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与弔诡:萨依德与巴伦波因对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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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书收录萨依德和巴伦波英自1995起有关音乐、社会、文学、政治与文化的六篇对话录。巴勒斯坦人的萨依德,与犹太裔的巴伦波英(现任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与柏林德国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都酷爱音乐,对文化的看法也相契,双方针对彼此的移民经验,对文化与政治的关心,主张以巴双方应认知彼此的存在与历史,以达到和平共存的目标。两个好友有感而发,无所不谈,于是有了发人深省的系列对谈。这本动人的书是这两个伟大心灵之间的理念交流,深刻、充满感情、激动人心。六篇对话录的范围甚广,举凡文学、音乐、政治……无所不包,并由两人共同的友人、卡耐基音乐厅的艺术顾问古策里米安编辑而成,是萨依德第一本与音乐人士对谈的专书。

作者简介

萨伊德

  曾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着有二十一本书,包括曾获国家书评奖的《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和平进程的终止》、《权力、政治与文化》;以及《乡关何处》。

巴伦波因

  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德国柏林歌剧院音乐总监。他在七岁就以钢琴家的身分登台,公开演出。他在西元两千年庆祝他演奏生涯五十週年纪念,在全球举办系列音乐会,高潮是在纽约市卡内基厅演奏贝多芬全套交响曲与钢琴协奏曲。他从一九八一年就参与拜鲁特音乐节的演出。

编者简介

亚拉.古策里米安

  卡内基厅资深主任与艺术顾问。他曾负责洛杉矶爱乐、亚斯本音乐节暨学校的艺术行政,也是加州欧杰艺术节的艺术总监。以乐评家、作家、广播节目制作人的身分活跃,最近还在克利夫兰管弦乐团、萨尔兹堡艺术节和耶路撒冷音乐中心发表多场演讲。

