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题为《科技与中国社会》，乃借目前西方S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的研究取迳，作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借镜，并图以此促进科技史和其他历史研究的对话。
本书的目标有五：
1.反对实证论的科学理性与线性进步的史观。
2.重视研究科技实作(practice)。
3.视科技为社会建构的产物。科技研究者不是独处于象牙塔中的天才，而是不断在同僚、体制、仪器和大自然之间穿梭，来往协调，以形成科技知识。
4.讨论科技知识和物件如何形塑社会并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待科技知识的生产。从科技知识的形成与扩散，检讨我们目前所身处的科技世界中的种种现象，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应对这些科技知识。
5.反省科技本身的价值。不预设科技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极致，并指出科技的研究成果及其体制，不但用以控制自然，亦用以控制人群，成为支配者（国家、阶级、种族、性别）形塑特定秩序和常规标准的利器。
本书共收论文十篇，分别讨论上古宇宙观与天文星占、中国医学与数学的知识形构、宋代科技的实作和文化间的关系、明代的数学与社会及中国和其他文明间的科技交流。虽非未涵盖中国科技史的全部断代或议题，却指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与方法。就议题方面而言，技术史、博物学、数术、帝国主义的扩张与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等都有待更进一步的挖掘；方法方面，除了一般人已熟知的脉络化研究外，历史上的知识论和实作、书的历史与科技发展、科技知识与实作的跨地网络、科技知识和科技物与权力支配和反抗的关系等，都是本书试图拓展新思考方向。
经由复杂的历史个案，我们盼望读者与我们分享中国科技史的趣味，而不总是问：「为何中国科技落于西方之后」；并反思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科技，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文化与自我，而不只想着：「如何利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与提振国力」。
编者简介
祝平一
台湾台南县人；台湾大学商学系学士，清华大学历史硕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着有《汉代的相人术》、《说地》。研究兴趣：十七、八世纪中、西自然知识的交会与冲突，以及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场域中的运用与变迁。
延伸阅读
中国史新论 — 法律史分册
中国史新论 — 性别史分册
中国史新论 — 基层社会分册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中国史新论》总序/王汎森
导言/祝平一
冯时：
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
一、天文考古学概述
二、天文学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
三、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
四、结语
张嘉凤：
天事恆象 ─ 殷周至汉初天文占卜体系的发展与演变
一、前言
二、殷商至汉初天文的发展与转折
三、分野与天文占卜
四、结论
李建民：
古典医学的知识形式
一、问题意识 ─ 古史传说与知识传承
二、「禁方」时代 ─ 秘密的医疗技术
三、「依託」新论 ─ 知识的权威与系谱的重建
四、正典的胎动 ─ 授书仪式的式微及其意义
五、结论 ─「极端的中间」(radical middle)
林力娜(Karine Chemla)：
从古代中国数学的观点探讨知识论文化
一、原始资料与文化要素
二、描述中国古代对于这些要素之实作与确定诠释的基础
三、结论：操作的?结合与知识论文化
傅大为：
从文艺复兴到新视野 ─ 中国宋代的科技与《梦溪笔谈》
一、一个宋代中国的文艺复兴？
二、以分别的「理」为原型、为主导的解释与理解
三、除魅、世俗化与日常经验性的兴趣
四、作为一松动而多元概念网络的对应宇宙论
五、余绪
毛传慧：
宋元时期蚕桑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一、有关宋元蚕书及蚕桑业的研究
二、宋元时期的蚕桑丝绸发展
三、宋元蚕书的背后
四、促使蚕桑技术发展的因素
五、结论
洪万生：
数学与明代社会：1368-1607
一、前言
二、文献回顾
三、明初教育制度与《永乐大典》之算学
四、吴敬的《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五、顾应祥与周述学
六、王文素与程大位
七、利息与牙钱等商业问题
八、数学、商业与社会
九、结论
张哲嘉：
占星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一、讨论范围的釐清：「天变占星术」与「宿命占星术」的区别
二、早期的中国「宿命占星术」
三、佛教与西洋占星术的东传及其本土化
四、明清时期西洋占星术的东传及其本土化
五、结语
韩琦：
西方数学的传入和干嘉时期古算的复兴 — 以借根方的传入和天元术研究的关系为例
一、借根方与阿尔热巴拉新法的传入
二、梅?成与「天元一即借根方」说
三、借根方与宋元数学的复兴
四、余论：晚清有关借根方与天元术的争论
范发迪：
文化遭遇中的科学实作 — 清代中国的英科学帝国主义与博物学研究
一、引言
二、海贸、商埠与科学事业
三、田野科学与科学帝国主义
四、文化遭遇与科学实作
五、结论
图书序言
序
《中国史新论》总序
几年前，史语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语所创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点事情来庆祝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几经商议，我们决定编纂几种书作为庆贺，其中之一便是《中国史新论》。
