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错误：台美中关系探源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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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和自由国家的全球战略导致对台美中关系的历史错误，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
　　这一重大历史错误如果继续「维持现状」不予改正，将会造成怎样的历史灾难？

　　二○○五年三月十九日，美国国务卿莱斯在东京发表演说，在她遍历亚洲民主制度国家时，遗漏了最重要的民主台湾。她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而且不是无意的。美国由于害怕共产中国的独裁者不高兴，而不敢正视民主台湾存在的事实，这是世界现代史上最荒唐的故事，而这个荒唐的故事则有其远因与近因。

　　远因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时，与史达林签订了《雅尔达协定》，背弃了先前签订的《大西洋宪章》的自由目标，确立了战后强权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力量平衡」，将世界一分为二，从而使史达林得以建立从东欧到朝鲜半岛的大帝国；使「东方」世界的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被剥夺了选择自由制度的权利，长期沦于奴役制度压迫之下，也使中国和台湾人民失去了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国家的历史机会。

　　近因是自美国总统尼克森开始，为了围堵苏联军事扩张，从支持台湾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对抗共产中国，转而同共产中国联手制衡苏联。这种强权之间新一轮的「力量平衡」，使得美国的台湾政策，沦为美国政府取悦共产中国独裁者时的一份红利。

　　本书将从雅尔达战时会议如何背叛《大西洋宪章》的自由价值这个源头开始，指出美国和自由国家的全球战略导致对台美中关系的历史错误，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这一重大历史错误如果继续「维持现状」不予改正，将会造成怎样的历史灾难？以及美国与自由国家应当如何改正历史错误，才能有「不可熄灭的自由之火抵达世界最黑暗的角落」的「那一天」？

作者简介

阮铭
　　一九三一年出生于中国上海，年轻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上海市学生民主运动；曾担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青年团委员书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调任《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再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于陆定一时期担任《宣教动态》编辑，陶铸时期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一九七七年，应胡耀邦之聘，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后遭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王震撤销工作，开除党籍。
　　一九八八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台湾淡江大学等作访问研究。近十年来，关心台湾的民主发展，长期为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仗义执言；二○○二年取得台湾国籍，二○○四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着有《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邓小平帝国》、《中共人物论》、《两岸统一百年大计》、《透视总书记》、《民主在台湾》、《民主台湾vs.共产中国》、《去恐惧，开创台湾历史新时代！》、《两个台湾的命运——认同TAIWAN vs.认同CHINA》、《从宁静革命到宁静建国》等书。

张怡菁
　　台湾人，李登辉学校青年班第三期学员，现为淡江大学国际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现职为国策顾问阮铭教授之助理。

序　现状下的均衡：当前台湾、大陆、美国的三边关系　余英时
导言　从错误中学习　林霨

引　言　自由世纪的荒唐故事
第一章　美国在雅尔达的历史错误
第二章　杜鲁门、艾奇逊的失言与毛泽东的失算
第三章　韩战逼中国上了史达林的贼船
第四章　金门砲战与台美中三角平衡
第五章　从中苏分裂到美中联合制苏
第六章　美对台「断交、撤军、废约」与三角失衡
第七章　蒋经国对邓小平的历史性博奕
第八章　中国的天安门屠杀与台湾的宁静革命
第九章　柯林顿、江泽民的「蜜月」与李登辉的「独立宣言」
第十章　布希的自由战略与中国新奴役制度的崛起
结　语　为自由世纪的荒唐故事划下句点

引言

自由世纪的荒唐故事

　　二○○五年元月二十日，美国总统小布希﹝GeorgeWalkerBush,1946-﹞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前发表他的连任就职演说。小布希把自由在今日世界的扩展，视为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使命。他指出：「自由能否在美国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全世界的扩展。」「美国的政策是关注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中民主运动与民主制度的成长，实现在这个世界上终结暴君专制统治的目标。到那一天，不可熄灭的自由之火将抵达世界最黑暗的角落。」﹝註1﹞

　　两个月后，三月十九日，美国国务卿莱斯﹝CondoleezzaRice﹞在日本东京上智大学﹝SophiaUniversity﹞发表演说。她指出：「自由的思想──而不是强权──将为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定格。」莱斯说：「亚洲国家最终证明了自由确是人类精神的共性。民主制度在以佛教徒为主的泰国、以穆斯林为主的印尼和以天主教徒为主的菲律宾都已经兴起。民主制度在日本这样的君主立宪国家和蒙古这样的前共产党国家都能运作，民主还在韩国这样的种族单一化国家，和马来西亚这样种族多元化国家繁荣发展。」﹝註2﹞

