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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和儒学》收集了中国当代着名学着金观涛、刘青峰自1988年至1996年发表的十六篇论文，主题是讨论中国共产党文化与儒家大传统的联系。

　　今年正值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文革研究者终于发现：如果不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深层结构和展开方式，是不可能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在文革一代尚未进入历史时，已有不少人，甚至是学者，开始唱文革赞歌了。金观涛与刘青?在年轻时代经历了文革，直至今日，两人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大多源于对文革的思考。因此，本书对今天文革思想研究者或许会有启发。

　　今年正值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文革研究者终于发现：如果不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深层结构和展开方式，是不可能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在文革一代尚未进入历史时，已有不少人，甚至是学者，开始唱文革赞歌了。我们在年轻时代经历了文革，可以说，直至今日，我们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大多源于对文革的思考。因此，本书对今天文革思想研究者或许会有启发。

　　这本文集所收论文，大多是採用韦伯所说的「理解方法」去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即力图抽出其理念型（ideal type），并将其和儒学理念型比较，以揭示两者在深层思维模式上的同构。

《毛泽东思想和儒学》内文精摘：

百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及演变
我创造、我破坏。──普鲁东
一民族主义的迷思

　　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一种精神产生过如同民族主义那样的动员力量。但是，也没有一种情绪有如它那么互相矛盾、难以驾驭和变幻无常。一九○一年，章太炎从台湾、日本游学归来，受到他的老师俞樾的怒斥。在俞樾这样的正统儒者看来，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离开父母之邦就学于外夷是有违民族尊严的。而章太炎却没有接受老师的批评。他指出满清才是异族，排满乃是春秋大义所在；相反，西方和日本倒是为了达到排满可以借用的力量。俞樾和章太炎互相责难的根据均出自于民族主义。

　　事实上，类似的冲突几乎贯穿中国近现代史一切重大事变之中。晚清以正直儒生为主的清议派把洋务运动看作崇洋媚外是出于民族主义，辛亥革命中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动员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也是民族主义。只是清王朝从民族主义支持对象变成反对目标。一九二○年代后期，推翻清王朝的地方绅士和军人自身已变成民族主义革命扫荡的对象，他们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就在军阀被打倒后，发动北伐的国共两党立即开始了新的民族主义式的指摘。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共产党依靠苏俄有违于民族大义，而共产党则在一九四九年后称国民党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对对象在半个世纪中是这样反覆无常，很容易使得缺乏体验的人怀疑它没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成则王，败则寇」的政治斗争标签。例如白鲁恂(Lucian Pye)就认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没有美国民族主义那种以宪法、国旗等为符号的明确固定内容，因而是空洞的。但是白鲁恂却不能解释，为何一种空洞的可以加以任何解释的民族主义会成为普遍的动员力量。本文企图解剖中国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特有结构，它和中国社会佔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存在着内在关联。民族主义在一个世纪中内容的变化，并不断把它所依託的社会力量变为反对目标，正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变迁符合逻辑的结果。

作者简介

　　金观涛，1947年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研究。为大陆四大思想家之一。

　　刘青峰，196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与金观涛为夫妻，亦为学术研究搭档。
　　两人为中国当代着名学者，曾合作和分别出版《兴盛与危机》、《问题与方法集》、《我的哲学探索》、《新十日谈》等有关历史、哲学及文化研究着述十余种。其中，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兴盛与危机》被公认为是他们的代表作。

