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舊美術機構:1949年至1956年中國內地公私美術機構的變遷

接管舊美術機構:1949年至1956年中國內地公私美術機構的變遷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陳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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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9-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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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書把大量不同的歷史文獻、文物作為史料,把以前一直沒有學者深入研究的中國藝術制度史完整地呈現於讀者眼前。作者把不同的美術機構分為四大類,分別為(一)公立高等美術教育機構、(二)公立美術研究、展覽和民眾教育機構、(三)私立中高等美術教育機構、(四)私營美術出版機構,並仔細地交代了共產黨在清點清查和估值工作、權力轉換、思想改造、推行解放區文藝領導或管理制度以及推行延安魯藝教學模式五方面工作的執行模式,重塑了當時共產黨接管各種美術機構時所改變的制度以及對意識形態的改造。
 
  【核心賣點】
  1. 整合各種細碎的史料,還原1949年後共產黨接管各美術機構的政策及方式,填補了中國現代美術史中空白的一部分。
  2. 本書結構分明,把全部美術機構分為四大類,從而深入瞭解接管的過程,令讀者可以對有關內容有更全面的瞭解。
好的,这里为您提供一份关于一本假设的、名为《接管舊美術機構:1949年至1956年中國內地公私美術機構的變遷》的图书简介。这份简介将详细阐述该书可能涵盖的内容,但不会包含任何关于该书实际内容的具体细节,而是着重于其研究的领域、方法和潜在的学术价值。 --- 图书简介:转型与重塑——1949年至1956年中国内地美术机构的嬗变 引言:时代的转折点与艺术生态的重构 本书深入考察了1949年至1956年这一关键历史时期,中国内地美术机构所经历的剧烈、系统性的变革过程。这是一个国家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年代,也是一个在意识形态指导下,文化艺术生产、传播与教育体系被全面重塑的时期。研究这一阶段的美术机构变迁,不仅是理解新中国初期艺术史的关键,更是把握国家权力如何渗透、整合与改造文化领域的生动案例。本书旨在通过对大量档案资料、官方文件、机构章程及相关人员回忆的梳理与分析,描绘出美术机构从旧有体制向新型国家主导模式转轨的全景图。 第一部分:历史的断裂与初步整合(1949-1952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美术领域的机构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接管”与“改造”。本部分将详细探讨原先由国民政府、民间团体乃至私人资本运营的美术机构,如何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被纳入新的管理框架。 1. 机构的接收与清理: 考察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的文化管理部门,如文化部和各级文化局,在接收美术院校、艺术团体、展览馆和出版社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模式。重点分析“旧美术机构”的界定标准,以及不同类型机构在“清理”过程中的不同命运——是合并、更名、重组,还是被取缔。 2. 思想改造与人员安排: 这一阶段,对美术从业人员和机构管理人员的思想改造是核心议题。本书将分析“学习运动”和“民主改革”如何影响美术家的职业身份与机构的内部结构。探讨原先具有特定艺术倾向(如学院派、自由派)的美术家,在新的体制下如何被重新定位,以及机构中关键岗位的权力更迭。 3. 早期体制框架的初步构建: 分析中央层面对美术事业的总体规划,如全国性艺术团体(如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前身)的建立,以及国家对重大美术事件(如庆祝活动、革命题材创作)的组织与动员模式,这些构成了未来美术管理体系的雏形。 第二部分:国家化进程与体系的定型(1953-1956年)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启动,美术机构的整合进入了更具系统性和规范化的阶段,国家意志通过制度设计深刻地嵌入到艺术机构的日常运作之中。 1. 艺术教育体系的中央集权化: 重点研究高等美术教育机构的院系调整、专业设置的重大变化。分析中央如何通过统一的教学大纲、调配全国师资,将原先地域性或风格迥异的美术学院,改造为服务于国家建设、具有特定政治方向的培养基地。考察各级美术学校、速写班、业余创作辅导站等不同层级机构的重塑过程。 2. 创作与展览机制的国有化: 分析国家主办的展览体系如何取代过去由私人或民间团体组织的展览。研究中国美术家协会等专业组织的职能演变,它们如何从松散的联谊组织转变为国家动员和管理艺术家的重要工具。探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指导方针,如何通过机构的创作指导和物资分配权力,落实到具体的美术作品生产环节。 3. 地方机构的层级化与专业化分流: 考察省级、市级美术馆、博物馆以及文化宫、工人俱乐部等基层文化机构的隶属关系和职能界定。分析这些机构在承接中央政策、组织地方创作、普及“新美术”知识方面的具体实践和面临的挑战。 第三部分:旧有遗产的转化与利用 本部分关注机构在接管过程中,对清末至民国时期遗留下的美术资源(包括馆藏、建筑、图书资料)的处理方式。 1. 馆藏的甄别与定性: 探讨美术博物馆、纪念馆如何对旧有藏品进行“革命化”的审视与分类。哪些被视为“进步遗产”得以保留并重新阐释,哪些因其“反动”、“颓废”的标签而被束之高阁或销毁。分析重新编目的标准,以及“革命历史题材”收藏在机构叙事中的崛起。 2. 建筑空间的再定义: 考察原有的美术机构建筑(如留洋学生归国创办的画室、私人收藏家的宅邸改造而成的机构)在功能和象征意义上的转变。权力机构的进驻如何改变了这些空间的气质,使之从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的活动中心,转变为服务于大众和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场所。 结论:一个新时代的机构范式确立 本书最终将总结1949年至1956年美术机构变迁的深层逻辑,即从多元化、半自治状态向高度集权化、功能明确化的国家文化机器的彻底转型。这一时期的机构重塑不仅确立了中国当代美术管理的制度基础,也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生态和艺术史的叙事路径。本书的研究,旨在为理解新中国文化体制的起源提供扎实的史料支撑和审慎的学术分析。 研究方法与史料价值 本书主要依据中央和地方各级档案馆中关于文化、教育、人事管理的原始档案,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同期重要报刊中关于机构调整的公告和报道。同时,本书也参考了重要美术家和行政人员的日记、信件和口述史资料,力求在宏大叙事下,揭示机构变迁对个体命运和微观运作层面的影响。本书的出版,为艺术史学、社会史学及政治史研究者提供了关于国家权力如何通过组织机构重塑文化景观的实证案例。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序 
導論 
第一章 接管公立高等美術教育機構 
第一節 接管學校的政策
第二節 接管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
一、準備工作
二、接收與人員清理 
三、初步改造 
四、進一步改造:以華大三部美術科為主體的合併 
第三節 接管國立藝術專科學校 
一、準備工作 
二、接收與人員清理 
三、改造“舊藝專” 
四、改學制與改名
第四節 接管廣東省立、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
一、準備工作
二、接管與憂慮的產生
三、合併與改造為新校