　　莱斯在历数亚洲民主制度国家时，遗漏了最重要的民主台湾。她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而且不是无意的。美国由于害怕共产中国的独裁者不高兴，而不敢正视民主台湾存在的事实，这是世界现代史上最荒唐的故事。

　　这个荒唐故事的发生，有它的远因与近因。

　　远因是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前，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1882-1945﹞、邱吉尔﹝WinstonChurchill,1874-1965﹞、史达林﹝JosephVissarionovichStalin,1879-1953﹞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签订了《雅尔达协定》﹝YaltaAgreements﹞。﹝註3﹞这个协定背弃了罗斯福与邱吉尔在一九四一年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时的《大西洋宪章》﹝TheAtlanticCharter﹞。《大西洋宪章》宣佈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是在全世界结束奴役制度，建立一个保障人类基本自由的新世界，使每一个人都享有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四大自由」。这个新世界秩序的基石是「民族自决原则」。﹝註4﹞然而正当胜利即将来临时，雅尔达战时会议﹝YaltaWartimeConference﹞却背叛了《大西洋宪章》的自由目标，确立了战后强权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力量平衡」﹝BalanceofPower﹞，而将世界一分为二，从而使史达林得以建立从东欧到朝鲜半岛的大帝国；使「东方」世界的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被剥夺了选择自由制度的权利，长期沦于奴役制度压迫之下；也使中国和台湾人民失去了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国家的历史机会。

　　近因是自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Nixon,1913-﹞开始，为了围堵苏联军事扩张，由支持台湾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对抗共产中国，转而同共产中国联手制衡苏联。这种强权之间新一轮的「力量平衡」，使得美国的台湾政策，沦为美国政府取悦共产中国独裁者时的一份红利。

　　第一次荒唐表演是美国总统卡特﹝JamesEarlCarter/JimmyCarter,1924-﹞。这位号称「人权总统」的卡特，对于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恣意践踏人权的大量罪恶行径，从来都假装看不见。他与中国军事独裁者邓小平联手，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华盛顿与北京对台湾人民发动袭击，向全世界宣佈美国对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使台湾人民孤立于国际社会。一九七八年的台湾，还是国民党一党统治下的专制党国，台湾人民正在反抗这个党国政府借口「反攻大陆」而实行的戒严统治。卡特这个「人权总统」，不但不支持台湾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斗争，反而为共产中国吞併台湾、实现其军事霸权扩张开了绿灯。这难道不是企图让正在为终结国民党外来政权暴政而奋斗的台湾人民，转而沦为共产党外来政权暴政下的奴隶吗？

　　更荒唐的表演还在后头，那就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对手苏联共产军事霸权帝国已经消失的柯林顿﹝WilliamJeffersonClinton/BillClinton,1946-﹞政府时期。柯林顿就任美国总统时，苏联帝国已经崩溃，美国不再存在联合共产中国制衡苏联的历史前提。那时共产中国江泽民的暴力恐怖政权，在天安门屠杀后尚未稳固。柯林顿自己在一九九二年竞选总统时，还说过他要认真对待「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那时的台湾，正在经历一场终结国民党党国专制统治、向自由民主制度转型的「宁静革命」，使海崃两岸出现了民主台湾VS.专制中国的新形势。而美国的全球战略如何回应苏联消失、中国法西斯化、台湾民主化的新国际格局，是对柯林顿政府的历史性挑战。

　　历史的选择往往不只一种可能，当历史机会来临时，不同的选择方向，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历史结局。一九三八年，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1869-1940﹞在慕尼黑选择纵容纳粹独裁者希特勒﹝AdolfHitler,1889-1945﹞入侵民主捷克，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灾难。﹝註5﹞一九四○年代初期，罗斯福与邱吉尔选择以自由目标团结全球反法西斯力量，导致法西斯暴政的灭亡。然而当自由战胜法西斯的时刻来临，他们却选择了让历史停止前进的脚步，去同共产主义政权保持「力量平衡」，导致从战争废墟中崛起的专制暴政，压迫近半个世界的人类达半个世纪之久。

