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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的情境里，各种我们习以为常的边界，可能都在溶解、互渗、交融，随处都可以听到看到所谓的「跨界」、「越界」、「离散」、「放逐」等等表态用语。社会学家Z. Bauman甚至形容这个新世界是流动的。

　　一个流动的世界，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下，又怎么能积极而正面地凝视、怎么观看、怎么理解？譬如当人类学原有的分析基本单位都在溶解，人类学怎么自存？作者透过跨界与历史学、区域研究等的对话，在本书中呈现他对于人类学前景的思考，人类学需要怎样的视野？

　　本书另一个沉思的对象是台湾；新世代文化创造力的社会根源，以及台湾史的「图像」，借之我们可以为各种分歧并列的文化景象「定位」。这种宏观的视野及尖锐的提问，毋宁是当下台湾诸多人文社会科学最为迫切需要的一种前瞻性的自省。

　　因为：你看得到，你就有可能做到。

作者简介

　　黄应贵，1947年生。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学士，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现为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所兼任教授。着有《东埔社布农人的社会生活》、《人类学的评论》、《台东县史布农族篇》、《布农族》，主编《台湾土着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见证与诠释》、《人观、意义与社会》、《空间、力与社会》、《时间、历史与记忆》、《物与物质文化》等书。

序言
1.社群研究的文化思考
2.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
3.再谈历史与文化
4.人类学与近代史研究
5.记忆、认同与文化
6.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化
7.宗教教义、实践与文化
8.社会过程中的中心化与边陲化
9.进出东台湾：区域研究的省思
10.农村社会的崩解？当代台湾农村新发展的启示
11.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
12.想像中的台湾史
参考书目

　　这本书所收集的论文，都是笔者担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期间，所撰写的学术研讨会之主题演讲稿、研讨会综合讨论的引言稿以及会议论文编辑成专书或期刊专号时另写的导论。而且，多半是与人类学相关的其他学科对话，因而特别凸显在特定问题上的「人类学」观点。故将此书命名为《人类学的视野》。

　　这里所说的人类学视野，主要来自笔者长期从事人类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所累积的个人看法，涉及下列几个特点：第一，强调由被研究者主观的文化立场出发的观点。但这种文化的主观观点，不见得只限于做为当事者的当地人所意识到的层面，更可以是较深层的潜意识或文化逻辑层次的解释。第二，强调整体性的观点。但这并不只意味着面面俱到的多元观点，更涉及了各层面间在重要性上有不平等的关系，因而关注其间的内在冲突与不一致性。第三，是一种从全人类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的比较观点。虽然人类学的研究经常侷限于特定时空范围的小规模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是被置于全人类社会文化的脉络中来定位，其意义往往是超越时空的。而且，研究者背后的全人类社会文化知识越丰富，借由比较观点所凸显出的社会文化特性也就越清楚，其意义也就越深远。第四，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却又是开拓性、创造性的挑战观点。人类学追求文化独特性的目的，不仅在于批判反思既有的一般性理论或自己的文化、乃至自己，更是在寻求新的立场与观点，自然有其开拓性与创造性。事实上，人类学的研究所凸显的特殊性，往往隐含人本身创造性潜力的极限。而上述这四个特点，在不同程度上，均表现于本书的论文中。自然，主题与对话对象的不同更会影响这四个特点被呈现的程度与方式。

　　在十二篇论文中，第一篇〈社群研究的文化思考〉及最后一篇〈想像中的台湾史〉，最能凸显上述四个特色。虽然，这两篇论文的性质及对话对象非常不同：前者是笔者第一次完全不用自己熟悉的布农族民族志，而採用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区及不同性质社会的民族志材料，讨论人类学非常基本的有关研究单位的问题。但后者却是以自身已有的研究成果与经验，来设想人类学家所期望的台湾史研究为何？这当然是种理想而不一定能落实于实际研究成果，但得以充分凸显了上述四个特点的人类学视野。文章虽非常短，却最能呈现笔者目前的思考，也是此书中，个人最喜欢的一篇。

　　至于二至五篇，主要是由人类学的核心关怀，思索「历史人类学」领域的独特性与发展可能，并在此基础上与国内历史学者对话，讨论有关「历史的性质」、「什么是历史」，以及不同学科领域之结合问题。为了激发进一步的讨论，在论述及书写上，有意凸显人类学与国内历史学观点的不同。也因为既有研究的限制以及笔者的专长并不在历史学，因此，尚未能以国内具体的研究案例，来整合历史学独具的视野（亦即第四篇所论及的「史识」）与人类学的观点，自然在观点上也难有开创性的突破。虽然如此，这几篇论文已足以呈现当代人类学历史化的趋势及文化概念历史化的可能性，更触及了历史过程中历史能动性（historical agency）的问题。同样地，六、七两篇是学术杂志专号的导论，目的是整合专号中各篇文章而提出更大的图像，受限于既有的文章和主题，因而也较难有效而完整地呈现上述人类学的观点。但也正因贴切于目前实际研究的状况，反而最能产生直接影响而达到提昇学术水准的目的。