过去一、二十年来，史学思潮有重大的变化，史语所同仁在开展新课题、新领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为了反映这些新的发展，我们觉得应该结合史学界的同道，做一点「集众式」(傅斯年语)的工作，将这方面的成绩呈现给比较广大的读者。
我们以每一种专史为一本分册的方式展开，然后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选择比较重要的问题撰写论文。当然对问题的选择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且总是牵就执笔人的兴趣，这是不能不先作说明的。
「集众式」的工作并不容易做。随着整个计画的进行，我们面临了许多困难：内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构想、集稿屡有拖延，不过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说「宽着期限，紧着课程」，我们正抱着这样的心情，期待这套丛书的完成。
最后，我要在此感谢各册主编、参与撰稿的海内外学者，以及中研院出版委员会、联经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谨志
2008年10月22日
史语所八十周年所庆日
导言
科学史回顾
台湾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从1985年体制化后，便成长缓慢。慢到本集编辑时，还必须借将帮忙。这当然不是没有新人投入，而是许多新世代都转入医疗史和科技与社会研究(STS)。当然，中国科技史研究并未因此而停下脚步，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仍有不少这一行的专家。因此，与其说本集代表了目前台湾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全貌，不如说是目前中国科技史学界研究成果之一脔，读者可从中一窥目前研究的样态。
对于中国科技史不熟悉的人，英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 1995)仍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曾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典范。为了反驳一些廿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科学的谈法 ，李约瑟以实际的编纂行动，证明中国有优越的科技传统，只是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从「何以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个有名的问题，李约瑟建构了一套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全涵式解答 。李约瑟以他的研究所为基地，以现代科学为分类基础，整理中国科技知识，不断编纂大部头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提供了相关的原始材料和二手研究 ，颇便入门。李约瑟以现代科学为基准的知识分类，虽然缺乏历史意识，但因他将中国无法发展出近代科学归咎于中国的封建官僚体制，反而使他较为注意科技与社会的互动，而不完全以科学思想史的方式探讨中国科学。不过李约瑟分析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人类理性的光辉促成科学发展；而其停滞则是特定的社会形构所造成，这种社会阻碍论目前已少有学者採用。
席文(Nathan Sivin)则棒喝李约瑟的问题和解释。他认为李约瑟以错误的预设，问错了问题；而且中国在18世纪也的确发生了「科学革命」，只是没有西方世界的社会效果 。席文认为必须从历史行动者的角度去反省何谓「中国科学」。他认为中国的知识传统中根本就不似西方哲学传统，为各种不同的知识，定义出可被统称为「科学」的共同知识基础。由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缺乏这样的统整性，因此，有的是不相统属的「诸种科学」(sciences)。席文还指出李约瑟问题有些基本的谬误。李约瑟预设了科学革命的可欲性，因此每个文明都应发生；而有科学革命潜力的文明更应有着和西方相同的历史变迁；欧美文明的适应力仿佛发自其内，实以科技和政治之力剥削自然和社会所致；最后，李约瑟预设了现代科学乃是普世化(oecumenical)的知识。李约瑟把文化中的某些状态误认为是其后发展(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作，而其后若未如此发展，则被视为是受阻。而论者总是将中国科学革命之难产归诸思想体系的缺失或社会因素的阻挠；殊不知这种区隔是研究者之心障，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所谓思想和社会的区隔在根本不存在。
尽管李约瑟和席文的论辩已经过时，但他们提问以及辩难的方式，仍相当有启发性。席文所指出的问题，提供了思考中国科技史的另一种可能。虽然李约瑟的问题已不再构成学者讨论中国科技史的主要问题意识，且近来年来，整个欧美中国史学界的科技史研究也有移往医疗史的倾向。但整体而言，一般文化史和西洋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如从科学社群本身的文化与实践(practices)来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以及科学和其他社会文化部门间的互动，已渐影响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者。有些中国史学者甚且强调理解中国史，科技史不可或缺，试图从科技史与中国史的其他领域对话 。但对中国科技史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李约瑟的困惑常是他们心中涌现的第一个问题。李约瑟的提问对现代人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正说明了科技已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19世纪的西方帝国挟其坚船利?，打开了世界各地的门户，也把西洋人得以征服世界的现代科技传到各地。科技成为强者所倚仗，弱者所渴望的力量。