　　柯林顿在一九九二年当选美国总统时所面临的，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化浪潮汹涌澎湃、迅勐前进的新时代。这股浪潮自一九七○年代中叶的南欧开始，一浪高过一浪地向中南美洲、非洲、亚洲推进。一九八九年六月，这股强大的自由民主浪潮一度被阻挡于共产中国的天安门下。中国军事独裁者邓小平调动几十万武装部队，开进自己的国家首都北京，以坦克、冲锋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他们只是要求政府进行温和的宪政民主改革。邓小平的屠刀只是保住了自己的独裁恐怖政权，却未能中止历史潮流的前进。自由民主的浪潮绕过中国的长城，一举瓦解了从乌兰巴托到柏林、横跨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庞大帝国，终结了支配世界近半个世纪的雅尔达「力量平衡」，使中国共产军事独裁政权成了自由民主海洋中的一座孤岛。

　　然而柯林顿没有掌握历史给他的最佳机会，选择领导苏联消失后的世界向自由迈进；他作了相反的选择，逆历史潮流而动，和中国军事独裁政权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relationsofconstructivestrategicpartnership﹞，迎合中国新奴役制度的崛起，构造新的「力量平衡」。地球上的「力量」从来没有绝对「平衡」的时候，不是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平衡」，就是有利于奴役的「力量平衡」。张伯伦的「慕尼黑」是有利于希特勒奴役制度扩张的「力量平衡」；罗斯福、邱吉尔的《大西洋宪章》是有利于自由战胜法西斯奴役制度的「力量平衡」；罗斯福、邱吉尔、史达林的《雅尔达协定》，是有利于共产奴役制度扩张的「力量平衡」；一九七○年代中叶从南欧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又是有利于自由战胜奴役制度的「力量平衡」。

　　中国军事独裁者镇压自由民主运动，就是要扭转历史的前进方向，倒退回有利于奴役的「力量平衡」。而身为自由国家领袖的柯林顿，却不是站在自由一边，而是站在奴役制度一边，同中国军事独裁者结成「战略伙伴」，联手打压新生的自由民主国家台湾。这出荒诞剧的高潮出现在一九九八年的中国北京，和一九九九年的纽西兰奥克兰。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柯林顿为满足「北京暴君」江泽民的权势慾，不顾美国众议院以三○六票对十六票的悬殊比数劝阻，在天安门广场与暴君并肩检阅九年前在这里屠杀学生和平民的中国解放军。柯林顿在长达九天﹝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三日，打破历来美国总统访华纪录﹞的朝拜中国之行中，几乎是独裁者江泽民要什么，柯林顿就给什么。

　　《纽约时报》﹝NewYorkTimes﹞专栏作家萨费尔﹝WilliamSafire﹞指出，柯林顿对江泽民的八项无理要求﹝包括天安门下阅兵、为六四屠杀背书；取消顺道访问日、韩盟国、扬中贬日等﹞，均俯首称「是」﹝theeightyeses﹞，外加对台「三不支持」﹝thethreenoses﹞。另一位评论家罗森塔尔﹝A.M.Rosenthal﹞说：「柯林顿奴才式地为共产中国极权政府背书令人困惑：为什么作为自由国家的美国，要去支持一个专制霸权国家强大起来威胁自己？唯一的理由是出自愚蠢的自我欺骗，拒绝接受历史教训。这对于一个自由国家来说，已接近于故意犯罪。」﹝A.M.Rosenthal,涆heMarchofFolly荂`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一日，结成「走向二十一世纪建设性战略伙伴」的柯林顿与江泽民，在纽西兰的奥克兰举行「高峰会」。江泽民求助柯林顿联手帮他对付两大敌人：外敌李登辉和内敌法轮功。

　　那时台湾已经在李登辉总统领导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与民主奇蹟，完成了国家制度转型的「宁静革命」，成为亚洲新兴自由民主国家的典范，李登辉总统被国际舆论誉为「民主先生」﹝Mr.Democracy﹞。江泽民对民主在台湾的胜利十分恐慌，他在奥克兰与柯林顿的联合记者会上威胁道：「我们与李登辉的斗争，是维护还是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柯林顿随声附和：「李登辉的两国论给中国和美国都制造了许多麻烦，我今天愿重申执行一个中国政策。」江泽民为他以法西斯手段残酷镇压法轮功骗取美国政府支持，刻意颁赠柯林顿一本造谣诬害法轮功信众的御制出版物──《邪教法轮功》，这位美国总统竟然毕恭毕敬地收下，甘愿为「北京暴君」的暴政背书。