《现代性、权力与文化批判:西方思想的交锋》 本书汇集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界两位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深度对谈与文本分析,旨在剖析现代性语境下权力结构、知识生产与文本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全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系统梳理了后殖民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前沿思潮的核心议题,为理解当代文化政治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框架。 本书内容不涉及《并行与悖论:萨义德与巴伦波因对谈录》的任何主题或人物。 --- 第一部分:现代性的批判与知识的建构 本书首先聚焦于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建构的本质,考察其内在的矛盾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机制。 第一章:启蒙的遗产与理性的阴影 本章深入探讨了启蒙运动的哲学遗产,分析了康德、卢梭等思想家所确立的理性主体性观念。然而,与乐观的启蒙叙事相对,本书着重探讨了“理性”在实践中如何异化为工具理性,成为西方霸权扩张的隐秘驱动力。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再解读,我们揭示了“绝对精神”的实现过程,在何种程度上是以牺牲他者的存在为代价的。重点分析了技术理性对人文学科的侵蚀,以及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既是理性的捍卫者,也可能是权力体系的维护者。 第二章:知识的谱系与权力的话语 本章以米歇尔·福柯的“知识-权力”(Savoir-Pouvoir)理论为核心参照,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知识生产的谱系学分析。我们考察了从医学、精神分析到监狱制度等一系列“真理”体系的形成过程,揭示了这些体系并非纯粹客观的发现,而是特定历史时期内权力运作的结果。书中详细辨析了“规训社会”的概念,分析了现代社会如何通过精细化的技术和机制,对个体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和塑形。特别关注了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对“常识”的界定,来巩固和合法化既有的社会等级。 第三章:东方学批判的理论前提 本部分承接并拓展了对知识建构的批判,转而聚焦于“他者”的表征问题。尽管本书不涉及萨义德的具体著作,但本章探讨了西方中心主义如何通过学科化的“东方学”构建起一套稳定的二元对立结构(西方/东方,文明/野蛮)。我们分析了这种学科化知识的内在逻辑:它倾向于将研究对象固定化、本质化,从而服务于外部的政治与经济控制。书中对早期人类学和地理学文本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了语言和叙事是如何预先设定了被观察者的命运。 --- 第二部分:解构与文本的无限延异 本部分侧重于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探讨语言的内在不确定性如何挑战既有的意义结构和形而上学基础。 第四章:书写与“在场”的缺席 本章全面介绍了雅克·德里达的解构理论,重点阐释了“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我们细致区分了“延异”与传统哲学中对“差异”(Difference)的理解,强调它如何同时指涉空间上的“推迟”和时间上的“区别”。书中通过对索绪尔语言学基本假设的批判性考察,论证了“能指”(signifier)的无限滑动性,指出任何意义的确定性都只是一种暂时的、文本内部的“中心”。讨论了“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结构,并展示了解构如何通过揭示文本的内在矛盾和边缘声音来瓦解这一中心。 第五章:文本的循环与无限阐释 本章深入探讨了解构在文本阐释学中的应用。我们拒绝了传统的“意图论”解读方式,转而关注文本本身在其自身结构中暴露出的裂隙。书中引入了“文本之外别无他物”(Il n’y a pas de hors-texte)这一论断的语境化理解,并非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而是强调所有我们能够谈论的世界,都已经被语言的结构所中介和形塑。通过对古典哲学文本中关键隐喻的解构分析,展示了意义是如何在一次次转喻和隐喻的循环中被生产和颠覆的。 第六章:道德的二元性与超越他者 本章将解构转向伦理学领域,探讨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如何思考“他者”的伦理地位。我们分析了德里达晚期关于“宽恕”、“接待”(Hospitality)和“正义”的论述。书中辩证地考察了“正义”概念的不可完成性——正义要求我们超越现存的法律和规范(即“法”),但这种超越又必须依赖于“法”的结构。本章的核心在于展现解构如何同时维护对“绝对他者”的开放性,以及承认所有现存结构(包括语言和伦理结构)的内在局限性。 --- 第三部分:理论的交汇与当代文化政治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致力于将前两部分的理论工具应用于当代文化现象的分析,探讨知识分子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角色与责任。 第七章:文化研究中的结构与主体 本章考察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文化研究领域内部的分歧与对话。我们分析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如何被应用于大众文化分析,以及随后的反结构主义倾向如何挑战了先前对文化霸权解释的稳定性。重点讨论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从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到福柯式的“主体建构”,以及文化批评如何试图在既定的权力网络中开辟出“能动性”的空间。 第八章: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生产与反抗 本章将理论视角投向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我们探讨了跨国资本、媒体技术和文化商品如何共同构成新的权力景观。书中分析了信息爆炸时代“后真相”(Post-truth)现象的深层结构,认为其根源在于对传统真理权威的系统性解构所遗留下的意义真空,以及新的权力主体如何利用这种真空进行操纵。本章呼吁构建一种“审慎的批判性”,既不沉溺于虚无主义,也不盲目回归旧有的确定性。 第九章:知识分子的在场与缺席 全书的总结部分,探讨了在去中心化的知识环境中,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我们考察了专业化、学术化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削弱作用,以及当代公共领域被媒体和技术平台所重塑的现实。本书强调,真正的批判性不在于提供一套新的、终极的理论体系,而在于持续地保持对既有范畴的警惕,对语言的限制保持敏感,并在任何既定的知识权力结构边缘地带进行富有张力的对话与介入。 --- 结语:通往批判的永恒张力 本书旨在呈现一场思想上的持续交锋:理性批判与文本解构之间的张力,权力分析与伦理责任之间的拉锯。它并非提供一套完整的答案,而是力求精确地描摹出当代西方思想在面对现代性遗留问题时所经历的深刻智识历程。读者将通过阅读本书,获得一套用于审视和拆解复杂文化现象的精细工具。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本书中有两次对谈是在纽约的听众面前进行的,因而会有想让听众保持兴趣的味道。最早的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十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勒剧场(Miller Theater)举行的,那次是以理查.华格纳(Richard Wagner)为题所举行的一场週末学术研讨会。