科技成了衡量文明、国家和人群进程的判准，合理化了西方的霸权 ，也促使各方展开对科技的分析。科学哲学解析科技发展的思想逻辑；科学社会学则用以理解组织和科技发展的关系；科学史则用以说明某个文明或科技从事者对于人类科技积累的功绩。这三门分析科技知识的学科，肯定科技知识的力量和权威，乃至企图为科技定下规范，促进其发展。在这种知识氛围中，中国作为一个曾经有着高度科技的文明，何以未曾发展出如西方般支配自然的力量，确实令人困惑。虽然如此提问预设了西方中心主义，却正因殖民主义解组后所成立的现代国家不断希望以科技发展经济，以在极端竞争的世界中存活，以致「知识就是力量」的科技合法性深入人心。当像席文这般，以历史行动者的角度和思考范畴，提出中国其实没有像西方历史中的「科学」，很容易被误解为只是另一种版本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而像李约瑟这样大力称美中国科技成就的学者，却又容易陷入以今限古的时代错乱(anachronical)。欧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历程，指出了研究异文化科技传统的两难；也提醒研究者，将不同文明的人群控制自然的努力，在同一天平上衡量，是思考非西方科技史方法论的起点。
除了台湾与欧美的研究社群外，中国仍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最大社群。其取向大体以实证论的传统为主，以发现中国科技的「历史真相」为职志。一方面考证中国古代科学文献，或将古代科学转化为现在的科学语言；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传统科学的伟大成就，并探究近代中国的科学为何落后西方 。亦即李约瑟的问题意识仍是其重要的指引。李约瑟的作品证明了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辉煌，满足了1949年以后新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而他认为中国科学的衰落与中国传统的封建官僚体制有关，也符合新中国打倒旧社会的新形象，且合理化了科学在新中国的重要性。李约瑟的研究典范同时满足了中国多样的社会心理需求，因而受到中国科技史学界的欢迎。为了挖掘古代中国伟大的科技成就，中国学者多致力于文献的考订与科学内容的重建 。数学史家曲安京便曾指出，中国的数学史研究重在「发现」和「复原」：发现古人的数学贡献；复原古人如何做数学 。前者很快就走上绝路，任何文明的科学「贡献」，可能很快就被发掘完，更何况这些「贡献」还要抢世界第一的排名；而「贡献」的多寡则多取决于现代科学的标准。「复原」则指解读文献，重新思考古人如何研究科学。这一进路有如研究科学思想史，就史言史，而不以现代科学的知识标准，判断古人因应自然的知识。不少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相当杰出的成就，曲安京本人就是一位。据曲氏所述，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大部分专注于科学知识的内容便不令人意外。虽然近年来社会或文化方面的课题逐渐受到关注，但如何将知识内容和社会文化现象同时考量，并从科学史的视角与其他史学对话，仍考验着中国及其他科技史的研究者。
除了李约瑟以外，外界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科技史学界影响有限。近年来虽然许多汉学家和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有不少合作，但研究上的交流或对话，仍令人期待。学术社群间的关系与成果交流，常常能从註脚见之。就此观之，中国科技史界似乎与外界没有多少交流。当然，这可能是误判，因为中国刊物常有字数限制，研究者自顾论述而不暇，遑论他人所论。反是台湾的历史学界常连篇累牍地引用二手研究，而在资料库流行后，更是变本加厉。
台湾的科技史社群是个松的联盟。早先有些台湾的科学家在李约瑟作品的鼓舞下，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1985年清华大学历史所科技史组诞生，成为第一个科技史研究的专业体制。但目前业余研究者的人数并不亚于学院中以此为业者。社群的散松也反映在研究取向上，世界各种中国科技史的研究风格在台湾通通可见。在中国科技史方面，学院中的研究者很少从事「发现」或「复原」的研究，大部分的重点放在科技思想或社会史。
从西方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知识传统并没有「科学」的范畴，如何发展适当的知识范畴，讨论中国对自然的认知，便是棘手的问题。其次，中国科技史文本的技术性高，文本的格式或内容较难理解。因此以文本分析为基础，探讨科学知识内容的「复原」当是科技史研究的第一步；再由此延伸到中国思想，或是其他文化与社会议题。然而台湾的中国科技史学界却常少了第一步。这和台湾长期以来人文与科学教育从高中便开始分流有关。台湾的人文学者大都缺乏科技训练的背景，因此进入科技史时，常避免处理知识内容。展现在研究风格上，则是视科技史为社会史或是思想史；少讨论知识形成的社会过程，只讨论社会或文化现象与科学知识间的关连；或流于人物、书籍的考证。虽然台湾学院中的科技史研究者不乏科技科班出身者，但台湾研究所以上的体制转换领域不易(因为通常要通过考试)，很难在台湾培养出像西方科技史界所常见的文理兼修之人，造成了历史出身者，难以深入知识内容；而科技出身者历史素养不够，无法深入分析历史脉络的困局。当然科学训练是科技史研究者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却并非必要条件。有科学训练背景的人对科学有较多的「默会之知」(tacit knowledge)，这对于科技史越来越重视科学知识的内容如何与社会文化背景结合的新趋势，自然是重要的条件。然而却也可能因具有「默会之知」，而将许多问题视为当然，视而不见；或是以现代的科技知识去理解不同历史脉络下的科技运作，而这正是早期科学家兼研科学史时所常犯的错误。