　　奥克兰会晤后，柯林顿还遵循江泽民的旨意，立刻派美国代表去联合国大会的总务委员会发言，阻挠支持民主台湾进入联合国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就是一九九九年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赶到总务委员会发言，联手封杀台湾入会案的可耻事件的由来。联合国有一百九十一个会员国，世界上无论自由民主国家、专制独裁国家，乃至所谓「分裂国家」﹝splitnation﹞、「邪恶轴心」﹝axisofevil﹞，统统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独独把亚洲自由民主国家的典范台湾排除在外，难道不是联合国的耻辱吗？不久前纽约的「自由之家」﹝FreedomHouse﹞公佈《二○○五年度世界自由报告》﹝FreedomintheWorld2005──TheAnnualSurveyofPoliticalRightsandCivilLiberties﹞﹝註6﹞，指出过去一年全球一百九十二个国家中，二十六个自由度提升了，台湾是其中之一。台湾在一九九六年中国飞弹威胁之下完成总统直接选举，「自由之家」在一九九七年年度报告开始将台湾列入自由国家，其公民自由﹝civilliberty﹞和政治权利﹝politicalrights﹞均为二级。二○○五年年度报告将台湾的公民自由提升到最高等级的一级。而中国列入全球四十九个「不自由国家」，其政治权利为最低等级的七级，公民自由六级，平均六．五级，还不及平均六级的伊朗和伊拉克。这就是说，联合国内大大小小的自由国家，都得绝对服从一个「不自由国家」的霸权意志，把另一个自由国家封杀于联合国大门之外，以满足这个军事独裁党国的扩张野心。而美国，正是这出荒唐剧的双主角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这出世界历史上的荒唐剧将演至何时？它将如何结局？

　　小布希总统第一任期的前期，人们曾经对美国终结这出台美中关系的荒唐剧抱持希望。小布希废弃了柯林顿同江泽民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yPartnership﹞，他指出：「我们必须看清中国：中国与日俱增地将财富投资到战略核武、新弹道飞弹、深海海军和长程空军方面，中国人民对政府和党的不满都遭到有效压制，中国政府迫害宗教、强迫堕胎……这些政策既无理性，也不人道。这些都是事实，必须严正面对中国是竞争对手，不是战略伙伴；我们同中国打交道，不能心存敌意，却也不能心怀幻想。」

　　二○○二年九月十七日，小布希签署公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Th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提出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新全球战略。文件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的巨大实力必须用于提升『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力量平衡』﹝balanceofpowerthatfavorshumanfreedom﹞。」这个报告改变了台湾和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註7﹞

　　柯林顿时期的「力量平衡」，在台美中关系领域，实质上是「有利于奴役的力量平衡﹝balanceofpowerfavorsserfdom﹞」。小布希不同于柯林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领导人尚未对自己国家的性质作出根本性的选择，美国期待同变化中的中国保持一种建设性的关系，而其决定性的关键是中国的民主发展；假如中国选择扩张军事力量威胁其亚太地区邻国，将是一条阻碍其自身成为伟大国家的绝路。」这就是说：或友或敌，要看中国是走向自由民主，还是走向军事扩张威胁邻国？中国在美国新战略中的位置，取决于中国领导人自己的选择。

　　小布希显然曾经期待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作出符合历史前进潮流的选择，领导中国走上民主发展之路，把经济自由扩大到政治与社会自由；而避免走上军事扩张、威胁邻国之路。胡锦涛在巩固其军事权力之前，也给予国内外一种假象，似乎他把施政重心放在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内政课题。在台海问题上，也装出理性、务实姿态，表示「高度赞赏」小布希总统关于「任何一方均不谋求改变台海现状」的主张。

　　然而自二○○四年九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过中央军委主席，到二○○五年三月中国人大选举胡锦涛为国家军委主席的半年间，也就是胡锦涛全面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军事权力之后，便立即向国内外显示，他选择的中国军事战略，是一条超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霸权扩张之路。中国人大于二○○五年三月十四日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胡锦涛立即签署公佈施行，标志中国军事战略从防御到扩张的重大历史转折。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国军事战略基本上是防御性的。

　　毛泽东的战略叫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註8﹞主要是防御苏联进攻。毛泽东说：「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註9﹞毛泽东邀请尼克森访问中国，也是为了联美防苏。对台湾，毛泽东主张「过一百年再说」，即在他的战略思考之外。﹝註10﹞毛泽东打了些仗，也是以攻为守。如韩战，打到三八线﹝38thparallel﹞停战，志愿军退回国境内；印度之战，也是打了就退回麦克马洪线﹝McMahonLine﹞。

