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書獻給那些不願跪下的中國人！
本書並不是為某個人在作傳，而是試圖為那個時代作傳；毛澤東以馬列主義為武器，打下了天下，這天下雖然沒有成為家天下，但卻徹底淪為黨天下；在這個大背景下，個體生命被隨意踐踏，個人意志被隨意剝奪，人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殘與扭曲，而我們無骨的文學作品，對這個民族所發生的苦難，要麼是視而不見，要麼是輕描淡寫；本書一改常態，拒絕遺忘，以史實為原料，以事實為依據，帶著思考，秉筆直書，直面苦難。
具体描述
本書並不是為某個人在作傳，而是試圖為那個時代作傳；毛澤東以馬列主義為武器，打下了天下，這天下雖然沒有成為家天下，但卻徹底淪為黨天下；在這個大背景下，個體生命被隨意踐踏，個人意志被隨意剝奪，人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殘與扭曲，而我們無骨的文學作品，對這個民族所發生的苦難，要麼是視而不見，要麼是輕描淡寫；本書一改常態，拒絕遺忘，以史實為原料，以事實為依據，帶著思考，秉筆直書，直面苦難。
以下为您创作的一份图书简介，旨在描绘一个宏大、深刻的历史画卷，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期普通人的生存挣扎与精神图景，同时避开您所提及书籍的具体主题： 《尘封的记忆：大时代下的个体命运》 尘封的记忆：大时代下的个体命运 这是一部关于“历史的重量”与“人性的韧性”的恢弘史诗。 当我们试图回望那些被时间洪流冲刷得近乎模糊的年代，我们所能触及的，往往是宏大叙事下被刻意简化或遗忘的个体悲欢。本书并非一部冰冷的年代编年史，而是一次深入历史肌理的田野考察，一次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结构、文化变迁及普通人生存状态的细腻描摹。它拒绝标签化的解读，致力于还原复杂性，让那些在时代巨变中浮沉的生命，重新拥有呼吸和面孔。 本书的叙事跨度，旨在捕捉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脉络。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作者以非凡的耐心和敏锐的洞察力，编织了一幅跨越数十年、横跨广袤地域的社会生活图景。这不是关于领袖的传记，而是关于“沉默的大多数”的记忆碎片、口述实录和档案深处的冷峻事实的交织。 第一部：土地的松动与身份的重塑 时代的巨轮碾过古老的乡村秩序，传统的土地关系和宗族结构在新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政策冲击下开始瓦解。本书的开篇，聚焦于这场深刻的“再分配”如何重塑了数亿人的身份认同。我们跟随主人公——比如一位世代耕作的农民家庭，或是一位挣扎于城市边缘的手艺人——见证他们如何从“主人”或“固有身份”的持有者，转变为新体系中的“单位成员”或“特定阶级”的代表。 作者细致地描绘了集体化进程中，乡村生活的细微变化：从粮食征收的铁律，到公共生活的强制参与，再到个体私产的消亡。这里没有绝对的善恶对立，只有在宏大目标驱动下，个体选择的无奈与挣扎。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微妙变化，看到了家庭内部因政治立场的差异而产生的隐秘张力，更看到了在物资匮乏年代，人情与生存之间的残酷权衡。 第二部：城市的幽暗角落与精神的紧绷 随着工业化浪潮的推进，城市成为新的熔炉。然而，这座熔炉不仅冶炼钢铁，也熔炼着人心。本书的第二部分将镜头转向城市，探讨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是如何在“单位”这一牢不可破的社会细胞中生存的。 我们深入到那个年代的工厂、医院、学校和居民大院，探寻工作的意义、住房的稀缺性以及“关系学”的潜规则。在这里，物质的匮乏是显性的，而精神上的压抑和表达的受限则是隐性的。作者通过对特定群体——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基层干部——的深入访谈，揭示了理想主义的破灭、对外部世界的渴望（通过被严格审查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在集体主义的叙事下，个人内心独白是如何被压抑和扭曲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对“审查”与“自我审查”机制的剖析。