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龄笺 (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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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书第一部分聚焦于后设小说里性别与书写的关系。作者平路选择男性 (或具男性气质)作为书写者,笔下的女主角 (除了〈手稿〉外) 皆无名字,具有寓言的刻意简约。平路玩味着男作者系上帝的地位,不断加以颠转、反讽,然而这些男性书写者的心态各异,对女主角的投射与慾望方式亦不同,使得性别、爱慾与权力的纠葛更形复杂。女人的故事究竟可不可以被男作者说?在说的同时男作者与现实的关系是什么?扮演上帝的男作者是否宰制了女主角?第二部分则带入记忆主题,进一步探究性别、书写、记忆的纠缠。性别如何影响了书写位置以及记忆的方式?由于同一性别也有各种差异,此影响值得细腻剖析。此外,书写究竟是弥合了记忆的伤痛,得到救赎?抑或使真相在记忆中更为模煳紊乱?

  书中〈百龄笺〉试图将样板的、神格的人物去偶像化,不但寻找正史的缝隙,质疑、改写正史,且重新审视旧有的意识形态;但批判的精神比较在于小说的取角,而非形式上的后设。以嘲讽夹同情的语调,描写宋美龄借书写战胜时间,赢得了她与蒋介石以及与蒋介石的众多女人之间的角力,最终却发现她仍依附丈夫,且未必战胜时间。小说以她百岁生日前几日仍忙于写信开始,她自豪地扮演先知角色警告世人。她写信系为了留下她对有关她个人及蒋介石历史的版本。这包括他们政治联姻之内涵,与他们参与的中国/台湾历史之评价。但纵使她自诩能写,属于她的那段历史及价值观业已成为过去,对年轻人而言,她仅是和日本金银婆婆一样的人瑞。

--刘亮雅(台大外文系教授)

  夫人摊开信纸,介石夫君,生前没有这样称唿过他,此刻听起来格外婉转
  (什么时候起?我会跟死人写信了)
  像我这样的老人,这次的热闹过完了,下一次受重视的时候是死亡的来临
  (应付老年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关在寂静里面)
  但是好不好笑,时光好像又走回头了,人家告诉她,林肯中心还有盛大的生日庆祝会
  (这件事弄到后来,要怎么结束呢?)
  介石夫君你还记得么?那天萤光幕是「长生殿」,女伶水袖舞得像招魂的鬼魅,悠长清亮的唱腔道:
  百年离别在须臾
  一代红颜为君尽
  (不,恰恰是相反了,老夫人危颤颤笑着,脸上艳如桃花:哪有什么离别?──她的百岁诞辰,正是欢庆与相聚的时日!)             

--平路


作者简介

平路

  本名路平。台湾大学心理系毕业,美国爱荷华大学数理统计硕士。在美国工作多年后回国担任报社主笔,从事专栏写作,关心面向及于社会、文化、性别、人权等议题,并在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与台北艺术大学艺术管理研究所任教。2003年初,就职香港光华文化新闻中心主任。

  重要着作有长篇小说《行道天涯》、《何日君再来》、《椿哥》,短篇小说集《凝脂温泉》、《百龄笺》、《玉米田之死》、《禁书启示录》、《五印封缄》、《红尘五注》等,散文集《我凝视》、《巫婆�七味汤》、《读心之书》,与评论集《女人权利》、《爱情女人》、《非沙文主义》、《浪漫不浪漫》等。

  《行道天涯》已译为日、英、法文出版,英文版书为名Love & Revolution--A Novel About Song Qingling and Sun Yat-Sen,由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于2006年出版。《何日君再来》已有日文译本。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自序 一百年也写不完的信

