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造歷史的人當中，除政治家、士大夫、學者等大人物外，還有諸多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在中國的大門更全面地向世界打開之前，珠三角及澳門地區，作為與資本主義時代的西方國家有着長達近三百年交往的地方，生活在這裏的許多市井小人物，已經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與西方人有非常廣泛和深入的交往。他們為了謀生，以種種方式，從事着與西方人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的職業，讓他們有需要也有機會從西方人那裏學習一套新的知識、技能、辭彙和語言，他們的世界與世界觀，也隨着數百年來發生的政治與社會變遷而有所改變。
名人推薦
（諾爾莊園）所懸油畫，皆西俗有名望人，中有少年華人一軸，戴無頂幃帽，短衣馬褂，赤腳曳番鞋，款署黃亞東，不知何許人，彼族如是隆重耳。——清末總理衙門大臣 張蔭桓
具体描述
《星辰的低語：近現代全球貿易網絡中的東亞水手與碼頭工人》 一、 緣起：被遺忘的航線與無名之輩 本書旨在深入探討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全球化早期浪潮中，珠江口乃至更廣闊的南中國海域中，那些支撐起龐大貿易體系的“小人物”——水手、碼頭工人、船匠、補給商販等群體的日常生活、生存策略與社會網絡。我們超越了傳統史學對帝國、條約和洋行的精英敘事，將目光投向那些在船艙底層、喧囂碼頭和異域港口間討生活的普通勞動者。他們是全球貿易的真正引擎，卻往往在浩瀚的史料中 गुम沒無聞。 本書的核心論點在於，這些看似邊緣化的個體，實際上是形塑近代東亞與世界互動模式的關鍵節點。他們在不同文化、法律和經濟體系的邊界上遊走，其移動性、技能和人際網絡，構成了當時脆弱而又充滿活力的全球貿易基礎設施。 二、 船艙的階級與水手的流動性 船舶不僅是貿易的工具，更是嚴格的社會階層空間。我們將細緻描摹不同國籍船隻上的階層結構：從歐洲船東委任的白人船長到華人舵手，再到來自不同省份、甚至東南亞地區的底層水手。 1. 技能的認證與剝削的現實： 華南水手（如艄公、水手長）擁有無可替代的航海知識，尤其在應對季風和複雜的內河水道方面。然而，這種專業技能往往被國際航運體系以極低的薪資和惡劣的條件所壓榨。我們考證了不同時期，水手薪資的實際購買力，以及他們在面對海難、疾病（如壞血病、瘟疫）時，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困境。 2. 身份的模糊與法律的真空： 殖民地港口和通商口岸的法律體系對外籍水手並不友好。本書探討了水手在法律上的“無國籍”狀態，他們如何利用不同殖民地（廣州、香港、新加坡、馬尼拉）之間的法律灰色地帶，尋求庇護或逃避債務。當他們涉入偷竊、鬥毆甚至反抗時，面對的是跨國軍事或殖民司法體系，而非本土的社會支持。 3. 家庭與陸地的聯繫： 水手的長期離家對其家庭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我們通過殘存的信件、遺囑和地方志中的零星記載，重構了他們如何維持與家鄉的聯繫、如何匯款（及匯款的中介和風險），以及他們的妻子和留守家庭如何應對不確定的收入來源。 三、 碼頭：消費、衝突與信息的集散地 港口是全球信息、貨物和社會矛盾最集中的交匯點。珠江口周邊的碼頭，如黃埔、沙灣、廈門等地，是不同種族、階層和文化激烈碰撞的場所。 1. 勞動力的組織與抵抗： 碼頭工人的工作是高度危險且不穩定的。本書詳細分析了早期華工（苦力）的招募機制，他們往往是鄉村破產農民或受騙者。