它不仅是外部力量的投射，更是深入人心的一种内化机制。人们如何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我安全的边界？在集体狂热的表象下，那些不合时宜的私语和被搁置的个人信仰，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深沉的背景音。 第三部：记忆的碎片与历史的重量 本书的第三部分，转向了“记忆的修补工程”。作者认为，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定论，而是由无数个体的记忆碎片拼贴而成。通过对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进行交叉验证和深度挖掘，作者试图还原那些在官方记录中被“格式化”的事件细节。 这部分内容充满了情感的张力。有对逝去亲人的深切怀念，有对往昔简朴生活的复杂情感（既有苦难的记忆，也夹杂着某种纯粹感的追忆），更有对历史决策后果的深刻反思。本书呈现了数个家庭在特定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中遭受的冲击，他们如何承受了非人道待遇，如何重建破碎的生活，以及时间流逝后，这些伤痕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后代。 我们看到，在历史的风暴过后，幸存者往往需要进行一场艰难的“创伤后重建”。这种重建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道德和伦理层面的。他们必须决定，是公开讲述所承受的苦难，还是选择沉默以换取平静？ 超越党派的洞察：人性的普适性 《尘封的记忆：大时代下的个体命运》的最终目的，是超越任何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它旨在探讨，在任何一个以“崇高目标”之名推行剧烈社会变革的时代，普通人的命运将如何被塑造。它关注的不是制度的优劣，而是制度对具体生命的影响——当自由被压缩，当真诚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生存成为唯一的主题时，人性会展现出怎样的光芒，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阴影？ 本书的文字风格沉稳、克制，充满了对历史的敬畏。它拒绝煽情，用详实的细节和多角度的呈现，构建了一个立体、多维的历史世界。阅读它，如同推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门，直面一个特定时代里，那些既不完美、又无比真实，在时代的洪流中艰难求生的中国人的面孔。 这是一部献给所有渴望理解复杂历史、珍视个体命运的读者的力作。 它提醒我们，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永远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王修求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日，出生於湖南新化。
一個擁有獨立思考、追求「活著」要有意義、對世界有其看法的人。
胡適、儲安平、李敖對其的影響頗深。
如今，過活之餘，暫做寫個人傳記、收錄電子書、收錄創刊詞等工作；
先後編著出版——《中國期刊•創刊詞錄》、《中國期刊•創刊詞錄（增訂版）》。
王修求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日，出生於湖南新化。
一個擁有獨立思考、追求「活著」要有意義、對世界有其看法的人。
胡適、儲安平、李敖對其的影響頗深。
如今，過活之餘，暫做寫個人傳記、收錄電子書、收錄創刊詞等工作；
先後編著出版——《中國期刊•創刊詞錄》、《中國期刊•創刊詞錄（增訂版）》。
图书目录
序：最不應該遺忘的是“犯錯的”過去
不願作奴隸的田漢——站起來了嗎？
是誰站起來了？董希文卻倒下了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梁思成
鄧拓沒有死在敵人的手上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李劫夫——死在了毛主席治下的“學習班”