  当初的想法是想利用巴伦波因在纽约小留数日的机会,请他公开谈谈他在拜鲁特(Bayreuth)、芝加哥、萨尔兹堡等地,指挥华格纳的作品多年的想法。让这场对谈更有价值的是,丹尼尔是参与这次会议唯一的一位音乐家,让这个原本是纯粹的学术场合增添了重要而实际的面向。

  五年之后,我们共同的朋友、卡内基中心艺术顾问古策里米安安排、主持了另一场公开的对谈。当时丹尼尔率领芝加哥交响乐团在卡内基中心演出系列音乐会,我们利用没有排音乐会的空档,在魏尔独奏厅(Weill Recital Hall)进行对谈。

  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九五年那次对谈华格纳,而且都受益匪浅,所以我们在那五年之间继续碰面,只要我们刚好都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停留得够久,我们就会利用这宝贵的机会谈谈音乐、文化和政治,留下录音。(这些对谈都是在九一一之前进行的。)

  起先我们就是这么谈了起来,放一台录音机,默默转动着。虽然这些对谈断断续续,时而在纽约,一九九九年八月在威玛,但我们发现有一些主题不断出现,反映了我们各自在专业上所关切的事物──丹尼尔是钢琴家、指挥,我自己则是教师、作家,音乐在我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部份。

  于是最后我们录了远比本书所用的内容还要多很多的录音带,原因很简单,重复、迟疑,有时是很辛苦地试着探索一个新主题的缓慢过程,还有我们在私底下的谈话,势必是迂回的。没有听众在场,不需要去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或是取悦他们。我们两个私交甚笃,有很多共同关心的事物(丹尼尔是以色列人,我则是巴勒斯坦人,我们都很关注奥斯陆和平协定的进程,但各有不同的期待,看法观点也不同,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如此),我们一起来探索彼此之间的唿应与矛盾之处,譬如像我们这样用不自觉的方式来进行这件事,其中有什么问题?后来,把我们的对谈记录出版的想法引起了一些朋友和编辑的注意,我们就想,如果能说服一个我们都认识的朋友来加入我们,让彼此的讨论能有所依归,而且这人要很懂音乐,也要了解我们两个人的世界,要是这样就太好了。

  古策里米安在二○○○年十二月加入对谈,一切都变得更好。当时我要一面接受癌症治疗,一面还要继续在哥大教书,而丹尼尔正在卡内基厅指挥柏林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出全套贝多芬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他亲自担任独奏)。我们找时间,连续几天都安排几小时的讨论(由古策里米安来引导),谈的多半是贝多芬。

  丹尼尔在那个星期中一一演奏了西方音乐中的瑰宝(有些人会说这是唯一的杰作),我能抛砖引玉,从这位如日中天的大艺术家身上激出一些他对音乐的反思,是一件少见的美事。丹尼尔这个人不拘俗套,不爱浮夸,在讨论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想,在我们讨论时,我们都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时时响起,不间歇、充满戏剧性、复杂多端、张力无穷。

  读者手中所拿的这本书,内容是古策里米安从这些繁浩、火花时现的对话中挑选出来的。因此,读者万万不可将我们的看法当成就音乐所发表的音乐学、美学的权威定见,尤其是关于贝多芬的部份,这只是一份记录,记录了丹尼尔连续一个多星期演奏了贝多芬的重要管弦乐曲和协奏曲,加上亚拉和我听了这些音乐会之后所挑起的关切点与主题。

  大概是八年前,丹尼尔刚指挥完华格纳的《崔斯坦与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那次演出光彩夺目。演出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去吃顿饭,我记得很清楚,我问了丹尼尔,音乐还会不会继续在他的耳际响起(因为我会)。我还说了一句:「其实呢,我停不下来,一直会听到那极其浪漫而大胆的声响;简直要把我逼疯。」「不,」他毫不含煳地回答,「我就把它切断了,此刻我在跟你说话、吃饭。」他的确似乎是这么做的,不过呢,演出的玄祕、记忆和绕樑不绝的声音却盘据在我心头,久久不已。