我們研究了他們在裝卸菸草、鴉片、絲綢和瓷器等高價值貨物時，形成的非正式勞動組織——如行會或互助團體。這些組織不僅用於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也是抵禦資本家（行頭）剝削的工具。 2. 供應鏈的微觀經濟： 碼頭附近的服務業是水手和船員的經濟依託。從提供廉價酒精的“水手館”（Tavern）到典當行，再到專門修理船隻雜項的工匠，這些小微企業形成了一個緊密的服務生態圈。我們分析了這些服務業如何被洋行或本地勢力所控制，以及普通工人如何周旋其中以求生存。 3. 文化的融合與歧視： 碼頭是異國文化交融的場所，外國水手與本地婦女、工匠的私下往來、語言的混合（如早期廣州話夾雜英語、葡萄牙語的“洋涇浜”詞彙的產生）皆是重要的文化現象。然而，這種融合往往伴隨著深刻的種族歧視和排斥，尤其是在瘟疫爆發或社會動盪時期，水手營地往往成為社會動盪的替罪羊。 四、 知識的傳遞與地方的韌性 這些小人物並非被動地接受外部世界的衝擊，他們的主動性體現在對新技術的學習和對自身生存空間的捍衛上。 1. 航海知識的在地化： 雖然西方科學技術在航海儀器上領先，但華南水手對特定海域的氣候、暗礁、洋流的經驗性知識，是任何現代儀器都無法替代的。本書探討了傳統的風水羅盤、沿岸標記與西方六分儀、經緯儀之間的互動、互補與知識權力的轉移過程。 2. 網絡的擴展與維護： 一個水手或碼頭工人能夠持續獲得工作，依賴於其在廣闊海域中建立的信任網絡。這些網絡橫跨不同港口，涉及船東、補給商、甚至地方官府的低級吏員。我們試圖描繪，在政府管控鬆散的時期，這種由個人信用構築的非正式金融和社會保障體系是如何運作的。 五、 結論：微觀視角下的近代中國 《星辰的低語》試圖證明，近代中國的轉型，不能僅僅從宏大敘事中尋找答案。珠江口的小人物們，在船艙與碼頭的狹窄空間裡，以血汗和韌性，共同編織了近代全球貿易的底層結構。他們的故事，揭示了現代化進程中，效率、剝削與個體生存之間的複雜張力，是對“大世界”背景下“小人物”歷史地位的一次深刻回望與重估。他們的足跡，遍佈南洋的香料貿易路線、印度的棉花港口，以及遙遠的歐美都市，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公民”。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程美寶
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英國牛津大學博士，曾長期任教於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領域為中國社會文化史，近年致力於探究近代華南的地域文化如何在跨地域的情景中逐漸形成。主要著作有《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走出地方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視野》，主編有《省港澳大眾文化與都市變遷》《把世界帶進中國：從澳門出發的中國近代史》，發表中、英、日期刊論文數十篇。
程美寶
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英國牛津大學博士，曾長期任教於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領域為中國社會文化史，近年致力於探究近代華南的地域文化如何在跨地域的情景中逐漸形成。主要著作有《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走出地方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視野》，主編有《省港澳大眾文化與都市變遷》《把世界帶進中國：從澳門出發的中國近代史》，發表中、英、日期刊論文數十篇。