懼怕含冤不白的傅雷夫婦吊死在新社會
共產之鬼陳寅恪
晚年失去自由言論陣地的陳序經
不能容忍自己適應奴役的儲安平
滿腦音符的馬思聰“文革”中亡命天涯
林昭——不自由、毋寧死
《出身論》的殉道者——遇羅克
共產黨員毛遠新殺死了共產黨員張志新
胡適之子胡思杜不是死於自殺，而是被謀殺
不願作奴隸的田漢——站起來了嗎？
是誰站起來了？董希文卻倒下了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梁思成
鄧拓沒有死在敵人的手上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李劫夫——死在了毛主席治下的“學習班”
懼怕含冤不白的傅雷夫婦吊死在新社會
共產之鬼陳寅恪
晚年失去自由言論陣地的陳序經
不能容忍自己適應奴役的儲安平
滿腦音符的馬思聰“文革”中亡命天涯
林昭——不自由、毋寧死
《出身論》的殉道者——遇羅克
共產黨員毛遠新殺死了共產黨員張志新
胡適之子胡思杜不是死於自殺，而是被謀殺
图书试读
推薦序
田漢，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者；董希文，油畫《開國大典》的作者；梁思成，「人民英雄記念碑」的設計者；鄧拓，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日報》的首位總編輯……等等這些人，都不是十惡不赦的惡人，甚至很多都是共和國的功臣，可為什麼這些人，很多都不得善終？很多都不得好死？本書以思考的形式作傳，拋磚引玉，探討馬列主義統治下炎黃子孫苦難深重的命運。
作者序
最不應該遺忘的是“犯錯的”過去
如果你想瞭解一個人或一件事物，不論他是位高權重還是一介布衣，是璀璨珠寶還是粗糙石頭，最好以平常心平靜地去看待與他相關聯的一切。否則，你所看到的事物，要麼是仰視得來的，要麼是俯視得來的，無論你的位置或高或低，你所看到的,都會偏離正常的畫面而產生畸變。
水晶棺似乎是共產黨發明的專利，從列寧到斯大林，從斯大林到胡志明，從胡志明再到毛澤東，這些開國之人都享有這種死後的特殊待遇。對於水晶棺工藝流程我並不關心，但對於水晶棺中不腐之身卻有著強烈地好奇之心。從郭大龍先生的《素棺》中，我們大概可以窺得一二。那就是人死之後要解剖，把五臟六腑都得取出來，差不多只留肌肉與骨頭，然後得經過消毒與藥水浸泡處理，最後才能放入真空的水晶棺中。其實我們看到躺在水晶棺裏栩栩如生的毛澤東，只是具沒心沒肺的屍體。我覺得這是一個最有現實意義的幽默，一代開國之人，最後居然變得沒心沒肺。然而，這也正生動地給爭權奪勢、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現實黑暗的政治，做了一個最為貼切的寫照；水晶棺中的毛澤東——沒心沒肺，它似乎象徵性地暗示了獨裁政治的無情與黑暗。
更有意味的是，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與眾多宣導喪葬改革的人，在懷仁堂簽名提倡火葬。然而二十年後，他卻若無其事地躺在了水晶棺中。無論做何種解釋，都與宣導優秀文化扯在一起有點牽強。如果說，最終存屍於水晶棺是毛澤東自己最後的決定，那麼說明他是個言而無信的人；而如果把這種言而無信，用《三國》口銜天憲的曹操“我說的話可以不算數，你們就不行”的標準來衡量的話，那麼顯然是蠻不講理、漠無天道的體現。如果說，最終存屍於水晶棺是組織的決定，那麼這就顯然是對於死者的不夠尊重，是對毛澤東遺言的背叛；如果組織定要大而化之，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為存屍水晶棺找理由，那麼只能說明，這個組織是個背信棄義，又不擇手段的組織。
這種說得好聽是為了“國家利益”，說得不好聽是“強姦人意”的做法，現在中國卻大其道。每年民不知曉“代表人民意志”去北京開兩會的所謂“人民代表”，卻是最為典型的例子；還有玩過場的，暗中操縱的各種所謂的新聞發佈會；還有由上級領導欽定的，走走形式的所謂的村民選舉；還有每天七點黃金時段，各省電視臺必須播出的新聞聯播；還有紙上談兵的憲法第三十五條，而現實當中卻不復存在的出版、新聞、結社等等自由，還有……這些無一不是把毛澤東送入水晶棺式做法的延續，這種延續——延續了文化的虛偽本性，延續了個人意志不受尊重的劣根性。這種“不尊重”的病毒，深藏於民族文化大腦的細胞當中，它隨時都可以威脅到任何人，小到一介草民，大到一國之君毛澤東，也不能倖免。
