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多年的古老晋商盛极而衰，在二十世纪初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其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晋商文化，已经永远汇聚入厚重的三晋文化遗产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前，我们努力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发掘和弘扬包括晋商文化在内的一切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晋商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文化内涵应当包括：重商立业，艰苦奋斗，诚信义利，崇尚和谐。

　　重商立业，就是崇商敬商爱商的态度，就是以商树立基业的观念。近代山西的一个家谱上这么说：「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是当尽一日之勤。……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

　　在山西人的眼中经商与其他行业一样，都是生活之需，是平等的职业。对晋商而言，观念更为超前。在他们看来，经商是最能荣宗耀祖的事业，也是最难学的本领。一些民谣、商谚反映了当时的观念和风气：「学商难于考状元」、「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

　　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可见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种观念和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清末举人刘大鹏说：「近年吾乡（太谷县）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晋商这种以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崇商敬商爱商的观念，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进步的文化，对于建设充满活力的现代商业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

　　晋商的艰苦奋斗，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利益驱动下，敢闯敢干敢吃苦敢为天下先的「走口外」精神。「走口外」精神，是一种闯荡市场、四海为家的精神，也是一种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的精神。历史上的山西商人无不是白手起家、背土离乡，经过艰苦奋斗，最终创出辉煌实业，成就了晋商的英名。尤其往来于「茶马之路」的山西商人，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商界的。

　　放眼四海，那时候山西商人好像无处不在。晋商就是用这样一种精神，佔据、分割、蚕食着国内甚至国际间的一块块市场。晋商自称，凡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明清时期，山西商帮的活动区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延伸到整个北部地方，可以说是足迹遍天下。「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商人的影子。从唿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的茅台酒厂，都有山西商人在酿造、出售。南起香港、印度加尔各答，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东到日本大坂、神户、横滨、朝鲜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足迹。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东北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的民谚，内蒙古流传「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的民谚，青海则有「先有亚益老，后有亚宁城」之说。

　　诚信是晋商文化的精髓。晋商在经营活动中笃守「信诚为本」，「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等商谚，都是晋商重视诚信的经验总结，并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

　　据载，绝大多数蒙古人都是认准晋商茶庄经营的某一种牌号的砖茶后，长期购用，一生不易。由于晋商出售的砖茶品质可靠，为蒙古人民信赖，他们平时还以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物资交换工具。祁县乔氏在包头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做生意以诚信为本，不图非分利润，在用户中威信很高，人们都愿购复盛公的商品。

　　着名作家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感叹说：「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殊不知这样的作为、这样的大手笔是建立在高度的诚信基础之上的。在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晋商有其独特的理念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崇尚以义制利。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是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倍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

　　晋商在经商活动中，奉诚信义利为圭臬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有的父祖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债却主动代人偿还。诸如此类，屡见不鲜，在国内外传为美谈。一八八八年，上海汇丰银行一位经理即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钱庄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快，……这二十五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历史上的晋商，继承并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和谐的思想。他们总结出这样一条准则：「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着，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 平就是「和」，就是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晋商对客户或顾客、对同行或竞争对手、对内部职工的「和谐」的思想，体现了他们重视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化解矛盾和冲突，力求在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人之间建立和睦关系的智慧情商。

　　对客户和顾客。晋商虽无「顾客是上帝」之说，但实际上却真正做到了把顾客当「上帝」。在《贸易须知辑要》这一晋商宝典中有许多金科玉律：「但做生意的人，是无有大小，只要有钱问买卖物」，他即便是个花子也可交接。所以生意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和平、应酬为本」。对同行或竞争对手，同样主张和为贵，平等竞争，有时甚至还帮助对手渡过难关。榆次天亨玉商号在资金短缺、经营困难时，着名的大盛魁商号不但未拆其台，反而借给白银三四万两。大盛魁商号的这一做法，使其名声大振，在商界威望更高。后来，大盛魁商号经营发生危机时，天亨永（天亨玉改名）商号不忘旧事，从经济上、业务上支持大盛魁，帮助它渡过了难关。

　　晋商主张职工内部也要和谐友善相处。《贸易须知辑要》说：做掌柜、大伙计不可自抬身价、目中无人，对下属即使有不妥处，『亦以理而剖之，则上下欢心，无不服你，你若自己尊贵，自夸其能，狂然自大，目中无人……众不但不服你，还要留下唾骂』。东家对伙计，也要替他揣摩，宾主相投，自然越处越厚道，可以成协力同心之家」。

　　晋商的成功不是某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群体的成功。晋商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相处，更崇尚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家族宗法与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维系，透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讲协调，来消除人际间的不和与商号间的利益冲突，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所有这些情商理念、思想精神，无不对当今的社会有所启迪。 　　