图书目录
弁言：在大英圖書館邂逅黃東
「東方之黃色」
公司大班布萊克
廣州事仔黃遏東
中國僮僕「Warnoton」
久居英倫「中國通」
回到省城的Whang Tong先生
「沙文」與「做廚」
「沙文」名目，永遠禁止？
主人的口味，廚子的技藝
事仔的尊嚴，事頭的感情
最卑微卻最前沿
水上人引水
上船引入，星馳稟報
引水章程，中英並茂
番鬼銀元，真偽莫辨
蹩腳外語，鹹水情歌
容閎的語文老師
代代相傳的英語課
沒有英語的英語課本
有英語的英語教材
潘啟官的英語
說得了，聽得差，看不懂，但能教
20世紀末的遺存
序曲：說好的「大世界」呢？
致謝
繁體版後記
「東方之黃色」
公司大班布萊克
廣州事仔黃遏東
中國僮僕「Warnoton」
久居英倫「中國通」
回到省城的Whang Tong先生
「沙文」與「做廚」
「沙文」名目，永遠禁止？
主人的口味，廚子的技藝
事仔的尊嚴，事頭的感情
最卑微卻最前沿
水上人引水
上船引入，星馳稟報
引水章程，中英並茂
番鬼銀元，真偽莫辨
蹩腳外語，鹹水情歌
容閎的語文老師
代代相傳的英語課
沒有英語的英語課本
有英語的英語教材
潘啟官的英語
說得了，聽得差，看不懂，但能教
20世紀末的遺存
序曲：說好的「大世界」呢？
致謝
繁體版後記
图书试读
序曲
說好的「大世界」呢？
不經意間談到1999年，到20世紀末了，小人物算是閃亮登場了，說好的大世界呢？
「世為遷流，界為方位」。黃東所在的「界」——空間——亦有亦無。在省城西關的商館區打滾過一陣後，他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員登上洋船，從珠江口出發，遍歷許多暗礁，進入廣袤的洋面。這片洋面連接着一個又一個港口，讓黃東和許多跟他情況相若的小人物，在許多東西方的大人物未敢逾越東西時，下南洋，出西洋，到19世紀更橫跨太平洋，落腳美利堅。
在18世紀，對清廷來說，黃東「離境」，屬被「夷人夾帶」或「偷載出洋」，地方官是要照諱盜例革職的。但對外國而言，黃東「入境」，似乎不需要什麼簽證或居留證，儘管這不等於說他會得到「平等對待」，畢竟他是一個「外人」。
更值得討論的是，黃東身處的「世」——時間——是長是短不好說。用中國紀年來說，是乾隆中後期到嘉慶初年，有人說這段時期標誌着中國「由盛轉衰」；用西方紀年來說，好像不過就是一個數字——18世紀。然而，近二三十年，史學界曾流行過一個名為「漫長的18世紀」的說法，也許有助我們用另一個角度思考這個時代。
我們不妨把「漫長的18世紀」看成一個比喻，這段時期，在我們備受19世紀的歷史和歷史觀影響的20世紀人類看來，很朦朧，很緩慢。的確，黃東在英國時，世界各地包括英國的步伐是很「慢」的——1751年乘馬車從倫敦去牛津要花上兩天，1828年則是六小時——我們可以想像，黃東1775年從倫敦去一趟牛津至少也得要一至兩天吧。黃東跟老布萊克住在倫敦，也許頗能感受一些城市氣象，但當時英格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仍住在居民少於一千的鄉村或小市鎮裏，鄉郊大部分的土地則掌握在少數的貴族和紳士家庭手中。 那時的英國，仍是一個「貴族—平民」的等級社會，而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階級社會。黃東生活在老布萊克先生、班克斯爵士、多塞特郡公爵等重重蔭庇的圈子裏，屬於現在所說的「慢活」，相信感覺頗悠遊，但不一定很自在。
