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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第一部分聚焦于后设小说里性别与书写的关系。作者平路选择男性 (或具男性气质)作为书写者，笔下的女主角 (除了〈手稿〉外) 皆无名字，具有寓言的刻意简约。平路玩味着男作者系上帝的地位，不断加以颠转、反讽，然而这些男性书写者的心态各异，对女主角的投射与慾望方式亦不同，使得性别、爱慾与权力的纠葛更形复杂。女人的故事究竟可不可以被男作者说？在说的同时男作者与现实的关系是什么？扮演上帝的男作者是否宰制了女主角？第二部分则带入记忆主题，进一步探究性别、书写、记忆的纠缠。性别如何影响了书写位置以及记忆的方式？由于同一性别也有各种差异，此影响值得细腻剖析。此外，书写究竟是弥合了记忆的伤痛，得到救赎？抑或使真相在记忆中更为模煳紊乱？

　　书中〈百龄笺〉试图将样板的、神格的人物去偶像化，不但寻找正史的缝隙，质疑、改写正史，且重新审视旧有的意识形态；但批判的精神比较在于小说的取角，而非形式上的后设。以嘲讽夹同情的语调，描写宋美龄借书写战胜时间，赢得了她与蒋介石以及与蒋介石的众多女人之间的角力，最终却发现她仍依附丈夫，且未必战胜时间。小说以她百岁生日前几日仍忙于写信开始，她自豪地扮演先知角色警告世人。她写信系为了留下她对有关她个人及蒋介石历史的版本。这包括他们政治联姻之内涵，与他们参与的中国/台湾历史之评价。但纵使她自诩能写，属于她的那段历史及价值观业已成为过去，对年轻人而言，她仅是和日本金银婆婆一样的人瑞。

－－刘亮雅（台大外文系教授）

　　夫人摊开信纸，介石夫君，生前没有这样称唿过他，此刻听起来格外婉转
　　（什么时候起？我会跟死人写信了）
　　像我这样的老人，这次的热闹过完了，下一次受重视的时候是死亡的来临
　　（应付老年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关在寂静里面）
　　但是好不好笑，时光好像又走回头了，人家告诉她，林肯中心还有盛大的生日庆祝会
　　（这件事弄到后来，要怎么结束呢？）
　　介石夫君你还记得么？那天萤光幕是「长生殿」，女伶水袖舞得像招魂的鬼魅，悠长清亮的唱腔道：
　　百年离别在须臾
　　一代红颜为君尽
　　（不，恰恰是相反了，老夫人危颤颤笑着，脸上艳如桃花：哪有什么离别？──她的百岁诞辰，正是欢庆与相聚的时日！）             

－－平路

作者简介

平路

　　本名路平。台湾大学心理系毕业，美国爱荷华大学数理统计硕士。在美国工作多年后回国担任报社主笔，从事专栏写作，关心面向及于社会、文化、性别、人权等议题，并在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与台北艺术大学艺术管理研究所任教。2003年初，就职香港光华文化新闻中心主任。

　　重要着作有长篇小说《行道天涯》、《何日君再来》、《椿哥》，短篇小说集《凝脂温泉》、《百龄笺》、《玉米田之死》、《禁书启示录》、《五印封缄》、《红尘五注》等，散文集《我凝视》、《巫婆�七味汤》、《读心之书》，与评论集《女人权利》、《爱情女人》、《非沙文主义》、《浪漫不浪漫》等。

　　《行道天涯》已译为日、英、法文出版，英文版书为名Love & Revolution--A Novel About Song Qingling and Sun Yat-Sen，由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于2006年出版。《何日君再来》已有日文译本。

