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借助歷屆人口普查資料以及大量史實資料，從社會語言學視角出發，全面觀察新加坡自獨立以來國家語言規劃、雙語教育政策的實施與發展，探討四大族群的語言現狀，分析各族群的語言態度、家庭用語選擇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教育、經濟因素等，進而討論國家意識、族群意識、身份認同等重要社會學課題。
該書可供讀者全面瞭解新加坡百年來（特別是獨立建國以來）的語言政策、各族語言的社會地位、華族方言的發展變遷以及各族語言未來的發展趨勢。兩位作者長期研究社會語言學、漢語語言學，並有較多論著出版、發表。在兩年的寫作過程，查閱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參考了中英文領域的研究成果，力求論述全面精當，觀點公允新穎，資料豐贍可靠，以便為讀者瞭解新加坡的語言生活提供宏觀和微觀的全面分析。可以說，本書是近年研究新加坡社會語言學的一部力作。
本書由八方文化創作室與新躍社科大學（SUSS）新躍中華學術中心聯合出版，是"新躍人文"系列叢書的第十一冊。
具体描述
好的，以下是一本关于新加坡语言与社会研究的图书简介，内容不包含您提到的书名相关信息，并且力求详实自然： 跨越藩篱：东南亚多元族群的语言重塑与身份构建 导论：语言作为社会熔炉的催化剂 在当代全球化的浪潮中，语言不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它已然演化为界定社群边界、承载历史记忆以及塑造未来身份认同的核心载体。本书聚焦于东南亚这一独特的地理与文化交汇点，深入剖析该区域内不同族群——特别是马来人、华人、印度裔以及原住民社群——在面对殖民遗产、民族建构以及现代化进程时，其语言生态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与动态平衡。我们探究的不是静态的语言清单，而是语言在社会互动、政治角力与代际传承中展现出的强大能动性。 东南亚的语言图景复杂而迷人。它既是殖民统治留下的多语遗迹，也是后独立时代国家政策博弈的试验场。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一个东南亚国家的社会结构，必须首先理解其“言说”的世界。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用以审视语言多样性如何在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微观实践之间斡旋，以及这种斡旋如何塑造了当代东南亚人民的身份认同。 第一部分：历史的回响与殖民的遗产 本部分追溯了殖民时期对东南亚语言环境的结构性影响。欧洲列强（如英国、荷兰、法国）的到来，带来了新的行政语言和教育系统，这不仅在精英阶层中植入了强势语言，也对本土语言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语言等级的固化与流动 我们详细考察了殖民者如何利用语言差异来划分社会阶层和管理资源。例如，在一些前英属殖民地，英语作为“中立”的官方语言，虽然在表面上超越了本土语言的派系之争，但实际上却强化了受过西方教育的本地精英阶层的权力。与此同时，殖民政府对某些本土语言的规范化（如标准化的拼写和语法制定），虽然意在提高行政效率，却也在无形中压制了地方方言的活力。本书分析了这种等级结构在后殖民时代如何被继承和修正。 迁移与语言的破碎化 殖民经济结构催生了大规模的跨区域人口迁移，特别是华人和印度裔社群的涌入。这些群体带来了各自的母语群系（如闽南语、泰米尔语、克里奥尔语等）。我们探讨了这些移民语言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如何适应，以及它们如何与当地的主流语言产生复杂的混合与借用现象。这些迁移社群的语言实践，是理解当代东南亚多元文化张力的重要切口。 第二部分：国家建构中的语言政策 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普遍面临一个核心挑战：如何在维护本土文化认同的同时，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认同。语言政策，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延伸，成为了这一工程的核心工具。 “单一国家语言”的理想与现实 本部分对比了几个东南亚国家在确立国家语言方面的不同路径。有的国家选择了一种主要的本土语言作为国语，并致力于推动其普及化；有的则采取了更为折中的方案，承认多种官方语言的地位。我们分析了这些选择背后的政治考量，以及在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例如，当一种语言被选定为国家语言时，它对其他强势地方语言（如华人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焦虑和文化抵抗。 教育领域的语言“战场” 学校是语言政策实践的最前沿。本书详细考察了不同教育体系中使用的语言媒介如何影响学生的认知发展、社会流动性以及族群归属感。我们分析了“双语/多语教育”模式的实际效果，探讨了精英教育、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在语言选择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固化了社会阶层的语言资本鸿沟。 第三部分：当代社会中的语言动态与身份重塑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信息技术的革命，东南亚的语言景观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变。本部分关注语言在日常生活、媒体传播和青年文化中的新动态。 城市化与语言的“融合体” 在迅速扩张的城市中心，不同族群的日常互动日益频繁。这催生了大量混合语言现象，例如基于不同语言词汇和语法的“派生语”或“通俗语”。本书通过田野调查的案例，揭示了这些城市“融合体”是如何在非正式场合中，成为跨族群沟通的润滑剂，同时也是身份模糊或建构的新工具。这种混合性挑战了传统的“纯净语言”观念。 数字时代的语言权力转移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语言的使用习惯和传播速度。