第二章 接管公立美術研究、展覽和民眾教育機構
第一節 接管公立美術研究機構
接管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
第二節 接管公立美術展覽機構
接管天津市立藝術館
第三節 接管民眾教育館
一、接管山西省立民眾教育館
二、接管北平市立第一民眾教育館

第三章 接管私立中高等美術教育機構
第一節 不接管私立學校的政策
第二節 不接管私立上海美術專科學校
一、準備工作
二、不接管與初步改造
三、進一步管理與改造
四、陷入困境
第三節 從整頓到接管私立中高等美術教育機構
一、整頓私立高校與高等學校院系調整
二、私立中高等美術教育機構的消失
第四節 接管私立上海、蘇州美術專科學校
一、劉海粟態度的變化
二、合併前的組織與籌備工作
三、合併前各校的調整與準備工作
四、以山東大學藝術系為主體的合併

第四章 接管私營美術出版機構
第一節 不接管私營出版機構的政策
第二節 不接管上海私營美術出版機構
一、準備工作
二、第一個階段的不接管
三、第二個階段的不接管
第三節 接管上海私營專業美術出版機構
一、初步改造
二、基本接管
三、徹底接管
第四節 接管上海私營兼業美術出版機構

結論
參引文獻
圖片來源
後記
附文:軍管制的建立與完善
附表:1918年到1926年間創辦的私立中高等美術教育機構

图书序言

  • ISBN:9789620758942
  • 規格:平裝 / 308頁 / 15.2 x 22.7 x 1.5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香港