毛澤東統治中國幾十年，他披著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外衣，實享受著封建帝王的惟我獨尊，獨裁著中國的一切。事實證明，他留給中國的遺產，除了進入水晶棺，結束了“治國無方，擾民有術”的最為黑暗的統治之外，似乎很少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主席終身制，如果毛岸英不那麼早夭折，說不定中國是朝鮮的榜樣——世襲制；他的雙百方針下的“陽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自己口銜天憲，全然沒有一點封建帝王都懂得的一言九鼎的影子。在他的統治下，法律成為了笑話，“走狗”堂而皇之的寫進了憲法；在他的統治下，恐怖伴隨著國人的生活，迫害無處不在，大家說話都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禍從口出；在他的統治下，政治運動不斷，人為的災難也不斷，有不知多少家庭，被迫捲入無情的運動漩渦中，弄得妻離子散，整得家破人亡。他不知道什麼是定國安邦！他不知道他所統治的子民，需要安居樂業！他一生值得後世有用的標榜並不多。你看他把中華民國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私心，你看他對那麼多老同志的下手無情，你看他老死任上對權位的貪戀。說心裏話，他所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好像說的是他自己，因為最終別人都倒下了，唯獨他自己站起來了，壽終正寢。
很多人都把毛澤東的功過七三分，其實是一種對權貴獻媚的說法。對於歷史或現實中的人物，當權者，尤其是國家領導人，我們寧可苛刻些，少些寬容，更不應該輕易來過往不咎；因為他們的過失，往往會給很多人帶來災難，這種災難往往是滅頂的，所以我們需格外小心些；而對於他們的過錯，我們必須時時毫不客氣地牢牢抓住;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知道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所犯下的錯誤；也只有這樣，他們及他們的接班人才會吸取教訓，才不會輕易地去犯錯。
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國，文化底蘊最多，同時它的包袱也最多。有時候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我們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其實是沒有必要的。文化的優劣，不是通過強調就能見分曉的。一塊土地的好與壞，它不是我們嘴巴上說了算的，一種莊稼就知道了。無論是西化還是中化，文化本身只是塊土地。什麼莊稼適合在哪里種，莊稼比誰都清楚。種罌粟的地方不一定適合種玫瑰，適合種玫瑰的地方也不見得就能種罌粟。如果定要違反自然規律，桔變成枳是無法避免的。我們沒必要拿曾經的輝煌來掩飾現在的落後，就像一個乞丐說他爺爺的爺爺是宰相一樣是件毫無意義的事情，唯一有點積極意義的是承認自己就是乞丐，然後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中國有時候什麼都不缺，就缺一種勇於面對的精神。因為不敢面對，有時候我們一錯再錯，一錯到底。因為不思悔改，使很多機會錯過了，使我們與人類文明漸行漸遠。
唐代有個故事，那是唐太宗為了表彰崇德報功，不忘革命感情，就叫閻立本為他的二十四位功臣一一畫像，掛在淩煙閣。可是後來，這二十四位功臣當中一位叫侯君集的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殺不可，唐太宗對這位“朋友變敵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著向侯君集說：你造了反，非殺你不可，但你是我的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懷念你，我再上淩煙閣，看到你的畫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為卿，不復上淩煙閣矣！”
差不多的故事近代也有一個，可是我們的做法，卻不是唐太宗的“吾為卿，不復上淩煙閣矣！”。
