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道德教化是傳統中國治理重要的一環，宋元以後，透過朝廷和士紳的提倡，儒家思想對社會生活的規範更彰顯了政治與教化密不可分的事實。明太祖開國之初，即宣示「為治之要，教化為先」，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頒布的〈教民榜文〉中，規定每鄉每里置一木鐸，於里內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理事之人，持鐸巡行本里，沿路宣誦：「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這二十四字聖諭，稱為「六諭」，又稱「聖諭六言」、「聖訓六條」，自此成為明代基層教化的總綱。
嘉靖以後，宣導六諭的方式，由流動的「木鐸宣誦」逐漸轉為定點的「鄉約會講」，各地並刊行了許多宣講專書，有的是理學家為鄉約會講撰寫的疏解，有的是地方官向百姓宣導的教條。如湛若水（1466-1560）《聖訓約》、羅汝芳（1515-1588）《聖諭演》、章潢（1527-1608）《聖訓解釋》、郝敬（1558-1639）《聖諭俗解》、范鋐《六諭衍義》等。其中，清初刊刻的《六諭衍義》經琉球儒者程順則（1663-1735）翻刻，由琉球傳至日本，直到明治時期都是日本修身科教科書的主要內容，影響深遠，也最為研究者矚目。而成書於嘉靖十五年（1536），也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則鮮為人知。
本書主要探討《聖訓演》的編纂及其內容，析論該書的教化理念及其實踐，以見明代六諭宣講與地方治理之關係。《聖訓演》由陝西監察御史唐錡、陝西提學副使龔守愚纂修，書分上、中、下三卷，收錄了三原學派王恕（1416-1508）對六諭的疏解，刑部尚書許讚的贊語，以及改正婚喪禮俗、講勸婦德婦功的告示、府縣學官的風俗議論等。作者不僅釐清了《聖訓演》的成書時間與存佚問題，且透過各卷內容的分析，指出《聖訓演》是最早收錄王恕六諭疏解的宣講文本，重視女子勤事蠶桑的婦功，呈現關陝禮俗與女教內容的地域特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透過編纂諸人與王恕、呂柟（1479-1542）、馬理（1474-1556）等關陝儒者師承的考索，抉發關陝士人藉六諭宣講推動地方禮俗改革、致力基層社會教化，指出《聖訓演》一書富含關學「以禮為教」的思想特色。凡此闡幽發微，俱不無創獲之功，研究貢獻值得肯定。
誠如葛兆光教授指出：思想學說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識化」，分別對應了官方禮法制度的建立、民間風俗習慣的變化，和一般思想世界的形成這三個方面。明代短短二十四個字的「聖諭六言」，從朝廷頒行榜文，規定木鐸宣誦，「倫理成為制度，道德成為規定」，到儒者編纂疏解，鄉約宗族集會宣講，再到市井男女、鄉里小兒都能琅琅上口，也可以說是明太祖「六諭」從制度化、世俗化到常識化的結果。然而，「常識」與「行動」的關係為何？似亦有待更進一步的探究。本書在梳理《聖訓演》的內容與地域特色上用力甚勤，唯對明人六諭實踐的討論或仍有不足。萬曆年間，禮部尚書沈鯉（1531-1615）不僅在《覆十四事疏》中強調「聖訓六言，勸化民俗」，主張恢復洪武舊制，於城市坊廂、鄉村集店，「復設木鐸老人，免其差役，朝暮宣諭聖訓；更於所著《文雅社約》中約定將聖諭六條「各書一牌，尊奉於門屏冠冕處所，使家眾子弟朝夕出入，仰瞻明命。」清四庫館臣雖肯定沈氏力懲冠婚喪祭時弊，以古禮救奢崇樸之本意，但也批評其論「失於太略太儉，不合古禮」，認為矯枉過直。對照《聖訓演》富含關學「以禮為教」的教化理念，如何就六諭的實踐與反思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應是學者可以繼續追究的課題。
本書由作者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並榮獲郭廷以先生獎學金獎助出版。欣聞本書即將付梓，謹此推介，並請學者專家惠予指正。
林麗月
誌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二○二三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