  我们在席间还尽可能讨论了《崔斯坦与伊索德》那几乎叫人窒息的孤绝世界,我并未被说服,他就这么结束了《崔斯坦与伊索德》。我们的交谈时而开玩笑、时而非常严肃,但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做两件事:我在试着了解他在《崔斯坦》里头做了什么、如何去做,这是我才亲眼见到而且能记得的,只是我用的是非常间接迂回的方式;第二件事是我也试着在我自己的工作里头找看看有何堪比拟之处,好让我了解他做的事。我也应该说,我这辈子一直是个认真的业余音乐家和钢琴家,而这种机遇最后变成一段对我们都意义重大的友谊。

  我希望这些记录形诸笔墨、经过去芜存菁之后,读者也能喜欢其中有些对话。书中内容不是对艺术与生命的本质所做的学术或专业讨论,也不是关于艺术家和音乐这一行的流言蜚语,这种东西的数量已经太多了。

  我们希望提供读者的是两个积极活跃的个人,面对面所做的随兴互动,这两人既是好朋友,都过着充实而忙碌的生活,彼此以各种出乎意料、(我们认为)发人深省的方式交会着。我们的目的是要以亲近、投入的方式,分享彼此的想法,也和那些身处音乐、文化、政治融为一个整体之中的人来分享。这个整体是我们两个都无法完整叙述的,但我们请读者、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挖掘。毕竟,书中所载都是对话,而非论文,而对话的本质就是让参与其中的人聚精会神,有时竟然连说这话的人也会感到惊讶。

                                    萨伊德

                                      二○○二年三月于纽约

图书试读

开场白
亚拉.古策里米安(Ara Guzelimian)

「你一定得见见我的朋友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

丹尼尔.巴伦波因(Daniel Baremboim)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和我才第一次深谈了我们认识的人,当时我们正在进行卡内基厅的「展望」(Perspectives)计画,这个案子旨在挖掘巴伦波因在音乐上各方面的兴趣,探询多方合作的可能。他对身旁的大小事物有无尽的好奇,开始问我的身世。当他得知我的家族来自中东时,便坚持马上要介绍我和萨伊德认识。

萨伊德和巴伦波因有十年的交情。一九九○年代初,两人在伦敦的饭店大厅巧遇,就此展开合作,成果斐然。两人对音乐与思想的热爱当然是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的力量,但两个人成长背景的唿应也是背后推动的力量。两人都来自复杂、彼此交叠的文化。

萨伊德生在耶路撒冷一个巴勒斯坦家庭,但是成长岁月多在开罗渡过,与家族的根源已经有所隔阂了。这个阿拉伯家庭相当英国化,信奉基督教,却住在一个多是穆斯林的社会,这可说是一种错置。而爱德华到了美国又是一次错置,十几岁的他被送到寄宿学校。就连他的父亲瓦迪.萨伊德(Wadie Said),出身也很复杂。在爱德华出生之前,父亲也曾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得到美国公民的身分,甚至在回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前,还入美国陆军当过兵。在很多中东家族身上,都可轻易看到这种四处漂荡的特质。

巴伦波因的背景也同样复杂。他生在一个阿根廷的犹太家庭,在祖父那一代从俄罗斯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人在此人口兴旺,当时是全世界犹太人第三多的城市。后来巴伦波因随父母举家迁往刚建国的以色列,从那之后,他先后在伦敦、巴黎、耶路撒冷、芝加哥和柏林落脚。

在两人身上,音乐都是型塑、固定其性格的力量,唱片和二次战后在开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如雨后春笋的音乐生活更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当巴伦波因介绍我和萨伊德认识,我马上就觉得我的出身背景和萨伊德居然如此唿应。我生在开罗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家,而我一些最早的记忆都和音乐有关──我哥哥上钢琴课,会弹巴哈的创意曲,或是全家都上改建前的开罗歌剧院(Cairo Opera House)(威尔第的《阿依达》就是为这座歌剧院而写)去听音乐会,我记得我看过一架白色钢琴,装饰缛丽,据说是法鲁克国王(King Faouk)所拥有。我父母听过一些足堪记忆的音乐会和歌剧,十几岁的萨伊德也听过,其实呢,爱德华父亲所拥有的那家文具店,家母还记得很清楚。