現在藏於北京革命博物館的《開國大典》，這幅畫經歷過三次劫難：1952年底，畫家董希文奉中央美術院的命令製作此畫，耗時兩月於1953年完成。1955年高饒事件後，董希文奉命將畫中的高崗刪除（高崗與饒漱石，因反對周恩來、劉少奇的領導，而被打倒），原位以一盆鮮花代替，為第一次修改；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董希文又奉命將劉少奇刪除（劉少奇被打倒），原位以董必武填補，為第二次修改；1972年，又接命令，去掉畫中的林伯渠（刪除的原因，林伯渠在延安時，曾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因董希文畫不動了，遂現場當指導，由靳尚誼動手，在複製的新品上，將林伯渠去掉，此為《開國大典》的第三次修改。1979年，基於“實事求是”原則，畫家閻振鐸、葉武林受命，在複製品上，恢復了1953年董希文成畫時的本來面目。
在一個詭誕的年代，一幅畫也因為染上了政治色彩變得多災多難。這使我想起了愛因斯坦那個可愛的老頭，對他的相對論的解釋：他說當他成功了，德國人說他是德國人，法國人說他不是德國人是猶太人，因為法國人恨德國人；而當他失敗了，法國人說他是德國人不是猶太人，德國人卻說他不是德國人是猶太人，因為德國人恨猶太人。這就是現實的政治，為了利益，枉顧事實的政治。
當然，我們也不必太消極。毛澤東說數英雄人物，具往矣；同樣，這些讓我們無法開顏的事情，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成為“往矣”。想想德國領導人，在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地方，下跪道歉；想想澳大利亞領導人李克文，向丟失小孩的原著民，說對不起；想想臺灣總統馬英九，向“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賠不是。這些，都是社會的進步。
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在給《圓明園大劫難》一書所做的序言裏說：“記憶的責任，意味著必須承認和不忘記過去的錯誤和罪行，不論是他人還是自己所犯”。對於歷史的記憶，大多時候是有選擇的，有的有意選擇遺忘，有的選擇刻意銘記。但我總認為，對於那些在歷史上，所犯下的過錯與罪行，我們是最應該銘記的。因為記住它，就意味著我們不會再走曾經走過的老路與彎路，我們也就會，更多地享受一份幸福而非痛苦。
2022年2月26日
田漢，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者；董希文，油畫《開國大典》的作者；梁思成，「人民英雄記念碑」的設計者；鄧拓，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日報》的首位總編輯……等等這些人，都不是十惡不赦的惡人，甚至很多都是共和國的功臣，可為什麼這些人，很多都不得善終？很多都不得好死？本書以思考的形式作傳，拋磚引玉，探討馬列主義統治下炎黃子孫苦難深重的命運。
作者序
最不應該遺忘的是“犯錯的”過去
如果你想瞭解一個人或一件事物，不論他是位高權重還是一介布衣，是璀璨珠寶還是粗糙石頭，最好以平常心平靜地去看待與他相關聯的一切。否則，你所看到的事物，要麼是仰視得來的，要麼是俯視得來的，無論你的位置或高或低，你所看到的,都會偏離正常的畫面而產生畸變。
水晶棺似乎是共產黨發明的專利，從列寧到斯大林，從斯大林到胡志明，從胡志明再到毛澤東，這些開國之人都享有這種死後的特殊待遇。對於水晶棺工藝流程我並不關心，但對於水晶棺中不腐之身卻有著強烈地好奇之心。從郭大龍先生的《素棺》中，我們大概可以窺得一二。那就是人死之後要解剖，把五臟六腑都得取出來，差不多只留肌肉與骨頭，然後得經過消毒與藥水浸泡處理，最後才能放入真空的水晶棺中。其實我們看到躺在水晶棺裏栩栩如生的毛澤東，只是具沒心沒肺的屍體。我覺得這是一個最有現實意義的幽默，一代開國之人，最後居然變得沒心沒肺。然而，這也正生動地給爭權奪勢、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現實黑暗的政治，做了一個最為貼切的寫照；水晶棺中的毛澤東——沒心沒肺，它似乎象徵性地暗示了獨裁政治的無情與黑暗。
更有意味的是，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與眾多宣導喪葬改革的人，在懷仁堂簽名提倡火葬。然而二十年後，他卻若無其事地躺在了水晶棺中。無論做何種解釋，都與宣導優秀文化扯在一起有點牽強。如果說，最終存屍於水晶棺是毛澤東自己最後的決定，那麼說明他是個言而無信的人；而如果把這種言而無信，用《三國》口銜天憲的曹操“我說的話可以不算數，你們就不行”的標準來衡量的話，那麼顯然是蠻不講理、漠無天道的體現。如果說，最終存屍於水晶棺是組織的決定，那麼這就顯然是對於死者的不夠尊重，是對毛澤東遺言的背叛；如果組織定要大而化之，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為存屍水晶棺找理由，那麼只能說明，這個組織是個背信棄義，又不擇手段的組織。