我们探讨了数字平台如何为边缘语言和方言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使其能够绕过传统的国家媒体控制进行传播。然而，我们也观察到，强势语言（特别是英语）在数字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反过来对本土语言的输入和创新能力构成了新的挑战。社交媒体上的语言选择，成为了个体在传统归属与全球视野之间进行协商的微妙指标。 青年文化与语言的“酷”标签 本书最后探讨了青年一代如何主动地利用语言符号来建构其“酷”的文化资本和代际区隔。他们对传统语言的重构、对外来俚语的快速吸收，以及对特定语言口音的模仿或戏仿，都反映出他们对传统身份框架的重新审视。这种语言游戏，既是对父辈严肃语言观的反叛，也是对未来身份的积极探索。 结语：在差异中寻求共存的可能 《跨越藩篱》总结道，东南亚的语言生态是一个充满张力、持续演化的有机体。成功的社会整合并非意味着语言的同质化，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容纳和尊重语言差异的公共领域。本书的结论强调，对多元语言的政策性保护与社会层面的语言实践创新，是确保该区域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的关键所在。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深入分析，能为理解当代东南亚的社会复杂性提供一个坚实的语言学视角。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郭振羽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創院院長(1992-2003)，終身榮譽教授；亦曾任南大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創院（署理）院長(2003-2005)。在此之前，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2008年受邀任新加坡新躍大學學術顧問，並於2012年創辦新躍中華學術中心，擔任首任中心主任，至2016年卸任。現仍擔任新躍社科大學學術顧問。
郭教授早年畢業於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隨後赴美就讀于夏威夷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先後獲得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于1990年創辦英文《亞洲傳播學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並擔任主編達20年。2000-2004年任國際媒體傳播研究學會（IAMCR）副會長；2007年獲頒亞洲媒體資訊中心AMIC《亞洲傳播獎》(Asian Communication Award) 。
羅福騰
現任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中文部副教授，兼任主任。1978年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讀書。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先後做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講授的課程包括華語語法、語音、音韻、方言、文字等。
主要研究興趣在現代華語、華族方言、二語教學和語言政策等。先後在一些學報（例如《中國語文》、《方言》、《中國語言學報》、《中國方言學報》、《語言教學與研究》、《語言規劃學》等）發表論文若干，出版專書若干。曾主編、出版新躍人文叢書三種（2012）。
郭振羽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創院院長(1992-2003)，終身榮譽教授；亦曾任南大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創院（署理）院長(2003-2005)。在此之前，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2008年受邀任新加坡新躍大學學術顧問，並於2012年創辦新躍中華學術中心，擔任首任中心主任，至2016年卸任。現仍擔任新躍社科大學學術顧問。
郭教授早年畢業於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隨後赴美就讀于夏威夷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先後獲得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于1990年創辦英文《亞洲傳播學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並擔任主編達20年。2000-2004年任國際媒體傳播研究學會（IAMCR）副會長；2007年獲頒亞洲媒體資訊中心AMIC《亞洲傳播獎》(Asian Communication Award) 。
羅福騰
現任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中文部副教授，兼任主任。1978年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讀書。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先後做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講授的課程包括華語語法、語音、音韻、方言、文字等。
主要研究興趣在現代華語、華族方言、二語教學和語言政策等。先後在一些學報（例如《中國語文》、《方言》、《中國語言學報》、《中國方言學報》、《語言教學與研究》、《語言規劃學》等）發表論文若干，出版專書若干。曾主編、出版新躍人文叢書三種（2012）。
图书目录
《新躍人文叢書》總序 郭振羽 xi
序言 鄒嘉彥xiii
前言 郭振羽 羅福騰 xxiii