小与大
世纪之疾
童年故事
歧路家园
禁书启示录
烽火随想录
爱情备忘录
天灾人祸公司
虚拟台湾
手稿
婚期

附录:书写女性的黑暗大陆--评平路的〈婚期〉 邱贵芬

百龄笺

附录:平路《百龄笺》中的性别、书写和记忆 刘亮雅

附录:「她」的故事:平路小说中的女性╱历史╱书写 梅家玲

图书序言

「她」的故事:平路小说中的女性╱历史╱书写
梅家玲

放眼现今台湾文坛,平路无疑是女作家群中十分特殊的一位。她崛起于八○年代中期,在多数女性作家着力于微观闺阁情事,张致两性关系之际,却以〈玉米田之死〉、〈台湾奇蹟〉等思辨家国政治的小说,迭获大奖,别树一帜于闺秀文学之外。她对人生万象充满好奇与存疑,对书写本身更有着不能自己的执着迷恋,落实在小说创作上,于是形成了题材形式的不断实验翻新。无论是小小说还是中长篇,是写实还是科幻后设,她就题材拓展、形式创新方面的种种努力,固然一直有目共睹,却由于关怀面驳杂,不主一格,兼以书写取向重思想、好议论,每使读者忽略了她女性作家的身分,以及小说中(有别于一般「典型」)的女性特质。不过,近年里,她不仅在文化评论方面屡就女性议题抒论,《行道天涯》、《百龄笺》、《巫婆■的七味汤》等作陆续问世,更凸显了身为「女」作家的强势创作姿态。其中,以民国史上传奇女性──张亚若、宋庆龄、宋美龄──为题材的系列创作,由在彰显其个人于女性议题方面的独特观照时,为「女性」、「历史」、「书写」间的互动纠葛,演义出多方面的思辨可能。正是如此,十余年来,她由家国历史而性别政治的书写径路,不仅见证并参与了台湾政经社会文学文化发展的曲折进程,也体现出本土女性书写超越于一般理论之外的活力与潜力,值得重视。因此,以下论析将依循她创作的先后次第,就所关怀的三个不同面向,检视其递变之迹,以及彼此间的相互辩证。分别是:

一、女性与乡土想像及性别化国家主体的纠葛;
二、创造、抑或被创造?书写,抑或被书写?
三、微观历史:从「她」的故事到「他」的故事。

其中,第一部份系由早先的乡愁故事,讨论她对传统男性中心的乡土想像及国家认同问题的反思;二、三部分则谈讨他如何经由男女两性于创造/书写问题上的颉颃交锋,进而以「她」的故事(her-story)拆解并改写(意图定于一尊的)「他」的故事(HIS-story)1的思辨进程,及叙事策略。

一、女性与乡土想像及性别化国家主体的纠葛

无可否认的,家国历史,一直是平路小说的关怀重点。由于早年身在海外,心系台湾,故土乡愁,遂成为彼时小说中萦回不去的主旋律。在《五印封缄》一书所收的专访中,她曾坦言:

我的作品中由于都有一部分的自我,因此可能有相通的基调。人类与土地家国、历史传统的缠绵纠葛,是我从事创作的主要题材2。

饶是如此,她的乡愁故事,怕不早已暗蕴了耐人寻味的女性主义层面?无独有偶地,〈十二月八日枪响时〉、〈玉米田之死〉和〈在巨星的年代里〉中的男性人物,一皆身在海外,心系故园。他们家有的(西化的)悍妻,琴瑟不谐,兼以事业不尽如意,在追寻个人生存意义时,其处境与处于认同危机中的(男性)家国,原本若合符节。在此,女性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频频挫折为夫者男性雄风的妻,是代表了一国文化社会的压力来源;但另一方面,其所蕴含的母性特质,却又同时是故园乡土的隐喻,是海外游子思之念之的爱欲对象。从男主角们(对女性与乡土想像、性别化国家主体)或屈从、或颉抗的依违挣扎之中,正可见出国家意识、男性主体与男性雄风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他们互为馈补,却也互相耗损。这种政治与欲力的循环消耗,所见证的,正是性别化国家主体的命运:传统以男性为中心的个人认同追寻与家国意识,终不免于幻灭与死亡3。其间的辩证进程,正可由这三篇小说循序见之。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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