《西方哲学思潮的演变与当代启示》 书籍简介 本书旨在系统梳理自古希腊至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主流脉络，深入剖析不同历史时期核心思想流派的形成背景、主要观点及其相互间的继承与批判关系。全书共分为八个主要部分，层层递进，力求为读者构建一个清晰、立体的西方哲学全景图，并探讨这些经典思想在现代社会治理、伦理构建及个体存在等层面的深远影响与启示。 第一部分：源起与奠基——古希腊哲学的光辉（约 200 字） 本部分聚焦于西方哲学的摇篮——古希腊。我们将从米利都学派对“本原”（archē）的追问开始，展现自然哲学对世界本性的朴素探索。随后，重点阐述苏格拉底的伦理转向，他将哲学从对宇宙的关注引向对人的自身及德性的反思，开创了西方伦理学的先河。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关于“变”与“常”的辩证对立，构成了形而上学争论的初始母题。柏拉图的“理念论”构建了第一个宏大的二元世界观，为后世的宗教和理性主义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则以其严谨的逻辑学和对经验世界的系统分类，确立了科学思维的规范，其“实体”、“潜能与现实”等范畴至今仍是分析哲学的重要参照。 第二部分：信仰与理性——中世纪神学与经院哲学（约 180 字） 中世纪的思潮以基督教神学为主导，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本章详细考察了奥古斯丁如何融合柏拉图思想与基督教教义，建立“时间”与“城邦”的内在神学框架。随后，重点剖析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他巧妙地调和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与《圣经》的启示真理，提出了著名的“五路证明”，试图用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然而，奥卡姆的“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原则，则预示着对形而上学过度思辨的反叛，为文艺复兴的理性回归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觉醒与重构——文艺复兴与近代早期（约 220 字） 随着人本主义的兴起，哲学中心重新转向人及其认识能力。本部分首先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人文精神的再发现，以及自然科学的勃兴如何挑战旧有的宇宙观。近代哲学的两大阵营——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对垒构成了本章的核心。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确立了主体性哲学的基石，推崇天赋观念与演绎推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发展）。与之相对，洛克批判天赋观念，强调知识来源于感官经验；休谟则将经验主义推向怀疑论的极端，对因果律和形而上学的确定性提出了致命挑战，从而引发了哲学危机。 第四部分：综合与跨越——康德的批判哲学（约 150 字） 康德的哲学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关键性“哥白尼式革命”。本章深入解析《纯粹理性批判》，阐明康德如何通过区分现象界与物自体，调和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矛盾。他界定了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强调知识的先验结构性。在实践理性方面，康德的“绝对命令”确立了现代义务论伦理学的典范，将道德建立在普遍理性的法则之上，对后世的政治哲学和法律思想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第五部分：绝对精神与历史意志——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洪峰（约 180 字） 继承康德的遗产，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将哲学推向了宏大的系统建构阶段。本部分着重分析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他的“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的运动过程——被应用于描述整个历史、精神和逻辑的演化。黑格尔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其历史哲学将国家视为“绝对精神的现实”，影响了政治哲学、美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尽管其系统庞大的体系也招致了后来的反叛。 第六部分：工具与权力——对宏大叙事的反思（约 200 字） 十九世纪中后期，哲学开始对理性、进步和宏大系统产生深刻的怀疑。本章讨论了三位重要的反思者：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将其置于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异化理论，深刻影响了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尼采宣告“上帝之死”，批判了柏拉图主义的“彼岸世界”传统，提出了“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倡导个体价值的重估与超人哲学；而作为经验主义后期发展的实用主义（皮尔士、詹姆斯），则强调思想的“有效性”和实践后果，将真理与工具性关联起来。 第七部分：语言的转向与存在的追问——二十世纪的深刻分化（约 250 字） 二十世纪是西方哲学流派分化最为剧烈的时期。本部分首先探讨了分析哲学的兴起，以弗雷格和罗素为代表，通过逻辑分析和语言精确性，力图澄清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早期）。其次，重点考察现象学运动，胡塞尔寻求对意识的严格描述，摆脱心理学和自然主义的预设；海德格尔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此在”（Dasein）的追问，重新发掘了“存在”的意义，强调时间性与死亡对个体存在的塑造。与之相对，存在主义（萨特、加缪）则在个体自由、责任和荒谬性中，确立了战后欧洲的文化基调。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后期转向，对语言的日常使用及其“游戏规则”的考察，对分析哲学产生了反向修正。 第八部分：后现代的挑战与当代汇流（约 150 字） 本书的收尾部分关注当代思潮。结构主义（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对语言结构与符号系统的强调，为后结构主义（福柯、德里达）提供了批判的工具。福柯对知识、权力和主体性之间关系的解构，揭示了历史的偶然性；德里达的“解构”则挑战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中心主义与二元对立结构。最后，本书将简要介绍当代伦理学（如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心灵哲学（如功能主义）等交叉领域的发展，总结古典哲学命题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的解释可能性。 总结 本书不仅是一部哲学史的梳理，更是一次精神的漫游，它揭示了西方思想家们对世界、知识、价值和存在的永恒追问。通过对这些深刻思想的研读，读者将获得批判性思维的工具，理解现代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背后的深层逻辑，从而以更宽广的视角审视人类文明的演进。