萨伊德如今是一位极具影响力、颇见新意的智识人物,评论文学与文化、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一针见血,特别是在东方主义的探讨,他在这个领域属于斩荆辟棘的先驱人物。中东冲突不断,萨伊德也是这方面最有力、慷慨激昂的评论家。但是在他的智性生活与个人生活中,音乐仍然是重心所在。他以音乐为题,写了许多文章,他本身也是一位技巧完备的钢琴家。
巴伦波因身为芝加哥交响乐团和国立柏林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在乐坛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也是有史以来录音最多的音乐家,早在十几岁就灌录第一次录音,迄今已经超过五十年。他挺身而出无数次,公开在以色列倡议演奏华格纳的作品,与德国文化政治中挥之不去的反犹幽灵奋战,也成为在巴勒斯坦西岸演出最早、也最有名的以色列音乐家(说来也不令人意外,这项邀约是由萨伊德所安排)。

巴伦波因和萨伊德的友谊,成果丰硕,众所得见。一九九九年,以色列和阿拉伯的音乐家齐聚德国的威玛,这是歌德诞生两百五十週年的纪念活动之一,之所以会有这次大胆的实验,这两人是很重要的因素。后来,威玛工作坊又在德国和芝加哥办过。巴伦波因在芝加哥以音乐会的形态演出贝多芬的歌剧《费黛里奥》(Fidelio),串场的说明就是萨伊德撰写的,后来巴伦波因和柏林歌剧院录制这出歌剧,萨伊德也在乐曲解说中写了专文。他们以各式音乐话题,有过公开对谈无数,其中有两次就是本书的起点。

本书中所进行的对谈,进行的时间先后达五年之久。这两个极具创造力的心灵随意之所至,本书仅取一瓢,也势必要经过一番去芜存菁。
我首先要感谢萨伊德和巴伦波因,不管是亲身接触他们,还是透过文字,都予我极大的愉快。我们三人也要对编辑雪莉.华格纳(Shelly Wagner)的鼓励与法眼表达谢意。夏普(Patrick Sharpe)把对谈录音整理成文字,佛利堡(David Freedberg)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义大利楼(Casa Italiana)的奈丝波丽(Francesca Nespoli)提供场地,作为几次对谈之用,在此一併致谢。伊斯塔巴第(Zaineb Istrabadi)、法伊(Sandra Fahy)、德佛曼(John Deverman)和魏克麦斯特(Antje Werkmeister)多方协助,尤其是在萨伊德和巴伦波因不断旅行的情形下,安排我们三人定期接触。佛格尔(Henry Fogel)、葛利尧夫(Osvaldo Golijov)、倪许拉格(Alexa Nieschlag)和塔诺波斯基(Matias Tarnopolsky)在本书各个不同的阶段,都提出了有用的建议和修正。最后,我始终都感谢拙妻珍(Jan)和犬子艾利(Alex),因为他们的爱,还有提供餐桌来堆放如山的手稿。