黃東當然不會想像得到，這個顯得有點「慢」的洋人社會，正是逐步以貿易和建立殖民地的方式在全球擴張的大英帝國。那時候的英國政府，不一定有一張很清晰的帝國擴張藍圖，但國家對資源的索求，商人對利潤的追逐，紳士或准紳士們對博物和東方文化的興趣，以及三者的結合，成就了英國19世紀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黃東也許沒有完全明白為什麼布萊克父子要花那麼大的氣力去蒐集各種植物資料，小心翼翼地把種子寄回英國，要他解釋這解釋那；為什麼班克斯對中國的萬事萬物都那麼感興趣，老是向他問東問西；為什麼那位波特蘭公爵夫人，不過一介女流，卻要他辨識中國皇帝的年號，換算中西紀年；為什麼東方學家瓊斯唸唸叨叨，老是要他幫忙翻譯《詩經》。黃東對各人的問題有問必答，盡量滿足各方的需求，甚至回到廣州，也不忘向他的英國朋友寄書籍和手信。黃東看來是個盡職的「事仔」，可靠的朋友。當然，他回國後以外貿為生，我們也可說他懂得禮尚往來的營商之道。
循着這個引喻，19世紀就顯得很急速了。我們不知道黃東何時去世，假定1775年他年約20，鴉片戰爭前夕也已經80多歲了，以當時的人均壽命算，諒必不在人世——順便一提，班克斯和潘有度這兩位通過書信深交的朋友，不約而同在1820年去世，前者享壽77，後者65，都沒有親睹中英戰爭的一幕——無論如何，黃東很難想到，他住過六七年、結交了許多朋友的那個國家，後來會派軍艦遠征，封鎖廣州、廈門，長驅直上，攻佔定海，直抵津門。繼而又從虎門入黃埔，兵臨省城，闖入三元里，登上鎮海樓。不要說乾隆時人黃東難以想像道光年間的事，那位在19世紀初多次去廣州做生意的美國商人布萊恩特•蒂爾登，便曾在他的私人日誌裏感歎說，他在廣州的頭幾年（1815—1819），經常到行商的別墅和花園共進晚餐，彼此友好殷切，日子過得愜意非常，但時至1836—1837年，此情此景竟一去不復返。不足廿年，便時移世易，物是人非。
我們無意用歷史目的論來倒敍黃東的故事，我們是要理解，中國在19世紀發生的許多變化，是否如大家已經熟知的近代史論述所說，是由鴉片戰爭的炮火引爆的。我們有沒有想過，五口通商、洋務運動、華工出洋、幼童留美，誰是真正的推動者？如果鴉片戰爭前的中國都是「封閉」和「停滯」的，哪裏能突然冒出一羣樂意冒險或可以勝任的小人物，在新時代扮演各種角色——在石叻坡（新加坡）經商、後來被清廷任命為駐新加坡領事的胡璇澤，在馬六甲受洗、後來在廣州刊行《勸世良言》的梁發，在廣州跟隨伯駕學西醫的關韜，等等，都是後來載入19世紀的史冊的人物，但他們的背景，可能跟黃東差不多。
黃東有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記載中嗎？有，我們現在可以檢索到，前提是要知道用什麼關鍵詞。近年我知道他名叫「黃遏東」，又稱「黃亞東」和「黃東」，那就好辦了。藉助基本古籍檢索，我找到了一條——出自張蔭桓的《三洲日記》。
張蔭桓在光緒十二至十五年（1886—1889）出使美國、西班牙和祕魯三地，歸國前在英國逗留兩周。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日（1889年10月14日），他隨「英使新襲伯爵」參觀當年已局部開放的諾爾莊園。對此似乎印象十分深刻，晚上回到住處即細心記下這次經歷。他說：
（諾爾莊園）所懸油畫，皆西俗有名望人，中有少年華人一軸，戴無頂幃帽，短衣馬褂，赤腳曳番鞋，款署黃亞東，不知何許人，彼族如是隆重耳。
不知張蔭桓有沒有追問下去，即使有，接待他的那位生於19世紀的「英使新襲伯爵」也不一定知道當年的逸事。翌日，張蔭桓往訪「蠟偶院」，注意到「伍怡和蠟像猶存」，還特意指給同行者一看。他當然知道「伍怡和」就是行商浩官伍秉鑒，但恐怕沒想過伍秉鑒（1769—1843）和黃東在時間上有交集，極有可能彼此相識吧。