　　《话说徽商》、《话说晋商》、《话说京商》、《话说津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四本书的策划者兼责任编辑寿乐英女士，在开始筹画时就与我探讨过它们的主体内容和佈局结构，现在又读了这四本书，觉得其涵义所在是欲将中国近代（有的商帮上溯到明清时期）各地各业商人的经营之道、处世之理总结出来，形之于书，传之于世，继之于今。正如寿乐英女士在《编后记》中所说：「这些书讲述的是近代中国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的是异彩纷呈，悲喜交织的商战大戏。它们不仅包括经营的谋略，更包括人生的大方略、大智慧。」中国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处世之理，也可以说是一种商业或商人文化，因此，从这四本书所设定的范围和涵盖的内容来看，它是有系统的关于中国近代商业文化研究的书册。

　　从这四本书的设计来看，其所研究的商业文化的载体，不是分散的一个一个的商人，而是不同地区的商人群体，这种以商人群体为载体的近代商业文化，或可称之为商帮商业文化，是近年来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已有的这一研究，主要是与商帮、商会、行会、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有关的研究成果，既有单个群体的研究，如徽商、晋商、宁波帮、广东帮、上海商会、苏州商会、天津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等的研究，也有各类别群体的综合性研究，如商帮、商会、行会、同业公会都已有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这四本书虽然与这些已有的商人群体研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更有它的特色所在和独到之处。

　　第一，开创了对近代商帮商业文化的专项研究。以往的商帮商业文化研究，主要从作为其载体的商人群体的研究出发，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群体的组织方面，只是在考察组织的经济功能和活动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商业文化。这四本书则与之相反，以商业文化为研究主体，只是把各种商人群体作为考察的一个范围和载体。因此，能够对商帮商业文化进行更为全面、深入、具体、生动的研究，如其内容的构成，每一个商帮都从九个方面加以论述，每一个方面再分为九种表现，既有某一方面的总体抽象概括，又有某一个案的具体事例考察。

　　第二，扩展了以商人群体为载体的商业文化的研究范围。中国自明清以来产生了不少地域性的商帮，并延至近代。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广东商帮、宁波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苏）、江右商帮、龙游商帮等，有所谓「十大商帮」之称，它们也是以往商帮商业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尤以前四个商帮的研究较多。本丛书除了对这些商帮所承载的商业文化进行研究之外，还对某一城市全体商人所承载的商业文化进行研究。一个城市的商人包涵着众多的商帮，特别是像本系列书籍已经涉及的天津、北京，以及尚未涉及的上海、武汉等工商业大城市，几乎所有的商帮都涉足其中。因此，以一个城市全体商人为载体的商业文化研究，不仅要提炼出这一城市特有的商业文化，而且必须包涵融合于这一城市中的各种商帮商业文化，还应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城市的商业文化是如何融合各种商帮商业文化的，各种商帮商业文化又是如何塑造城市商业文化的，本系列书籍中的有关某一城市商人所承载的商业文化研究，在这方面也做出值得注意的探索。

　　第三，揭示了各商帮、各地域商业文化的特点。各商帮商业文化和城市商业文化，既以不同商帮和不同城市的商人为载体，就必然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域特点，由于不同的商帮产生于不同的地区，因而就会带有其原生地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烙印；不同城市的商人也会带有其所在城市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烙印；二是行业特点，不同商帮往往有不同的主营行业，如徽商之于盐业、海上贸易；晋商之于票号业、边境贸易；粤商之于外贸商业；宁波商之于运输业、钱庄业；津商之于外贸商业、工矿业；京商之于娱乐商业、文化商业，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经营之道和处世之理；三是时代特点，不同的商帮繁盛于不同的时代，如徽商繁盛于明清，晋商繁盛于清代中期，粤商繁盛于晚清，宁波商繁盛于晚清和民国；即使是同一个商帮也会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处于不同时期的商帮，其特点也应该会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体现出传统商业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之间的继承、演变和发展关系。考察和探讨各商帮商业文化的这些特点，可以说是商帮商业文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其亮点所在，只有抓住和突出了这些特点，才能显示出商帮商业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整体面貌。本系列书籍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特点。

　　第四，显示了各商帮、各地域商业文化的丰富内涵。各商帮商业文化和城市商业文化，无论它以哪个商帮或城市商人为载体，作为一种商业文化，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内涵，如诚实守信，开拓进取、乡族观念等，但也会因其承载体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具体做法，各有各的行为准则和奇招妙法。同时，各商帮在对资金的运筹、对利润的支配；与官方的联系、与外商的关系；协调同行的措施、选用人员的办法；招徕客户的方式、拓展业务的途径等经营之道方面，也有各自不同的观念和做法。本系列书籍在这一方面着力甚多，力图反映不同商帮和不同城市商人所承载的不同的商业文化，不同的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禀赋，不同的经商智慧和经验积累。