图书试读

 
  序20世紀中國現代美術史學,藝術制度史的研究是一個空白。20世紀美術制度的關鍵環節是1949年前後的制度變革及意識形態的思想改造,這個研究領域更是一塊史學空白。陳建軍的《接管“舊”美術機構——1949年至1956年中國內地公私美術機構的變遷》一書,無疑是關於1949年後中國藝術制度史研究的一部開山之作。
 
  國內的現代美術史學研究分為民國美術史、新中國美術史(1949‒1976)以及1976年後的當代藝術史。由於有關“十年”(1966‒1976)史的研究現在仍是一個敏感複雜的領域,新中國美術史主要為“十七年”美術史。此三個史學研究偏重於作品史、藝術家傳記、社團史、史論史、批評論爭以及重點校史。不僅重點校史缺乏1949年後接管的改造研究,亦缺乏作為新興學科的藝術制度史的研究視角。藝術制度研究對於建國“十七年”美術史的研究尤為關鍵,因為後者基本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體制性創作。
 
  關於1949年前後“接管”的研究,應是中國現代史學的顯學,但涉足這一顯學的學者甚少。首先,這一研究是一整個系統的研究,涉及的知識背景廣泛。無論是作為制度和意識形態源頭的前蘇聯,或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幾乎都走過了相似的歷史階段:由國際戰爭導致舊王朝國力衰敗,由帝制轉型為資產階級憲政,資本主義憲政體制再經由紅色革命,被列寧、斯大林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所取代。
 
  第二輪制度更替中,對憲政資本主義的公私機構的接管和改造是重中之重,“接管”的含義不僅在於將財產統一歸併且國有化,還包括將“反動”的舊制度改造為由黨絕對領導經濟、文化的新制度,新制度之“新”核心在於注入意識形態機制,諸如在一切公司、學校、工廠等機構中設立黨委系統,建立各種思想學習、彙報和檢查制度,以及設立黨的宣傳部門。
 
  相比於國民黨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接收”,中共在四年後的“接收”已升格為“接管”,即在接收的基礎上進行制度更替和思想改造。制度上,在建國的最初數年先由延安模式來臨時管理,再以前蘇聯制度徹底定型;思想上,不僅要改造每一個新中國成員的思想意識,更令這一思想改造得比本身還要制度化並將意識形態管理變成任何經濟、文化機構的核心制度。陳建軍的“接管”研究,其重點即在於“接收”之後的管理和改造部分,事實上後者才是1949年“接管”研究的現實意義,它是一切現今核心制度的源起。
 
  1949年後,共產黨實行資本國有化,對一切舊機構進行接收與管理,植入蘇式制度,對一切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和職員進行思想改造,並將思想改造固化為日常的意識形態。這是將一切社會成員和思想意識納入一個總體化的單一結構的系統工程,亦是迄今學術研究的難度所在。
 
  首先,所有關於1949年後某專業史制度的研究,內容範圍不可能僅限於行業內部。由於任何一個行業都是總體制度和意識形態結構中的一個同構性單元,因而任何1949年後的行業史研究都是建國十七年史的一個分支。正如1949年後“接管”的美術史研究,都必定是1949年後總體“接管”史的一部分。陳建軍的“接管”研究包括三個層次:第一,中共對全國的接管政策、指導思想和部署;第二,在文教系統的行業接管的具體政策和組織方式;第三,在美術界的“接管”策略以及政策的實施細則。此三個層次結構在於將美術界的接管放入1949年總體的“接管”視野之中考察,前兩個層次作為“接管”背景的文獻,幾乎等同於新中國“接管”的國史文獻學。
 
  其次,關於1949年後“接管”的研究,除了需要掌握宏觀文獻學,還涉及民國史、前蘇聯史以及延安史的知識背景。這亦是“接管”成為美術史學長期空白的原因之一,因為所需的知識背景超出了美術史學的範疇,這不僅包括“三史”的制度沿革,還有“三史”的意識形態背景及其思想史脈絡。建軍兄的“接管”研究,鉤沉拾遺民國美術機構的建立與制度、中共內部對國統區地下黨人員的權力安排、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及利用資產階級的策略等,可見文獻鑽研用力甚深。
 
