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文化領導權:上海大眾文化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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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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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書為「三聯學術文庫」之一種。作者將國家理論與文化社會學相融匯,聚焦於上海大世界遊樂場於1949至1966年間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個案,論述了新中國國家建設與文化領導權塑造的進程。1949至1966年之間是新中國的創建時期,這一時期所建立起的國家與大眾文化關係的模式對此後影響深遠,今日的官方的文化機構建制也基本是於這一時期所確立,要理解「後四十年」的國家與大眾文化關係,有必要回溯至這一時期。
 
  本書上篇為相對宏觀的經驗研究部分,主要是以上海為個案,討論國家建設與文化領導權建設的一密切交織;下篇則聚焦於上海大世界遊樂場這一具體的文化娛樂機構,從而在更微觀的層面來展示這些大眾文娛機構是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文化改造的,以及其歷史後果為何。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處處可看到國家的身影,看到這些微觀的文娛機構的變遷如何與國家建設的歷程息息相關。
 
  本書是較為罕見的基於第一手的歷史檔案資料的社會學研究,彌補了現有研究對新中國的國家與大眾文化之關係分析的不足。面對歷史檔案分明的複雜性,作者做出的批判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審慎與嚴謹的。細讀這部著作,有助於讀者認識到更為真實的新中國初期國家能力的狀況,理解「國家觸角的限度」,進而超越極權主義模式所留下的一些刻板印象。

好評推薦
 
  真正基於第一手的歷史檔案資料的社會學研究仍並不多見,肖文明的《國家與文化領導權:上海大眾文化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66)》當屬這少數之列。該書基於非常扎實的歷史檔案資料,論述流暢可讀,分析也很有見地。不僅於此,該書展現了作者深厚的理論功底和開闊的視野,特別是作者將文化社會學與國家理論予以融會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難能可貴的是,作者能夠將歷史敘述與理論努力恰當地整合在一起。此外,該書所聚焦的這一歷史時段以及文化領導權的議題,對於任何關心現代中國文化變遷以及國家建設的人而言,其意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很期待該書能夠早日出版,並相信其對社會學、政治學與當代中國史等領域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 周飛舟教授
 