　　邓小平统治的十年﹝一九七九 ~ 一九八九年﹞，重心放在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紧缩军队和军费，坚持「不称霸」的军事防御战略。苏联瓦解时，有人主张中国站出来取代苏联，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头。邓小平反对，他说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绝不当头」。﹝註11﹞邓小平刚掌权时打过越南，打到谅山宣佈「惩罚」结束，即退回国境。对台湾，邓小平想利用美国对台「断交、撤军、废约」，压蒋经国同他谈判「和平统一」；蒋经国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回应。邓小平只好认输。他在退下政治舞台前对戈巴契夫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註12﹞

　　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一九八九 ~ 二○○二年﹞，是中国军事战略从防御转向扩张的过渡期。江泽民虽然没有当过一天兵，却有突破毛泽东、邓小平防御战略的军事野心。他主政期间，中国军费开支每年两位数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他利用苏联瓦解，大量引进俄罗斯、乌克兰的军事科技与武器装备，积极部署侵台军事力量，为突破第一岛链向太平洋扩张进行军事准备。但江泽民自知中国军事实力尚不足以同台湾与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实力相较量。一九九六年的飞弹演习和二○○○年的《一个中国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文攻武吓」，打的是「空包弹」。

　　胡锦涛执政之初，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二○二○年实现全面小康」等较为务实的目标，军费增长率一度﹝二○○三年﹞降至一位数﹝九．六％﹞。中国国内外曾期待他与温家宝的「胡温新政」，能结束一党专政的腐败制度，停止军事扩张威胁邻国，使中国走上一条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稳定发展之路。然而胡锦涛很快就背离了人们的期待。二○○四年九月中共四中全会，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巩固军权之后，一反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的期待，放出了与自由为敌、与人民为敌、与和平为敌的「三把火」，显露出他对内强化军事独裁统治、对外谋求军事霸权扩张的暴君面目。

　　第一、在中国境内强化箝制言论、信仰自由，宣示「政治学北韩」，启动法西斯专政机制，与自由为敌。

　　第二、粗暴压制中国人民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赵紫阳去世前，中国知识界与党内元老即要求胡锦涛恢复赵紫阳自由，取消邓小平、江泽民强加于他的不实罪名，纠正一九八九年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历史错误，启动民主宪政改革。赵紫阳去世后，民众要求全国悼念，给予赵紫阳公正的历史评价。胡锦涛不但拒不接受，还在新华社报导中强加赵紫阳犯了「严重错误」的不实之词，并对自发悼念赵紫阳的民众强行阻止、殴打致伤残，暴露了胡锦涛政权无人性、无人道，与人民为敌的野蛮本质。

　　第三、制订《反分裂国家法》。当年希特勒吞併捷克苏台德区，还要通过慕尼黑会议同英法谈判；今天胡锦涛竟以为自己片面立法，就可以去侵略吞併一个现代自由民主国家，这比希特勒更蛮横、更邪恶，不但是对台海和平的挑战，也是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挑战。

　　胡锦涛应当清楚：中国军事战略从防御到扩张，挑战的不只是民主台湾三万六千平方公里自由国土和二千三百万自由国民，也不只是美国、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他挑战的是今日世界的整个自由制度与人类的自由价值。这是中国共产奴役制度与全球自由民主制度的一场世纪较量。

　　这场世纪较量是不可避免的。胡锦涛懂得，共产中国若不对外军事扩张，自由制度将在全世界包围共产中国这个奴役制度的最后堡垒，中国人民将在内部反对奴役，促使共产奴役制度在中国像前苏联一样灭亡。胡锦涛也懂得，苏联共产奴役制度灭亡后，自由民主制度无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道义力量，均远远超过奴役制度。为了实现他的军事霸权扩张战略，阻止自由之火抵达中国奴役制度的黑暗角落，胡锦涛必须：

　　第一、在中国境内煽动民族霸权主义歇斯底里，作为对内强化法西斯专政、对外军事扩张的「精神支柱」。

　　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本来就有浓重的民族共产主义色彩，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时中国处于「被压迫民族」地位，诉求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胡锦涛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无人相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无任何外国侵略、压迫中国。所以，今天胡锦涛煽动民族主义歇斯底里，只能靠两条：

