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与弔诡:萨依德与巴伦波因对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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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书收录萨依德和巴伦波英自1995起有关音乐、社会、文学、政治与文化的六篇对话录。巴勒斯坦人的萨依德,与犹太裔的巴伦波英(现任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与柏林德国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都酷爱音乐,对文化的看法也相契,双方针对彼此的移民经验,对文化与政治的关心,主张以巴双方应认知彼此的存在与历史,以达到和平共存的目标。两个好友有感而发,无所不谈,于是有了发人深省的系列对谈。这本动人的书是这两个伟大心灵之间的理念交流,深刻、充满感情、激动人心。六篇对话录的范围甚广,举凡文学、音乐、政治……无所不包,并由两人共同的友人、卡耐基音乐厅的艺术顾问古策里米安编辑而成,是萨依德第一本与音乐人士对谈的专书。

作者简介

萨伊德

  曾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着有二十一本书,包括曾获国家书评奖的《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和平进程的终止》、《权力、政治与文化》;以及《乡关何处》。

巴伦波因

  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德国柏林歌剧院音乐总监。他在七岁就以钢琴家的身分登台,公开演出。他在西元两千年庆祝他演奏生涯五十週年纪念,在全球举办系列音乐会,高潮是在纽约市卡内基厅演奏贝多芬全套交响曲与钢琴协奏曲。他从一九八一年就参与拜鲁特音乐节的演出。

编者简介

亚拉.古策里米安

  卡内基厅资深主任与艺术顾问。他曾负责洛杉矶爱乐、亚斯本音乐节暨学校的艺术行政,也是加州欧杰艺术节的艺术总监。以乐评家、作家、广播节目制作人的身分活跃,最近还在克利夫兰管弦乐团、萨尔兹堡艺术节和耶路撒冷音乐中心发表多场演讲。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本书中有两次对谈是在纽约的听众面前进行的,因而会有想让听众保持兴趣的味道。最早的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十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勒剧场(Miller Theater)举行的,那次是以理查.华格纳(Richard Wagner)为题所举行的一场週末学术研讨会。

  当初的想法是想利用巴伦波因在纽约小留数日的机会,请他公开谈谈他在拜鲁特(Bayreuth)、芝加哥、萨尔兹堡等地,指挥华格纳的作品多年的想法。让这场对谈更有价值的是,丹尼尔是参与这次会议唯一的一位音乐家,让这个原本是纯粹的学术场合增添了重要而实际的面向。

  五年之后,我们共同的朋友、卡内基中心艺术顾问古策里米安安排、主持了另一场公开的对谈。当时丹尼尔率领芝加哥交响乐团在卡内基中心演出系列音乐会,我们利用没有排音乐会的空档,在魏尔独奏厅(Weill Recital Hall)进行对谈。

  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九五年那次对谈华格纳,而且都受益匪浅,所以我们在那五年之间继续碰面,只要我们刚好都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停留得够久,我们就会利用这宝贵的机会谈谈音乐、文化和政治,留下录音。(这些对谈都是在九一一之前进行的。)

  起先我们就是这么谈了起来,放一台录音机,默默转动着。虽然这些对谈断断续续,时而在纽约,一九九九年八月在威玛,但我们发现有一些主题不断出现,反映了我们各自在专业上所关切的事物──丹尼尔是钢琴家、指挥,我自己则是教师、作家,音乐在我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部份。

  于是最后我们录了远比本书所用的内容还要多很多的录音带,原因很简单,重复、迟疑,有时是很辛苦地试着探索一个新主题的缓慢过程,还有我们在私底下的谈话,势必是迂回的。没有听众在场,不需要去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或是取悦他们。我们两个私交甚笃,有很多共同关心的事物(丹尼尔是以色列人,我则是巴勒斯坦人,我们都很关注奥斯陆和平协定的进程,但各有不同的期待,看法观点也不同,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如此),我们一起来探索彼此之间的唿应与矛盾之处,譬如像我们这样用不自觉的方式来进行这件事,其中有什么问题?后来,把我们的对谈记录出版的想法引起了一些朋友和编辑的注意,我们就想,如果能说服一个我们都认识的朋友来加入我们,让彼此的讨论能有所依归,而且这人要很懂音乐,也要了解我们两个人的世界,要是这样就太好了。