這種說得好聽是為了“國家利益”，說得不好聽是“強姦人意”的做法，現在中國卻大其道。每年民不知曉“代表人民意志”去北京開兩會的所謂“人民代表”，卻是最為典型的例子；還有玩過場的，暗中操縱的各種所謂的新聞發佈會；還有由上級領導欽定的，走走形式的所謂的村民選舉；還有每天七點黃金時段，各省電視臺必須播出的新聞聯播；還有紙上談兵的憲法第三十五條，而現實當中卻不復存在的出版、新聞、結社等等自由，還有……這些無一不是把毛澤東送入水晶棺式做法的延續，這種延續——延續了文化的虛偽本性，延續了個人意志不受尊重的劣根性。這種“不尊重”的病毒，深藏於民族文化大腦的細胞當中，它隨時都可以威脅到任何人，小到一介草民，大到一國之君毛澤東，也不能倖免。
毛澤東統治中國幾十年，他披著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外衣，實享受著封建帝王的惟我獨尊，獨裁著中國的一切。事實證明，他留給中國的遺產，除了進入水晶棺，結束了“治國無方，擾民有術”的最為黑暗的統治之外，似乎很少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主席終身制，如果毛岸英不那麼早夭折，說不定中國是朝鮮的榜樣——世襲制；他的雙百方針下的“陽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自己口銜天憲，全然沒有一點封建帝王都懂得的一言九鼎的影子。在他的統治下，法律成為了笑話，“走狗”堂而皇之的寫進了憲法；在他的統治下，恐怖伴隨著國人的生活，迫害無處不在，大家說話都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禍從口出；在他的統治下，政治運動不斷，人為的災難也不斷，有不知多少家庭，被迫捲入無情的運動漩渦中，弄得妻離子散，整得家破人亡。他不知道什麼是定國安邦！他不知道他所統治的子民，需要安居樂業！他一生值得後世有用的標榜並不多。你看他把中華民國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私心，你看他對那麼多老同志的下手無情，你看他老死任上對權位的貪戀。說心裏話，他所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好像說的是他自己，因為最終別人都倒下了，唯獨他自己站起來了，壽終正寢。
很多人都把毛澤東的功過七三分，其實是一種對權貴獻媚的說法。對於歷史或現實中的人物，當權者，尤其是國家領導人，我們寧可苛刻些，少些寬容，更不應該輕易來過往不咎；因為他們的過失，往往會給很多人帶來災難，這種災難往往是滅頂的，所以我們需格外小心些；而對於他們的過錯，我們必須時時毫不客氣地牢牢抓住;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知道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所犯下的錯誤；也只有這樣，他們及他們的接班人才會吸取教訓，才不會輕易地去犯錯。
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國，文化底蘊最多，同時它的包袱也最多。有時候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我們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其實是沒有必要的。文化的優劣，不是通過強調就能見分曉的。一塊土地的好與壞，它不是我們嘴巴上說了算的，一種莊稼就知道了。無論是西化還是中化，文化本身只是塊土地。什麼莊稼適合在哪里種，莊稼比誰都清楚。種罌粟的地方不一定適合種玫瑰，適合種玫瑰的地方也不見得就能種罌粟。如果定要違反自然規律，桔變成枳是無法避免的。我們沒必要拿曾經的輝煌來掩飾現在的落後，就像一個乞丐說他爺爺的爺爺是宰相一樣是件毫無意義的事情，唯一有點積極意義的是承認自己就是乞丐，然後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中國有時候什麼都不缺，就缺一種勇於面對的精神。因為不敢面對，有時候我們一錯再錯，一錯到底。因為不思悔改，使很多機會錯過了，使我們與人類文明漸行漸遠。