　　与上述四点的主要理论贡献相应，本系列书籍在论述中还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和资料。这些实例和史料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某一商帮、某一商人家族、某一商业行业、某一商业部门和单位、某个杰出商人；也包涵着各地风土人情、各行商业制度、各种经商理念、各种职业道德，以及多方征集所得的各地各业的商业谚语和各种历史图片。有了这些实例和史料，既使这四本书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之上，也给相关商业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资利用的史料。

　　这种自明清以来延及近代的商帮商业文化或城市商业文化，是那个时代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各商帮和城市商人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它既具有一般商业理论的普遍意义，也各具自己的乡情和地域特点，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随着中国国内和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各种地域和城市的商人群体重现商场，各展风采。因此，对这些传统商业文化作系统的整理、总结和提炼，既具有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内容和精神进行深入发掘和全面积累的学术意义，也具有为当今商人群体的健康发展和事业成功提供历史借鉴的现实价值，是一项很值得做的事情。

　　总而言之，这四本书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史论结合，风格活泼，体现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相容并蓄，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联姻，历史对现实的关照。希望包括商人、学生、教师、学者在内的各类读者，能够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营养。

　　当今中国的温州，每人平均土地面积只有零点三亩，土地资源佔有量在全国是倒数第一，综合资源指数在全国排名也仅仅是倒数第三。人们惊奇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温州人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诞生了所谓现代化的「温州模式」。

　　无独有偶，素以地瘠民贫、十年九旱着称的山西，在历史上竟曾诞生过海内最富的晋商。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就是因为未曾想到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商帮，在历史的长河中，跨越明清两朝，足迹遍及天下，纵横捭阖，兴盛繁华达五百余年，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文明。

　　晋商大贾甲天下，温州老板遍世界，这不禁令人惊异，人世间究竟是什么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是什么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第一章　致富源泉

　　素以「地瘠民贫」、「十年九旱」着称的山西，曾诞生过海内最富的晋商，其足迹遍及天下，跨越明清两朝，纵横捭阖，兴盛繁华达五百余年，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文明。是什么让他们的活力竞相迸发，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第二章　发迹秘密

　　清朝有个叫徐珂的人，在《清稗类钞》中，对光绪时代拥有顶级资产的山西富商排了个座次，类似今天的富比世财富排行榜。居首的平阳亢氏家财为数千万两，排尾的榆次郝氏还有三十万两呢。俗语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晋商如此巨大的财富是怎样实现原始积累的呢？

第三章　卓越商才

　　在善于经商的世界各民族中，无论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中国商人，还是犹太商人，都以其独特的经商术着称于世。而他们又有许多相互融会贯通和英雄所见略同之处。晋商身上所体现的与享有「世界商人」美誉的犹太商人，在经商智慧和致富高招方面的异曲同工之妙，令人惊异！

第四章　行销高招

　　资讯是他们赚大钱的千里眼、顺风耳；名牌是他们稳操胜券的黄金屋、聚宝盆；周到服务、薄利多销是他们积少成多的源泉；以销联产、销运结合是他们财运亨通的法宝；「来回脚」和赊销是他们一石二鸟的行销秘术；善用外语则是他们成为世界商人的通行证。

第五章　制度创新

　　因事设人，保证了管理层次和幅度适宜；联号制，拓展了资本运营的空间；经理负责制，理顺了股东与股东、东家与掌柜、掌柜与伙计之间的的关系；人身顶股制，调动了上至经理下至伙计的工作进取心。再加上严格的号规、凝聚人心的团体精神、共存共荣的商业理念，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先进实用的管理智慧。

第六章　财务智慧

　　晋商似乎天生具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卓越的财商。一八二○年代，他们从商贸领域挺进金融领域，首创票号，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晋商票号名震中外，汇通天下，显赫异常，其汇兑方式之严密，账务管理之科学，经营手段之高超，在世界金融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七章　人才战略

晋商数百年兴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江山代有人才出」。

　　晋商名流李宏龄说：「得人者昌，商界何独不然？」可谓一语中的。晋商视人才使用为立基创业的根本，展示了为事业大计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的胸襟和气魄，创造了一整套培养人才、选拔人才、考察人才的制度和方法，弥足珍贵。

第八章　妙计奇谋

　　称雄商界数百年的晋商，积淀了深厚的经营文化，留下了无数令人叫绝的妙计奇谋。他们或深谋，敢于赢得最大利益；或远虑，去夺取最后胜利；或制造假象，不战而屈人之兵；或瞒天过海，挽狂澜于既倒；或凭三寸不烂之舌，立不朽之奇功；或靠老于世故，延殷实之家业。

第九章　风险投资

　　用情人关系来形容中国历史上的官商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形象而准确的。精明的晋商也深谙这方面的「风险投资」之道。晋商与清政府的密切关系，形成于清廷崛起之时，为满清入主中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种关系也为其日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