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马风潮袭台,台湾该看见什么?】
见证,变动的时代
谁是二十一世纪的(土反)本龙马!
张瑞昌从台湾循察日本世局,将现代局势与历史时空、个人记忆连结,勾勒出清晰的岛国身影。
2004年夏天,他受聘为朝日新闻客座研究员,赴东京进行长达半年的研修学习,改变了他的「日本观」。自二十世纪末展开的「亚洲学」浪潮推动他前行,在冥冥之中为他搭起台北至东京的桥梁,于是他决定将穷尽一生之力持续探索日本、观察日本,也记录日本,为之一生悬命。
本书生动刻画永田町的谋动突袭及政坛起落,鸠山由纪夫登板失利,菅直人如何以奇兵突围?渡边喜美又怎么扰动一波春水?国际关系上,美、日、中、台四方牵动东亚,彼此有何不能说的祕密,台湾又该如何共舞?他也以细腻笔调书写东洋文化,纪录独行千山、照亮时代路径的荧荧火光,达比修、松井秀喜、太宰治、植村直己、北岛康介等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都在各自领域一生悬命。
且看日本人如何面对时代的转折点,而台湾又该如何找寻属于自己的典范?
作者简介
张瑞昌
1965年生,台中人。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毕业。
习惯文字思考,媒体工作经验已逾20年,现职中国时报执行副总编辑。
喜欢棒球、NBA,爱看日剧、电影、推理小说,还有单车、漫步、旅行。
2004年秋天,应邀担任朝日新闻客座研究员,从此展开一场不悔的知日探索……。
作者序
一生悬命
张瑞昌
从那须搭往东京的新干线,火车刚驶离月台边,我就开始惆怅,夜色沉沉,思念绵绵,疾行的铁道上乘载着感伤的心情。虽然旅行已近尾声,但回忆却不断涌现,瑞宜和佐藤在剪票口驻足,向月台上的我挥手送别,宛如在脑海里定格的影像,清晰如一幅恆久的画作。
曾几何时,离别的月台已成了我最深刻的日本记忆,无论是和好友的离别、重逢,或者是独自旅行的过程,月台总是默默地见证我的人生离情。多年后,我在仓本聪的《来自北国》(富良野三部曲之一)看见熟悉的动人画面,明了月台与生命的紧密关系,原来人生有数不清的悲欢离合在此上演,而我们却始终不察,或者似有若无地感受过,只有随着年岁渐长,才知道那是从小读朱自清的〈背影〉就深藏其中的生命密码。
瑞宜是我以前的报社同事,也是台中同乡,她与在《下野新闻》任职的佐藤结婚,两个人在□木县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佐藤从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毕业后,就立志在乡下地方跑新闻,瑞宜因为我的推荐参加台湾记者协会,在一次代表记协出席国际会议的场合中,与天性乐观的佐藤相识、相恋,进而共结连理,谱出了一段美好的台日联姻。
某种程度来说,我算是瑞宜和佐藤的媒人,她远嫁东洋之初,如多数异国婚姻,有一段辛苦的适应期。那时我正好在东京研修,特地跑去宇都宫看他们,听一对新人聊起台湾和日本的生活习惯、文化差异,好不羡慕。但甜蜜的背后总有不为外人知的辛酸,譬如那时瑞宜要拿日本驾照,却在报考过程中备受刁难,心情经常盪在谷底。从上山下海的地方记者变成凡事都得仰赖先生的家庭主妇,如果不是佐藤的温柔陪伴,平抚生活中的挫折,坚强如瑞宜这样的台湾女子,其实也会有脆弱的一面。
我认识一些日本朋友,他们的另一半都是台湾女性,有大学教授,也有在外务省工作,而他们对台湾的好感,除了爱屋及乌之外,也有部分原因是来自岛屿之间的亲善感,以致于彼此吸引。但不尽然都是宝岛女孩嫁日本人,台湾男娶樱花妹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一位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驻外朋友,他和日本老婆就是在留美期间结识,后来因为职务调动的缘故,他们也曾在台北、东京两地跑。
异国婚姻不只需要勇气,也需要更多的尊重、包容及体谅。因为在他们背后的家族、亲友和人际网络,甚至整个社会环境、生活习性、文化价值,无非都是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我从周遭台日朋友的婚姻找到一些理解与领悟,那是属于两个岛国之间千丝万缕的纠结,像是见证了台湾与日本两种海洋文化的交会,也接续了电影《海角七号》中那一段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从而催促我去回溯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生命记忆,并且尝试以媒体人的角度观察、解读乃至诠释当代日本的政治发展、社会变迁及文化内涵。