  此書因而超越了美術史研究傳統的知識視野,實際上將美術界的“接管”置於一種國史、黨史研究的視野。1949年以後,由於將一切社會單元統一在單一的意識形態化的政治結構中,所以每一個行業的思想和行動,只是中央集權結構的頂層指示的貫徹層級,亦很難將美術界的事情從歷史整體中割裂出來作為一部專門史。
 
  在史學的研究方法上,陳建軍將20世紀90年代後的“新史學”引入作為美術史的研究方法。多數學者對“接管”課題的望而卻步,原因在於參與“接管”或“被接管”的多數當事人均已作古,或對其中革命“風暴”的細節因歷史心結而諱莫如深,公開的文獻資料則散亂而不成體系,相關黨史的核心檔案尚未解密或公開。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着高華、楊奎松等人研究成果的出版,他們所使用的“新史學”方法鼓舞了這一領域的學者,陳建軍即在此背景下涉足“接管”研究。所謂“新史學”,指利用黨史、現代史的合法出版物中的零碎史實,將其進行歷史拼圖。中共核心的歷史文件和檔案雖尚未解密,但通過各種可公開查閱的檔案、正式出版物,包括港臺的檔案出版史料,基本上能夠再現現代史、黨史的基本史實。
 
  “新史學”的實證方法並不複雜,但學者多畏難止足,其難處在於要在卷帙浩繁的文獻中爬梳。由於中國現代史主要是以意識形態實踐為核心的國史、黨史,因而“新史學”採用胡適式的證據自述的實證史方式,但這一“證據自述”比胡適更為嚴格,即須是政府的開放檔案或兩岸認同的民國檔案以及合法出版物的“證據自述”。
 
  由於1949年經“接管”與“改造”後正式形成的藝術制度,仍是現今的基本制度,所以改革開放後,允許對其作史學的真實描述,包括一部分當年的政治決策的失誤,但仍需避免下傾向性的結論;因而,建軍兄謹守“敘述到證據為止”的原則,有七分證據,絕不說八分的話,這亦是“新史學”在特殊政治語境下的治學之道。
 
  儘管以“證據自述”,但史學的敘述並不只是簡單的歷史拼圖,正如司馬遷的《史記》。史學是一種文本化的“敘事”,通過提供一個全景式的歷史視野,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各階層的命運,以及一些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制度模式中的良性部分,一些沒有表述出來但不言自明的敘事視角,事實上已經包含在“證據自述”之中了,尤其是後者。本書雖只限於敘述“接管史”,但新民主主義的一些制度具有改良的意義,比如公私合營制,黨指導下的私立教育和出版,劉海粟、徐悲鴻等一代傑出的藝術教育家對國家進步的個人推動力,以今天的視角看來,1949年的改造有值得反思的政治激進主義的歷史教訓。
 
  陳建軍原系畫家出身,但醉心學術,曾遊學於中國藝術研究院。調入浙江師範大學之後,更是在金華一隅棄畫研史,帶領研究生出沒於北京、上海、南京甚至臺灣的圖書館、檔案館的民國的故紙堆中。十幾年的文獻功夫在書中隨處可見,諸如上海美專、北平國立藝專、國民政府的民眾教育館以及美術出版社的國有化,諸多史料都是同類研究中之首現。此書似側重於接管方式和制度轉換的考證,有關“接管”的思想改造和意識形態制度的植入部分,還可進一步展開。
 
  受囑作序之際,此書不僅讀得過癮,歷史的真實鮮活躍然紙上,一看即非一日之功。有時又感將國史、黨史之功用於“美術接管史”,雖顯以小見大之功,但尤嫌以牛刀剖雞之惜。以建軍兄之用功,日後可進軍“文藝接管史”之題。甚期待!是為序。
 