本集题为《科技与中国社会》，确有以目前西方science studies的研究取向，作为中国科技史研究借镜的想法，并希望此种研究取径能促进科技史和其他历史研究的对话。目前学界亦有称science studies为S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以凸显技术研究的独立角色。这一研究取向以笔者初浅的理解，大致上有几项特色：1. 反对以往实证论的科学理性与线性进步的史观。2. 重视研究科技实作(practice)，考察科学知识如何从科学社群或实验室中产生。3. 认为科技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技研究者不是独处于象牙塔中的天才，而是不断在同僚、体制、仪器和大自然之间穿梭，来往协调，以形成科技知识。在网络的概念下，甚至以「中国」(或任何国家)为单位的研究，都可能被质疑。4. 讨论科技知识和物件如何形塑社会。从科技知识的形成与扩散，检讨我们目前所身处的科技世界中的种种现象，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应对这些科技知识，甚而发展出不同于科技专家的知识系统。5. 对于科技本身的价值亦有所反省。以往科技史研究，往往不假思索地预设科技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极致，因而值得研究。然而现在有许多研究显示，科技的研究成果及其体制，不但用以控制自然，亦用以控制人群，成为支配者(国家、阶级、种族、性别)形塑特定秩序和常规标准的利器。另外，现在新科技的风险未知，人们是否有理由支持某些特定的科技，迭起争议。而在科技争议与普遍要求科技民主的风潮中，科学家到底是人类理性的代理人，或是只为自己扩权的代言人，启人疑窦。对于科技本身的反省，使人不再一昧追求所谓「进步」的科技，转而要求合于社会需求的「适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6. 科技为谁服务。以往的科技史偏重在科技知识的生产，然而一旦研究者开始反省到科技本身便是构成日常生活权力关系的元素时，科技究竟为谁而发展，便成为重要问题。使用者如何使用科技，如何参与科技知识的形塑，常民如何诠释、认知专门的科技知识、科技专家与常民间如何沟通等，便成为重要议题。
虽然science studies或是STS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立场，不必然独重历史。但笔者以为science studies与STS强烈的「历史化」(historicizing)倾向，正好提供了研究科技史的最佳入手处。「历史化」不仅指science studies的人研究了很多科学史的个案来支持其论证，而是将历史过程的研究，视为方法论上的必须。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社会学、科学人类学甚至科学哲学讨论问题的重要方式。Science studies的研究者不但不愿以现代科学的角度去评估古人应对自然的种种活动，而且更积极地从历史脉络中去找寻前人应对自然种种努力的意义；更重要的是science studies的研究者还不断地反省我们目前所知的科技史知识是如何构成的，以及研究者本身在建构科技史时所在的位置为何。Science studies跨学科的历史化研究取向正能整合松散的台湾科技史社群，为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却致力于相同目标的人，提供了视野与方法上的桥樑。
一旦我们不以现代科技的观点去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实践必须被视为「异文化」来研究。即使古代的中国人和现代的中国人有种属上的连续性，其文化与所使用的知识范畴却不见得必然连续。现代学者必须像人类学家进入异文化一样，重新学习当时人所使用的「语言」，亦即文化和知识范畴，才能理解当时科技知识和当时社会、文化上的关连。这样的研究取向也使研究者逐渐走出「不懂科学的阴影」，因为理解现代科技不见得有助于理解古代科技；只以现代科技知识去解译古代科技文本时，有时反而扭曲了古人的文化范畴与实践。
本集共收论文十篇。冯时和张嘉凤讨论上古宇宙观与天文星占的课题，提醒我们宇宙论和星占是中国古代天文学重要的构成部分。宇宙观是科学与知识传统的根原。虽然现代科学避免触及形上学的倾向，使现代科技实作中的宇宙观隐而不显，但并非无法分析。在传统的科学里，宇宙观的问题常和我们现在看来是科技活动的实践无法分离。另外宇宙观尚包含了人类的起源、时空观、价值等等问题，而宇宙观的历史进程与转变，亦值得探讨。其次，张文显示现代所谓的天文学在中国古代难以和星占分清界线。其实西方科学中的星占与天文学亦复如此，只是我们从现在知识分类的角度看问题时，往往忽略了古人以占卜预测的方式，来因应自然的重要性。
李建民和林力娜(Karine Chemla)分别探讨了中国医学与数学的知识形构，这两篇文章试图从方法上为中国科技史的经典问题提出新的看法。中国技术传统中常有依托而称经者，这个现象的意义为何，关系着知识的传承和发展。林文对《周髀》与《九章》作为经典有相当独特的见解；至于「经」和「书」之间的差别何在，值得读者再加思考。林文借用「知识论文化」的概念，亦值得稍加说明。像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或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谈论历史断裂时，常为人所误解。既然时间不断前进，历史何由断裂？其实他们谈的多是知识论(epistemology)上断裂。因此，看似相同的实作或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出现时，便可能有很不同的意义。因此，科技实作者如何在历史上以种种作为证成其知识为真，便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李文中所谈到的知识传承方式、知识性质的公开或祕密、人们对于知识观念的变化与知识的传承载体(文本和书写形式)间的改变，都是现在科技史中有趣的新课题。中国科技史近年来转向医学者多，与中国医书文本众多不无关连。然而如何理解这些文本的形成过程，中国医学中看似不变，其中又不断衍异的文本和观念，究竟要如何理解？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延续与断裂，这个史家永远议而无法决的形上学问题，李文相当有参考价值。李文也提醒读者，中国传统目录提要类的书籍，恐怕是研究中国科技史重要的入手处。
傅大为则以《梦溪笔谈》为例，解析宋代科技知识的形构。沈括是中国科技史不会错过的人物，然而其重要性常在于他记载了许多看来合于现代科学进展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其中更以磁偏角与活字印刷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傅文显示中国古人的异质性科技实作，无法仅从现代科技的角度来理解，必须从历史脉络中，重新解读宋人的知识型态及时人所关切的问题，才能理解沈括的知识活动。毛传慧讨论宋元时期蚕桑技术的论文则是本集中唯一的技术史文章，显示这方面台湾的研究能力尚待加强。毛文分析了中国科技传统中的文本和实作、技术、社会组织和法令制度间的关系。一般人对于技术演化总容易流于好的技术便能胜出的印象，毛文反驳这种线性的技术进步观。毛文呈现了技术史研究不能仅从技术内容来看，而必须将技术视为一个网络，打破所谓内、外史的区隔。洪万生则分析了一向被视为中国科技谷底的明代数学中一些有趣的现象，虽然他没有强调，但该文确实质疑了将中国科技史描绘成高峰至衰退的历史叙述，从而反省中国不同时代科技的特色。