唐代有個故事，那是唐太宗為了表彰崇德報功，不忘革命感情，就叫閻立本為他的二十四位功臣一一畫像，掛在淩煙閣。可是後來，這二十四位功臣當中一位叫侯君集的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殺不可，唐太宗對這位“朋友變敵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著向侯君集說：你造了反，非殺你不可，但你是我的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懷念你，我再上淩煙閣，看到你的畫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為卿，不復上淩煙閣矣！”
差不多的故事近代也有一個，可是我們的做法，卻不是唐太宗的“吾為卿，不復上淩煙閣矣！”。
現在藏於北京革命博物館的《開國大典》，這幅畫經歷過三次劫難：1952年底，畫家董希文奉中央美術院的命令製作此畫，耗時兩月於1953年完成。1955年高饒事件後，董希文奉命將畫中的高崗刪除（高崗與饒漱石，因反對周恩來、劉少奇的領導，而被打倒），原位以一盆鮮花代替，為第一次修改；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董希文又奉命將劉少奇刪除（劉少奇被打倒），原位以董必武填補，為第二次修改；1972年，又接命令，去掉畫中的林伯渠（刪除的原因，林伯渠在延安時，曾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因董希文畫不動了，遂現場當指導，由靳尚誼動手，在複製的新品上，將林伯渠去掉，此為《開國大典》的第三次修改。1979年，基於“實事求是”原則，畫家閻振鐸、葉武林受命，在複製品上，恢復了1953年董希文成畫時的本來面目。
在一個詭誕的年代，一幅畫也因為染上了政治色彩變得多災多難。這使我想起了愛因斯坦那個可愛的老頭，對他的相對論的解釋：他說當他成功了，德國人說他是德國人，法國人說他不是德國人是猶太人，因為法國人恨德國人；而當他失敗了，法國人說他是德國人不是猶太人，德國人卻說他不是德國人是猶太人，因為德國人恨猶太人。這就是現實的政治，為了利益，枉顧事實的政治。
當然，我們也不必太消極。毛澤東說數英雄人物，具往矣；同樣，這些讓我們無法開顏的事情，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成為“往矣”。想想德國領導人，在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地方，下跪道歉；想想澳大利亞領導人李克文，向丟失小孩的原著民，說對不起；想想臺灣總統馬英九，向“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賠不是。這些，都是社會的進步。
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在給《圓明園大劫難》一書所做的序言裏說：“記憶的責任，意味著必須承認和不忘記過去的錯誤和罪行，不論是他人還是自己所犯”。對於歷史的記憶，大多時候是有選擇的，有的有意選擇遺忘，有的選擇刻意銘記。但我總認為，對於那些在歷史上，所犯下的過錯與罪行，我們是最應該銘記的。因為記住它，就意味著我們不會再走曾經走過的老路與彎路，我們也就會，更多地享受一份幸福而非痛苦。
2022年2月26日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光是书名就够让人心头一紧，那种沉甸甸的历史重量感扑面而来，仿佛能闻到那个年代特有的尘土和硝烟味。坦白说，我过去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多半是碎片化的，教科书上写得轻描淡写，民间流传的又多半是些轶闻野史，缺乏一个完整、能让人信服的叙事框架。这本书的出现，至少在标题上就给我一种“这是要来真的了”的预感。我们这一代台湾人，与大陆的关系总是说不清道不明，但我们骨子里流的终究是相同的文化血脉。因此，去了解“隔岸”那边的真实经验，对于理解我们自己身处的复杂处境，是至关重要的。我期待它能提供一种更贴近个体生命经验的视角，而非仅仅是宏大叙事下的冰冷数据。历史的残酷性，往往体现在那些微小人物的日常挣扎中，我希望作者能捕捉到这些细微之处，让那些沉寂的记忆得以重见天日，让我们这些在自由空气里呼吸的人，能对“另一种选择”下的生活有更深一层的体察。这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身份认同的一种梳理。