我最初的日本记忆来自一把武士刀,那是世代务农的外公放在储藏室里的日据古物,旁边还有一把用来练武防身的木刀。然而,随着年代久远,武士刀早已生锈缺角,不堪使用,有如废铁般被弃置在农舍角落。在童年记忆中,每次回三合院的外婆家,总是偷偷拿出来把玩,想像自己是浪迹天涯、剑术高强的武士,模仿《暴坊将军》、《水户黄门》等时代剧中打击贪腐特权的侠义角色。
那也是我和外公的记忆连结。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外公在乡公所任职,村里头贫困的农家,为了私藏一点刚收成的米粮,不想让日本巡查发现,经常得躲躲藏藏,而他则是一个宅心仁厚的掩护者。战后,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国语运动」,乡下地方不仅多文盲而且台语、日语夹杂,知识水准相对较高的外公,因此成了村内写信、看公文的请益对象,太阳下山后,村里有专门为农民开设的夜间私塾,外公自然当起教「国语」的老师。至于武士刀、木刀,则是外公在晒谷场教人打拳头的兵器之一,印象中还有农用的加长型镰刀、柴刀、爪耙和双节棍。
人生有一半是在殖民统治下的外公,其实很本土化,但不容讳言,他的语言、思想及价值观,也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夜不闭户的社会治安,以及惜情好礼的待客之道,都是我儿时经常听到「日本经验」好的一面,那些坐在板凳上聆听他讲古,有如天宝年间的往事,即使在外公已经过世多年之后,依旧历历在目。我常想念外公,他宽厚朴实的为人,有来自这块土地的哺育,也有跨越殖民和战后的磨练。对于无从选择的异族统治,外公让我看见台湾人的真诚、包容与生命韧性。
外公带我遥想他的「日本时代」,而我第一次的日本行却是要等到出社会做记者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那时夏天已经接近尾声,京都岚山快要染红前的枫叶,以及初次直闯居酒屋比手画脚的画面,都让我留下深刻印象。与我同行的是宜兰县省议员刘守成,他为人豁达开朗,谈吐幽默风趣,有这样的朋友结伴自助旅行,其实是人生快意。我们从关西进、关东出,一路上都是随意而行,每每在不经意的地方转弯,有着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奇感受。
在那回与日本的初次邂逅中,箱根温泉是旅行的一大重点。从小田原搭登山铁道要前往强罗雕刻公园,由于天候太晚,我们临时决定中途选个驿站下车,并且随机挑了一间简单的旅馆下榻,后来才知道那个驿站叫「宫之下」,而原名为「武藏大旅社」的旅馆,也已原地改建为「武藏野」。宫之下是着名的温泉区,国父孙逸仙住过的旅馆就在这里,而武藏野(后又更名为箱根吟游)更是早已摇身一变为当地顶级的豪华温泉旅馆。十年后,我旧地重游,路过武藏野参观,巧遇至今还在旅馆服务的内将,聊起老旅社的点点滴滴,倍感亲切之余,也想起初次旅日的记忆,幸运之神将我从临时起意下车的月台带到这坐拥翠绿山林的人间美景。
那趟自助旅行后,我像许多哈日族一样,开始喜欢走访日本。举凡野球、日剧、动漫、音乐、料理,乃至与庶民生活相关的文化事物,都成了我极感兴趣的领域。直到二○○四年夏天,我因缘际会受聘为朝日新闻客座研究员,在东京进行长达半年的研修学习,从此改变了我的「日本观」,包括我对日本的认识方法、研究途径及思考角度,都和过去有了很大的转变。
日本学界的「台湾通」若林正丈教授,曾形容《朝日新闻》是「天下第一大报」,那是我在东京大学拜访时,他对这份左派报纸令人印象最深的评语。发行量高达八百三十万份(晚报则有近三百万份)的《朝日新闻》,有着让我瞠目结舌的组织规模与人力、物力资源,单单一个航空部门,就叫人啧啧称奇。我从未想过竟然有媒体会配置四架直升机,分别提供北海道、中部、关西及九州等四地採访,除此之外,报社还有一架专门因应紧急任务之需的空中巴士。一九九九年,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朝日新闻动员二十几个记者组成採访团,自家的行政专机立刻派上用场。
那次的东京学习,由于我的老东家、前中国时报董事长余建新的协助,使我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得以深入地体验日本这个国家。透过报社安排,我一边上日语学校,一边和亚洲事务局的同事工作、生活,走访国会议员、大学教授和政府智库、研究机构。我的旅行足迹,以东京为轴心扩及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等关东圈,并且往中部的名古屋、关西的京坂神延伸,新年过后,再从气候、景致彷若澎湖的沖绳群岛到冰天雪地的北海道。我经常在假日独自出游,不管是漫步在早稻田大学校园或是搭京滨东北线去横滨港口,总是一只背包伴我走天涯。