张哲嘉、韩琦和范发迪则分别以不同的个案，讨论了中国和其他文明间的科技交流，也提醒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并非封闭体系。虽然像李约瑟那样斤斤计较于哪一文明对现代科技较有贡献的想法已经落伍了，但古代的中国如何挪用从外国进口的科技知识，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方向。张文说明了跨文化科技传递时，在地实作如何选择外来元素，以不同的方式揉合不同背景的知识，适应在地的文化需求。韩文则以清代借根方的传入和天元术研究的案例，说明外来的数学知识，如何成为复兴在地传统的契机，而这一发展涉及了相当复杂的权力、族群乃至宗教的脉络。权力关系则随着19世纪帝国主义的发展，益形复杂。范文便从19世纪英国人在中国的博物学研究切入，试图在方法论上打破殖民科学史研究中常用的「中心」与「边陲」、「中国」与「西方」的思考范畴；以更开阔的视野，舍弃以一国、一地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而注视各社会和人群、知识和技术间的互动与流通、在地的人群如何协助依傍帝国主义势力来华的研究者、这些外来的研究者如何挪用在地知识以及在地人如何处理双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博物学不但是中国科技史中研究很少的课题，19世纪的中国非殖民地却受帝国主义宰制的窘境，亦考验学者如何将斐然有成的殖民科技史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中国的案例上。
总之，本集虽无能涵盖中国科技史或台湾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全貌，但本集指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与方法。就议题方面而言，技术史、博物学、数术、帝国主义的扩张与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等都有待更进一步的挖掘；方法方面，除了一般人已熟知的脉络化研究，历史上的知识论和实作、书的历史与科技发展、科技知识与实作的跨地网络、科技知识和科技物与权力支配和反抗的关系等都能拓展新的思考方向。当然，本集亦无意排除中国科技史中常见的文献、人物的考证与科技内容的复原。这其实是任何研究的基础，也希望上述的议题与方法，能丰富这些史家早已熟知的传统技艺。另外，笔者也衷心期盼教育体制的改变，不要从高中开始就人文与理工分流，以便培养台湾战力更雄厚的下一代科技史研究者。
本集较少讨论科技史中日益重要的图像和创新的议题。图像在科技史研究中的地位可能和现代年轻族群接收讯息的方式有关，以往图像往往只是被视为文字证据的配角，见证了某一科技的存在，但目前学者则以视觉文化的视角来审思问题。如图像在科技实作中的功用为何？在不同时代与文化中，如何制作图像？图文的关系为何？读者从图像中如何捕捉科技实作的风貌？不同时代的读者如何观看图像？拟真技术出现后，图像的制作、使用与阅读有何变化？至于研究创新曾经是管理、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的重要课题。以往的研究传统大体预设科技和社会分离，讨论如何透过改良科学与技术的环境，以促进科技创新。然而在1980、1990年代，这一进路所蕴涵的英雄发明史观、进步史观与科技和社会分离的看法，往往令较具批判性的科技史家和STS研究者起疑。然而在现实的情况下，补助学术研究的单位最关切的是如何创新科技，且在STS学者和科技政策关系日深，创新研究又日渐回魂。除了现实因素外，科技史的研究者必须从别的面向来考虑历史上的创新。首先，历史行动者如何看待他们的科技知识？他们自认是创新者还是传统的延续者？在什么文化社会情状下，他们开始质疑自身的科技传统，而自觉创新的必要性？他们创新的想法和实作由如何来？他们如何合理化新的知识与作为？其他的人又如何接受这些新奇的想法和事物？因此，所谓创新不如说是科技与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
当台湾及其中国史研究在国际上不断「隐形化」之际，有这么多友人来帮忙撑场，情谊可感。当然，以台湾的人力资源，确实不可能培养出一个大的中国科技史社群，而当大部分对科技史有兴趣的研究者却走向医疗史和STS之际，编者只能期待本集的出版能为台湾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在议题与方法上，开展新的契机。
祝平一
图书试读
台湾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从1985年体制化后，便成长缓慢。慢到本集编辑时，还必须借将帮忙。这当然不是没有新人投入，而是许多新世代都转入医疗史和科技与社会研究(STS)。当然，中国科技史研究并未因此而停下脚步，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仍有不少这一行的专家。因此，与其说本集代表了目前台湾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全貌，不如说是目前中国科技史学界研究成果之一脔，读者可从中一窥目前研究的样态。
对于中国科技史不熟悉的人，英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 1995)仍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曾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典范。为了反驳一些廿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科学的谈法，李约瑟以实际的编纂行动，证明中国有优越的科技传统，只是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从「何以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个有名的问题，李约瑟建构了一套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全涵式解答。李约瑟以他的研究所为基地，以现代科学为分类基础，整理中国科技知识，不断编纂大部头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提供了相关的原始材料和二手研究，颇便入门。李约瑟以现代科学为基准的知识分类，虽然缺乏历史意识，但因他将中国无法发展出近代科学归咎于中国的封建官僚体制，反而使他较为注意科技与社会的互动，而不完全以科学思想史的方式探讨中国科学。不过李约瑟分析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人类理性的光辉促成科学发展；而其停滞则是特定的社会形构所造成，这种社会阻碍论目前已少有学者採用。