張蔭桓「不知何許人」這句話，正是「黃東」這個名字在過去中國近代史書寫中最有可能出現的註解。黃東的故事，儘管很可能曾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廣州、澳門一帶口耳相傳過，豐富了許多本地少年人對遠邦異域和自身前途的想像；他和許許多多的小人物，從古至今千千萬萬，用自己的方法締造世界，但在中國歷史的長卷中卻沒留下多少痕跡。就好像今天諾爾莊園的鹿一樣，所剩無幾，即便偶然閃身，也不過是「不知何許人」而已。張蔭桓有沒有想過，他19世紀末之所以會和能出使三洲，正是因為在前頭的歷史中有許多這樣的「不知何許人」，為他搭橋鋪路呢？
說好的「大世界」呢？
不經意間談到1999年，到20世紀末了，小人物算是閃亮登場了，說好的大世界呢？
「世為遷流，界為方位」。黃東所在的「界」——空間——亦有亦無。在省城西關的商館區打滾過一陣後，他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員登上洋船，從珠江口出發，遍歷許多暗礁，進入廣袤的洋面。這片洋面連接着一個又一個港口，讓黃東和許多跟他情況相若的小人物，在許多東西方的大人物未敢逾越東西時，下南洋，出西洋，到19世紀更橫跨太平洋，落腳美利堅。
在18世紀，對清廷來說，黃東「離境」，屬被「夷人夾帶」或「偷載出洋」，地方官是要照諱盜例革職的。但對外國而言，黃東「入境」，似乎不需要什麼簽證或居留證，儘管這不等於說他會得到「平等對待」，畢竟他是一個「外人」。
更值得討論的是，黃東身處的「世」——時間——是長是短不好說。用中國紀年來說，是乾隆中後期到嘉慶初年，有人說這段時期標誌着中國「由盛轉衰」；用西方紀年來說，好像不過就是一個數字——18世紀。然而，近二三十年，史學界曾流行過一個名為「漫長的18世紀」的說法，也許有助我們用另一個角度思考這個時代。
我們不妨把「漫長的18世紀」看成一個比喻，這段時期，在我們備受19世紀的歷史和歷史觀影響的20世紀人類看來，很朦朧，很緩慢。的確，黃東在英國時，世界各地包括英國的步伐是很「慢」的——1751年乘馬車從倫敦去牛津要花上兩天，1828年則是六小時——我們可以想像，黃東1775年從倫敦去一趟牛津至少也得要一至兩天吧。黃東跟老布萊克住在倫敦，也許頗能感受一些城市氣象，但當時英格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仍住在居民少於一千的鄉村或小市鎮裏，鄉郊大部分的土地則掌握在少數的貴族和紳士家庭手中。 那時的英國，仍是一個「貴族—平民」的等級社會，而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階級社會。黃東生活在老布萊克先生、班克斯爵士、多塞特郡公爵等重重蔭庇的圈子裏，屬於現在所說的「慢活」，相信感覺頗悠遊，但不一定很自在。
黃東當然不會想像得到，這個顯得有點「慢」的洋人社會，正是逐步以貿易和建立殖民地的方式在全球擴張的大英帝國。那時候的英國政府，不一定有一張很清晰的帝國擴張藍圖，但國家對資源的索求，商人對利潤的追逐，紳士或准紳士們對博物和東方文化的興趣，以及三者的結合，成就了英國19世紀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黃東也許沒有完全明白為什麼布萊克父子要花那麼大的氣力去蒐集各種植物資料，小心翼翼地把種子寄回英國，要他解釋這解釋那；為什麼班克斯對中國的萬事萬物都那麼感興趣，老是向他問東問西；為什麼那位波特蘭公爵夫人，不過一介女流，卻要他辨識中國皇帝的年號，換算中西紀年；為什麼東方學家瓊斯唸唸叨叨，老是要他幫忙翻譯《詩經》。黃東對各人的問題有問必答，盡量滿足各方的需求，甚至回到廣州，也不忘向他的英國朋友寄書籍和手信。黃東看來是個盡職的「事仔」，可靠的朋友。當然，他回國後以外貿為生，我們也可說他懂得禮尚往來的營商之道。