评分从标题的措辞来看，“搬到了人间”和“炎黃子孫在馬列子孫統治下”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定性，显示出作者并非采取中立的“观察者”姿态，而更像是一个怀抱强烈情感和明确立场的“见证者”或“控诉者”。这种鲜明的立场，在严肃的历史写作中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它或许能带来更具穿透力的情感冲击力，让读者立刻进入情境，感受到事件的严重性；但同时也可能让人担忧其客观性的基础是否稳固。我关注的是，作者如何平衡这种强烈的批判性与史料的扎实性之间的关系。一个好的历史陈述，即使立场鲜明，也必须要有坚不可摧的证据链支撑，否则就容易滑向情绪宣泄。尤其是在处理如此敏感且跨越代际的集体创伤时，必须格外小心，确保每一个引述、每一个案例，都能经得起推敲。这本书能否成功地将“控诉”转化为一种具有持久历史价值的“论述”，将是我阅读时会持续衡量的一个标准。
评分这本书的厚度本身就说明了作者在资料搜集和梳理上所花费的心力，光是翻阅目录，就能感受到其企图心之宏大，它试图横跨一个极长的时间轴，去编织一幅关于“集体记忆”的复杂织锦。我特别在意的是，这种基于个人见证的“苦难记忆”，是如何与官方意识形态叙事产生剧烈摩擦和碰撞的。在台湾，我们习惯了信息的多元流通和观点的交锋，而在一个高度统一的语境下，个体经验的存留本身就是一种壮举。我想了解的是，这些被压抑的声音，是如何在私下流传、偷偷记录，最终汇集成册的？作者在建构这些“反向叙事”的过程中，采用了何种批判性的工具？是文学性的重构，还是严谨的史学考证？对于一个习惯了言论自由的读者来说，探究“如何讲述”往往比“讲述了什么”更引人入胜，因为它关乎叙事权的争夺，是权力运作的核心场域。这本书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撕开了一个禁忌的口子，让那些被认为“不应该存在”的记忆得以浮现。
评分作为一个身处民主化社会、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读者，阅读这样一本聚焦于特定极权统治下生存经验的书籍，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由”的再确认和感恩。书名中提到的“苦难记忆”，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份沉重的提醒：历史并非线性的进步，而是充满了反复和倒退的可能。我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处理“记忆的不可靠性”这一难题的？在强力体制下，记忆本身就是被扭曲、被审查的对象，亲历者的回忆也可能因时间流逝或自我保护机制而产生偏差。作者是否在不同来源的记忆之间进行了交叉比对？还是说，正是这些相互矛盾、充满裂痕的记忆碎片本身，构成了对那个时代的真实描绘？我更倾向于后者——一个没有完美、光滑表面的真实历史，才更接近我们所理解的人性困境。这本书的价值，或在于它拒绝提供一个简单、统一的答案，而是展示了一幅由无数痛苦低语交织而成的、破碎却真实的图景。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扎实的、非商业化的，它透露出一种“非出不可”的使命感，而不是迎合市场的产物。这种“使命感”驱动的写作，往往能挖掘出更深层的社会肌理。我们习惯于从报章杂志上看到零星的报道，讨论着经济发展、外交政策，但对于基层的、亿万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我们知之甚少。这本书似乎试图填补的，正是这个在宏大叙事下被牺牲掉的“生活世界”。我希望它能细腻地描绘出人如何在极端的意识形态压力下，依然努力维系着家庭、亲情和基本的道德良知。历史的伟力固然可畏，但真正让人动容的，是那些在巨浪中奋力划桨求生的个体。如果这本书能够成功地将枯燥的历史名词，转化为一个个有血有肉、会呼吸的面孔，让读者能真正体会到“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的重量，那么它就超越了一般的历史著作，成为了一部具有人性温度的文献。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