席文(Nathan Sivin)则棒喝李约瑟的问题和解释。他认为李约瑟以错误的预设，问错了问题；而且中国在18世纪也的确发生了「科学革命」，只是没有西方世界的社会效果 。席文认为必须从历史行动者的角度去反省何谓「中国科学」。他认为中国的知识传统中根本就不似西方哲学传统，为各种不同的知识，定义出可被统称为「科学」的共同知识基础。由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缺乏这样的统整性，因此，有的是不相统属的「诸种科学」(sciences)。席文还指出李约瑟问题有些基本的谬误。李约瑟预设了科学革命的可欲性，因此每个文明都应发生；而有科学革命潜力的文明更应有着和西方相同的历史变迁；欧美文明的适应力仿佛发自其内，实以科技和政治之力剥削自然和社会所致；最后，李约瑟预设了现代科学乃是普世化(oecumenical)的知识。李约瑟把文化中的某些状态误认为是其后发展(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作，而其后若未如此发展，则被视为是受阻。而论者总是将中国科学革命之难产归诸思想体系的缺失或社会因素的阻挠；殊不知这种区隔是研究者之心障，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所谓思想和社会的区隔在根本不存在。
尽管李约瑟和席文的论辩已经过时，但他们提问以及辩难的方式，仍相当有启发性。席文所指出的问题，提供了思考中国科技史的另一种可能。虽然李约瑟的问题已不再构成学者讨论中国科技史的主要问题意识，且近来年来，整个欧美中国史学界的科技史研究也有移往医疗史的倾向。但整体而言，一般文化史和西洋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如从科学社群本身的文化与实践(practices)来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以及科学和其他社会文化部门间的互动，已渐影响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者。有些中国史学者甚且强调理解中国史，科技史不可或缺，试图从科技史与中国史的其他领域对话。但对中国科技史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李约瑟的困惑常是他们心中涌现的第一个问题。李约瑟的提问对现代人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正说明了科技已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19世纪的西方帝国挟其坚船利礮，打开了世界各地的门户，也把西洋人得以征服世界的现代科技传到各地。科技成为强者所倚仗，弱者所渴望的力量。科技成了衡量文明、国家和人群进程的判准，合理化了西方的霸权，也促使各方展开对科技的分析。科学哲学解析科技发展的思想逻辑；科学社会学则用以理解组织和科技发展的关系；科学史则用以说明某个文明或科技从事者对于人类科技积累的功绩。这三门分析科技知识的学科，肯定科技知识的力量和权威，乃至企图为科技定下规范，促进其发展。在这种知识氛围中，中国作为一个曾经有着高度科技的文明，何以未曾发展出如西方般支配自然的力量，确实令人困惑。虽然如此提问预设了西方中心主义，却正因殖民主义解组后所成立的现代国家不断希望以科技发展经济，以在极端竞争的世界中存活，以致「知识就是力量」的科技合法性深入人心。当像席文这般，以历史行动者的角度和思考范畴，提出中国其实没有像西方历史中的「科学」，很容易被误解为只是另一种版本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而像李约瑟这样大力称美中国科技成就的学者，却又容易陷入以今限古的时代错乱(anachronical)。欧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历程，指出了研究异文化科技传统的两难；也提醒研究者，将不同文明的人群控制自然的努力，在同一天平上衡量，是思考非西方科技史方法论的起点。
用户评价
一直以来，我都对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和经济发展模式感到好奇，而《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中关于科技如何推动商业发展的章节，让我对这一领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书中不仅仅是罗列了商业的繁荣，更是深入分析了科技进步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例如货币的铸造、度量衡的统一、航运的发展以及商业信息的传播等等。 书中对于古代商业的组织形式、市场运作以及商业网络的构建，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我过去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经济模式相对单一，但读了这本书，我才意识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涌现出了各种各样充满活力的商业形态。书中还探讨了科技创新如何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例如改进的冶炼技术带来了更优质的金属货币，先进的造船技术则极大地拓展了远洋贸易的可能性。