第一章 導論：新加坡社會概況 1
第一節 新加坡的地理與資源 1
第二節 開埠與早期人口 2
第三節 族群人口演變 3
第四節 族群的同質與異質 4
第五節 社區、語言和國家發展 8
第二章 社會語言的生態面貌 11
第一節 主要語言和次要語言 11
第二節 主要語言的功能和地位 16
第三節 社會語言狀況的特點 31
第三章 國家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 33
第一節 獨立之前的語言政策 33
第二節 獨立後的語言政策 37
第三節 語言規劃和語言標準問題 48
第四章 單語識字率與多語識字率 57
第一節 一般識字率綜述 57
第二節 單語文讀寫能力與多語文讀寫能力 65
第三節 官方語言識字率 74
第四節 讀寫能力與教育、就業 76
第五節 綜合討論 80
第五章 家庭用語 83
第一節 主要家庭用語的動態與靜態 83
第二節 家庭用語的多語形態 92
第三節 家庭成員交談用語 98
第四節 家庭用語和社會經濟地位 106
第五節 綜合討論 112
第六章 語言與教育 113
第一節 四種語言源流的教育傳統 113
第二節 雙語教育制度的發展 117
第三節 語言和全新的教育制度 124
第四節 教育和社會語言形態 131
第七章 大眾傳播和語言 137
第一節 報紙 137
第二節 廣播電臺 148
第三節 電視 154
第四節 綜合討論 161
第八章 推廣華語運動分析 165
第一節 推廣華語運動的緣起 166
第二節 推廣華語運動的策略 171
第三節 四十年華語運動（1979–2020）的嬗變 178
第四節 講華語運動和語言轉型 182
第五節 展望未來 188
第九章 結論：多元和統一 191
一、建國、信約與語言 191
二、母語、英語與國家身份認同 197
三、新加坡未來社會語言狀況展望 199
附錄一 郭振羽筆談與訪談彙編 201
一、語文能力和教育分流制度——談海峽時報的一場筆戰 201
二、華文報業的回顧與前瞻 205
三、電視節目與語言文化 210
四、語言政策與國家發展 213
五、“方言不是毒蛇猛獸”——郭振羽教授談新加坡的語言和文化 216
附錄二 部分主要詞語索引 225
附錄三 參考文獻 233
一、中文部分 233
二、英文部分 238
三、郭振羽之有關英文論著 241
序言 鄒嘉彥xiii
前言 郭振羽 羅福騰 xxiii
第一章 導論：新加坡社會概況 1
第一節 新加坡的地理與資源 1
第二節 開埠與早期人口 2
第三節 族群人口演變 3
第四節 族群的同質與異質 4
第五節 社區、語言和國家發展 8
第二章 社會語言的生態面貌 11
第一節 主要語言和次要語言 11
第二節 主要語言的功能和地位 16
第三節 社會語言狀況的特點 31
第三章 國家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 33
第一節 獨立之前的語言政策 33
第二節 獨立後的語言政策 37
第三節 語言規劃和語言標準問題 48
第四章 單語識字率與多語識字率 57
第一節 一般識字率綜述 57
第二節 單語文讀寫能力與多語文讀寫能力 65
第三節 官方語言識字率 74
第四節 讀寫能力與教育、就業 76
第五節 綜合討論 80
第五章 家庭用語 83
第一節 主要家庭用語的動態與靜態 83
第二節 家庭用語的多語形態 92
第三節 家庭成員交談用語 98
第四節 家庭用語和社會經濟地位 106
第五節 綜合討論 112
第六章 語言與教育 113
第一節 四種語言源流的教育傳統 113
第二節 雙語教育制度的發展 117
第三節 語言和全新的教育制度 124
第四節 教育和社會語言形態 131
第七章 大眾傳播和語言 137
第一節 報紙 137
第二節 廣播電臺 148
第三節 電視 154
第四節 綜合討論 161
第八章 推廣華語運動分析 165
第一節 推廣華語運動的緣起 166
第二節 推廣華語運動的策略 171
第三節 四十年華語運動（1979–2020）的嬗變 178
第四節 講華語運動和語言轉型 182
第五節 展望未來 188
第九章 結論：多元和統一 191
一、建國、信約與語言 191
二、母語、英語與國家身份認同 197
三、新加坡未來社會語言狀況展望 199
附錄一 郭振羽筆談與訪談彙編 201
一、語文能力和教育分流制度——談海峽時報的一場筆戰 201
二、華文報業的回顧與前瞻 205
三、電視節目與語言文化 210
四、語言政策與國家發展 213
五、“方言不是毒蛇猛獸”——郭振羽教授談新加坡的語言和文化 216
附錄二 部分主要詞語索引 225
附錄三 參考文獻 233
一、中文部分 233
二、英文部分 238
三、郭振羽之有關英文論著 241
图书试读
序
鄒嘉彥
香港城市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專任教授
南洋是全球最多海外華人聚居的地方，其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南洋各地華人與當地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而新加坡更是中國以外華人人口過半的國家，在各方面都備受關注。郭振羽教授與羅福騰教授合撰的大作《多元和統一：新加坡的語言與社會》一書不但協助有心之士回顧史實，也為中外學者提供豐富的資料。書名上提及的“多元”和“統一”蘊含大自然和社會兩極化的對比概念，而當兩者之間過渡時往往或多或少會經歷各種角力。如果體驗過渡的是國家或社會，那麼所牽涉的問題便更廣泛，觸及語言和相關社會地位、功能和調配、媒體操作、教育和行政設施的配合、社會階層的變化和發展，以及政治方面的長期願景和手段等。本書乃以語言和社會的角力成果作為主題。
過去一個世紀迭經巨變，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後殖民地時代衍生的許多新興獨立國家，有的建基於擁有多元語言文化及不同歷史背景的單一民族或多元族群，甚至憑藉經濟、政治、軍事的崛起而蜚聲國際。新加坡就是一例，此外，還有新加坡多方面奉為楷模的以色列。以下試圖略為介紹兩國兼備的特色。
首先，新加坡的國民來自亞洲東部的漢族、亞洲南部的德拉威族、亞利安族和鄰近地區已長期定居的馬來原住民族。不同的語言、宗教和民族社團，促成新加坡把原有殖民地時期的英語標新立異，構成富有特色的“新加坡英語（Singlish）”。以色列的國民來自歐洲各地、地中海、中亞和北非等地區，他們雖然大多是猶太人後裔，但是語言和宗教習慣都有顯著差別，加上還有當地和鄰近地區的阿拉伯人，所以獨立時期的社會是相當多元化的。以色列的國語是新的希伯來語，是古希伯來語復興後的新語言。兩個國家的語言政策都相當成功，收穫頗豐，值得深入瞭解。