  古策里米安在二○○○年十二月加入对谈,一切都变得更好。当时我要一面接受癌症治疗,一面还要继续在哥大教书,而丹尼尔正在卡内基厅指挥柏林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出全套贝多芬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他亲自担任独奏)。我们找时间,连续几天都安排几小时的讨论(由古策里米安来引导),谈的多半是贝多芬。

  丹尼尔在那个星期中一一演奏了西方音乐中的瑰宝(有些人会说这是唯一的杰作),我能抛砖引玉,从这位如日中天的大艺术家身上激出一些他对音乐的反思,是一件少见的美事。丹尼尔这个人不拘俗套,不爱浮夸,在讨论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想,在我们讨论时,我们都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时时响起,不间歇、充满戏剧性、复杂多端、张力无穷。

  读者手中所拿的这本书,内容是古策里米安从这些繁浩、火花时现的对话中挑选出来的。因此,读者万万不可将我们的看法当成就音乐所发表的音乐学、美学的权威定见,尤其是关于贝多芬的部份,这只是一份记录,记录了丹尼尔连续一个多星期演奏了贝多芬的重要管弦乐曲和协奏曲,加上亚拉和我听了这些音乐会之后所挑起的关切点与主题。

  大概是八年前,丹尼尔刚指挥完华格纳的《崔斯坦与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那次演出光彩夺目。演出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去吃顿饭,我记得很清楚,我问了丹尼尔,音乐还会不会继续在他的耳际响起(因为我会)。我还说了一句:「其实呢,我停不下来,一直会听到那极其浪漫而大胆的声响;简直要把我逼疯。」「不,」他毫不含煳地回答,「我就把它切断了,此刻我在跟你说话、吃饭。」他的确似乎是这么做的,不过呢,演出的玄祕、记忆和绕樑不绝的声音却盘据在我心头,久久不已。

  我们在席间还尽可能讨论了《崔斯坦与伊索德》那几乎叫人窒息的孤绝世界,我并未被说服,他就这么结束了《崔斯坦与伊索德》。我们的交谈时而开玩笑、时而非常严肃,但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做两件事:我在试着了解他在《崔斯坦》里头做了什么、如何去做,这是我才亲眼见到而且能记得的,只是我用的是非常间接迂回的方式;第二件事是我也试着在我自己的工作里头找看看有何堪比拟之处,好让我了解他做的事。我也应该说,我这辈子一直是个认真的业余音乐家和钢琴家,而这种机遇最后变成一段对我们都意义重大的友谊。

  我希望这些记录形诸笔墨、经过去芜存菁之后,读者也能喜欢其中有些对话。书中内容不是对艺术与生命的本质所做的学术或专业讨论,也不是关于艺术家和音乐这一行的流言蜚语,这种东西的数量已经太多了。

  我们希望提供读者的是两个积极活跃的个人,面对面所做的随兴互动,这两人既是好朋友,都过着充实而忙碌的生活,彼此以各种出乎意料、(我们认为)发人深省的方式交会着。我们的目的是要以亲近、投入的方式,分享彼此的想法,也和那些身处音乐、文化、政治融为一个整体之中的人来分享。这个整体是我们两个都无法完整叙述的,但我们请读者、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挖掘。毕竟,书中所载都是对话,而非论文,而对话的本质就是让参与其中的人聚精会神,有时竟然连说这话的人也会感到惊讶。

                                    萨伊德

                                      二○○二年三月于纽约

图书试读

开场白
亚拉.古策里米安(Ara Guzelimian)

「你一定得见见我的朋友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

丹尼尔.巴伦波因(Daniel Baremboim)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和我才第一次深谈了我们认识的人,当时我们正在进行卡内基厅的「展望」(Perspectives)计画,这个案子旨在挖掘巴伦波因在音乐上各方面的兴趣,探询多方合作的可能。他对身旁的大小事物有无尽的好奇,开始问我的身世。当他得知我的家族来自中东时,便坚持马上要介绍我和萨伊德认识。

萨伊德和巴伦波因有十年的交情。一九九○年代初,两人在伦敦的饭店大厅巧遇,就此展开合作,成果斐然。两人对音乐与思想的热爱当然是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的力量,但两个人成长背景的唿应也是背后推动的力量。两人都来自复杂、彼此交叠的文化。

萨伊德生在耶路撒冷一个巴勒斯坦家庭,但是成长岁月多在开罗渡过,与家族的根源已经有所隔阂了。这个阿拉伯家庭相当英国化,信奉基督教,却住在一个多是穆斯林的社会,这可说是一种错置。而爱德华到了美国又是一次错置,十几岁的他被送到寄宿学校。就连他的父亲瓦迪.萨伊德(Wadie Said),出身也很复杂。在爱德华出生之前,父亲也曾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得到美国公民的身分,甚至在回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前,还入美国陆军当过兵。在很多中东家族身上,都可轻易看到这种四处漂荡的特质。