  這部書稿所涉的內容及作者的筆調與三聯的出版風格相當吻合:厚重的史料故事,規範合乎邏輯的推演,以及不失清新的簡潔文筆。該書通過對檔案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在國家—社會關係的理論視角下講述了1949-1966年間上海進行社會主義文化改造的歷史故事,呈現了毛澤東時代的國家與大眾文化領域的關係。……這是一部耐讀且不失學術水準的好書稿,特作極力推薦!——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 周怡教授
历史的重塑与现代性的迷思:战后亚洲的城市变迁与文化权力 (1945-1980) 本书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亚洲主要城市在政治、经济剧变背景下所经历的深刻社会文化重塑过程。不同于以往将城市发展视为单一线性进步的叙事,本书旨在探讨在冷战格局、民族独立浪潮与全球资本主义渗透的复杂交织中,亚洲城市如何成为权力博弈、文化抵抗与身份建构的前沿阵地。 本书选取了横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若干关键案例——从战后重建的东京和首尔,到殖民遗产与后殖民探索并存的雅加达和孟买,再到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河内——通过细致的档案挖掘、口述历史的梳理以及物质文化的研究,揭示了现代性在不同地理和社会土壤中呈现出的多元面貌与内在张力。 一、 权力的地理学: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的再编码 战后,新兴的民族国家将城市视为展示主权和推行新意识形态的“样板间”。本书的第一部分深入分析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空间的符号重塑,来清除殖民记忆,确立新的政治合法性。 我们考察了国家如何介入都市的物质形态:例如,在某些新兴共和国中,对“英雄纪念碑”和“人民广场”的强调,如何试图抹去旧有的商业中心或宗教地标的叙事主导权。同时,本书也关注了这种自上而下的空间改造所遭遇的阻力与适应。城市居民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盗用”与“抵抗”,在官方规划的缝隙中,保留或创造出非正式的、具有地方色彩的社会网络和经济活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比分析了不同意识形态下城市改造的策略差异。无论是强调高效工业化和技术官僚治理的威权政体,还是推行大众动员和集体主义叙事的革命政权,城市都被视为进行社会工程的关键场域。我们通过对住房政策、交通系统和公共卫生改善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国家现代化目标与底层民众生存现实之间的复杂互动。 二、 消费的幽灵与现代性的迷思:跨国资本与本土欲望的碰撞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焦点转向了城市中新兴的消费文化现象。在亚洲,从美援物资、日本制造业的复苏到后来的跨国品牌涌入,消费不再仅仅是经济活动,更是身份认同、社会阶层划分以及文化取向的试金石。 我们细致考察了在特定城市中(如香港、曼谷和后来的新加坡),商业街区、百货公司和新兴的娱乐场所是如何被建构为“现代性”的象征。这些空间承载着本土精英对“世界化”的渴望,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文化自主性和道德败坏的激烈争论。本书拒绝将亚洲的消费文化简单视为西方模式的被动接受,而是强调本土商贾、政治精英与全球文化流动的能动性重塑。例如,对特定时尚、饮食习惯以及音乐媒介的吸收与本土化改造,构成了独特的“亚洲现代性”。 此外,本书探讨了围绕新兴大众媒体(如电影、广播和早期电视)所展开的文化权力斗争。在许多国家,国家试图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意识形态教化,然而,非法传播、走私的文化产品(如美国爵士乐、日本流行漫画等)在地下市场中的旺盛生命力,构成了对主流文化控制的有力挑战,折射出城市居民对多元经验的内在需求。 三、 身份的流动与边缘的景观:移民、劳工与城市异乡人 第三部分聚焦于城市作为人口熔炉的本质,探讨了大规模的内部移民和跨境劳动力流动如何重塑了城市的社会肌理。 本书通过对特定族群(如战后遣返的难民、在工业化过程中涌入的农村劳动力、以及在城市边缘地带形成的移民社区)的研究,描绘了城市中“异乡人”的生存图景。城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带来了身份的焦虑、空间上的隔离和新的社会排斥。 我们分析了这些边缘群体如何通过建立自己的非正式经济网络、维持跨地域的社会支持系统(如宗亲会、行业工会)以及在特定“飞地”中重现家园的文化实践,来应对城市环境的陌生化。这些边缘景观,如贫民窟、临时市场和特定族裔聚居区,是理解战后亚洲城市社会结构复杂性的关键视角,它们既是国家治理的盲点,也是社会韧性的象征。 四、 技术革新与城市记忆的断裂 本书的最后部分将目光投向了技术进步对城市记忆和时间感的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基础设施的更新(如高架桥的修建、旧城区的大规模拆迁)不仅改变了物理景观,也造成了社会记忆的断裂。 通过对建筑遗存的消亡和新纪念性建筑的崛起的对比分析,本书探讨了“遗忘的政治”在城市空间中的体现。当一个城市为了迎接“未来”而系统性地清除其“过去”的物质证据时,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和地方依恋感将如何被重塑或消解?本书认为,这种技术驱动的“向前看”的姿态,往往掩盖了深刻的社会不平等和未解决的历史创伤。 总结而言,本书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视角,将亚洲战后城市的兴衰视为一场持续的、充满张力的文化政治实践。它试图超越将城市简单视为经济引擎或政治工具的传统看法,将其置于全球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展现亚洲城市如何在权力塑造、消费欲望和身份追寻的多重拉扯下,艰难地定义自身的现代性。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肖文明
 
  江西吉安人。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獲管理學學士、法學(社會學)碩士與哲學(社會學)博士,曾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短期訪學。現為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文化社會學、社會理論以及中國的現代轉型研究。在《社會學研究》、《開放時代》以及Modern Asian Studies等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並承擔國家社科基金、國家博士後基金等科研項目多項。

图书目录

導論 / 001
一、引言:新中國與文化領導權 / 002
二、將國家帶入文化社會學 / 030
上篇國家建設與文化領導權的塑造
 
第一章現代中國的國家建設與文化治理體系的演進 / 065
一、引言 / 066
二、作為文化行動者的現代中國國家 / 069
三、現代中國的國家建設與文化治理之歷史透視 / 072
四、新中國的文化治理體系的科層結構與職能 / 078
五、小結與討論 / 094
 
第二章國家能力與文化治理(1):科層制發展 / 097
一、國家能力 / 098
二、人員配置上的窘境 / 100
三、分工不明和職能不清 / 105
四、機構間協調與整合上的困境 / 107
五、制度運作與管理的不完善 / 109
六、科層制的形式主義 / 111
七、小結與討論 / 112
 
第三章國家能力與文化治理(2):財政能力 / 115
一、財政約束與文娛場所的區域分化 / 116
二、在政治任務與經濟任務之間 / 125
三、票價的相對高昂 / 132
四、小結 / 134
 