评分长期以来，我对中国古代的城市发展和建筑技术一直充满好奇。在阅读《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后，我对这一领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书中对于古代城市规划、建筑材料的创新以及工程技术的突破，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我一直认为，一座城市的规模和格局，往往能够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而这本书恰恰为我提供了理解这一切的钥匙。 书中对木质结构的智慧、榫卯结构的精巧以及古代工匠的严谨态度，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我过去只知道故宫、长城等宏伟建筑，但很少去思考它们是如何在没有现代起重设备的情况下建造起来的。读了这本书，我才明白，中国古代的建筑工人凭借着对材料的深刻理解和对力学的巧妙运用，建造出了举世闻名的奇迹。书中还探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排水系统、道路规划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却直接关系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
评分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方式充满了想象，而《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更是让我大开眼界。过去，我总觉得古代的交通非常不便，信息的传递也十分缓慢，但这套书让我看到了中国古代在不断克服这些困难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书中对古代道路网络的建设、桥梁工程的进步，以及帆船、指南针等航海技术的革新，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我过去对“丝绸之路”有模糊的认识，但读了这本书，我才真正理解了这条交通动脉是如何支撑起东西方之间长达千年的交流与贸易的。书中还探讨了古代邮驿系统的发展，以及驿站、烽火等通讯方式如何保障了信息的及时传递，这让我看到了在那个时代，信息的畅通对于国家治理和军事行动的重要性。
评分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是其最引以为傲的部分，但在这套《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中，我看到了科技是如何渗透并影响了这些“软实力”的。书中关于印刷术、造纸术发展的篇章，让我对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普及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过去总以为，古代文人墨客的创作是独立的个人行为，但现在我才意识到，没有先进的记录和传播工具，这些宝贵的思想和艺术作品很难流传下来，更别说形成深远的影响。 书中对活字印刷术的介绍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它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对知识传播效率的革命。我开始想象，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时代，一本印刷精美的书籍，能够让多少人因此获得知识，改变命运。书中还讨论了印刷术对宗教传播、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思想的影响，这让我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文化繁荣，并将其与科技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评分我对中国古代的医学发展一直颇感兴趣，而《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在这方面的内容，为我打开了新的视野。过去，我对中医的理解大多停留在草药、针灸等技术层面，但这本书则将医学发展置于更广阔的科技和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让我看到了中医是如何与当时的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学科相互影响，并不断演进的。 书中对古代解剖学、药物学的研究，以及对疾病传播和防治的认识，都进行了细致的论述。我过去一直以为，古代医学相对落后，但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了解到，即便在缺乏现代科学仪器的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医者们也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观察力和实践能力。书中举例的例子，例如《黄帝内经》的成书过程，以及历代医家在药物研发和临床实践中的贡献，都让我对中国古代医学的智慧和成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评分这套《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一直对中国历史感兴趣，但总觉得市面上很多通史性著作在科技发展这一脉络上挖掘不够深入，或者仅仅是将其作为点缀。这本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它没有像传统史书那样，将科技孤立出来，而是将其巧妙地融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让我看到了科技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社会结构乃至政治格局。 我尤其喜欢书中对古代农业技术的细致描述。从精耕细作的农具改良，到水利灌溉系统的发展，再到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培育，每一个环节都写得鞭辟入里。