其二，這兩個地區的跨代居民在過去半個多世紀內經歷過很大的變化，尤其是語言方面。本書詳述新加坡建國後三代國民跨代的語言變化。還有涉及其它可供參考的亞洲例子，如馬來西亞、香港和臺灣，前兩者的殖民地歷史與新加坡相若，但成果不同。後者在一百多年內就歷經過巨大的語言環境蛻變，其主流或官方語言從清朝的閩語，到日據時期的日語，至早期國民政府的國語（即華語），再到近年來官方地位日漸提升源於閩南語的台語。
新加坡歷來有五種主要語言：英語、華語、閩南語（福建話）、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再加上數種次要的漢語方言，如潮州話、廣府話（粵語）和印度的馬來亞里語（Malayalam），但現在只有四種主要語言具有官方地位：英語、華語、馬來語以及淡米爾語。上述這四種語言雖然都享有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的地位，其中只有英語獨具顯著地位，政府經過詳盡考慮制定政策，把複雜的多語言環境雕塑成一個語言地位有新架構規律的國家，所牽涉的政策和工作計畫不只是個別語言的定位（Status Planning），還包括艱巨的語言本體標準擬定（Corpus Planning）。換言之，新加坡定位了華語以後，也擬定了語言本體的標準，包括字體、語音和用詞。新加坡的英語標準也極受關注，相比之下以色列則只把一個式微的聖經希伯來語重新構建為新希伯來語，因此在語言本體標準工作方面多個範疇面對過不少相同的挑戰，並且兩者都下了很多功夫。
其三，瑞士是值得和新加坡比較的另一國家。瑞士也有四種重要的官方語言：德語、法語、義大利語和羅曼什語（Romansh），其聯邦政府的官方語言只有前三種，羅曼什語只是作為一些地區（Canton）的官方語言。新加坡和瑞士之間的重大分別在於新加坡是個高樓林立的密集城市，它的語言不依地區來劃分，只依各民族分佈而定；而富於山川田園景色的瑞士，語言則依民族主要所在地而分佈。新加坡雖然有四種官方語言，但其中只有英語是最主要的官方語言，而英語如同以色列的新希伯來語，國家獨立時以它為母語的國民只占少數。
在層層挑戰下，欲求厘定和推行成功的語言政策都屬艱巨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以色列和瑞士都屬經濟很成功的小國，同時也享有很高的國際地位。
以下且從新加坡的語言和政策之釐定與推行，略加剖析：
新加坡政策所定下的語言功能有別於其它國家，憲法上的四個官方語言有同等地位，但是基於實際考慮，國歌只有馬來語的版本。，象徵性地位很高，淡米爾文亦然。英語在政府運作方面是首要官方語言，也是實行教育與執行社會工作的首要語言。
新加坡很成功地利用語言政策把多個不同族群的社團融合成一個多元的集體社會，本書兩位作者採用了多方面的可靠資料，分析新加坡從殖民地後期到獨立後短短幾十年的語言政策，讓我們瞭解到新加坡如何運用社會工程把複雜分化和層次化的語言情況簡化。本書在這方面提供了很多豐富詳盡的敘述並做了深入淺出的詳細分析，使讀者得以瞭解獨立前後的變化，如立國初始的新加坡，最廣泛使用的是福建的閩南語，其中有國民只會閩南語，以致早期軍隊需要以閩南語編排小隊，可見立國時期的語言問題相當繁雜。
語言政策不僅關乎個別語言的地位和功能，也需落實到具體的語言能力層面。本書也分析了成功語言政策的一些值得探討的指標。
（一）華語識字率
新加坡語言政策的成功，包括幾方面：（一）識字率提升；（二）家庭用語得以調整；（三）公共場合和工作用語得以調配。新加坡不只考慮華語識字率，還嘗試推動多語識字率（multi-lingual literacy）。由於這方面挑戰性強，多語識字率的定義和運作比單一語言還要複雜，很多國家都裹足不前、成效不著，多語的國家如比利時、瑞士、加拿大和愛爾蘭都罕見探討雙語識字率能力的深入研究。
獨立後新加坡的華語識字率已有所提升，情況值得與其它主要華語地區作比較。二十多年前曾經有比較新加坡、香港、臺北和上海的中學、大學生識字、識詞量的研究，結果顯示新加坡學生遜色於香港、臺北與上海的學生。這項多年前的比較結果原因眾多，值得有更合時的比較。
（二）家庭語言
若需要瞭解一個社會跨代用語情況，最好是觀察同住的三代同堂有代表性的家庭，有鑒於引發隔代用語差別的推動力來自官方，而非民眾社群，隔代用語的差別情況可與社會的演變複雜性成正比。新加坡政府提供了從 1980 到 2020 時段的官方資料，兩位元作者得以對過去四十年三代家庭用語情況作出各種分析，從而瞭解跨代家庭用語改變的情況。兩位元作者也嘗試從新加坡獨立前的資料來追溯當地早期家庭語言情況。香港人口普查也提供同樣資料可用作賦有意義的共時比較。也方便瞭解中國境外方言自然式微、陸續被取代的情形。
（三）語言和教育政策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包括教育方面第一語言的定義與眾不同，所指的不是學童的母語，而是國家首要的語言。學童自幼到初小四年級主要以其母語來學習，亦即華語、馬來語或淡米爾語，學校並不以語言和族群分流獨立教學。直到學童五年級才採取一致的教學制度，並以第一語言為主導。新加坡也制訂了一些自己識字率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當學前的家庭語言和入學後的語言有所不同，可引起不少困擾。華族過去主要母語是方言，因此需要考慮到學前的家庭語言如何過渡到學校的語言教育問題。在這種有差距的情況下，如何厘定和衡量學童語言能力的進度發展，就成為一大社會問題，香港曾用上三年半來制定一份語言能力評估量表，當前新加坡的語言情況已趨定形，可能也有向這方面探究考慮的價值。
（四）媒體政策
新加坡的媒體政策配合了教育和其它方面政策以推行官方語言，因此官方媒體只播放華語節目而停止其它方言節目，但政府未嘗阻擋國民收看鄰國馬來西亞播放的華語方言節目，以致沒有杜絕方言接觸，這種正式和非正式政策起了交錯影響，使華語方言仍有存在空間，但不足以阻止新加坡方言能力下調，而國家仍可成功推行華語為華族的第一官方語言。
新加坡新傳媒（Mediacorp）屬下亞洲新聞台（CNA）用多種官方語言播放各種節目，而最成功莫過於英語台。尤其東南亞和亞太地區承受性頗高，應該不亞於澳大利亞廣播電臺業績。更重要是相比之下，華語台影響不及英文台，雖如是，新加坡所用英語的標準備受國內的關注。
（五）華語運動