二○○二年二月六日于纽约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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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并行与弔诡》给我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它暗示了一种复杂而深刻的动态关系。我对于萨依德的著作一直抱有极大的敬意,他的思想如同深邃的海洋,总能引发我不断的思考。而巴伦波因,一位在音乐领域享有盛誉的指挥家,同时也是一位积极的和平倡导者,他的艺术才华与社会责任感的结合,本身就充满了引人入胜的魅力。这两位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专业领域的人物,他们的对话究竟会触及哪些层面?我设想,萨依德可能会从他一贯的批判性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文化、权力与身份的相互作用,而巴伦波因则可能从艺术创作和跨文化交流的实践经验出发,分享他对于理解、共存以及打破隔阂的见解。我期待他们能够在一个超越学科藩篱的平台上,共同探讨那些人类社会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比如不同文明的对话困境,以及在充满冲突的世界中,艺术和知识能否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种跨领域的思想碰撞,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启示,让我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理解世界,也或许能为我理解一些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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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对思想家的对话充满好奇,尤其当对话双方的领域和视角差异足够大的时候。萨依德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他的《东方学》是我的思想启蒙读物之一,他对西方如何构建“他者”的深刻剖析,至今让我受益匪浅。而巴伦波因,虽然我更多是从他指挥的音乐中认识他,但我也知道他对和平事业的投入,他对艺术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作用的信念。所以,当我看到这两个名字出现在同一本书的对话录中时,我感觉就像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高手在进行一场智慧的较量。我猜测,他们的对话一定不会是浅尝辄止的泛泛而谈,而是会深入到一些非常核心的问题。比如,文化身份的构建与解构,政治压迫与艺术反抗的张力,以及知识分子在混乱世界中的责任等等。我期待着萨依德能够运用他那精密的理论工具,剖析巴伦波因的艺术实践和社会关怀,而巴伦波因也必定会从他独特的艺术经验出发,回应萨依德的学术思考。这或许能带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看到理论与实践,学术与艺术,如何碰撞出更耀眼的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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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与弔诡”这个书名,让我脑海里浮现出无数种可能性。萨依德,这位文化理论的巨擘,他的批判性思维和对权力关系的洞察力,早已深刻影响了学术界。而巴伦波因,这位以其卓越的音乐指挥和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参与而闻名的人物,他的实践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这两位如此独特的人物之间的对话,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我好奇他们是否会探讨,在各自的领域中,是如何在看似相互独立甚至矛盾的路径上前进的?例如,萨依德在解构西方中心的叙事时,是否也认识到自身分析的局限性?而巴伦波因在推动音乐交流与和平时,又如何面对音乐本身可能被政治化的风险?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揭示出,他们在看似“并行”的人生轨迹中,是如何处理那些“弔诡”的张力,以及这些张力如何塑造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这可能是一次关于文化身份、政治立场、以及艺术与社会责任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剖析,它或许能帮助我理解,在当今这个日益碎片化和冲突化的世界里,个体如何在不同维度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出有力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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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最初吸引我的,是“并行”与“弔诡”这两个词。这让我联想到很多现实中的情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并存,却又彼此误解,形成难以逾越的隔阂;历史的进程似乎在重复,但又总有细微之处的差异,让人捉摸不透。萨依德和巴伦波因,这两位在各自领域都备受瞩目的人物,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思想方式,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这种“并行”又“弔诡”的状态?萨依德,作为一位来自被殖民视角下的知识分子,他对西方文化和权力关系的批判,无疑是对既定秩序的一种挑战。而巴伦波因,作为一位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地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他的艺术实践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弥合裂痕、寻求理解的尝试。他们的对话,会不会像是在两个平行世界里进行的对话,时而共振,时而碰撞?我更期待的是,他们能否在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中,找到某种共同的语言,或者至少,揭示出这些“弔诡”背后更深层的原因。这或许不是一本能提供简单答案的书,而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思维的盲点,也促使我们去思考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但可能并不公正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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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与弔诡:萨依德与巴伦波因对谈录》这个书名本身就足够引人遐想,它暗示了一种深刻的、可能充满张力的思想碰撞。当我知道这是文化评论巨匠爱德华·萨依德与杰出指挥家丹尼尔·巴伦波因的思想对话时,我的期待值更是飙升。萨依德,一位以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剖析东方主义而闻名于世的学者,他的文字犀利、洞见深刻,总能触及问题的本质,揭示隐藏在权力结构中的不平等。而巴伦波因,一位将音乐的热情与政治的关怀融为一体的艺术家,他不仅在音乐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更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地区积极推动和平与和解的文化项目。这两位跨越学科边界、拥有不同人生经历却都怀揣着对世界深刻反思的灵魂,他们的对话会是怎样的火花?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萨依德那种刨根问底式的理性分析,与巴伦波因那种从艺术情感出发、直抵人心的共情力量交织在一起。这本书,我相信不仅仅是关于学术的辩论,更是一次关于身份、文化、政治、以及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探索。它可能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去理解那些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现象,去寻找在复杂现实中前行的智慧。仅仅是想象,就已经让我迫不及待想要翻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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