　　一是算历史旧帐。不断拿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华战争这一百年历史旧帐，刺激国民的民族仇外情结。

　　二是转向民族霸权扩张。胡锦涛把中国的民族霸权扩张战略，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不扩张，即灭亡」。在胡锦涛看来，苏联共产党的灭亡，是由于戈巴契夫﹝MikhailSergeyevichGorbachev,1931-﹞终止了从史达林到布里滋涅夫﹝LeonidIlyichBrezhnev,1906-1982﹞的对外军事霸权扩张，导致内部的「和平演变」。因此，民族霸权扩张，是防止「和平演变」，保住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政权的生命线。

　　第二、在国际，利用自由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採取威逼利诱、各个击破的统战策略，分化、瓦解自由国家与自由力量的联合。

　　中国胡锦涛政权意识到，美国处于联合自由国家和自由力量向全球扩展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美国，因此只能採取破坏自由国家和自由力量团结的策略，阻止自由的扩展。

　　在东亚，共产中国利用大韩民族主义，联韩制美，联韩制日，破坏美、日、韩自由国家战略联盟。

　　在欧洲，利用法兰西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联法制美，联俄制美，破坏美欧自由国家战略联盟。

　　在南亚，中国同美国争夺对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影响力，破坏亚太与印度洋自由国家和自由力量的联合。

　　　共产中国还把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扩展到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破坏拉美地区自由民主的发展，以及拉美自由国家同美国的合作。
在美国内部，共产中国深入到政、军、商、学、文化各界，进行统战、分化工作，培植了一支能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代表共产中国利益影响美国政策的力量。

　　第三、为了阻止全球自由浪潮波及中国，胡锦涛政权军事扩张的第一个目标即是民主台湾。

　　共产中国认为台湾是自由国家的阿基里斯腱﹝Achilles．Heel﹞，是中国共产奴役制度击退全球民主浪潮的突破口。这是由于美国政府自尼克森─季辛吉﹝HenryKissinger,1923-﹞以来，为顺应共产中国贪婪的吞併慾，对台湾长期採取国际孤立政策。美国的立国价值，一碰到中国和台湾，立即陷于不能自拔的双重标准。美国敢于对苏联共产奴役制度进行冷战，却不敢对中国共产奴役制度进行冷战。美国敢于对苏联军事霸权扩张採取恐怖平衡战略，却不敢对中国军事霸权扩张进行恐怖平衡战略。

　　美国敢于批判、制裁苏联奴役制度践踏自由人权，却不敢批判、制裁中国奴役制度践踏自由人权。

　　美国对中国在军事上准备侵吞台湾视若无睹，却对台湾走向正常自由国家的民主步骤处处设限。

　　长期以来，由于美国对中国军事霸权扩张的退让，使台湾这个自由民主堡垒沦为中国军事威胁下的自由民主孤岛。其他自由国家也追随美国，竞相在国际社会孤立民主台湾，以取悦共产中国。从而使中国看准了台湾正是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体系中，那个可以一击致命的阿基里斯腱。

　　第四、中国制订《反分裂国家法》，即是准备向自由民主世界的阿基里斯腱射出致命之箭的信号。

　　自由民主世界体系的最弱一环，就是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自由民主孤岛台湾。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即以台湾为其军事霸权扩张战略的切入点，既以侵吞台湾为其军事霸权扩张的第一步，又以侵吞台湾掩盖其霸权扩张野心，正如当年希特勒以侵吞捷克苏台德区掩盖其全球侵略野心一样。

　　今天美国和自由国家对中国《反分裂国家法》的侵略性、扩张性和邪恶性还模煳不清、反应迟钝；正如当年欧洲对希特勒、张伯伦「慕尼黑」的反应一样。这是由于美国和自由国家的中国政策长期形成的历史错误所导致的模煳与迟钝。

　　这种模煳与迟钝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危险？「慕尼黑」是前车之鑑。现在是自由国家与自由力量清醒起来，改正历史错误的时候了。由于长期形成的历史错误在国际社会已经根深蒂固，必须正本清源，才能拨乱反正。

　　这本小书，就是要从雅尔达战时会议如何背叛《大西洋宪章》的自由价值这个源头开始，指出美国和自由国家的全球战略导致对台美中关系的历史错误，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这一重大历史错误如果继续「维持现状」不予改正，将会造成怎样的历史灾难？以及美国与自由国家应当如何改正历史错误，才能有「不可熄灭的自由之火抵达世界最黑暗的角落」的「那一天」？