尽管已相隔五年,但住在东京人形町的学习生活,却充满美好的回忆,那段时间的旅日研修是我职场人生的转捩点,我像一块海绵般拚命地汲取在「天下第一大报」学习的养分。当时的日本学界、媒体兴起所谓的「亚洲学」,有关的研究讨论气氛热烈,因明治维新时「脱亚入欧」而跃居强国之林的日本,在历经高速成长却跌入长达十多年「泡沫经济」的冲击之后,逐渐体会到中国、印度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政界、学界及企业界皆认为,一个新兴的亚洲将成为未来世界的重心,也是日本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严肃课题。
重新了解亚洲、关心亚洲及聚焦亚洲,因而成了我旅日期间感受最深刻的研修收获。回顾那六个月作客东洋的学习之旅,我必须承认,一股自二十世纪末就展开的「亚洲学」浪潮,冥冥之中为我搭起从台北到东京的桥樑,并且让我认知到自己未来穷尽一生之力所追寻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持续地探索日本,观察日本,也记录日本。
将「研究日本」视为今后一生悬命的领域,其实是我后来之所以在《中国时报》撰写国际专栏的缘起。二○○九年三月十日起,我开始在中时言论版面开辟以日本为主题的专栏写作,初始六篇是我刚结束二月访日的见闻心得,以国内政治及中日、台日等双边关系为主,继之我将研究触角延伸至社会观察、文化趋势及当代人物,此后,我每週都埋首于「研究日本」的兴趣里,大量阅读与此相关的媒体资讯,或是和来访的日本友人交换意见,为读者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时事评论,也为台湾开启一扇观察日本的窗户。
二○○五年春天,我在离开东京之前,特地拜会了朝日新闻论说委员船桥洋一,除了针对此行研修请益之外,也希望这位曾担任过华府、北京两地特派员的政论家,能给我的故乡台湾一些建言。出生于中国满州(即东北)的船桥,是前首相小渊惠三的重要智囊,小渊访美时指名邀请船桥同行,美国国务卿希拉蕊首次访日时唯一单独会见的新闻记者也是他。我的朝日同事浅野说,船桥洋一是《朝日新闻》的招牌,「现在已不是他靠朝日出名,而是朝日需要他。」
多年后,我回想拜会船桥洋一的过程,有如幕末志士(土反)本龙马初见胜海舟的惊奇。船桥畅谈他对台湾、日本及世局发展的看法,而我多半安静地聆听受教,船桥认为,台湾和日本相同,都是岛屿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大海,应该要重视与海洋相关的问题。事实上,船桥的「海洋论」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思考主轴,但与抗衡「大陆论」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探讨海洋的问题,必须拥有像海一样宽广的胸襟,也就是以合作取代对抗,让分享创造双赢。
重回亚洲和海洋立国,与日本社会从二十世纪末浮现的「第三次开国」声浪,有许多若合符节之处。幕府末年欧美列强叩门,促使日本结束锁国,走向工业化时代,「第一次开国」让日本先后击败俄国、大清帝国,进而对亚洲各国展开殖民侵略。继之,二次战败后的日本百废待举,由于美援带动国家复兴、经济起飞,这堪称「第二次开国」的经验让日本兴起追逐「世界第一」的梦想。而我何其幸运地在第三次开国的社会氛围中躬逢其盛,开始体验、感受及记录一个新时代、新世局的来临。
与漫长的职场岁月相比,我的旅日时间虽短暂,却充实而饱满,尤其是一路陪伴我的朝日新闻亚洲事务局干事浅野千明、东京大学博士候选人陈景扬,这一老一少的台日友人,是我那段孤寂生活的良师益友,我们常在繁忙的地铁月台上道别或重逢,那或许是一趟跨海採访的研究旅行,也可能只是一次酒酣耳热的宵夜聚会。总之,未曾负笈海外的我,拜应聘为朝日新闻客座研究员之赐,开启一生悬命之路,返国后继续未成完的台大硕士论文,最终还将研究见闻书写成篇,连同我在旅日期间十多篇的家书、杂文,一併收录、集结付梓。
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是有不同阶段的情谊组合,许多时候,我们为「有缘千里来相聚」而感动,但「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惊喜,却往往更能体现生命的神奇。我撰写的专栏刊载一年多以来,除了有不少亲朋好友、报社同事及採访对象加油打气之外,也让我结识了一些素昧平生的旅日前辈,比如前台大医院牙科主任韩良俊、复华投顾董事长张绍滨,他们是真正的「日本通」,以忠实读者的身分热心地提供许多建言,像黑夜中的星辰,使我在踽踽独行时,不至于茫然失去方向,甚至因为那不灭的星光带路,而怀抱持续耕耘的勇气与使命感。