為了推動公共場所使用華語，政府大力推出華語運動，本書也作了很詳盡的描述。這個運動的成效頗豐，新加坡年輕一代比老一代更傾向使用華語，是為該華語運動明顯成功之例。另外有調查成果顯示，家庭和年輕一代逐漸放棄了他們祖輩所用的漢語方言，而同時日常用語亦傾向以當地英語為主 。這種英語取代華語為家庭用語的趨勢，足以令我們反思，很值得再作進一步探究。最後到底是得是失，成效如何，則只可從長計議了。
（六）新加坡的英語和華語
由於英語的國際重要性，新加坡長期推行以標準英國英語為上的政策，而具本地特色的英語則廣泛被國內與國外標誌為“非常新加坡(Uniquely Singapore)”。從歷代領導人公開講演和談話，到 CNA 的英語廣播和海外的新加坡國際學校，甚至新加坡派遣隊伍到蒙古和中亞地區推展教育企業，所用教學英語也或多或少呈現顯著新加坡特色，這種“新加坡特色英語”雖不為國人廣知，已經享譽國際，群眾社會亦引以為榮，但決策者尚無足夠信心接受此等榮譽。試問澳州人、美國人與愛爾蘭人莫非都以自己的獨特英語引以為榮嗎？牛津英語辭典也收錄了新加坡英語的 kia’su（源於閩南語的“驚輸”，意為“怕輸”），顯示出新加坡英語的獨特地位。各族群的語言標準都源於多元的境外文化，無助於統一。惟獨英語不屬新加坡任何大族群的母語，因此順理成章地成為各族群共同新標誌。
相比之下新加坡華語雖然已發展到頗有特色，但仍不足以構成當地華語的新標誌。然而，鑒於新加坡多方面的國際地位，應該有足夠條件接受現況讓英語自成一格。現在已遠離後殖民地時期，發言時無需青出於藍以當權者的高水準語言爭取上風，可考慮的因素有別於其它語言。近期官方媒體廣播節目已出現耳熟能詳的新馬華語，可為未來發展的課題。歸根究底，新加坡英語亦分“高層語言”和“底層語言”，它們的分工是否有足夠內在與外在因素促使決策者排除憂慮而重新考慮英語的定位將是個較迫切的問題。
新加坡的社會語言歷經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殖民地時期，即每個族群各以自己的“高層語言”和“底層語言”組成的“雙層語言”（Collective Diglossia），並以此形成了“雙層語言”群體。華族的家庭語言是以方言為主，而社會教育語言就分別是英語和華語。國家政策是把三個不同族群引領和聚合成一個大團體，大家除了有各自專用的社會“高層”、“底層”的語言，也接受英語是“頂層語言”（Supreme Language），這便是第二個階段三層語言（Triglossia） 的社會情況。這個階段就很明確地把英語變成所有國民最重要的“頂層語言”，可是各族群還有自己原有的“底層”語言，他們還在教育、媒體方面維持本族群的語言環境，只是這種三層語言社會特別加重了華族因為有方言背景的負擔，因此並不理想。政府想把其中一層摒除以減少負擔，使華人族群無需面臨三種語言（即方言母語、華語和英語）的挑戰，由此嬗變成最後的第三個階段：一個新的“雙層語言”系統，由大家共有的社會“高層”語言（即英語）及各族群的一種“底層”語言構建，華語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方言。新加坡這方面的社會工程相當成功。與之相比，傳統中國大陸上世紀也把三層語言社會協調成新的“雙層語言”社會，與新加坡不同之處是中國把非官話區的各族群“高層”語言降為“底層”語言，而無需減少語言。中國和新加坡在人口和面積上雖然相差懸殊，但是兩個國家都從繁雜的“三層語言”社會成功過渡到新的“雙層語言”社會個體，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書的華語書名為“多元和統一”，而英文是“Unity in Diversity”，兩者有顯著的對比，頗含深義。英文書名反映了對國外讀者來說，新加坡具備融合、團結、大一統的一面，卻也表明其語言、文化皆來自“多元”的背景。華語書名卻標誌著“多元”的背景和“統一”的共時現狀，兩者相輔相成。足見兩位作者撰書時匠心獨運，饒有深意。
新加坡獨立伊始，具有天時、地利，獨欠人和，此乃種族內外和諧關係與半世紀內殖民地時期分別管理政策甚至離間政策所致。今天新加坡得以從第三世界快速躋身高度開發國家之行列，受惠於成功的社會工程、獨特的政策智慧和睿智的行政手段，在國際上享有盛譽，令人刮目相看。
本人一甲子前在新加坡求學受教，親身經歷過部分獨立前後社會動盪與各階層角力的局面，後來也曾回家省親和公幹，寒來暑往數十載，如今驀然回首，喜見故園如今已成為華人之光。郭教授是位卓越有成的社會語言學家，緣於多年同道中人，一向深知其經年殷勤耕耘之功。如今欣悉羅教授加入團隊行列，兩位作者不畏艱辛，將長年累月治學心得兼融並蓄，采各家之言，作一集大成的系統總結，付梓出版，拜讀之下深感巨著承載多元文化大意與傳承價值，實為功德無量，可喜可賀。承蒙兩位教授邀約作序，能見賢思齊，以局內人變身旁觀者略述己見，誠為樂事。在此，期盼英語版早日推出，以饗全球讀者。
2022年6月7日於香江
鄒嘉彥
香港城市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專任教授
南洋是全球最多海外華人聚居的地方，其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南洋各地華人與當地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而新加坡更是中國以外華人人口過半的國家，在各方面都備受關注。郭振羽教授與羅福騰教授合撰的大作《多元和統一：新加坡的語言與社會》一書不但協助有心之士回顧史實，也為中外學者提供豐富的資料。書名上提及的“多元”和“統一”蘊含大自然和社會兩極化的對比概念，而當兩者之間過渡時往往或多或少會經歷各種角力。如果體驗過渡的是國家或社會，那麼所牽涉的問題便更廣泛，觸及語言和相關社會地位、功能和調配、媒體操作、教育和行政設施的配合、社會階層的變化和發展，以及政治方面的長期願景和手段等。本書乃以語言和社會的角力成果作為主題。
過去一個世紀迭經巨變，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後殖民地時代衍生的許多新興獨立國家，有的建基於擁有多元語言文化及不同歷史背景的單一民族或多元族群，甚至憑藉經濟、政治、軍事的崛起而蜚聲國際。新加坡就是一例，此外，還有新加坡多方面奉為楷模的以色列。以下試圖略為介紹兩國兼備的特色。
首先，新加坡的國民來自亞洲東部的漢族、亞洲南部的德拉威族、亞利安族和鄰近地區已長期定居的馬來原住民族。不同的語言、宗教和民族社團，促成新加坡把原有殖民地時期的英語標新立異，構成富有特色的“新加坡英語（Singlish）”。以色列的國民來自歐洲各地、地中海、中亞和北非等地區，他們雖然大多是猶太人後裔，但是語言和宗教習慣都有顯著差別，加上還有當地和鄰近地區的阿拉伯人，所以獨立時期的社會是相當多元化的。以色列的國語是新的希伯來語，是古希伯來語復興後的新語言。兩個國家的語言政策都相當成功，收穫頗豐，值得深入瞭解。