　　本书将对这一系列问题作出回答。

导言

从错误中学习

　　我是一个美国人，大学毕业后研究中国已有三十五年。在国际关系上，我们美国人总认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特别是，站在自由与民主的一方。平心而论，有时确实如此。但是，正如阮铭在本书中所阐述的，我们美国人也曾一再助长高压强权之气燄，而对自由民主阵营造成伤害。

　　令我汗颜的是，阮铭在书中精确地描绘出一幅美国在外交上令人忧心却清楚无比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歌颂自由的言论响彻云霄──从威尔逊总统以降，包括罗斯福、甘迺迪、卡特，到柯林顿，美国历任总统几乎无不誓言捍卫自由──但最后自由不是沦为口号，就是在执行上出差错，结果适得其反。

　　美国这种自我矛盾的外交模式最恶名昭彰的近例，当属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以来这六十年当中，美国对中国及台湾的外交政策。

　　当今全世界非自由的人民多数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比起一九七六年前毛泽东时代的恐怖镇压，今天许多人的生活比过去要好。但是严格来说，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仍然极度贫穷。他们在法律或政治上毫无权力：法院形同虚设、所谓的选举更只是骗人的玩意。而在其他国家，毛泽东死后这三十年来，自由却有蓬勃的发展。东欧前共产国家获得了自由；俄国虽然尚未真正自由，但已非共产国家；蒙古、南韩、菲律宾、台湾及其他亚洲各国已经成为民主国家。

　　相反的，中国共产政权一方面极力争取外资，让贫穷而无自由的中国人民为出口企业卖力，一方面却清楚表明它对政治自由化毫无兴趣。其实，要不是中国政府从全世界赚取的大把钞票，共产主义也许早就在中国崩解了。然而，外国的贸易和投资，加上外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治支持，年复一年，就像为濒死的病人输入鲜血，让其得以苟延残喘。

　　美国目前扮演的角色不但助长中国共产主义、伤害中国人民并威胁其邻国之自由，但这却非特例。正如阮铭书中指出，从《雅尔达密约》开始，美国在亚洲一直是说一套、做一套。虽然满口理想主义，但行为却完全相反。在阮铭眼中，美国的软弱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崛起并与苏联结盟的主因，而美国并非弱在资源不足，而是弱在缺乏意志力及理解力。

　　若非美国示弱，惨烈的韩战或许可以避免。蒋介石对台湾独裁统治，却受华府支持。但当这个独裁者的儿子蒋经国及其继任者开始实行民主化，美国不但没有给予支持，一九七九年号称美国「人权总统」的卡特政府甚至企图强迫台湾人民接受中国统治。直到今天，华府仍有人存此企图。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老布希总统一边假惺惺地谴责共产党残杀同胞，一边却秘密去信向北京重申保证，并派遣高官向邓小平致意。柯林顿击败老布希当选总统时，高举自由主义大旗，誓言捍卫民主自由。但是中国很快就令柯林顿妥协，柯氏不但同意将人权与贸易脱钩，还承诺进一步削弱台湾。

　　如果美国势单力薄，以上种种虽然不可原谅，但或许可以理解。但美国并非弱国。美国过去和现在都是强国，强大到足以牺牲部分贸易利益以支持自由民主。依阮铭之见，这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某些像季辛吉、布里辛斯基之流的美国人以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自居，对他们而言，自由──或至少，欧洲以外人民的自由不在他们关心之列。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取决于金钱与武力。其他美国人则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笃信并捍卫民主自由，但他们通常无法将这些理想切实施行。从汉弥尔顿、杰佛逊两位总统时代至今，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套价值观之间拉扯。但在过去那个年代，美国国力仍弱，它的一举一动对大局无足轻重。然而今日的美国已经很强，它若支持自由，则自由必定得以伸张；相反的，它若纵容强权暴政，像它在中国及对台政策中的作为，则自由在全世界将愈趋式微。