巴伦波因的背景也同样复杂。他生在一个阿根廷的犹太家庭,在祖父那一代从俄罗斯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人在此人口兴旺,当时是全世界犹太人第三多的城市。后来巴伦波因随父母举家迁往刚建国的以色列,从那之后,他先后在伦敦、巴黎、耶路撒冷、芝加哥和柏林落脚。

在两人身上,音乐都是型塑、固定其性格的力量,唱片和二次战后在开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如雨后春笋的音乐生活更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当巴伦波因介绍我和萨伊德认识,我马上就觉得我的出身背景和萨伊德居然如此唿应。我生在开罗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家,而我一些最早的记忆都和音乐有关──我哥哥上钢琴课,会弹巴哈的创意曲,或是全家都上改建前的开罗歌剧院(Cairo Opera House)(威尔第的《阿依达》就是为这座歌剧院而写)去听音乐会,我记得我看过一架白色钢琴,装饰缛丽,据说是法鲁克国王(King Faouk)所拥有。我父母听过一些足堪记忆的音乐会和歌剧,十几岁的萨伊德也听过,其实呢,爱德华父亲所拥有的那家文具店,家母还记得很清楚。

萨伊德如今是一位极具影响力、颇见新意的智识人物,评论文学与文化、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一针见血,特别是在东方主义的探讨,他在这个领域属于斩荆辟棘的先驱人物。中东冲突不断,萨伊德也是这方面最有力、慷慨激昂的评论家。但是在他的智性生活与个人生活中,音乐仍然是重心所在。他以音乐为题,写了许多文章,他本身也是一位技巧完备的钢琴家。
巴伦波因身为芝加哥交响乐团和国立柏林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在乐坛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也是有史以来录音最多的音乐家,早在十几岁就灌录第一次录音,迄今已经超过五十年。他挺身而出无数次,公开在以色列倡议演奏华格纳的作品,与德国文化政治中挥之不去的反犹幽灵奋战,也成为在巴勒斯坦西岸演出最早、也最有名的以色列音乐家(说来也不令人意外,这项邀约是由萨伊德所安排)。

巴伦波因和萨伊德的友谊,成果丰硕,众所得见。一九九九年,以色列和阿拉伯的音乐家齐聚德国的威玛,这是歌德诞生两百五十週年的纪念活动之一,之所以会有这次大胆的实验,这两人是很重要的因素。后来,威玛工作坊又在德国和芝加哥办过。巴伦波因在芝加哥以音乐会的形态演出贝多芬的歌剧《费黛里奥》(Fidelio),串场的说明就是萨伊德撰写的,后来巴伦波因和柏林歌剧院录制这出歌剧,萨伊德也在乐曲解说中写了专文。他们以各式音乐话题,有过公开对谈无数,其中有两次就是本书的起点。

本书中所进行的对谈,进行的时间先后达五年之久。这两个极具创造力的心灵随意之所至,本书仅取一瓢,也势必要经过一番去芜存菁。
我首先要感谢萨伊德和巴伦波因,不管是亲身接触他们,还是透过文字,都予我极大的愉快。我们三人也要对编辑雪莉.华格纳(Shelly Wagner)的鼓励与法眼表达谢意。夏普(Patrick Sharpe)把对谈录音整理成文字,佛利堡(David Freedberg)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义大利楼(Casa Italiana)的奈丝波丽(Francesca Nespoli)提供场地,作为几次对谈之用,在此一併致谢。伊斯塔巴第(Zaineb Istrabadi)、法伊(Sandra Fahy)、德佛曼(John Deverman)和魏克麦斯特(Antje Werkmeister)多方协助,尤其是在萨伊德和巴伦波因不断旅行的情形下,安排我们三人定期接触。佛格尔(Henry Fogel)、葛利尧夫(Osvaldo Golijov)、倪许拉格(Alexa Nieschlag)和塔诺波斯基(Matias Tarnopolsky)在本书各个不同的阶段,都提出了有用的建议和修正。最后,我始终都感谢拙妻珍(Jan)和犬子艾利(Alex),因为他们的爱,还有提供餐桌来堆放如山的手稿。

二○○二年二月六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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