其二，這兩個地區的跨代居民在過去半個多世紀內經歷過很大的變化，尤其是語言方面。本書詳述新加坡建國後三代國民跨代的語言變化。還有涉及其它可供參考的亞洲例子，如馬來西亞、香港和臺灣，前兩者的殖民地歷史與新加坡相若，但成果不同。後者在一百多年內就歷經過巨大的語言環境蛻變，其主流或官方語言從清朝的閩語，到日據時期的日語，至早期國民政府的國語（即華語），再到近年來官方地位日漸提升源於閩南語的台語。
新加坡歷來有五種主要語言：英語、華語、閩南語（福建話）、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再加上數種次要的漢語方言，如潮州話、廣府話（粵語）和印度的馬來亞里語（Malayalam），但現在只有四種主要語言具有官方地位：英語、華語、馬來語以及淡米爾語。上述這四種語言雖然都享有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的地位，其中只有英語獨具顯著地位，政府經過詳盡考慮制定政策，把複雜的多語言環境雕塑成一個語言地位有新架構規律的國家，所牽涉的政策和工作計畫不只是個別語言的定位（Status Planning），還包括艱巨的語言本體標準擬定（Corpus Planning）。換言之，新加坡定位了華語以後，也擬定了語言本體的標準，包括字體、語音和用詞。新加坡的英語標準也極受關注，相比之下以色列則只把一個式微的聖經希伯來語重新構建為新希伯來語，因此在語言本體標準工作方面多個範疇面對過不少相同的挑戰，並且兩者都下了很多功夫。
其三，瑞士是值得和新加坡比較的另一國家。瑞士也有四種重要的官方語言：德語、法語、義大利語和羅曼什語（Romansh），其聯邦政府的官方語言只有前三種，羅曼什語只是作為一些地區（Canton）的官方語言。新加坡和瑞士之間的重大分別在於新加坡是個高樓林立的密集城市，它的語言不依地區來劃分，只依各民族分佈而定；而富於山川田園景色的瑞士，語言則依民族主要所在地而分佈。新加坡雖然有四種官方語言，但其中只有英語是最主要的官方語言，而英語如同以色列的新希伯來語，國家獨立時以它為母語的國民只占少數。
在層層挑戰下，欲求厘定和推行成功的語言政策都屬艱巨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以色列和瑞士都屬經濟很成功的小國，同時也享有很高的國際地位。
以下且從新加坡的語言和政策之釐定與推行，略加剖析：
新加坡政策所定下的語言功能有別於其它國家，憲法上的四個官方語言有同等地位，但是基於實際考慮，國歌只有馬來語的版本。，象徵性地位很高，淡米爾文亦然。英語在政府運作方面是首要官方語言，也是實行教育與執行社會工作的首要語言。
新加坡很成功地利用語言政策把多個不同族群的社團融合成一個多元的集體社會，本書兩位作者採用了多方面的可靠資料，分析新加坡從殖民地後期到獨立後短短幾十年的語言政策，讓我們瞭解到新加坡如何運用社會工程把複雜分化和層次化的語言情況簡化。本書在這方面提供了很多豐富詳盡的敘述並做了深入淺出的詳細分析，使讀者得以瞭解獨立前後的變化，如立國初始的新加坡，最廣泛使用的是福建的閩南語，其中有國民只會閩南語，以致早期軍隊需要以閩南語編排小隊，可見立國時期的語言問題相當繁雜。
語言政策不僅關乎個別語言的地位和功能，也需落實到具體的語言能力層面。本書也分析了成功語言政策的一些值得探討的指標。
（一）華語識字率
新加坡語言政策的成功，包括幾方面：（一）識字率提升；（二）家庭用語得以調整；（三）公共場合和工作用語得以調配。新加坡不只考慮華語識字率，還嘗試推動多語識字率（multi-lingual literacy）。由於這方面挑戰性強，多語識字率的定義和運作比單一語言還要複雜，很多國家都裹足不前、成效不著，多語的國家如比利時、瑞士、加拿大和愛爾蘭都罕見探討雙語識字率能力的深入研究。
獨立後新加坡的華語識字率已有所提升，情況值得與其它主要華語地區作比較。二十多年前曾經有比較新加坡、香港、臺北和上海的中學、大學生識字、識詞量的研究，結果顯示新加坡學生遜色於香港、臺北與上海的學生。這項多年前的比較結果原因眾多，值得有更合時的比較。
（二）家庭語言
若需要瞭解一個社會跨代用語情況，最好是觀察同住的三代同堂有代表性的家庭，有鑒於引發隔代用語差別的推動力來自官方，而非民眾社群，隔代用語的差別情況可與社會的演變複雜性成正比。新加坡政府提供了從 1980 到 2020 時段的官方資料，兩位元作者得以對過去四十年三代家庭用語情況作出各種分析，從而瞭解跨代家庭用語改變的情況。兩位元作者也嘗試從新加坡獨立前的資料來追溯當地早期家庭語言情況。香港人口普查也提供同樣資料可用作賦有意義的共時比較。也方便瞭解中國境外方言自然式微、陸續被取代的情形。
（三）語言和教育政策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包括教育方面第一語言的定義與眾不同，所指的不是學童的母語，而是國家首要的語言。學童自幼到初小四年級主要以其母語來學習，亦即華語、馬來語或淡米爾語，學校並不以語言和族群分流獨立教學。直到學童五年級才採取一致的教學制度，並以第一語言為主導。新加坡也制訂了一些自己識字率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當學前的家庭語言和入學後的語言有所不同，可引起不少困擾。華族過去主要母語是方言，因此需要考慮到學前的家庭語言如何過渡到學校的語言教育問題。在這種有差距的情況下，如何厘定和衡量學童語言能力的進度發展，就成為一大社會問題，香港曾用上三年半來制定一份語言能力評估量表，當前新加坡的語言情況已趨定形，可能也有向這方面探究考慮的價值。
（四）媒體政策
新加坡的媒體政策配合了教育和其它方面政策以推行官方語言，因此官方媒體只播放華語節目而停止其它方言節目，但政府未嘗阻擋國民收看鄰國馬來西亞播放的華語方言節目，以致沒有杜絕方言接觸，這種正式和非正式政策起了交錯影響，使華語方言仍有存在空間，但不足以阻止新加坡方言能力下調，而國家仍可成功推行華語為華族的第一官方語言。
新加坡新傳媒（Mediacorp）屬下亞洲新聞台（CNA）用多種官方語言播放各種節目，而最成功莫過於英語台。尤其東南亞和亞太地區承受性頗高，應該不亞於澳大利亞廣播電臺業績。更重要是相比之下，華語台影響不及英文台，雖如是，新加坡所用英語的標準備受國內的關注。
（五）華語運動