　　至于八至十一篇，完全是预期之外的产物；至少其成果所蕴含的批判性与开创性，是完成这些论文之前不曾想到的。这几篇论文不仅质疑了「边陲社会」、「区域研究」、「农村社会」或「农村与都市二分」等概念在当代台湾研究上的适当性，更积极提出「文化再创造」、「两地社会」、乃至「区域性新地方社会」等更具发展性的课题与概念。虽然，这些新的课题与概念，还待未来的研究成果来证明，但它已涉及当代台湾正在成形的新地方社会。对其性质之理解与掌握，不仅具有结合知识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意义，也涉及台湾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所呈现多文化、多族群以及多种政经力量结合的文化特色，更涉及文化概念与理论一直未能处理的人的创造性基础之问题。因此，这几篇论文也为笔者自己未来的研究开创新的方向与空间更注入了新的精神与视野。事实上，这成果也说明学术行政工作对于学术研究不完全只是负面的干扰或掣肘。如果能坚持学术研究优先，便有可能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导致当事人被迫去面对更宽广而多元的现象与问题，寻求更具开创性的课题与观念来安置，进而可能发展出新的研究方向与成果。

　　最后，由于担任所长职务期间，时间经常被分割而难以从事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及细致的分析工作，往往只能进行大范围但较短暂的综合性调查与研究。即使如此，在行政工作繁忙之际，仍能继续学术研究、乃至开拓新领域，必须感谢民族所研究同仁及行政人员的协助与支持。其中，特别谢谢黄宣卫、陈文德、林开世、郑依忆、王薇绮、叶淑绫、黄丽珍、刘孟怡、黄郁茜等人，以及内子郑美能。没有他（她）们的信任与协助，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产生。

第五章　记忆、认同与文化
历史学家A. Confino在一篇谈论集体记忆的回顾性文章之中说：「研究主题的选取，感觉上，大都难免受到时下流行话题左右。而记忆历史研究主题的界定，若没有中心或各主题间缺少关连，它就有以某种可预期的方式描述人们如何建构过去的不同主题之组合的风险」（1997: 1387）。换言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若不能有独特的重点以增加对历史的解释力，有可能只是成为一种流行而已。笔者并非历史学者，无法由这领域的研究成果来回答「记忆」做为一研究主题，什么是独特的问题意识及研究目的何在的问题，但可由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以下，是笔者对人类学中如何讨论社会记忆、记忆载体、历史、认同的一些心得，希望能请教大家。

一、社会记忆与历史建构
这里所说的记忆，是指集体或社会记忆，而非指个人的记忆。学界对于社会记忆的讨论，大都从涂尔干的学生M. Halbwachs的研究谈起，Halbwachs不仅分辨个人与集体记忆的差别，结合群体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更试图证明集体记忆为涂尔干（1992[1950]）所说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以其《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一书为例，他提出几个重要的论点：
1.他试图以（集体）记忆来连结或超越社会与个人、精神与物质或抽象与具体等的对立。
2.他反对视记忆为一种个人生理或潜意识行为的理论，而强调记忆或回想（recollect）是依观念架构来重建的有意义的记忆过程，就如同过去的经验可借由重建来回想一样。
3.记忆有许多种（如家族、宗教与阶级等），分别有其不同的记忆架构。像家族是排他性的，因此其记忆是限制性的。而宗教的集体记忆是追溯起源之时，或将它与社会生活其他层面分隔等等。他试图借此分辨出各种不同的记忆。

4.集体记忆可透过历史表达认同。进一步而言，相互矛盾的集体记忆的整合正标明更大社会的存在。
5.集体记忆可由制度（如仪式）或物体（如地景）来实践或运作。
6.社会记忆是一社会事实。

由上，我们可发现之后关于社会或集体记忆研究的基本观点，大都可见于其理论中。可惜的是，他的研究最初发表时，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与回响而沈寂了许久，一直到1980年代历史人类学兴起，着重于探讨文化如何界定历史的问题，1才被学界重新重视而开始产生作用，因为在Halbwachs的观点与理论中原就隐含透过集体记忆来建构历史的面向，因此。例如，F. Zonabend在1984出版的《持久性记忆︰一个法国村落的时间与历史》（The Enduring Memory: Time and History in a French Village）便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