循着這個引喻，19世紀就顯得很急速了。我們不知道黃東何時去世，假定1775年他年約20，鴉片戰爭前夕也已經80多歲了，以當時的人均壽命算，諒必不在人世——順便一提，班克斯和潘有度這兩位通過書信深交的朋友，不約而同在1820年去世，前者享壽77，後者65，都沒有親睹中英戰爭的一幕——無論如何，黃東很難想到，他住過六七年、結交了許多朋友的那個國家，後來會派軍艦遠征，封鎖廣州、廈門，長驅直上，攻佔定海，直抵津門。繼而又從虎門入黃埔，兵臨省城，闖入三元里，登上鎮海樓。不要說乾隆時人黃東難以想像道光年間的事，那位在19世紀初多次去廣州做生意的美國商人布萊恩特•蒂爾登，便曾在他的私人日誌裏感歎說，他在廣州的頭幾年（1815—1819），經常到行商的別墅和花園共進晚餐，彼此友好殷切，日子過得愜意非常，但時至1836—1837年，此情此景竟一去不復返。不足廿年，便時移世易，物是人非。
我們無意用歷史目的論來倒敍黃東的故事，我們是要理解，中國在19世紀發生的許多變化，是否如大家已經熟知的近代史論述所說，是由鴉片戰爭的炮火引爆的。我們有沒有想過，五口通商、洋務運動、華工出洋、幼童留美，誰是真正的推動者？如果鴉片戰爭前的中國都是「封閉」和「停滯」的，哪裏能突然冒出一羣樂意冒險或可以勝任的小人物，在新時代扮演各種角色——在石叻坡（新加坡）經商、後來被清廷任命為駐新加坡領事的胡璇澤，在馬六甲受洗、後來在廣州刊行《勸世良言》的梁發，在廣州跟隨伯駕學西醫的關韜，等等，都是後來載入19世紀的史冊的人物，但他們的背景，可能跟黃東差不多。
黃東有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記載中嗎？有，我們現在可以檢索到，前提是要知道用什麼關鍵詞。近年我知道他名叫「黃遏東」，又稱「黃亞東」和「黃東」，那就好辦了。藉助基本古籍檢索，我找到了一條——出自張蔭桓的《三洲日記》。
張蔭桓在光緒十二至十五年（1886—1889）出使美國、西班牙和祕魯三地，歸國前在英國逗留兩周。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日（1889年10月14日），他隨「英使新襲伯爵」參觀當年已局部開放的諾爾莊園。對此似乎印象十分深刻，晚上回到住處即細心記下這次經歷。他說：
（諾爾莊園）所懸油畫，皆西俗有名望人，中有少年華人一軸，戴無頂幃帽，短衣馬褂，赤腳曳番鞋，款署黃亞東，不知何許人，彼族如是隆重耳。
不知張蔭桓有沒有追問下去，即使有，接待他的那位生於19世紀的「英使新襲伯爵」也不一定知道當年的逸事。翌日，張蔭桓往訪「蠟偶院」，注意到「伍怡和蠟像猶存」，還特意指給同行者一看。他當然知道「伍怡和」就是行商浩官伍秉鑒，但恐怕沒想過伍秉鑒（1769—1843）和黃東在時間上有交集，極有可能彼此相識吧。
張蔭桓「不知何許人」這句話，正是「黃東」這個名字在過去中國近代史書寫中最有可能出現的註解。黃東的故事，儘管很可能曾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廣州、澳門一帶口耳相傳過，豐富了許多本地少年人對遠邦異域和自身前途的想像；他和許許多多的小人物，從古至今千千萬萬，用自己的方法締造世界，但在中國歷史的長卷中卻沒留下多少痕跡。就好像今天諾爾莊園的鹿一樣，所剩無幾，即便偶然閃身，也不過是「不知何許人」而已。張蔭桓有沒有想過，他19世紀末之所以會和能出使三洲，正是因為在前頭的歷史中有許多這樣的「不知何許人」，為他搭橋鋪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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