要感谢的人很多。曾给我鼓励的读者,无论识或不识,都是鞭策我前进的力量;暌违已久的朋友,在重逢时的一声赞许,也是督促我永不松懈的动能;至于每逢假日忍受我废寝忘食的笔耕,却总是给予谅解的家人,则是我写就此书的后盾。回首一年多来的日本政局,历经政党轮替、美军基地搬迁纷扰、第二大经济体退位等连串震盪,以及中国崛起壮大的冲击,翻滚的太阳国犹如幕府末年遭逢内忧外患的列岛命运。对我而言,活在时代急遽转变的当下,能透过书写穿越时空,连结生命转折的日本记忆,并借由笔尖游荡古今,描绘人生底蕴的东瀛地图,诚然是一生值得拚命而为的乐事。
我很喜欢「一生悬命」这四个字,日文意思就是拚了命努力去做。这让我想起英年早逝的(土反)本龙马,他是「一生悬命」的典范,为了追寻人生的梦想,不惜脱藩、闯荡四方,推动倒幕、筹建海军,穷毕生之精力为团结保卫日本而奔走,龙马的爱国热情、宽大胸襟和剑及履及的行动力,让他成为日本人最喜爱的历史人物。司马辽太郎在《龙马来了》终章写到幕末风云的(土反)本龙马遇刺时,以「天意」形容龙马的死去,他这么写道:「那一夜,京都的天气阴湿,没有星星。但是时代已经扭转了。年轻人用手推开了这扇历史的门,然后推向未来。」
虽然晨星殒落,但(土反)本龙马推开了历史之门。在这皓月当空、略带寒意的深秋之夜,我想我也悄悄地推开自己的日本之门了。
2010年秋分写于台中
跋
熟悉的陌生人
吴念真
小时候习惯的画面、声音以及许多微妙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倒都成了有点超现实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日本」好像比台北离我们更近。
下工的叔叔伯伯习惯穿着内衣和竹纱的七分裤、日式的木屐,而且不论寒暑都习惯围着淡咖啡色的羊毛「肚围」,一如山田洋次的电影里的寅次郎。
大人的交谈里台语混杂大量的日文,演歌、尺八演奏的声音随时在山谷中的村落里回盪;黄昏时刻,必然有人把收音机转到短波收听日本放送的新闻,尽管收讯断断续续,但没有讯号时的水流声似乎也成了一种情境。
日本明星不仅仅出现在戏院的银幕上,甚至成了家家户户的墙上每天盯着你生活的人,石原裕次郎、小林旭、美空云雀、若尾文子甚至当时才刚出道的吉永小百合几乎无所不在;家里睡觉的位子甚至以日本电影的小海报做区隔,我的头顶是《爱染桂》,弟弟的是《请问芳名》。
对在这样的世界里成长的我们来说,日本,就像在日据时代出生并且接受日本教育的父亲那一个世代的人一样,既熟悉却陌生,如此相近却又遥不可及。
做为台湾第一代的「哈日族」,父亲们的那一个世代其实是一群历史、文化的孤儿——他们和日本的文化关系在统治者的转换过程中被活生生地斩断,并且和他们的子女在教育过程里所被灌输的日本意象相悖相离,于是在漫长的一段时光里,他们对日本文化和产品的眷念、信任和热爱在新的统治阶层甚至他们的子女的眼中竟是比「崇洋」更不堪的「昧日」的、被「奴化」的一群。
而今,年轻的一代对日本文化和产品的热爱和追求,已然毫无负担地成为时尚,亲眼目睹这种渐进的变革,并且在成长(或逐渐老去)的过程里,自觉或不自觉地,让许多日本事物进入生活之中的我们这一代,对日本这个国度的理解却一如孩提时代一般,彷彿熟悉其实陌生,感觉相近其实遥不可及。
有个朋友说的好,日本这个国家对台湾来说就如一个远距的爱人,上一代依恋的是曾经的青春与情感,下一代迷恋的则是它绚丽的风光、与各式精致的产品(当然包括流行文化),而始终陌生和遥远的,则是对人、对他们的生活的深入理解。
我不知道瑞昌是不是也看到这个盲点,所以长时间以来,他以独特的角度和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感嗅觉,带引我们去认识这个远距爱人真实的面貌,和她日常生活的脚步和内容,让我们终能跳脱一厢情愿的爱憎情仇,而以贴身的观察去理解这个和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度。
对我来说,这应该是瑞昌的第一批观察报告的结集,在未来他应该会持续地提供我们更广阔、更深入的体验,因为据我所知,这只是他对日本深入观察计画的初步段落而已。
(本文作者为知名导演、广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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