第四章組織化社會的建設 / 137
一、組織化的嚮往 / 138
二、新中國文藝領域的組織化建設 / 139
三、組織化社會的反思 / 152
 
第五章國家觸角的限度 / 155
一、導言 / 156
二、文化生產者:慣習變遷的滯後性和群眾的繁複性 / 158
三、文化中介:國家的不同質性 / 170
四、文化受眾:文化的相對自主性 / 178
五、小結與討論 / 182
上篇小結國家性質的繁複性 / 189
下篇上海大世界遊樂場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66)
 
第六章民國時期的上海大世界 / 195
一、遊樂場的興起 / 196
二、上海大世界的創辦與發展變遷 / 199
三、小結 / 204
 
第七章塑造文化領導權:上海大世界的接管 / 207
一、微觀權力格局的轉變 / 208
二、大世界的空間再造 / 227
三、文化領導權的挑戰:群眾慣習的持續 / 235
四、小結 / 242 
 
第八章文化領導權的困境:上海大世界的重塑 / 245 
一、前言 / 246 
二、大世界與群眾文化機構 / 247 
三、將大世界正規化:國家能力的悖謬 / 256 
四、大眾文化領域的計劃化管理 / 279 
五、「勞逸結合」:國家目標的衝突 / 282 
六、劇團荒 / 284 
七、大世界特色的消逝(1):初步的文化同形的形成 / 289 
八、小結 / 293 
 
第九章文化領導權的挫折:從協商式文化領導權走向零和式文化領導權 / 295 
一、前言 / 296 
二、國家的妥協:協商式文化領導權 / 296 
三、包銀制和包底分成制 / 303 
四、大世界特色的消逝(2):政策反饋效應和零和式文化領導權 / 306
五、走向文革 / 321
六、 營業狀況的波動:文化同形的形成和文化領導權的挫折 / 327
七、小結 / 333
下篇小結國家性質的繁複性與文化領導權 / 335
 
總結與餘論 / 345
一、新中國文化領導權計劃的歷史淵源與多元動力 / 346
二、國家對文化干預的歷史效果 / 349
三、社會主義文化改造中的問題 / 355
四、生活世界與國家理性 / 359
五、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如何可能? / 363
六、一些有待推進的議題 / 373
 
附錄 / 375
一、大世界日誌(1949-1966) / 376
二、超越集權主義模式:關於新中國「前三十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海外中國研究述評 / 399
三、本書寫作歷程與反思 / 434
 
參考文獻 / 459
後 記 / 479
作者簡介 / 483

图书序言

  • ISBN:9789620448966
  • 叢書系列:三聯學術文庫
  • 規格:精裝 / 496頁 / 15 x 22 x 6.9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香港

图书试读

 
  本書源自筆者多年來對中國文化變遷的關注。錢穆先生曾被形容為「一生為故國招魂」,而其歷史背景自然是中國固有文化一定程度上成為「遊魂」。中國傳統文化如何成為「遊魂」,而此「遊魂」是否可「魂兮歸來」,這些都是引人深思的問題。如果借用余英時先生關於「內在理路」與「外在機緣」的區分,那麼社會學對於文化變遷的分析,毋寧更偏向「外在機緣」的一面。從社會學的視野來審視文化變遷,我們會發現,文化在現代社會所面對的獨特處境,是盧曼(Niklas Luhmann)所說的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具有自主性的諸社會系統的興起與擴張,而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即政治系統(以國家為最樞紐的組織)與經濟系統(以市場為基本機制)。儘管傳統社會中的文化決不是停滯不動,但現代社會的到來顯然使得文化變遷的速度和範圍變得更快和更大,而現代國家與市場的興起是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力量。因此,對於社會學者而言,對現代國家與市場的細緻分析與理解,是分析文化變遷的必要前提。這在新中國史的語境下是尤為適用的。
 