我曾经对“靠天吃饭”的中国古代农民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模糊的想象，但读完这部分，我才真正理解了他们是如何通过辛勤的劳动和不断的技术革新，来与自然抗争，并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书中举例的例子非常生动，比如对都江堰的详细介绍，让我不仅仅是了解了一个工程奇迹，更是看到了它背后蕴含的智慧和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评分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划分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中关于科技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则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书中不仅仅是描述了社会阶层的存在，更是深入探讨了科技的进步如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乃至思维观念。 书中对科举制度与印刷术、造纸术之间相互促进的论述，让我深刻认识到科技在知识传播和人才选拔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我过去一直认为，古代的社会流动性很低，但读了这本书，我才意识到，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的普及，使得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为更多有才能的普通人提供了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机会。书中还探讨了科技在农业、手工业等领域的应用，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阶层的变化。
评分一直以来，我对中国古代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都抱有极大的兴趣，而《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中对于技术发展的梳理和分析，让我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有了更系统、更深入的认识。书中不仅仅是列举了各种发明，更是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了其产生的根源、发展的脉络以及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技术传承和创新的机制的探讨。我过去总觉得，古代的技术发展可能更多地依赖于经验的积累，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中国古代也存在着系统性的技术教育和研究体系，例如官营的工匠培训、私塾式的传授以及学术著作的流传等等。书中还对不同历史时期技术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比较，让我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科技是如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突破和发展的。
评分读完《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科技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书中对科技与中国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细致描绘，让我深刻理解了科技是如何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又是在怎样的社会土壤中孕育和发展的。 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一些看似微小但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革新的讲述。例如，书中对古代冶金技术在制作工具、兵器和农具方面的进步的论述，让我看到了这些技术如何直接提升了生产力，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我又如，书中对古代天文学、数学等基础科学研究的介绍，让我明白这些基础学科的进步为后来的各种技术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撑。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看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不仅仅是其中某一个孤立的片段。
评分作为一名对古代军事史颇有研究的爱好者，我对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军事科技的篇章简直是爱不释手。过去我接触到的军事史，更多地聚焦于战术、战略和将领的指挥艺术，而这本书则将目光投向了武器装备的演进，以及其背后的技术支撑。从冷兵器时代的弓弩、刀剑，到火器时代的火药、火炮，再到攻城器械的不断升级，每一种技术革新都直观地展现了战争形态的改变，以及对中国古代社会稳定和疆域扩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尤其震撼于书中对早期火药武器发展的描述。我一直以为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具体是如何从炼丹术士的意外发现，一步步演变成军事利器，书中给出了详细的脉络。从火箭、震天雷，到后来的突火枪、火铳，每一个阶段的技术突破，都伴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书中还探讨了火药技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战术的影响，这让我对战争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开始思考，如果一个朝代在军事科技上落后于人，其政治和经济的衰落是否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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