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第一章 鄂蘭的生平故事
一、德國時期(1906—1929)
二、猶太人和「自覺賤民」(1931—1941)
三、美國歲月(1941—1975)
第二章 愛的概念
一、愛的概念
二、奧古斯丁的「欲愛」和「聖愛」
三、「鄰人之愛」和「世界之愛」
第三章 反思極權主義
一、極權主義
二、反猶主義
三、帝國主義
第四章 哲學與政治的衝突
一、希臘城邦的政治原型
二、城邦空間中對言行的共享
三、意見和真理的對立
四、洞穴比喻
五、亞里斯多德的積極影響
第五章 鄂蘭的政治現象學
一、人的條件
二、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
三、共同世界
四、黑暗時代的人們
第六章 現代的「世界異化」
一、基督教中世紀
二、製造：從自然到歷史
三、文化與教育的危機
第七章 革命與政治理論的重訂
一、社會問題
二、自由的問題
三、政治權威的確立
第八章 艾希曼審判
一、風暴的緣起和後續影響
二、從「根本惡」到「惡之平庸」
三、惡之平庸
四、罪行性質和個人責任
第九章 心智生命
一、思考的意義
二、思居於何處？
三、理解與政治
四、蘇格拉底的思考
五、奧古斯丁的意志
六、康德的審美判斷
第十章 鄂蘭思想的當代影響
一、共和主義的復興
二、女性主義的釋讀
三、鄂蘭的人權思想
漢娜·鄂蘭生平大事記
漢娜·鄂蘭著作年表
後記

明暗之間——鄂蘭思想的兩歧性
漢娜·鄂蘭是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她的思想正如其人生一樣，在其生前身後的歷史長河裡都能夠抵禦自然時間的侵蝕並熠熠生輝。對關注鄂蘭的讀者而言，他們大多是借助翻譯過來的鄂蘭的作品和傳記來瞭解其思想、心靈與政治行動的。如今，鄂蘭作品的主要翻譯者，同時也是鄂蘭學術與思想的研究者——王寅麗老師撰寫的鄂蘭思想傳記《漢娜·鄂蘭：愛、思考和行動》即將面世，這是華人世界屈指可數的幾部鄂蘭傳記之一作者在該書的結語部分坦承，「本書的思想之旅從鄂蘭青年時期的博士論文開始，試圖說明鄂蘭對政治空間的想像並非僅僅建立在古希臘城邦的原型上，實際上，奧古斯丁的神聖化社群是她另一個更早就浸潤其中的原型想像。雖然鄂蘭對基督教持批判態度，但她的思想吸收了很多基督教的元素，如創生、開端、寬恕、承諾、敘事生命、根本惡等。同時鄂蘭是對傳統西方政治哲學進行徹底反思的政治哲學家，她對現實的關切始終聯繫著深厚的哲學背景……作為20世紀最具原創性、最具有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鄂蘭思考的政治話題廣泛多樣：極權主義、公共領域、政治行動、參與民主、權力和權威、革命與法律、政治中的責任與判斷等等，她開啟的諸多話題又在不同時期激發人們的思考和探索。」作為一本思想傳記，本書基本上呈現了鄂蘭政治思想與政治人生的主要脈絡，對讀者有一種思想導航的積極價值。鄂蘭是20世紀思想家群體中一個無法被歸類的獨特存在，她的生命、思考和寫作構成了對於一切格式化和標籤化的分類的「抵抗」，因此也就構成了一種特立獨行的存在，用薩義德關於知識人的經典定義來說，她永遠是一個對權力和所謂主流民意說真話並且不合時宜的知識者，而用鄂蘭的學生理查·伯恩斯坦的話來說，她不屬於任何學派或接受任何主流意識形態。她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或社群主義者。她反對任何對她的簡單歸類：無論是左派或右派思想家，還是激進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她也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文學評論家或記者。她與她的（以及我們的）時代最嚴肅的問題搏鬥，包括極權主義、惡、戰爭、暴力、權力、行動和政治的意義。鄂蘭是一個當代知識分子的典範：不懼於捲入最緊迫的議題，以新的方式思考它們並動用她所有的智識資源——哲學、政治思想、文學和歷史——來照亮它們。她從不害怕在爭議問題上表達自己的強硬觀點。她最喜歡的短語之一是「無所憑依地思考」，她也出色地實踐了無所憑依的思考。
無法被歸類就意味著無法被化約，也就意味著鄂蘭的思想乃至人生中包含著一種極其豐富的面相，這些面相之間又具有一種內在的張力，參照著名思想史學者張灏先生論述五四思想的兩歧性觀點，我認為鄂蘭的思想也具有一種內在的兩歧性。這種兩歧性之間的緊張、衝突乃至搏鬥，就構成了鄂蘭的思想世界多歧斑斕的精神底色。簡言之，鄂蘭既關心作為個體的人的心智生命的滋養，同時又強調公共世界和公共領域的重要性；她重視思考以及基於思考而形成判斷的積極意義，同時又特別呼籲政治踐履的價值，並且身體力行地投入到政治生活之中；在鄂蘭的思想世界裡，希臘的城邦生活所構成的政治世界，形成了她想像具有公民德性的現代個體的根源，甚至不無理想化和烏托邦化了那個古典時代，同時她又能夠面對現代世界的個人在昂揚的啟蒙情緒中不斷陷溺的經驗事實；鄂蘭的思維世界具有強烈的「過去性」，也即過去成為一種能動地構成她思想資源的存在，同時又處處朝向一種等待被釋放、被發掘的未來之思。