為了推動公共場所使用華語，政府大力推出華語運動，本書也作了很詳盡的描述。這個運動的成效頗豐，新加坡年輕一代比老一代更傾向使用華語，是為該華語運動明顯成功之例。另外有調查成果顯示，家庭和年輕一代逐漸放棄了他們祖輩所用的漢語方言，而同時日常用語亦傾向以當地英語為主 。這種英語取代華語為家庭用語的趨勢，足以令我們反思，很值得再作進一步探究。最後到底是得是失，成效如何，則只可從長計議了。
（六）新加坡的英語和華語
由於英語的國際重要性，新加坡長期推行以標準英國英語為上的政策，而具本地特色的英語則廣泛被國內與國外標誌為“非常新加坡(Uniquely Singapore)”。從歷代領導人公開講演和談話，到 CNA 的英語廣播和海外的新加坡國際學校，甚至新加坡派遣隊伍到蒙古和中亞地區推展教育企業，所用教學英語也或多或少呈現顯著新加坡特色，這種“新加坡特色英語”雖不為國人廣知，已經享譽國際，群眾社會亦引以為榮，但決策者尚無足夠信心接受此等榮譽。試問澳州人、美國人與愛爾蘭人莫非都以自己的獨特英語引以為榮嗎？牛津英語辭典也收錄了新加坡英語的 kia’su（源於閩南語的“驚輸”，意為“怕輸”），顯示出新加坡英語的獨特地位。各族群的語言標準都源於多元的境外文化，無助於統一。惟獨英語不屬新加坡任何大族群的母語，因此順理成章地成為各族群共同新標誌。
相比之下新加坡華語雖然已發展到頗有特色，但仍不足以構成當地華語的新標誌。然而，鑒於新加坡多方面的國際地位，應該有足夠條件接受現況讓英語自成一格。現在已遠離後殖民地時期，發言時無需青出於藍以當權者的高水準語言爭取上風，可考慮的因素有別於其它語言。近期官方媒體廣播節目已出現耳熟能詳的新馬華語，可為未來發展的課題。歸根究底，新加坡英語亦分“高層語言”和“底層語言”，它們的分工是否有足夠內在與外在因素促使決策者排除憂慮而重新考慮英語的定位將是個較迫切的問題。
新加坡的社會語言歷經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殖民地時期，即每個族群各以自己的“高層語言”和“底層語言”組成的“雙層語言”（Collective Diglossia），並以此形成了“雙層語言”群體。華族的家庭語言是以方言為主，而社會教育語言就分別是英語和華語。國家政策是把三個不同族群引領和聚合成一個大團體，大家除了有各自專用的社會“高層”、“底層”的語言，也接受英語是“頂層語言”（Supreme Language），這便是第二個階段三層語言（Triglossia） 的社會情況。這個階段就很明確地把英語變成所有國民最重要的“頂層語言”，可是各族群還有自己原有的“底層”語言，他們還在教育、媒體方面維持本族群的語言環境，只是這種三層語言社會特別加重了華族因為有方言背景的負擔，因此並不理想。政府想把其中一層摒除以減少負擔，使華人族群無需面臨三種語言（即方言母語、華語和英語）的挑戰，由此嬗變成最後的第三個階段：一個新的“雙層語言”系統，由大家共有的社會“高層”語言（即英語）及各族群的一種“底層”語言構建，華語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方言。新加坡這方面的社會工程相當成功。與之相比，傳統中國大陸上世紀也把三層語言社會協調成新的“雙層語言”社會，與新加坡不同之處是中國把非官話區的各族群“高層”語言降為“底層”語言，而無需減少語言。中國和新加坡在人口和面積上雖然相差懸殊，但是兩個國家都從繁雜的“三層語言”社會成功過渡到新的“雙層語言”社會個體，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書的華語書名為“多元和統一”，而英文是“Unity in Diversity”，兩者有顯著的對比，頗含深義。英文書名反映了對國外讀者來說，新加坡具備融合、團結、大一統的一面，卻也表明其語言、文化皆來自“多元”的背景。華語書名卻標誌著“多元”的背景和“統一”的共時現狀，兩者相輔相成。足見兩位作者撰書時匠心獨運，饒有深意。
新加坡獨立伊始，具有天時、地利，獨欠人和，此乃種族內外和諧關係與半世紀內殖民地時期分別管理政策甚至離間政策所致。今天新加坡得以從第三世界快速躋身高度開發國家之行列，受惠於成功的社會工程、獨特的政策智慧和睿智的行政手段，在國際上享有盛譽，令人刮目相看。
本人一甲子前在新加坡求學受教，親身經歷過部分獨立前後社會動盪與各階層角力的局面，後來也曾回家省親和公幹，寒來暑往數十載，如今驀然回首，喜見故園如今已成為華人之光。郭教授是位卓越有成的社會語言學家，緣於多年同道中人，一向深知其經年殷勤耕耘之功。如今欣悉羅教授加入團隊行列，兩位作者不畏艱辛，將長年累月治學心得兼融並蓄，采各家之言，作一集大成的系統總結，付梓出版，拜讀之下深感巨著承載多元文化大意與傳承價值，實為功德無量，可喜可賀。承蒙兩位教授邀約作序，能見賢思齊，以局內人變身旁觀者略述己見，誠為樂事。在此，期盼英語版早日推出，以饗全球讀者。
2022年6月7日於香江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成功地将一个看似枯燥的语言社会学议题，转化成了一场关于国家认同危机与建构的精彩剧目。对于我这个来自中文文化圈的读者来说，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在于它如何处理“中文”这个概念在新加坡语境中的多重身份。它既是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连的象征，又是必须被“规范化”以适应国家需要的工具性语言。书中的案例展示了不同族群对于“说得好”的标准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而官方的“标准”往往成为了政治平衡的产物，而非纯粹的语言学考量。我读到某些关于社区语言使用的片段时，甚至能想象出那种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微妙隔阂，这和台湾社会内部各族群间的沟通障碍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新加坡的议题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总而言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其深度和广度兼备，它不仅解释了“新加坡人如何说话”，更深层次地解释了“新加坡人如何思考和认同自己”。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供我们反思，在一个高度多元的岛屿上，如何通过语言的魔法，来编织出看似坚不可摧的统一外衣。