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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思想》邀请四位作者，针对「后解严的台湾文学」展开讨论。我们所关心的，当然不是解严这个具体事件本身，而是这个社会一旦摆脱了威权政治所施加的束缚禁锢，前路操之在己，成败得失要由自己负责了，其成果就格外值得理解和检讨。特别就思想、文化而言，了解解严前后的变化得失，更有助于彰显台湾的思考主体，究竟具有多少思想资源与自我意识。

　　本期关于文学状况的几篇检讨，都明确指出，文学与解严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创作自由问题。解严以前，台湾的文学意识之澎湃，已经预告了新的多元主体正在浮现；解严之后，社会的多元自觉与运动，更为这种意识提供了莫大的动力。解严前后，张锦忠先生所谓的「后浪新潮」自西方涌到，与岛内自发的身份认同潮流汇合，一时之间构成了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众声喧哗。但是，喧哗之后留下了甚么样的作品，几位评论家的评价，似乎仍是期待多于肯定。

　　文学领域的经验显示，解严固然带来了较为开放的氛围，但即使加上外来观念的刺激，还需要有社会的动能来支撑鼓动，才能共同构成文学的热闹局面。不过，即使局面已经成形，若是作家本身没有能力善用局面，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还是有限。解严云云，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会很大。

　　解严当然满足了自由主义的长期期待，可是实情说来讽刺，在台湾，解严居然构成了自由主义的致命考验：随着解严，自由主义也就丧失了动力；而在中国大陆，虽然无所谓戒严解严，自由主义作为思潮也提前宣告式微。这个情况，本身便需要理解说明。「自由主义的处境与未来」笔谈，在上一期发表四篇台湾与大陆学者的观察分析之后，引起了海内外的瞩目。本期继续刊登同题另外五篇笔谈文章，分别由大陆、香港及台湾学者执笔。有兴趣的读者，无妨将前期及本期的文章并观，认识问题的全貌。中文自由主义的衰落，当然有外在肇因，不过其本身的体质羸弱、视野狭窄、与社会动态隔绝，也是必须承认的缺失。这个情况，是不是会随着大家的相关讨论增加而改善，只能拭目以待。无论如何，我们欢迎读者加入这场笔谈。

　　本期的精彩文章，还有「思想钩沈」这个栏目里面的四篇珠玑之作，各自把我们的视野向着意外的方向开展。台湾知识份子为甚么不晓得许寿裳这个人物？台湾的咖啡岂是始自星巴克？自由主义者岂能不细读严搏非先生所谈的波兰尼《大转型》（即是唐诺先生笔下的博兰尼《鉅变》）？而廖美小姐生动呈现的赫绪曼，为甚么能够出入于经济发展、政治经济学、政治思想、以及绘画之间？（廖美提供赫绪曼的自画像照片，把其人与其艺同时带到读者眼前。）这些话题与思路的出现，令《思想》所涵盖的景观超出了台湾的逼仄当下，眼界陡然宽敞、繁复、明亮了许多。

　　更有助于开辟新视野的作品，当推黄宗洁小姐对台湾动物书写状况的介绍。这个主题的重要性日增，可是相关的研究还很少。有此一篇在手，读者可以掌握台湾动物写作领域的状况与得失，甚至于认识到所谓的「混和共同体」如何容纳着各类人等与动物、植物乃至于生态系统。一如「思想」通常侷限于人类，文学对这个共同体的重现与理解，显然还有着严重限制。

　　本期《思想》还有两篇有关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文章，却都不是直接谈论当年那场事件，而是探讨今天有关二二八的三种主要论述、以及针对葛超智《被出卖的台湾》这本大有影响的二二八见闻录的批评。吴乃德先生一本一贯的关怀，检讨族群冲突论、国家暴力论、以及冷战结构论三种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诠释。吴乃德文章的动人与慑人，正在于他为这个议题开拓了一个关键的道德面向。郭誉先先生的书评或许不能说服每一位读者，不过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却不能回避。这两篇文章性质迥异，却都属于一种「后设」性质的讨论，即检讨我们如何理解与叙述二二八事件，是有其独特的意义的。

　　感谢余英时先生和高行健先生，两位在华人学术与艺文领域广受敬重的人物，愿意在本刊发表他们的新作。他们的赐稿，相信会鼓励更多的作者与读者参与本刊的努力，促进中文世界思想的蓬勃发展。