更引人矚目的是，鄂蘭具有一種面對經驗性的事實世界展開理論思考的能力，她的一些作品如《極權主義的起源》《責任與判斷》《論革命》等是對人類生活中黑暗記憶的具體分析，也就是說，她不是一個抽象意義上的哲學家，更不是一個膚淺的時事評論員，而是介乎兩者之間，是在兩個世界之間穿越的思考者。就人之為人的根本性而言，鄂蘭的思想與寫作具有一種明暗之間的獨特氣質，這在她青年時代的博士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中已經漸露端倪，人的誕生性與有死性構成一對永恆的矛盾，正是這種矛盾賦予人的生命以尊嚴與自省乃至豐富的痛苦，更催生了一種積極生活的精神力量。生是對死的救贖，而死亡則意味著一個人活過的人生所形成的終極作品的凝固化。鄂蘭賦予人的誕生以一種開端啟新的意蘊，誕生性是一個希望的證明：提醒人們，「儘管人終有一死，卻不是向死而生的，而是向著開端而生的。」
本書提及，鄂蘭最不會拒絕的一個稱謂是共和主義者。確實如此，鄂蘭基於古典希臘世界的政治原型，對現代公民積極參與構建一個理想型的公共領域，對在這個世界進行人際對話與交流，並勇敢地展現和形塑自我的生命等行為都有著充分的肯定。在她看來，若人類完全退隱回內心的城堡過一種私人化的生活，或者為了追求一種世俗的幸福（慾望的滿足、名利的追求等）而放棄人之為人應該堅守的道德勇氣和自由心性，甚至為了顧惜生命的生物學壽命和價值而蜷縮在一個安全舒適的同溫層，則喪失了其生命最基本的尊嚴。這個公共的政治世界是成就人的生命價值的最重要的空間，而對這個世界的壓制、剝奪和摧殘就在實質上摧折人成就自我的可能性。在鄂蘭看來，這個「共同世界是一個我們出生時進入、死亡時離開的地方，它超出我們的生命長度，同時向過去和未來開放；它是在我們來之前就在那兒，在我們短暫停留之後還繼續存在下去的地方。它是我們不僅與我們一起生活的人共同擁有，而且也與我們的前人和後代共同擁有的東西。但是這樣一個公共世界只有在公開顯現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過客存在得更長久。正是公共領域的公開性，能歷經幾百年的時間，把那些人們想從時間的自然侵蝕下挽救出來的東西吸納進來，並使其熠熠生輝」。在這樣一種歷史論述之中，個體的生命意義就獲得了一種生生不息的綿延感和責任感，也才能抵禦生命的虛無感和荒誕意識。鄂蘭進而言之，「人類事務的整個事實世界要獲得它的真實性和持續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場，他們的看、聽和記憶，其次依靠無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轉型。正如希臘人所相信的，記憶乃一切藝術之母，沒有記憶和使記憶化為現實所需的物化（reification），行動、言說和思想的活生生運動就會在活動過程一結束就消失，喪失它們的真實性，彷彿從來沒有存在過。」正因如此，對記憶的拯救與保存就顯得極為重要，尤其是對權力者試圖從人類的集體記憶中徹底抹除的黑暗經驗的記憶、理解與反省，任何一個真正的知識人都有捍衛記憶的公共責任，要透過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寫作，構築人類記憶的精神譜系，並召喚出現實的行動者來，從這個意義而言，寫作也就是一種積極的行動。鄂蘭關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審判引發爭議的公共寫作，正是將一段本可能迅速被遺忘的往事永久地嵌入到了公共記憶之中。
文主義是理解鄂蘭的另一個關鍵詞。她在《文化的危機：其社會和政治意蘊》中指出：「人文主義是有教養心靈的產物，是一種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讚美世界之物的態度。」但是何為有教養的心靈？按照鄂蘭的理解，則是一個「知道如何在古往今來的人、事和思想中，選擇他的友伴的人」。王寅麗認為，鄂蘭總是不吝於讚美兩種人，一種是賦有行動之激情，在公眾生活中追求卓越、不朽的行動者，一種是保存世界諸物諸事的藝術家、詩人、歷史學家，他們觀察、記錄它們……鄂蘭試圖挖掘出一個與流行的人文主義概念幾乎完全相反的、真正的「人文主義」：不是個人中心或人類中心的主觀主義，而是愛和保持世界的「客觀主義」；不是前者倡導的不加區分的「同情和愛」，而是一種受人文教化而選擇的品質。正因如此，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儘管鄂蘭並不否定沉思生活所帶來的積極思考的價值，但她同時也倡導一種在積極的行動人生中拆解人類之間的溝壑和巴別塔的態度。按照蔡英文先生的詮釋，鄂蘭認為「人不可能在心靈活動中尋獲他在世界中實踐的安身立命處（或者，以鄂蘭的語言：尋獲『家園』）。理由在於，人內在心靈的活動往往纏繞於個人自我的獨我對話（如在思維活動中，我與我自己的對話），或者相互的對抗（如在意志力的活動中，我意欲和我否定的相互對抗）。它們活動的條件乃是從『人我之間』的實踐世界中撤退，或者徹底否定它。這跟人的政治實踐的『世界性』及其預設的理性言說、溝通和『公共領域』，是相互背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