自序　一百年也写不完的信

小与大
世纪之疾
童年故事
歧路家园
禁书启示录
烽火随想录
爱情备忘录
天灾人祸公司
虚拟台湾
手稿
婚期

附录：书写女性的黑暗大陆－－评平路的〈婚期〉　邱贵芬

百龄笺

附录：平路《百龄笺》中的性别、书写和记忆　刘亮雅

附录：「她」的故事：平路小说中的女性╱历史╱书写　梅家玲

「她」的故事：平路小说中的女性╱历史╱书写
梅家玲

放眼现今台湾文坛，平路无疑是女作家群中十分特殊的一位。她崛起于八○年代中期，在多数女性作家着力于微观闺阁情事，张致两性关系之际，却以〈玉米田之死〉、〈台湾奇蹟〉等思辨家国政治的小说，迭获大奖，别树一帜于闺秀文学之外。她对人生万象充满好奇与存疑，对书写本身更有着不能自己的执着迷恋，落实在小说创作上，于是形成了题材形式的不断实验翻新。无论是小小说还是中长篇，是写实还是科幻后设，她就题材拓展、形式创新方面的种种努力，固然一直有目共睹，却由于关怀面驳杂，不主一格，兼以书写取向重思想、好议论，每使读者忽略了她女性作家的身分，以及小说中（有别于一般「典型」）的女性特质。不过，近年里，她不仅在文化评论方面屡就女性议题抒论，《行道天涯》、《百龄笺》、《巫婆■的七味汤》等作陆续问世，更凸显了身为「女」作家的强势创作姿态。其中，以民国史上传奇女性──张亚若、宋庆龄、宋美龄──为题材的系列创作，由在彰显其个人于女性议题方面的独特观照时，为「女性」、「历史」、「书写」间的互动纠葛，演义出多方面的思辨可能。正是如此，十余年来，她由家国历史而性别政治的书写径路，不仅见证并参与了台湾政经社会文学文化发展的曲折进程，也体现出本土女性书写超越于一般理论之外的活力与潜力，值得重视。因此，以下论析将依循她创作的先后次第，就所关怀的三个不同面向，检视其递变之迹，以及彼此间的相互辩证。分别是：

一、女性与乡土想像及性别化国家主体的纠葛；
二、创造、抑或被创造？书写，抑或被书写？
三、微观历史：从「她」的故事到「他」的故事。

其中，第一部份系由早先的乡愁故事，讨论她对传统男性中心的乡土想像及国家认同问题的反思；二、三部分则谈讨他如何经由男女两性于创造／书写问题上的颉颃交锋，进而以「她」的故事（her-story）拆解并改写（意图定于一尊的）「他」的故事（HIS-story）1的思辨进程，及叙事策略。

一、女性与乡土想像及性别化国家主体的纠葛

无可否认的，家国历史，一直是平路小说的关怀重点。由于早年身在海外，心系台湾，故土乡愁，遂成为彼时小说中萦回不去的主旋律。在《五印封缄》一书所收的专访中，她曾坦言：

我的作品中由于都有一部分的自我，因此可能有相通的基调。人类与土地家国、历史传统的缠绵纠葛，是我从事创作的主要题材2。

饶是如此，她的乡愁故事，怕不早已暗蕴了耐人寻味的女性主义层面？无独有偶地，〈十二月八日枪响时〉、〈玉米田之死〉和〈在巨星的年代里〉中的男性人物，一皆身在海外，心系故园。他们家有的（西化的）悍妻，琴瑟不谐，兼以事业不尽如意，在追寻个人生存意义时，其处境与处于认同危机中的（男性）家国，原本若合符节。在此，女性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频频挫折为夫者男性雄风的妻，是代表了一国文化社会的压力来源；但另一方面，其所蕴含的母性特质，却又同时是故园乡土的隐喻，是海外游子思之念之的爱欲对象。从男主角们（对女性与乡土想像、性别化国家主体）或屈从、或颉抗的依违挣扎之中，正可见出国家意识、男性主体与男性雄风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他们互为馈补，却也互相耗损。这种政治与欲力的循环消耗，所见证的，正是性别化国家主体的命运：传统以男性为中心的个人认同追寻与家国意识，终不免于幻灭与死亡3。其间的辩证进程，正可由这三篇小说循序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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