余英时 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高行健 作家的位置
吴乃德 书写民族创伤：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记忆
黄宗洁　当代台湾动物书写中的动保意识　
后解严台湾文学
唐诺 文学在乎解严吗？
张锦忠 一九八七
刘亮雅　解严以来的台湾小说：回顾与展望
思想钩沈
谢金蓉　许寿裳与「阿里仓仓、气象炽昌」：1945-1948 
陈柔缙　发现台湾第一家咖啡店
严搏非 读波兰尼四则
廖美　跨界：贺绪曼的学术信念
自由主义笔谈（下）
钱永祥 自由主义的价值意识与社会想像
周保松 自由主义的理念
刘擎 自由主义及其不满
周濂 最可欲的与最相关的：今日语境下如何做政治哲学
陈宜中 论中国自由民主的（不）可能性
讨论与批评
《被出卖的台湾》：葛超智其书其人与台湾民族主义
色戒二论
陈相因　「色」，戒了没？
宋家复 　在台北看李安色戒
思想采风
陆品妃 阿毕雅的〈新新哲学〉
刘俊麟 哲学家德沃金获得2007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
陈玮鸿 麦克．瓦瑟思考政治
致读者

复数记忆的浮现：解严后的台湾文学趋向
陈芳明
释放被压抑的记忆
到达解严之前，台湾社会的思想活动已率先自我解放。这种解放不仅见证于党外杂志的滋生蔓延，也显现在文学想像的蓬勃盛放。以暗潮汹涌来概括1980年代的文学风景，绝非夸张。在1987年解严前，至少已经看到黄凡《赖索》、《伤心城》的政治小说（1983），李昂《杀夫》与廖辉英《油麻菜籽》的女性小说（1983），以及白先勇《孽子》的同志小说（1984）。这些作品几乎在同一时间问世，一方面宣告作家对苦闷政治环境的不耐，一方面似乎也唿应了当时社会的骚动现象。
从老兵返乡运动、原住民复权运动，到农民北上游行运动、劳工运动、女性运动、学生运动，反映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求变声音从岛上各个角落发抒出来。潜藏在作家思考的爆发能量，也在1980年代初期释放出来，适时参加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合唱。

在宣佈戒严时期正式终结的1987年，颇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也同时发生，那就是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的付梓出版。这册历史作品，在于总结整个威权时期（包括日治殖民体制与战后戒严体制）的文学流变，也在于预告一个全新的文学生产即将到来。叶石涛的《史纲》也许失之简略，却足够让后人窥见台湾文学曾经有过的压抑与挣扎。不过，这册专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拉出另一条历史记忆。在中原取向的党国教育之下，台湾历史记忆曾经受到长期的遮蔽，或者只能依附于中国历史的边陲。远在1965年，叶石涛便已发誓要写出一部台湾文学史。必须经过20余年之后，他才完成了誓愿的实现。《史纲》的出版，意味着复数记忆的浮现。纵然这册规模有限的史书还不能与庞大的政治论述相互比并，却已释出一个强烈的暗示；被压抑的许多记忆，就将要在威权体制松动之际不断涌现冒出。

经过1977年文学论战的洗礼，台湾文学与台湾历史的结盟似乎已形成鲜明的趋势。乡土文学论战的硝烟弥漫时，统独两条路线的思考也逐步在形塑之中。这场论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并未提出具体的答案。不过，双方阵营掀起的文学思考，已开始挑战质疑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威权。台湾作家对于政治权力的干涉，都已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耐。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爆发，使得乡土文学论战的后续发展被迫中止。但是，作家对国民党体制的抗拒与批判并未熄灭。1982年至1983年再度爆发台湾意识论战，正好可以证明所谓的文艺政策，已失去能力制约作家的思考。

对于统派而言，国民党的思考立场不足以承担「中国」的真正意义。对独派来说，国民党的中原取向也不能负载「台湾」的具体内容。因此，威权体制遭到民主运动挑战时，它长期构筑的政治大叙述很快就出现疲态。陈映真在1980年代所写的政治小说〈山路〉、〈铃铛花〉，开始为50年代的白色恐怖记忆发出声音。钟肇政的历史小说《怒涛》、李乔的长篇小说《埋冤一九四七》、东方白的大河小说《浪淘沙》，也开始揭开二二八事件的记忆。这些文学作品问世时，等于是宣告国民党的立场既不够「中国」，也不够「台湾」。

富有浓厚意识型态的这些文学作品，在艺术成就上可能有其侷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完成其特殊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在国民党主导的历史记忆之外，挖掘出被埋葬许久的民间记忆。历史造像运动在解严前后几乎臻于高峰，弔诡的是，当整个文坛走向开放之际，1970年代崛起的乡土文学运动却出现式微的迹象。

乡土文学运动也许不能以没落来概括，但是，它的力道已没有1970年代的气势那样旺盛。究其原因，当然可以从经济结构的改变来解释。全球化的风潮在解严前后逐步席卷脆弱渺小的海岛，当台湾被整编到世界经济体系时，乡土的内容也不能不受到改造。不过，从文学创造的本身来看，乡土文学的思考是以台湾意识为主要基础。台湾意识萌芽时，就已具备民族主义论述的形式。这种素朴的民族主义，便是用来对抗国民党所灌输的中华民族主义。从语法使用到艺术技巧，乡土文学的书写策略无非是以台湾意识的大叙述来挑战中原意识的大叙述。经过10年的对峙与挑战，无可怀疑的，已形塑了相当坚强的本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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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8）后解严台湾文学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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