　　一九九六年我们编完这本论文集并为它写导言时，深深感到思想史研究者的孤独。

　　当时，毛泽东去世二十年，中国早已进入一个与毛时代全然不同的全民热衷于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很少有人对研究毛泽东思想感兴趣。

　　这本编好的文集一搁就是十年。去年到台湾讲学，学界友人问起毛泽东思想的结构以及它和中国文化大传统究竟有何关联。我们想找自己十几年前发表的有关论文时，这才发现有些零散的文章竟很难找到了。这时，我们把这本打包十年、压在柜底的论文集又拿了出来，或许它的出版是有意义的。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简洁大气，厚重的纸张散发着油墨的清香，让人一看便知其分量。当我翻开第一页，就被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所笼罩。作者并没有急于抛出宏大的理论，而是从毛泽东青年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初步接触和思考讲起。这段早期经历，对于理解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书中细致地梳理了毛泽东在学生时代阅读的古籍，以及他早年文章中流露出的对孔孟之道的初步理解和批判。这部分内容十分详实，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文献，仿佛带领我回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亲眼见证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如何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中孕育思想的种子。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分析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时，那种抽丝剥茧般的细致。他并没有简单地将毛泽东视为全盘否定儒学的革命者，而是深入挖掘了毛泽东在批判中保留、在继承中发展的复杂过程。读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他并非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深刻体察民情、不断反思求索的思想巨人。书中对于毛泽东早期著作的解读，充满了新意，让我对毛泽东思想的起源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评分☆☆☆☆☆

阅读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作者在剖析毛泽东思想与儒学关系时的严谨和深入。书中并非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层面，而是通过大量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毛泽东的论述，来印证他的观点。我特别欣赏作者对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家思想态度的演变的分析。从早期的批判，到革命战争时期的灵活运用，再到建国后的某种程度上的反思，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 nuanced 的解读。书中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儒家思想中的某些积极成分，例如对人民的关怀、对社会秩序的重视，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集体主义精神，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作者也毫不避讳地指出毛泽东在批判儒家思想时所持的坚决立场，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差异。这种客观、平衡的论述，让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而是一个不断发展、自我革新的思想体系，其中既有激进的革命性，也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评分☆☆☆☆☆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焦点转向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其中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并非生硬地将二者并列，而是巧妙地运用比较和对照的手法，揭示了毛泽东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某些精华，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升华。我尤其对书中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论述印象深刻。作者通过分析毛泽东在处理国内外各种复杂矛盾时所运用的辩证思维，巧妙地将其与儒家“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等思想中的辩证智慧相联系。这种联系并非牵强附会，而是建立在对二者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书中对于“实事求是”原则的解读，更是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哲学观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思想的毛泽东，他的思想体系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这种宏大的叙事视角，以及对细节的精准把握，让我受益匪浅。

评分☆☆☆☆☆

整本书读下来，我感觉受益匪浅。作者的叙述风格大气而细腻，既有宏观的历史视野，又不乏微观的细节考证。他对于毛泽东思想与儒学之间关系的阐释，绝非简单的概念堆砌，而是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将复杂的理论和历史事件娓娓道来。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辩证法”的讨论，作者将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对矛盾的深刻理解，与儒家哲学中“物极必反”、“祸福相依”等朴素辩证思想进行对比，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对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潜在影响。同时，作者也清晰地指出了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例如在价值观、阶级立场、以及最终目标上的差异。这种既肯定联系，又强调区别的论述方式，使得全书的观点更加客观和全面。这本书不仅让我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它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细细体味的重要著作。

评分☆☆☆☆☆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启发，在于它打破了我以往对“毛泽东思想”和“儒学”二元对立的简单认知。作者通过大量的例证和细致的逻辑分析，证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内在联系。我尤其对书中关于“集体主义”的探讨感到兴趣。毛泽东思想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某些方面与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家国情怀”、“克己奉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其出发点和目的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作者通过对两者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表现进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他并非全盘照搬儒家的思想，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将其融入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读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在历史洪流中，不断与传统对话、与时代碰撞的思想家，他的智慧之光，穿越时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