的經驗,並在與他人溝通之中把這些經驗分享。人不是神,我們只能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秩序之中看東西、聽聲音、並得知事物。結果,看過和聽過的會被遺忘,沉澱在意識的下層。我們用記憶這線索把被遺忘了的東西甦醒過來的時候,已不能把知覺現場中遇到的東西完整無缺地從事再現。不管是意識抑或無意識,記憶本身會在視域(perspective)中把情報取捨,並篩選(screening)那些被認為值得傳承的有意義事情。我們透過記憶而建構的事情會在一定的語境中重新配置,它們會跟從時間次序來重新配列,這樣,我們終於可以談及「世界」和「歷史」。
「歷史」通常來說都是官方的敘事,包含了各種意識形態。但除了這些大敘事,我們還可以想像一些「小敘事」。這些「小敘事」來自我們的經驗傳承,例如:身體習慣、宗教儀式或口傳記憶等。野家指出:
人作為「物語動物」,是指以「物語」來堵塞無情的時間流動,在記憶和歷史(共同體的記憶)的厚度之中來確認自我的動物。為了對抗在無常迅速的時間流動中自我解體,我們會記憶各種各樣的經驗,把他們在時間和空間之中排序,紡織出各種物語。記憶女神謨涅摩敘涅(Mnemosyne)和宙斯一起生下了九位繆思,特別包括了敘事詩女神卡利俄佩(Kalliope)和歷史女神克利俄(Kleo),可見古希臘人洞悉天機⋯⋯然而今日,人的物語能力顯著衰退。曾經在床邊與孩子說故事這個傳統,今天已成為閱讀豪華的繪本。在爐端栩栩如生地大談自己來歷和經驗的老人,在家族中失去了自己的場所。應該傳承下去的經驗,今天已化為實用情報而存放在磁片之中。今天的「物語欲望」,彷彿成為了娛樂新聞的占有物。
野家指出,為了強調「物語」不是名詞而是動詞,他曾打算把《物語の哲學》這個書名改為《物語りの哲學》,但由於新舊兩版書名的異同會引起混亂,所以保留了《物語の哲學》作為書名。要注意的是,舊版《物語の哲學》的副題「柳田國男と歴史の発見」在文庫版本中卻被消除,野家的理由是:本書並不是要建立某種「柳田國男論」。顯然易見,野家的研究興趣是哲學,不是民俗學或文化人類學。但是,野家的「物語」哲學與柳田的「物語」思想有著重要的關係。《物語的哲學》的第一章,便論及了柳田國男(1875-1962)的《遠野物語》(1910)。嚴格來說,《遠野物語》並不是柳田的個人創作,而是他對岩手縣遠野郡「口傳記憶」的筆錄。例如:柳田引述當地人佐佐木嘉兵衞的故事,話說佐佐木年輕時去深山打獵,曾遇到傳說中的「山女」,並把她擊斃。為了留下證據,他割下山女的一縷頭髮,但在下山途中小睡時,被高大的「山男」奪回。山男山女的存在,沒有任何證明,但卻以「物語」的方式被傳承下來。吉本隆明(1924-2012)在《共同幻想論》(1968)中指出,這些「山人」往往與死者有關。因此,平地人通常對「山人」抱有恐懼。吉本指出,這些恐懼有三層面:第一,是對山人的恐懼;第二,是未能分辨山人的出現是真實抑或夢境的恐懼;第三,是對山人所居住之世界的恐懼。柳田直言,「但願講述此中故事,令平地人聞而戰慄。」這些恐懼,都是居住在平地之村民的心理。在平地定居的人,有較為穩定務農生活,較難理解為何要住在深山,因此把山人差別化。
柄谷行人認為,現代日本文學的根本思想是「風景的發現」。柳田的《遠野物語》可以被視為一本文學作品,但柳田眼中的「風景」並不只是自然環境,而是包含了「民」。「要注意的是,對他(柳田)來說,『民』在作為『風景』的『民』之前,是儒教『經世濟民』的『民』。」柳田紀行文學的目的,就是要記錄那些沒有被記錄、甚至被遺忘了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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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語與日本哲學」是一種嘗試,而且還是一種跳躍。「物語」—野家啟一對筆者有相當大的啟示,但筆者並不希望只停留在學院裡對物語進行哲學反思,而是嘗試跳進不同的現場「巡禮」。「日本哲學」—筆者的研究以西田幾多郎出發,但筆者並沒有打算要去說明一種以日本作為中心的哲學,而是嘗試以跨文化的視野反思日本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