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先生解除了实施39年的戒严令。当时之所以解严，主因应是外在的，包括了中国大陆以及苏联先后「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冷战体制松动；但也有内在的原因，包括新生力量的挑战与国民党统治意志的衰退。至今20年过去，比起1990年的学运、或是2000年的政党轮替，解严对于台湾的意义，似乎闻问者较少。确实，由于解严乃是统治者的决策，与此前或者后来大规模民众参与促成的运动性变化性质不同，在历史上的位置也就不会一样。但是，如果说解严代表整个社会逐渐回到常态的政治生活，那么20年来的诸般现象，应该更能展示这个社会的根本性格所在。掌握这种性格，是我们要以解严为本期《思想》专辑主题的用意所在。

　　李丁赞、冯建三、张铁志、廖元豪四位，分别从社会运动、传播媒体、民主与资本主义、以及人权法治几方面，对解严之后台湾的得失成败，提出了全面的分析与评价。他们对解严寄以厚望、对解严之后的发展给予肯定、但同时也在社运政治化、媒体资本化、金权政治、以及弱势人权几方面，指出台湾社会必须正视的难题。应当知道，如今这些问题已经无法归咎于一个凌驾在上的威权体制，而是台湾社会内部的共同责任。

　　从较为宽广的视野来看，解严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改变虽然可观，可是其间的不变也需要面对。在我们所关切的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变与不变的对比，更值得玩味。解严以来，台湾的文化意识、价值意识、所处世界的意识，都呈现了多少的移转，可是基本的轴线如今何在，需要进一步的探讨。除了本期发表的四篇力作，本刊又在十月举办过「后解严的台湾文学」座谈会，邀请陈芳明、唐诺、刘亮雅、张锦忠几位共聚一堂切磋攻错，其内容可望在下一期的《思想》发表。

　　至于文学之外，戒严与解严对于哲学、史学、乃至于社会科学，又造成过甚么影响呢？如果影响不大，那是因为台湾的戒严状态原本即无伤于这些学门呢？是因为解严原本只有政治意义，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与集体意识呢？还是因为台湾的思想文化学术与戒严体制原是同源，都是冷战、反共、以及威权式现代化的产物，只要解严后的局面因袭着这些大环境因素，也就无碍于思想文化学术二十年来的新瓶旧酒相安无事？

　　在本期的众多精彩文章之列，我们要请读者特别注意刘世鼎先生关于澳门五一抗议游行的讨论。常有人说，要透视一个重大社会事件，需要兼顾「结构」与「形势」两方面的分析。在这方面，刘先生的大作堪为典范。这样的观察视野，同时呈现长期的趋势与当下的动态，读者自然会认识到事件的来龙去脉与过程的生动真实。本刊盼望继续发表这样的社会分析。

　　「思想笔谈」则是本刊新辟的栏目，旨在促进中文知识界的对话与互动。本期针对自由主义当前处境的讨论，即是由大陆、香港、台湾多位学者共同促成。在这个天涯比邻的时代，类此的专题对话机会仍属可欲不可求，我们很珍惜这样的机缘，相信读者也能领会其间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