  事實上,如果要對過去七十年中國的大眾文化發展尋找一種「中國模式」或者「中國特色」,則其最鮮明的特點即在於國家對大眾文化領域積極而全面的介入。對於新中國七十年的歷史,人們往往以1979年為分界線而分之為「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對於「前三十年」國家與大眾文化的關係,一句「八億人民八部戲」,似乎就以大結局的方式定格了人們對它的認知,凸顯了國家對文化生產的極為有力的宰制。對「後四十年」而言,國家已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逐漸收縮其對大眾文化領域的控制範圍,但國家對大眾文化的積極介入仍然是清晰可見的。這表現在國家雄心勃勃地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努力,通過國家的大量投資和政府自上而下的督導來建設和強化基層的文化機構(文化館、文化站等),而在文化生產方面,也持續地以「五個一工程」、大眾電影百花獎等活動來鼓勵比較貼近官方價值立場的文化產品的生產,並透過在市場上佔優勢的國有媒體進行傳播。
 
  雖說這是有心人顯而易見之事實,但現有研究對新中國的國家與大眾文化之關係的分析仍顯得不足。有學者針對當下頗為興旺的關於中國農村的研究指出,「這些研究中一個比較共同的特點是對於國家或政府權力的討論不夠深入。國家權力在這些研究中被作為前提條件出現,或者作為一個模糊混沌的龐然大物來對待。」這一評價也同樣適用於大眾文化的研究領域。本書正是從國家的視角來審視新中國的國家與大眾文化的關係。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書將研究的時段限制在新中國成立至文革爆發這一期間,也就是1949至1966年之間。之所以選擇這一時段,是因為這是新中國的創建時期,這一時期所建立起的國家與大眾文化關係的模式對此後影響深遠,我們今日所看到的官方的文化機構建制(上自文化部下至鄉村的文化站)也基本是於這一時期所確立,要理解「後四十年」的國家與大眾文化關係,有必要回溯至這一時期。
 
  這一時期不僅是我們當下文化走向的歷史背景,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們提供了極佳的機會來分析現代國家如何影響了文化發展的軌跡。在一「政治掛帥」的年代,我們可以暫時擱置對經濟系統的關注(這不意味著完全不顧,也不意味著它不重要),而聚焦於現代國家對於文化之塑造。為了理解這一國家與大眾文化之關係,我們有必要將其置於歷史與現代性的視野下加以審視。
 
  從歷史的視野來看,誠如鄒讜所言,由於古代中國政治、社會和政治秩序是一體的,所以清帝國的崩潰以及與此同時出現的西方列強的入侵,其導致的就不僅是政治秩序的危機,同時也是文化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危機,這就帶來了中國的全面危機(total crisis)。為了應對這場全面危機,就需要一次全面的革命,也就是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當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全面危機的格局可以說告一段落,但全面的革命仍然在推進。其深層次的原因在於,一種穩固的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及其相互關係仍有待確定。在現有的研究中,我們對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似乎傾注了更多的關注,而對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過程與機制(特別是大眾文化領域中的變遷)仍缺乏足夠的瞭解。
 