朱其
2016年8月24日寫於上海

用户评价

评分

這本書的光是書名就充滿了時代的張力,讓我立刻聯想到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從「接管」這個詞彙來看,它必然深入探討了1949年之後,整個美術界經歷的結構性轉變,那種從舊體制到新秩序的劇烈拉扯。我猜測,作者必定花費了大量的篇幅去梳理那些公立和私立的美術機構,是如何在政治浪潮下被納入國家體系,或是直接消亡。對於我們在台灣長大的一代來說,對岸那個時期藝術史的脈絡總是有種「失語」的狀態,歷史的記述往往經過層層篩選。因此,這本書如果能細膩地呈現那些機構的內部運作、人事變動,甚至是資金來源的轉移,那將會是極其珍貴的史料。我特別好奇,在這種「接管」的過程中,藝術家的身份地位是如何被重新定義的?是適應、反抗,還是被迫轉向?這種對機構層面的關注,比單純探討藝術風格的轉變,更能讓人窺見社會肌理的實際變化。期待能從中讀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在體制變革中的掙扎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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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藝術史是關於美的探索,那麼這本書無疑是關於「權力如何馴服美」的論文。我非常欣賞作者選取了「機構」作為切入點,因為機構是承載文化傳承與教育訓練的實體。在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機構的穩定性或瓦解,直接決定了一代藝術人才的培養方向。我想像作者必然要面對一個艱難的挑戰:如何在描述結構性變革的同時,避免陷入純粹的政治宣傳式的敘事?我期待書中能呈現出機構「接管」前後的內部檔案對比,例如課程設置、師資聘用標準的變化,甚至是對於「西方藝術」的態度轉折。這種對文化基礎設施的深入剖析,遠比空泛地談論「文藝路線的確立」要具體得多。總體而言,這本書給我的預感是,它將是一部嚴謹、紮實、並且充滿時代隱憂的學術鉅作,值得所有關心中國近現代文化轉折的人士仔細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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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這個題目聽起來相當「硬核」,需要極大的學術耐心。對於一個普通的文藝愛好者來說,可能有些望而卻步,但正是這種對細節的堅持,才使得歷史研究具有真正的價值。我特別好奇,作者在建構這段歷史時,是否也觸及了那些「被邊緣化」的藝術群體。例如,那些不符合新政權美學標準的藝術家,他們的美術機構是如何被「處理」的?是被關閉、被併購,還是被要求「改造」後才能生存?這種「存活率」的分析,往往能透露出政治清算或文化改造的真實力度。如果書中能有關於「資產清算」或「人員調配」的具體案例,那種歷史的殘酷性就會躍然紙上。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只是一部美術史著作,更是一部關於「體制如何吞噬個體創造力」的社會學觀察報告。它必須是冷靜的,因為只有冷靜,才能呈現出歷史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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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書名,讓我想起我們在台灣研究戰後初期藝術發展時,常常會遇到的「斷層」問題。雖然我們的脈絡不同,但對於「權力重組」如何影響藝術生態,那種核心議題是相通的。我非常期待看到作者如何處理「公私」之間的界線在那個時期是如何被重新劃定和模糊的。畢竟,私立機構代表著市場的活力和某種程度上的自主性,而公立機構則意味著國家意志的體現。當國家機器啟動「接管」程序時,這種內在的張力是如何被消解或內化的?我猜測,書中可能分析了早期「美協」等組織扮演的關鍵角色,它們如何成為從上到下的傳遞帶與控制閥。如果作者能夠細緻地比較不同地區、不同類別機構(例如學院派機構與民間畫會)被接管的程度與速度,那將會是一部極具洞察力的比較研究。這種對「制度變遷」的著墨,遠比單純討論藝術作品的風格轉變要來得深刻有力得多,因為制度才是決定藝術家命運的底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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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個主題,我腦中浮現的是一幅幅宏大的歷史拼圖,但真正吸引我的,是「1949年至1956年」這個精確的時間跨度。這短短的七年,對於中國大陸的美術界而言,簡直是翻天覆地。我個人對那個「從舊到新」的過渡期非常感興趣,尤其關注那些「舊」的痕跡是如何被磨除或轉化的。書中如果能提供大量的檔案細節,比方說哪個美院的校長換成了誰、哪個私營畫廊的資產是如何被沒收或改組的,那種「微觀史學」的魅力是無可取代的。我想像作者可能透過解構大量的官方文件、會議紀錄甚至私人信件,來拼湊出一個立體化的圖景。這不單是藝術史,更是一部國家權力如何滲透文化機構的政治史。我們在台灣看的許多文獻,對於這個階段的描述往往是概念性的、口號式的,但這本書似乎試圖深入到制度的骨髓裡去挖掘,那種冷靜而紮實的考證,絕對是治史的典範。我希望它能揭示出,在那些光鮮的政策背後,有多少細微的妥協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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