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读起来有一种抽丝剥茧的快感。它没有回避新加坡社会中那些敏感的议题，比如种族间的摩擦如何通过语言差异被放大或缓和。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对于“文化资本”流动性的讨论。在新加坡这样的高度流动性社会中，语言的价值是极其功利的。英语作为主要的商业和行政语言，其霸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书中对华语在家庭传承和文化认同维护中的“情感价值”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种双重标准，让我想起我们台湾在面对本土语言（如台语、客语）的“口语化”与英语的“国际化”之间的拉锯战。这本书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参照系，让我们看到，当一个社会被迫在效率与文化存续之间做出选择时，其代价是什么。它迫使我反思，我们所珍视的“语言纯洁性”或“母语优先”的理念，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是否也需要更具弹性和务实的策略。总之，这是一本能激发深度思考的书，它让你跳出台湾的语境，以更客观的视角审视自身的问题。
评分坦白讲，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本侧重于语言学变异和语码转换的学术专著，但读完之后，发现它的社会学关怀远大于纯粹的语言分析。这本书成功地将新加坡的语言现象置于其独特的殖民历史、地缘政治压力以及精英治理模式下进行剖析。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双语教育”如何无意中制造了新的社会阶层分化那一章印象深刻。那种微妙的、通过语言能力区分“上层”和“底层”的社会机制，在任何多元社会中都值得警惕。台湾的本土语言复兴运动和新加坡的华语推广，表面上看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其核心都在于：谁掌握了官方叙事所推崇的语言，谁就更容易获得资源和话语权。作者的处理方式很克制，没有过度批判，而是冷静地展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溢出效应”。这使得评价这本书的难度在于，它提供的不是简单的“好”或“坏”的标签，而是让你沉浸在一种充满张力的、真实运作的社会现场。对于想了解亚洲社会如何应对全球化冲击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是必读的指南针，它展示了语言如何成为政治博弈中最有力的武器和最隐蔽的界线。
评分读完这本《多元與統一》，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新加坡的“统一”其实是一种高度精密的“管理下的多元”。它并非自然演化出来的社会状态，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和持续维护的产物。书中对于精英阶层如何通过教育体系来塑造“理想公民”的语言行为的描述，让我不寒而栗，也深感佩服。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工程，在许多社会是难以想象或难以成功的。作者似乎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拆解这种“自上而下”的动能，分析了语言政策如何层层渗透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中，比如公共标识的设置、媒体内容的审查、甚至于不同族裔间在非正式场合的沟通习惯。对我这个外来观察者而言，它揭示了一个事实：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国家权力的延伸。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文化韧性”问题时的平衡感——尽管政策高度集中，但民间总有其自发的力量试图保持语言的生命力。这种在制度与民间之间的动态博弈，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张力所在。它不是一篇简单的赞美文，也不是一篇空泛的批评，而是一份细致入微的田野报告。
评分这本《多元與統一：新加坡的語言與社會》读起来，最先跳进脑海的就是对新加坡这个“小红点”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我从小在以中文教育为主的环境长大，对于语言在塑造国家认同上的角色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尤其是它如何平衡英语的实用性、华语的文化根基，以及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的族群代表性，真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这本书没有像教科书那样死板地罗列政策条文，而是深入探讨了这些政策在社会肌理中的实际运作情况。比如，它如何影响了不同代际之间的交流障碍，以及在职场和家庭中，哪种“语言资本”更具优势。我特别欣赏作者对“讲座华语”和“标准华语”之间张力的描绘，这让我想起我们台湾内部在推广“国语”时也曾面临的类似困境，只是新加坡的维度更为国际化和多语化。整体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极具思辨性的视角，让人反思，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其语言身份认同的建构，究竟是牺牲了文化深度换来了经济效率，还是找到了一个动态的平衡点。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巧妙，从宏观的语言规划切入，逐步深入到微观的个体经验，读完后，对“国家叙事”的建构有了新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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