　　中国及台湾都须细读这本书，并汲取其中精义。美国人也该读此书，因为阮铭也是写给美国看的，他要传达的讯息必须倾听。

　　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或许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当天，美国今日奉行的中国政策就从这天开始。季辛吉在这天启程赴巴基斯坦，他所肩负的任务有一个颇为伟大的名称，叫作「马可波罗一世行动」。尼克森总统身边少数几个知情人士当时有三点共识：首先，他们相信中美双方可以捐弃前嫌，结束韩战后长期敌对状态，携手对付共同敌人苏联。第二，许多人相信，此种关系一旦建立，中、苏、美三边权力均势将可成形，如此就算自由仍不可得，亦可确保区域之和平稳定。第三，所有人都觉得「台湾问题」是块挡路的大石。既然以现实主义者自居，这群美国人决定牺牲当时的盟友台湾，以便发展与中国的新关系。由于不愿挑明，他们决定在做法上採迂回策略，他们深信，

第一章 美国在雅尔达的历史错误
︽雅尔达协定︾与︽大西洋宪章︾，代表两种对立的哲学与战略观。
︽大西洋宪章︾的哲学，是以自由力量的联合，战胜法西斯奴役制度，实现有利于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和平。
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他的一篇演讲︿人类四大基本自由﹀︵浣our Essential Human Freedoms荂`︵註 1 ︶中提出，反法斯西斯战争胜利后，﹁我们将看到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所有人都有言论自由与表达意见的自由。
第二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方式的自由。
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保证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能过着健康的和平生活。
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解释免受恐惧自由时，罗斯福指出：﹁从全球角度来讲，这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彻底裁军，使世界上一切地方，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对任何邻国发动武装侵略。﹂︵註 2 ︶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罗斯福与邱吉尔在停泊于大西洋纽芬兰海面的奥古斯塔巡洋舰︵USS Augusta︶上会晤，签署着名的︽大西洋宪章︾，重申这﹁四大自由﹂，还增加了民族自决条款，即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被强制剥夺主权和自治的人民，得以恢复主权和自治﹂；这个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它的自由价值与自决原则，动员了从民主国家到殖民地、附属国的广大人民，奠定了反法西斯联盟胜利的基础。二○○二年九月，美国小布希总统签署︽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提出的﹁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平衡﹂概念，事实上已经包含在六十一年前的︽大西洋宪章︾之中。︵註 3 ︶

然而，当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罗斯福、邱吉尔与史达林一起出席了雅尔达战时会议。﹁雅尔达﹂的哲学，是对︽大西洋宪章︾自由价值与自决原则的背叛。﹁雅尔达﹂确立的自由制度大国与奴役制度大国共同瓜分全球势力范围的﹁力量平衡﹂，是对﹁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平衡﹂的反动，使战后苏联共产奴役制度的版图，扩展到欧洲的柏林围墙与亚洲的蒙古和北韩。在雅尔达战时会议上，罗斯福同意史达林把波兰国界西移，苏联佔领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的一部分，﹁美国和英国都不会出现﹂。罗斯福说，他﹁乐见波兰东边国境线向西推移，西边国境线也自奥得河再推移﹂。邱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达只获得史达林签署的一纸声明，表示苏联同意战后在所有被佔领的前轴心国内举行民主选举；但事实上，这些国家将毫无例外地落进苏联的势力范围，邱吉尔与罗斯福根本无法使其实现。︵註 4 ︶

对亚洲，罗斯福、邱吉尔与史达林签订了︽雅尔达密约︾。照毛泽东的说法：﹁雅尔达会议上，一个史达林、一个罗斯福、一个邱吉尔，三家子就把欧洲分了，把世界分了。中国分给了美国，苏联要老沙皇佔的旅顺口和中东路，把外蒙古佔为苏联的殖民地，老沙皇在新疆的利益，也都要分给苏联。﹂︵註 5 ︶

︽雅尔达协定︾取代︽大西洋宪章︾，导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自由民主制度世界与共产极权制度世界的大分裂。而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成为这两个对立世界争夺的战场。这就是世界现代史上许多荒唐故事的根源。台美中三国演义，则是这些荒唐故事中历时最久，至今还在继续荒唐下去的一个。

假如遵循︽大西洋宪章︾的哲学，台湾与中国，就都会面临成为像美国与印度一样的自由民主独立国家的历史机会。

战前的台湾，是﹁被强制剥夺主权和自治﹂的日本殖民地。随着日本战败放弃台湾，台湾人民理所当然有权建立自己的自由独立国家，如同罗斯福曾经承诺：﹁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一方面反抗法西斯奴役，同时却不去努力，让全世界人民自落后的殖民制度中解放出来。﹂︵註 6 ︶

同样，蒋介石的中国是反法西斯的战胜国，当时显然是具备了走向自由民主国家的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