  為了推進這種文化革命,在大眾文化領域,新中國延續其在延安革命根據地的遺產,要將民國時期主要基於市場的大眾文化模式轉化為主要由國家計劃與動員的群眾文化模式,這一歷史進程是通過社會主義文化改造來予以推進的,這是非常巨大的變化,也是本書的重點關注所在。群眾文化是指由社會主義國家所推動的面向廣大群眾的(業餘)文化活動,它同時承擔了政策宣傳和民眾教育的功能。這有別於主要基於市場機制的大眾文化模式,大眾文化並不必然不具有民眾教育的功能,但這並非其目標。大眾文化模式是基於文娛市場的供需機制,在利潤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由私營的文娛場所與演藝團體發展起來的。群眾文化模式並不全然擯棄市場機制,但其發展方向與模式為社會主義國家所主導,其目標是「寓教於樂」,主要承擔政策宣傳和民眾教育的職責。正因此,推動群眾文化發展的主要為公營的文娛場所與演藝團體,後者雖然有一定的盈利需求,但此並非首要任務。群眾文化的運作主要基於國家的相關文化管理機構的計劃化運營。在此社會主義文化改造過程中,新舊文化的交替所引發的張力、妥協和衝突,國家在其間的角色、組織運作、機制、後果及導致此後果的種種因素,是筆者特別有興趣探討的。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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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名來看,這本書顯然聚焦於權力結構如何精準地操作「大眾文化」這一場域,將其視為鞏固國家合法性的重要戰場。在我們台灣的視角下,文化自主性往往被視為衡量一個社會成熟度的重要指標,因此,任何大規模、系統性的「改造」聽起來都帶有一種令人警惕的意味。我想知道的是,作者如何界定「大眾文化」在當時的意涵?它僅僅指涉娛樂活動與消費習慣的轉變,還是包含了更深層次的價值觀與日常生活規範的重塑?尤其是在上海這樣一個前現代與現代交織、資本主義遺緒濃厚的城市,要如何「社會主義化」一個如此複雜的文化生態?這背後牽涉到的論述策略想必非常精妙。例如,對於電影、戲曲、流行音樂這些直接影響民眾情感投射的媒介,改造的力度與細節會是如何?是直接替換內容,還是巧妙地挪用原有的形式來承載新的意識形態?這種「替舊瓶裝新酒」的技術,往往比簡單的禁止或摧毀更具迷惑性與長效性,也更能體現出「領導權」的深度與複雜性,令人費解又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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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著作對我而言,最大的吸引力或許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宏觀歷史視角下的「文化工程學」範例。我們在台灣的歷史研究中,對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探討,很多時候著重於威權體制下的壓抑與反抗,或者民主化過程中的多元釋放。然而,這本書鎖定的時期,恰好是國家權力最為集中、意識形態動員力度最強的階段。文化改造不再是邊緣的議題,而是國家治理的核心任務。作者如何處理「改造」過程中的**阻力與協商**?這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一點。畢竟,文化場域的生命力在於其自發性與不可預測性。當國家試圖將文化塑造成單一、規範化的工具時,底層的社會群體是如何在潛意識或非正式的層面上,保留或重新詮釋這些符號的?如果書中能揭示出,在看似鐵板一塊的改造表象之下,仍然存在著某些文化殘留物的韌性,那將是對理解歷史的深刻洞見。這種對「縫隙」的捕捉,遠比單純的政策梳理來得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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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書名《國家與文化領導權:上海大眾文化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66)》,光是看到這些關鍵詞,對於我們在台灣長久以來對「文化」與「政治」之間關係的理解,就已經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和刺激了。在我們的歷史記憶中,尤其是在冷戰時期,文化往往被視為一種軟實力的展現,是國家形象與國際影響力的核心。然而,這本書似乎試圖深入探討在一個劇烈的社會轉型期,國家是如何系統性地、全面性地介入並重塑大眾文化的肌理,從而建立其意識形態的領導權。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處理上海這個充滿現代性與商業氣息的都市,在面對國家強力干預時,其原有的文化基因是如何被消解、轉化,或是以何種形式進行抵抗與妥協的。特別是1949到1966這段時期,正好涵蓋了建國初期的摸索、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推進,以及隨後大躍進與初期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與波動。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傳播者,以及廣大的受眾群體,他們的心態與生活經驗,是如何在國家意志的宏大敘事下被重新校準的?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造,其細膩的操作手法和實際的社會效果,想必是本書著墨的重點,這與我們在台灣接觸到的,以市場邏輯和消費主義為導向的文化發展路徑,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值得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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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這本關於上海文化改造的著作,對於我們身處寶島、對岸的歷史脈絡有所了解的讀者來說,提供了一種「他者的經驗」的深度對照。它迫使我們反思,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文化領導權的爭奪如何展現其異質性。台灣社會在戰後經歷了反共教育與美援文化的影響,也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文化體系。對比書中描繪的1949至1966年間上海的激進改造,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工具,其極致的展現面貌。我希望透過閱讀此書,能更細膩地理解,在一個被高度動員的社會環境下,藝術家、知識分子,乃至於最普通的上海市民,他們在面對這種鋪天蓋地的文化變革時,內心的掙扎、矛盾與適應的策略會是怎樣一番光景。這不只是一本關於歷史的書,更是一部關於人類在極端社會壓力下,如何與自身文化本能共存的田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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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能深入探討上海大眾文化的「改造」如何形塑了新的「國家認同」,這本書的學術價值便會被極大化。我們知道,認同的建構是一個漫長且充滿競爭的過程。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初期,如何讓一個過去受西方影響深遠、商業氣息濃厚的市民階層,轉變為忠誠的「社會主義新人」?這不僅僅是政治口號的灌輸,更需要一套完整的「情感教育」與「審美重塑」。作者是否分析了在新舊文化交替過程中,特定的大眾文化載體,例如電影明星、文學主題、甚至流行服飾的符號價值是如何被重新編碼的?這種編碼工作必然涉及到對過去的「批判」與對未來的「許諾」。我期待看到作者如何描繪出這種「儀式化」的生活轉變,那種將日常的消費行為提升到政治高度的特殊氛圍,這對我們研究族群、身份認同與集體記憶的變遷,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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